一、试析蒋介石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论文文献综述）
王欢[1]（2021）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幼年走向成熟、从低谷走向高峰的时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长足发展,对外交往更是在这幅精彩纷呈的历史画卷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彰显了党高超的政治智慧,审时度势处理国际国内关系的能力,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直至新中国的建立,起到重大推动作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国际形势更加严峻复杂,竞争与合作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梳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总结历史经验,阐释当代启示,会对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大有裨益。论文以此为核心,首先从日本侵华导致中国外部民族矛盾激化、内部阶级矛盾尖锐的时代大背景,以及封闭落后的社会背景出发,阐明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对实现抗日救亡,建立新中国这一历史使命的重要意义。继而通过梳理,明确了马列主义的外交思想是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理论渊源,近代西方和中国传统外交思想是文化渊源,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交往则是对外交往的实践基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主旗帜,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人民革命的利益与要求。为实现争取外援,为抗日战争胜利创造有利国际环境;反对外来干涉,为建立新中国提供外部保障这两大战略目标,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十三年认识和探索外部世界,处理对外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了三大指导原则:一是独立自主。独立自主的对外交往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同党内教条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的实践中形成并逐渐完善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二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中国革命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需要国际力量的援助。在处理中国革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中国共产党奉行“以自力更生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力更生是内因,争取外援是外因,只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才能赢得更多的外援;而更多的外援反过来又会促进自力更生。三是利用矛盾,为我所用。这项原则的提出和逐步贯彻到中共中央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过程中,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逐渐摆脱教条主义束缚,走向成熟。以上对外交往的指导原则形成了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与时俱进地制定了对外交往的战略方针。论文将其概括为三点,分别是: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反美的“中间地带[1]”战略;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2]”战略。首先,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苏联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七大策略路线的转变,契合了中国共产党转变对外政策的自身需求。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的召开,使中国共产党突破了一直以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思想桎梏,决定通过联合英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来克服民族危机,解决国共问题。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构想虽已提出,实施起来却是一波三折。英美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对日绥靖;《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国共关系紧张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中国共产党一度抛弃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重回“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苏德战争爆发后,英美迅速与苏联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对日宣战。美国此时已成为对中国政局影响力最大的国家,鉴于此,中国共产党重提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国际统一战线战略的实质就是联合美国,其实施也主要是围绕对美政策所展开,但中国共产党始终视苏联为中国革命最可靠的盟友这一立场从未改变。其次,反美的“中间地带”战略。战后人民渴望和平,苏美寻求妥协,国民党内战准备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中国经历了短暂的和平民主新阶段。但只要蒋介石国民党武力灭共的阶级本性不改变;美国扶蒋反共,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和附庸的对华政策的本质不改变,内战爆发就不可避免。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提出反美的“中间地带”战略。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非、亚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以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3]”。毛泽东认为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应是“中间地带”的国家与美帝国主义及其附庸之间的矛盾,具体到中国就是中国人民与美蒋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据此,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着名论断。“中间地带”战略将斗争矛头直指美帝国主义,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战后欲突破美苏两个大国对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垄断,走独立自主道路的诉求。再次,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冷战爆发并加剧后,中国共产党支持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成立,暂时放弃“中间地带”理论,提出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表明了在美苏冷战中,中国共产党支持苏联的坚定立场。在以上对外交往原则和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砥砺前行,进行了既合作又斗争的对外交往实践。中国共产党通过揭露和反对“远东慕尼黑”阴谋,采取坚持抗战的长期战略方针援助苏联卫国战争,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等行动践行了独立自主原则。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努力从美、英、苏等国寻求外援。通过利用美日、美蒋矛盾,处理“皖南事变”;利用美苏与国民党矛盾,化解第三次国共危机;利用美苏与苏蒋矛盾,争夺东北,践行了利用矛盾,为我所用原则。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接待埃德加·斯诺等国际友人和国际团体、组织,教育日本士兵成为反战勇士的“民间外交”,以及接待美军观察组派驻延安的“半官方外交”践行了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突破“中间地带”,与美蒋反动派进行了坚决斗争。冷战加剧后,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支持苏联。通过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所取得的成就,把对外交往的历史经验归纳为四条:一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二是坚持以民为本,壮大自身力量;三是坚持开放包容的胸襟,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四是求同存异,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有机统一。抚今追昔,鉴往知来。全面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成就和经验,对继承发扬对外工作的优良传统,更好地厘清新形势下做好外交工作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启示意义。论文最后探讨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当代启示,即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不动摇;重视开展民间外交;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黄岭峻,李伦[2]（2020）在《《我之奋斗》在华传播及其影响》文中研究说明《我之奋斗》是希特勒的代表作,其在华传播自开场至收场,历经十余年,饱受争议。开场期滥觞于美国出版的英译本,先后出现了两种中文节译着作,此时书中对国家内政的见解备受关注;平台期也出现了两种中文节译着作,此时德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引人瞩目;收场期,中德断交和全民族抗战的需要使国民政府下令停止发行此书,其传播日渐式微。观其整个传播历程,批评者有之,褒赞者亦不乏其人。然细究起来,其实用主义动机不言自明。纵然其传播历程与国际形势的演变和德国法西斯主义本质的逐渐暴露不无关系,但实用主义动机和种族主义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早已使其收场具有必然性。
张怡[3]（2020）在《新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党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是以执政为目的的政治组织,发挥着维护社会稳定、发挥社会制度优势等作用,体现了鲜明的制度特色。政党制度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制度,也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支柱之一,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国采用的这一政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探索出来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在2018年3月的“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了新型政党制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充分彰显了中国的制度自信。对新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研究,将有助于对现行中国的政党制度的理解和认识,对于新时代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阐述新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研究。第一部分对研究的目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新中国政党制度发展的现状等问题进行梳理、总结,为本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部分主要对新中国政党制度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进行阐述。对政党、政党制度、中国政党制度三个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在新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理论基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西方政党制度和近代中国的政党制度三个维度来阐释。第三部分对新中国政党制度形成历程加以阐释,主要从新中国政党制度确立的背景及形成的历程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在对新中国政党制度确立的背景探寻方面,分别从团结抗战是政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国民党一党训政的破产和苏联政党思想对中国的影响等三方面进行分析。按照历史的发展脉络,将新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程划分为萌芽时期、探索时期、确立时期及发展时期,以此来理清新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程。第四部分对新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进行论述。指出新中国政党制度具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独立平等和政治协商”、“执政参政与相互监督”、“结构多元和协调统一”等特点,认为新中国政党制度具有有利于最大限度的实现人民民主、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有利于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及有利于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独特优势和鲜明特色。第五部分对新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现实启示进行阐述。本文认为新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具有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壮大了人民革命阵营、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构建了稳定和谐的政党关系等历史作用。并指出,新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对新时代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的启示,即新时代新型政党制度的建设和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政党制度随时代发展要不断发展完善、和谐的政党制度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共同的政治理念是政党制度稳定发展的前提、充分尊重民主党派的权益且发挥其作用。新中国70多年的历史证明,新中国初期确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政党制度,是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他始终根植于人民,立足于人民,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服务,对促进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保障人民生活长治久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坚定不移的坚持这一政党制度。
陈杰[4]（2019）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的工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团结凝聚了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人民群众,铸成了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铜墙铁壁”,汇聚了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推翻了“三座大山”,赢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历史证明,只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中国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做成。因此,从话语建构视角对群众工作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窥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三化”历史进程,就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这里的“新”包含三层意蕴:一是中国人民有了崭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二是中国诞生了“为民立命,为民谋利”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三是十月革命提供了依靠人民群众赢得革命胜利的范例。但这里的“新”,也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这样一个事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跨界融合、创造创新发展的必然结果。换言之,20世纪20年代国际国内特殊的时代语境孕育了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阐发之基,发轫之根。所谓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能融通党“为民立命、为民谋利”的思想主张、政治观点、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贯穿党的各领域各方面群众工作实践中面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言说与转化的宏大话语有机系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具有意识形态性、社会建构性、内容开放性、党群互动性等特性,具备理论的建构与转化、文化的诠释与传承、价值的引导与认同等功能,呈现出政治话语、时代话语、理论话语、大众话语的表现类型,涵盖了话语间性、话语预设、话语内容、话语形式、话语语境、话语交往等要素。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将思想付诸于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才能实现转化。这种“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就是掌握和运用理论的人民群众。只要实现了这种彻底的理论对群众的掌握,也就实现了“理论——群众——物质力量”的转化。那么,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践中实现理论掌握群众,群众运用理论的跨界融构呢?无疑,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就是阐释这一转化发展机制的重要注脚之一。话语体系受制于各种社会关系,同时又建构着新的社会结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绝不是单纯的理论叠加或话语重塑,而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内外特殊时代语境中孕育而出的知识、话语和信仰体系。它贯穿于“照着说”“接着说”“用着说”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发展理路中,融构于俄式话语向中国话语转换发展的宏大叙事框架中,是党同群众沟通的符号系统,是党群和谐共生的动态系统,更是党对群众思想主导与价值引领的统一体系。从此种意义上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价值意蕴在于始终恪守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政治话语,阐释着中国革命实践语境的理论话语,动员群众自觉行动的大众话语。同时,从争取革命胜利的政治问题、保障群众根本利益的民生问题、密切党群关系的存亡问题、事关国家民族发展的战略问题等方面对人民群众进行话语主题设置。从完善意识形态话语权主导机制,在保障群众物质利益基础上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以制度认同促进群众的政治参与,区分群众工作对象而实现资源整合与社会认同,导引群众工作认知范式与话语系统,将群众“组织起来”走“延安道路”等方面实现人民群众对“理论”的路径认同,并将这种“理论”掌握群众后产生的“物质力量”纳入到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道义”范围和话语范式,化作人民群众支持革命与战争的持久力量。简言之,谁拥有了创造话语的权力和选择词汇并赋予其含义的权力,谁就可以向人民大众做出符合自身要求的解释和表达,继而拥有了控制大众思想的权力。这既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过程性与结构性统一的历史视野,也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生成——存在”结构分析法解释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理论框架。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是一个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同思共构的统一过程。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实践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话语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创新发展的结果,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群众——物质力量”创造性转化的结果,更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历史发展的结果。从马克思主义“三化”宏大叙事视角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实践中积累形成了理论自信是前提、人民利益是基础、意识形态是关键、党组织建设是保证、党心民心是根本的基本经验,但也遭受了党内滋生的盲动主义、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等错误倾向的干扰,而产生了值得汲取的历史教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设必须要继承和发展“为民立命,为民谋利”核心价值,充分汲取和挖掘民主革命时期党在“理论——群众——物质力量”创造性转化过程中的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设在创新党的领导、坚守人民利益观、密切党群关系、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优势、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汲取传统文化精髓等方面提供以资借鉴的智慧、力量和价值。
马冬[5]（2019）在《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对于公共舆论的影响研究 ——以新记《大公报》（1932-1935）为中心》文中认为《大公报》作为一份在中国近代具有重要影响的知名报纸,从创刊开始历经3个阶段,成为中国近代大众媒体的典型代表,其刊登的新闻、社论、短评、文章都已经成为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宝贵资料。本文主要围绕1932年8月至1935年7月国民党直接统治华北地区时以《大公报》新闻、短评为主构成的公共舆论内容,辅之以《申报》和其它刊物的声音,结合此时期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为核心的垄断意识形态对于公共舆论的影响和约束,主要研究二者之间形成的正向关连、悖论反衬及屈从权威、教育外延的关系。全文共32万余言,除绪论和结语外共计四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一、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对于公共舆论影响的形成和实施途径。历经孙中山建立政治基础、戴季陶重构哲学方向、蒋介石推进制度体系,基本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为标志,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完成了核心思想的解读和确立,并实现了向统治阶级核心意识形态转变。与之同步,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作为政治文化或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其社会化也提到了国民政府的政治日程,由于政治文化社会化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大众媒体宣传和通过校园教育普及,所以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就开始了“党化新闻界”和“党化教育”的过程,分别采用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约束和教育熏陶的潜移默化式影响。二、《大公报》适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舆论焦点取向。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即“以主义治国”,所以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孙中山思想是其核心内容,《大公报》对孙中山的符号化、仪式化推崇和宣传就成为了其适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第一个舆论焦点取向。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掌握了对孙中山思想的权威解读以及对国民政府党政权力的控制,所以对蒋介石的政治支持和权威拥护也是《大公报》适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另一个舆论焦点取向。此时期《大公报》的新闻报道和短评点评都表现了对国民党“制度时间”的重视、对孙中山符号化的承认、对蒋介石的拥戴。三、《大公报》顺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主要内容。“三民主义”是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核心,作为对其支持和宣传的重要表现,对国民政府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方面取得的进步和发展进行多方面的新闻报道和媒体点评,成为了《大公报》顺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重要表现,尽管现实中国民政府在民族主义方面更多表现为“弱国无外交”和疲于奔命,在民权主义方面乏善可陈,在民生主义方面踯躅前行,《大公报》依然给予了积极配合和主动宣传。四、《大公报》应对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束缚的舆论立场。面对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控制和束缚,作为大众媒体代表的《大公报》表现出了积极灵活的态度和方法,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展现公共舆论的立场。面对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直接控制,《大公报》可以借用“第三方”的口吻间接表达公共舆论的立场和态度;面对新闻检查的直接压迫,她也可以给予直接的批评和当面的抨击;面对形势和时局的风云变幻,她也借助“短评”栏目迅速直接的摆明态度和立场。
易明[6]（2018）在《1930年代民主与独裁论争的革命义考察》文中研究指明九一八事变以来,1930年代的中国国内外危机日益严峻。这使得知识分子们对中国应当如何应对危机,采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等问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其中,1933年福建事变引发的民主与独裁论争广为研究者们所熟知。在对论争相关史实界定的基础上,关于这次论争的革命义考察还得从论争的导火索——福建事变说起。福建事变根本否定了南京国民政府及其党国体制,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政治革命。我们认为福建事变作为这次“民主与独裁”论争的导火索,最重要的是促使知识分子们思考革命的必要性,并衍生出如何处理不同革命间关系的问题。由此,对民主与独裁论争中革命义的考察就有其必要性。大体而言,以蒋廷黻为代表的独裁论者对政治革命抱有强烈的期待,期望在中国以政治革命的方式实现由朝代国家到民族国家的革命性转变。在他们对政治革命的理解中,北伐革命为中国所描绘的蓝图,成为他们革命思想重要的源泉。在这一蓝图的感召下,知识分子们对革命的呼应突出地表现在独裁论者对革命民权和革命阶段论的论述当中。革命民权是孙中山晚期对三民主义诠释中重要的一面,它所强调的不是天赋人权而是民权的革命性。知识分子们在拷问国家不能统一的敌人时,表现出的就是这一革命民权的心理。民主与独裁论争发生期间正是国民党革命建国的训政时期。知识分子们也由对训政现实的认知,提出了革命阶段论,并以此为独裁政治辩护。这和《建国大纲》中的革命建国程序的提法遥相呼应。通过武力统一、革命民权以及阶段式革命的论述,知识分子们为中国应对国内外危机梳理出了一条政治革命的坦途。与独裁论者对政治革命的热情不同,以胡适为代表的民主论者们在辛亥革命以来的革命洪流中,陷于社会大解放的迷思,推崇思想革命。他们反对专制、独裁所内涵的人治权威,期望实现对传统政治思想的革命,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奠定法理和正义的基础。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们对革命的激情,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和现实的成就感,也促使他们对传统政治抱着决绝的态度。在对民主政治的理解上,他们继承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和代表制度的同时,也结合世界政治思潮的变迁,关注于民主政治“社会化”的趋势。这一方面是由于1910年代以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流风所及,民主论者们对民主政治理论充满自信,认为建立在公意基础上,制度先行、程序优先的民主政治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新的开端,是对旧观念的革命。在此,新文化对旧文化的扬弃不仅标榜成一种科学的认知,更陶铸成一种革命的情绪。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对民主政治的反省,尤其是论争当中钱端升对世界政治潮流出现转折的论断,又迫使他们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建构一个连续的脉络。由此,民主论者努力地提出了民主政治“社会化”的观点。但在现实的对照下,这一连续性脉络的建构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民主论者的努力,适足以表现出他们思想革命的坚定。值得注意的是,民主论者们除了强调民主政治具有价值优先的正当性以外,又对民主政治在政权推广、政治参与上的作用倍加重视。论争中所展示出来的这一思考是他们此前言论中鲜少涉及的;在思想革命发展脉络中,这也正是论争革命义的新意所在。对1930年代民主与独裁论争中革命义的考察,再结合对此前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革命接受历史的回望,我们了解到革命是如何一步步地逼近国人思想观念的深处,是如何形成一种意识形态式的社会思潮。另一方面,民主与独裁论争中论者们虽然分享着相同的“革命”情怀,却因不同的“革命”取向,在政治制度的抉择上发生了针锋相对的矛盾。这表明在1930年代,革命浪潮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同时,这场论争以“一个共同政治信仰”而结束。这又展示出1930年代革命思潮的另外一面。革命本是一种极端行为,不能容忍妥协。以吴景超、陈之迈和张熙若为代表的论争者们却抛开革命的原则性,将焦点聚集于现实政治,让论争者们对各自的革命诉求保持克制和隐忍,并依据各自的审视角度致力于政治“技术”上的工作。这一观点迅速为论争双方所认同。由此,这场论争在妥协之中走向结束。也正是这种妥协,使得知识分子们的革命情绪出现降温甚至中落的现象,并引发部分知识分子的担忧。与此相对,共产主义革命在另外一部分知识分子思想中却潜滋暗长,两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认为,伴随这一革命消长而来的,是中国革命话语权的转移。这进而为中国革命的后续发展埋下了伏笔。
王俏蕊[7]（2018）在《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亚洲”是界于“国家”、“世界”之间的政治和文化范畴,它在近代中国作为一种区域性概念话语出现与近代中国国家转型和世界观念革新密切相关。因此研究者必须将“亚洲”与民族生存、国家独立、世界近代化和格局趋变相结合,才能明晰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内在理路。近代中国的“亚洲”话语不仅关系到近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而且涉及到近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关系,更是直接关系到当前中国与亚洲乃至世界的交往。所以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学术界已经对“近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这一课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且有丰富成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近代中国的“亚洲”话语确实深受日本亚洲主义的影响,尤其是1870年代至日俄战争这一阶段。1870年代,中日两国遭受西方侵略的共同命运为日本亚洲主义进入中国提供了契机,中国民间士绅、维新知识分子、洋务官员对日本的亚洲主义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是亚洲主义在中日两国政府事务中并未发生很大作用。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亚洲主义借助中国师日的浪潮通过中日两国报刊媒体被中国广泛认知,维新派、革命派、地方官吏利用亚洲主义表达了对日本政府和人民的诉求。不过仅仅“近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仍然无法体现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全貌,因为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本源不是日本亚洲主义,而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主动学习西方世界洲际地理知识体系和认知世界及亚洲政治局势,以及近代以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和朝贡体系。而且日俄战争后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的分歧日渐凸显,直至1910年“日韩合邦”,中国对日本亚洲主义的理想最终破灭。北洋政府时期,在世界各国平等交往的原则下,日本已经不具备亚洲主义所提倡的面对西方国家的亚洲特殊性,而且一战后形成的欧美世界体系和苏联世界革命体系也对日本亚洲主义提出了挑战。孙中山的亚洲主义与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日本亚洲主义,但是二者已经在这种回应中结合本国立场和世界局势创造出不同于日本亚洲主义的中国“亚洲”话语。国民政府时期国人在前人基础上发展出更为丰富的“亚洲”话语内涵。理解这一时期的“亚洲”话语可以借助:一个中心——反侵略基础上的寻求安全的亚洲“和平”;两类主体——政府主体和社会主体;三个对象:欧美列强、日本、亚洲弱小民族;四种体系——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体系、日本亚洲主义、亚洲地缘政治体系。十年建设时期,新生的国民政府致力于与世界各国重新发展主权独立、平等和平的国家关系,面对共产党依托的苏联世界革命体系和日本帝国主义化的亚洲主义,国民政府选择利用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获取对内“剿共”、对外面对苏、日两邻国的优势地位。印度和土耳其作为亚洲地缘关系中影响较大的国家为中国提供了日本之外的亚洲“他者”。政党、知识分子、报刊媒体作为非政府的社会主体,反对国民政府迎合日本不平等合作的要求,并随着法西斯势力的壮大呼吁建立亚洲太平洋区域对日的集体安全体制。全面抗战时期,世界势力分为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国共合作的中国政府与美英苏世界体系合作,联合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波及的亚洲太平洋国家共同抗日。中国政府在抗战中表现出了亚洲大国责任意识,不过仍然无法建立中国主导不受美英苏影响的亚洲区域组织。降日势力服务于日本侵略性的“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歪曲利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因为日本政治、经济方面的亚洲主义已经失败,汪伪降日势力遂以“东亚文化复兴”的名目企图在沦陷区维持日本侵略统治。国共内战时期,日本亚洲主义对亚洲的行动影响已经结束,但思想诱因仍在。国共分别选择了美国世界体系和苏联世界体系。国民政府亲美反苏反共及张群“亚洲区域经济集团”的“亚洲”话语以国人普遍反对而失败。国人对共产党的亲苏政策舆论不一,但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号召获得舆论和党派的响应。1947年国民党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将在亚洲组织共产国际的预测流于传闻,说明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期对民族问题的运用多于意识形态斗争。战后亚洲国家因为对美苏冷战控制亚洲的恐惧,基于战争合作情谊和亚洲地缘关系,试图通过泛亚洲会议这种亚洲国民交往形式培养出一种美苏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国民政府对此表现出审慎的参与,舆论普遍表示支持。不过当第二次泛亚洲会议触及到印尼具体国家民族问题时,国民政府并未如印度尼赫鲁那样积极,而是表示遵从联合国仲裁结果。战后国内舆论反对政府“亚洲”话语却对国民外交形式参与亚洲事务表示支持,体现了政府作为国家官方机构在亚洲事务上的局限性,而经济、文化、交通等非政治性的国民外交却既能实现联络亚洲的目的,也可以避免触及亚洲民族主义情感和对政治联盟再次引发战争的顾虑。对于中国的“亚洲”话语而言,“亚洲”的正当性来自于每一民族的生存、每一国家的独立、整个世界的近代化,单一的“亚洲”甚或“日本”并不具有天然合理性。1927年至1949年的国民政府所面对的世界局势是:承接一战后世界秩序,经二战后接续美苏冷战秩序。此时期在亚洲范围内日本亚洲主义已经走向帝国主义、侵略主义化,中国与日本之外的更多亚洲国家建立密切联系。日本的亚洲主义是反西方、孤立主义的,然而他本身却是帝国主义、亚洲内噬的。中国不能排除西方的压力,这是中国“亚洲”话语的悲剧,也是“亚洲”话语的生机。因为世界视野下中国的“亚洲”话语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向:英美国联世界体系之下的“亚洲”、苏联世界革命之下的“亚洲”、与日本亚洲主义博弈的“亚洲”、地缘关系中的“亚洲”。这些面向都要求建立在反侵略民族主权国家生存合法性的基础之上,避免了日本垄断“亚洲”话语权,进而控制亚洲国家的未来。
邹渡祥[8]（2018）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法西斯主义思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本质上和德意起源的法西斯主义无太大差别。传入中国后的法西斯主义,在起初的介绍中仅仅是作为一种救国思想被引入,时人对它的介绍就是崇尚“国家观念”、倡导“国魂”,在日本大肆侵华之时,中华民族到了危亡关头,法西斯主义所倡导的强权政治在这时被认为是救国的法宝,在这之后迅速形成一种思潮。法西斯主义被国民党利用后,有了一个“本土化”的特色。以周毓英为首的一部分人,他们以中国法西斯主义分子自居,主张将“法西斯蒂”精神注入到三民主义中,使三民主义法西斯化。主张“领袖独裁”,实行专制统治。20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迅速成为一种思潮对中国社会当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中一些强调民族的自强,反对外来侵略,确实从某种程度上对当时中国的严重的民族危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中国法西斯主义更多的是被国民党当局所利用,实行法西斯统治,制造白色恐怖,残杀进步势力,给当时的中国造成的消极的影响。主要论述的内容集中在三、四、五章。第二章中,法西斯主义作为一个舶来品初传入中国仅仅是作为一种救亡图存的理念,经过宣传与介绍变成了统治者当局所提倡的治国思想。第三章是法西斯主义传入中国后,周毓英在国民党内部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一系列论证以及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进行批判。这是法西斯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一个过程。第四章和第五章是国民党的法西斯化并且在中国共产党人对其认识与批判。本文旨在从不同的角度来剖析20世纪30年代中国法西斯主义思潮对当时中国的影响。选取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间分析论述法西斯主义思潮从一种外来思想到中国后的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并且通过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批判来窥探其命运。
张道奎[9]（2018）在《民国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变迁 ——以儒学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儒学的复兴,是当代中国的一个新动向。这个新动向,促使一批学者欲从学理的角度出发,借鉴儒学的思想资源来寻求某些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可供国家治理借鉴的思想资源呈现出三方并存的态势。在理论探索的层面上,以“中国向何处去”为问题引导,以“国家意识形态”概念为观察视角,以民国时期的两次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过程做前车之鉴,这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探索儒学复兴的正确方向提供有益的思考。在新文化运动以来的90余年间,思想文化界对儒学的理论定位大致经历了“封建文化”即革命运动的“绊脚石”、“文化保守主义”即经济建设的“路边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即民族复兴的“铺路石”的三个阶段。当代学者从意识形态视角审视儒学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使得儒学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浮沉兴衰的历史缘由更加明晰。意识形态概念虽然是20世纪才传入中国的,但它自从与马克思主义一同传入中国开始,就携带着由列宁、斯大林赋予它的阶级斗争的政治锋芒和改造世界的语义指向。在当代中国,儒学逐渐呈现出欲走出学界指导社会现实的取向;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仍具有一定程度的价值正义性。儒学和自由主义以理论形态并存于当下的中国学界。因此,构建具有理论包容性和现实操作性的“国家意识形态”概念,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借鉴、吸收儒学的思想资源乃至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资源和治国理政的建设经验的理论准备工作之一。以“国家意识形态”的视角观察民国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建过程,总结这一过程的基本得失,将能够为从理论上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做一个历史学的铺垫。儒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受到巨大冲击是在辛亥革命以后。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辛亥革命后挟革命余威,一度获得了相当高的价值正义性,二次革命是这种状态的转折点。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打击国民党的政治势力,以尊孔为旗帜走上了保守主义的政治道路。由尊孔复古到恢复帝制的保守主义道路不仅葬送了袁世凯个人,也使儒学成为了帝制的陪葬品。新文化运动时的新式知识分子们,以彻底的破旧立新的革命姿态“打孔家店”,以期塑造新国家、新国民、新思想。这一方面使得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自由、民主等观念）广泛传播,进一步打击了儒学的价值正义性,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创造了思想基础,促使意识形态更替局面的形成;另一方面又在客观上促进了儒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自我更新,并思想学术方面产生了以梁、熊、冯、马为代表的第一代现代新儒家。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控制下的民国政府的意识形态建设实际上处于迷茫状态。取代儒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是由孙中山创造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吸收了自由主义、儒学和社会主义的部分内容,并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中走向成熟。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经过戴季陶和蒋介石的理论补充和政治实践,儒学化程度不断加深;又随着国民党统治范围的扩大而逐步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并在行政、文教等领域逐步落实。在党国一体和个人独裁的体制下,国民党形成了以人身隶属为中心的精英政治模式。蒋介石集团也迷失在了儒学的“泥潭”里。我们立足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以“国家意识形态”概念作为观察、理解、借鉴儒学思想资源的工具,则应该告别帝制儒学,走出宋明道学,改造“中体西用”,鉴古应时以开新理路。应该努力把儒学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轨道,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批判、借鉴、吸收儒学的基本精神,并以民主政治的基本形式矫正儒学的帝制成分。这是当代中国思想发展的方向,也应当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奋斗方向。
徐涛[10]（2018）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研究》文中指出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指基于意识形态认同,而赋予掌握意识形态发明权、话语权、解释权的团体组织或个人的一种领导地位。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大后,毛泽东实现了行政权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合一。部分学者认为,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毛泽东满足“个人野心”与权力追求的结果。然而,权力与阴谋无法产生真正的秩序与认同,同时孙中山与蒋介石也是类似于“两权合一”的人物,这一历史的共相背后显然应该有着更为深刻的逻辑。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武力的方式结束了封建帝制,开启了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序幕。但由于辛亥革命是在支撑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尚不充分的条件下爆发的,这导致革命后的民主秩序创建与支撑主体之间存有一种结构性矛盾。这种结构性矛盾在现实中集中表现为南与北、新与旧围绕权力核心的政争。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北洋军阀都无法完成革命后政治整合和秩序重建的重任,导致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新、旧势力都不具有被广泛认同的、奠基在合法性基础上的权威。民国初年的权威缺失既是意识形态的,也是政治的。应对这种共时性危机,通常需要一种威权政治,借助兼具权力与权威的魅力型领袖的力量,突破束缚、重建社会秩序,并为现代化的演进开辟道路。民国初年政治整合的失败,多是因为整合的力量权力与权威两个条件不能同时具备所致。伴随民国初年纷乱无序的党争,军、绅共同掌权的政治格局形成,民国肇始的由上至下的政治整合走向失败。新文化运动之后,政治重心下移,开始了一条以“普罗大众”为主体的由下至上的整合路径。这条路径呈现出暴力性特征,“革命”自五四后成为一种不可易移的历史潮流。革命的领导者是政党,国共两党都主张唤醒民众,通过党对民众的动员与组织以实现革命成功的目的。党的主义具有优先性,这决定了政党的领导核心作为意识形态中心与权力中心的不可切割性。从根本上讲,权力的合法性由意识形态产生,领导核心的权威主要来源于意识形态,党的领导核心的合法性在于他是真理的代表者。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是近代领袖权威发生、发展的核心表现形态。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40年代中期,国民党对蒋介石的权威塑造因为蒋介石的道德缺陷、对法律的无视特别是对三民主义意识形态阐释的落后性,使得蒋介石党内权威构建并不成功。蒋介石不具备完成政治整合的条件和作为权威的象征性功能。在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顺应民族民主革命背景下政治参与扩大的历史发展趋势,提出了包括革命统一战线、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等九个方面的理论与政策,科学回应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所面临的挑战,联通了国家、社会、政党意识形态的统一,并通过以整风运动为核心的教育与学习成功实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指针的党内意识形态的范式转换。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意识形态获得了程序上的认定和合法性。伴随着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确立,以规范性逻辑而言,近代中国社会权威与权力分离的现象结束了。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形成,促成了一个真正的领袖的诞生,为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树立了一个象征性符号,有效实现了对人民群众的广泛动员,加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权威在近代中国的形成逻辑及其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功能和地位而言,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即领袖权威的形成是作为历史合力的国家、社会、政党之间博弈的结果。这一互动过程中所蕴含的传统与现代、权威与民主、整体与局部的张力,既为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产生提供了要求和可能,也对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的逻辑、形态与功能构成了限制。本文以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这一现象为起点,从历时与共时、规范与经验、结构与功能的角度梳理这一现象发生、发展的应然脉络,在真理逻辑、实践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一个历史逻辑,借以展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背景下政治体制转型及政治文化发展的规律性与局限性。论文系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共七个章节,依据其内在理路,在结构上表现为问题起点、历史逻辑与具体形成机制、认知与评价三个层次。第一章,绪论。该章以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形成做为考察对象,从历史、逻辑、现实三个层面,国家、社会、政党三个维度追溯、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史境、语境,阐明了该文研究的性质、方法和目标指向。同时,通过对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形成原因、目的研究的学术史回顾,选题的研究价值及以整合与权威形成为研究对象的确定,以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权威理论、马克思·韦伯的权威类型划分、汉娜·阿伦特权力与权威二分的相关学说作为方法论基础的明确,为全文的展开做了必要的铺垫。第二章围绕民国初年的无序政争,重建权威努力的失败指明了辛亥革命后秩序重建与权威再造的困境,分析了论题的发生学基础,提出了近代整合的途径与重建权威的逻辑。近代中国社会的整合需由政党来领导,政党领袖的权威首先需奠定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领袖权力与权威是一种共生关系。在后五四的语境中,意识形态的内在合理性应基建于合民主、合科学双重价值之上。作为权威的意识形态的人格化显现,权威领袖应表现为人民意志的体现者,对科学理论做出创造性发明或是重大阐释的真理的代表者。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背景。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日本帝国主义在敌伪区内大肆推行奴化教育;国民党肆意歪曲三民主义,宣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声称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的急速增长,党员素质的良莠不齐弱化了党的队伍建设及根据地人民对党的认同,党的领导层内存在的路线之争深刻的影响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党内力量的整合。民族、党际、党内矛盾与冲突,共同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起点。第四章分析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可资利用的资源与建设主体。接受者的前知识和思维方式、价值诉求,决定了意识形态的接受限度和何种知识将会被纳入意识形态体系,成为意识形态构建的资源。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创设中,近代中国的革命实践、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与理论基础;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群体构成了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主体。第五章主要分析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的规范性、真理性、实践性基础。根据毛泽东思想九个方面的内容,依据一般性与特殊性、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相结合的原则,从毛泽东思想作为知识生产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关系,毛泽东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说明两个方面来分析毛泽东思想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前者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理念的话语形式和内在精神实现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统一;后者围绕抗战建国的目标、途径、原则、动力、保证诸方面进行了阐释,达成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目的与手段、大众参与与制度有效设计的统一,构成了一个对中国现实问题、发展前途科学说明的、党-国家-社会融合一致的严密的逻辑体系,有力的回应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内外挑战。第六章主要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意识形态的实现路径。意识形态统一行动作为一个系统的工程,推动意识形态范式转换,除了依赖话语系统、组织动员外,同时还依赖于人事系统、宣传机器的改组、改造和宣传主体有意识的氛围营造。毛泽东思想树立为主导思想的过程主要是通过整风运动、机构调整、编写党史、组织宣传、象征仪式及党的话语与底层话语交互为用的运作等方式来实现的。这一改造过程和实现的途径,构成了后来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经典范式。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了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意识形态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伴随着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近代中国社会重建权威的历程逐步画上终点。从毛泽东领袖形象所具有的特征及其权威构成来看,意识形态领导权构成了毛泽东领袖权威的核心来源。第七章分析了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及其演化的理由、形态和限度,并尝试对这一现象进行评价。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形成依据其功能与实质而言就是毛泽东领袖权威的形成,这一结果的形成及其演化是近代中国国家意志、社会和政党三者合力①、互相成就和赋予的产物:历史发展产生权威,权威改造群众,群众塑造权威。这一互动过程中所蕴含的传统与现代、权威与民主、整体与局部的张力,既为近代权威的产生提供了要求和条件,也对权威形成的逻辑与形态构成了限制,内蕴了权威有走向极端的可能。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产生的影响,积极的一面,在于促成了一个真正的领袖的诞生,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树立了一个象征性符号;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独立政党的成熟;实现了对人民群众的最为广泛的动员和整合。其消极的一面,在于引发了个人崇拜并间接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动乱。
二、试析蒋介石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析蒋介石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论文提纲范文）
（1）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延安时期 |
| 二、对外交往 |
| 三、战略 |
| 四、对外交往战略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现状评析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硏究方法 |
| 第五节 重难点与创新点、不足 |
| 一、重难点 |
| 二、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二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缘起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一、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 |
| 二、封闭落后的社会背景 |
| 三、抗日建国的必然要求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理论和文化渊源 |
| 一、理论渊源——马列主义外交思想 |
| 二、文化渊源——近代西方与中国传统外交思想 |
| 第三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实践基础 |
| 一、与共产国际的交往 |
| 二、与苏联的交往 |
| 第三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目标、原则与战略方针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目标 |
| 一、争取外援,为抗战胜利创造有利国际环境 |
| 二、反对外来干涉,为建立新中国提供外部保障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原则 |
| 一、独立自主 |
| 二、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 |
| 三、利用矛盾,为我所用 |
| 第三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战略方针 |
| 一、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方针 |
| 二、反美的“中间地带”战略方针 |
| 三、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方针 |
| 第四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实践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原则的践行 |
| 一、独立自主原则在对外交往中的践行 |
| 二、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原则在对外交往中的践行 |
| 三、利用矛盾,为我所用原则在对外交往中的践行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方针的实践 |
| 一、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方针的实践 |
| 二、突破“中间地带”的革命实践 |
| 三、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方针的实践 |
| 第五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的成就、历史经验及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的成就 |
| 一、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
| 二、奠定了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 |
| 三、扩大了国际影响,树立了党的正面形象 |
| 四、确立了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构架 |
| 五、提出了对外经济交往思想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
| 二、坚持以民为本,壮大自身力量 |
| 三、坚持开放包容的胸襟,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 |
| 四、坚持求同存异,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
| 第三节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的当代启示 |
| 一、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不动摇 |
| 二、重视开展民间外交 |
| 三、加强对外宣传工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我之奋斗》在华传播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一 《我之奋斗》在华传播开场期 |
| 二 《我之奋斗》在华传播平台期 |
| 三 《我之奋斗》在华传播收场期 |
| 四 余论 |
（3）新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和研究不足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创新之处 |
| 1.4.3 研究不足 |
| 第2章 新中国政党制度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新中国政党制度的相关概念 |
| 2.1.1 政党 |
| 2.1.2 政党制度 |
| 2.1.3 中国政党制度 |
| 2.2 新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 |
| 2.2.2 西方政党制度 |
| 2.2.3 近代中国的政党制度 |
| 第3章 新中国政党制度形成历程 |
| 3.1 新中国政党制度确立的背景 |
| 3.1.1 团结抗战是政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
| 3.1.2 国民党一党训政的破产 |
| 3.1.3 苏联政党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
| 3.2 新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程 |
| 3.2.1 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时期是新中国政党制度的萌芽时期 |
| 3.2.2 抗日战争时期是新中国政党制度的探索时期 |
| 3.2.3 解放战争后期是新中国政党制度的确立时期 |
| 3.2.4 建国初期是新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时期 |
| 第4章 新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
| 4.1 新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 |
| 4.1.1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 |
| 4.1.2 独立平等和政治协商 |
| 4.1.3 执政参政与相互监督 |
| 4.1.4 结构多元和协调统一 |
| 4.2 新中国政党制度的优势 |
| 4.2.1 有利于最大限度的实现人民民主 |
| 4.2.2 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
| 4.2.3 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
| 4.2.4 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
| 4.2.5 有利于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
| 4.2.6 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 第5章 新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现实启示 |
| 5.1 新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作用 |
| 5.1.1 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
| 5.1.2 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 |
| 5.1.3 壮大了人民革命阵营 |
| 5.1.4 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
| 5.1.5 构建了稳定和谐的政党关系 |
| 5.2 新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现实启示 |
| 5.2.1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
| 5.2.2 政党制度随时代发展要不断发展完善 |
| 5.2.3 和谐的政党制度是国家发展的基石 |
| 5.2.4 共同的政治理念是政党制度稳定发展的前提 |
| 5.2.5 充分尊重民主党派的权益且发挥其作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 致谢 |
（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研究的国内外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的思路 |
| 1.3.2 研究的方法 |
| 1.4 研究的内容及创新 |
| 1.4.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 话语体系的要义把握 |
| 2.1 话语及话语体系的基本概述 |
| 2.1.1 话语的内涵、特点及功能 |
| 2.1.2 话语体系的内涵、特点及功能 |
| 2.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的原初语境及中国逻辑 |
| 2.2.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的原初语境 |
| 2.2.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的中国逻辑 |
| 2.3 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概念厘定 |
| 2.3.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概念 |
| 2.3.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类型要素 |
| 2.3.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主要内涵 |
| 第3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理论溯源 |
| 3.1 理论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群众工作话语梳理 |
| 3.1.1 马克思主义群众工作话语论述 |
| 3.1.2 列宁主义群众工作话语论述 |
| 3.2 历史借鉴: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滋养启示 |
| 3.2.1 传统民本思想对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形成发展的滋养 |
| 3.2.2 辛亥革命对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形成发展的启示 |
| 第4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历史发轫 |
| 4.1 催生马克思主义话语传播并与群众实践结合的国内语境 |
| 4.1.1 “五四”时期群众性运动的实践洗礼 |
| 4.1.2 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传播与论战 |
| 4.2 唤起中国人民觉醒并推动革命运动高涨的国外语境 |
| 4.2.1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及人民群众的影响 |
| 4.2.2 十月革命、共产国际对中国及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 |
| 第5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形成发展 |
| 5.1 “照着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移植与实践(1921.7-1927.7) |
| 5.1.1 “工人运动的怒涛”中俄式话语的全面植入 |
| 5.1.2 “打倒列强除军阀”对俄式话语的适应性嬗变 |
| 5.1.3 “农民运动‘好得很’”中国共产党群众观初步萌发 |
| 5.2 “接着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探索与转换(1927.8-1938.11) |
| 5.2.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苏维埃革命话语建构 |
| 5.2.2 “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对中国革命实际的背离 |
| 5.2.3 “发展群众创立新苏区”长征时期的话语调适 |
| 5.2.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主导权的成功转化 |
| 5.3 “用着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再造与认同（1938.12—1949.9） |
| 5.3.1 “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实践 |
| 5.3.2 “群众路线”话语的创造性表述 |
| 5.3.3 “人民斗争的新高涨”迎接解放区群众工作话语新发展 |
| 5.3.4 “第二条战线”开辟蒋管区群众工作话语新阵地 |
| 5.3.5 “学会管理城市”面临城市群众工作话语新挑战 |
| 第6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 话语体系：价值、主题和路径 |
| 6.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价值意蕴 |
| 6.1.1 恪守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政治话语 |
| 6.1.2 阐释中国革命实践语境的理论话语 |
| 6.1.3 动员群众自觉行动实践的大众话语 |
| 6.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主题设置 |
| 6.2.1 争取革命胜利的政治主题 |
| 6.2.2 保障群众根本利益的民生主题 |
| 6.2.3 密切政党与群众血肉联系的存亡主题 |
| 6.2.4 事关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的战略主题 |
| 6.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认同路径 |
| 6.3.1 强化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嵌入及主导作用 |
| 6.3.2 满足群众物质利益基础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
| 6.3.3 注重制度建设以实现群众有效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 |
| 6.3.4 区分不同阶级阶层群众的资源整合与社会认同 |
| 6.3.5 以群众路线导引群众工作认知范式与话语系统 |
| 6.3.6 将群众“组织起来”走“延安道路” |
| 第7章 马克思主义“三化”进程中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经验、反思和启示 |
| 7.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经验 |
| 7.1.1 坚定和笃信理论自信是前提 |
| 7.1.2 实现和扞卫群众利益是基础 |
| 7.1.3 创新和强化意识形态建设是关键 |
| 7.1.4 建设和净化党政组织是保证 |
| 7.1.5 凝聚和赢取党心民心是根本 |
| 7.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反思 |
| 7.2.1 话语体系模式化与群众工作中的盲动主义 |
| 7.2.2 话语体系僵化与群众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
| 7.2.3 话语体系神圣化与群众工作中的个人崇拜 |
| 7.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启示 |
| 7.3.1 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群众工作中的创造性领导 |
| 7.3.2 树立正确人民利益观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合法性的根本所在 |
| 7.3.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本质在于永远保持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 |
| 7.3.4 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与政治认同的话语优势 |
| 7.3.5 提升话语传播能力适时抢占群众工作意识形态制高点 |
| 7.3.6 立足国情汲取优秀传统文化以涵养群众工作话语体系 |
| 结语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 |
（5）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对于公共舆论的影响研究 ——以新记《大公报》（1932-1935）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二、论题研究的现状和分析 |
| 三、重要概念及研究时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对公共舆论影响的形成和实施途径 |
| 第一节 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历史回溯 |
| 一、孙中山建立“以党治国”的政治基础 |
| 二、戴季陶重构“以党治国”的哲学方向 |
| 三、蒋介石推进“以党治国”的制度体系 |
| 第二节 国民党“党化新闻界”有关法规的制定 |
| 一、确立蒋介石对于孙中山思想的垄断解释地位 |
| 二、执行国民党训政时期“以党治国”的宣传制度 |
| 三、严控“新闻纸” |
| 第三节 国民党“党化教育”在教育领域的渗透 |
| 一、课堂中的“党义”教育 |
| 二、校园中的“党化”控制 |
| 三、时间上的“党国”记忆 |
| 四、空间上的“总理”符号 |
| 小结 |
| 第二章 《大公报》适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舆论焦点取向 |
| 第一节 以制度时间为核心的符号宣传 |
| 一、总理纪念周的舆论推广 |
| 二、革命纪念日的媒体教化 |
| 三、孙中山陵寝的精神崇拜 |
| 第二节 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向心宣传 |
| 一、对国民党其它重要人物和势力的轻视 |
| 二、对镇压共产党行动的支持 |
| 三、对“新生活运动”的拥护 |
| 小结 |
| 第三章 《大公报》顺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以民族主义为内核的抗争宣传 |
| 一、对被动抵抗日本侵略的无奈宣传 |
| 二、与苏联关系曲折恢复的尴尬报道 |
| 三、借美国政治外交支持的自惭宣传 |
| 四、维护民族地区国家统一的重点报道 |
| 第二节 以民权主义为内涵的政治宣传 |
| 一、烘托推进民权的氛围 |
| 二、展现间接民权的完善 |
| 第三节 以民生主义为旨向的发展经济及社会文化宣传 |
| 一、主张改善生产环境 |
| 二、疾呼充实粮食生产 |
| 三、展示交通建设发展 |
| 四、列举文化建设措施 |
| 五、号召顺应服饰潮流 |
| 小结 |
| 第四章 《大公报》应对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束缚的舆论立场 |
| 第一节 间接阐释公共舆论的立场 |
| 一、呼吁挽救民族危亡 |
| 二、要求实现国内统一 |
| 三、号召促进民生进步 |
| 第二节 直接反对“以党治国”政策的控制 |
| 一、应对国民党新闻检查的策略性 |
| 二、展现新闻纸遭受检查的普遍性 |
| 第三节 利用短评坚守“文人论政” |
| 一、涉及国计民生全方位的议题设置 |
| 二、代表公共舆论守门人的价值立场追求与原则 |
| 小结 |
| 结语 |
| 征引与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1930年代民主与独裁论争的革命义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1.2 革命义的内涵 |
| 1.2.1 近代革命义的早期辨析 |
| 1.2.2 革命义考察的难点 |
| 1.2.3 革命义考察的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早期从人物、刊物、革命史角度对论争的研究 |
| 1.3.2 九十年代以来从“主义”角度对论争的研究 |
| 1.3.3 新世纪以来论争研究的多元化发展 |
| 1.3.4 既有研究的不足 |
| 1.4 研究思路和创新 |
| 第2章 民主与独裁论争概述 |
| 2.1 论争发生的背景和导火索 |
| 2.1.1 内外交困中知识分子的忧思 |
| 2.1.2 福建事变引发的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思考 |
| 2.2 论争的时间起止 |
| 2.2.1 胡适和论争的起点 |
| 2.2.2 论争的演变及其终点 |
| 2.3 论争及其发展 |
| 2.3.1 论争的主体文献和参与者 |
| 2.3.2 论争的阶段性和连续性 |
| 2.3.3 论争的结局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独裁论的革命义 |
| 3.1 民族国家的建设与政治革命 |
| 3.1.1 革命的目标：国家认同的革命性变化 |
| 3.1.2 革命的方式：为暴力进行的辩护 |
| 3.1.3 对民族主义革命的反省 |
| 3.2 独裁论的革命内涵 |
| 3.2.1 侧重建设的革命叙述 |
| 3.2.2 革命民权论 |
| 3.2.3 革命阶段论 |
| 3.2.4 知识分子观念中政治革命的发展 |
| 3.3 世界政治发展趋势辨析中的革命表达 |
| 3.3.1 1930 年代的国际政治危机 |
| 3.3.2 国际叙事中的政治表达 |
| 3.3.3 实用主义与革命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民主论的革命义 |
| 4.1 政治统一与思想革命 |
| 4.1.1 政治统一论 |
| 4.1.2 针锋相对的新旧之争 |
| 4.1.3 对思想革命的期待 |
| 4.1.4 思想革命的脉络 |
| 4.2 革命目标的重新体认：发展的民主政治 |
| 4.2.1 思想与现实的矛盾 |
| 4.2.2 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和代表制度 |
| 4.2.3 民主政治发展连续性的建构 |
| 4.3 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 |
| 4.3.1 民主政治的三种幼稚 |
| 4.3.2 “幼稚园的政治”的理论意义 |
| 4.4 思想革命的新义 |
| 4.4.1 政权推广 |
| 4.4.2 政治参与 |
| 4.4.3 “民挟政体以合当局之戴己” |
| 4.5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7）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说明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通论性质的研究趋势 |
| (二) “孙中山亚洲观”的研究状况 |
| (三) 学界对“近代其他人物亚洲观”的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方法、思路、内容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一) 创新点 |
| (二) 不足 |
| 第一章 国民政府之前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初步形成 |
| (一) 地理“亚洲”的“发现” |
| (二) “亚洲”成为政治空间 |
| 二、1870年代至1910年:日本亚洲主义与中国 |
| (一) 甲午战前:中日命运异同与民间、政府两层面的“兴亚”矛盾 |
| (二) 戊戌至日俄战争期间:亚洲主义热潮与中国对日诉求 |
| (三) 日俄战争至“日韩合邦”:中国对日本亚洲主义的理想陨落 |
| 三、北洋政府时期:四种体系视域下的“亚洲” |
| (一) 日本的“亚洲特殊性”与“特殊权益” |
| (二) 一战爆发后英美式国际主义与苏俄式世界主义下的“亚洲” |
| (三) 亚洲多元民族国家话语:亚洲民族国际 |
| 第二章 十年建设时期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国民政府“世界之亚洲”与日本“日本之亚洲”的博弈 |
| (一) “九一八”之前国民政府对日本大亚洲主义的迎合与利用 |
| (二) “九一八”之后英美世界参与的东亚和平之策 |
| (三) 国联技术合作前情下的中日“经济提携” |
| 二、中国与亚洲被压迫民族国家的联合与复兴 |
| (一) 亚洲弱小民族的“新亚细亚” |
| (二) 中印文化联合基础上的亚洲民族国际——以亚洲文化协会为个案 |
| (三) 亚洲“病友”土耳其:中国民族复兴的“他者”比照 |
| 三、共产党东方战线及太平洋集体安全 |
| (一) 共产党的东方战线与亚洲、太平洋 |
| (二) 国人对“太平洋集体安全”的热议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安全与秩序:中国抗战政府的“亚洲”民族话语 |
| (一)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视野下的中日与亚洲 |
| (二) 战时中国的亚洲责任与亚洲太平洋区域组织 |
| 二、汪伪势力对孙氏大亚洲主义的歪曲及“东亚文艺复兴运动” |
| (一) 日伪勾结的“和平运动”与大亚洲主义 |
| (二) 政治、经济之外的另一“名目”:“东亚文艺复兴运动” |
| 第四章 国共内战时期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反苏反共?反美反帝?——美苏对峙影响下国共亚洲路向选择 |
| (一) 国共内战与远东和平 |
| (二) 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与亚洲反共同盟 |
| (三) 战后对日清算与国民党“亚洲经济集团” |
| 二、国民外交与亚洲政治:战后中国对第一次泛亚洲会议的参与 |
| (一) 第一次泛亚洲会议缘起与国民政府对泛亚洲会议的态度 |
| (二) 中国对第一次泛亚洲会议的参与过程 |
| (三) 国内舆论对泛亚洲会议的评论 |
| 三、区域导向抑或联合国:第二次泛亚洲会议及国人态度 |
| (一) 中国亚洲关系协会成立 |
| (二) 第二次泛亚洲会议过程 |
| (三) 国内舆论对第二次泛亚洲会议的态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8）20世纪30年代中国法西斯主义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以及方法与思路 |
| 第二章 20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内法西斯主义的传播 |
| 第一节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政治格局 |
| 一、欧洲的政治格局——以意大利、德国为例 |
| 二、亚洲的政治格局——以日本为例 |
| 第二节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政治与思想概况 |
| 一、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 |
| 二、“法西斯蒂”救中国 |
| 本章结语 |
| 第三章 法西斯主义传入中国 |
| 第一节 《东方杂志》：以胡愈之对“法西斯蒂”的介绍为中心 |
| 一、“无办法中的一个办法” |
| 二、国家主义加军人思想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月刊》：周毓英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取向 |
| 一、“专门研究法西斯蒂” |
| 二、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否定 |
| 三、对法西斯主义的论证 |
| 本章结语 |
| 第四章 国民党的法西斯化政治理论与实践 |
| 第一节 政治理论的法西斯化 |
| 一、“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蒂为用” |
| 二、蒋介石的法西斯思想 |
| 第二节 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 |
| 本章结语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西斯主义的认识与批判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对法西斯主义的认识 |
| 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主义之争 |
| 二、中国共产党人视野下法西斯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 |
| 一、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进行批判 |
| 二、对法西斯主义实质进行批判 |
| 本章结语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9）民国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变迁 ——以儒学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国家意识形态”概念说明 |
| 第一章 儒学在中华民国政府初期国家意识形态中的起伏 |
| 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传入及其对儒学的排斥 |
| 二、保守主义道路的选择与儒学的复兴 |
| 三、国家意识形态过渡期的政治幻象与国家命运 |
| 第二章 “打孔家店”与国家意识形态的转捩 |
| 一、新文化运动“打孔家店”的意义指向 |
| 二、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迷茫和停顿 |
| 三、意识形态领域的三足鼎立 |
| 第三章 儒学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意识形态中的重生 |
| 一、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成熟及其对儒学的吸收 |
| 二、儒学化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推行 |
| 三、精英政治的新意识形态 |
| 余论 |
| 一、儒学在当代中国的位置 |
| 二、三分一统再造文明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国内、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的界定和研究意义 |
| 一、时间的界定 |
| 二、关注对象的界定 |
| 三、概念的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与研究的可能创新之处 |
| 一、基本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民国初年的政治整合困境、权威再造的逻辑与进程 |
| 第一节 民国初年的权威真空与政治整合困境 |
| 一、民国初年的政争与政治整合困境 |
| 二、权威真空:民国初年政治整合乱象背后的根源 |
| 第二节 民国初年重建权威的努力与实践 |
| 一、构建法理型权威的努力与实践 |
| 二、重塑传统型权威、个人魅力型权威的努力与实践 |
| 第三节 整合与近代中国社会权威重建的内在理路 |
| 一、整合的性质——民主同质性整合 |
| 二、整合的主体与方式——政党与意识形态 |
| 三、政党领袖权威与意识形态的共生关系及近代史境中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 |
| 第四节 国民党领袖权威塑造的得失与近代中国社会领袖权威塑造的再出发 |
| 一、作为镜像与规制的国民党领袖的权威塑造 |
| 二、近代中国社会权威重建的再出发 |
| 第三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背景 |
| 第一节 民族主义成为时代共识 |
| 一、民族主义 |
| 二、近代中国语境中的民族主义 |
| 三、抗战前期的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 |
| 第二节 以宪政为核心的民主建国成为一种时代潮流 |
| 一、国民政府战时体制的建立 |
| 二、国民政府权力的无序运行与国家能力的不足 |
| 三、民主运动的高涨 |
| 第三节 党外意识形态的论争 |
| 一、日本与南京汪伪政权的奴化教育 |
| 二、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意识形态宣传 |
| 三、第三方势力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诘难 |
| 第四节 党内路线的分歧与党员队伍的扩大 |
| 一、党内路线的分歧 |
| 二、党员队伍的急剧扩大 |
| 第四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资源与主体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资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 |
| 二、列宁、斯大林的意识形态理论 |
| 三、党内早期领导人与文化工作者的文化(意识形态)建设理论 |
| 四、传统文化与历史记忆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主体 |
| 一、知识分子群体 |
| 二、党的干部群体 |
| 第五章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面临挑战的创造性回应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表述与实践标准连接起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外在形式、内在本质的统一 |
| 一、毛泽东新话语的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论基础——《实践论》与《矛盾论》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首要路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释中国实际问题 |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评判标准:实践 |
| 第二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关理论对民族、阶级矛盾的回应 |
| 一、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抗战到底的态度 |
| 二、《论持久战》科学说明了抗战的前途与方向 |
| 三、抗日战争胜利实现的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四、抗战的战略方针:游击战 |
| 五、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关理论的意义 |
|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国主张指明了民族国家的前途 |
| 一、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 |
|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 |
| 第四节 群众路线与人民主权的实现 |
| 一、人民主权实现的两种路径 |
| 二、卢梭“公意”理论的实践困境与马克思的“社会共和国”解决方案 |
| 三、毛泽东与群众路线的形成 |
| 四、群众路线对卢梭“公意”学说的回应及其时代意义 |
| 第五节 以农民和小知识分子为主体建党的有效实现路径——思想建党 |
| 一、以农民、知识分子为主体建党的理论困境 |
| 二、对马克思主义认知的结构性转换与思想建党的实现 |
| 三、思想建党的核心内容 |
| 四、毛泽东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思想建党学说的价值与意义 |
| 第六章 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实现的具体路径及其角色功能 |
| 第一节 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路径 |
| 一、整风运动 |
| 二、宣传教育机构、书刊杂志出版的调整与组织宣传 |
| 三、编写党史 |
| 四、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教育:仪式与象征 |
| 第二节 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形成及其角色功能 |
| 一、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确立与毛泽东超凡魅力型领袖的形成 |
| 二、毛泽东超凡魅力型领袖的表现形式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核心功能 |
| 第七章 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及演化的历史逻辑、机制、局限与影响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及演化的历史逻辑影响机制与局限 |
| 一、国家意志对领袖形成的限定 |
| 二、社会结构对领袖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的规制 |
| 三、政党自身对领袖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的影响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的意义与影响 |
| 一、积极意义 |
| 二、消极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试析蒋介石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论文参考文献）
- [1]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研究[D]. 王欢. 西北大学, 2021(10)
- [2]《我之奋斗》在华传播及其影响[J]. 黄岭峻,李伦. 近代史学刊, 2020(02)
- [3]新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研究[D]. 张怡. 长春理工大学, 2020(02)
- [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D]. 陈杰.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7)
- [5]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对于公共舆论的影响研究 ——以新记《大公报》（1932-1935）为中心[D]. 马冬. 中央民族大学, 2019(10)
- [6]1930年代民主与独裁论争的革命义考察[D]. 易明. 湖南大学, 2018(06)
- [7]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D]. 王俏蕊.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5)
- [8]20世纪30年代中国法西斯主义思潮研究[D]. 邹渡祥. 吉首大学, 2018(02)
- [9]民国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变迁 ——以儒学为中心[D]. 张道奎. 山东大学, 2018(12)
- [10]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研究[D]. 徐涛.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