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城市特色经济发展的几点看法——兼与“经营城市”提法的商榷（论文文献综述）
邢伟[1]（2020）在《“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普遍存在以下问题:集体资产股权流转过程中权利边界模糊、交叉,影响部分权能实现;所有权缺位、虚化、弱化,行使主体不明确,造成集体资产流失;部分权能流转范围受限,流转市场不完整,有偿退出难,抵押担保难;农村宅基地、承包地“三权分置”中权属杂糅,财产性权能流动性低,财产性权益难以充分实现,与改革目标相违背;农村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产权范围不明,行权主体缺位,管理机制不畅,导致合作制性质不明,股份制作用发挥不畅;农村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界定不明、权属缺失,公益性功能发挥不充分,存在管理空白。以上这些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普遍存在,严重制约着改革进程,阻碍着产权各要素权能的充分实现,影响着农村发展效果和治理效能。本文共分八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重点阐释本文选题背景与意义、理论综述、研究框架与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与不足。第二部分“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以农村集体所有制为基础,论述农村所有权、承包权（资格权）、经营权（使用权）、经营性资源资产产权、公益性资源资产产权等相关概念,结合建国后各个时期农村产权制度过程进行深入剖析。第三部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依托河北省部分地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现状,结合全国各地改革情况,深入剖析产权制度改革中存在的现实困境与问题。第四部分“‘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设计”,探索建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分别负责行使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公益性资源资产和经营性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人权能。第五部分“‘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实施主体”,构建与新时代乡村治理模式相适应的“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第六部分“科斯定理视角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成本-效益分析”,用法经济学方法对“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进行全面剖析。第七部分“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以期实现细化各项权能、明晰产权归属、严格产权保护、顺畅产权流转目标。第八部分“结论”,回答了在导论部分提出的、本文致力于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注重以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所有资源资产进行了系统梳理,根据不同资源资产的形态、功能、使用方式以及产权构成、行权模式,将其划分为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和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四种类型。在坚持农村集体制度不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底线不变、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固定不变基础上,剥离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权、经营性资源资产股东权、公益性资源资产管理权中所包含的身份性权能,在分权基础上将包含身份属性的权能（成员权）统一归位于所有权,形成所有权权利组织体,即“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根据不同资源资产性质及其权能构成,分别搭建由不同成员组成的“农村承包权人集体”“农村资格权人集体”“农村股东成员集体”和“农村全体农户集体”,分别行使农村承包地、宅基地、经营性资源资产和公益性资源资产的所有权权能和身份权权能。以此为基础,重新构建“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在农村集体所有权现行模式向“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转换过程中,严把“目标层+准则层+决策层”三大环节,统筹宏观设计与微观运行,找寻出一条可以最大限度明晰产权界限、充分发挥产权权能、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运行体系,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乡村治理效能。
刘后德[2]（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刘雯炀[3]（2020）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社会主要矛盾是指在整个社会矛盾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并对其他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矛盾。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开始得以阐发和使用的重要概念和术语,并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运用和创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领导人民持续推进社会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历史实践表明,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分析判断准确,并能够随之制定符合我国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就能团结人民群众取得社会革命的伟大胜利。与之相反,往往就会遭受挫折和损失。深入研究“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问题,有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视野,有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问题的研究,进而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接续奋斗和取得伟大成就的内在逻辑。本文以社会主要矛盾为研究的核心主题,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主要研究时段,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为研究客体,试图探究社会主要矛盾在中国共产党人当中的接受、认知和运用的过程以及经验启示。本文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引言主要论述了本研究选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属于研究的前提性问题。主要包括研究缘起与意义、研究现状与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创新与不足等内容。第一章,主要考察了社会主要矛盾的相关概念和基本理论问题。从概念史的视野出发,依据古今中外的历史文献和思想论述,重点考察了“矛盾”“社会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等核心概念的历史由来和丰富内涵,以期对社会主要矛盾相关概念有清晰的认知。从理论研究的视野出发,重点分析了社会主要矛盾的结构类型、基本特性和理论价值等基本理论问题。在为本研究奠定重要理论前提的同时,也为展开本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分析工具。第二章,主要研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初步把握”的历史阶段。党的一大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进行了初次探索,但严重脱离了中国社会实际。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党的二大较为正确地把握到社会主要矛盾,并制定了符合实际的民主革命纲领。国共两党之所以达成共同革命的战略目标,其重要基础就在于认识到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军阀之间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对象,并初步意识能否有效解决这一矛盾关乎国民革命的成败。但也正是对主要矛盾转化认识的不足,特别是对解决主要矛盾的核心力量——革命武装缺乏足够的领导力,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初步把握,既有成功的经验,更有惨重的教训。第三章,全面研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重大突破”的历史阶段。以八七会议为标志,党开始认识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大众与以蒋介石为主要代表的新军阀的矛盾,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党的六大全面分析了中国社会矛盾问题,对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六大基本路线的坚持和贯彻,使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更加符合我国实际的革命新道路。而“左”倾领导者不断滋生严重错误,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对社会主要矛盾以及矛盾双方力量的变化,做出了极为主观的脱离实际的判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局势,成功实现了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重大突破,制定了正确的抗战路线方针和策略,并在长期的抗日民主革命实践中形成和丰富了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为领导人民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前提和思想基础。第四章,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不断深化”的历史阶段。第一,抗战胜利后迅速把握到人民大众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政府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并依据形势变化采取针锋相对的政治策略和军事方针,推动人民民主革命不断向前发展。第二,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既能够理性看待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实际情况,又能够对未来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科学的理论预测。第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既能够认识和解决工作实际存在的主要矛盾,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也能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趋势,成功实现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以确立。第五章,侧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经验启示的凝练和概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探索的有益经验集中为:全面分析国情及其变化是科学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基础,正确认识世情变化和时代特征是科学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条件,正确判断主次矛盾的关系是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关键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认识和处理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基础,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这些历史经验,对其继续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重要启迪:综合分析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及新变化,毫不动摇坚持和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认识和解决主要矛盾的根本价值遵循,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全面提升分析和应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综合能力和素质。
张芮[4]（2020）在《詹子庆先生的夏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夏作为中国文献记载中最早的王朝,因史料稀缺又无直接证据证明其真实存在,所以相关的历史在学界争论颇多。但是夏史研究对于构建中国早期文明,明晰中国从文明起源过渡到国家阶段的发展历程都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夏史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的热点问题,众多学者都曾参与夏史问题的讨论,詹子庆先生就是其中一位。詹子庆先生（1937—2019）作为老一辈的先秦史研究者,先秦史学会创始人之一,曾发表了一系列与夏史相关的论着,在夏史问题上有着自己的见解。如詹先生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认为夏是真实存在的,目前所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就属于夏文化;夏族起源于豫西地区;夏王朝建立后,势力范围逐渐向四周发展,形成豫西、晋南两大中心统治区域,但其势力影响则远超这个范围;夏王朝已具有若干国家特征,如刑法、军队、职官等,故可称为早期国家;夏王朝的物质生产与文化也有较大发展,其中农业、青铜冶铸业、手工业水平都有较大提高。詹子庆先生的这些观点,基本代表了学界夏史研究的主流意见。除此之外,詹子庆先生的治史方法,如唯物史观、多重证据法、释古、通业意识等,也为学者研究夏史乃至先秦史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文通过阅读詹子庆先生的着作、学术论文、书评感悟等,探讨了詹先生关于夏史的一些观点以及相关的治学方法。并通过对詹子庆先生夏史研究的梳理,一方面丰富和扩展了国内夏史乃至先秦史研究学术史的内容,另一方面借助对詹先生夏史研究方法的总结,折射出老一辈学者的治学门径,为我们现在的学习提供借鉴。
杨伟荣[5]（2020）在《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问题,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否取得根本成功、国家现代化发展能否获得顺利实现。不可否认,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推动农村和农民“更好”发展的政策性安排的确是党和国家对西式城市化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新时代成果,但当下各地方振兴战略的规划方向和实施重点仍延续了发展主义话语下乡村经济如何实现快速发展的老问题。鉴于以往乡村发展被发展主义裹挟的客观结果是乡村更加边缘化,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如果不转变思路,很可能会再次遭遇过去那些乡村建设运动所面临的发展主义困境。为此,本文以发展伦理学为学理依据,从“发展”的流动性特点切入,通过系统梳理“发展”意蕴的伦理呈现和乡村发展概念的价值彰显过程,分析了国际发展伦理的建构瓶颈以及乡村发展伦理的出场语境和当代使命,并以乡村振兴的发展主义遭遇为突破口,对发展主义在乡村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以及发展方式等方面的“问题化”表现进行深层的伦理考量和价值确认,提出了应对乡村增长主义、精英主义、消费主义以及城市中心主义的伦理策略,确立了乡村“整体美好持续共生”的价值取向,力求在推动乡村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语境下建构符合中国乡村发展实际的发展伦理体系。首先,就乡村发展目标的“问题化”而言,经济增长至上的乡村增长主义给农民带来了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同时也使乡村面临“负增长”困境、农民陷入无意义的价值危机。为此,必须以乡村“美好发展”对乡村发展目标进行伦理定位,明确农民美好生活作为乡村发展价值目标的基本内涵,并在推动农民劳动休闲化和休闲劳动化融合统一的过程中落实农民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其次,在乡村发展主体的“问题化”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凭其较高的经济贡献率主导了乡村发展,并对分散小农群体产生“排斥”,导致了不同阶层之间发展权益的不平等。为此,必须以乡村“整体发展”对乡村发展主体进行伦理审视,坚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并共享乡村发展成果的伦理要求,发挥“中坚农民”的主体联结功能以克服弱势小农群体“被组织”、“被合作”的主体建构困境。再次,在乡村发展动力的“问题化”方面,刺激农民消费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被人为建构并无限扩张,最终出现了资本逻辑宰制的、不可持续的乡村发展动力谱系。为此,必须以乡村“可持续发展”对乡村发展动力进行伦理整合,明确资本逻辑在乡村发展中的双重作用,并以“社会运行与发展的总体逻辑”整合多元化的乡村发展动力要素,实现内、外源动力之间的互动转换和有效聚合。最后,在乡村发展方式的“问题化”方面,以城市（镇）化为核心的乡村发展方式使我国城乡发展长期处于一种非均衡、不协调的状态,乡村难以享受到公平的发展机会和权益。为此,必须以城乡“共生发展”对乡村发展方式进行伦理调适,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属人性、平等性和多样性价值,并通过践行平等公正的“对称性”发展准则、双向合作的“互惠性”发展路径及五位一体的“共赢性”发展格局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实践。当然,发展主义在乡村发展中的“问题化”表现并非仅有乡村增长主义、精英主义、消费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四种形式,发展伦理对社会发展的伦理考量和价值确认也不止是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式四个方面。只有在更深层发掘“问题域”和更广泛拓展“价值面”的基础上推动乡村发展伦理体系的建构,才能真正实现农村和农民“更好”的发展。
刘刚[6]（2019）在《行业法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思想。到2035年,我国还要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的目标。如何判断法治社会基本建成,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迫切的实践问题。社会是由行业组成的,法治社会的建成可以走一条行业法治之路。法治社会是社会领域实现法治化的治理状态,而行业法治可以理解为是指行业领域的法治化的治理过程。先有法而后才有法治,先有行业法而后才有行业法治。因此,要研究行业法治,需要先研究行业法;而要研究行业法,则需要先研究“行业”。改革开放后,我国立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行业”入法现象,汇聚成“法律中的行业”这个独特命题。对“行业”入法现象的实证分析表明,“行业”已经从一个古老的经济概念变成一个新生的法律概念。“行业”入法现象在所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总体上占到了三成,席卷了除诉讼法及非诉讼程序法之外的所有部门法,甚至现行宪法也对“行业”做出了明确规定,宣示了“行业”的宪法地位。“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包括行业规划、行业标准、行业自律、行业诚信、行业垄断、行业主体、行业协会和从业人员等。“行业”入法现象有力的支撑了行业法的存在,宣告了行业法治的潜在可能。“行业”入法现象是对行业在社会结构中的变迁的法律响应,行业法是法律社会化发展的最新表现。系统梳理行业法的历史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虽然学界还存在分歧,但也形成了一些理论共识,即行业法是兼顾“硬法”和“软法”在内的体系。新兴的行业法有助于一并解决传统部门法体系的学科壁垒问题、稳定性不足的问题以及部门法的局限性问题。行业法应该继部门法之后,成为我国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中的新成员。行业法与部门法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交叉与重叠关系,二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建基于法治概念的宽泛性和灵活性。行业法治是一种“混合”法治,其内涵表现为“硬法”之治和“软法”之治的结合、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横向体系（各行各业的法治）和纵向体系（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在内）的结合。行业法治是一种“复杂”法治,其特性包括法治主体的多元性、法律规范的复合性、行业治理的差异性、运行机制的共治性和调整范围的全面性。行业法治是一种真法治,而不是假法治,其理念包括权利保护理念、公平正义理念、科学发展理念和自治理念。行业法治是一种有意义的法治。从法治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也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还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从行业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也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还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行业法治体现了行业与法治的互动关系,促进了法治发展和行业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社会基础、法律基础四个方面。其中,经济基础是指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基础是指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步建立;社会基础是指行业组织的大量出现;法律基础是指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与法治社会一样,行业法治也包括主体要素、制度要素与实践要素。这三种要素共同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与“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主要形式样态基本一致,行业标准、行业协会和行业自治构成了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是广义的行业标准,行业标准是一种“软法”,可以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柔性化和可操作性。行业协会是行业法治的重要主体,行业协会通过参与行业立法、行业纠纷化解、行业监管和行业管理等来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既是权利,也是权力。行业自治首先通过行业自治规范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但是,在行业法治的运行中,行业监管与行业自治始终需要处于动态平衡的态势中,只有这样,行业自治才能最大限度的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理想的行业法治是完美的,但是行业法治的现实运行,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等,还存在若干缺陷,因而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完善措施。其中,行业立法存在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行业法律滞后、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等缺陷。对此,一是可建立专业工作委员会提出立法草案的体制,取代现有的行业主管部门主导立法的立法体制,并建立第三方如行业协会等接受立法机关委托起草行业立法的立法体制;二是应将行业标准的制定权赋予行业协会,取代现有的行政机关制定行业标准的体制,并建立跨行业的标准协调制度,加大推广综合标准制度;三是应及时修订行业立法。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包括重审批轻监管、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不健全,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等。对此,一是需要将监管理念从“重审批轻监管”转变为“轻审批重监管”,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二是政府应建立包括企业、非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在内的全国统一信息共享平台,并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在信用监管中的作用;三是应当从监管主体、监管模式、监管手段和监管过程等四个方面完善综合监管体制;四是对新兴行业应遵循政府适度监管的原则。行业纠纷化解存在行业调解制度公信力有待加强、认同度和成功率都不高、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等问题。对此,一是应进一步增强行业协会的代表性,提升行业调解的公信力;二是应积极推动行业协会设立专业性调解组织,提高行业调解人员的准入资格条件,以提升行业调解制度的利用率和成功率;三是应当建立专门的行业调解程序;四是健全行业仲裁制度,可考虑由行业协会组建行业仲裁委员会,并修订《仲裁法》,赋予行业仲裁应有的法律地位;五是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尽可能减少行业纠纷的产生。行业自治方面,存在着立法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消除等不足。对此,一是应该突出“行业自治”的理念,将法律条文中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二是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不再干预行业协会的内部事务;三是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只要不违反法律,行业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皆由行业协会自行解决。同时,国家需保留对行业协会的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综上,通过对“行业”入法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对行业法和行业法治的研究成果进行历史分析,对行业法治的内涵、特性、理念、实践意义等问题进行概念分析、对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和基本要素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行业法治的理论框架体系得以初步建立。只要有效解决行业法治在现实运行中的不足,作为法治社会的建设途径,行业法治一定会拥有美好的未来。期待有朝一日,行业法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行业法治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荆洪文[7]（2019）在《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路径研究》文中认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开始研究香港、澳门回归后的区际法律冲突问题。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如何在一国的前提下处理好区际法律冲突问题,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法治问题。随着2009年《珠江三角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国家级新区、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调发展等作为国家战略的区域政策反复覆盖粤港澳地区,其中最直接覆盖粤港澳的是粤港澳大湾区政策。除了区域政策的制定实施,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内地、香港、澳门之间签署CEPA及附件,粤港澳之间联席会议的定期召开和合作协议的不断推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党的十九大将全面依法治国上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等等变化,为粤港澳大湾区解决区际法律冲突,进而逐步实现区域法治一体化提供了环境和土壤。粤港澳大湾区不同于粤港澳地区,湾区作为一个区域是一个整体,是国家把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一个国家战略安排。在这种背景下,应当结合区域一体化的理论,深入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内不同法域的法治状况,建构区域法治一体化的理论,寻找湾区法治一体化的路径,有效解决区际法律冲突。湾区的逻辑起点是区域,是区域的一种特殊形态。粤港澳大湾区的理论依据是区域一体化的理论。伴随着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的发展,以巴拉萨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理论模型最值得粤港澳大湾区借鉴。区域一体化主要是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在这一过程当中,区域法治而不是区域法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因为单纯的区域法律制度不足以支撑和解决区域一体化在立法、行政、司法等方面的问题。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是指粤港澳三地法治从开始合作到最终融合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各个部分发生的变化,并向新整体特征演化的阶段性的过程或者状态。在这里,法治一体化并不意味着法治的融合才是一体化,一体是目标,化是过程或者状态。这个过程或者状态是分阶段的,每一阶段都会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都可以概括为一个模式化的理想类型。借鉴巴拉萨关于区域一体化的阶段和表现形式的论述方式,区域法治一体化的阶段可分为区际法律合作、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法律制度、统一区域法律标准以及区际法律融合四个阶段。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是对区域法治一体化理论的具体化。区域与法治的概念自洽性来源于中央和地方的分权,这种分权不是主权的分割而是治权的让渡。治权让渡的是限于存在一定外部性的公共产品上的治权。香港、澳门的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围绕这些公共产品所进行的合作、分配与调整,既是法治一体化的重要内容,也不会影响港澳的高度自治和司法独立。借鉴涵洞的原理,在维护现有文明和一国两制现状的基础上,实现法治交融,平衡各种力量,逐步实现法治一体化是现实选择。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需要路径。在路径的选择上,应当以软法为主,硬法为辅。在硬法路径、软法路径、行政区划调整以及硬法和软法之外的松散型法制协调路径中,可以依照一定的选择方法,排除松散型法制协调、区域共同规章、赋予法律效力的行政协议以及行政区划调整等。区域政策、区域协议、区域示范法、区域判例法和区域立法,可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的主要路径。我国区域法治丰富的实践证明,区域政策和区域协议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的路径不是一个需要讨论是否可行的问题。作为法治一体化路径,区域政策群、具备区域法治特征是对区域政策形式和内容的要求,而区域政策和区域法律之间的角色交互与相互实现,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政策法治化的重要考量因素。区域协议可分为区域行政协议、区域司法协议和区域民事协议三种类型,其法律效力及等级、履行和纠纷解决方式各有不同。在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示范法和区域判例法是推进法治一体化的重要路径。在中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全面管治权理论的背景下,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粤港澳制定实施示范法的实践,以及粤港澳法律语义规范结构与示范法相匹配等因素为区域示范法发挥作用提供了可能。在实体法——程序法——冲突法的链条中,制定区域实体法示范法有利于根据双方的意思自治原则,化解部分区际法律纠纷,减少区际法律冲突。判例法模式分为英美判例法模式、判例式司法解释模式、指导性案例模式和专门法院判例模式。在这四种模式之外,可以在粤港澳大湾区探索建立区域判例法。区域判例法是通过对区域内判例或案例一定形式的确认,使判例或案例背后所体现的法律规则、原则或者解释,成为指导区域内各法院审判案件时统一适用的标准和要求。区域判例法可分为元判例和共通例,应当是粤港澳的共同先例,并为粤港澳共同遵循。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区域立法具有宪法和授权立法的依据。可供粤港澳大湾区选择的区域立法模式主要有国家统一立法、区域合作立法、区域认可立法、区域内特别合作区立法和区域单边立法。
李海霞[8]（2019）在《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构建研究》文中指出“三权分置”改革,是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是在坚持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将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分置,由农户保留土地承包权,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同时放活土地经营权,引导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提高农业生产效益。2018年12月29日,《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经全国人大常委正式审议通过,“三权分置”制度改革正式在法律层面得以确认。但此次《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修订是将政策指导落实到了法律层面,更多的是原则性规定,操作性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下一步还需要修改《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相关内容,并制定《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细则》,将原则性规定进一步细化。从理论定位、实体法和程序法三个维度对“三权分置”制度构建进行探讨,旨在为我国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建设提供参考思路,内容包括“三权分置”的基本法理、“三权分置”制度构建的原则、发包人的权利义务、承包人的权利义务、经营人的权利义务,以及“三权分置”的程序法建构。“三权分置”制度改革具有法理依据。从土地承包经营权派生出土地经营权,不是简单地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为承包权与经营权,而是创设土地经营权这一新型用益物权。土地承包权仍然是物权法中的承包经营权,仍属于用益物权。配置土地经营权并不违反物权法“一物一权”原则。土地经营权是财产权,具有独立性、排他性,符合用益物权的性质,土地经营权设定为物权才能满足其再转让和抵押融资的功能定位,贯彻“三权分置”的改革精神。我国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构建的原则包括:第一、公平与效率辩证统一原则。效率与公平相互依存、互相促进,“三权分置”农地制度改革应当在实现公平与效率间寻求平衡。第二、自愿原则。自愿原则是民法“意思自治”基本原则在农地制度中的具体体现,农地制度改革以尊重农民意愿为前提。第三、守住政策底线不突破原则。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动摇,农地集体所有制符合我国农村社会的历史传统和伦理价值,农地私有制、国家所有制均不具有可行性;坚持稳定并完善土地承包关系,以稳定承包关系为关键环节,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探索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坚持农地农用,严格贯彻耕地保护制度,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坚持循序渐进、因地制宜原则,深刻认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充分考虑各地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形成适合不同地区的“三权分置”具体实现路径和办法,稳妥地推进农地改革。“三权分置”的实体法构建主要涉及发包人的权利义务、承包人的权利义务、经营人的权利义务。发包人享有的权利,包括发包权、监督权、承包地收回权、转让承包地同意权;发包人应承担的义务,包括尊重承包人的承包权、经营人的自主经营权,为承包方提供生产、技术、信息服务,组织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得擅自调整承包地等。承包人享有的权利,具体包括承包权、监督权、获得补偿权、流转权、有偿退出权等;承包人应承担的义务包括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维持地力,不得造成土地永久性损害,承包期届满不再续期应返还承包地并恢复原状等。土地经营人享有的权利,具体包括占有使用权、自主经营权、收益权、流转权和获得补偿权;土地经营人应承担的义务主要有:严格遵守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的约定,不得改变土地农业用途,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保护环境资源。“三权分置”的程序法构建。为实现“三权分置”改革目的,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纳入我国不动产统一登记,土地承包权的设立、变更应采用登记生效主义模式。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再流转程序采用登记生效主义模式。土地经营权登记制度是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的需要;通过登记,赋予土地经营权公示公信效力,加强对土地经营权人的权益保护。
彭巨水[9]（2019）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研究》文中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所有制问题是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所有制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是一切社会形态演进、更替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来看,所有制的演化不仅是多元的,而且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随着现实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所有制改革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并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面临新的历史方位,所有制改革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总结我国所有制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基于新时代的战略方位和时代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我国所有制改革提出新部署、做出新动员,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时代命题,从“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的高度强调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意义。从现实来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采取了较为有力的举措,改革成效初步显现。同时,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中还存在“混合就是私有化”“混合就是新的公私合营”等理论争议、“混合是否要国有股‘一股独大’”“混合到底是‘谁混谁’”等实际操作难题,影响了这项改革的深入推进。因此,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深入辨析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全面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所有制变革的历史脉络,从中找出我国混合所有制理论产生和发展的逻辑主线,进而通过回溯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实践,以此为基础,在坚持问题导向的前提下,从宏观、微观层面探讨如何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改革,并提出总体性思考和针对性举措,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理论、实践、对策三个方面深入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问题。首先,从一般理论层面入手,对建国以来混合所有制方面的研究文献作了综述,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发现,要探讨混合所有制理论必须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和西方产权理论入手。基于这一思路,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并将其与西方产权理论进行对比、分析异同,希望能够对混合所有制理论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接着,从实践层面出发,讨论了建国以来所有制理论发展和实践情况,总结了我国所有制理论演进规律和改革实践的经验教训,从理论和实践上得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就是混合所有制,这是一种经济发展规律,也是一种生产力发展趋势。由此,进一步深入探讨了混合所有制理论及混合所有制在我国实践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再次,从对策层面入手,坚持问题导向,总结和探讨了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坚持原则、构造环境、改革重点,然后从宏观层面转入微观层面,具体深入分析了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民营经济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应采取的对策和选择的路径。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研究讨论的逻辑性方面具有一定新意,从整体上阐释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轨迹、演化趋势和内在规律,对从建国初期开始,一直到党的十九大,把“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在所有制变革方面探索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全面总结;二是研究分析的结构性方面具有一定新意,在阐释混合所有制发展的具体领域中,构建了一个涵盖“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分析视阈,在差异化问题导向下分析了不同所有制经济在混合所有制发展中所需的条件保障和应坚持的科学路径;三是研究结论的实践性方面具有一定新意,针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搞混合所有制就是搞全盘私有化”和“搞混合所有制就是搞新的公私合营”等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得出了混合所有制只是经济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的结论,以此为前提,从不同层面讨论了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对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公有制与非公所有制的混合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和重大课题。本文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为指导,学习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的有益观点,结合我国国情和特殊发展阶段,牢牢把握“两个毫不动摇”,探索一种新的混合所有制发展路径,才能积极拓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坚持理论自信的必然要求。在实践中,要深刻认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全局性、系统性、整体性和复杂性,既要发挥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动性、引领性,也要发挥民营经济倒逼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积极性、参与性;既要注重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发展预期,也要注意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共识。
刘芮[10]（2019）在《“三权分置”模式下土地经营权的法构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对于农民而言,享有一项具有真正“财产属性”的农地权利,是一直以来的愿望。民间对于开放农地市场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些都在中央立法以及相关政策中及时予以反映。自2014年中央正式提出土地经营权的概念以来,法学界系统研究土地经营权的学术成果并不多。“三权分置”模式下的土地经营权是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核心。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根据既有的法律规范与现行立法政策,从权利的法理定位、权利的静态构造、权利的动态构造三大维度系统研究土地经营权的法构造,对于落实“三权分置”模式的改革,推进物权法理论研究,具有突出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围绕“三权分置”模式下土地经营权的法构造问题展开,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土地经营权的法理定位。内容包括土地经营权的概念界定、土地经营权的法律属性界定、土地经营权与已有农地权利的关系界定。通过论述土地经营权概念的原则、对象、关键与核心,分解土地经营权概念在法律层面上的含义,土地经营权是指民事主体依法取得的、在农村土地上以农业产业化生产为目的的一项不动产用益物权。土地经营权的属性可以从权利的私权性质和物权性质分别展开分析。就私权性质而言,建构私权性质的土地经营权,是在集体土地领域里建立商品经济体制的最关键举措,为解决我国农地利用效率低下提供方案,为清晰化国家与集体组织、农户之间的土地关系提供依据;就物权性质而言,土地经营权具有直接支配性、受物权保护的绝对性与完整性。将土地经营权设定为一项不动产用益物权,可以发挥集体土地的使用价值,应对农业生产主体弃耕抛荒的困境、有助于发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多项制度功能。土地经营权与已有农地权利的关系,包括土地经营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关系、土地经营权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关系。就土地经营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关系而言,以用益物权属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构建土地经营权的基础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就土地经营权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关系而言,为用益物权与所有权的关系。第二部分,土地经营权的主体。包括定名、定位、定型三个方面的内容。从一般法律概念的角度、民事主体意义的角度、物权主体意义的角度分层次论述土地经营权主体的定名问题,并探讨土地经营权主体的价值目标与功能定位,以及系统论述土地经营权主体的构成资格、土地经营权主体的属性与范围,认为包括承包农户在内的、所有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为目的的民事主体,均可为土地经营权主体。第三部分,土地经营权的客体。土地经营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不动产用益物权,没有违反“一物一权”原则,以“权利行使理论”界定土地经营权客体具有合理性。同时,结合我国农地权利分置的法权结构与农地用益物权客体构成的一般要件、我国农地制度变迁对土地经营权客体界定的启示,从客体的定性、定量方面,提出并论证土地经营权客体的法构造,即集体所有的可用于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村土地。第四部分,土地经营权的内容。就承包型土地经营权而言,承包型土地经营权的基本权能与转让型土地经营权的基本权能大体一致,但不同之处在于,承包型土地经营权原则上不具有处分权能,有关主体在合同中另有约定的应尊重其约定,满足特定的条件时可转为转让型土地经营权。承包型土地经营权人的权利主要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承包权、互换权、入股权、补偿请求权。承包型土地经营权人的义务主要有合理使用土地的义务、不得弃耕抛荒等义务。就转让型土地经营权而言,转让型土地经营权的基本权能包括占有（直接占有农村土地）、使用（经营自主性、用途限制性）、收益（天然孳息、法定孳息）和处分（权利处分权）。转让型土地经营权人享有的权利主要有地上物所有权、依约使用土地的权利、流转转让型土地经营权的权利、物权请求权、续期请求权。转让型土地经营权人享有的义务有支付土地使用费、不得随意改变土地用途、保持与优化地力。同时,从物权法理论、民法平等性价值以及法律公平理念入手,认为在土地经营权之上设定权利负担且该负担有可能减损承包农户之既有权利时,才需要采“经过承包方的（书面）同意”的做法。第五部分,土地经营权的设立。依据物权法理论,从土地经营权作为用益物权的设立的一般概念和特征出发,并以权利设立方式的不同,区分“承包型土地经营权”与“转让型土地经营权”两种类型。其中,土地经营权承包合同为承包型土地经营权的设立根据,土地经营权转让合同是转让型土地经营权的设立根据。此种“二分法”对于土地经营权法构造的设计具有核心意义,能够使土地经营权制度真正承载中央提出的“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创新”目标。两种类型的土地经营权的物权设立规则有所区别:承包型土地经营权可采形式主义登记,即当事人在土地经营权承包合同中明确约定不发生对外转让其权利的,土地经营权承包合同成立时,承包型土地经营权随之设立;转让型土地经营权应采实质主义登记,土地经营权转让合同属于物权合同,该合同成立后,需进行登记才可设立转让型土地经营权。第六部分,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是我国新时代农地制度改革的落脚点,其关键在于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主要形式包括:转让、抵押、入股、出租、赠与和继承。其中,土地经营权转让为一种不动产物权变动,成立要件包括主体要件与意思要件两方面,生效要件为不动产物权登记;土地经营权抵押不存在法律障碍,通过抵押土地经营权,可以有效缓解权利人融资困难等资本层面的困境,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对于设立土地经营权抵押具有必要性;土地经营权入股是土地经营权资本化最重要的模式。土地经营权入股的制度设计需要考量的是,入股的形式、股份组织的运行机制、入股风险防范措施等。土地经营权出租是土地经营权债权性流转方式,应当从五层涵义上分析理解此种流转方式。土地经营权赠与在现行法上为诺成性法律行为,未来立法可以采用国际通行的公证的方式,将土地经营权赠与合同纳入要式合同范畴。土地经营权继承属于权利继承,是土地经营权作为一项纯粹财产权利的必然要求,具有成为继承权客体的正当性基础。第七部分,土地经营权的变更与终止。土地经营权的变更包括内容变更和客体变更。土地经营权内容变更应严格遵循物权法定原则,在法律规定的典型内容的范围内进行变更;土地经营权客体变更包括“土地经营权客体变更之增加”和“土地经营权客体变更之减少”两种情形。前者指的是“原土地范围内的客体增加”,即在双方达成一致意思表示后,可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变更登记,后者包含“农村土地的部分灭失”和“农村土地的分割”两类情形。土地经营权变更的程序是,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不动产物权变更登记手续、向集体组织申请办理备案手续。土地经营权终止的原因有:权利期限届满、违反法定义务、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解除、土地被征收、权利人死亡后不发生继承、土地灭失等。土地经营权终止的法律效果是:承包农户或集体组织产生原物返还请求权、原土地经营权人具有注销登记义务、原土地经营权人享有地上物取回请求权、原土地经营权人享有补偿请求权。
二、关于城市特色经济发展的几点看法——兼与“经营城市”提法的商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城市特色经济发展的几点看法——兼与“经营城市”提法的商榷（论文提纲范文）
（1）“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理论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重点、难点 |
| 五、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 |
| 第一节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相关理论 |
| 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
| 二、法与经济学视角下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构成 |
| 三、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权能分析 |
| 四、国外土地产权构成及权能分析 |
| 第二节 1949 年以来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概况 |
| 一、第一阶段(1949 年—1956 年):合作化运动时期 |
| 二、第二阶段(1956 年—1978 年):人民公社时期 |
| 三、第三阶段(1978 年—2012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 |
| 四、第四阶段(2013 年至今):“三权分置”改革实施期 |
| 第三节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博弈分析 |
| 一、演化博弈理论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 |
| 二、对各个阶段产权变革的演化博弈分析 |
| 第二章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以河北省部分地区产权制度改革实践为样本 |
| 第一节 河北省个别地区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基本情况 |
| 一、邢台市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基本现状 |
| 二、定州市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基本现状 |
| 第二节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中存在的困境与问题 |
| 一、农村集体资产难核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难确定、集体资产股权难设定 |
| 二、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流转难、抵押担保难和有偿退出难 |
|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权能规则不完善 |
| 四、农村宅基地、承包地“三权分置”中权属杂糅 |
| 五、农村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界定不明、权属不清 |
| 六、农村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范围不明、改革不畅 |
| 第三节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中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
| 一、乡村治理机制不完善,影响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程 |
| 二、统分结合经营体制长期失衡,制约集体产权改革进程 |
| 三、法律法规不健全,影响集体产权改革进程 |
| 第三章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设计 |
| 第一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概念界定 |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内涵与外延 |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性质与特征 |
| 第二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治理作用 |
| 一、明晰产权结构、释放产权权能 |
| 二、实化农村所有权 |
| 三、推进乡村振兴 |
| 四、优化乡村治理机制 |
| 第三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治理路径 |
| 一、提升农村各治理主体间的协调性 |
| 二、提升农村治理主体及体系的科学性 |
| 三、提升农村治理主体及体系的保障性 |
| 四、提升农村治理主体及体系的合法性 |
| 第四节 农村产权现行模式向“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转换路径 |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模型架构的静态设计 |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架构的动态运行 |
| 第四章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实施主体 |
| 第一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四大行权主体 |
| 一、“农村承包权人集体”——承包地所有权 |
| 二、“农村资格权人集体”——宅基地所有权 |
| 三、“农村股东成员集体”——农村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所有权 |
| 四、“农村全体农户集体”——农村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所有权 |
| 第二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行权模式 |
| 第三节 “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架构 |
| 第四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实施主体的治理问题分析 |
| 第五章 科斯定理视角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架构的成本效益分析 |
| 第一节 科斯定理及成本—效益分析 |
| 第二节 科斯定理视角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运行审视 |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决策事项与程序 |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科斯定理审视 |
| 第三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架构的成本——效益分析 |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成本—效益分析的前提 |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成本—效益分析的关键 |
| 三、“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模型成本效益SWOT分析 |
| 第四节 经济绩效管理视角下的“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 |
| 一、绩效管理与“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 |
| 二、“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绩效管理剖析 |
| 第六章 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 |
| 第一节 产权归属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化 |
| 一、构建流程规范、账实清晰、公开公正的清产核资大格局 |
| 二、构建设置科学、动静结合、权能完整的股权管理模式 |
| 三、构建主体明确、范围清晰、分配合理、渠道科学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体系 |
| 第二节 产权流转与农村集体产权的市场化 |
| 一、基础——由“确权确地”向“确权确股不确地”转变 |
| 二、关键——由“政府干预”向“市场运作”转变 |
| 三、核心——由“单一形式”向“协调联动”转变 |
| 四、支撑——由“重流转轻保障”向“流转保障并重”转变 |
| 五、突破——由“权能杂糅”向“赋权明责”转变 |
| 第三节 产权保护与农村集体产权的法治化 |
| 一、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
| 二、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认的相关规定 |
| 三、成立独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机构 |
| 第四节 智慧产权与农村集体产权的科技化 |
| 一、区块链技术作为关键支撑 |
| 二、构建“区块链+农村土地确权及流转”模型体系 |
| 第五节 信息披露与农村集体产权的公开化 |
| 一、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原则 |
| 二、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内容、标准与方式 |
| 三、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风险 |
| 四、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结果保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2）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拨乱反正 |
| 第一节 以历史主义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一、反思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
| 二、破除“暴力革命”崇拜 |
| 三、用历史的观点重新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 |
| 第二节 以实事求是替代教条主义 |
| 一、从“唯上唯书”到“唯真求实” |
| 二、跳出公式套用的怪圈 |
| 三、走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 第三节 重审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
| 一、批判“影射史学”,放弃“古为今用” |
| 二、打破史学研究的“禁区” |
| 三、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反思与重建 |
| 第一节 对既有农民战争史模式的挑战 |
| 一、检讨农民战争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 |
| 二、农民阶级思想落后性剖析 |
| 三、农民战争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还是修理工? |
| 第二节 历史人物再评价 |
| 一、重评秦始皇 |
| 二、为孔子正名 |
| 三、李自成再评价 |
| 第三节 打破古史分期讨论定于一尊的局面 |
| 一、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 |
| 二、西周封建说“重新开张” |
| 三、其他诸说“群雄并起”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史叙事的突破与转型 |
| 第一节 现代化视野下义和团运动的再评价 |
| 一、凸显迷信落后特征 |
| 二、强调盲目排外问题 |
| 三、质疑义和团运动反封建性质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背景下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再衡估 |
| 一、肯定洋务企业奠定中国民族资本的基础 |
| 二、积极评价洋务运动对列强侵略的抵制 |
| 三、认识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化历程的贡献 |
| 第三节 古今之变视角下戊戌变法历史意义的刷新 |
| 一、正视戊戌变法的救亡活动 |
| 二、全面认识戊戌变法时期的制度革新 |
| 三、注意发掘戊戌变法的启蒙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新时期史学的反思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二)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关于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整体性研究 |
| (二)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演进研究 |
| (三)关于毛泽东《矛盾论》中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研究 |
| (四)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经验启示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社会主要矛盾的相关概念和理论思考 |
| 一、社会主要矛盾相关概念的历史考察 |
| (一)矛盾 |
| (二)社会矛盾 |
| (三)社会基本矛盾 |
| (四)社会主要矛盾 |
| 二、社会主要矛盾基本问题的理论思考 |
|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结构类型 |
| (二)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特性 |
| (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价值 |
|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初步把握 |
| 一、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初次探索 |
|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与世界的认识 |
| (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初步分析 |
| 二、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转变与国共合作从酝酿到形成 |
| (一)从一大到二大与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转变 |
| (二)国内外时局变化的新认识与国共合作从酝酿到形成 |
| 三、社会主要矛盾逐步变化与国民革命从兴起到失败 |
| (一)从国民党一大到中共四大与主要矛盾认识的变化 |
| (二)五卅运动的开展与党对反革命力量的认知提升 |
| (三)党对主要矛盾转换的严重误判与国民大革命的失败 |
| 四、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重要创新成果 |
| (一)中国革命主题的初步确立 |
| (二)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初步运用 |
| (三)党对统战工作的初始探索 |
|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重大突破 |
| 一、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再认识与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
| (一)八七会议前后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认识与武装斗争的兴起 |
| (二)党对社会矛盾的全面分析与六大路线的基本确认 |
| (三)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重要进展与六大路线的坚持和推进 |
| (四)社会矛盾变化的深入把握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 |
| 二、党对社会矛盾的综合考量与中国革命战略的逐步转变 |
| (一)“左”倾领导者对主要矛盾的错误估量与中国革命的严重挫折 |
| (二)党对社会矛盾变化的综合考量与北上抗日方针的逐步实现 |
| (三)党对国内阶级变化的新认识与抗战统战工作的初步成效 |
| 三、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成功突破与抗日民族民主方针的调整和坚持 |
| (一)团结抗日新局面的形成与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的完成 |
| (二)中日民族矛盾认识的不断深化与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 |
| (三)中日民族矛盾逐步解决与构建联合政府设想的提出 |
| 第四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不断深化 |
| 一、抗战胜利前后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逐步把握 |
| (一)抗战胜利后的时局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准确把握 |
| (二)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爆发与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的完成 |
| 二、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深化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 |
| (一)人民解放战争的重大战略转变与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入把握 |
| (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综合分析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性胜利 |
| 三、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逐步把握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把握与国民经济基本恢复 |
|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逐步认识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与贯彻 |
| 第五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经验启示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经验 |
| (一)全面分析国情及其变化是科学判断主要矛盾的现实基础 |
| (二)正确认识世情变化和时代特征是科学判断主要矛盾的重要条件 |
| (三)正确判断主次矛盾关系是科学把握主要矛盾转化的关键所在 |
|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科学把握主要矛盾的理论基础 |
| (五)正确认识和判断主要矛盾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当代启示 |
| (一)综合分析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及新变化 |
| (二)毫不动摇坚持和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 |
|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认识和解决主要矛盾的根本价值遵循 |
| (四)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 |
| (五)全面提升分析和应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综合能力和素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詹子庆先生的夏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及方法 |
| 第一章 詹子庆先生关于夏信史问题的研究 |
| 一、学界关于夏信史问题的争论 |
| （一）不同时间段对夏信史问题的争论 |
| (二)基于夏代信史前提的专题研究 |
| 二、詹子庆先生的观点 |
| (一)夏为信史 |
| (二)夏史相关问题的论述 |
| 第二章 詹子庆先生关于夏时期国家形态的研究 |
| 一、学界对于夏代国家形态的探索 |
| (一)奴隶制国家 |
| (二)封建制国家 |
| (三)早期国家 |
| (四)其它观点 |
| 二、詹子庆先生的观点 |
| (一)早年的“奴隶制国家” |
| (二)晚年转向“早期国家” |
| 第三章 詹先生的治史方法 |
| 一、唯物史观 |
| 二、多重证据法 |
| 三、释古 |
| 四、通业意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詹子庆先生学术编年 |
| 后记 |
（5）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的学术考察与分析 |
| 一、国内外的发展伦理研究及其“地方性”取向 |
| 二、国内外的乡村伦理研究及其“发展性”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田野调查的个案选择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乡村发展:一种伦理性发展 |
| 第一节 “发展”意蕴的流变 |
| 一、客观存在状态的描述 |
| 二、规范性意义的嵌入 |
| 三、自反性品质的呈现 |
| 第二节 乡村发展概念的演进 |
| 一、模糊的文化概念 |
| 二、突出的经济概念 |
| 三、复合的社会概念 |
| 第三节 乡村发展伦理的出场 |
| 一、国际发展伦理研究的“进入” |
| 二、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发展转型 |
| 三、“整体美好持续共生”的价值确立 |
| 第二章 发展至上?——被发展主义遮蔽的乡村伦理视界 |
| 第一节 增长主义:乡村发展目标的“问题化” |
| 一、增长主义的“增长”逻辑及其“乡村化” |
| 二、乡村增长主义驱动下的增长困境与价值危机 |
| 三、“去增长”的解构与“美好生活”的定义 |
| 第二节 精英主义:乡村发展主体的“问题化” |
| 一、农民阶层分化: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 |
| 二、“富人治村”:乡村精英概念的普遍化 |
| 三、“扶贫内卷化”:乡村精英俘获的消极后果 |
| 第三节 消费主义:乡村发展动力的“问题化” |
| 一、消费力:扩大乡村消费需求的动力表现 |
| 二、由“消费积极分子”到乡村消费主义 |
| 三、资本逻辑:构成乡村消费主义的深层根源 |
| 第四节 城市中心主义:乡村发展方式的“问题化” |
| 一、乡村发展的城市化“偏好” |
| 二、“城市信仰”与“永恒正义” |
| 三、“乡村复兴”与“尺蠖效应” |
| 第三章 为何发展:乡村发展目标的伦理定位 |
| 第一节 以农民美好生活定位乡村发展:历史沿循与现实审思 |
| 一、现代乡村发展目标的迷失及缘由 |
| 二、农民美好生活:新时代乡村发展目标的价值确认 |
| 三、实现农民美好生活的现实困境及其发展伦理消解 |
| 第二节 在“富”与“安”之间理解农民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 |
| 一、农业匮乏经济基础上的“小富即安”生成 |
| 二、乡村发展主义主导下的“小富即安”批判 |
| 三、乡村发展伦理建构中的“且富且安”实践 |
| 第三节 以“美好发展”重塑农民生活的“劳—闲”之维 |
| 一、新乡村增长主义与农民“劳动—休闲”异化 |
| 二、休闲本原化:农民美好生活的“低人本”设计 |
| 三、“美好发展”:一种合乎人性的“劳闲融合”策略 |
| 第四章 谁主发展:乡村发展主体的伦理审视 |
| 第一节 多元主体参与乡村发展的伦理要求 |
| 一、坚持“以农民为中心”的乡村发展理念 |
| 二、重视“竞争”发展对新型主体的责任引导 |
| 三、推动“道义”发展对弱势小农的主体建构 |
| 第二节 乡村“道义”发展的现行模式及其主体困境 |
| 一、“发展型”小农经济:“道义”发展的现行模式 |
| 二、“弱势”组织合作:“发展型”小农经济的主体建构 |
| 三、“被组织”情形下“弱势”主体建构的实践困境 |
| 第三节 “中坚农民联结”:新“道义”视角下的乡村整体性发展 |
| 一、中坚农民:支撑乡村“道义”发展的新主体 |
| 二、主体联结:中坚农民在乡村发展中的伦理功能 |
| 三、基于“中坚农民联结”的乡村整体性发展 |
| 第五章 凭何发展:乡村发展动力的伦理整合 |
| 第一节 应对乡村资本逻辑的发展伦理思路 |
| 一、建构与破坏:资本逻辑对乡村发展的双重作用 |
| 二、既有乡村资本批判的逻辑主题及其伦理向度 |
| 三、发展总体逻辑: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
| 第二节 “资本之外”:乡村发展动力体系的伦理考察 |
| 一、乡村发展的技术支持与“技治主义”的伦理规制 |
| 二、乡村发展的组织基础与“共同体”的伦理培育 |
| 三、乡村发展的“制度安排”与政府权责的伦理重构 |
| 第三节 乡村发展“合力论”及其伦理意义 |
| 一、外源动力扩张与乡村自主性的式微 |
| 二、内生动力开发与乡村价值性的单一 |
| 三、“内外聚合”:乡村可持续真正发展的关键 |
| 第六章 如何发展:乡村发展方式的伦理调适 |
| 第一节 发展伦理视域下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导向 |
| 一、发展的属人性: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理念 |
| 二、发展的平等性: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核心 |
| 三、发展的多样性: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标识 |
| 第二节 从分离到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单向逻辑及其局限 |
| 一、“以乡促城”中的“牺牲型发展”及其“正义性搁置” |
| 二、“以城带乡”中的“追赶型发展”及其“人本性缺失” |
| 三、“城乡协调”中的“统筹型发展”及其“地方性消解” |
| 第三节 “城乡互融共生”:实践乡村振兴的“新范式” |
| 一、遵循平等公正的“对称性”发展准则 |
| 二、践行双向合作的“互惠性”发展路径 |
| 三、建构五位一体的“共赢性”发展格局 |
| 结语 探索乡村发展伦理体系的建构 |
| 一、乡村发展“问题域”的发掘 |
| 二、发展伦理“价值面”的扩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6）行业法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法律中的“行业”与行业法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比较 |
| 一、行业与事业 |
| 二、行业与产业 |
| 第二节 “行业”入法的实证分析 |
| 一、法律文本的选择 |
| 二、“行业”的检索结果 |
| 三、“行业”入法的主要领域 |
| 四、部门法中的“行业” |
| (一)宪法中的“行业” |
| (二)经济法中的“行业” |
| (三)行政法中的“行业” |
| (四)社会法中的“行业” |
| (五)民商法中的“行业” |
| (六)刑法中的“行业” |
| 五、“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 |
| (一)行业规划 |
| (二)行业标准 |
| (三)行业主体 |
| (四)行业协会 |
| (五)行业垄断 |
| (六)行业自律 |
| (七)行业诚信 |
| (八)从业人员 |
| 第三节 行业法的提出 |
| 一、行业法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一)从部门法的角度来理解行业法 |
| (二)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理解行业法 |
| (三)对行业法的深入研究 |
| (四)行业法与领域法的比较研究 |
| 二、行业法研究的理论共识 |
| 三、行业法与部门法的关系 |
| (一)交叉与重叠关系 |
| (二)包含与被包含关系 |
| 第二章 行业法治的概念分析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的提出 |
| 一、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 |
| 二、行业法治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三、行业法治的理论主张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的内涵 |
| 一、“硬法”之治与“软法”之治的结合 |
| 二、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 |
| 三、横向体系和纵向体系的结合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的特性 |
| 一、法治主体的多元性 |
| 二、法律规范的复合性 |
| 三、行业治理的差异性 |
| 四、运行机制的共治性 |
| 五、调整范围的全面性 |
| 第四节 行业法治的理念 |
| 一、权利保护理念 |
| (一)通过公众参与实行权利保护 |
| (二)通过救济实现权利保护 |
| (三)通过行业监管实行权利保护 |
| 二、公平正义理念 |
| (一)行业准入公平 |
| (二)行业运行公平 |
| (三)行业结果公平 |
| 三、科学发展理念 |
| (一)创新理念 |
| (二)协调理念 |
| (三)绿色理念 |
| (四)开放理念 |
| (五)共享理念 |
| 四、自治理念 |
| 第五节 行业法治的实践意义 |
| 一、法治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 |
| (二)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 |
| (三)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
| 二、行业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 |
| (二)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 |
| (三)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 |
| 第三章 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 |
| 第一节 经济基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
| 第二节 政治基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渐确立 |
| 一、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检索结果 |
| 二、各行业推进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情况举例 |
| 三、对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检索结果的分析 |
| 第三节 社会基础:行业组织的大量涌现 |
| 一、政策和法律对行业组织的扶持 |
| 二、行业组织数量显着增长 |
| 第四节 法律基础: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 |
| 一、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后到九十年代中期 |
| 二、第二阶段:九十年代后期至今 |
| 第四章 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 |
| 一、行业标准的广义界定 |
| 二、标准化对国家治理的作用 |
| 三、行业标准的法律性质 |
| 四、行业标准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标准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 |
| (二)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柔性化 |
| (三)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具有可操作性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协会 |
| 一、行业协会的法律定位 |
| 二、行业协会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立法 |
| (二)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纠纷化解 |
| (三)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监管 |
| (四)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管理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 |
| 一、行业自治的法律性质 |
| 二、行业自治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第五章 行业法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 第一节 完善行业立法机制 |
| 一、行业立法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 |
| (二)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 |
| (三)行业法律的滞后性 |
| (四)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 |
| (五)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 |
| 二、行业立法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立法体制 |
| (二)完善行业标准立法 |
| (三)及时修订行业立法 |
| 第二节 完善行业监管机制 |
| 一、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 |
| (一)重审批轻监管的传统仍然存在,事中事后监管不健全 |
| (二)传统监管不适应新的形势,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 |
| (三)传统监管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 |
| 二、行业监管问题的完善 |
| (一)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完善信用监管和综合监管 |
| (二)贯彻政府适度监管原则 |
| 第三节 完善行业纠纷化解机制 |
| 一、行业纠纷化解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调解组织主要靠公权力推动,公信力有待加强 |
| (二)行业调解制度的认同度不高,导致利用率过低 |
| (三)行业调解的成功率不高,没有实质性发挥作用 |
| (四)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 |
| 二、行业纠纷化解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调解制度 |
| (二)健全行业仲裁制度 |
| (三)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预防行业纠纷的产生 |
| 第四节 完善行业自治机制 |
| 一、行业自治存在的问题 |
| (一)立法和政策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 |
| (二)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 |
| (三)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根除 |
| 二、行业自治问题的完善 |
| (一)将立法上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 |
| (二)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 |
| (三)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主要行业法律的梳理 |
| 附录 B 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政策性文件清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7）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研究文献 |
| (二)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文献 |
| (三)关于区域法治一体化的研究文献 |
| (四)关于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的研究文献 |
| (五)关于区际法律冲突的研究文献 |
| (六)关于区域政策的研究文献 |
| (七)关于区域协议的研究文献 |
| (八)关于区域示范法的研究文献 |
| (九)关于区域判例法的研究文献 |
| (十)关于区域立法的研究文献 |
| (十一)香港澳门学者的有关研究文献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
| (二)历史研究方法 |
| (三)比较研究方法 |
| (四)案例分析方法 |
| (五)逻辑推理方法 |
| 第一章 粤港澳大湾区和区域法治一体化概述 |
| 第一节 粤港澳大湾区的由来和依据 |
| 一、粤港澳大湾区的历史演变 |
| (一)珠江三角洲沿海经济开放区 |
| (二)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珠江三角洲地区) |
| (三)大珠三角 |
| (四)泛珠三角区域 |
| (五)国家级新区和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 |
| (六)粤港澳大湾区 |
| 二、作为经济区域的湾区:湾区的逻辑起点 |
| 三、区域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的理论依据 |
| 第二节 区域法治一体化解析 |
| 一、法制与法治、区域法制与区域法治的区别 |
| 二、“一体化”概念的界定 |
| 三、区域法治一体化的概念及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
| 四、区域法治一体化的阶段及表现形式 |
| (一)“握手”——区际法律合作阶段 |
| (二)“穿衣”——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制度阶段 |
| (三)统一标准——区域法律标准阶段 |
| (四)法律融合——区际法律融合阶段 |
| 五、是否存在区域法治一体化? |
| 第三节 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三大湾区法治情况的比较 |
| 一、世界三大湾区的区域组织 |
| (一)纽约湾区的区域组织 |
| (二)旧金山湾区的区域组织 |
| (三)东京湾区的区域组织 |
| 二、世界三大湾区的政策和法律制度 |
| (一)纽约湾区的政策法律制度 |
| (二)旧金山湾区的政策法律制度 |
| (三)东京湾区的政策法律制度 |
| 三、各湾区区域组织、政策法律制度的比较 |
| 第二章 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的基础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问题的由来 |
| 第二节 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的可行性分析 |
| 一、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是否属于伪命题? |
| (一)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是否违背港澳基本法精神 |
| (二)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能否实现 |
| 二、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 |
| (一)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的理论基础 |
| (二)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的现实基础 |
| 第三节 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的构成要素 |
| 一、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的概念 |
| 二、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的目标 |
| 三、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的内容 |
| 四、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的组织 |
| 第四节 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
| 一、现有路径之梳理 |
| (一)硬法路径 |
| (二)软法路径 |
| (三)硬法和软法之外的松散型法制协调路径 |
| 二、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路径的选择方法 |
| (一)解决一国内不同法域法律冲突而不是解决一国内同一法域不同区域法律冲突的方法 |
| (二)中央协调为主而不是地方协调为主的方法 |
| (三)法律为主而不是政治为主的方法 |
| (四)软法为主而不是硬法为主的方法 |
| (五)发现自然法法则而不是逻辑演绎推理的方法 |
| (六)政府主导与民间推动并行而不是单一的方法 |
| (七)紧密型而不是松散型的法制协调方法 |
| (八)区别对待而不是全面调整的方法 |
| 三、可供选择路径之排除 |
| 第三章 区域政策: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的路径之一 |
| 第一节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政策的现状 |
| 一、国家级区域政策群 |
| (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政策群 |
| (二)《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政策群 |
| (三)国家级新区政策群 |
| (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政策群 |
| (五)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群 |
| (六)《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政策群 |
| (七)“一带一路”政策群 |
| (八)其他国家级区域政策 |
| 二、省级区域政策群 |
| (一)广东省政策群 |
| (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策群 |
| 第二节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政策的法治化考量 |
| 一、区域政策群——区域政策法治化的结构形式要求 |
| (一)区域政策群具有完整科学的政策体系结构 |
| (二)以“群”作为归类手段有利于协调区域政策间的冲突 |
| 二、具备区域法治特征——区域政策的内在要求 |
| (一)区域法治的空间属性 |
| (二)区域法治依赖区域政策之治 |
| (三)区域法治的自发性和区域政策的引导性 |
| 三、角色交互——区域政策与区域法律的衔接融合 |
| (一)区域政策与区域法律的关系:角色交互 |
| (二)区域政策与区域法律的相互实现 |
| 第四章 区域协议: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的路径之二 |
| 第一节 粤港澳地区签署区域协议的现状 |
| 一、区域行政协议 |
| (一)内地、香港、澳门相互之间签署的CEPA |
| (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 |
| (三)《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粤澳合作框架协议》 |
| (四)《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 |
| 二、区域司法协议 |
| (一)内地与香港的区域司法协议 |
| (二)内地与澳门的区域司法协议 |
| (三)香港与澳门的区域司法协议 |
| 三、区域民事协议 |
| 第二节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议操作分析 |
| 一、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议的法律效力及等级 |
| (一)区域行政协议的法律效力及等级 |
| (二)区域司法协议的法律效力及等级 |
| (三)区域民事协议的法律效力及等级 |
| 二、粤港澳法律规范与区域协议的关系 |
| 三、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议的履行 |
| (一)区域行政协议的履行 |
| (二)区域司法协议的履行 |
| (三)区域民事协议的履行 |
| 四、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议的纠纷解决方式 |
| (一)区域行政协议的纠纷解决方式 |
| (二)区域司法协议的纠纷解决方式 |
| (三)区域民事协议的纠纷解决方式 |
| 第五章 区域示范法: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的路径之三 |
| 第一节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示范法概述 |
| 一、粤港澳地区制定实施区域示范法的现状 |
| (一)大陆地区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民事法律适用示范条例 |
| (二)深圳经济特区涉港澳民商事关系法律适用条例(建议稿) |
| (三)统一区际海事冲突法(草案) |
| (四)两岸四地合同法示范法·通则(编纂中) |
| 二、区域示范法的发生语境 |
| (一)粤港澳区域一体化的逐步形成 |
| (二)殖民地历史下一国多法域的法律冲突 |
| (三)中央立法大部分不能适用于港澳的现实 |
| (四)现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缺失 |
| 三、区域示范法的概念和特征 |
| (一)区域示范法的概念 |
| (二)区域示范法的特征 |
| 第二节 区域示范法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路径的障碍 |
| 一、观念和理论的障碍 |
| 二、法律技术的差异和法律专家的缺失 |
| 三、区域示范法涉及事权的局限 |
| 四、示范法制定思路的局限 |
| 第三节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示范法的可适用性探究 |
| 一、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需求 |
| 二、粤港澳大湾区适用区域示范法的政策依据 |
| 三、粤港澳三地制定实施示范法的实践 |
| 四、粤港澳法律语义规范结构与区域示范法功能相匹配 |
| 五、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改革的需要 |
| 第四节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示范法的操作分析 |
| 一、美国和欧盟制定示范法的两种模式 |
| 二、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示范法的制定主体 |
| 三、区域示范法应表现为判例法还是成文法? |
| 四、区域示范法应主要应用于区域实体法还是区际冲突法? |
| 五、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示范法的适用领域 |
| (一)示范法适用领域是否包含公法? |
| (二)示范法的自治性与示范法适用领域的关系问题 |
| 六、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示范法的制定程序 |
| (一)选题 |
| (二)开展示范法立法题目的可行性研究 |
| (三)成立示范法起草专家工作组 |
| (四)开展示范法的起草工作 |
| (五)审议通过并公布 |
| 七、区域示范法被粤港澳大湾区立法采用的问题 |
| (一)立法权限是否有障碍 |
| (二)是否会破坏与其他内地区域的法治一体化 |
| 第六章 区域判例法: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的路径之四 |
| 第一节 粤港澳制定实施判例法的现状 |
| 一、香港制定实施判例法的情况 |
| (一)香港判例法的制定主体及效力 |
| (二)香港判例法在香港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
| (三)香港判例法的形成方式和载体 |
| 二、澳门制定实施判例法的情况 |
| (一)澳门的判例与统一司法见解制度 |
| (二)澳门统一司法见解制度基本情况 |
| 三、广东省制定实施判例法的情况 |
| (一)法院系统的案例指导制度 |
| (二)检察系统的案例指导制度 |
| (三)公安系统的案例指导制度 |
| 第二节 粤港澳判例制度的比较 |
| 一、名称上的差别 |
| (一)判例概念群 |
| (二)先例概念群 |
| (三)案例概念群 |
| (四)司法解释群 |
| 二、效力上的差别 |
| 三、形式和内容上的差别 |
| (一)香港判例法的形式和内容 |
| (二)澳门统一司法见解的形式和内容 |
| (三)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的形式和内容 |
| 第三节 判例法的模式分析 |
| 一、英美判例法模式 |
| 二、判例式司法解释模式 |
| (一)日本的统一法令解释制度 |
| (二)澳门的统一司法见解制度 |
| (三)中国内地的判例式司法解释 |
| 三、指导性案例模式 |
| 四、专门法院判例模式 |
| 第四节 粤港澳大湾区适用各种判例法模式的可行性 |
| 一、英美判例法模式能否在广东、澳门适用 |
| (一)英美判例法模式能否在广东适用 |
| (二)英美判例法能否在澳门适用 |
| 二、判例式司法解释模式能否在粤港澳大湾区适用 |
| 三、指导性案例模式能否在香港、澳门适用 |
| 四、专门法院模式能否在粤港澳大湾区适用 |
| 第五节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判例法模式的建构 |
| 一、区域判例法的概念 |
| 二、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判例法的构成条件 |
| (一)区域判例法应当是粤港澳的共同先例 |
| (二)区域判例法应当为粤港澳共同遵循 |
| 三、区域判例法的适用主体 |
| 四、区域判例法的制定程序 |
| (一)粤港澳三地法院签署协议 |
| (二)筛选和确认区域判例法 |
| (三)报请程序 |
| 五、区域判例法的适用领域 |
| 第七章 区域立法: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的路径之五 |
| 第一节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立法的现状 |
| 一、广东省立法现状 |
| (一)我国的现行立法体制 |
| (二)广东省及珠三角九市的地方立法权 |
| (三)广东省范围内区域立法的实践 |
| 二、香港立法状况 |
| (一)香港成文法的制定主体 |
| (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的特点 |
| 三、澳门立法状况 |
| (一)殖民统治时期的立法状况 |
| (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立法状况 |
| 第二节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立法的合法性依据 |
| 一、宪法 |
| 二、授权立法 |
| (一)授权国务院立法 |
| (二)授权经济特区立法 |
| (三)调整适用法律授权 |
| 第三节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立法模式 |
| 一、国家统一立法 |
| 二、区域合作立法 |
| 三、区域认可立法 |
| 四、区域内特别合作区立法 |
| 五、区域单边立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8）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路径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路径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三权分置”界说 |
| 第一节 从“二权分置”到“三权分置” |
| 一、“二权分置”的局限性 |
| 二、“三权分置”的提出与立法确定 |
| 第二节 “三权分置”的法律界定 |
| 一、“三权分置”的含义与制度价值 |
| 二、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置的法理依据 |
| 三、“三权分置”与“一田二主” |
| 第三节 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法律内涵与法律属性 |
| 一、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内涵及法律属性 |
| 二、土地承包权的法律内涵及法律属性 |
| 三、土地经营权的法律内涵及法律属性 |
| 四、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之间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三权分置”制度构建的原则 |
| 第一节 公平与效率辩证统一原则 |
| 一、效率与公平辩证统一 |
| 二、“效率”与“公平”的现世冲突 |
| 三、“三权分置”制度构建要兼顾公平与效率 |
| 第二节 自愿原则 |
| 一、民法“意思自治”基本原则在农地制度中的体现 |
| 二、贯彻自愿原则能有序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
| 第三节 政策底线不突破原则 |
| 一、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动摇 |
| 二、稳定并完善土地承包关系 |
| 三、坚持农地农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
| 第四节 循序渐进、因地制宜原则 |
| 一、坚持循序渐进 |
| 二、坚持因地制宜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发包人权利与义务的制度构建 |
| 第一节 发包人主体界定 |
| 第二节 发包人应享有的权利 |
| 一、发包权 |
| 二、监督权 |
| 三、承包地收回权 |
| 四、转让承包同意权 |
| 第三节 发包人应承担的义务 |
| 一、尊重承包人的承包权、经营人的自主经营权 |
| 二、提供生产、技术、信息服务,组织基础设施建设 |
| 三、不得擅自调整承包地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承包人权利与义务的制度构建 |
| 第一节 承包人应享有的权利 |
| 一、承包权 |
| 二、监督权 |
| 三、获得补偿权 |
| 四、流转权 |
| 五、有偿退出权 |
| 第二节 承包人应承担的义务 |
| 一、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 |
| 二、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经营人权利与义务的制度构建 |
| 第一节 经营人应享有的权利 |
| 一、占有使用权 |
| 二、自主经营权 |
| 三、收益权 |
| 四、流转权 |
| 五、获得补偿权 |
| 第二节 经营人应承担的义务 |
| 一、不得改变土地农业用途 |
| 二、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保护环境资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三权分置”程序制度构建 |
| 第一节 土地所有权确权与行使 |
| 一、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 |
| 二、土地所有权行使 |
| 第二节 土地承包权设立与流转 |
| 一、土地承包权设立应当采用登记生效主义模式 |
| 二、土地承包权流转 |
| 三、土地承包权退出 |
| 第三节 土地经营权取得与再流转 |
| 一、土地经营权取得应当采用登记生效主义模式 |
| 二、土地经营权再流转 |
| 三、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9）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评述 |
| 一、改革开放前所有制研究评述 |
| 二、改革开放后所有制研究评述 |
| 三、当前所有制改革研究评述 |
| 四、存在问题及深化方向 |
| 第三节 论文研究内容 |
| 一、论文内容 |
| 二、结构安排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的混合所有制思想综述 |
| 一、建国初期的混合所有制思想 |
| 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混合所有制思想 |
| 三、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的混合所有制思想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的混合所有制研究综述 |
| 一、混合所有制理论探索阶段的研究综述 |
| 二、混合所有制理论成长阶段的研究综述 |
| 三、混合所有制理论完善阶段的研究综述 |
| 四、混合所有制理论突破阶段的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简要评述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有关所有制理论的主要观点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所有制理论的主要观点 |
| 二、列宁关于所有制理论的主要观点 |
| 三、斯大林关于所有制理论的主要观点 |
| 第二节 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 |
| 一、对未来社会所有制的理解 |
| 二、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 |
| 三、如何认识重建个人所有制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演进规律 |
| 一、所有制演进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相统一规律 |
| 二、所有制演进的主体性和多元性相统一规律 |
| 三、所有制演进的稳定性和动态性相统一规律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对比研究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产权解析 |
| 一、马克思所有制理论中的所有权概念 |
| 二、马克思注意区分所有制和所有权的关系 |
| 三、产权是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应有之义 |
| 四、简要评述 |
| 第二节 西方产权理论的综述 |
| 一、西方产权理论的概念 |
| 二、西方产权的属性和功能 |
| 三、简要评述 |
| 第三节 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的辨析 |
| 一、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的联系 |
| 二、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的区别 |
| 三、两种产权理论对比的启示 |
| 第四章 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形成与突破 |
| 第一节 我国单一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形成 |
| 一、建国初期的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 |
| 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 |
| 三、单一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僵化固化阶段 |
| 第二节 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三次突破 |
| 一、“单一到补充”: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第一次突破 |
| 二、“补充到共同”: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第二次突破 |
| 三、“共同到混合”: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第三次突破 |
| 第三节 我国所有制理论演进和改革实践的经验与教训 |
| 一、我国所有制理论演进和改革实践的经验 |
| 二、我国所有制理论演进和改革实践的教训 |
| 第五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的理论内涵、发展实践、基本经验及现实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的理论内涵 |
| 一、我国混合所有制理论的提出 |
| 二、我国混合所有制产生的必然 |
| 三、我国混合所有制的实现形式 |
| 第二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实践 |
| 一、我国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回顾 |
| 二、我国混合所有制的发展逻辑 |
| 第三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发展的基本经验 |
| 一、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坚持基本经济制度 |
| 二、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坚持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 |
| 三、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坚持各种所有制一律平等 |
| 四、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
| 第四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中的现实问题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存在形式主义 |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存在意识形态争论 |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存在“混合所有制失灵”现象 |
| 第六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坚持的原则、完善的环境和把握的重点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坚持的原则 |
| 一、坚持“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形态 |
| 二、坚持发展生产力的混合所有制判断标准 |
| 三、坚持共同富裕的混合所有制价值取向 |
| 四、坚持互利共赢的混合所有制发展理念 |
| 五、坚持中国特色的混合所有制发展方向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完善的环境 |
| 一、宏观制度层面 |
| 二、中观体制层面 |
| 三、微观机制层面 |
| 第三节 当前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应把握的重点 |
| 一、宏观层面重点行业关键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 二、微观层面国有企业异质股权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 三、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七章 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一节 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意义重大 |
| 一、有利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
| 二、有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
| 三、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力 |
| 四、有利于国有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状 |
| 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正在稳步推进 |
| 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理论困境 |
| 三、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现实难题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途径 |
| 一、深化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
| 二、优化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机制 |
| 三、因企施策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四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环境构造 |
| 一、健全法律法规制度 |
| 二、平等保护各类产权 |
| 三、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
| 第八章 深入推进农村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一节 农村所有制改革的简要回顾 |
| 一、改革开放前农村所有制变革 |
| 二、改革开放后农村所有制改革历程 |
| 三、改革开放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农村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现状及存在问题 |
| 一、目前现状 |
| 二、存在问题 |
| 第三节 创新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实现方式 |
| 一、创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方式 |
| 二、把股份合作制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实现方式 |
| 三、努力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与发展模式 |
| 第四节 农村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保障 |
| 一、加快理顺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关系 |
| 二、加快完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体系 |
| 第九章 深入推进民营经济发展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的基本内涵 |
| 一、民营经济的基本概念 |
| 二、从所有制角度看民营经济 |
| 三、民营经济存在发展的内在逻辑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是混合所有制内在要素的逻辑分析 |
| 一、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 |
| 二、民营经济是提升国有经济效率的必然要求 |
| 三、民营经济融入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分析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的发展回顾与现状分析 |
| 一、民营经济的发展回顾 |
| 二、民营经济的现状分析 |
| 第四节 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举措 |
| 一、自上而下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
| 二、自下而上激发民营经济发展 |
| 三、加强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引导 |
| 结语与展望 |
| 一、研究预期达到目的 |
| 二、本文的政策建议 |
| 三、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本文图表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10）“三权分置”模式下土地经营权的法构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框架与方法 |
| 第一章 土地经营权的法理定位 |
| 第一节 土地经营权的界定 |
| 一、土地经营权界定概说 |
| 二、界定的原则:物权法定原则 |
| 三、土地经营权之“土地”——农村土地 |
| 四、土地经营权之“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 |
| 五、土地经营权之“权”——用益物权 |
| 第二节 土地经营权的法律属性界定 |
| 一、土地经营权的私权性质 |
| 二、土地经营权的物权性质 |
| 三、土地经营权为独立用益物权 |
| 四、土地经营权为不动产用益物权 |
| 第三节 土地经营权与已有农地权利的关系界定 |
| 一、土地经营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关系 |
| 二、土地经营权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关系 |
| 第二章 土地经营权主体的法构造 |
| 第一节 土地经营权主体的定名 |
| 一、一般法律概念上的土地经营权主体 |
| 二、民事主体意义上的土地经营权主体 |
| 三、物权主体意义上的土地经营权主体 |
| 第二节 土地经营权主体的价值目标与功能定位 |
| 一、土地经营权主体之价值目标 |
| 二、土地经营权主体之功能定位 |
| 第三节 土地经营权主体的定型 |
| 一、土地经营权主体之构造的正当性 |
| 二、土地经营权主体的构成资格 |
| 三、土地经营权主体的属性与范围 |
| 第三章 土地经营权客体的法构造 |
| 第一节 土地经营权客体的立法问题及其研究价值 |
| 一、土地经营权客体的立法问题 |
| 二、土地经营权客体立法研究的价值 |
| 第二节 土地经营权与一物一权原则的处理 |
| 一、一物一权原则的内涵限缩 |
| 二、一物一权原则的主要适用场景 |
| 三、土地经营权与现行农地权利互不冲突 |
| 第三节 以权利客体分层理论界定土地经营权客体之辨析 |
| 一、权利客体分层理论的传统适用范围 |
| 二、土地经营权不应被视为我国用益物权体系中的例外 |
| 三、土地经营权与地上权的不可比性 |
| 四、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土地经营权客体的悖反性 |
| 第四节 土地经营权客体的法构造 |
| 一、农地权利分置的法权结构与农地用益物权客体的构成要件 |
| 二、我国农地制度变迁与土地经营权的客体界定 |
| 三、客体定性:不动产之农村土地 |
| 四、客体定量:农业经营型土地资源 |
| 第四章 土地经营权内容的法构造 |
| 第一节 承包型土地经营权内容之法构造 |
| 一、承包型土地经营权的特征 |
| 二、承包型土地经营权的基本权能 |
| 三、承包型土地经营权人的权利与义务 |
| 第二节 转让型土地经营权内容之法构造 |
| 一、转让型土地经营权的基本权能 |
| 二、转让型土地经营权人的权利与义务 |
| 三、全面采“经过承包方的(书面)同意”的法理检视 |
| 第五章 土地经营权的设立 |
| 第一节 土地经营权设立的方式与注意事项 |
| 一、土地经营权设立的方式 |
| 二、土地经营权设立的注意事项 |
| 第二节 承包型土地经营权之设立 |
| 一、“增人不增地”模式下无地农民的困境 |
| 二、集体组织中无地农民的发展权 |
| 三、“增人不增地”模式下无地农民的出路 |
| 四、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性质与内容 |
| 第三节 转让型土地经营权之设立 |
| 一、土地经营权转让合同的性质 |
| 二、土地经营权转让合同的主体 |
| 三、土地经营权转让合同的内容 |
| 四、土地经营权转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
| 第四节 土地经营权的不动产登记规则 |
| 一、承包型土地经营权的设立可采形式主义登记规则 |
| 二、转让型土地经营权的设立应采实质主义登记规则 |
| 三、土地经营权的设立时间节点及风险负担规则 |
| 第六章 土地经营权的流转 |
| 第一节 土地经营权转让 |
| 一、土地经营权的转让与出让的关系辨析 |
| 二、土地经营权转让的性质与特征 |
| 三、土地经营权转让的条件 |
| 第二节 土地经营权抵押 |
| 一、土地经营权抵押的法理辨析 |
| 二、土地经营权抵押的类型 |
|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对设立土地经营权抵押的作用 |
| 四、土地经营权抵押的制度实效 |
| 第三节 土地经营权入股 |
| 一、土地经营权入股的形式 |
| 二、土地经营权股份组织的运行机制 |
| 三、土地经营权入股的风险防范措施 |
| 第四节 土地经营权出租 |
| 一、土地经营权出租应属于债权性法律关系范畴 |
| 二、土地经营权出租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 |
| 三、土地经营权出租应属于权利行使方式上的意义 |
| 四、土地经营权出租应属于权利出租 |
| 五、土地经营权出租的具体类型 |
| 第五节 土地经营权的赠与、继承 |
| 一、土地经营权赠与 |
| 二、土地经营权继承 |
| 第七章 土地经营权的变更与终止 |
| 第一节 土地经营权的变更 |
| 一、土地经营权的内容变更 |
| 二、土地经营权的客体变更 |
| 三、土地经营权变更的程序 |
| 四、土地经营权其他事项变更 |
| 第二节 土地经营权的终止 |
| 一、土地经营权终止的事由 |
| 二、土地经营权终止的法律效果 |
| 结论与创新 |
| 一、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 |
| 二、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四、关于城市特色经济发展的几点看法——兼与“经营城市”提法的商榷（论文参考文献）
- [1]“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研究[D]. 邢伟.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2]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研究[D]. 刘雯炀.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詹子庆先生的夏史研究[D]. 张芮.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D]. 杨伟荣.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
- [6]行业法治研究[D]. 刘刚. 吉林大学, 2019(02)
- [7]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路径研究[D]. 荆洪文. 吉林大学, 2019(02)
- [8]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构建研究[D]. 李海霞.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6)
- [9]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研究[D]. 彭巨水.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三权分置”模式下土地经营权的法构造研究[D]. 刘芮.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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