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印度信息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王力[1]（2021）在《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是美国杰出的外交政策研究者,他融合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与现实议题,搭建起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框架,本论文旨在对米德的学术思想加以阐述。美国的外交传统是米德学术研究的核心论题,通过对美国外交历史的爬梳,米德分析了影响美国外交传统的因素,并对美国权力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总结。他认为,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应当着眼于更为宏观的视角,注重其历史传承性。米德的研究超越了传统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单边主义/多边主义等二分法,创新性地提出了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四种美国外交传统,认为正是这四种主义通过相互作用形成有机组合和动态发展,共同决定了美国外交行为。在此基础上,米德对美国外交传统的“权力根源”进行了理论发掘,在硬权力和软权力之外,提出了“粘性权力”的概念,从而实现了对美国外交传统认识的理论升华。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而言,这与米德作为学者与智库专家的双重身份是分不开的,依照“四种主义”与“三种权力”框架,米德构建了一个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体系,丰富了学界解析历史、认知现实的理论工具。米德的思想成熟于21世纪初期,根据他的分析框架,本文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总统即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四届政府的外交行为进行分析,认为米德的理论能够对历届政府的外交行为进行合理的解析,为我们理解美国外交传统和21世纪美国外交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合理的视角。本文主体部分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对米德的学术经历、着述、观点特别是“四种主义”与“三种权力”框架体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米德认为,汉密尔顿主义的核心主张是“追求商业利益”,国家外交行为应该寻求有利于美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各种外部条件;威尔逊主义主张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美国式的民主和价值观,认为美国有义务作为“文明的灯塔”为世界各国指引发展方向;杰斐逊主义反对过多地国际介入,主张把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健康发展视为首要任务,是小政府主义的支持者;杰克逊主义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和民粹主义倾向,注重提高美国的军事实力。本章在分别阐述四种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他们发挥作用的时间和手段,并结合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变化侧重分析他们如何共同作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本章继而对米德权力形态理论进行介绍,米德将美国的权力形态分成锐性权力、粘性权力、甜性权力和支配权力:锐性权力是美国的军事实力,广义上指其显着的核优势、广泛的海外军事部署和庞大的军费开支所构成的综合实力;粘性权力是经济活动影响力的体现,是美国对其他经济体产生粘性吸附的作用;甜性权力是美国的理想、文化和价值观吸引力,和软权力的概念类似,是一种无形的感召力;支配权力是权力的合集,是前三种权力协同发挥作用时体现出的综合优势。如果说“四种主义”理论从历时性的角度分析了隐藏在美国外交史洪流中的四种意识主张,那么对美国权力形态的分析则从共时性的角度丰富了米德的理论,二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网络。这种坐标式的分析结构既充分尊重和考量了美国外交历史的延续和传承,又突出体现了美国历史上特别是二战以来的外交特征,在宏观上形成横纵相交的二维理论框架,有助于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梳理。论文的以下章节运用米德的思想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美国外交传统进行总结,分析了不同时期政府的政治倾向、外交风格和在任时期的外交活动,清晰地展示了四种主义对国家领导人及其外交政策的影响。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一战后至20世纪末的美国外交政策演变。一战后,美国进入福特主义经济时代,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美国社会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同时在国际关系中,美国以世界大国的身份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四种主义开始面对国际关系中的复杂局面。随着二战中英国的衰落,美国在冷战后确立了世界霸主地位,美国资本主义过渡到后福特主义时代。在这一历史阶段,四种主义在不同时期所追求的美国权力类型不断变化,带来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不断发展。冷战结束后,粘性权力一度成为了美国主要追逐的权力类型,在克林顿政府期间,汉密尔顿主义成为了外交活动的主导思想。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小布什政府时期威尔逊主义的起落。作为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小布什具有威尔逊主义者的特征。“9·11事件”让小布什得到了杰克逊主义者的坚定支持,为威尔逊主义披上了强硬、现实的铠甲,然而随着反恐战争的升级,四种主义逐渐产生了分歧,小布什的大中东战略宣告失败。第四章解读了奥巴马政府期间杰斐逊主义的兴起。米德认为,奥巴马是典型的杰斐逊主义者,正如竞选演讲宣言一样,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进行战略收缩,运用巧实力对自身的外交主张进行调整,寻求各个派别之间的平衡,力图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然而杰斐逊主义者的政治主张经常被诟病过于温和或起效缓慢,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没能从根本上满足美国民众的要求。第五章分析了特朗普政府期间杰克逊主义者的外交特点。美国国内经济产业结构失衡加剧、政治上的反精英情绪和社会文化价值中身份认同的缺失导致美国国内民粹主义兴起,特朗普趁机入主白宫,其支持者多为杰克逊主义者。强烈的本土主义倾向使得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有着显着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特色,但杰克逊主义者本身并不具备系统的执政理念,也无法确立具有连续性的外交思想。第六章对米德的美国外交传统思想进行了评价。首先对21世纪四种主义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进行解读,并对它们可能进行的调整和融入策略进行分析,同时,根据米德的推断,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战略维度进行思考。面对自由资本对商业利益的追求和美国国内产业结构失衡、就业问题严重之间的矛盾,汉密尔顿主义者需要寻求一种资源合理配置的发展模式;威尔逊主义者在大中东战略之后逐渐式微,面对世界局势由美国独霸到一超多强的发展趋势,世界多极化日趋明显,国际组织的作用逐渐增强,威尔逊主义者需要对其价值观传播方式进行反思和改进。杰斐逊主义者能够调整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始终坚持“避免不必要的国际介入”的基本理念,以最低的成本融入国际社会,避免战争,优化配置有限资源等成为了杰斐逊主义者在新形势下的代表主张。杰克逊主义者虽然缺乏成熟的外交主张,但他们在美国普通选民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也是维系其他三个主义的感情纽带和实力基础,将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如何认识当代国际局势和对自身国际角色、如何充分认识并坚持利用海权体系、如何在四个学派中做出合理的取舍和组合,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思考的战略维度。
王喜媛[2]（2020）在《智慧社会变革中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每一次依人类智慧和文明的进步而发生的科学技术革命,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人的存在方式变化与人类社会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新一代通信网络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融合和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被称为“工业4.0”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我们正处于这一历史阶段。“现实”就是人与人类的当下的存在,就是我们的本质在当下的显现。从科学技术革命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的视角来看,我们当下的存在——“现实”就是我们已经步入了在信息化革命的条件下,由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和新一代通信网络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融合和发展,从而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智能化时代。以智能化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智慧社会”,是以信息社会为基础对信息社会的继承与发展。“智慧社会”给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带来很多质的变化。人的存在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行为方式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同时也改变着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将引发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将推进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极大变化,同时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挑战,促使传统社会的治理模式必须发生相应的变革以适应新技术的要求,即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具体体现为人们认知方式、思想观念、价值选择、决策方式、执行路径和方法等治理要素都要进行相应的变革和转型。为此,本文选择“智慧社会变革中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作为研究主题,力图通过研究智慧社会变革中的社会治理模式可能面临的问题、挑战和解决问题找到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和转型的规律,确定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路径。论文的具体研究思路和基本观点是:梳理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和新一代通信网络信息技术等技术的理论基础和应用发展,预测智慧社会的发展远景,针对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所导致的传统社会向智慧社会转型所特有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分析当前社会的鲜明特征,基于党的十九大对中国当前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的全新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探究我国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与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的影响和关系,阐述由社会形态变革引发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和转型的必然性,对智慧社会视域下社会治理模式的内容和实例进行具体分析,并对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生活的各种变化以及人的价值进行反思,从管理哲学的角度论述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当代启示。论文的基本内容分为如下几个部分:首先,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渗透日益显着,众多新技术融合突破,在解决当前人类发展遇到的困境的同时,正在带来人类社会运行智慧化、生产关系虚拟化的深刻变革。本部分主要通过深入分析新技术革命下智慧社会出现及其演进过程,提出伴随着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智慧社会治理变革的内驱力也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面临的新问题和各种矛盾的加剧而快速变化,面对如此重要的历史变革,构建灵活、高效、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来适应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具有特别重大意义。其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更加突出,智慧社会需要创新治理手段。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我国社会风险的出现使得社会转型加速,社会分化加剧,社会异质性增强,社会流动性增加,并提高了社会控制难度。本部分主要阐述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和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发生深刻的变化;从经济发展现状、社会组织对社会治理的贡献及新技术革命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作用等方面,论证触发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现实基础和理念变革已经具备,阐明我国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发展变革历程。最后,随着智慧时代的到来,通过对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所面临的客观情况和现实困境的系统分析,提出必须通过“智慧化”实现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研究思路。本部分主要讨论如何从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趋势中挖掘潜在的价值,使社会治理和谐地融入智慧化的新时代,稳步迈进智慧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第一,从全局和宏观的角度探讨我国的社会治理智慧化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第二,提出实现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机制、社会治理结构、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文化的转型;第三,分析智慧治理模式转型的实例,对技术进步引发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及人的价值进行反思;第四,从管理哲学视角探究新技术革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现实依据和客观基础。论文立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走向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及观念变革进行了全面深入探讨,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理论。对走向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目的、方式、原则、发展趋势等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对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有价值的分析框架。从经济发展现状、社会组织对社会治理的贡献以及新技术革命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作用等方面,阐述走向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现实基础及其相应理念的变革。在深入分析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深度融合、技术全面升级换代、经济社会跨越式演进等基础上,通过对智慧社会引发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综合因素分析,对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趋势进行创新研究。从智慧社会面临的新问题和矛盾出发,探讨智慧社会语境下的社会关系调整和社会治理的创新,从管理哲学视角拓展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和治理模式研究。论文存在的不足主要在于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借鉴需要进一步丰富,同时从管理哲学视域的深化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
赵晓丹[3]（2020）在《生态批判与图景构建 ——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以来延续20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在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和人类的生存环境。随着工业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生态环境的危机日益凸显并逐渐向全球蔓延,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严重最棘手的问题。突破发展极限,探索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成为全人类的共识。以绿色运动为起点,西方社会一些致力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学者和有识之士不断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以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思想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论以及西方自然科学的相关理论,从根本上探索和研究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通过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深入分析,生态社会主义学者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由少数资本家占有,资本家的贪婪本性决定了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源源不断的利润,因此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加重对工人的剥削,操控科学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各种手段刺激劳动者进行不必要的消费,采取污染输出、资源掠夺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侵略,不仅破坏了本国生态环境的平衡,还导致生态危机全球性蔓延。生态社会主义学者由此指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元凶是资本主义制度,由此产生的技术异化、消费异化都是加重生态危机的帮凶,而生态帝国主义则是生态危机全球化的根源所在。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的方式来解决生态危机是不现实的:自由市场理论主张通过征收生态税和许可证制度的方式内化资本主义的环境成本,其实质是将自然环境商品化了,使得大企业囤积购买排放许可,低减排的企业却得不到发展,最终导致减排达到上限;绿色经济青睐于小规模的生产和小型独立资本,但这并不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扩张的本性;新型技术如核能、生物燃料、太阳能、风能等在生态实现上都存在着诸如资金消耗大、效率低、清洁性差等弊端,即便资源使用效率提高,资本家却会因此而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导致消耗的增大;人口的增长与个人生活方式并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同时人口减少的政策也不具有可行性。因此根除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生态危机的解决要求人们正确处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一问题上,早期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大多持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发现以生态中心主义为代表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存在理论上的弊端,非人类中心主义站在自然角度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赋予非人存在物与人类相同的道德关怀,其实质是反人类的。完全的自然角度也是不存在的,必须要通过人类进行表达,因此无可避免地受到人类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影响,他们因此回归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但是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过度强调人类的主体地位,忽视自然规律,肆意破坏自然,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在对这两种思想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控制自然”的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坚持人类的主体地位,认为从人类的角度出发有效地“控制自然”能够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从而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生态危机的最终解决需要建立起一种生态友好型的社会主义制度。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对未来社会提出了具体的构想,他们主张未来社会的构建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实现充分民主以及社会公平正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系列具有生态关怀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制度。在经济上主张实行真正的生产资料公有,采取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实行经济的适度增长;在政治上重视生态环境,反对官僚化,实现真正的民主,在全球范围内解决生态问题;在文化上遵循生态价值标准,发挥教育在生态文化重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使人们树立全新的价值观;在发展模式上主张实行包括经济、社会和人在内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在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所依靠的主体力量的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大都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在实现方式上,他们主张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内部的变革。虽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也声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来建立社会主义,并且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倡导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但是本质上其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二者无论在理论基础、社会变革方式上,还是在对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上都具有根本的区别。生态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不够彻底,因此无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也不够彻底,这就决定了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乌托邦性质。在经济危机全球性蔓延的国际背景下,全面而准确地评价生态社会主义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积极的贡献,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进行揭露和批判,提出了全新的生态政治理论、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社会主义存在方式,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在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国际背景下,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建国以来以及改革开放初期所采取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随着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实现人们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因此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本文以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对这一理论系统而全面地研究,找寻其中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启示。文章由七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对文章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思路方法以及创新和不足进行概述;第二章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概念进行阐释,并总结其产生背景、理论来源以及发展脉络;第三章揭露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并指出改良资本主义的虚幻性,以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为例来系统论述生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中,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全面地批判,更具有代表性;第四章在否定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并以佩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重构为例来阐述20世纪90年代后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主流观点,佩珀的人类中心主义理论是在继承格伦德曼思想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更加具体和深刻;第五章总结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构想以及实现路径,并以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构建思想为例来展示未来社会的完整图式,科威尔对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包括构建原则、政党建立以及实现过程,是提出最早的具体的生态社会主义构建思想;第六章通过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比较,揭示生态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七章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性进行全面总结,并探索其对当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借鉴和启示。新时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应该充分借鉴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有益成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坚决抵制生态帝国主义的入侵,加强生态环境的治理,最终取得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胜利。
杨春林[4]（2020）在《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及其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粹主义浪潮正席卷整个西方世界,这是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经历深刻变化的最显着标志。尤其是在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中的欧洲西部地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全面崛起,冲击了战后形成的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与中右翼的保守自由主义政党轮流执政的格局,影响了西欧各国的政策走向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同时也对整个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和多元主义民主价值构成了重大挑战。本研究聚焦包括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丹麦、挪威、瑞典、芬兰等国在内的西欧地区,以这些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为研究对象,尝试探索以下几个问题的答案:如何识别一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它迅速崛起的背景和原因是什么?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动员民众、获取支持的?它的崛起对西欧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前的民粹主义浪潮与西方民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第一,通过确定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特征,标识出它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然而,民粹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往往是混乱的、模糊的、破碎的、游移的,本研究基于对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概念的考察和对左右政治划分的认识,提出了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以民粹主义为表,以民族主义为里”的核心特征,以此作为识别西欧地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标准,将其与历史上世界其他地区的民粹主义和西欧左翼民粹主义相区别的同时,也突出了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策略的政治属性。第二,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这些政党在西欧各国只能算作是星星之火,在政党格局中处于边缘化的位置。而在九十年代之后,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一方面软化了极端民族主义立场以扩大选民基础,另一方面又以欧债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事件等为契机,提出了反移民、反伊斯兰、反欧洲一体化等政策主张,尽管这些主张带有明显的反建制、反多元价值和排外主义的色彩,但却也填补了传统政党政治议题的空白,为其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争取到了政治空间和选民支持。其选民基础的碎片化分布也说明了这类政党的务实转型提高了他们的普遍动员力。如今,数量众多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欧已呈燎原之势,不仅在各国开始联合组阁、进入政府或担当最大反对党,而且开始跨越国家相互站台并且在欧盟框架内寻求联合。第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深深根植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背景之中。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并引发了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严重拖累了西欧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新兴产业革命浪潮的冲击,西欧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文化领域等方面的世界引领力被进一步削弱;数字革命引发了发达国家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和传播领域的“新媒体革命”,撼动着民主社会的根基;移民难民的涌入挑战了欧洲社会的“共识政治”,在面对危机时欧盟内部的矛盾,助长了保守民族主义浪潮的重新兴起;西欧战后中左和中右两翼政党轮流执政、在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上日渐接近的背后,是西方多党制度和代议民主制度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正是上述的这些方面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提供了契机,他们高举“民主”和“民族”两面大旗,通过一揽子“非政治正确”的主张赢得了部分选民的支持。第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之所以能够获得民众的支持并且在选举中屡屡得手,离不开其极具煽动性的政治话语、高效的政治动员策略和务实的政治行动,这三者构成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话语-策略-行动”的完整链条,体现了民粹主义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作为“激进民主理想”和“政治动员策略”的双重属性。第五,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从各个层面对西方产生了冲击。在政党政治层面,它压缩了主流政党的政治空间,丰富了政党的政治话语和活动方式,拓展了政党竞争的空间,重塑了政党政治的生态;在政府层面,它影响了西欧各国政府在移民、福利、经贸、外交等方面的政策倾向;在欧盟层面,它为欧盟机制的有效运作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在社会和文化价值层面,它加剧了西方社会的分裂,冲击了包容的多元主义民主价值,也助推了大众抗议文化和运动的流行。最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未来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民粹主义与西方民主的关系是复杂的,既不能简单将两者对立起来,也不能否定民粹主义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一方面,尽管民粹主义政党常常以追求“人民至上”的民主面目出现,但是这种激进民主理想追求却最终往往因为魅力型政治强人的出现而滑向威权政治的境地。所以该类政党仍然可能在未来构成对西方民主的重大威胁。另一方面,尽管民粹主义政党存在着“反建制”的立场,但这种批评性的立场恰恰为西方主流政党和代议制民主的自我调适注入了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通过不断回应变化着的民众需求,不断克服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不断对自身进行适应性的变革,政党和制度才能够变得愈加成熟和坚韧。民族民粹主义浪潮的出现是当今世界处于大变局时代的反映,也必将会对世界格局的调整和国际共运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对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特征、政治话语、政治策略、政治行动、崛起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在这个过程中综合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首先,运用唯物史观将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置于“技术革命引发社会变革”的逻辑之下进行审视,力求突破传统的政党研究的局限,希望能够以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现象为缩影去观察这个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世界。其次,综合了多学科的知识和理论来解释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缘何能在西欧异军突起又如何从多个层面冲击了西欧社会。再次,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在写作过程中尽量辅助具体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实例和数据作为支撑,以使观点能够更具现实说服力。最后,本研究从历史的视角思考了民粹主义浪潮与西方政治变革、世界格局调整之间的联系。
范瑞滨[5]（2020）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鸦片战争至今,中国人民经过艰难探索,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准确把握近代以来中国探索现代化的历程,揭示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规律,这是中国现代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国近代以来探索现代化的历程是与世界历史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强调世界历史具有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并注重把握二者之间的关联性,注重研究世界历史的整体和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对于我们把握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把握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历史之间的联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凭借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我们能更加深刻地把握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规律,进一步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本论文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研究视角,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首先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在中国现代化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进行了揭示和阐述;接下来以大历史的长焦距,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进行了历史性的审视,意图勾画出经200年来中国从被动卷入世界历史、新中国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改革开放主动参与全球化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中国积极参与世界历史的结构性改革,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变化历程的时代画卷,阐明中国现代化独特的特征和规律,揭示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在此基础上,论文对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及其独特样态进行了结构性的分析并揭示了其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内在关系。中国现代化作为一项旷古未见之宏大事业,有着极为复杂的内在结构和层次,论文分别从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及其历史型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布展,以及在新的历史时代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实践等几个具有典型性的核心要素入手,来分析和揭示中国现代化道路及其成就的独特结构和本质特征,意图通过这种结构性分析,揭示和阐释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关系、揭示出其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遵循和发展。“引言”和“结语”之外,论文正文分为六章。论文的“引言”主要简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阐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得中国现代化问题成为诸多相关学科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课题。在此基础上,着重梳理学术界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特别是对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两种范式,即“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通过对当前学术界关于中国现代化相关研究成果的评析,揭示出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所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并简要论述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观点。第一章阐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内涵以及运用其研究中国现代化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构建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科学理论。它确定了世界历史的科学内涵,阐释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借助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中国现代化历程进行研究,可有效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方向,把握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具体道路的辩证关系,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把握资本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作用,把握人类社会的未来形态。第二章审视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历程。本论文将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放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进行分析,阐明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被动卷入世界历史和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过程,阐明了民主革命为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提供的政治保障。然后,本论文依次剖析了中国在冷战时期独立自主的进行现代化探索、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现代化新阶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历程。第三章剖析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本论文在阐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对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和十月革命经验的运用和借鉴的基础上,通过剖析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体现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特点,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进一步开创了多样化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第四章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性和阶段性。在把握马克思列宁社会主义阶段论思想的基础上,本论文剖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和内涵,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特殊阶段所具有的历史性和阶段性,以及它为中国社会主义更高发展阶段的探索所奠定的基础。同时,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本论文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成了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五章阐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本论文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为理论基础,有效把握了世界历史条件下的两制关系,适应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利用资本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注重驾驭资本、消除资本的消极影响,同时强调了利用和驾驭资本的历史性和阶段性。本论文论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利用和驾驭资本实现现代化所具有的创造性贡献。第六章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地位。本论文在梳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上,剖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关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揭示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需要,构成了这一时期人类社会共同体的主要形式,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重要途径。在“结语”中,对论文分析和阐述的观点和逻辑进行了简要的归纳和总结。在阐明中国现代化进程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运用和发展的基础上,揭示本论文的四个主要结论:第一,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世界历史这一重大背景与具体的条件,历史性透视表明没有共产党领导、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无法真正启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二,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闭关锁国、没有改革开放,不可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第三,世界历史发展的当代进程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世界历史的发展,世界历史的顺利推进不可能缺乏中国的现代化;第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构想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最新发展形态。
孙晓华[6]（2020）在《中印产业结构变动及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导致全球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衰退。虽然主要国家及时实施了金融救助并加大了财政刺激力度,但过去的11年里,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仍缓慢。幸运的是,新兴经济体作为世界经济复苏的亮点,逐渐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一个最引人注意的角色,不仅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而且在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的调整中发出了新兴大国的声音。《新兴经济体发展2017年度报告》指出,2016年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0%,保证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其中,新兴经济体中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表现最为抢眼,一方面,两国正在引领世界经济重心从欧洲转向亚洲,而且转移速率越来越快。另一方面,世界各地经济体的经济前景也越来越依赖于这两个亚洲巨人的持续需求,两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和发展空间对世界经济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印两国的经济增长值得世界关注。然而,引起世界对中印两国的关注,不仅是因为近年来两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相似性,更是两国发展模式的巨大差异,两个初始国情相似的国家在经济增长道路上迥异,最主要的表现是两国各具特色的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国通过快速的外向型工业化实现了经济增长,被称为“世界工厂”。相比之下,印度的增长经验不但没有显示出快速工业化的迹象,而且绕开工业化走上了以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增长之路,被称为“世界办公室”。尽管中印两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存在差异,但两国都抓住了全球化浪潮的发展机遇,都享受到了产业结构变动带来的结构红利,随着未来全球范围内的生产链条整合,结构红利效应将逐渐减弱,中印两国如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以促进经济增长是两国面临的巨大挑战。综观前人研究成果,将产业结构变动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中印比较的文献比较少。但从实践发展看,两国的发展模式和未来经济发展前景将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印两国目前都处在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并重的时期,研究这两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变化很重要,因为它对就业和生产率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研究如何实现要素数量型增长向要素效率型增长的转变,对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中大国的增长实践又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可以从这个研究中吸取一些教训。本文首先通过对中印两国产业结构的初始条件、改革前后产业结构的变动情况及现状进行比较,发现中印两国的产业结构变动存在极大的差异性。新中国成立70年来,最初的政府主导的选择性产业政策逐渐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变,使中国成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印度则在1991年自由化、私有化改革之后,走上了市场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其产业升级主要是市场机制下的资本流动所带动。中国的工业主导型模式为经济总量的稳定增长提供了条件,中国因此被学术界和国际组织称为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的国家,并被赞誉为“中国模式”,但也为此付出了经济结构失衡带来的诸多代价。而印度的服务业主导模式使印度经济增长实现了史无前例的中高速,过去20年平均每年超过6%。印度的结构变化有利于迅速增长的服务业,但在创造就业方面远没有那么成功,这就是印度的经济增长被称为“无就业增长”的原因,而且印度制造业几乎没有增长,印度经济也存在结构性缺陷,修复起来难度较大。其次,论文对中印两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指标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印度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速度慢于中国,而印度的产业结构高度化速度较快,主要得益于印度抓住了全球信息化技术发展的有利时机,服务业特别是服务外包发展迅猛。再次,通过偏离-份额法对中印的部门内效应、资本转移效应和劳动转移效应进行比较,结果表明,两国的产业结构变动效应中,起主导作用的都是部门内效应,也就是说两国的各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的贡献最大;就资本转移效应而言,中国的资本转移效应在大多数年份都低于印度,说明印度的资本利用效率稍高于中国,而中国的劳动转移效应大于印度,说明中国的劳动力流动障碍低于印度。最后,论文运用EVIEWS统计软件对中印产值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论显示,印度服务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带动经济增长约0.35个百分点,而中国则仅带动0.22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中国中间产品制造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带动经济增长约0.41个百分点,而印度则仅带动0.18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充分印证了中国的工业驱动经济增长模式和印度的服务业驱动经济增长模式。概而言之,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动比印度更为激烈,范围也更广。两国经济增长方式存在非常重要的差异,其中一些差异与结构变化的时间和幅度不同密切相关。由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粘合剂”的作用,中国在服务业上的滞后发展将影响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整体进程,也阻碍了劳动力向服务部门的转移,因此,加快中国服务业发展,不仅是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一环,也是提高中国综合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菩提（Budi Kristanto）[7]（2020）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现代化道路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现代化一词,是指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以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整个世界就开始了现代化进程,至今已经持续了200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阶段,现代化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由于国与国之间在历史传统、基本国情、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别,因此,在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所践行的道路和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作为重要的区别之一,现代化道路可以分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现代化,构成了两条发展道路的比较基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新局面,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率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印尼的历史与中国的历史有相似之处,都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现代化起步较晚。16世纪末沦为荷兰殖民地,1942年被日本占领,1945年独立,1950年成立共和国。独立初期,以苏加诺为首的印尼政府采取激进的非殖民化措施,导致政治动荡,经济秩序混乱。1965年苏哈托政变上台后,一方面,采用高压手段,打压政治异己,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对国家的经济、政治、宗教等领域进行了多次改革,使印尼经济较快增长,贫穷人口减少,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了一条印尼的现代化道路,经过数十年现代化建设的积累,目前,印尼的各项经济指标均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位居东南亚国家前列。本文采取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和印尼现代化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主要对两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相似和不同之处进行了研究,以期通过相互借鉴,为两国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献计献策。就相似之处而言,中国和印尼都具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指引发展方向、高效而权威的政府以及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就不同之处而言,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而印尼早在世界经济大融合时期就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坚持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而印尼在1988年1月苏哈托倒台以后逐步过渡为典型的多党制国家;中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印尼的穆斯林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两国相比较的结果证明,中国地域更广,人口更多,国情更复杂,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也最显着,因此,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经历的成功与挫折更具有典型意义,更值得包括印尼在内的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证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迅速实现现代化、迎头赶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为此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有一个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在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此外中国共产党强调多领域协调发展,着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为指引,凝聚起现代化建设磅礴的精神力量。
张军谋[8]（2019）在《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研究》文中指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共同繁荣,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跨越“中等发展陷阱”的重要途径。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制度建设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作用,制度性大变革往往会带动一系列生产要素的高效流通和社会公平的大发展,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关系向更高级的形态演化。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疆,是我国疆域中远离国家核心区域且与邻国相接的特定地域组成部分。自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确立以来,新疆的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党和国家在这一地区通过不断深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领域的体制改革,为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加速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体制的转型升级进程。然而,由于新疆地缘政治、民族构成、经济发展条件以及人文社会历史条件的复杂性,在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中,许多由经济社会发展引发的区域问题常常会与当地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恐怖主义、外交争端、国际霸权等交织叠加,对新疆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构成了巨大的阻力。这种局面不仅严重阻滞了新疆经济社会体制现代化改革的步伐,而且也影响了我国小康社会目标的全面实现和安定团结的大局,使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成为这一时期当地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为了能更加明确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联互动关系,为新疆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确立一个分析框架,研究选取我国西北边疆民族社会特征典型的新疆地区为研究对象,结合2006-2015年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两个领域的面板数据,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两个维度,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重点从机制构建视角对新疆经济社会协同发展问题展开研究,揭示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演化机制规律,从经济社会的价值理性角度,对新疆这一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社会主体关系的调节提供合理的秩序,使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形成合理的价值判断标准。在此基础上,力求通过各种制度的综合机制作用,减少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创新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发展模式,提高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绩效,有效改变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互动发展过程中由于创新性不足而形成的“路径依赖”现象,为新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构建和谐边疆提供参考和科学建议。研究的思路遵循问题提出-方法构建-实证分析-问题出路的技术路线,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模糊评价法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联度、耦合度、协同发展度展开计量研究分析。研究进一步运用自组织理论构建了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演化的哈肯模型,并对两者的演化机制展开定量分析,计算推导出不同时期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系统的序参量演变特征。分析结果表明:这一时期,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主要参数随时间的推移产生的综合效应正在逐步呈现出来,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正在成为一个彼此关联的复合型系统,整个系统的发展愈加依赖两个子系统协同发展质量的不断提高,而不是依赖单纯的经济发展或社会稳定某个子系统发展水平的提高。但在这两者协同关系演化过程中,还存在各自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和不平衡、两者的矛盾冲突有所加剧、边界不清相互侵犯干扰、协同内生动力作用不足、“路径依赖”现象严重等问题。通过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水平的多层次测评分析,以及对协同机制演化困境及产生原因的综合判断,提出了完善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的构想和具体内容。研究在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相关问题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1）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整体处于中等协同水平;（2）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评价体系不完善;（3）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存在较大的结构性矛盾;（4）新疆经济发展制度与社会稳定制度供给不完善;（5）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协同机制体系不完善;（6）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的内生动力不足;（7）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模式处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的过渡阶段;（8）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协同关系处于“帕累托改进”状态。针对以上问题,研究提出了以下对策建议:（1）树立协同发展理念,倡导质量兴疆战略;（2）克服形式主义,构建多层次和多元化的协同发展评价体系;（3）强化自身调节,调和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矛盾;（4）加强政策设计,保障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制度的有效供给;（5）避免“路径依赖”,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协同绩效;（6）优化管理模式,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内生动力;（7）强化协作关系,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协同创新能力;（8）加大跨领域信息沟通,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公共价值;（9）加快经济社会建设的步伐,打击“三股”势力的破坏活动。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有:（1）在研究思想方面,弱化各种经济社会管理手段工具理性,强调经济社会价值理性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且将两者产生的正向作用力传导于双方系统。在此基础上,使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由冲突转向统一,由外部相关转向内部相关,由静态关联转向动态关联,由政策性的稳定转向价值性的稳定。从而提升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内生性发展动力,最终使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走向长期自觉契合的状态。（2）在研究观点方面,采用结构性的观点,把新疆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置于两者结构特征与功能作用发挥的统一整体中,分别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关系中进行研究,揭示新疆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性质和运动规律。其次是研究观点从传统的族际主义治边观点向区域主义治边观点转变。把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统一于区域和谐发展的视角,研究两者双向互动均衡发展的途径,这与对这类问题常见的“历史/政治”或“民族/政治”的研究范式有所不同。（3）在研究方法方面,突出了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定量研究手段,使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动态演变规律能够得到科学的反映。
Borumbayeva Dana[9]（2019）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等地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得到了很多国家的积极响应。2017年5月14日-15日,北京主办了第一节“一带一路”高峰论坛,2019年4月25-27日,北京主办了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来自150多个国家和90多个国际组织的37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和代表出席了此次论坛。这种参与和兴趣的水平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吸引力日益增加。“一带一路”倡议使得参与国能够实现互利共赢。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例,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主要关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共有八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研究“一带一路”的基础,目的和意义。同时,将研究方法和创新引入研究内容。第二章定义了该主题的基本概念以及现有的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关键概念包括“一带一路”,外国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第三章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该领域的研究。它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还定义了这项工作的研究框架。第四章基于对64个国家/地区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逻辑思维,概述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及其投资环境和吸引力。第五和第六章是实证研究,关注点则是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我们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有着显着的促进作用。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其他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很大一部分FDI是被用于为“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这也是造成中国外商投资与全部外商投资对一带一路东道国经济增长影响不同的主要原因。“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而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向“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领域,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区域经济的互联互通。第七章给出了哈萨克斯坦的案例,以及来自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也显示出积极的影响。第八章为结论,对“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视角身份出发,探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当地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与作用,探讨一带一路的世界影响及意义。此外,本文还通过搜集相关数据,运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深入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按照各国收入组进行了分样本回归,其结论引人深思并具有一定创新意义。本文考察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考虑了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多个决定性因素——资本积累、劳动力状况和技术创新。通过逐步回归,更加细致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劳动、技术和经济增长的复杂关系。对这一主题的研究使人们对“一带一路”倡议有了更好的理解,同时说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为当地和区域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实证研究的数量有限,仅对样本数据进行了粗略的国家层面比较分析,无法进行更详细的中微观层面经济学研究。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民经济影响的未来研究,我们将更深入地研究这一水平上的间接社会经济影响和实证检验。
于俊[10]（2019）在《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研究》文中提出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税收制度是一国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制度改革是个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课题,从古至今,税收制度改革以制度促经济、以经济稳政治、以政治助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发挥了突出的作用、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统治阶级治国理政的战略考量。税收制度兼具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双重色彩,税收制度改革是通过税收制度架构设计和组成要素的边际变化来调整治理格局、增进社会福利的过程。国家治理呼唤深化税收制度改革,税收制度改革助推国家治理优化。当今世界,不论是何种性质的国家、抑或是何种发展程度的国家,在国家治理中都非常重视税收制度改革,这其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如何吸收和借鉴他人在税收制度改革中取得的有益成果,适时推进本国的税收制度改革,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对的一个理论和实践课题。鉴于税收制度改革的庞杂性、专业性和技术性,目前学术界对于税收制度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税制结构、税种设置、税收政策等较为传统单一的领域内。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视角开展税收制度改革研究,可以将税收制度改革由微观的、具体的工作层面提升到宏观的、战略的层面,拓展税收制度改革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制度,顺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要求,实现税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争取无产阶级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对税收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述,提供了这个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税收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财税思想的中国化。在当代中国,新时代赋予税收制度改革研究的新思维、新要求、新使命,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探讨税收制度改革,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从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好地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四个自信”。新中国成立以来,税收制度及其调整、改革始终伴随着共和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改革开放前,税收制度及其调整以税收集权化匹配计划经济化、以集中统一税收体制匹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后,税收制度及其改革以税收公共化匹配经济市场化、以公共税收体制匹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税收制度及其改革以税收现代化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以现代税收制度匹配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这是我国税收制度变革发展的一项基本经验。历经七十年发展,我国税收制度日臻完善,但也还存在结构布局、法律层级等方面的不足,这些瓶颈制约着税收制度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只有从新时代税收文明现代化的高度统筹布局税收制度改革,才能打破瓶颈,建立起与国家治理战略相匹配的税收制度体系。党的领导是我国税收制度改革最本质的特征和最根本的属性,是贯穿当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研究始终的一根红线。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研究中自觉融入马克思主义原理观点和党的方针政策,能够集中体现党对税收制度改革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制度的优势。新时代的税收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融洽相助益,总体布局重塑了税收制度改革的灵魂,税收制度改革强劲了总体布局的血脉。自觉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发展的“稳定器”、文化发展的“催化剂”、生态文明发展的“净化剂”、社会发展的“粘合剂”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加速器”,是新时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宏观抱负和历史使命。新时代的税收制度改革既要遵循自身发展规律、也要嵌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确保税收制度改革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避免走僵化封闭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恪守税收制度改革的家国情怀、激励国家社会公民多元治理主体同频共振,遵循市场规则、力求治理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注重统筹兼顾、发挥制度集成聚变效应,尊重契约伦理、扞卫税收权利义务生态,维护央地关系、调动两个积极性,是新时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中观价值和基本原则。新时代的税收制度改革需要仰望星空、更要脚踏实地,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是税收制度改革应有的姿态。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施行税收法治方略,在“五大发展”理念指导下放大税收乘数效应,在公平正义精神感召下释放税收正能量,在绿水青山愿景引领下促进绿色税收发展,在多元共治价值追寻下创新税收治理方式,为各国治理中的税收制度改革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新时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微观努力和路径探索。
二、印度信息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印度信息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米德的“美国外交传统”:主义与权力 |
| 第一节 沃尔特·米德主要着述和思想 |
| 第二节 米德指出的美国外交传统中的“四种主义” |
| 第三节 米德的权力理论 |
| 第四节 米德的逻辑和方法 |
| 第二章 20世纪美国外交传统的呈现 |
| 第一节 美国经济社会形态变革与外交传统的演进 |
| 第二节 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变奏 |
| 第三章 威尔逊主义的冒进(小布什政府时期) |
| 第一节 新保守主义与威尔逊主义的复兴 |
| 第二节 威尔逊主义与“反恐战争” |
| 第三节 威尔逊主义的异变与失败的大中东战略 |
| 第四章 杰斐逊主义的变革(奥巴马政府时期) |
| 第一节 国际新形势下的杰斐逊主义者 |
| 第二节 杰斐逊主义者的新特征 |
| 第三节 主义间的调和与亚太再平衡 |
| 第五章 杰克逊主义的冲击(特朗普政府时期) |
| 第一节 美国社会民粹主义的兴起 |
| 第二节 民粹主义与杰克逊主义 |
| 第三节 杰克逊主义的特朗普实践 |
| 第六章 对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的评价 |
| 第一节 四种主义所面对的挑战和机遇 |
| 第二节 美国外交政策走向 |
| 第三节 米德对美国世界霸权体系的认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沃尔特·R·米德大事年表(1952- ) |
| 致谢 |
（2）智慧社会变革中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智慧社会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视野 |
| 1.1 选题的理由 |
| 1.2 问题的意识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新技术革命下智慧社会的变革 |
| 2.1 新技术革命的进展 |
| 2.2 新技术引发的新问题 |
| 2.3 社会形态的变革 |
| 2.4 智慧社会的发展 |
| 第三章 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 |
| 3.1 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 |
| 3.2 触发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现实基础 |
| 3.3 触发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理念变革 |
| 3.4 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必然性 |
| 第四章 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 |
| 4.1 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意义 |
| 4.2 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内容 |
| 4.3 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具体实践 |
| 4.4 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当代启示 |
| 第五章 结论:总结与展望 |
| 5.1 研究总结 |
| 5.2 智慧社会及其社会治理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3）生态批判与图景构建 ——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缘起与发展 |
| 2.1 生态社会主义的概念阐释 |
| 2.1.1 国外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阐述 |
| 2.1.2 国内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界定 |
| 2.2 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
| 2.2.1 资本主义国家生态危机爆发频繁 |
| 2.2.2 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生态问题的反思 |
| 2.2.3 西方社会生态运动的蓬勃发展 |
| 2.3 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 |
| 2.3.1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 |
| 2.3.2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 |
| 2.3.3 西方自然科学的生态理论思潮 |
| 2.4 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 |
| 2.4.1 基本形成阶段 |
| 2.4.2 蓬勃发展阶段 |
| 2.4.3 成熟完善阶段 |
| 2.4.4 与时俱进阶段 |
| 第3章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 |
| 3.1 生态危机的根源 |
| 3.1.1 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
| 3.1.2 技术异化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 |
| 3.1.3 消费异化是加剧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 |
| 3.1.4 生态帝国主义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 |
| 3.2 生态资本主义的虚幻性 |
| 3.2.1 自由市场无法解决生态危机 |
| 3.2.2 绿色经济无法解决生态危机 |
| 3.2.3 技术改良主义无法解决生态危机 |
| 3.2.4 人口政策无法解决生态危机 |
| 3.3 奥康纳:资本主义“双重危机”理论 |
| 3.3.1 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构建 |
| 3.3.2 资本主义“双重危机”的阐释 |
| 3.3.3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的探寻 |
| 3.3.4 资本主义可持续性的否定 |
| 第4章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 |
| 4.1 对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定 |
| 4.1.1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立场 |
| 4.1.2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典型表现 |
| 4.1.3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批判 |
| 4.2 人类中心主义的回归 |
| 4.2.1 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
| 4.2.2 建立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理论 |
| 4.3 佩珀:人类中心主义的重构 |
| 4.3.1 对格伦德曼人类中心主义的继承 |
| 4.3.2 对生态中心论的马克思主义批判 |
| 4.3.3 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重构 |
| 第5章 生态社会主义:解决生态危机的构想 |
| 5.1 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构想 |
| 5.1.1 生态社会主义的构建原则 |
| 5.1.2 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模式 |
| 5.2 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 |
| 5.2.1 生态社会主义实现的主体 |
| 5.2.2 生态社会主义实现的方式 |
| 5.2.3 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尝试 |
| 5.3 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的全面构建 |
| 5.3.1 对于实存生态政治的批判 |
| 5.3.2 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图景 |
| 5.3.3 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过程 |
| 第6章 乌托邦式的幻景: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质 |
| 6.1 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相似之处 |
| 6.1.1 二者皆以马克思主义为立论导向 |
| 6.1.2 二者皆反对资本主义制度 |
| 6.1.3 二者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
| 6.2 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
| 6.2.1 理论基础不同 |
| 6.2.2 对社会变革方式的认识不同 |
| 6.2.3 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不同 |
| 6.2.4 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不同 |
| 第7章 价值意蕴与现实意义: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评析及启示 |
| 7.1 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评价 |
| 7.1.1 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贡献 |
| 7.1.2 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局限性 |
| 7.2 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
| 7.2.1 大力发展生态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 7.2.2 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
| 7.2.3 实施生态伦理和生态道德教育系统工程,构建正确的生态价值观 |
| 7.2.4 克服技术社会“异化”,彰显科技生态价值 |
| 7.2.5 严防生态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控制 |
| 7.2.6 加快生态环境治理,着力建设美好家园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及其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相关概念及界定 |
| 第一节 民粹主义 |
|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 |
| 二、作为社会运动的民粹主义 |
| 三、作为政治策略的民粹主义 |
| 第二节 右翼民粹主义 |
| 一、左与右的划分 |
| 二、民族主义 |
| 三、民族民粹主义 |
| 第三节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界定 |
| 一、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定义 |
| 二、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特征 |
| 三、左右两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区分 |
| 第二章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
| 第一节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历程 |
| 一、边缘化阶段(战后到八十年代末) |
| 二、转型发展阶段(九十年代初到金融危机前) |
| 三、全面崛起阶段(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
| 第二节 西欧主要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
| 一、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
| 二、地方主义民粹主义政党 |
| 三、中右翼的民粹主义政党 |
| 第三节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基础分析 |
| 一、选民性别分析 |
| 二、选民年龄分析 |
| 三、选民受教育程度分析 |
| 四、选民职业和阶级分析 |
| 第三章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原因 |
| 第一节 数字革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技术动因 |
| 一、数字革命对人类社会的重塑 |
| 二、西欧政党政治的数字化变革 |
| 三、数字革命对西方民主的影响 |
| 第二节 经济危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经济背景 |
| 一、经济全球化、金融危机与经济的不平衡 |
| 二、欧洲一体化、欧债危机与福利国家困境 |
| 第三节 社会危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社会基础 |
| 一、低失业率背后的中产阶级萎缩 |
| 二、移民问题与难民危机的冲击 |
| 第四节 认同危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文化环境 |
| 一、文化本位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 |
| 二、欧洲穆斯林问题与文明的冲突 |
| 三、欧洲身份认同与民族文化冲突 |
| 四、传统媒体的衰落与新媒体革命 |
| 第五节 民主困境: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政治条件 |
| 一、非理性的政治人 |
| 二、意识形态终结论与左右翼的趋同 |
| 三、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失衡 |
| 第四章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话语、策略与行动 |
| 第一节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话语 |
| 一、“人民”与“精英”:平民主义与反建制 |
| 二、“我们”和“你们”:排外主义与反移民 |
| 三、“固有”与“外来”:本土主义与反多元文化 |
| 四、“本国”和“他国”:孤立主义与反一体化 |
| 第二节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策略 |
| 一、以魅力型领袖为活动轴心 |
| 二、以中下层选民为争取目标 |
| 三、以互联网技术为有力工具 |
| 第三节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行动 |
| 一、参加竞选活动 |
| 二、参与政府组阁 |
| 三、推动全民公决 |
| 第五章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影响 |
| 第一节 重塑了西方政党政治生态 |
| 一、加速了左翼政党的衰颓 |
| 二、引发了右翼政党的迷茫 |
| 三、改变了政党竞争的形态 |
| 第二节 影响了各国政府政策倾向 |
| 一、移民政策 |
| 二、福利政策 |
| 三、经贸政策 |
| 四、外交关系 |
| 第三节 阻碍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 |
| 一、欧盟框架下疑欧力量的增强 |
| 二、欧洲各国对欧盟态度的变化 |
| 第四节 挑战了多元主义民主价值 |
| 一、侵蚀了多元主义的政治共识 |
| 二、加剧了欧洲社会的文化冲突 |
| 三、助推了大众抗议的泛滥流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1. 理论意义 |
| 2. 实践意义 |
| 三、 研究现状 |
| 1. 国外研究现状 |
| 2. 国内研究现状 |
| 3. 研究现状评析 |
| 四、 研究思路和主要观点 |
| 1. 研究思路 |
| 2. 主要观点 |
| 五、 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1. 研究方法 |
| 2.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涵及其方法论意义 |
| 第一节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涵 |
| 一、 世界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 |
| 二、 资本主义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换” |
| 三、 共产主义世界历史的未来发展 |
| 四、 世界历史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 |
| 第二节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
| 第二章 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历史性审视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被动卷入世界历史及中国革命探索 |
| 一、 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及中国被动卷入世界历史 |
| 二、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民主革命探索 |
| 第二节 新中国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 一、 融入社会主义阵营及社会主义改造 |
| 二、 在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逐步融入世界历史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 |
| 一、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
| 二、 中国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 |
| 1.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工业发展布局的调整 |
| 2. 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
| 3.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 |
| 4.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国积极推动世界历史的发展 |
| 一、 中国现代化发展新阶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二、 逆全球化运动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三、 新时代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第三章 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及其历史建构 |
| 第一节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和经验来源 |
| 一、 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 |
| 二、 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来源 |
| 第二节 世界历史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 |
| 一、 世界历史与近代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 |
| 二、 世界历史与中国革命的转变 |
| 三、 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
| 第三节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 |
|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政治基础和制度保障 |
| 二、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对“一国胜利论”的运用和发展 |
| 三、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多样化的无产阶级革命模式 |
| 第四章 中国现代化建设国情基础的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实践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来源 |
| 一、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 |
| 二、 列宁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 |
| 三、 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思想 |
| 四、 毛泽东的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 |
| 第二节 世界历史视域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 |
| 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
| 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现代化的实现 |
| 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世界历史方位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实践的世界历史意义 |
| 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握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国情 |
| 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揭示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前景 |
| 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现了各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差异性 |
| 第五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划时代创新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和世界历史条件 |
| 一、 世界历史条件下的两制关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 二、 世界历史下的必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改革开放 |
| 第二节 世界历史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 |
| 一、 世界历史下资本的两面性与资本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 |
| 二、 世界历史下社会主义原则的坚守与资本作用的历史性 |
| 第三节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世界历史意义 |
|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握了世界历史的发展特点 |
|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利用和驾驭资本的社会主义模式 |
|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和驾驭资本提供借鉴 |
| 第六章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时代发展 |
| 第一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思想背景 |
| 一、 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来源 |
| 1. 马克思共同体概念的内涵 |
| 2. 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发展阶段 |
| 3. 自由人联合体的主要特征 |
| 二、 新中国和平外交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
| 第二节 世界历史下的中国新时代远大规划和部署 |
| 一、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
|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条件 |
| 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规划 |
| 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性质 |
|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维度 |
|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层次 |
| 4. “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
| 第三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意义 |
| 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把握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
|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然途径 |
| 结语 |
| 一、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提供理论指导 |
| 二、 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6）中印产业结构变动及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2 中印产业结构变动的研究现状 |
| 1.2.1 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研究现状 |
| 1.2.2 印度产业结构变动的研究现状 |
| 1.2.3 中印产业结构变动的比较研究现状 |
| 1.2.4 中印产业结构变动的研究现状简评 |
| 1.3 国内外关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关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关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关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简评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 1.4.2 论文的难点和不足之处 |
| 1.5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2章 产业结构优化变动理论 |
| 2.1 传统的产业结构优化变动理论 |
| 2.1.1 配第—克拉克定理 |
| 2.1.2 库兹涅茨的产业结构优化变动法则 |
| 2.1.3 钱纳里的跨国模型 |
| 2.1.4 工业化内部结构合理化标准——霍夫曼定理 |
| 2.2 现代产业结构优化变动理论 |
| 2.2.1 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
| 2.2.2 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印产业结构变动过程比较 |
| 3.1 中印产业结构的初始状况比较 |
| 3.2 建国后至20 世纪80 年代初的产业结构变动比较 |
| 3.2.1 中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产业结构变动 |
| 3.2.2 印度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产业结构变动 |
| 3.2.3 中印建国后至20 世纪80 年代初产业结构变动比较小结 |
| 3.3 中印改革后的工业政策调整及产业结构变动比较 |
| 3.3.1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工业政策调整和产业结构变动 |
| 3.3.2 印度改革后的工业政策调整和产业结构变动 |
| 3.3.3 中印改革开放后产业结构变动比较小结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印产业结构现状比较及原因分析 |
| 4.1 中印产业结构规模比较 |
| 4.1.1 中印产业结构规模比较——三次产业划分角度 |
| 4.1.2 中印产业结构规模比较——27 个部门划分角度 |
| 4.2 中印产业结构质量比较 |
| 4.2.1 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 |
| 4.2.2 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 |
| 4.2.3 印度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 |
| 4.2.4 印度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 |
| 4.3 中印产业结构差异性原因分析 |
| 4.3.1 需求因素 |
| 4.3.2 供给因素 |
| 4.3.3 政策因素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印经济增长绩效及驱动因素比较 |
| 5.1 中印经济增长绩效比较 |
| 5.1.1 中印两国改革前后的GDP和 GDP增速比较 |
| 5.1.2 中印两国改革前后的人均GDP和人均GDP增速比较 |
| 5.1.3 中印失业状况比较 |
| 5.1.4 中印劳动生产率比较 |
| 5.1.5 中印通货膨胀情况比较 |
| 5.1.6 中印收入不平等程度比较 |
| 5.2 中印经济增长驱动因素比较——产业结构变动视角 |
| 5.2.1 领先的“中国制造”和落后的“印度制造” |
| 5.2.2 中国侧重“制造业”而印度侧重“信息通讯业” |
| 5.2.3 领先的“印度服务”和后起之秀的“中国服务”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印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
| 6.1 产业结构变动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 |
| 6.1.1 结构红利假说 |
| 6.1.2 结构主义的资源逐效率配置论 |
| 6.1.3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组织演进论” |
| 6.1.4 改造传统产业、催生新兴产业的创新论 |
| 6.2 中印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1 结构效应——扩展的偏离-份额法 |
| 6.2.2 计量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 6.2.3 对印度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回归分析 |
| 6.2.4 对中国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回归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启示 |
| 7.2.1 产业结构优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之根本 |
| 7.2.2 市场在产业结构变动及调整中起决定性作用 |
| 7.2.3 政府在产业结构变动及调整的政策和引导上“有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现代化道路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中国及外国研究现状 |
| (一)中国的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创新之处 |
| (二)本文不足之处 |
| 注释 |
| 第二章 现代化理论和模式概述 |
| 一、现代化和发展模式的涵义 |
| (一)现代化的涵义和特点 |
| (二)“模式”的涵义和特点 |
| 二、世界主要现代化模式的划分 |
| (一)根据促进条件划分:内生型现代化与外激型现代化 |
| (二)根据社会制度划分: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
| (三)根据地域特征的划分:欧美模式、拉美模式和东亚模式 |
| (四)根据发展战略划分:出口导向型和进口替代型 |
| 三、现代化一般理论的概述 |
| (一)马克思的现代化理论 |
| (二)韦伯现代化的文化理论 |
| (三)罗斯托现代化的经济理论 |
| (四)亨廷顿现代化的政治理论 |
| 注释 |
| 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程和成就 |
| 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一穷二白”的经济和文化状况 |
| (二)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 |
| (三)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提出 |
| (四)一边倒的外交格局 |
| 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经济恢复 |
| (二)“一五”期间现代化布局的全面展开 |
| (三)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的挫折 |
| (四)“文化大革命”中现代化步伐艰难迈进 |
| (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
| (六)全面建设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期 |
| 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就 |
| (一)经济快速发展,总量步入世界前列 |
| (二)人民群众生活稳步提高,全面小康指日可待 |
| (三)政治稳定,社会和谐 |
| (四)科技文化及教育事业繁荣发展 |
| (五)全面开放格局已经形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 |
| 注释 |
| 第四章 印度尼西亚现代化的进程和成就 |
| 一、印度尼西亚现代化的历史背景 |
| (一)旧时代的经济危机 |
| (二)针对粮食危急的改革浪潮 |
| (三)各势力的冲突与融合 |
| 二、印度尼西亚的现代化进程 |
| (一)独立后的经济混乱阶段 |
| (二)现代化重建阶段 |
| (三)后苏哈托时期的现代化调整阶段 |
| 三、印度尼西亚的现代化成就 |
| (一)成为了东南亚最大的经济实体 |
| (二)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 |
| (三)经济体制得到完善 |
| (四)令世人瞩目的民主化成就 |
| 注释 |
| 第五章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现代化道路的相似之处 |
| 一、相似的政治环境与权力结构 |
| (一)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 |
| (二)高效而有领导力的政府 |
| 二、相似的混合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发展模式 |
| (一)重视发展多种经济成分 |
| (二)依靠廉价劳动力带动经济发展 |
| (三)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增长 |
| 注释 |
| 第六章 中国与印尼现代化道路的不同及其影响 |
| 一、中国印尼两国文化背景不同 |
| (一)中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
| (二)印尼深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
| (三)文化因素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
| (四)文化因素对于印度尼西亚现代化的影响 |
| 二、中国印尼两国政治制度不同 |
| (一)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
| (二)印度尼西亚坚持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
| (三)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 |
| (四)印度尼西亚实行多党制 |
| (五)中国政治制度对现代化建设的影响 |
| (六)印度尼西亚政治制度对现代化的影响 |
| 三、中国印尼两国经济体制的差异 |
| (一)中国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
| (二)印度尼西亚更注重私营经济发展 |
| 注释 |
| 第七章 中国现代化道路对印尼的启示与借鉴 |
| 一、中国现代化道路对印尼的启示 |
| (一)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和高效率的政府 |
| (二)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 |
| (三)必须有一个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 |
| (四)必须凝聚起强大的民族精神 |
| (五)必须对实现现代化达成高度的共识 |
| (六)必须推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协调发展 |
| 二、中国现代化道路对印尼的警示 |
| (一)政府掌控资源配置一度导致腐败现象蔓延 |
| (二)优先发展经济一度导致社会和生态问题 |
| (三)国有企业竞争优势突出,民营经济发展困难 |
| 注释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缘起及提出 |
| 1.1.1 问题的缘起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背景 |
| 1.2.1 国际背景 |
| 1.2.2 国内背景 |
| 1.3 研究意义和目的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3.3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研究的创新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第2章 研究综述及理论基础 |
| 2.1 研究综述 |
| 2.1.1 国内外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 |
| 2.1.2 国内外对社会稳定问题的研究 |
| 2.1.3 国内外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关系的研究 |
| 2.1.4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边疆研究理论 |
| 2.2.2 经济发展理论 |
| 2.2.3 社会稳定理论 |
| 2.2.4 协同发展理论 |
| 第3章 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理及方式 |
| 3.1 核心概念内涵 |
| 3.1.1 经济发展 |
| 3.1.2 社会稳定 |
| 3.1.3 协同 |
| 3.1.4 协同机制 |
| 3.2 协同机理分析 |
| 3.2.1 系统的开放性特征形成演化的交换机制 |
| 3.2.2 非平衡性动态势能是经济社会协同演化的重要动力 |
| 3.2.3 涨落促进协同演化关系从无序到有序 |
| 3.2.4 非线性作用的整体性发展 |
| 3.3 协同方式 |
| 3.3.1 矛盾个体之间的分化与统一 |
| 3.3.2 共治共建的集体行动 |
| 3.3.3 多元组织实现经济社会资源共享配置 |
| 3.3.4 博弈运动中实现新的均衡 |
| 3.3.5 现实的整体性发展 |
| 第4章 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水平测评 |
| 4.1 协同机制建设的现状 |
| 4.1.1 思想政治建设现状 |
| 4.1.2 组织基础建设现状 |
| 4.1.3 制度建设现状 |
| 4.1.4 发展格局现状 |
| 4.2 协同水平测度 |
| 4.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2 数据来源及评价方法 |
| 4.2.3 变量的选取及计算 |
| 4.3 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关系分析评价 |
| 4.3.1 关联度分析 |
| 4.3.2 耦合度分析 |
| 4.3.3 协同发展度分析 |
| 4.3.4 总结评价 |
| 第5章 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演化及困境分析 |
| 5.1 序参量演化模型的构建 |
| 5.2 变量选取及计算 |
| 5.3 协同机制演化分析 |
| 5.4 协同机制演化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
| 5.4.1 困境分析 |
| 5.4.2 原因分析 |
| 第6章 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构思 |
| 6.1 对现有协同机制进行优化 |
| 6.2 构建新的协同机制 |
| 6.3 协同机制构建的原则 |
| 6.3.1 人本性原则 |
| 6.3.2 价值理性原则 |
| 6.3.3 正义性原则 |
| 6.3.4 成本原则 |
| 6.3.5 实效原则 |
| 6.4 丰富协同机制的内涵体系 |
| 6.4.1 理念的转化 |
| 6.4.2 环境的优化创新 |
| 6.4.3 组织体系的创新 |
| 6.4.4 方法的革新 |
| 第7章 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的完善 |
| 7.1 经济发展机制完善 |
| 7.1.1 构建科学的资源开发机制 |
| 7.1.2 制定合理的产业协调机制 |
| 7.1.3 建立长效反贫困机制 |
| 7.1.4 加大科技创新机制 |
| 7.1.5 实现经济均衡发展机制 |
| 7.2 社会稳定机制完善 |
| 7.2.1 优化社会日常管理机制 |
| 7.2.2 强化流动人口管理机制 |
| 7.2.3 推行风险社会监管机制 |
| 7.2.4 完善民族社会公平机制 |
| 7.2.5 加强民族团结机制 |
| 7.3 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完善 |
| 7.3.1 优化协同动力机制 |
| 7.3.2 调整协同运行机制 |
| 7.3.3 完善协同保障机制 |
| 第8章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3 未来展望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范围 |
| 1.2.1 国家范围 |
| 1.2.2 时间范围 |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存在的不足 |
| 2.核心概念及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一带一路” |
| 2.1.2 外商直接投资 |
| 2.1.3 经济增长 |
| 2.2. 经济增长理论简述 |
| 2.2.1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源 |
| 2.2.2 凯恩斯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增长理论 |
| 2.2.3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内生增长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外商直接投资的世界经验和理论演进 |
| 2.3.2 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的影响 |
| 2.3.3 文献评价 |
| 3.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及影响机制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马克思主义外商直接投资的世界市场理论 |
| 3.1.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理论 |
| 3.2 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
| 3.3 理论分析框架概述 |
| 4.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
| 4.1 “一带一路”国家的整体情况 |
| 4.1.1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进展概述 |
| 4.1.2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基本信息及其经济增长 |
| 4.1.3 “一带一路”国家经济结构 |
| 4.2 “一带一路”倡议国家的投资情况 |
| 4.2.1 通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来提高“一带一路”国家的竞争力 |
| 4.2.2 中国与“一带一路”主要国家的关系基础 |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
| 4.3.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概览 |
| 4.3.2 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投资情况 |
| 5.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5.1 模型的理论基础 |
| 5.1.1 两缺口模型 |
| 5.1.2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 |
| 5.1.3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两缺口”情况 |
| 5.2 数据说明与模型的构建 |
| 5.2.1 面板数据及其模型分类 |
| 5.2.2 数据来源与指示说明 |
| 5.2.3 模型选择与检验 |
| 6.实证分析 |
| 6.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1 基本模型回归结果 |
| 6.1.2 聚类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
| 6.2 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分样本实证 |
| 6.2.1 中低收入水平国家情况 |
| 6.2.2 中高收入水平国家情况 |
| 第7章 哈萨克斯坦的案例 |
| 7.1 哈萨克斯坦基本情况概括 |
| 7.1.1 哈萨克斯坦的背景 |
| 7.1.2 哈萨克斯坦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 |
| 7.1.3 哈萨克斯坦的投资环境 |
| 7.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的影响 |
| 7.2.1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双边关系 |
| 7.2.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入与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情况分析 |
| 7.3 中国对哈萨克斯坦投资的特点总结 |
| 7.4 主要启示 |
| 8.结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来源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 |
| 四、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六、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治理与税收制度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 |
| 一、国家治理对国家统治和国家管理的历史性超越 |
| 二、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中的税收因素 |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的任务 |
| 第二节 税收及其制度 |
| 一、财政与税收 |
| 二、税收制度的内涵与发展 |
|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税收的论述 |
| 第三节 国家治理与税收制度的互动 |
| 一、具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双重色彩的税收制度 |
| 二、国家治理呼唤深化税收制度改革 |
| 三、税收制度助推国家治理成就新高度 |
| 第二章 国外税收制度改革的治理经验与启示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的税收制度改革 |
| 一、税收制度促进面向现代国家转型 |
| 二、相机抉择的税收制度结构化改革 |
| 三、税收制度改革强国富民的新担当 |
|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的税收制度改革 |
| 一、税收制度助力稳固民族独立成果 |
| 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税收制度改革 |
| 三、税收制度改革擦亮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成色 |
| 第三节 国外社会主义国家的税收制度改革 |
| 一、苏联东欧国家不成功的税收制度改革 |
| 二、越南革新开放下的税收制度改革 |
| 三、古巴“模式更新”下的税收制度改革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税收制度的确立、改革和问题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税收制度的建立、调整和评价 |
| 一、新旧税收制度的转换 |
| 二、改革开放前的税收制度调整 |
| 三、对改革开放前税收制度改革的评价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税收制度改革 |
| 一、税收制度现代化进程的开启 |
| 二、涉外税制和“利改税”的出台 |
| 三、分税制和“营改增”的深远影响 |
|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央地税收的合作与博弈 |
| 第三节 现行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一、结构布局不够完善 |
| 二、税收法律级次较低 |
| 三、地方税收体系失衡 |
| 四、税收征管效率较低 |
| 第四章 国家治理视角下新时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使命 |
| 第一节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治理的“助推器” |
| 一、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
| 二、提升政府对经济主体进行调节的能力 |
| 三、拓展公共资源的多元协同治理 |
| 第二节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治理的“稳定器” |
| 一、从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到政治体制改革 |
| 二、从依法治税实践推及到依法治国战略 |
| 三、从税收技术发展关涉到民主权利保障 |
| 第三节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治理的“催化剂” |
| 一、协同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权益 |
| 二、丰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三、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 |
| 第四节 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治理的“粘合剂” |
| 一、推动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
| 二、推动建成全面的多层次社保体系 |
| 三、推动创建融通的大格局社会治理 |
| 第五节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治理的“净化剂” |
| 一、克服生产的“异化”及自然的“异化” |
| 二、放大生态文明建设的正外部性 |
| 三、绿色税收制度拓宽绿色发展道路 |
| 第六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加速器” |
| 一、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
| 二、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
| 三、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
| 第五章 国家治理视角下新时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 |
| 第一节 恪守家国情怀的价值 |
| 一、以人为本 |
| 二、增进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
| 三、助力民族复兴之梦 |
| 第二节 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 |
| 一、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二、把握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
| 三、把握好坚守与开创的关系 |
| 第三节 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 |
| 一、统筹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 |
| 二、统筹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 |
| 三、统筹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 |
| 第四节 遵从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契约伦理 |
| 一、维护税务相对人的权益 |
| 二、建设纳税社会信用体系 |
| 三、提供税收事先裁定服务 |
| 第五节 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
| 一、明确中央和地方的职权 |
| 二、健全地方税体系 |
| 三、增强税收预算科学性 |
| 第六章 国家治理视角下新时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对策 |
| 第一节 全面落实税收法治方略 |
| 一、大力推进税收立法进程 |
| 二、严格规范税收执法行为 |
| 三、完善提供税收司法保障 |
| 四、创新开展税收法治宣教 |
| 第二节 充分发挥税收乘数效应 |
| 一、进一步优化税收制度结构 |
| 二、进一步稳定宏观税负水平 |
| 三、进一步深化税收种类改革 |
| 四、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改革 |
| 第三节 有力彰显税收公平正义 |
| 一、聚合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
| 二、情系民生降低基尼系数 |
| 三、大力扶持民营企业成长 |
| 四、积极鼓励慈善事业发展 |
| 第四节 加速提升税收绿色指数 |
| 一、激活绿色税收制度机制 |
| 二、健全完善环境保护税法 |
| 三、增强现有税种绿色程度 |
| 第五节 多元构建税收综合治理 |
| 一、推动建立税收保障制度 |
| 二、发挥涉税中介服务力量 |
| 三、打造经世济用税收智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印度信息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D]. 王力. 吉林大学, 2021(01)
- [2]智慧社会变革中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研究[D]. 王喜媛.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20(02)
- [3]生态批判与图景构建 ——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D]. 赵晓丹. 吉林大学, 2020(01)
- [4]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及其影响研究[D]. 杨春林. 山东大学, 2020(07)
- [5]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化研究[D]. 范瑞滨.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9)
- [6]中印产业结构变动及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研究[D]. 孙晓华. 吉林大学, 2020(08)
- [7]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现代化道路比较研究[D]. 菩提（Budi Kristanto）.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1)
- [8]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研究[D]. 张军谋.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9]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Borumbayeva Dana.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2)
- [10]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研究[D]. 于俊. 华侨大学, 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