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胡族的正统意识与正统较量

一、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正统意识与正统之争（论文文献综述）

巩智艺^[1]（2021）在《东晋与北方胡族政权关系研究三题》文中认为西晋惠帝时期,八王之乱兴起,出身匈奴的刘渊率先起兵,建立汉国。北方胡族反晋浪潮随之高涨,司马睿与北方士族南渡江左,在怀帝与愍帝相继被俘之后,于建康建立东晋。后赵、前燕与前秦相继兴起于北方,与东晋成南北对峙之势。司马睿称帝之初,东晋内部不稳,实力尚弱,当后赵频扰淮、泗与荆、襄地区,东晋则消极防守。徐、兖、豫等州守将因个人私利、后赵军事压力与政治斗争中失败等叛降后赵,造成东晋北部疆域的变动。成帝时,东晋在淮河一线与后赵相持,此时东晋的统治已趋稳固。在晋赵对峙期间,后赵强制迁徙大量东晋士民北返,以补充北方的农业人口。东晋与前燕的关系演变以慕容皝获封燕王为界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双方关系密切,使者往来频繁;前燕与东晋相继建立了臣属与宗藩关系。东晋建立前夕,慕容廆向东晋称臣,慕容鲜卑称臣于东晋,获得东晋的承认与官爵,以招纳北方流亡士族,壮大其实力,并讨伐辽东地区的割据势力;慕容廆与慕容皝相继遣使东晋求封燕王,在慕容皝的政治斡旋与后赵欲联合成汉攻晋的背景下,东晋同意封慕容皝为燕王,以牵制后赵;后期,慕容皝自获封燕王后,持续向南扩张,至慕容儁称帝,东晋与前燕的宗藩关系破裂,走向敌对,前燕南进中原,控制河南、山东以及淮河以北地区,与东晋隔淮对峙。东晋虽多次北伐前燕,但均告失败,前燕虽胜,却也国力大衰。东晋与前秦的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后赵亡后,前秦利用东晋与前燕之间的对立与矛盾,消耗晋、燕双方的实力。桓温兵败枋头之后,前秦攻灭前燕,统一北方,秦晋成对峙之势。苻坚在攻占蜀地、襄阳与淮北之后,大举南征,企图通过统一南北取得正统地位。但苻坚兵败于淝水,前秦也随之瓦解,足见前秦尚不具备攻灭东晋的实力。在秦晋对峙期间,襄阳失陷,习凿齿与释道安等被俘,北徙关中,加速了玄、佛合流趋势,促进了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

王宵宵^[2]（2021）在《正统之辨与南北朝正史“民族传”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南北朝时期政权对立,民族关系复杂,正闰难分,这样的历史局面使南北政权陷入深度的正统地位之争当中,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又使得这种争夺具有华夷之辨的特点。成书于该时期的三部正史《魏书》《宋书》《南齐书》深受正统之辨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代痕迹。三部正史共有“民族传”16卷,这些传记虽分述不同领域的历史,然均传递出以正统自居、强调夷夏之别的信息,皆具有增强自身正统优越性的意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史“民族传”的书写是史家为所属政权争夺正统地位的重要方式,代表北朝政权的魏收和代表南朝政权的沈约、萧子显虽叙事方式不同,然志在正统的意图明显。从表面看来,“民族传”对正统地位的争夺加剧了南、北政权的矛盾,实际上,本文通过研究发现,无论南北史家,他们的书写方式基本上是围绕天命论、五德终始说而展开。渲染天命是为了取得现实的依据,运用五德终始说则是寻求历史上的依据。南北朝正史“民族传”的书写方式蕴含着各民族对华夏传统历史文化的认同,这样的书写从不同侧面推动了该时期各民族的融合与发展。

周莹^[3]（2021）在《前后秦政治史研究》文中指出采用政治史研究方法研究民族史,转换视角,有助于深化对十六国中期立国关陇的前后秦史研究。前秦建立初期从政治名号来源、“胡运已终”“苻氏应王”的谶纬、五德次第等易为胡汉人群接受的华夏传统政治文化解决政权合法性构建难题。枋头集团是前秦最大的功臣群体。功臣与皇权这一华夏王朝存在的政治关系同样也存在于由氐族建立的前秦。通过对宗室功臣苻菁叛乱、秦主苻健设立顾命功臣、苻生诛杀顾命、苻坚篡位后处理功臣的反抗等前秦权力格局变动中关键节点的细致分析,有助于还原枋头功臣与皇权的互动过程。苻坚皇位篡取于苻生,苻生诸弟的存在导致双方关系微妙。苻坚在平定五公叛乱后,解除了国分为五的危机,但对关中四方镇守体系的新安排又为二十年后战败淝水时,后秦姚氏消灭苻氏而立国关中埋下伏笔。经过处理枋头功臣、宗室五公叛乱两个重大政治问题后,苻坚开始着手对统治核心区关中东北渭北地方和族群秩序的构建。十六国初期屠各汉赵时期关陇政治地理、族群形势已显示出构建渭北秩序的必要性。直至淝水之战前,渭北从未发生过一起胡族叛乱,显示了前秦构建渭北秩序的有效性。在完成调整权力结构和稳定地方秩序等内政任务后,苻坚治国政策出现对外转向,在大规模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大量前燕降众慕容鲜卑从河北迁入关中,进入政权核心。同时苻坚将本部族氐人大量迁离关中、去往新征服地。这就导致关中核心区族群比例鲜卑、羌两个异族超越了本族氐。前秦朝廷敌视慕容鲜卑、羌族的言论愈演愈烈。内部族际政治最终对淝水之战产生了重大影响。淝水之战前,支持出征的姚氏羌、慕容鲜卑因苻坚的怀疑被安排在前秦早已无法突破的长江上、中游,反而在战争中保存了力量,在前秦主力兵败淮河下游后,纷纷起兵叛秦,分别立国关陇和河北两个北方核心区,史称后秦和后燕。淝水之战后,姚氏立国关中,建立后秦,因地缘优势尚在河西几股势力纠缠中维持了一段时间霸主地位。姚硕德是姚氏于前秦初年入侵陕北失败后,被苻氏重新遣返回故地陇右的代表人物,是前秦解散部落的结果。陇右位于关、河之间,因而姚硕德成为后秦出兵河西灭亡后凉吕氏的主要凭借力量。秃发傉檀、沮渠蒙逊、李暠诸凉势力彼此竞争,对姑臧虎视眈眈。后秦在东线柴壁之战中损失惨重,内外形势的交困,导致秦主姚兴处理河西政局复杂而艰难。“渭北马牧”作为姚氏起兵地,是指黄河西岸的冯翊郡合阳县姚武壁。从渭北向西转战岭北,以岭北为基,再南下争夺长安是姚氏征服关中的战略规划和实践。随着姚氏在关中统治的稳固,尤其是定都长安后,岭北由核心区变为边境,重要性降低。后秦对岭北酋豪的关系也经历从合作到打击的转向。如果说以秃发傉檀为凉州刺史导致经营河西败局,因河西距离关陇较远,对后秦的影响尚且不大外,姚兴以异族赫连勃勃镇守崛起之地岭北附近,赫连勃勃叛乱后长期侵扰岭北导致的西北兵患,对后秦来说则是一块顽疾。岭北兵患对后秦内政上最大的影响是姚兴为应付岭北问题,重用雄武善战的姚弼,引起姚弼对东宫太子地位的威胁。由此形成的党派斗争牵连甚广,姚兴在病重前夕不得已实行太子监国的方式,对姚弼党羽进行考验和铲除。除去河西、岭北两个西部边境问题外,东部的汉沔地区亦值得注意,后秦弘始七年（405）割十二郡给东晋,刘裕求郡与姚兴割郡,是双方对各自实力和汉北战略地位达成共识后的选择。前后秦是十六国时期佛教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姚氏杀害苻坚,面临臣杀君的道德缺失,而继承前秦发展佛教的事业,无疑有利于塑造政治合法性。在皇权的支持下,佛教得到了极大发展,以鸠摩罗什为核心的僧团亦盛极一时。姚兴为应付赫连勃勃入侵,向僧团寻求治国之才,但与僧界就道恒、道标弃道从政的往复争论以失败告终。佛教势力对抗、凌驾于皇权之上的这一态势,与姚兴早期缺乏对僧团势力的制衡有重要关系。前后秦虽然都依靠关陇豪杰统治,但内部还有很多差异,其中最重要是胡胡关系（即苻氏氐与其他胡族）、胡汉关系（苻氏氐、姚氏羌分别与关陇汉人）。它们在二政治体权力结构中存在极大差异,并由此影响了各自国运。

童岭^[4]（2020）在《石勒“赵王元年”与慕容儁“燕王元年”——从“春秋列国故事”看十六国前期政权的正统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中国中古的"时间"与挛鞮氏血统的终结五胡十六国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历史的一环,它与汉人正统政权晋、宋相始终。华北诸民族政权战和不一,作爲"无法维持的中心",1这一时期的历史无疑是中国史上最纷繁复杂的。历代研究它的难点,以时间、地域、民族关系等爲主。

刘婉玉^[5]（2020）在《“中兴”史观下东晋国史的历史书写》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书写的话语权往往掌握在当政者的手中,而当政者则会利用历史鉴古知今,评断是非的功用达到维护美化自我政权的政治目的。东晋建立以后,政权的合法性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在北方,少数民族各自割据为镇,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和江东的东晋政权呈现对抗的状态;在江东,土着的吴姓士族对渡江而来的东晋政权最初大多也都是持犹疑观望的态度;此外在东晋南朝时期盛行晋元帝司马睿为牛姓之子的传言,这无疑是对司马睿皇室血统的质疑。面对这一系列困境,东晋在建立之后利用历史书写这一手段在政权合法性问题上做出了合理的解释,以达到维护政权稳固的政治目的。东晋官方首先打出“受命中兴”的旗号,利用“中兴”史观将自己定位为是承接西晋政权的合法政权,表明东晋是晋室重振的延续政权,又运用祥瑞谣谶宣扬东晋中兴是顺天应命,进一步完成政权合法性的构建。紧接着东晋开始对自己承接的西晋历史进行书写,称赞西晋应运受禅,为天命所归,肯定西晋政权的合法性,从而加深本朝政权的合法性建设。在此过程中,从西晋开始,官方便授意史学家编修国史,对自身的政权进行历史定位。史学家们在“中兴”史观的指导下,积极编写晋史,为唐修晋史留下了丰富的史料,唐代在此基础上编修成的《晋书》无疑较为真实的反映了两晋时期的社会思想状况。与此同时,为配合在“中兴”史观指导下对东晋政权合法性的构建,史书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放大美化了支持辅佐东晋政权的相关人物。因此,史书上就出现了晋元帝“中兴之主”的君王形象和以王导为首的“中兴名士”的贤臣形象。

牛孟恩^[6]（2020）在《梁唐之际政权形态的构建 ——兼论“藩镇国家”的形成（875-936）》文中指出本文着眼于后梁与后唐两个王朝,论述唐末以来政府统治能力的变化,并借此对“藩镇国家”这一概念提出己见。王黄之变骤起,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既有平衡被打破,由藩镇主导的体制逐渐建立起来。出身社会底层的“无赖者”朱温,依靠宣武军起家并坐大,最终以强藩节帅的身份灭唐建梁。虽然后梁始终严格控制以河南道为中心的王朝基盘,但削藩抑镇的成功经验无法被引进不承认统治集团正统地位的河北地区。如此一来,后梁集团不得不在内外施行迥然有异之双轨制度的同时,域外异己力量的牵扯亦削弱了其防止任一地区随意退出一元秩序的实力。本文倾向于跳出藩镇机构或幕僚身份延续不变的成说,转而以朝藩关系入手将后梁王朝定位为以姻亲关系勾连外围的“藩镇联合体”。相比之下,沙陀集团入主中原的过程要显得更加平稳,其前景也较为明朗。首先,为皇室赐姓且采取奉唐正朔策略带来了前代无可比拟的统治合法性,而这一地位亦由全面的武力征服所夯实。在此基础上,后唐王朝继续利用移镇节帅、充实禁军及剥离节帅与牙军关系等措施进行削藩并取得了相当成效。明宗之后,地方藩镇的话语权已被打压到相当低的程度,整个政权不再有内外之分且政令相对如一,如此可称其为“藩镇国家”。全文试图打破将五代笼统视为藩镇扩大版的桎梏,尝试寻找后梁与后唐之间的内在差异,最终修正学界将五代王朝视为一体的看法。

王路鹭^[7]（2020）在《后赵民族关系思想初探》文中指出十六国时期,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大分裂的历史阶段,经历了持久而又激烈的战争,曾先后建立过二十多个政权。后赵作为十六国时期唯一一个由羯族建立的政权,其民族关系思想既具有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的共性,又具有其自身的特性。后赵前后经历七任皇帝,除石勒、石虎外,其余几任在位时间皆在一年左右,政治上未有建树。故此,本文对后赵民族关系思想的论述主要围绕石勒、石虎两人展开。石勒与石虎分别处于后赵兴起、衰落两个阶段,因而造就了二人截然不同的民族关系思想。论文共包括绪论和正文两大部分。其中绪论部分对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做了一些阐释。正文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从后赵时期民族关系入手,分析后赵与西晋、东晋、前赵、鲜卑部落等政权的关系,从而引发对民族关系思想的思考。第二章详细论述了石勒时期的重要民族关系思想——胡汉分治,其中从“农牧两业并举”、“胡汉两制并存”、“胡汉两律并用”、“优容士族”四个方面来阐释“胡汉分治”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并针对其民族关系思想产生的原因进行剖析,力求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还原石勒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第三章阐述石虎时期的主要民族关系思想——贵羯贱汉。该思想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尊佛远儒,二是徙胡自固。重点对其思想中所具有的“一致性”进行了特点分析。第四章阐释了后赵民族关系思想的影响,可以明确地看到后赵民族关系思想存在的许多局限性,也能发现它对后世民族关系思想的影响。历史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后赵作为十六国时期民族融合的先声,产生了具有创新性的民族关系思想,对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深入研究后赵民族关系思想,对完善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发展史,构建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体系具有深刻意义。

冉诗泽^[8]（2020）在《共筑中华民族共同体 ——大一统思想在少数民族中的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历史是一部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将各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大一统”思想。“大一统”思想是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延绵不绝和中华民族走向一体的原动力,少数民族和汉族皆是感知和实行这一原动力的主体,其中少数民族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可以说中国历史,也是一部各民族追求“大一统”理想的历史,“大一统”始终是主流,分裂才是异态,这正是历史上王朝不断更迭,而“中国”却始终存在并向“大中国”嬗变的主要原因。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在丰富和实践“大一统”理念上的贡献是卓越的,他们要么参与到中华“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中,要么以实现“大一统”为己任,为之努力奋斗,为推动中国成为一个牢固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关切还不够,对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与实践作系统性论述的更是寥寥无几,因此本文对此想作一番尝试性研究。文章主要分为四大部分进行论述,即影响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产生与实践的因素;十六国北魏时期少数民族在“大一统”思想与实践上的初步探索;辽、金、元时期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与实践的调适与发展;清朝满洲族大一统思想的成熟与成功实践。以时间和少数民族“大一统”实践的特点与成效分阶段进行论述,以反映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在内容与实践上的阶段性特点,同时又将各个发展阶段联系起来,探寻各阶段之间的历史继承性。从刘渊建立“汉国”政权始,少数民族开始纷纷加入追求“大一统”的行列之中,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华正统王朝,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华大一统王朝,建立清朝的满族集“大一统”思想之大成并成功实践,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并向多元一体化发展。在少数民族“大一统”实践历程中,“小中国”向“大中国”转变,“华夷之辨”向“华夷一家”转变,整体上来看,少数民族将汉人所主张的“华夷之辨”的“大一统”观整体向“华夷一家”的新“大一统”观的转变和发展,从而促进中华民族走向多元一体化。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本文希望在充分借鉴前贤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史籍文献的搜集整理与深入分析,力图对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与实践进行系统、综合性的考察,探寻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与实践的发展与特点,以期加深我们对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与实践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中所发挥重要作用的认识,增强我们对“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认同,为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张勇健^[9]（2020）在《五凉异象研究》文中指出“异象”是历史书写中异于常态常情或带有神异色彩的现象的概称。五凉政权统治时期,人们对异象密切关注,天命异象之说在社会思想意识中占据重要地位,相关史事记载羼杂众多异象,涉及祥瑞、灾异、鬼神等诸多方面。本文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切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史籍文献中有关政权的异象记载,将异象与历史形势结合起来,对五凉政权的异象进行考察,着重审视其背后的知识、信仰世界。具体而言,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简要梳理先秦至魏晋时期灾祥异象观念的渊源,形成及其发展流变;第二章从统治者及其先祖的诞生及形貌记载入手,探讨五凉政权对统治者神性形象的塑造;第三章主要爬梳五凉政权相关祥瑞异象的记载,分析五凉政权在建构统治正当性,巩固政权统治时对异象的运作;第四章主要考察五凉政权动荡、衰亡时,多方政治势力进行政治斗争过程中对异象的解释、运作,以及后世史家对五凉亡国异象的书写。异象与五凉政治频繁互动共鸣,在五凉政权兴起、发展及衰亡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五凉政权的异象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十六国南北朝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和思想世界,是五凉社会历史的曲折反映。

齐盛^[10]（2019）在《北魏法制演进的文化因素》文中研究指明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前承东汉、后启隋唐,历时超过三个半世纪,其间除了西晋的短暂统一外,属于一个大的分裂时期。在整个中国法律史学科的研究中,对魏晋南北朝法制的研究历来较为薄弱,并且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曹魏和两晋法制,而对南北朝时期的法制除了南朝的梁、陈律和北齐律外仍缺乏足够的重视。众所周知,西晋是三国归一后的统一政权,东晋是司马氏在江南半壁江山的延续,而南朝是东晋的延续。北朝从何而来?其源自东晋时期北方大乱时的“五胡十六国”,由北魏统一后与南朝南北对峙。东晋十六国时期,内迁的游牧民族相继在北方建立政权。这些进入中原的胡人政权有一个共同点:改革本民族的旧风俗、旧传统,尊崇儒学,学习中原地区汉族先进的农业文化。用农业文化取代游牧文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若不如此,这些胡人政权便无法真正在中原农耕地区稳固立足。在经历了长期混战和前秦的短暂统一后,北方最终由北魏所统一。北魏是北朝的开创者,由鲜卑族拓跋部所建。它兴起于塞外,后向中原渗透并不断发展壮大。北魏改写了自十六国时期以来胡人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运,成功问鼎中原并最终成为与南方汉族王朝比肩而立的稳固王朝。中国北方由此逐步趋向稳定,政治、经济和文化也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北魏这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之所以能够实现对北方黄河流域的稳固统治,绝不仅仅只是因为其强大的武力,还有很多其他因素的作用。在支撑北魏长期稳固统治的诸多因素中,法制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北魏于386年建国,534年分裂为东西两部,存世约一个半世纪。自398年的《天兴律》开始,期间曾多次修律,至宣武帝正始元年（504年）最终完成《正始律》（即通常所说的《北魏律》）。可见,北魏政权对法制建设的高度重视。北魏统治者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多次进行制律和修律的活动。导致北魏统治者多次制律和修律的原因是什么?客观来看,这主要是北魏社会文化发展所造成的结果。也就是说,北魏的社会文化发展到哪一个阶段,相应的文化因素就会促使其制律和修律。纵观北魏王朝的整个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文化不断变革的历史。从文化的角度对北魏法制进行研究,即把法制作为北魏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对法制与文化之间的关联和互动关系进行探讨。这种视角把北魏社会的文化因素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的整体来展开研究,有助于把整个社会视为完整的文化系统,有助于站在更高的角度、更全面地审视文化因素对北魏法制发展的巨大作用。那么,究竟是哪些文化因素在制约和决定着北魏的法制进程呢?法律是人类文化的产物。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法律,是人类活动的对象性成果,凝结着人们在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主观力量和才能。而文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范畴,它包含多方面内容,从所包含内容的角度来看,文化主要由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几部分构成。其中,行为方式中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一因素对法制的影响是巨大的,当作为统治民族的拓跋鲜卑的生产生活方式由游牧文化整体性逐步转变为农耕文化后,北魏法制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来根植于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的法制就不得不改弦更张。此外,社会伦理道德也是一个重要的核心因素,它属于价值观范畴。价值观决定行为规则,作为价值观的社会伦理道德必然对作为行为规则的法制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在影响北魏法制的诸多文化因素中,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伦理道德是其中的核心因素。当然,典章制度、政治文化以及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推动也是北魏法制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因素。论文即从这一角度出发,通过具体考察北魏的生产生活方式、政治文化、伦理道德等文化因素的转变,探讨北魏法制的发展演变轨迹及其规律。本文背后的基本逻辑可以概括为: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伦理观念转变→作为行为规则的法律制度转变。可见,生产生活方式是决定法制最根本的文化因素。除导语和结语外,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对“文化”的界定。由于文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范畴,因此有必要首先对文中所使用的文化概念进行必要的界定,具体说明此概念包含哪些层面,本文所谓的“文化因素”具体何指。接下来,将论述法制与文化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怎样通过北魏时期的文化因素来分析、研究其法制。第二章是北魏法制的历史演进。本章从前北魏时期的法制谈起,对拓跋鲜卑习惯法、代国时期的法制、北魏前期的法制、孝文帝朝以后的北魏法制进行详细论述。通过对北魏法制的产生、发展整个过程的全面梳理,力求呈现北魏王朝一百多年间法制发展的全貌。第三章具体分析北魏法制中的生产生活方式因素,即影响北魏法制的经济文化因素。客观来看,生产生活方式这一因素对法制的影响是巨大的,当作为统治民族的拓跋鲜卑的生产生活方式由游牧文化整体性地逐步转变为农耕文化后,北魏法制赖以存在的基础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来根植于游牧经济基础上的法就不得不改弦更张。至孝文帝太和年间,随着俸禄制、均田制的相继确立,北魏国家的生产生活方式已彻底转变为农耕文化式的。因此,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是影响北魏法制最根本的文化因素。第四章分析北魏法制的政治文化因素。从北魏建国到其灭亡,在政治文化方面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变化。立国之初,部落大人制的显着遗存违背了皇帝希望高度集权的内心愿望。道武帝遂在汉族士人的辅助下,以汉制为基础开始典章制度的创立。这一时期,政治文化变革的一条主线就是要不断强化皇权。在对曹魏和西晋的统治政策进行比较后,北魏选择了借鉴曹魏的名法之治,统治集团也以曹魏的继承者自居而将晋贬称为僭伪。入主中原后,政治文化的转变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但其道路并非一帆风顺,鲜卑的传统政治文化时有回流。至孝文帝时,汉化的方向已牢不可破,孝文帝以多种措施将政治文化的变革大步向前推进,九品中正制和士族门阀制的确立使南朝的政治制度几乎被全盘移植,北魏的政治文化因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政治文化因素显着地影响了北魏法制的面貌。第五章分析影响北魏法制的社会文化因子,具体包括社会伦理道德、教育、宗教等因素。儒家思想对拓跋鲜卑统治集团的影响从北魏建国前即已开始,北魏政权建立后,这一影响更是与日俱增并不断深入。北魏历代皇帝均重视儒家思想,将其作为治国的重要指导;在重视儒家思想的同时尊崇和提倡儒学,兴办儒学教育,儒学教育得以广泛推行。如此一来,儒家思想及其伦理道德便不断向社会浸润。至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魏政权实现了文化意义上的彻底转型:儒学教育进一步发展、创新,高度儒家化的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在拓跋鲜卑统治集团、官僚集团和全社会牢固地扎下根来。在最高统治者亲力亲为的大力推动下,北魏社会文化的核心因子最终实现了高度汉化和完全的儒家化,北魏法律的儒家化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结语部分对北魏法制的发展进行规律性总结,指出“文化是决定北魏法制快速乃至跳跃式发展的根本”。在诸多影响北魏法制的文化因素中,生产生活方式和儒家化的社会伦理道德是最核心的因素。此外,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推动对北魏法制的演进也具有重要作用。

二、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正统意识与正统之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正统意识与正统之争（论文提纲范文）

（1）东晋与北方胡族政权关系研究三题（论文提纲范文）

（2）正统之辨与南北朝正史“民族传”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前后秦政治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兴”史观下东晋国史的历史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6）梁唐之际政权形态的构建 ——兼论“藩镇国家”的形成（875-936）（论文提纲范文）

（7）后赵民族关系思想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8）共筑中华民族共同体 ——大一统思想在少数民族中的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五凉异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北魏法制演进的文化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四、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正统意识与正统之争（论文参考文献）

• [1]东晋与北方胡族政权关系研究三题[D]. 巩智艺. 扬州大学, 2021(09)
• [2]正统之辨与南北朝正史“民族传”书写研究[D]. 王宵宵. 北方民族大学, 2021(09)
• [3]前后秦政治史研究[D]. 周莹. 华东师范大学, 2021
• [4]石勒“赵王元年”与慕容儁“燕王元年”——从“春秋列国故事”看十六国前期政权的正统化[J]. 童岭.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2020(02)
• [5]“中兴”史观下东晋国史的历史书写[D]. 刘婉玉. 山西大学, 2020(01)
• [6]梁唐之际政权形态的构建 ——兼论“藩镇国家”的形成（875-936）[D]. 牛孟恩.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7]后赵民族关系思想初探[D]. 王路鹭. 烟台大学, 2020(06)
• [8]共筑中华民族共同体 ——大一统思想在少数民族中的实践研究[D]. 冉诗泽. 兰州大学, 2020(01)
• [9]五凉异象研究[D]. 张勇健. 兰州大学, 2020(01)
• [10]北魏法制演进的文化因素[D]. 齐盛.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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