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报告任命披露时间表

一、年报预约披露日程排定（论文文献综述）

张光润^[1]（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研究指明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魏晓芳^[2]（2015）在《上海公共租界影院行政管理制度（1908-1937）》文中指出电影票房市场繁荣是近代上海电影产业的突出表现,影院不仅是电影票房市场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也是连接电影贸易/生产与消费、影片内容、观众及其观影行为,以及建筑结构的空间载体,构成了近代上海电影产业与市民社会最直接的联系。本文以1908‐1937年间上海公共租界影院行政管理为研究对象,在公共租界市民社会及其上层建筑历史语境中,追踪工部局影院政治‐法律‐行政管治历程,历史地呈现上海公共租界影院行政管理制度建构与影院演化的互动关系,从最为重要的侧面揭示上海近代影院与市民社会及其上层建筑之间的内在联系,推进现有上海影院学术研究,进而力图为上海近代电影产业研究开拓新路径,丰富近代上海电影史研究。近代上海电影学术研究已成显学,影院研究文献也不少。就上海租界,尤其公共租界而言,无论电影产业,还是影院学术研究,大都在租界社会语境中展开。然而,租界市民社会及其上层建筑,尤其是其主要社会结构,特别是最为重要的典章制度,诸如土地章程、执照条例等,与电影产业及其影院的关系相当若即若离。换而言之,比较模糊。另外,近代外国电影产业、建筑文化、娱乐形态、生活方式等在现有学术研究中相当大程度上属于既成事实,其与租界市民社会结构因素,尤其是基本制度以及行政当局之间的深刻联系并不清晰。实际上,就上海公共租界而言,在租界影院发生、演化、发展过程中,工部局政治‐法律‐行政管治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相当大程度上,经由工部局这一中介环节,租界影院根植于租界市民社会及其上层建筑的主要结构之中,汇聚诸多东西方重要因素,由此逐步演进。现有上海公共租界影院研究缺乏工部局影院行政管理视角,因此,很难深入呈现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影院变迁与发展,不可能在东西方错综复杂的跨文化视域中,深入细致地透视这一变迁发展与租界社会结构之间的互文关系。上海公共租界是近代上海历史发展过程中特定的历史现象,影院行政管理构成了上海公共租界市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反映了近代上海公共租界社会的历史景观与基本结构,在近现代上海电影产业发展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些影响并没有因租界流逝而荡然无存,反之,积淀在现代上海影院文化及其体制之中。本文在多重交错的跨文化视野下,在政治、法律、物质、文化四位一体的历史维度中,通过发掘大量原始英文档案及其他原始材料,以及考证历史细节,反思相关学术研究,在租界社会结构语境中,聚焦上海公共租界影院行政管理,在近现代上海公共租界影院一派繁荣、影院业突飞猛进并取得巨大经济效益的历史背景下,围绕随着上海公共租界众多影院的建立和发展,从上海公共租界当局行政管理的角度,探寻这些变化与发展背后的历史原因以及由此导致的历史结果,核心问题是在上海租界影院及其行政管理的互动关系中,深入细致地陈述上海公共租界影院行政管理制度的产生、发展、变化及其影响。由此,揭示上海影院自然建构过程,从而从一个特殊角度重新反思近代上海电影产业主导特征。本文从以下七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章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影院行政管理制度的社会语境。回顾上海租界历史发展及其对上海城市格局的深刻影响,重点分析工部局酒吧、弹子房、保龄球场等早期娱乐场所的管理方式,为揭示其后戏院与影戏院执照制度历史流变奠定基础。第二章上海公共租界影院行政管理制度缘起。在探讨戏院历史沿革以及戏院与影院竞争关系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戏院安全及演出内容管理,其后影院行政管理滥觞于此。第三章上海公共租界早期影院行政管理。重点分析影院土地审批、旧房拆迁、娱乐场所改建、建筑标准等行政管理,影院由此脱离戏院,走向独立,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第四章公共租界影院构造、设施、功能行政管理。重点分析影院空间结构与功能扩展及其行政管理。第五章上海公共租界影院观影行为行政管理。重点分析影院观影行为流变与观影规范的管制过程。第六章上海公共租界影院影片行政管理,重点分析电影胶片管制。第七章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三方管理之下影院业的生存与发展。重点分析法租界和华界影院行政管理与公共租界的渊源与异同。本文通过考究工部局影院行政管理与影戏院发生发展、影院空间构造、影院功能、影院观影行为、电影胶片储存、电影审查等诸多方面的关系,分析其间的复杂性、延续性和转型过程,并从权利博弈、跨文化交流、民族主义等研究视野,揭示上海公共租界影院行政管理制度的历史沿革、基本内容及其特征。本文创新之处在于,其一,通过发掘大量原始史料,辅之以相关学术研究文献,填补上海公共租界影院行政管理这一历史研究空白;其二,在多重跨文化视野里,历史地揭示上海公共租界影院行政管理与租界社会结构互为建构的深刻关系;其三,为上海近代影院研究,乃至近代上海电影产业研究提出一种新的视角与路径。与此同时,也为近代上海社会研究提供一份基础性研究文献。

董倩^[3]（2013）在《断裂与延续：《新民晚报》与社会主义上海日常生活空间建构（1949-1966）》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通过1949-1966年《新民晚报》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约25000个文本,综合专门史、官方出版物、地方档案以及口述史访谈等资料,探讨《新民晚报》如何建构“文革前十七年”的上海日常生活空间,以及报纸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新民晚报》通过对上海日常生活空间和日常生活方式的再现,在消费、居住、饮食、服饰、休闲等日常生活的基本方面,表现出“热点时刻”中的共同趋势以及权力规训程度的差异。虽然阶级性深深地镶嵌在解放后的日常生活空间中,但即使是政治权力也不能对日常生活方式的延续性视而不见。《新民晚报》对饮食空间的建构相对来说最自由,而对居住空间的呈现则表现出高度的单一性,这是由于日常生活方式在不同的日常生活空间中的延续性不同以及距离政治权力中心的远近造成的。消费空间、休闲娱乐空间与空间中的服饰由于其本身性质的复杂,《新民晚报》对它们的建构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在1950年代初期、1956年左右和1962年左右这三个“热点时刻”,《新民晚报》中的上海日常生活以及报纸的相关话语都呈现出“紧——松——紧”的大致趋势,这说明《新民晚报》对解放后上海日常生活空间的建构仍然是基本上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里进行。同时,由此趋势可知,1950年代初期的“紧”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面对政治巨变的权宜之计；在1962年以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真正走进上海日常生活方式和日常生活空间的核心。在对上海日常生活的呈现中,作为一种“关于空间的思想”,权力规训中的《新民晚报》通过对上海都市空间的再现,再生产出一套异常复杂的、甚至相互矛盾的对都市生活的想象和阐释,是当时社会现实复杂性的映射。同时,《新民晚报》多次通过报道事实,表达舆论直接干预都市空间的构成.参与空间的实践。

吕旭峰^[4]（2011）在《我国教育捐赠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在当代,教育捐赠已成为具有多重价值和意蕴的、须给予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教育捐赠问题跨越多个学科领域。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教育的社会资本是教育的社会关系和网络结构资源,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为教育捐赠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从文化学视角来看,教育捐赠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教育捐赠制度演进的初始条件与逻辑起点;从教育学视角来看,教育捐赠为教育筹集资金,并进一步促进教育更加注重自身内涵发展,注重提高教育质量、培养优秀人才和服务社会,从而有利于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乃至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教育作为制度性的准公共产品,从经济学的角度证明了教育捐赠的可行性。教育捐赠作为社会资源的第三次分配形式,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调节贫富分化程度、促进社会良性运行与整体和谐;从伦理学的视角看,教育捐赠的意蕴已经超出经济学领域,逐渐延伸向价值观念、道德伦理等层面,教育捐赠行为是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的统一。教育捐赠宣扬了尊师重教、爱国主义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客观上对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起了推动作用,促进了公民道德的培育。同时,教育捐赠作为一种伦理行为,捐赠的当事人在捐赠过程中又应遵循一定的伦理原则;从心理学的视角看,教育捐赠使捐赠者获得内心的满足和自我崇高感,给他们带来最高层次的心理满足。在人生价值实现、回馈与报答的心理驱动下,人们会更多地将捐赠投向教育事业上来。在中外教育的发展中,教育捐赠行为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古今中外的教育捐赠发展历史证明,教育捐赠与地域文化、社会政治等关系密切。由于文化传统以及办学主体和办学模式的不同,教育捐赠的内核和形式呈现出不同的表征,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形态与特点。但是,教育经费的来源逐渐趋向多元化是目前各国教育经费来源的历史走向与共同趋势。从教育捐赠的动力机制来审视,强烈的宗亲意识和乡土情结是我国教育捐赠的主要动因;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是我国教育捐赠的社会文化基础;儒家文化关于完善人性与理想人格追求的激励作用引导人们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进行教育捐赠。从跨文化学的视角出发,美国传统的宗教文明以及深厚的慈善捐赠文化是美国教育捐赠的基本动因;对教育捐赠减免税收的相关优惠制度和配套政策是美国教育捐赠的直接动因;美国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大学校友捐赠文化,校友情结是校友为母校捐赠的内在动因;社会文化强调不遗留过多的物质财富也是美国教育捐赠的动因之一;教育捐赠行为背后的本根动机是利他主义。国外教育捐赠体制和机制已经相对成熟。从国家层面来讲,许多国家政府的政策导向鼓励和引导个人和企业进行教育捐赠,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及配套措施,为教育捐赠提供了高位强有力的政策性支撑。从学校本身募集教育捐赠的相关行为来看,学校高度重视教育捐赠,并有很多积极有效的做法:校长率先士卒参与募捐工作,提高了学校对教育捐赠的重视程度;建立了专业化的捐赠管理机构和较为完善的筹资与运作体系;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捐赠管理制度;制定战略性的筹款目标与详尽的筹款计划;专业化和市场化的教育捐赠基金运作;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和激发捐资者的积极性;密切与（潜在）捐赠者的联系,巩固与捐赠者的忠诚友好关系,等等。其中的有益经验可资借鉴。近年来,我国新时期的慈善捐赠环境开始逐步形成,捐赠事业发展迅速,教育捐赠已经起步。国家积极鼓励社会集资、捐资助学,制定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和法规逐步引导教育捐赠的开展,中央财政对中央级高校设立了捐赠配比资金,教育行政部门开始重视教育捐赠。国内很多学校也逐步认识到教育捐赠的重要性,重视教育捐赠在学校多元化经费来源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争取社会各界的最大支持视为学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校友工作和筹资工作提升到学校发展的战略高度。总体而言,教育筹资工作逐渐从许多高校的战略边缘向中心工作转移,成为高校深入改革、重点加强、积极推动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一些学校逐步建立了进行教育募捐的社团组织和筹资机构,对教育捐赠管理也作了许多实践上的探索,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管理模式,一些教育基金开始独立进行捐赠基金的管理与运作。然而,由于我国教育捐赠起步较晚,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资金筹措机制呈现出多元化虚像背后的单一化格局。面对这些困境和问题,教育捐赠要在规模和范围上有所发展,应由国家单一拨款向多渠道筹集经费的形式转变。从宏观层面来说,要转变政府职能,由政府的行政干预逐步转变为政策引导和宏观调控,国家和地方政府要建立健全关于教育捐赠的制度,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教育捐赠的监督和管理机制,加强内部和外部监督,做好执法监督、行政管理、舆论监督和自我监督。要发挥政府政策的杠杆作用,促使政府政策导向化,提高政府资金效益,引导社会资源合理流向教育领域。同时,要制定鼓励社会各界向教育事业捐赠的法律法规,制定和完善有利于促进教育捐赠的相关税收政策,为教育捐赠提供税收激励机制。从学校层面来讲,学校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成立专门的筹资管理部门,加强队伍建设,建立起一支具有专业水准、有文化素养、热心公益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团队,形成专职、兼职人员和志愿者相结合的各类人才汇集、优势互补的教育筹资、教育基金管理与运作的强有力队伍。建立健全制度体系,做好发展联络工作,拓宽学校的筹资渠道。加强我国教育捐赠文化建设,构建适合我国教育捐赠发展的社会环境和良好氛围,建立有效激励社会捐赠的制度体系,已是应当提上日程的问题。我们要在汲取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借鉴西方有益的捐赠文化的基础上,构建一个诚信、透明、高效的筹措高等教育社会捐赠的有机体系。

潘崇^[5]（2010）在《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九0五年六月十四日（7月16日）,清政府颁布派遣王公大臣出洋考察的谕旨,标志着清政府迈出了推行政治改革的关键一步,是“预备立宪”的起点。谕旨甫颁,即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国内舆论普遍对该举措持欢迎态度,将其视为政府开始进行宪政改革的标志,并纷纷提出建言。国外舆论亦认为此举展示了清政府改革的新气象,同时,不少国外舆论鉴于遣使之举发生于日俄战争之后,认为其目的在于参与日俄和议。清政府极为重视此次考察团的准备工作,从人员选拔到资金筹措,无不超过以往的规格。考察团随带的数十名随从人员,大多为时代精英,不少人具有留学经历,数量之多、素质之高是前所未有的。考察经费由各省分任筹措,各省认筹态度积极,然而在汇解认筹经费时则态度为之一变,致使考察经费迟迟不能到位。八月二十六日（9月24日）,考察团在正阳门车站启行时,遭到吴樾炸弹袭击,该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评论。总体而言,清政府得到舆论更多的同情,而革命派则遭到舆论界的批判。经历此次暗杀事件,考政大臣及随从人员的心理皆发生不小波动,再加上其它原因,考政大臣徐世昌、绍英不再出行,随从人员亦有不再出行者,考察团因此重组。又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在舆论界的一再催促下,两路考察团终于分别出行。由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率领的一路考察团主要考察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四国,采取邀请国外政治专家演讲和实地参观相结合的考察方法,重点考察各国的政治制度,兼及工矿企业及社会公共事业。由戴鸿慈、端方率领的一路考察团主要考察美国、德国、奥地利、俄国、意大利五国,主要采取实地参观的方式,考察范围相当广泛,政治制度、文化教育、工矿企业、社会公共事业、等等,皆为考察团所关注。两路考察团为了商榷政见,实现归国后行动上的有效配合,出行前即约定在瑞士会合,后由于经费缺乏及时间所限,改在比利时相见。中国驻外各钦使对考察团负有接待之责,积极与各国政府联络,并对考察团的考察行程、考察项目多所安排。倾向立宪的留学生对考察团反应热烈,纷纷为考察团提出建言,并有少数留学生加入考察团协助考察。各国政府普遍对考察团的到来给予热情欢迎,并派出专员负责接待事宜,国外舆论界也较为关注考察团的考察行程。从中外关系的角度看,此次考察联络了邦交、展示了中国的改革形象。在考察团出洋考察期间,国内舆论普遍热切期望考察团考有所得,归国后能够大有作为,除了关注考察团行程外,并对考察团多有建言。由于立宪问题在立宪派和清朝统治集团部分人中间形成了某种共鸣,与清政府处于对立地位的革命派确实产生了担忧,如果清廷真的能够推行宪政,革命将很难发动。于是革命派不遗余力地揭露清廷立宪的虚伪性,五大臣出洋考察则成为革命派批判清政府假立宪的焦点事件,形成反对清政府立宪的第一个舆论高潮。考察团归国后,通过上奏条陈、编译书籍等途径表达了政治见解,指陈中国应仿效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进行政治改革,并提出模仿日本将官制改革作为中国宪政改革的第一个步骤。清政府采纳了考察团的建言,在考察团归国不久即颁布了“仿行宪政”的诏旨,实际上确立了师法日本的宪政改革纲领。应该说,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

邱七星^[6]（2008）在《我国再保险市场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再保险市场作为保险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直接保险市场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直接保险市场的发展是再保险市场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再保险市场的发展也将在资本融通、风险管理和技术传导方面,为直接保险市场的发展提供可靠的支持与保障。积极借鉴国际再保险市场发展的经验,加强和改善再保险监管,科学规划和培育我国再保险市场,构建一个公平竞争、有序发展的与国际再保险市场接轨的再保险市场体系,促进我国再保险市场与直接保险市场的协调发展,对于加强我国保险市场风险管理、扩大保险市场承保能力、促进和保障我国保险业整体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确保保险业“十一五”规划所确定的总体目标的实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综合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我国再保险市场的科学发展进行较全面和较深入的分析。本文除导论外,共由五章组成。各章的主要内容分述如下:第一章,再保险及再保险市场概述。在此章中,首先阐述再保险的概念、功能、种类以及起源与发展;其次分析了再保险市场的概念及形成条件,以欧洲、纽约、伦敦等为代表的国际再保险市场,并对其特点进行概括,对以后各章中国再保险市场的研究进行基本的理论准备和国际市场背景概述。第二章,我国再保险市场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分析。在此章中,通过对建国以后再保险市场发展的萌芽、初步形成及发展等几个阶段的分析,对我国再保险市场的发展作出总体评价,阐述了中国再保险市场发展的现状并指出存在的如再保险市场有效供给不足、再保险市场监管的法律制度不健全、再保险市场技术服务水平落后、再保险中介市场尚未建立等主要问题,为我国再保险市场发展的需求与供给分析等研究提供历史基础和国内的现实背景,并起到导向性作用。第三章,我国再保险市场发展的需求与供给分析。本章从中国再保险市场需求与供给的现状分析入手,分析了中国再保险市场需求、供给、技术、国际合作等多个层面的前景,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再保险市场的供求进行定量分析。在定量分析部分,本文从单期估值模型下的再保险需求开始分析,接着分别分析了再保险人为风险偏好型和风险中性型的前提下再保险市场的供求均衡模型,以此为基础推导出再保险市场供求均衡条件下的供给模型,最后对再保险供给的最优数量进行了理论分析。第四章,我国再保险经纪人市场发展问题研究。该部分是从中国再保险市场发展的中介层面来展开研究的。在此章中,首先从交易成本理论角度来阐述发展再保险中介的理论基础:接着对保险经纪公司作用从经济学角度予以简释,同时介绍了商业保险经纪公司的主要业务模式。在对再保险经纪人的作用、种类及运作进行阐述后,对我国再保险经纪人市场发展现状进行简要分析,并对我国再保险经纪人市场的发展提出了较为具体的建议与对策。第五章,中国再保险市场发展的监管层面研究。本章首先简要回顾了中国再保险监管制度的发展历程,并对国际上三种再保险市场监管模式（英国式、法国式、德国式）进行较深入的分析,阐述了国际再保险监管模式发展的趋势及其启示。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再保险市场监管的现状以及所存在的问题,对影响中国再保险市场监管制度选择的因素从内部与外部的角度进行分析,提出了中国再保险市场监管模式的新思路:即在当前一段时间内严格的市场行为监管,逐步过渡到合规的适度监管模式,或者说从直接监管过渡到间接监管并最终实现再保险市场监管的间接化。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多个角度采用系统的观点对中国再保险市场的发展进行研究,所选取的研究视角较新;第二,从定性与定量角度对中国再保险市场的需求与供给进行分析;第三,从微观、中观到宏观,对我国再保险市场发展的中介制度模式和监管制度模式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赵萍^[7]（2002）在《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商业银行产生之初便有了商业银行零售业务，但是零售业务的大发展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外理论界对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的研究较多，而我国目前有关有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的研究多是一些零散的文章。本选题是从零售业务发展的理论基础和社会经济背景出发，研究我国商业银行发展零售业务的对策以及宏观经济制度配套问题。 按照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和1997年制定的《金融服务协议》的要求，我国加入WTO后，将在5年内取消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外资银行可以经营银行零售业的全部业务，中资银行面临外资银行在零售市场上激烈的竞争只是时间问题，而且最多也不会超过5年。 从我国商业银行内部看，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体制、管理水平、资本实力及资产结构等，都与外资银行强大的资金实力、市场化的经营机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有相当大的差距。一方面我国银行界对于零售业务长期忽视，竞争经验严重不足，零售业务的竞争能力十分薄弱。另一方面受到我国商业银行一贯重视的批发业务，无论从规模还是利润水平上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直接影响了商业银行的经营与发展。因此，无论是从竞争的角度，还是从银行生存与发展的角度看，商业银行都存在发展零售业务的迫切需要。 本文的特色和新贡献是：首次从宏观的、历史的、理论的角度出发，较系统地研究商业银行零售业务这一微观的问题，有不同于相关学术着作的新视角和体系；在深入研究真实票据理论、转化能力理论、预期收入理论、负债管理理论和超货币供给理论等金融理论的基础上，探索出零售业务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通过对中外零售业务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比较研究，提出中国商业银行发展零售业务存在的五大障碍以及五个方面的政策选择，并从营销学角度对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的发展提出了营销策略组合，阐述了逐步开展网上银行零售业务的主张和思路． 本文具体分八章论述商业银行零售业务问题。 第一章主要阐述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的概念、内容、特征和发展趋势。本文对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的定义是商业银行开发的面向个人客户的银行业务。为了进一步明确零售业务的概念，本章从内涵上区分了零售业务与批发业务、私人银行业务的概念，并从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商业银行零售业务领域不断扩大、中间业务异军突起、零售业务三种业态长期并存等五大趋势，为进一步展开论述奠定基础。 第二章主要从理论的角度阐述与商业银行零售业务有关的宏观与微观经济理论。其中包括：商业银行零售业务产生的理论基础，零售业务风险管理理论和商业银行零售业务创新理论。本章首先从金融理论发展的角度探索与零售业务有关的理论，并分析其对零售业务发展的影响；风险控制理论主要探讨商业银行零售业务中风险的存在性及规避方法；金融深化与金融创新理论和核心竞争力理论主要针对全球金融自由化的趋势和商业银行界的竟争，讨论金融创新和核心竞争力对零售业务的影响。 第三章以发达国家为例，探讨商业银行零售业务产生的背景。主要从商业银行零售业务发展的外部环境、银行本身的发展以及对零售业务的市场需求情况三个主要方面，阐述了商业银行零售业务发展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为我国开展零售业务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作铺垫。 第四章描述了我国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的现状，并着力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发展零售业务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本章共分三个部分，首先概括地介绍了我国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的总体情况以及零售资产业务、负债业务和中间业务的现状。在此基础上，从加入WTO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使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以及商业银行同业竞争和内部发展的角度探讨了开展零售业务的必要性；通过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城市居民收人增长以及收人结构的分析，论述了我国商业银行发展零售业务的可行性。 第五章主要论述我国开展商业银行零售业务存在的主要问题与障碍。提出了我国商业银行开展零售业务存在的银行体制障碍、金融监管制度障碍、市场结构障碍、法律障碍和微观基础障碍。 第六章主要针对我国商业银行开展零售业务面临的主要障碍，提出了五个主要的政策建议：改革商业银行的产权与治理结构，重塑零售业务的微观基础；实行金融自由化，为零售业务创造宽松的金融环境；建立完善的个人信用制度，防范零售业务风险；建立和完善存贷款保险制度，控制零售业务风险；实行资产证券化。 第七章主要从营销学的角度，研究零售产品的市场定位、产品、价格、渠道和促销等问题。本章提出：树立零售市场营销理念，制定市场营销策略组合和建立市场营销组织机构是商业银行开展零售业务营销的重要内容。 第八章主要介绍商业银行网上零售业务的基本概念、发展现状以及我国开展网上零售业务存在的问题与对策选择。由于商业银行电子零售业务与传统的零售业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网上银行成为商业银行网上零售业务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因此本文独辟一章专门论述这一专题。

二、年报预约披露日程排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年报预约披露日程排定（论文提纲范文）

（1）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2）上海公共租界影院行政管理制度（1908-1937）（论文提纲范文）

（3）断裂与延续：《新民晚报》与社会主义上海日常生活空间建构（1949-1966）（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教育捐赠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我国再保险市场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年报预约披露日程排定（论文参考文献）

• [1]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2]上海公共租界影院行政管理制度（1908-1937）[D]. 魏晓芳. 上海大学, 2015(02)
• [3]断裂与延续：《新民晚报》与社会主义上海日常生活空间建构（1949-1966）[D]. 董倩. 复旦大学, 2013(02)
• [4]我国教育捐赠问题研究[D]. 吕旭峰. 河南大学, 2011(10)
• [5]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D]. 潘崇. 南开大学, 2010(07)
• [6]我国再保险市场发展研究[D]. 邱七星. 厦门大学, 2008(08)
• [7]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研究[D]. 赵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2(01)

标签：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教育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新民晚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