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国际收支与投资结构比较分析及启示（论文文献综述）
田野[1]（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研究说明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邵冰[2]（2020）在《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文中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以国家干预为出发点可以获取最大限度的贸易利益并提高本国的经济福利。日本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典型。日本作为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其人口众多,国土面积狭小,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能源及市场等多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二战后,日本经济从战乱后的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和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国际经济竞技场上连续摘取“经济大国”、“金融大国”、“最大债权国”等桂冠,并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取得与其对外贸易活动的有效开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许多分析认为,日本经济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日本政府成功地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二战后,日本政府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产业重建,采取了限制进口、振兴出口、积极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日本的贸易政策内容开始由限制进口、替代进口向出口导向、扩大出口转变,日本政府调整关税政策替代进口限制并设置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税率,逐步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重点扶植重化工业的发展。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年）,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进入高级阶段,协调与竞争并重,一方面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减少各国的谴责,另一方面,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积极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减量经营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促进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带动国内经济的回升和发展。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为应对冷战后新时期国内外经贸发展战略环境的变化,日本继续推行贸易与投资并举的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同时继续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积极开展战略性贸易外交,利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调进一步获取贸易优势并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观战后70多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保护产业、扶植出口”一直是贯穿日本贸易政策的一条主线。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实行的是初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并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实行的是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确定合理的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原则,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高效率地配置资源,以继续获得贸易优势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看,由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外部性和经济秩序不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为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活动提供了原因和依据,且在某些条件下国家政府的干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它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转移垄断利润、强化竞争优势,因此维护国际贸易利益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实现国家利益需要正确的贸易政策,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植战略性产业发展,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根据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适合日本国情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也为日本国家战略从“经济中心导向”向“大国化目标”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产业层面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将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结合发展,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全力扶植那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性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使其以强劲的国际竞争能力,实现赶超欧美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不仅实现了产业的现代化,而且促进日本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断攀升。战后日本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半导体工业的大发展,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成功运用的典范。从企业层面看,日本特殊的企业组织体系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有着重要的关系,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载体,独特的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运行机制,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开辟了稳固的前沿阵地。日本企业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与产业发展和贸易利益密切结合的特征,日本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中同样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此外,日本企业的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互配合,日本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均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灵活运用和追求动态效应等特点。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日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能力提高带来积极效果,也对日本经济和贸易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后果。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仍以进料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最能代表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与贸易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速呈结构性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虽然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且从发达国家应用的角度进行阐释和研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良好的指引。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许有益于世界经济和福利的改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未必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国际市场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所决定的市场不完善性为一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日本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一是要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二是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三是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五是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鲁晓璇[3]（2020）在《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关税的大幅度削减和由于技术进步而导致的以运输、通讯为代表的服务成本的下降,以全球性生产协作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逐步形成,产品的生产过程被分割成了若干生产工序,并依据各工序生产成本的不同分散到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来完成。这种因全球生产分割而导致的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基础的价值链贸易（垂直专业化贸易、产品内贸易、外包）作为国际贸易领域中一种新的贸易方式,已成为世界贸易中增长速度最快的部分,这也是引起世界贸易非线性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世界贸易的格局。在价值链贸易中,由于大量中间产品需要以国际贸易的形式从生产价值链的上游国家移向下游国家,中间产品的多次跨境移动使得现行的国际贸易统计方式存在“双重统计”（或重复计算）问题,导致各国对贸易量的统计与实际价值投入存在偏差,这一问题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中低端,主要承担最终产品加工组装的国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一大背景下,特别是像中国这种加工贸易曾经占对外贸易半壁江山的发展中贸易大国,传统的基于对外贸易总量来测算一国对外贸易附加值及其结构的方法,已无法真实、准确地反映一国对外贸易要素禀赋和对外贸易收益的变化。因此,需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背景下,从附加值结构的角度,来具体、深入地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研究拟从附加值结构的视角,将中国出口贸易中的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作为分析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中国出口贸易发展变化的切入点,通过对中国出口贸易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分析,来进一步分析中国出口贸易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演变特点和发展趋势。相对于单纯地从贸易量上来分析中国出口贸易商品结构问题,本文的研究将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中国出口贸易及其结构的发展变化与主要特点。本文主要包括如下七章内容:第一章,引言。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重要概念的界定、研究内容和目标、研究重点难点和方法步骤以及研究的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等内容。第二章,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首先,对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进行简要的梳理和述评;其次,基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等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一国对外贸易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决定因素;最后,以李嘉图的连续统模型为基础,构建决定一国对外贸易附加值商品结构的理论模型。第三章,中国总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分析。首先,基于贸易总量数据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进行简要分析;其次,根据国家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将中国总贸易出口（包括货物贸易出口和服务贸易出口）附加值分解为国内附加值和国外附加值。在此基础上,基于贸易附加值数据,以中国总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作为主要分析指标;基于出口额和出口比重数据,从中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及其占中国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比重两个维度,在总产品、最终品和中间品出口三个层面,系统、深入地分析中国总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变化特点和变化趋势。第四章,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分析。在这一章中,同样首先基于贸易总量数据对中国货物贸易商品结构进行简要分析;其次,基于贸易附加值数据,以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作为主要分析指标;基于出口额和出口比重数据,从中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及其占中国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比重两个维度,在总产品、最终品和中间品出口三个层面,在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总量（出口额）和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这两个维度,系统、深入地分析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变化趋势和变化特点。第五章,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分析。第五章的结构与第三章和第四章的结构相似,只是研究的内容为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问题。第六章,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在本章中,以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额、中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占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额的比重为分析对象,采用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对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第二章理论分析中所得出的结论。第七章,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和建议。在凝练从以上各章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中所得出的主要结论的基础上,从进一步优化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中国出口贸易商品结构）、提高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中国出口贸易收益）,促进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具有一定价值的政策启示和建议。本文的主要创新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研究视角方面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一国对外贸易的收益不再由其出口什么和进口什么所决定,而是由其出口和进口中的附加值所决定。传统的基于贸易总量来研究一国出口贸易商品结构的方法已经无法反映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因此,本文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背景,从结构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出口贸易中的国内附加值构成、现状特点和变化趋势,具备一定的创新意义。同时,本文对“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一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理论分析表明,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中对于一国出口贸易商品结构决定因素的分析仍然适用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对一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分析,只是分析的对象由产品变为生产环节。2.研究方法的应用方面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了中国出口贸易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影响因素。从作者目前所掌握的相关文献资料来看,系统地进行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影响因素研究的相关论述和文献资料还比较少。
万璟[4]（2020）在《国际收支结构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双向影响研究 ——基于TVP-SV-VAR模型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民币国际化经历从初级到高级的渐进式发展,各要素在不同时期对国际化产生的影响不尽相同。本文从机理上探究国际收支结构与人民币国际化双向互动关系:近些年我国“双顺差”以及“一顺一逆”国际收支结构对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产生相应影响;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又会带来国际收支结构发生变动。2016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贸易战对国际收支结构变动带来新的变数,也影响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因此研究我国国际收支结构与人民币国际化双向互动关系对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人民币币值稳定、国内物价水平稳定、国际收支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分析人民币国际化政策推进历程,再通过图表阐述我国国际收支结构变化历程,并分别从货币国际化概述、人民币国际化概述、国际收支概述、国际收支与人民币国际化互动关系概述这四个方面总结国内外已有文献并做简要评述,阐释研究我国国际收支与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必要性。第二部分在理论基础部分分析了最优通货区理论、萨缪尔森国际收支理论等部分理论,为研究两者互动关系提供理论基础,进而分析我国国际收支与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机理。第三部分引入VAR和TVP-SV-VAR实证模型研究各指标间动态互动关系,利用2004年Q1至2018年Q4期间季度数据,运用VAR模型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接着采用TVP-SV-VAR模型分析模型主要变量随机波动率时变特征以及在不同提前期和不同时点的脉冲响应时变特征。最后得出本文的主要结论,并给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探究我国国际收支结构与人民币国际化之间动态互动关系,且在不同时间与不同政策背景下会产生不同影响,并提出现阶段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适度进行资本项目开放、保持对内物价水平稳定、加强人民币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建议,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迈向更高阶段、国际收支结构逐渐平衡。
龙俊鹏[5]（2020）在《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文中研究说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外金融风险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加强两大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重点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过程中“救什么”（应对范畴）、“何时救”（介入标准）、“怎么救”（政策手段）等问题,对国内外经验做法进行了梳理,通过成本收益法分析了政策介入和退出的标准,通过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的IS-LM-BP模型,结合对现代货币理论的借鉴与批判,分析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运用VAR模型、VEC模型、ARCH类模型,对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作了探讨。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应对范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市场失灵、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包括救金融机构、救金融市场、救实体经济、救社会预期四个方面。二是介入标准。需要考虑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预期收益和成本,收益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实体经济、社会预期等领域,成本包括直接成本、超调成本、道德风险成本、机会成本等方面,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即可介入,并探讨了最优政策资源投入规模。三是政策手段。除传统工具外,必要时财政可为央行资金提供担保,央行为财政政策扩张提供低利率环境和间接融资支持。四是政策效应。在IS-LM-BP模型中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后,持续实施力度过大的政策刺激,可能引发汇率危机和产出下降。五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面临的挑战。应急决策和协调机制有待完善,央行利润上缴国家财政的机制执行存在灵活性,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的联动性有待加强。六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效果。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效果比较显着,对市场预期具有一定影响,但对股票市场走势和波动性影响不明显。七是新形势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主要包括中美经贸与金融关系、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杠杆资金、城投债集中违约、以城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一是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分析。二是制定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预案。三是建立完善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应急机制。四是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内生联系。五是正常情形下尽量保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态化,危机初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力度可以超预期,实施中把握好力度与节奏。六是稳妥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必要时,财政政策可突破赤字率限制、为央行担保,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间接提供流动性或融资支持,更直接地支持实体经济。对于金融市场风险,一般情况下由市场自行调节,政府不作行政干预,如市场失灵、出现流动性危机并可能导致更大危机,必要时政府可适当入市,但不能试图改变市场趋势。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明确金融机构及股东、地方政府的责任,必要时中央给予适度支持。七是坚持风险处置与改革开放相结合,在发展中逐步解决风险问题。八是加强国际合作,形成政策合力。
孙铭壕[6]（2020）在《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国际比较》文中研究说明文化服务产业是服务业的一个新兴领域,消费替代弹性小且产业附加值高,是各国服务业增加值的主要来源。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世界各国产业结构升级,文化服务贸易成为贸易领域的新蓝海。2019年,我国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进出口52.8亿美元,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总额412亿美元,文化服务贸易进入快速发展期。与美欧等国家发达的文化服务贸易相比,我国文化服务贸易仍存在贸易逆差大、国际竞争力不强、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等众多问题,与文化大国的地位不匹配。在日流、韩流大行其道、好莱坞电影风靡全球的当今世界,中国文化一直偏安一隅,难以形成潮流。因文化带有很强的地域特征,文化价值在与境外贸易过程中会因文化差异而遭受减值,需要政府扶持政策的规范与管理。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化服务贸易的研究大都放在公共管理理论框架下,研究方法主要有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定量分析又包括指标分析和实证分析。由于国家样本少、有效数据不足和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等问题,定量分析法得出的结论偏差较大。鉴于在文化服务贸易领域应用定量分析方法存在一定缺陷,本文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方法,从可获得性较强、来源准确可靠的文化服务贸易政策的角度,探究各国政策差异对本国文化服务贸易的影响。首先,文章分析了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的传导机制和传导效果。先对各国现有文化服务促进贸易政策进行分类,根据主导力量的不同分为政府主导型、偏政府主导型、中性、偏市场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根据政策手段不同可分为环境型、供给性和需求型三类。然后,本文参照政策手段分类法,分别对环境型、供给性和需求型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的理论传导机制和效用进行了分析:环境型政策的传导机制是政府通过制定政策而影响文化服务贸易环境,从而影响贸易发展;供给型政策的传导机制是政府从供给侧角度为文化发展提供资源,扩大文化要素供给,从而促进文化服务贸易;需求型政策的传导机制是政府从需求侧扩大文化需求,减少市场不确定性,稳定文化服务市场。一般而言,国家综合使用以上三种类型的政策工具,通过主题培育、资源供给、环境优化三条路径培育发展文化服务贸易。随后,以中国为例,从经济效益、产业效益、社会效益和安全效益等四个角度来综合考察分析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的实施效果。经济效益的衡量指标包括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带来的贸易增长效应、贸易平衡效应和贸易结构优化效应,我国的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显着提高了我国文化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总额,但存在出口总额远远小于进口总额,文化服务贸易总额占我国贸易总额的比重偏低等问题,说明我国现行贸易政策还未达到预期效果。产业效益选用文化产业增加值和劳动生产率评估政策效果,文化服务业增加值占文化产业增加值的一半,固定投资额也逐年增加,文化服务从业人数和生产效率大幅增加,目前来看我国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的产业效益明显。社会效益更关注文化属性和消费者主观感受,选用文化影响程度和文化影响范围两个指标衡量,结果发现,中国文化服务对国外消费者的影响程度很小,但社会影响范围因“一带一路”的实施不断扩大。文化安全是一国制定文化贸易政策的又一个出发点,本文选取国际市场占有率、国际竞争力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评判政策对本国文化保护的效果,评估结果发现,我国文化服务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极低、国际竞争力较弱和竞争劣势明显。其次,选取美国、日本、韩国、法国和英国等文化服务贸易大国的代表性行业,归纳分析这些国家在促进本国特色文化服务出口方面的经验。美国在影视、动漫领域的产业扶持政策更侧重于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税收体系,提供宽松的竞争环境来培育行业龙头,带动行业集聚,提升行业规模,并在此基础上出台贸易促进政策实现全球化对外扩张。日本的动漫产业能够在世界市场占据大量份额,则得益于国内从制度到出口全方位的促进政策。法国的艺术品授权贸易的繁荣,离不开法国国内文化艺术制度、文化服务设施的完善、艺术欣赏的普及化以及对外强势的“文化例外”措施。英国艺术品授权贸易的发展则离不开良好的法律环境,包括拍卖行业严格有序的行业自治,以及英国国内法律对消费者的保护催生的“有限责任条款”等。综上得出的经验主要是:文化服务贸易发达的国家,均从贸易环境优化、政策财政支持、培育竞争力量、维护本国文化等几个角度制定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在协助本国文化扩张的同时,保护本国文化不受外来文化侵袭。再次,根据当今文化服务贸易发展特点,选取了数字文化服务贸易和文化服务贸易统计两个领域进行专题研究。数字文化服务贸易是未来文化服务贸易的新趋势和新增长点,本文在准确阐述数字文化服务贸易概念和自身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美国、欧盟两国（地区）制定数字文化贸易政策的现状和趋势,发现美国作为数字文化强国,奉行自由贸易政策,而更看重文化保护的欧盟,则倾向于通过“数字税”的方式设置文化贸易壁垒。各国数字文化服务贸易政策正走向分化,这加剧了国际文化服务贸易的摩擦,制约了国际数字文化服务贸易的发展。在文化服务贸易统计方面,因各国对文化服务贸易的定义不统一,导致文化服务贸易数据统计有较大分歧。本文聚焦文化服务贸易统计领域的差异性,归纳了主要国际组织和国家对文化服务的分类和数据统计规则,着重分析了中美数据统计的差异和因差异导致的文化服务贸易发展水平的差距,以进一步评判不同统计方法的优劣。特别地,本文对与文化服务贸易相关的特有现象进行了分析。因文化服务贸易有文化和产品的双重属性,在国际贸易中有其显着特征。本文着重分析了文化服务贸易领域“文化自由”和“文化例外”并存、“文化增值”和“文化折扣”并存的现象及其成因,并详细总结了国际贸易组织在应对文化服务贸易过程中出现的“特殊情况”而采取的特殊措施,为我国文化服务贸易实践提供参考依据。最后,基于以上研究和讨论,结合我国文化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对我国文化服务贸易政策提出七点建议。第一,重点出口文化折扣较低的文化服务;第二,借用国外观众熟悉的文化样式传播中国文化,减少“文化折扣”;第三,采取“本土化+国际化”战略,保证出口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让外国人能看懂,能理解,进而刺激文化服务消费;第四,瞄准文化亲缘性市场,寻求语言相近、地理相邻的国家作为主要出口市场;第五,借鉴发达国家文化贸易政策经验,完善国内相关立法,减少贸易摩擦;第六,兼顾国民文化需求与国家文化安全,采用市场引导、教育引导、社会福利引导等多种方式,树立国民的文化安全意识;第七,积极推动WTO中与文化服务贸易有关规则的改进,利用双边或多变文化合作,建立长久的文化战略合作关系。
姬振天[7]（2019）在《“东盟10+3”框架下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世界经济风险持续上升,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负面影响加大,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领域的纠纷日益加剧。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全球产业格局和金融稳定受到严重冲击,经济运行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美国单方面加征关税,挑起贸易争端对我国经济特别是企业预期的影响不断显现。就人民币国际化而言,当前正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承上启下的关键时刻,如何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高质量发展,是破解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负向冲击的关键一招。本文的切入点是在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下,引入货币国际化相关理论,深入研究在与中国具有密切经贸联系且合作机制较为成熟的“东盟10+3”范围内,人民币成为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相关问题。主要思路是:经济发展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发展,并使区域内商品、货币、生产要素和技术等加速流动,打破了传统的国别界限,扩大了市场,促进了区域内各成员国间的经贸交流。在此过程中,为了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降低交易成本,避免汇率风险,区域内各国会根据自身情况,基于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原则,选择适合的货币作为贸易开展的计价结算货币,该货币使用的国家越多,越说明该货币在区域内具有较强影响力。本文通过参考借鉴英镑、美元、欧元、日元等国际货币成为主要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历程,研究人民币在“东盟10+3”范围内成为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相关问题,以便为今后我国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提供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意见建议。基于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本文重点探讨了3个方面的问题:（1）找出人民币在“东盟10+3”区域内被选择作为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决定因素;（2）分析人民币在“东盟10+3”区域内成为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需要具备的条件;（3）研究在中国与“东盟10+3”各伙伴国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产生的影响效应。本文在以下3个方面对现有文献有所贡献:第一,本文针对当前中国资本项目尚未实现完全开放,人民币尚未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短期内人民币难以具备全面国际化条件,但人民币走出国门又势在必行、不可避免的背景下,立足与中国具有密切经贸联系且合作机制较为成熟的“东盟10+3”这一特定区域,聚焦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发挥的计价结算功能,研究人民币在该区域内被选择作为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决定因素、需要具备的条件以及对中国与伙伴国间贸易产生的影响效应,以期通过相关结论的得出,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并为今后在诸如RCEP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更大区域,依托人民币某项职能,分析人民币国际化相关问题,提供前期研究准备。第二,长期以来受到数据等的限制,以往文献对选择人民币作为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决定因素和影响因子的研究,以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为主,缺乏一个能够接受实证检验的系统性数理分析框架。本文的创新在于构建了一个在两国间贸易往来中,一国货币被另一国接受并成为计价结算货币的模型,通过运用“东盟10+3”各伙伴国使用人民币结算的面板数据,对模型推导得出的8个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得到选择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决定因素。第三,本文借鉴国外分析货币联盟或使用共同区域货币给区域内各国带来贸易创造效应的研究方法,运用基于原产国可贸易品消费者CES效用函数的Armington模型进行理论分析,通过引入引力模型,运用OLS和LSDV两种方法,在不同样本中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对中国与“东盟10+3”伙伴国间贸易产生的影响效应。经过分析研究本文的基本结论为:第一,综合英镑、美元、欧元、日元等成为国际贸易主要计价结算货币的路径和经验,给人民币的启示有:在网络外部性作用下,国际货币在一定时期内有其使用惯性,因此人民币不可能一蹴而就地成为关键的、被国际广泛认可的,能充分发挥国际货币职能属性的主导型国际货币,而应以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抛开英镑和美元特定且难以复制的历史因素,英美两国无一例外的都抓住了产业革命的契机,在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产业变革中获得先机,这对今天正处于转型升级与结构调整关键期的中国来说尤为重要。另外,美元在资源类产品及原材料等大宗商品贸易中取得的计价结算货币地位,值得人民币学习、借鉴与争取。德国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国际贸易基础,高异质性的贸易商品,低通货膨胀率且马克币值稳定的经验值得人民币借鉴。日本出口产品差异化程度偏低,对美国市场具有较大的依赖性,资本账户开放后,导致日元的计价结算与国际储备功能发展不平衡,出现“再贷款”现象,最终使日元被过度高估,造成泡沫经济的教训值得人民币深刻汲取。就目前中国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发展而言,贸易类型仍以货物贸易为主,跨境贸易人民币使用主要集中在亚洲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除了香港份额最高外,其次就是在“东盟10+3”范围内,所以当前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的重点应主要集中在“东盟10+3”范围内,因为只有明确研究重点,才能有的放矢,最终得出对本文研究对象富有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的有效结论。第二,在进一步验证并明确了“东盟10+3”这一本文研究的重点范围后,通过构建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选择模型,推导得出8个关于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选择决定因素的理论假设,并运用面板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结论为:在“东盟10+3”范围内,一国经济规模,中国与伙伴国间的议价能力,伙伴国国内市场条件,伙伴国通货膨胀率及汇率波动程度,中国与伙伴国间货币的交易成本,伙伴国货币与人民币的联动性以及中国与伙伴国间贸易品异质性程度等是决定人民币被选择作为计价结算货币的关键因素,但是现有模型和数据暂无法判定金融市场发展以及其开放程度对“东盟10+3”伙伴国选择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影响,这也是本文今后的研究重点。第三,在初步论证了人民币在“东盟10+3”区域内被选择作为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决定因素的基础上,通过与其他主要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以及区域内各国货币的横向对比与纵向对比得出:从经济规模上看,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为人民币在“东盟10+3”范围内充当贸易计价结算货币奠定了坚实基础。从国际贸易层面上看,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仍然存在大而不优的状况。从国际金融层面上看,中国在汇率制度的灵活性,金融市场的开放度,资本交易管制程度,以及通货膨胀、货币交易成本、人民币汇率波动性等方面与区域内部分伙伴国或与主要国际贸易计价结算货币发行国相比都不具备显着竞争优势,甚至在个别领域发展仍然滞后。从货币风险上看,人民币的汇率风险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及复杂性,在货币流通、交易的风险管控竞争力上仍弱于其他主要的贸易计价结算货币。从对区域内各国货币的影响程度上看,美元仍然是区域内最具影响力的货币,欧元与英镑对特定国家货币具有一定影响力,人民币近年来的影响力总体呈上升趋势,相比之下日元呈下降趋势。第四,分析了在“东盟10+3”区域内选择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货币的决定因素和需要具备的条件后,本文通过测算市场提供不对称依赖度（MSAD）和产品提供不对称依赖度（PSAD）,将研究数据分成3种不同类型的样本进行分类回归,在使用基于原产国可贸易品消费者CES效用函数的Armington模型,对两国间贸易状况进行模拟,并推导得出了4个理论假设的基础上,运用引力模型对3个不同类型的样本,分别使用OLS法和LSDV法回归分析得出:在中国与“东盟10+3”各伙伴国贸易中,就总体样本而言,使用人民币作为贸易的共同计价结算货币,将会使两国贸易增加近35%,就MSAD>1的样本而言,将会使两国贸易增加40%左右,就PSAD>1的样本而言对两国贸易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着性。这一结论也验证了在条件分析中,人民币作为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虽在部分领域具有显着优势,但仍有部分领域相较主要的贸易计价结算货币还有较大差距,并依然存在相关配套措施发展滞后等问题,而这也是下一步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方向。
龙小燕[8]（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提出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朱成坤[9]（2019）在《中美贸易摩擦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8年3月,新一轮中美贸易战拉开帷幕,由美国针对中国进行“232调查”、“301调查”开始,两国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对从对方进口的商品征收不同程度的关税,征税金额超过千亿美元。随后经过5月份的协商谈判,两国贸易关系的紧张局面得以缓和,但不久又重现危机,终于,美国在7月6日打响第一枪。尽管中美两国互为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两国之间的经济关联也日益密切,却仍然爆发了如此激烈的贸易战,虽然在2019年初两国商定暂停上涨关税,但是中美两国的对外贸易仍承受了巨大损失,与国际贸易密不可分的汇率也受到巨大影响。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相互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关系到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中美两国成为了相互间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因此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和走向,对两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有重要影响。而中国正处于发展对外经济的关键时期,作为对外贸易纽带的人民币汇率必将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严重影响,因此如何解决贸易摩擦并减小汇率受到的影响成为如今对外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本文拟从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入手,总结论述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进程与造成的影响,同时对汇率问题进行系统分析,旨在结合贸易摩擦找出影响汇率变化的因素,从而能够使我国妥善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及其带来的汇率变化问题。理论方面,本文首先系统地阐述了影响汇率波动的因素相关理论,然后分析总结了贸易摩擦对于汇率产生影响的理论机制。随后本文表述了中美贸易摩擦与人民币汇率的历史与现状,分别分阶段详细介绍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史以及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史,并对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原因进行深入剖析,同时说明了人民币汇率受政策变化的影响。在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分析中,本文首先对其影响机制进行研究分析,并将各阶段的中美贸易摩擦与人民币汇率波动进行了对比分析。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选用2005年7月到2018年12月的月度数据,参考相关理论及文献,并考虑数据可得性,采用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在启用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之前用人民币兑美元月度平均汇率代替）、CPI指数、外汇储备量、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中美利率差以及贸易摩擦发生情况作为变量,通过时间序列数据建立VAR模型和OLS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运用经济学的观点对中美贸易摩擦对人民币汇率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VAR模型解释了以上因素相互之间的关系,通过OLS模型则得出贸易摩擦所影响的各因素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发挥作用的大小,并在考虑数据易得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较大的因素,为汇率波动预警机制提供参考。最后,基于前述理论和定量分析,本文提出了稳定汇率、减小贸易摩擦影响的建议:首先加快货币市场建设,完善人民币汇率的生成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同时国家、企业、行业联合行动,完善汇率预警机制,减轻因汇率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其次要有效利用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妥善处理贸易问题;最后从自身出发,增强国家实力,改进外贸布局及结构,大力发展创新产业,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由于当前有关贸易摩擦对汇率影响研究的经典文献较少,本文在研究深度上存在一定的欠缺。同时,现阶段的中美贸易摩擦已经转化为更为激烈的贸易战,并且有长期化的趋势,因此加重了贸易以及人民币汇率方面的不确定性。美国采取的政策多变,我国政府的应对也会多样化,人民币汇率短期内可能会有频繁的小范围波动,应对的难度也将有所加大。
董晨君[10]（2019）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汇率预期管理研究》文中指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已然成为中国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被纳入特别提款权（Speicial Drawing Right,SDR）,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取得重要进展。另外,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亦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趋向成熟。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逐渐深入,人民币充当世界货币的职能开始显现,在国际计价、结算、交易和储备等方面产生影响。各货币职能的实现,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民币即期汇率和远期汇率,继而塑造不同的汇率预期,影响贸易、投资和国际资本流动,反过来又将推动或阻碍货币国际化进程的实现。本文以人民币国际化为背景,着重研究了货币国际化进程中人民币汇率预期管理问题,从汇率预期管理切入,寻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有效汇率预期管理方式。研究汇率预期管理的效果及其工具的影响,是进行有效汇率管理、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基础。汇率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枢纽,在货币国际化进程中探讨汇率预期管理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研究汇率预期与货币国际化的双向联系和互动影响,可以发展当代货币国际化理论;其次,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探讨汇率预期管理,可以丰富人民币汇率管理理论;最后,可以加强和指导汇率管理实践,在货币国际化背景下探讨人民币预期管理实践,更有助于应对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稳步推进汇率体制改革。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部分,引言。本部分首先说明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汇率预期管理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然后阐述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最后指出了研究内容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一章,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本章首先依次介绍了人民币国际化理论、汇率理论、理性预期理论等,然后分专题进行文献梳理和评述,揭示已有研究的问题及不足,阐释人民币汇率预期管理的重要性。第二章为人民币汇率预期的阶段特征及其属性。本章共分三节:第一节着重介绍了汇率预期的度量方法,然后比较分析了这些方法优缺点;第二节采用计量模型研究汇率预期动态,分阶段进行实证分析;最后为人民币汇率预期分类和验证,实证检验汇率预期的类型。第三章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汇率预期管理的需求、目标和效果分析。首先分析了汇率预期管理的需求,包括汇率形成机制对直接干预形成的监督和约束、预期管理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国际经验以及汇率预期管理对缓解国际经贸摩擦的可行性。明确阐释汇率预期管理目标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然后,采用VAR模型、TVP-SV-VAR模型和混合创新TVP-SV-VAR模型研究了汇率预期管理对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增速的影响。第四章为人民币汇率预期管理的工具及其效果。首先,着重分析汇率沟通对汇率预期的影响,具体包括汇率沟通度量、作用渠道和汇率沟通对汇率水平和波动的影响;其次,研究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汇率预期的影响;最后,实证分析外汇管理政策调整对汇率预期的影响。第五章为汇率预期管理的国际经验借鉴。本章先后归纳和总结了国际化进程中美元、马克和日元的汇率预期管理经验,以期为中国人民币汇率预期管理提供有益参考和启示。第六章为结论和加强汇率预期管理的建议。首先归纳总结前文各章节的研究结论,然后基于本文研究结果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多样化汇率预期引导方式和加强内外部政策协调与跨市场管理等方面提出汇率预期管理建议。
二、中美国际收支与投资结构比较分析及启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美国际收支与投资结构比较分析及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分析与实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1.3.4 比较分析的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般分析 |
| 2.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和性质 |
| 2.1.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 |
| 2.1.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性质 |
| 2.1.3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区别 |
| 2.1.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容体系 |
| 2.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渊源 |
| 2.2.1 比较优势与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
| 2.2.2 重商主义与贸易保护理论 |
| 2.2.3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2.3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 |
| 2.3.1 利润转移理论 |
| 2.3.2 外部经济理论 |
| 2.4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评析 |
| 2.4.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突破 |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局限和消极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演变 |
| 3.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 |
| 3.1.1 限制进口的政策 |
| 3.1.2 扶植和振兴出口的政策 |
| 3.1.3 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 |
| 3.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 |
| 3.2.1 实施分阶段贸易自由化政策 |
| 3.2.2 实施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政策替代直接进口限制 |
| 3.2.3 通过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 3.2.4 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扶持重化工业的发展 |
| 3.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形成时期(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 |
| 3.3.1 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
| 3.3.2 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 |
| 3.3.3 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
| 3.3.4 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
| 3.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稳定发展时期(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 |
| 3.4.1 贸易政策的重心向贸易和投资并举的方向转变 |
| 3.4.2 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
| 3.4.3 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与主要实施方式 |
| 4.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 |
| 4.1.1 国家战略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
| 4.1.2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基础 |
| 4.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实施方式 |
| 4.2.1 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 |
| 4.2.2 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持战略产业发展 |
| 4.2.3 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 |
| 4.2.4 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 |
| 4.2.5 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层面分析 |
| 5.1 战后日本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合发展 |
| 5.1.1 产业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5.1.2 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着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 日本汽车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1 汽车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2.2 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采取的保护和扶植政策 |
| 5.2.3 日本汽车产业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
| 5.2.4 日本汽车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3 日本钢铁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3.1 钢铁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3.2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3.3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3.4 日本钢铁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4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4.1 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4.2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4.3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4.4 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与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企业层面分析 |
| 6.1 日本的企业组织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1.1 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强大的基础载体 |
| 6.1.2 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运行机制 |
| 6.1.3 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稳固的前沿阵地 |
| 6.2 日本的企业并购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2.1 日本企业并购的模式与特点 |
| 6.2.2 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 |
| 6.3 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3.1 日本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贸易利益密切结合 |
| 6.3.3 跨国公司及经营战略中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 日本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1 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配合 |
| 6.4.2 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 |
| 6.4.3 企业研发战略的效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积极效果及消极影响 |
| 7.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 |
| 7.1.1 目标明确 |
| 7.1.2 重点突出 |
| 7.1.3 灵活运用 |
| 7.1.4 追求动态效应 |
| 7.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积极效果 |
| 7.2.1 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
| 7.2.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 7.2.3 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
| 7.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消极影响 |
| 7.3.1 贸易摩擦频发 |
| 7.3.2 经济对外依赖加深 |
| 7.3.3 产业“空心化”风险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1 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 |
| 8.1.1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 |
| 8.1.2 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 |
| 8.1.3 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 |
| 8.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2.1 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 |
| 8.2.2 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 |
| 8.2.3 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
| 8.2.4 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 |
| 8.2.5 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
| 8.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主要概念界定 |
| 三、研究内容与目标 |
| 四、研究重点难点以及方法步骤 |
| 五、创新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相关文献综述 |
| 一、对一国对外贸易附加值进行分解和测算的相关文献 |
| 二、关于中国对外贸易结构问题研究的文献 |
| 三、关于中国出口贸易附加值结构研究的文献 |
| 四、简要述评 |
| 第二节 一国对外贸易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决定因素理论分析 |
| 一、对经典国际贸易理论相关论述的分析 |
| 二、对基于Ricardian连续统模型相关论述的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总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总贸易出口商品结构变化 |
| 一、中国总贸易出口额变化 |
| 二、中国总贸易出口比重变化 |
| 三、中国总贸易出口商品结构变化指数 |
| 第二节 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测算方法和数据来源 |
| 一、测算方法 |
| 二、相关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中国总贸易总产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变化 |
| 一、中国总贸易总产品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变化 |
| 二、中国总贸易总产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变化 |
| 第四节 中国总贸易最终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变化 |
| 一、中国总贸易最终品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变化 |
| 二、中国总贸易最终品出口国内附加值比重变化 |
| 第五节 中国总贸易中间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变化 |
| 一、中国总贸易中间品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变化 |
| 二、中国总贸易中间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变化 |
| 第六节 中国总贸易总产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变化指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商品结构变化 |
| 一、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变化 |
| 二、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比重变化 |
| 三、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商品结构变化指数 |
| 第二节 中国货物贸易总产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变化 |
| 一、中国货物贸易总产品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变化 |
| 二、中国货物贸易总产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变化 |
| 第三节 中国货物贸易最终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 |
| 一、中国货物贸易最终品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变化 |
| 二、中国货物贸易最终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变化 |
| 第四节 中国货物贸易中间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 |
| 一、中国货物贸易中间品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变化 |
| 二、中国货物贸易中间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变化 |
| 第五节 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变化指数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商品结构 |
| 一、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变化 |
| 二、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比变化 |
| 三、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商品结构变化指数 |
| 第二节 中国服务贸易总产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 |
| 一、中国服务贸易总产品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变化 |
| 二、中国服务贸易总产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变化 |
| 第三节 中国服务贸易最终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 |
| 一、中国服务贸易最终品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变化 |
| 二、中国服务贸易最终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变化 |
| 第四节 中国服务贸易中间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 |
| 一、中国服务贸易中间品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变化 |
| 二、中国服务贸易中间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变化 |
| 第五节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变化指数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计量模型的设定和数据来源 |
|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和变量选择 |
| 二、相关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中国总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影响因素 |
| 一、中国总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额的影响因素 |
| 二、中国总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影响因素 |
| 一、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额的影响因素 |
| 二、中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货物贸易行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的影响因素 |
| 第四节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影响因素 |
| 一、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额的影响因素 |
| 二、中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行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的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和建议 |
| 一、主要结论 |
| 二、政策启示和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国际收支结构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双向影响研究 ——基于TVP-SV-VAR模型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与国际收支结构变化 |
| 1.2.1 人民币国际化政策演变历程 |
| 1.2.2 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变化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货币国际化概述 |
| 1.3.2 人民币国际化概述 |
| 1.3.3 国际收支概述 |
| 1.3.4 国际收支与人民币国际化互动关系概述 |
| 1.3.5 对相关文献的述评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本文的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影响机理分析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最优通货区理论 |
| 2.1.2 萨缪尔森生命周期理论 |
| 2.1.3 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相互关系 |
| 2.1.4 货币国际化与国际收支关系 |
| 2.2 我国国际收支结构与人民币国际化双向影响机理分析 |
| 2.2.1 我国国际收支结构对人民币国际化影响机理分析 |
| 2.2.2 人民币国际化对国际收支结构的影响机理分析 |
| 第3章 实证分析 |
| 3.1 实证模型 |
| 3.1.1 VAR模型 |
| 3.1.2 TVP-SV-VAR模型 |
| 3.2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3.3 VAR模型 |
| 3.3.1 平稳性检验 |
| 3.3.2 协整分析 |
| 3.3.3 滞后期选择及系统稳定性检验 |
| 3.3.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3.3.5 .脉冲响应 |
| 3.4 基于TVP-SV-VAR模型的动态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
| 3.4.1 参数估计结果 |
| 3.4.2 主要变量随机波动率时变特征 |
| 3.4.3 脉冲响应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结论及对策建议 |
| 4.1 主要结论 |
| 4.1.1 国际收支结构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 |
| 4.1.2 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对国际收支变动影响 |
| 4.2 对策建议 |
| 4.2.1 优化国际收支结构 |
| 4.2.2 适度维持经常账户顺差 |
| 4.2.3 适度放开资本项目管制 |
| 4.2.4 对内稳定物价水平、对外稳定人民币值 |
| 4.2.5 加强人民币基础设施建设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5）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思路、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重点 |
| (二)重点研究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与成因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成因 |
| 二、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和金融危机救助相关研究 |
| (一)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必要性 |
| (二)政府救助范畴 |
| (三)政府救助措施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相关研究 |
|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方式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四)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方法 |
| 第三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一):介入和退出标准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预期收益分析 |
| (二)预期成本分析 |
| (三)预期成本收益曲线分析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退出原则 |
| (二)退出标准与时机 |
| (三)政策退出的次序与方式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二):作用机制 |
| 一、蒙代尔—弗莱明IS-LM-BP模型 |
| 二、加入风险溢价因素的IS-LM-BP-RP模型 |
| 三、加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因素的IS-LM-BP-RP-AE模型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IS曲线的影响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LM曲线的影响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BP曲线的影响 |
| (四)IS-LM-BP-RP-AE模型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 |
| 四、极端情形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 |
| (一)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借鉴 |
| (二)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批判 |
| (三)IS-LM-BP-RP-AE 模型与现代货币理论的结合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经验 |
| 一、美国应对“大萧条”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二、香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三、美国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做法与建议 |
| 一、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做法 |
| (一)上世纪90年代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风险 |
| (二)清理整顿金融“三乱” |
| (三)全国农信社风险处置 |
| (四)本世纪初国有银行风险处置与股份制改革 |
| (五)2015年应对股市异常波动 |
| (六)包商银行接管 |
| 二、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不足及原因 |
| (一)传统机制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突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需求 |
| (二)央行向国家财政上缴利润机制执行的灵活性加大 |
| (三)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内生联系有待进一步加强 |
| 三、完善机制的政策建议 |
| 第七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实证分析 |
| 一、变量数据与模型说明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VEC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协整检验与VEC模型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走势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ARCH类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ARCH效应检验 |
| (三)模型拟合 |
| (四)结果分析 |
| (五)小结 |
| 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VAR模型) |
| (一)VAR模型的构建 |
|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
| (三)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四)小结 |
| 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投资者信心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第八章 新形势下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 |
| 一、新形势下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一)实体经济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金融市场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三)金融机构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储备 |
| (一)应对实体经济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二)应对金融市场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应对金融机构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启示 |
| 一、主要结论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与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手段 |
| (四)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效果 |
| (五)当前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政策启示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6）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国际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
| 第五节 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内研究现状 |
| 一、国内文化服务贸易概念辨析 |
| 二、国内文化服务贸易理论研究 |
| 三、国内文化服务贸易现状分析 |
| 四、国内文化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研究 |
| 五、国内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分析 |
| 第二节 国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文化服务贸易概念辨析 |
| 二、国外文化服务贸易理论研究 |
| 三、国外文化服务贸易研究内容 |
| 四、国外文化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研究 |
| 五、国外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分析 |
| 第三节 文献述评 |
| 一、国内外关于文化服务贸易概念的辨析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侧重领域的差异 |
| 三、国内外研究侧重领域差异形成原因分析 |
| 四、已有研究的不足与本文研究方向 |
| 第三章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析 |
| 第一节 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内涵 |
| 一、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定义 |
| 二、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类 |
| 三、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传导机理 |
| 第二节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类 |
| 一、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定义 |
| 二、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类依据 |
| 三、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类 |
| 第三节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效用分析 |
| 一、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传导分析 |
| 二、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效益分析 |
| 第四节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与国际规则 |
| 一、文化服务贸易有关的国际规则概述 |
| 二、与文化贸易有关的WTO争端 |
| 三、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与国际规则的互动关系 |
| 第四章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国际比较 |
| 第一节 影视领域 |
| 一、美国的影视政策 |
| 二、法国影视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三、韩国的影视政策 |
| 四、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二节 动漫领域 |
| 一、美国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二、日本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三、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三节 艺术品授权领域 |
| 一、法国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二、英国的主要政策 |
| 三、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五章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专题研究 |
| 第一节 数字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专题 |
| 一、数字文化服务贸易的概念、内涵与特征 |
| 二、数字文化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与特点 |
| 三、数字文化服务贸易壁垒 |
| 四、数字文化服务贸易规则之争 |
| 五、各国数字文化服务贸易政策 |
| 六、中国数字文化服务贸易发展的策略选择 |
| 第二节 文化服务贸易统计政策专题 |
| 一、国际文化服务贸易统计标准 |
| 二、我国文化服务贸易统计框架与实践 |
| 三、中美文化服务贸易统计制度差异分析 |
| 第三节 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组织机构 |
| 一、各国的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的组织机构 |
| 二、中国的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的障碍及借鉴 |
| 第六章 文化服务贸易相关的特有现象分析 |
| 第一节 “文化自由”与“文化例外”共存 |
| 一、文化例外是保护本国文化的盾牌 |
| 二、“文化自由”有利于推广本国文化产品与服务 |
| 三、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二节 “文化折扣”与“文化增值” |
| 一、文化折扣及成因 |
| 二、文化增值及成因 |
| 三、中国文化服务贸易从“文化折扣”转变为“文化增值”的策略 |
| 第三节 文化服务贸易国际规则中的文化特性考量 |
| 一、WTO现有文化服务贸易规则 |
| 二、WTO文化贸易规则与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博弈和协调 |
| 三、对文化服务贸易规则发展趋势的分析与展望 |
| 四、中国应对文化服务贸易规则新发展趋势的对策建议 |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一、我国在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方面存在的差距 |
| 二、国外先进政策实践带来的启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促进文化服务贸易由“文化折扣”转向“文化增值”的策略选择 |
| 二、积极参与文化服务贸易相关规则制定 |
| 第三节 下一步研究计划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校期间学术成果 |
（7）“东盟10+3”框架下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框架与内容 |
| 1.2.1 概念界定 |
| 1.2.2 研究框架和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2.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 |
| 2.1.1 新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
| 2.1.2 货币一体化理论 |
| 2.1.3 货币搜寻理论 |
| 2.1.4 计价货币选择理论 |
| 2.1.5 货币替代理论 |
| 2.1.6 网络外部性与货币转换成本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与人民币国际化 |
| 2.2.2 选择国际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决定因素 |
| 2.2.3 国际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需要具备的条件 |
| 2.2.4 使用相同货币计价结算对贸易的影响效应 |
| 2.2.5 东盟10+3区域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 |
| 2.3 评述 |
| 2.3.1 相关理论评述 |
| 2.3.2 国内外文献评述 |
| 3.经验借鉴与启示 |
| 3.1 主要国际货币实现跨境贸易计价结算的路径和经验 |
| 3.1.1 英镑实现跨境贸易计价结算的路径和经验 |
| 3.1.2 美元实现跨境贸易计价结算的路径和经验 |
| 3.1.3 欧元实现跨境贸易计价结算的路径和经验 |
| 3.1.4 日元实现跨境贸易计价结算的路径和经验 |
| 3.2 人民币跨境贸易计价结算的起步和发展 |
| 3.2.1 人民币跨境贸易计价结算的发展背景 |
| 3.2.2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发展现状 |
| 3.2.3 对人民币的启示 |
| 3.3 本章小结 |
| 4.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选择 |
| 4.1 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选择的基本模型和理论假设 |
| 4.1.1 基本模型构建 |
| 4.1.2 理论分析与提出假设 |
| 4.2 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选择的实证分析 |
| 4.2.1 研究说明及背景介绍 |
| 4.2.2 计量模型设定 |
| 4.2.3 数据来源及解释 |
| 4.2.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人民币成为计价结算货币的条件分析 |
| 5.1 主要指标测算及分析 |
| 5.1.1 经济规模层面 |
| 5.1.2 国际贸易层面 |
| 5.1.3 国际金融层面 |
| 5.2 人民币货币性质判断 |
| 5.2.1 理论模型构建 |
| 5.2.2 实证变量选取 |
| 5.2.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 人民币货币影响力评估 |
| 5.4 本章小结 |
| 6.人民币跨境贸易计价结算的效应研究 |
| 6.1 样本选取 |
| 6.2 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推导与提出假设 |
| 6.2.2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结论、建议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8）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9）中美贸易摩擦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1.2.2 贸易摩擦对汇率变化影响的相关研究 |
| 1.2.3 对现有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本文的不足 |
| 2 汇率变动相关理论及贸易摩擦对汇率变化的影响机制 |
| 2.1 汇率决定理论 |
| 2.1.1 购买力平价理论 |
| 2.1.2 利率平价理论 |
| 2.1.3 资产组合理论 |
| 2.1.4 国际收支理论 |
| 2.2 贸易摩擦对汇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
| 2.2.1 通过通货膨胀率影响汇率 |
| 2.2.2 通过外汇储备和国际收支影响汇率 |
| 2.2.3 通过利率差影响汇率 |
| 2.3 小结 |
| 3 中美贸易摩擦与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基本情况分析 |
| 3.1 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与现状 |
| 3.1.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过程 |
| 3.1.2 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 |
| 3.2 人民币汇率变动历程与现状分析 |
| 3.2.1 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历程 |
| 3.2.2 政策因素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
| 4 中美贸易摩擦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分析 |
| 4.1 中美贸易摩擦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1.1 通过通货膨胀率影响人民币汇率 |
| 4.1.2 通过利率差影响人民币汇率 |
| 4.1.3 通过外汇储备影响人民币汇率 |
| 4.2 人民币汇率变化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对照分析 |
| 4.2.1 汇率平缓阶段(1978年-2005年) |
| 4.2.2 汇率逐步升值阶段(2005年-2015年) |
| 4.2.3 汇率频繁波动阶段(2015年-2018年) |
| 4.3 中美贸易摩擦走势预测 |
| 5 中美贸易摩擦对人民币汇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分析的逻辑判断与结果预判 |
| 5.2 实证检验 |
| 5.2.1 变量选取与样本数据说明 |
| 5.2.2 实证检验 |
| 5.3 实证结论及分析 |
|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从自身出发,完善人民币汇率的生成和预警机制 |
| 6.2.2 有效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处理国际贸易问题 |
| 6.2.3 增强自身实力,应对贸易摩擦和汇率变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汇率预期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内容与框架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实证分析法 |
| (三)案例分析法 |
| 四、创新与未来展望 |
| (一)创新点 |
| (二)未来展望 |
| 第一章 相关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汇率理论 |
| 二、预期管理理论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汇率预期是否为理性预期判定 |
| 二、汇率预期的异质性 |
| 三、汇率预期同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联系 |
| 四、外汇市场干预和汇率预期管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人民币汇率预期的测度、阶段特征及其属性 |
| 第一节 人民币汇率预期的测度 |
| 一、汇率预期的测度方法 |
| 二、汇率预期度量方法对比 |
| 第二节 人民币汇率预期阶段特征的比较分析 |
| 一、人民币汇率预期的阶段性分析 |
| 二、实证研究方法介绍 |
|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统计 |
| 四、本节结论 |
| 第三节 人民币汇率预期验证 |
| 一、静态预期及其实证检验 |
| 二、外推型预期及其实证检验 |
| 三、适应性预期及其实证检验 |
| 四、回归型预期及其实证检验 |
| 五、理性预期及其实证检验 |
| 六、本节结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汇率预期管理需求、目标和效果分析 |
| 第一节 汇率预期管理的需求 |
| 一、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直接干预汇率形成监督与约束 |
| 二、预期管理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国际经验 |
| 三、汇率预期管理是缓解国际经贸摩擦的可行方式 |
| 第二节 汇率预期管理的目标 |
| 一、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趋于常态 |
| 二、避免单边贬值预期 |
| 三、稳定币值,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
| 第三节 汇率预期管理的预期效果分析 |
| 一、传统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
| 二、基于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
| 三、混合创新模型(Mixture Innovation Model)的实证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人民币汇率预期管理的工具及其效果 |
| 第一节 汇率沟通对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影响分析 |
| 一、汇率沟通的度量 |
| 二、汇率沟通的作用渠道 |
| 三、汇率沟通对汇率水平和汇率波动的影响 |
| 第二节 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汇率预期的影响 |
| 一、“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及其影响 |
| 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汇率预期的影响 |
| 第三节 广义外汇管理政策对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影响分析 |
| 一、外汇管理政策调整影响汇率预期的方式 |
| 二、外汇管理政策调整下的汇率预期管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汇率预期管理的国际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美联储的汇率预期管理经验及启示 |
| 一、美元汇率管理的制度 |
| 二、美元汇率预期管理的历史经验 |
| 三、美元汇率预期管理对中国的借鉴与启示 |
| 第二节 德国央行的汇率预期管理经验及启示 |
| 一、二战后德国马克汇率的总体走势 |
| 二、德国应对汇率变化的措施和政策 |
| 三、德国马克国际化过程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三节 日本央行的汇率预期管理经验及启示 |
| 一、日元的国际化过程 |
| 二、日元国际化过程中汇率的表现 |
| 三、国际化进程中日元汇率的变化特点 |
| 四、日元汇率预期管理的经验总结 |
| 五、日元汇率管理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汇率预期管理研究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汇率预期管理研究结论 |
| 一、人民币汇率预期阶段特征及属性研究结论 |
| 二、人民币汇率预期管理需求、目标与效果研究结论 |
| 三、汇率预期管理工具效果研究结论 |
| 四、汇率预期管理国际经验借鉴结论 |
| 第二节 关于汇率预期管理的建议 |
| 一、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
| 二、多样化汇率预期引导方式 |
| 三、加强内外部政策协调与跨市场管理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中美国际收支与投资结构比较分析及启示（论文参考文献）
- [1]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2]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D]. 邵冰. 吉林大学, 2020(03)
- [3]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问题研究[D]. 鲁晓璇.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国际收支结构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双向影响研究 ——基于TVP-SV-VAR模型的分析[D]. 万璟.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5]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D]. 龙俊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6]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国际比较[D]. 孙铭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7]“东盟10+3”框架下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研究[D]. 姬振天.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8]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9]中美贸易摩擦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研究[D]. 朱成坤.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7)
- [10]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汇率预期管理研究[D]. 董晨君.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