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今年武汉教育改革“盘子”敲定（论文文献综述）
金羽西[1]（2021）在《学校制度生活的审视与反思 ——基于J小学的田野调查》文中认为
温跃强[2]（2019）在《陈洪音乐教育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陈洪作为我国近现代具有影响的音乐教育家,为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作为我国“新音乐”运动倡导者之一,他主张在立足自己的民族性的基础上,学习、借鉴西方先进音乐文化,进而创造富有中国时代精神的新音乐,创建中国民族乐派,最终实现中国音乐的伟大复兴。这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作为一名音乐教育实践家,他立足学校音乐教育并关注参与社会音乐教育,他的音乐教育实践是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他编辑期刊、创作音乐作品、译介西方音乐等,他从事的这些音乐实践是服务于他从事的音乐教育实践的,从广义上讲,属于他从事的音乐教育实践的一部分。他不仅投身我国专业音乐教育和师范音乐教育,而且还参与并关注我国社会音乐教育。他的音乐教育实践经历了广东戏剧研究所时期（萌芽期）、私立广州音乐院时期（早期）、上海国立音专时期（中期）、南京国立音乐院和南京师范学院时期（晚期）。他的音乐理念产生自他的音乐教育实践,“音乐救国”“中庸之道”“实用主义”等教育理念基本上贯穿了他的音乐教育实践。他的每一阶段的音乐教育实践紧密结合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有其独特的特点。特别是在南京师范学院（1983年改名为南京师范大学）时期,他在高师音乐教育领域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并提出了“师范性”“为师之道在于慈”“师德是教师的根本”“一切从实际出发”等高师音乐教育的理念,这些理念不仅促进了当时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且对当下我国的音乐教育仍有积极的影响。当代中国,音乐教育发展整体向何处去?就必须在深入考量当前形势和问题的同时,系统归纳和总结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变革和发展,了解并研究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的思想和实践,有利于为我国当下音乐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借鉴。陈洪作为近现代音乐家之一,他的音乐教育实践和音乐教育理念值得后人去梳理和研究。研究他的音乐教育理念对当时我国的音乐事业有什么影响?研究他的音乐教育理念对当下我国音乐文化事业尤其是音乐教育事业有什么样的积极借鉴意义?从史学和教育学的视角,对他的音乐教育实践道路和音乐理念进行研究,有助于客观地评价陈洪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尤其是他倡导的立足民族性、借鉴西方形式的开创性音乐理念及“师范性”的音乐教育理念对当下我国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仍有着积极启示意义。从而更有利于我国音乐文化事业（包括音乐教育事业）的协调健康发展。
顾秋红[3]（2018）在《日本儿童设计意识的养成与构建 ——以《啊！设计》为中心》文中提出2011年4月2日,以培植“设计意识”为目的的儿童设计启蒙电视节目——《啊!设计》,在日本NHK电视台正式推出,节目一经推出就获得了大量的观众和一致好评,至今已经更新至136集,并于2013年、2018年在日本境内举办了两次设计大展。早在20世纪50-60年代,日本便推出一系列官方设计振兴政策与设计扶持计划,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获得了显着的成效,在建筑设计、服装设计、平面设计、产品设计、服务设计等领域都出现了设计大师。现在,日本政府与设计师们将目光聚焦于儿童——未来的创作者与生活设计的享用者,用最优秀的资源为儿童提供设计启蒙服务,可以想象,若干年以后,这些儿童长大成人,即便在不同的工作领域,他们对设计的理解会有某种共同的基础,并支撑日本对设计的认知。本文将从节目的风格、内容板块、发生机制和相关推广活动这几个方面,对《啊!设计》进行具体分析。节目策划人佐藤卓曾经谈到推出节目的初衷——“设计的意识,每个人都必须要有”,事实上,在日本政府推动下,“设计的意识”早已蔓延,并对日本的社会构建产生重要影响。日本产业振兴会、日本优良设计大奖共同搭建的设计认知平台,培育了大批对设计有基本认知的普通民众,可以说,在日本首先出现儿童设计启蒙节目,既有精英的顶层设计,也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希望通过本文对节目策划动机、过程及价值的分析,以及对儿童设计教育相关话题展开的初步思考,可以为设计研究者、设计师提供一些面向儿童设计启蒙、活动策划相关的思路。
苏慕瑜[4]（2018）在《调适与归属：兰州外来穆斯林女性的社会适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促使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也无可避免地冲击到少数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及其价值观。其中,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城乡二元体制壁垒的打破,资讯与交通网络的改善,这一系列变化激发了西部地区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善于经商的穆斯林群体频繁流动于城市与乡镇之间,成为全国流动人口中比率最高的少数民族群体。与此同时,西北地区农村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生活,为年轻一代穆斯林女性营造了体现自我和独立发展的社会文化空间,点燃了她们对城市自主生活的向往。许多年轻穆斯林女性随着家人到城市谋生或定居,更有不少女性通过婚姻和接受高等教育等途径而留居城市。然而,穆斯林女性在城市追求现代化生活及独立发展时,受到民族习俗、价值观念、性别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经常要面对传统与现代化互动中所产生的取舍及调适。她们的生活方式和家庭文化发生了自觉或不自觉的变化,使她们反思传统的性别角色和性别差异,从而激发了她们对身份归属的重构。本文的研究问题主要围绕两个主题展开。第一,在西北穆斯林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穆斯林女性进入现代化城市后,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碰撞中,她们如何调整自己的社会定位,重新建构社会归属。新的归属与观念的重构过程,又对她们的性别与婚姻观念、社会与家庭角色带来怎样的改变,而这些改变对西北穆斯林的整体文化,特别是家庭文化、性别等级关系等方面又发生了怎样的影响。第二,西北地区农村的社会转型如何塑造了城市外来穆斯林女性的调适能力及主体意识,如何理解个体女性的社会适应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本文最终要探究始于上世纪末的经济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给西北地区城市外来穆斯林女性发展空间的拓展及自我意识的提升带来了什么实质效果。本研究采用民族志的调研方法,以都市人类学、女性人类学、文化适应研究为主要理论工具,通过结合女性个人与社会因素的综合分析发现外来穆斯林女性在城市中的适应行为与各种社会结构性因素之间的关系。首先,在充分整理国家发展政策、全球化、城市现代化、穆斯林民族传统等西北地区穆斯林社会转型的整体因素基础上,对外来穆斯林女性在适应历程中的各种选择、策略、主观愿望及自我表述等进行深描,对她们言行背后的意义与逻辑进行挖掘分析。其次,在田野资料的分析过程中,我发现“调适”与“归属”两个概念频繁出现在报道人的叙述中,突出反映了穆斯林女性的意识变化。外来穆斯林女性需要根据城市的文化规则去调整自己的价值观、社会关系以及自身的行为模式,而调整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归属感,使她们在现代与传统、城市与农村之间找到平衡,并且与城市居民建立和谐的互动关系。调查结果显示,西北地区外来穆斯林女性为融入城市生活的调适实践富有强烈的地域及民族色彩,她们的调适行为除了受到女性迁移者个人的文化资本及能力的影响外,更多来自于整体社会的变迁和城市社会文化的形塑。城市就业环境中的性别差异、城市社会对农村女性的刻板印象以及穆斯林社会根深蒂固的性别权利差异等,使得穆斯林女性在城市寻求自主立足的过程显得异常艰辛。一些外来穆斯林女性,只能将城市作为享受青春自由的驿站,最终还是顺应传统返回家乡成为全职家庭主妇。本研究还发现,调适是一个持续的能动过程,女性个体需要不断自我提升并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努力在新环境中建立新的归属与秩序。本文显示婚姻策略是城市外来穆斯林女性最主要的调适手段,她们透过婚姻进入城市生活,改变传统的婚姻策略来经营理想的家庭生活,以此提升自己的家庭生活和社会地位。而教育的功用并不足以让外来穆斯林女性得到一份自给自足的工作,但可以增加和提高她们的个人文化资本与在城市生活的自信心,有助于她们建立新的社会网络和得到城市社会的认可。城市里民族文化传统的多样性与动态性,有利于她们提高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认识及利用能力。在整个调适过程中,外来穆斯林女性展示了她们为融入城市社会的诸多努力,如乖巧顺从、灵活变通、协商等比较温和的能动策略,循序渐进地获取周围群体的信任以实现自己融入的目标。她们把握分寸,不会因为要达到自己的理想而破坏与家人的良好关系,她们知道安全感与归属的基础均源自于亲属纽带。研究结果显。示,个别女性确实成功提高了自己的家庭地位,并最终实现了现代女性的独立生活。然而,这些个人的改善并没导致整体穆斯林社会里性别惯习及性别等级关系的重构。出于女性安全感及认同感的需求,她们大多自愿选择牺牲一部分个人自由,并在可能被边缘化的情况下,成为民族文化的再生产者,从而在城市里得到家庭和社会整体的认可。再者,我通过考察发现,城市流动穆斯林女性对整体穆斯林的迁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与贡献。首先,女性为家庭所提供的各种抚养功能满足了家庭所有成员的需要,有利于穆斯林群体在城市定居。同时,她们的迁移也改变了流动穆斯林的家庭文化:妻子开始有更多的决策权和社会活动自由、子女培养观念的转变等。此外,从女性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家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女性有各种关注与照顾政策,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明显增多,农村及城市外来女性生活也得以显着改善,因而她们可以相对自由地追求现代化生活。但是,处于从属地位及缺乏经济独立能力的穆斯林女性,需要借助外在力量来拓展她们自身的发展空间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从而形成有利她们发展的环境。这些改变包括穆斯林社会对女性在家庭中付出的认可与尊重,男尊女卑等传统观念的弱化。而且,政府对西北地区民间组织的引导与监督对外来女性融入城市社会也相当重要。通过倡导一种赋权自立的女性发展模式,提高穆斯林女性的发展与自主意识,从而使她们能够与各民族女性共同参与社会建设,推动西北城乡社会发展。最后,本研究综合利用了社会学、女性研究、社会变迁研究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及研究结果,但整体而言,本研究的学术基础是民族学人类学的民族志理论方法。利用民族志研究所提供的理论方法,我得以深入实践进行田野调查,收集研究所需资料,进行有效的整理分析。我的研究说明,民族志的理论方法在城市人群的研究中相当有效,它在帮助我们发现研究问题并进行深层次的解释的同时,还能引发研究者深刻的自我反思。民族志的理论方法使我能够较为精确具体地呈现外来穆斯林妇女的都市生活面貌及其调适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外来穆斯林女性群体的民族特性和发展需要,同时还能为政府相关管理工作提供对策层面的有效咨询。期盼本研究能为丰富国内有关少数民族妇女发展的研究,贡献一份有启发意义的个案,并且激励少数民族女性在发展的崎岖之路上砥砺前行。
彭志远[5]（2017）在《湖南省普通高中债务问题成因及化解对策研究》文中指出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人民群众“上高中、读大学”的愿望和需求越来越强烈,普通高中教育呈现出快速发展势头,办学条件大幅改善,办学规模持续扩张,办学质量也迈上了新的台阶。随着普通高中学校规模不断扩张,公共财政整体供给不足的矛盾逐渐显现。受传统的办学观、短视的政绩观、功利的教育观局限,不少普通高中学校走上了借债建校、举债办学之路。同时,由于缺乏风险控制和科学规划,导致普通高中债务不断高企,偿债压力的持续加大,沉重的债务负担日渐成为制约普通高中学校生存发展的主要瓶颈。由于面临国情和办学体制的不同,国外关于高中学校债务的专门研究比较少,大多将债务问题和其他问题混杂在一起,对债务的危害分析不深不透,所提措施实用性和针对性不强。为厘清我省普通高中债务问题的背景、现状、危害和原因,文章以湖南省普通高中学校为样本,通过分析湖南省普通高中巨额债务产生的历史背景,梳理债务的缘由、性质和规模,找出导致湖南省普通高中债务高企的原因,探讨债务对学校自身、对学生家庭和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界定政府、学校、社会在普通高中债务化解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应当承担的责任,继而以系统的观点从不同层面提出科学化解湖南省普通高中债务的务实之策,为切实推动普通高中化债提供借鉴。
刘洁红[6]（2017）在《幼小衔接中大班幼儿的心理压力研究 ——基于儿童视角》文中提出幼儿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教育的起始阶段。从幼儿园向小学过渡,是个体人生早期所经历的一次重大转变。如何让幼儿顺利过渡,成为世界各国学前教育界普遍关注的重点议题,却仍尚未得到解决。以往的幼小衔接研究,成人构建了主要的话语体系,我们很少听到幼儿作为衔接当事人的声音,研究范式也更倾向于实证主义。随着儿童和童年研究的兴起,开始尝试从诠释现象学的角度思考问题,为幼小衔接研究带来新转向。人们逐渐意识到幼儿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他们在衔接过程中有自己的心理感受与意义体验。因此,本研究从儿童的视角出发,探讨个体在衔接过程中的心理压力问题,深入分析压力成因,彰显内隐心理诉求,有助于成人了解和关注幼儿的心理感受,做好入学准备,减缓心理坡度,促进入学适应。本研究随机选取了长春市三所幼儿园（公办幼儿园2所,民办幼儿园1所）,对66名大班幼儿进行半结构式访谈,了解幼儿在衔接过程中存在的心理压力源和具体压力感受。通过综合分析近4万字访谈逐字稿和大量观察所得的数据资料,采用“自下而上”的分析路径,归纳总结出幼儿提及的七类心理压力源,研究结果如下:1.根据幼儿所表述的压力感受,对是否存在心理压力幼儿的人数进行统计,存在心理压力的幼儿占总人数的95%,没有提及心理压力的幼儿占总5%。2.根据幼儿所提及的压力源频次,主要的压力源分别是学业压力源、规则压力源和教师压力源,占所有压力源的71%;相对次要的压力源分别是同伴压力源、环境压力源、家长压力源和其他压力源,占29%。3.不同园所幼儿的心理压力存在共性和差异:共性之处是各园所幼儿主要压力源的量化构成比呈一致性和幼儿心理压力的质性描述普遍受主观印象的影响;差异则主要体现在教师压力源、同伴压力源和环境压力源三个方面。基于对研究结果的进一步分析和讨论,提出以下几点改进建议:赋予幼儿权利,确立主体地位;倾听幼儿声音,关注压力感受;培养良好个性,增强抗压能力;改进幼小衔接,构建纵横网络。
任晶晶[7]（2017）在《人教版初中英语教科书中的国际理解教育内容研究》文中认为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各国积极推进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并在中小学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根据教育部制定的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中的基本理念指出,学生通过对英语的学习,具有初步的国际理解意识。《中国学生核心素养》总体框架正式发布,要求培养学生的国际理解素养,培养全球意识和开放心态,关注全球挑战,理解人类共同命运。人教版初中英语教科书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双重性质,是培养学生人文素养、思维能力、文化意识的重要工具,同时有助于增进国际理解。因此,研究人教版初中英语教科书中的国际理解教育内容具有重大意义。根据相关研究成果罗列了国际理解教育的相关分析框架,将国际理解教育划分为三大主题即国际议题、国际文化、国际联结,并将人教版（2013版）初中英语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文献法和内容分析法。首先,整体分析教科书中国际理解教育内容的呈现方式的理念和内容选择原则;接下来分析三大主题的涉及到的选文的整体分布情况以及各次主题涉及选文的分布情况和呈现方式,并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得出教科书中国际理解教育内容选文的分布现状并对其现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影响选文呈现国际理解教育内容的因素主要包括政治制度因素、文化因素、利益相关者因素和学科自身因素。其次,对教材中涉及到的国际理解教育内容的现存优势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人教版初中英语教科书中的国际理解教育内容的现存优势包括:第一,内容比较丰富,主题分布广泛;第二,内容贴近学生的生活,呈现方式多种多样;第三,国际理解教育内容的编写注重对不同文化背景的比较。其不足之处包括:第一,选文中较多关注了文化的共性,忽视了文化的差异性;第二,教科书中的选文倾向以男性为中心,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性别歧视;第三,教科书过度重视国际理解知识的传授和语言技能的提升,忽略了学生语言运用和交际能力的培养。最后,为了在中学英语教学中更好地渗透国际理解教育,针对人教版初中英语教科书中呈现国际理解教育内容不足之处,笔者建议从课程标准、教材编写、教师使用三个层面进行改进,以期为英语教科书的编写和使用带来启示。
王友缘[8]（2014）在《变迁中的童年图景 ——乡村民众童年观念的社会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现代理性二分的思维方式下,现代童年观念经由现代学校的再生产成为不证自明的科学童年观,乡村民众的传统童年观念沦为被改造与弃绝的非理性的童年观念,传统童年观念的多元面向隐匿。这一不证自明的“传统——现代”、“乡村——城市”、“非理性——理性”二元对立的预设在20世纪开始得到全面的反思。在反思现代性的视角下,乡村民众的传统童年观念与现代童年观念并非处于“非理性——理性”、“落后——进步”、“被改造——改造”线性发展的两端,而是各具不同逻辑的独立观念类型。对这一不同逻辑的传统童年观念的关注与考察受到底层研究的启发,底层研究将研究的视角从上层精英转向底层民众,关注被历史洪流淹没的无声者、无名者,在宏大叙事中寻找底层力量的崛起,相信底层民众独特的逻辑体系与文化体系,从而从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建构历史。本文便基于底层乡村民众的立场,探究1930年代生人至1990年代生人童年观念的变迁,描绘在现代——民族国家进程中乡村民众童年观念变迁的图景,探究现代童年观念在底层乡村社会的遭遇及其与乡村民众传统观念的互动机制,呈现哑然无声的底层童年观念,从而拓展童年观念的内涵与视野,发掘童年新的生命力。本研究采用质性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以获致乡村民众童年观念变迁的动态图景。以山东N村为主要研究个案,湖北S村为拓展研究个案,以单独访谈与多人访谈相结合的方式累计访谈98人,获得访谈转录资料40万字。同时对N村两次“送米糖”活动进行了参与观察,收集了相关地方志、家谱、照片、“送米糖”或“送祝米”礼单、个人QQ空间等文献资料。采用扎根理论的分析方法,运用Nvivo8质性研究资料分析软件对于所获得的访谈资料与文献资料进行整理、编码和分析,形成了论文的基本框架和结论。乡村民众童年观念的变迁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之间充满着张力,也有着复杂的关联。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生人的童年观念体现为家族主义取向,在家族主义取向的传统文化中,乡村民众践行着以家为本位的童年观念。家,是人们看待童年的根本基点。在集体化时代出生并成长起来的50-70年代生人的童年观念体现为家族主义与集体主义并存的双重取向。出生并成长于个体化时代的80-90年轻一代的童年观念则凸显了个体主义取向,以个体为基点来看待儿童看待童年。乡村民众童年观念的变迁并非是线性变化的过程,而是多层次、多方向的变迁路径。在这一变迁图景中,童年的边界处于不断的建构中,具有可伸缩的特性。从社会期望边界来看,童年边界日趋精细化与理性化;从个人体验边界来看,乡村民众一直保有某种朴素的未成熟感,即童年的绵延体验。引发童年边界变迁的区隔机制则从家族主义文化下的人情网络转变为现代学校教育下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制度化。乡村民众童年观念变迁的过程即是作为超地方知识的现代童年观念嵌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体现为互动性再生产,具体表现为“嵌入与再造”,“相反与相成”两种互动机制。研究者把目光投注于被遮蔽的乡村民众的传统童年观念,意在突破童年观念的现代主义框架,展现被隐匿的传统童年观念的多元面向。传统童年观念具有以往未被重视的独特内涵。乡村民众童年的绵延体验消解了由儿童及成人的理性划分,体现出某种生长的力量。儿童与成人的这一模糊划分挑战了现代童年观念的进化论取向。同时,传统童年观念对于童年期承担责任的认可,为我们展现了儿童对于自身对于家庭乃至社会所具有的积极能动性。这一对于底层微声的寻觅,对于底层童年观念表述空间的拓展,还刚刚开始。在现代童年观念的高歌猛进中,我们也许需要适当驻足停留,穿透喧腾杂沓的表层理论与现代性叙述,向下观看。乡村民众的传统童年观念蕴含着无尽的生机,需要我们在有守与有为、有弃与有持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王欧[9]（2011）在《文化排斥：学校教育进行底层社会再生产的机制 ——基于武汉G中学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教育是打破既有阶层壁垒、实现社会代际流动的阶梯,还是进行阶层再生产、固化阶层边界的工具?结构功能主义者认为,学校教育依据社会发展需求选择课程内容、设定教育目标,为所有学生提供一个开放、公平的竞争环境,不同社会阶层出身的学生可以凭借其后天的努力摆脱先赋性因素的掣缚,通过教育成功获得相应的学历文凭,以此为媒介实现正当的社会流动。然而,我的底层社会经历与批判教育社会学者的研究均表明,学校教育不但没有成为“精英式民主的发动机”,反而在很大程度上进行着社会阶层再生产,即社会中上阶层出身的学生往往很容易获得教育成功并以学历文凭为媒介继承既有的优势地位,而底层社会的下一代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却显得困难重重,并在历次教育选择过程中以教育失败的名义过早地离开学校教育而复制父辈的底层社会地位。对此,西方关于学校教育与社会阶层再生产之间关系的理论给出了各自的解释并对中国的教育研究者提出了新的问题。符应理论认为,学校教育中的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分别符应资本主义经济对劳动力的技术知识要求与劳动纪律要求,通过这种符应安排,学校教育再生产出资本主义企业所需的劳动力与生产关系。文化再生产理论沿着上述批判视角进入学校教育内部,认为学校的课程知识、道德规范、评价体系等内容均充斥着社会中上阶层的文化资本类型,有利于在拥有此类文化资本的家庭中进行社会化的中上阶层学生,却对携带着不同文化资本类型与惯习的底层学生进行符号暴力与外在排斥,从而再生产出社会中上阶层的文化与既存不平等的社会阶层结构。文化生产理论将关注的重点转向底层学生,认为他们会生产出一套“反学校文化”来抗拒学校的客体文化对他们的符号暴力与文化霸权,但是在此过程中,他们也主动放弃了上向的社会流动资格,间接帮助学校教育完成底层社会的再生产功能。尽管彼此之间争论不断、关注重点不一,上述理论却都将学校教育承担底层社会再生产功能的基本机制指向了学校教育中的文化冲突与社会排斥。因此,以学校教育中的文化冲突为切入点对中国本土教育经验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以此为基础揭示出学校教育中文化冲突的基本模式、社会后果及社会根源,探讨学校教育承担底层社会再生产功能的中国模式就显得尤为必要。底层社会出身的学生与学校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不但表现在课程知识与文化资本等直接关联学业成绩的面相,还广及道德规范层面。首先,学校课程知识为所有力图积累与占有它的学生提出了自身的标准与要求,它以应试为最终目的,强调知识持续不断的积累与抽象思维能力的训练。然而,面对课程知识理想类型的要求,底层社会出身的学生不但表现出早年知识积累的严重不足、学习目标的虚无主义状态,而且他们还携带着一身“学习坏习惯”。早年知识积累不足造成了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知识积累链条以加速度的形式一环接一环地断裂,被老师与家长植入的学习目标增加了他们实现不能实现该目标的自证预言,而课堂上与老师“不合规矩”的互动,说话、做小动作等突破听课要求底线的行为,以及持续保持“懒惰”等“坏习惯”更使他们时刻力图游离到课程知识学习的轨道之外。不仅如此,学校主流文化还以语言类型、思维方式等文化资本的形式对底层学生任何试图融入其中的努力进行符号暴力与外在排斥。英语的语音规则与语法规则作为一套潜在地决定言说模式的隐蔽结构使底层学生在单词的读音与记忆、以及词性、单复数、句子的基本结构等基本的语法问题上持续不断地犯“简单的重复错误”;数学语言的符号性与法则性则使底层学生普遍“粗心”,并对语言规则麻木,进而表现出极为缓慢的学习进程。而抽象思维更作为一种无形却客观存在的基本力量统合学校的课程知识,决定知识的组织分类模式、课程的讲授模式以及教师的工具化角色定位,它构筑起课程知识的抽象壁垒,将一条巨大的鸿沟横在课程知识与底层学生之间,坚决打压底层学生任何以日常推理为思维形式的不合规矩的试图逾越。由于课程知识的理想类型对学生的行为习惯的限制,中国学校教育中的道德规范呈现出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区域以“重塑”学生的行为习惯为主要目标、以礼仪与纪律为主要内容,与此相对的是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与心理健康等崇高目标的边缘辅助性德育活动。道德规范的这种基本结构表明了一种双重依附关系,即道德规范的核心依附于课程知识的理想类型对学生行为习惯的要求,而边缘辅助性德育活动却依附于“重塑”学生行为习惯的重任。底层学生与学校道德规范之间的冲突不但集中于核心区域,还扩展到边缘地带,甚至延伸到规定道德结构的学校教育权威。首先,底层学生既具有“说脏话”、“不卫生”等“脏习惯”,又出格地“赶时髦”与“爱美”;他们既喜欢在自习课上“喧闹”,又乐于在课下“疯打”,还在严厉的教育权威在场时显得异常“沉默”。其次,底层学生在辅助性德育活动中充分暴露出前述“生活坏习惯”,从而将学校德育工作的重心引向“重塑”他们的行为习惯,在此过程中却架空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崇高德育目标,同时也扫清了底层学生对隐含着政党合法性的德育内容的任何抗拒态度,恰巧帮助后者在他们幼稚的心智结构上积淀。最后,底层学生还通过“闯入”与“敲门”等形式挑战不平等的分班秩序,以“逆反心理”的形式抗拒教师权威,通过自身的兴趣爱好来保持与课程知识之间的疏离,并借助网络游戏的魔幻力量来抗拒所有的教育权威,从而表现出中国式特有的“反学校文化”形式。底层学生与学校主流文化之间的上述冲突导致了深重的社会后果,学校教育在教育行动的绵延过程中对底层学生既排斥又规训。一方面,通过学习成绩的两极分化、学习能力的快慢分班、中途退学以及升学考试的分流逐步实现对底层学生的社会排斥,在将为数甚少的一部分底层学生选择出来的同时,将绝大多数底层学生排斥到高一级的教育体制之外,从而实现了底层社会的再生产并保证了不平等的社会阶层分化。另一方面,学校主流文化先通过考试、教科书等手段将教师规训为单向度的人,再以教师为实现其支配意图的工具,通过系统性的责罚将底层学生规训为一具具“温顺”的肉体与一个个“听话”的精神,致使底层学生对学校教育产生误识,认为其失败的教育命运应该归结为自身能力太差与资质不够,而学校主流文化本身却是客观与公正的、甚至神圣与值得敬畏的。底层学生进而对不平等的社会秩序产生文化无意识,学校教育也就此实现了既存社会秩序合法化的再生产。因此,底层学生与学校主流文化之间冲突的社会排斥后果保证了不平等的社会分化,而社会规训后果却使已经分化了的不同群体在一套由学校主流文化领导的“共同信念”下重新整合起来,从而保证了不平等的社会秩序一代接续一代延绵不绝。学校教育中文化冲突的社会根源不但在于社会中上阶层及其文化形态对学校主流文化的社会建构,而且还源自于底层社会及其文化形态对底层学生的文化能力与惯习的结构化,两者在不平等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层级化的文化结构上统一起来。一方面,以“白领”职业为主的社会中上阶层职务的工作事务属性使中上阶层文化具有以抽象思维为特征的思维方式、以精密型符码为言说形式的语言类型以及崇尚高雅文化、偏好自由奢侈的艺术审美品位与优雅式教养风格,在此基础上,支配阶层利用手中握有的政治经济特权将多元水平结构的文化生态建构为层级化的垂直文化结构,并利用有机知识分子将前述社会主流文化脉络化为社会主导的知识形态,进而通过专家学者与政策制定者将社会主导知识形态再脉络化为学校主流文化。因此,学校主流文化的语言类型被语法规则、符号化与法则化等精密型符码垄断,课程知识由抽象思维基本力量统合,并且严格按照文明礼仪、纪律教养等规范“重塑”底层学生的行为习惯。另一方面,底层劳工职业的工作事务属性使底层文化在思维方式上以日常理性为特征、在语言类型上以限制型符码为形式,并且将日常生活沉浸于大众文化之中、偏好需求实用的审美品位以及接触性教养风格。通过榜样的力量、专制型管教等家庭社会化方式,底层社会的结构性力量被结构化到底层学生的心智结构中,进而形塑底层学生独特的文化能力与惯习,使他们在学校教育中表现出不合规矩的学习与生活“坏习惯”、以日常推理为主的思维方式以及由限制型符码束缚的言说系统。因此,当底层学生将上述文化形态带入学校场域之后,必然遭遇由社会中上阶层建构的学校主流文化的符号暴力与外在排斥,两者之间产生激烈而持久的冲突,并导致排斥与规训的双重社会后果。中国学校教育中的上述文化冲突基本模式及社会后果揭示出学校教育承担底层社会再生产功能的中国模式,即面对由支配阶层隐蔽建构的学校主流文化的霸权地位,学校教育中的底层学生不但在主观意识上认同它的合法性,而且在实际行动上试图融入其中,然而,他们又在学校教育中随着教育权威的在场与不在场、增加与减弱而反向地表现出附着在身上的各种“坏习惯”。这一过程既表明了学校主流文化对底层学生的符号暴力与隐蔽排斥,又指向了底层学生通过在学校场域中（以一种温和的方式）“生产”出以“坏习惯”为主的亚文化,前者代表了学校教育中的文化再生产过程,后者则表明了学校教育中的文化生产过程,两个过程共同形成一个下向的合力,将底层学生离心并排斥到上向的社会流动机会之外。中国学校教育承担底层社会再生产功能的上述文化排斥模式既不同于布迪厄研究中的法国中产阶级文化再生产模式,又不同于威利斯研究中的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生产模式。唯有将源自于底层文化的“实务性知识”等内容引入学校教育中,重构由支配阶层隐蔽建构的学校主流文化,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学校教育的底层社会再生产功能。与此相适应,教师必须成为跨越边界的转化型知识分子,学校教育的知识组织方式、课程讲授模式与学业评价体系等也要做出相应的变革才能从总体上收到实效。然而,在工具理性思维模式与商品交换普遍法则等结构性力量持续存在的发达工业社会中,对底层学生进行补偿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教育手段。
邹怡[10]（2006）在《明清以来徽州茶业及相关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首章系统回顾了自唐代中期至清代中叶徽州名茶的发展历程，并对各个历史时期徽州茶产的地位做出了新的评价。笔者认为，在明代中期以前，徽州茶叶虽然产量不小，但是其品质未能在全国名茶中出类拔萃。究其原因，明以前的茶叶蒸青技术不能充分发挥徽州茶叶的天成丽质，同时，官营垄断条件下政府对茶叶品种的严格规定也限制了茶叶品质的创新发展。通过详细考订徽州松萝茶的创制源流及其后世影响，笔者认为徽州茶真正跻身全国一流名茶之列，是在明代隆庆年间引入苏州炒青法创制松萝茶之后。在这一过程中，技术革新成为产业起步的发轫之力，引领生活时尚的文人士大夫对饮茶性灵生活的追求，又被逐利茶商敏锐地觉察利用，为徽州茶叶名扬全国推波助澜。落实到徽州本土的茶叶生产情况，笔者利用了大量民国时期的调查材料，指出徽州地区虽然整体上茶叶产量巨大，但其经营规模普遍较小，呈现出破碎化的格局。茶树生长所需的特定自然条件限制以及徽州地区雁行阵列的山地结构，是当地茶叶生产零碎化的基底主因。但具体至徽州内部，在不同的地理单元中，零碎茶产的分布方式仍有差异。笔者认为，水系结构的差别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徽州的新安江流域部分，以集束型水道为基础，茶叶经济形成了以屯溪为核心的单中心格局；然而在徽州的鄱阳湖流域部分，基于散漫型的水系结构，负责茶叶精制的茶号散布于各个产茶村落，呈现出多中心的局面。笔者又通过比对、分析清末的徽茶技术手册与民国时期的调查材料，厘清了传统徽茶生产工艺中各种方言术语的具体含义，并详细复原了徽州茶号中茶叶的精制过程。茶叶在茶号中经过反复的筛分和挑拣，区分出不同性状的叶片，分别加以炒制，但是在完工装箱之前，苦心筛分的茶叶最终仍被拼合成一堆。联系前文研究中徽州茶叶生产零碎化的研究结论，笔者指出，这种表面看似徒劳繁复的精制工艺，真正目的在于弥平茶农零散种植和初制所造成的茶叶品质不一。屯溪是徽州新安江流域部分的茶业中心，目前已进而升格为徽州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笔者利用GIS技术，将史料中屯溪城市空间发展的零星信息落实于地图，动态地清晰展示出明代中叶以降屯溪城市空间的拓展过程。通过对这一过程历史背景的考察，笔者指出，屯溪在明代中叶以后的崛起，得益于当时徽州茶业的发展和进入清代以后政府施行的广州一口通商政策。屯溪是歙县、休宁茶叶进入南下广州商路的第一个节点，随着茶业周边产业在屯溪的集聚，屯溪的外来人口大量增加，城市的空间范围迅速扩大。即便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徽州茶彻底转向上海出口，屯溪依然保持了它的茶业中心地位并日益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随着政策环境的变化，屯溪的实在区位条件发生了改变，但其经济中心地位依然恒常保持。通过分析这一脱节现象的前后原委，笔者指出，经济空间布局的演进过程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路径依赖”效应。茶叶生产需要大量季节性的劳动力，徽州茶业在发展过程中吸引了不少徽州妇女和外来茶工参与其中，但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在茶业不景气的时节，一部分外来茶工沦为匪盗，给社会治安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以往研究将此简单归结为商品经济所带来的世风日下或个别人员的道德沦丧，笔者通过分析茶工的来源、对比他们在城乡两地的生活境遇，指出这一社会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农村劳动力的结构性剩余：农村有足够的劳动力，却没有足够的产业资本来消化这部分劳动力。大量传世的徽州契约文书为我们探视民间的真实生活打开了一扇窗口。笔者利用茶地交易契约，估算了徽州茶叶种植的一般规模，进一步具体说明了徽州茶业的零碎化特点。同时，笔者通过考察徽州的分家契约，指出除了地貌的限制条件外，当地茶叶生产的零碎化也有其社会成因。徽州的分家，习惯上对家庭的主要利源财产不作分割，茶地的零碎经营使得它无法被归入不作分割的财产之列，结果在分家之后，业已零碎不堪的茶地再度被均分割裂，加剧了茶地在物质和产权上的破碎。
二、今年武汉教育改革“盘子”敲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今年武汉教育改革“盘子”敲定（论文提纲范文）
（2）陈洪音乐教育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 |
| 第一章 陈洪音乐教育实践的萌芽期—求学时期与广东戏剧研究所时期 |
| 第一节 求学时期 |
| 第二节 留法归国 |
| 第三节 新音乐思想 |
| 一、新音乐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二、新音乐思想产生的哲学基础 |
| 三、新音乐思想的观点 |
| 第四节 新音乐运动 |
| 小结 |
| 第二章 陈洪音乐教育实践早期(广州音乐院时期) |
| 第一节 创办私立广州音乐院 |
| 一、办学缘起 |
| 二、办学目标 |
| 三、课程计划和课程设置 |
| 四、教师和学生 |
| 第二节 重视音乐实践 |
| 第三节 创办《广州音乐》 |
| 第四节 重视音乐教育 |
| 第五节 专着和译介 |
| 第六节 音乐创作 |
| 小结 |
| 第三章 陈洪音乐教育实践的中期(上海国立音专时期) |
| 第一节 专注教学管理 |
| 第二节 引进固定唱名法担任公共课教学 |
| 第三节 创办音乐期刊 |
| 第四节 编译音乐专着组建管弦乐队 |
| 第五节 音乐创作 |
| 第六节 培养的学生 |
| 小结 |
| 第四章 陈洪音乐教育实践晚期—南京国立音乐院与南京师范学院时期 |
| 第一节 坚持音乐教育的师范性 |
| 一、培养目标紧扣“师范性” |
| 二、学制制订围绕“师范性” |
| 三、教材建设凸显“师范性” |
| 第二节 重视社会音乐教育 |
| 第三节 西方音乐的译介 |
| 一、选题考究 |
| 二、信达雅 |
| 三、选译作品的革命性倾向 |
| 四、关注音乐家的生活 |
| 第四节 音乐创作 |
| 一、讴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
| 二、饱含深情的艺术歌曲 |
| 小结 |
| 第五章 陈洪的音乐教育思想 |
| 第一节 专业音乐教育思想 |
| 一、教育救国 |
| 二、中庸之道 |
| 第二节 师范音乐教育思想 |
| 一、坚持师范性 |
| 二、师德是教师的根本 |
| 三、为师之道在于慈 |
| 四、一切从实际出发 |
| 第六章 陈洪音乐教育实践的总结及当下意义 |
| 第一节 陈洪音乐教育实践的总结 |
| 第二节 陈洪的“中庸”思想对当下我国音乐文化发展的意义 |
| 第三节 陈洪“师范性”理念对我国当下教育事业发展的意义 |
| 结论 |
| 附录一 陈洪创作的部分歌曲曲谱 |
| 附录二 陈洪履历表 |
| 附录三 后人对陈洪音乐教育实践的评价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日本儿童设计意识的养成与构建 ——以《啊！设计》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依据 |
| 第二节 研究背景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选题目的及意义 |
| 第一章 什么是《啊！设计！》 |
| 第一节 以“设计”为关键词的儿童设计启蒙电视节目 |
| 第二节 节目总体风格 |
| 一、节目组织 |
| 二、配乐 |
| 三、构图用色 |
| 第三节 节目板块设置 |
| 一、设计的观察 |
| 二、素描 |
| 三、拆解 |
| 四、天马行空 |
| 五、物品的视角 |
| 六、设计师 |
| 七、其余的45个板块 |
| 第四节 现有传播渠道 |
| 一、播放渠道：电视台、网络 |
| 二、活动推广 |
| 三、出版物 |
| 第二章 为什么做《啊！设计》 |
| 第一节 动机：设计的意识,每个人都必须要有 |
| 一、设计带动经济 |
| 二、经济发展促进生活设计的需求 |
| 第二节 推动力：日本政府推动下设计认知平台的搭建 |
| 一、政策机构推动,日本设计产业振兴会 |
| 二、设计意识形成,日本优良设计大奖 |
| 三、设计的延续,日本的儿童美术教育 |
| 第三章 《啊！设计》价值分析与反思 |
| 第一节 基础认知：必不可少的素养 |
| 一、观察能力 |
| 二、反向思维能力 |
| 三、创造思维能力 |
| 第二节 社会构建：不断扩展的设计 |
| 一、秩序性 |
| 二、设计师的传承者 |
| 三、社会问题 |
| 第四章 《啊！设计》与两次“あ”展 |
| 第一节 21-21designsight美术馆举办的“あ”展 |
| 第二节 富山县美术馆举办的“あ”展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国内博物馆儿童公共艺术教育现状综述 |
| 附录2 ：2018年5月富山县美术馆“あ”展访谈 |
| 一、采访“あ”展的美术馆负责人工藤俊先生的具体内容 |
| 二、对参观“あ”展的儿童和他们父母的采访内容 |
| 附录3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儿童公共设计教育提案 |
（4）调适与归属：兰州外来穆斯林女性的社会适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问题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框架及主要概念界定 |
| 四、研究地点及研究对象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现实价值与学术价值 |
| 第一章 西北社会转型下的穆斯林女性迁移 |
| 第一节 西北农村变迁与人口迁移 |
| 一、城镇化进程 |
| 二、户籍制度改革 |
| 三、农业改革及劳务输出 |
| 第二节 兰州:穆斯林女性寻找理想及归属之地 |
| 一、多民族杂居交融的古都 |
| 二、充满活力机遇的省会城市 |
| 三、有限的选择与家长的顾虑 |
| 第三节 多样的迁移途径 |
| 一、随迁型:与家人共同奋斗 |
| 二、自主发展型:在城市学习的单身女性 |
| 三、上进奋斗型:在城市工作的母亲 |
| 小结 |
| 第二章 进城后的调适策略与归属建构 |
| 第一节 不自觉的疏离 |
| 一、陌生城市里的熟悉家园 |
| 二、不变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归属 |
| 三、无形的界线与过客心态 |
| 第二节 被边缘化的女性群体 |
| 一、城市里的失学少女 |
| 二、社会分层及群体内部差异 |
| 三、公益机构及其对边缘群体的帮扶 |
| 第三节 融入城市化生活 |
| 一、品味的追求及对城市的归属 |
| 二、女性权益的重视 |
| 三、民族归属感的弱化 |
| 第四节 传统与城市文化的整合 |
| 一、民族传统与城市文化的交融 |
| 二、新的生活秩序 |
| 三、灵活互谅的人际交往 |
| 小结 |
| 第三章 女性教育与社会调适能力 |
| 第一节 20世纪90年代西北穆斯林地区的基础教育 |
| 一、女童教育落后的综合因素 |
| 二、家庭为主的传统女性规范 |
| 三、荣誉观念与性别区隔 |
| 第二节 21世纪初西北农村的女童教育改善 |
| 一、作为地方发展指标的女性教育 |
| 二、女童培养观念的转变 |
| 三、民族文化教育的现代化 |
| 第三节 女性教育与城市适应 |
| 一、就业市场的性别差异 |
| 二、语言、信息技术与适应能力 |
| 三、能动性的增强 |
| 小结 |
| 第四章 城市生活中婚姻策略的转变 |
| 第一节 穆斯林的传统婚姻策略 |
| 一、成人礼 |
| 二、家族及群体的事务 |
| 三、早婚习俗及其实践逻辑 |
| 四、女性成功及价值的象征 |
| 第二节 待嫁姑娘的婚姻策略 |
| 一、为逃避早婚命运而学习 |
| 二、自主与归属之间的张力 |
| 三、跳出传统婚姻束缚的尝试 |
| 第三节 已婚女性的家庭生活策略 |
| 一、“嫁得好”也要“干的好” |
| 二、家庭分工的改革 |
| 三、少生精养的育儿策略 |
| 小结 |
| 第五章 文化传统变迁下的女性归属重构 |
| 第一节 城市穆斯林的宗教习俗及其文化特点 |
| 一、和而不同的多元形态 |
| 二、宗教文化的理性实践 |
| 三、宗教对社会作用的再认识 |
| 第二节 文化自觉与性别文化重构 |
| 一、走出“厨房”的文化传承者 |
| 二、现代“贤妻良母”的新典范 |
| 三、全球化下的性别文化认同 |
| 第三节 服饰象征与归属重构 |
| 一、多重的象征意义 |
| 二、西北地区的实践及含义 |
| 三、传统与现代的糅合 |
| 小结 |
| 结论 |
| 一、个人调适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
| 二、女性能动性的探讨 |
| 三、女性发展与管理对策 |
| 四、迁移穆斯林女性的影响与贡献 |
| 五、都市迁移人口研究理论的思考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湖南省普通高中债务问题成因及化解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本研究选题背景 |
| 1.2 本研究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二章 湖南省普通高中债务现状 |
| 2.1 湖南省普通高中债务形成背景 |
| 2.1.1 办学规模迅速扩张 |
| 2.1.2 建设步伐明显加快 |
| 2.1.3 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
| 2.2 湖南省普通高中债务状况分析 |
| 2.2.1 债务数量趋势 |
| 2.2.2 负债结构分析 |
| 2.2.3 债务资金来源 |
| 2.2.4 债务资金投向 |
| 2.2.5 债务地域分布 |
| 2.3 湖南省普通高中债务的基本特征 |
| 2.3.1 体量规模庞大 |
| 2.3.2 偿债任务艰巨 |
| 2.3.3 债务消化困难 |
| 第三章 湖南省普通高中债务成因 |
| 3.1 政府办学责任的缺位造成债务管理的失位 |
| 3.1.1 未充分落实应尽的投入责任 |
| 3.1.2 未合理规划高中的发展空间 |
| 3.1.3 未很好地化解办学竞争压力 |
| 3.2 社会过高期望给普通高中发展带来过重包袱 |
| 3.2.1 社会和家长对名校过度追捧 |
| 3.2.2 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学校发展被动 |
| 3.2.3 普通高中背负了过多的社会责任 |
| 3.3 学校自身能力与现代治校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 |
| 3.3.1 学校办学自主权严重不足 |
| 3.3.2 受功利的政绩观影响较大 |
| 3.3.3 决策监督与追责流于形式 |
| 第四章 湖南省普通高中负债危害分析 |
| 4.1 债务包袱拖累了高中教育的健康发展 |
| 4.2 债务风险挫伤了广大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
| 4.3 债务压力传导给家庭增加了新的负担 |
| 4.4 偿债迟缓给社会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
| 第五章 湖南省普通高中债务的化解途径 |
| 5.1 落实政府在化债工作中的主体责任 |
| 5.1.1 全面清理、审计和锁定现有债务 |
| 5.1.2 转移项目建设负债利息支付责任 |
| 5.1.3 适当提高普通高中收费标准 |
| 5.1.4 把教师工资全额纳入财政保障范围 |
| 5.1.5 制定出台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 |
| 5.1.6 构建“管、办、评”分离的新型政校关系 |
| 5.2 增强学校在财务管理上的风险意识 |
| 5.2.1 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资金使用效益 |
| 5.2.2 理顺责任分工,提高内部管理效率 |
| 5.2.3 拓展筹资渠道,分担办学压力 |
| 5.2.4 转变办学理念,做好规划引导 |
| 5.3 推动社会力量监督参与 |
| 5.3.1 发动社会参与化债过程监督 |
| 5.3.2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高中学校建设 |
| 5.3.3 成立专门的化债教育基金 |
| 5.3.4 通过筹资融资提高化债能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幼小衔接中大班幼儿的心理压力研究 ——基于儿童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一、问题提出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目的 |
| （三） 研究意义 |
| （四） 概念界定 |
| （五） 文献综述 |
|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
| （一） 研究对象的选取 |
| （二） 研究方法的择定 |
| （三） 收集资料的过程 |
| （四） 分析资料的方法 |
| （五） 研究伦理 |
|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
| （一） 幼小衔接中幼儿心理压力源的描述与感受 |
| （二） 不同幼儿园幼儿关于幼小衔接压力感受的共性与差异 |
| （三） 无心理压力幼儿的个案描述与分析 |
| 四、讨论 |
| （一） 幼小衔接中幼儿主要心理压力源的成因分析 |
| （二） 幼小衔接中不同园所压力源差异的成因分析 |
| （三） 幼小衔接中幼儿压力感受的内隐心理分析 |
| 五、结论与教育建议 |
| （一） 结论 |
| （二） 教育建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7）人教版初中英语教科书中的国际理解教育内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1.全球化时代的发展需要 |
| 2.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发展的需要 |
| 3.英语学科渗透国际理解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 4.国际理解教育实践的需要 |
| （二）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1.研究目的 |
| 2.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1.国外关于国际理解教育内容的相关研究 |
| 2.国内关于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 |
| 3.英语教科书的相关研究 |
| （四）研究的设计 |
| 1.研究对象 |
| 2.研究问题 |
| 3.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
| 4.研究思路 |
| 一、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1.教科书 |
| 2.国际理解教育 |
| （二）理论基础 |
| 1.视域融合理论 |
| 二、研究结果的呈现与分析 |
| （一）教科书中国际理解教育内容的整体分析 |
| 1.教科书中国际理解教育内容的呈现方式的理念 |
| 2.教科书中国际理解教育内容的选择原则 |
| 3.教科书中国际理解教育内容的整体呈现与分析 |
| （二）教科书中国际理解教育内容的主题式呈现与分析 |
| 1.“国际议题”类选文分析 |
| 2.“国际文化”类选文分析 |
| 3.“国际联结”类选文分析 |
| 三、研究结论与建议 |
| （一） 研究结论 |
| 1.现存优势 |
| 2.不足之处 |
| 3.影响选文中呈现国际理解教育内容的因素分析 |
| （二） 研究建议 |
| 1.课程标准层面 |
| 2.教材编写层面 |
| 3.教师使用层面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8）变迁中的童年图景 ——乡村民众童年观念的社会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个人的童年史 |
| 二、童年与社会:透视社会变迁中的童年图景 |
| 三、反思现代性:现代童年观念的底层游弋 |
| 四、民众童年观念:改变只有一种童年观念的愿景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童年研究 |
| 二、中国背景下的童年研究 |
| 第三节 理论资源 |
| 一、新童年社会学 |
| 二、底层研究 |
| 第二章 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 |
| 一、研究范式:质性研究方法 |
| 二、收集资料:质性研究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 |
| 三、分析资料:建构主义的扎根理论 |
| 第二节 研究过程 |
| 一、研究对象的选择 |
| 二、进入研究现场与研究关系的建立 |
| 三、研究资料的收集与分析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与相关问题说明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二、年代选取依据 |
| 三、年代划分依据 |
| 第三章 家族主义取向的童年观念(30-40年代生人) |
| 第一节 传统时期的社会生活与童年生活 |
| 一、以家庭为单位的“吃地”生活 |
| 二、规规矩矩的“苦童年” |
| 第二节 乡村民众观念中的生育、抚育与教育 |
| 一、生育与生育观—“生孩子是家族的事情” |
| 二、抚育与抚育观—“拉哺” |
| 三、教育与教育观—“管” |
| 第三节 儿童观念 |
| 一、实然儿童:依附性的消极儿童 |
| 二、应然儿童:道德的儿童 |
| 第四节 以家为本位的童年观念 |
| 一、童年的社会期望边界—成家(模糊的时间域) |
| 二、童年的区隔机制—人情网络 |
| 三、童年的意义与价值:生的张扬与死的潦草 |
| 四、童年的责任—家庭劳动 |
| 第四章 集体主义取向与家族主义取向并存的童年观念(50-70年代生人) |
| 第一节 集体化时代的社会生活与童年生活 |
| 一、以集体为中心的艰苦生活 |
| 二、“看不见”的红色童年 |
| 第二节 乡村民众观念中的生育、抚育与教育 |
| 一、生育与生育观—“生孩子是国家的事情” |
| 二、抚育与抚育观—由拉哺转向呵护 |
| 三、教育与教育观—对学校教育的重视 |
| 第三节 儿童观念 |
| 一、实然儿童:独立的消极儿童 |
| 二、应然儿童:成就的儿童 |
| 第四节 双重取向的童年观念 |
| 一、童年的双重边界 |
| 二、童年的双重区隔机制 |
| 三、童年的双重意义与价值 |
| 四、童年的双重责任 |
| 第五章 个体主义取向的童年观念(80-90年代生人) |
| 第一节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以来的社会生活与童年生活 |
| 一、走向个体化的社会生活 |
| 二、多元化的童年生活 |
| 第二节 乡村民众观念中的生育、抚育与教育 |
| 一、生育与生育观—“生孩子是自己的事情” |
| 二、抚育与抚育观—“给孩子最好的” |
| 三、教育与教育观—“自由成长” |
| 第三节 儿童观念 |
| 一、实然儿童—独立的积极儿童 |
| 二、应然儿童—“自然”的儿童 |
| 第四节 以个体为本位的童年观念 |
| 一、童年的边界—下移 |
| 二、童年的意义与价值—独立的童年期 |
| 三、童年的无责任 |
| 第六章 童年观念的互动机制与变迁张力 |
| 第一节 互动性再生产:现代童年观念的底层遭遇 |
| 一、嵌入与再造—青春期的诞生 |
| 二、相反与相成—小儿“叫魂”与现代医疗 |
| 第二节 在张力中前行—童年观念的变迁 |
| 一、谁是儿童?—可伸缩的童年边界 |
| 二、何以区隔?—走向制度化 |
| 结语—有守方有为:另一种童年观念 |
| 附录A:访谈人员信息表 |
| 附录B:访谈提纲 |
| 参考文献 |
（9）文化排斥：学校教育进行底层社会再生产的机制 ——基于武汉G中学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学校教育中的文化冲突与底层社会再生产 |
| 1.1 问题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设计与实施 |
| 2 游离与暴力：底层学生与学校课程知识及文化资本之间的冲突 |
| 2.1 学校课程知识的理想类型：学业成功的基本要件 |
| 2.2 试图游离：底层学生与学校课程知识之间的冲突 |
| 2.3 符号暴力：底层学生与学校文化资本之间的冲突 |
| 2.4 本章小结 |
| 3 规范与抗拒：底层学生与学校道德规范之间的冲突 |
| 3.1 核心与边缘：学校道德规范的基本结构 |
| 3.2 文明与脏乱：底层学生与学校礼仪、纪律之间的冲突 |
| 3.3 威严与嬉戏：底层学生与辅助性德育活动之间的冲突 |
| 3.4 权威与抗拒：底层学生与学校教育权威之间的冲突 |
| 3.5 本章小结 |
| 4 排斥与规训：学校教育中文化冲突的社会后果 |
| 4.1 社会排斥：学校教育中文化冲突的社会阶层再生产后果 |
| 4.2 社会规训：学校教育中文化冲突的社会秩序合法化再生产后果 |
| 4.3 本章小结：社会阶层与社会秩序合法化的再生产 |
| 5 不平等的阶层结构与文化支配：学校教育中文化冲突的社会根源 |
| 5.1 中上阶层的文化支配：建构学校主流文化的结构性力量 |
| 5.2 底层社会的家庭教育：形塑学生文化能力与惯习的结构性力量 |
| 5.3 本章小结：结构性力量作为学校教育中文化冲突的本质 |
| 6 结语：理论对话与对策建构 |
| 6.1 理论对话：学校教育承担底层社会再生产功能的中国模式 |
| 6.2 对策建构：改善底层学生不公正教育命运的文化空间 |
| 6.3 余论：本研究的不足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后记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观察提纲 |
| 附件2 访谈提纲（教师用） |
| 附件3 调查问卷（学生用） |
（10）明清以来徽州茶业及相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徽州及徽州茶业的研究现状 |
| 第一节 已有学术史之学术史 |
| 第二节 海外徽州研究学术脉络的梳理 |
| 1. 前区域史时期 |
| 2. 区域史角度的切入 |
| 3. 宏大论题观照下的探讨 |
| 4. 日常生活史的展开 |
| 5. 从社会分期到实态构造 |
| 6. 韩国和港台地区的徽州研究 |
| 7. 小结 |
| 第三节 徽州茶业研究文献述评 |
| 第四节 关于本论文 |
| 1. 研究思路 |
| 2. 章节安排 |
| 3.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松萝山、松萝茶与松萝法—清中叶以前徽州名茶历史的初步梳理 |
| 第一节 对松萝及徽州茶业早期历史的已有研究 |
| 第二节 明以前徽州茶业的历史 |
| 第三节 松萝茶创制时间的再考证 |
| 第四节 松萝法及其传播 |
| 第五节 闵汶水及其文人唱和 |
| 第六节 从冒名松萝到统名松萝 |
| 第七节 结论 |
| 第八节 附识 |
| 第二章 徽州六县的茶叶栽培与茶业分布—基于民国时期的调查材料 |
| 第一节 徽州茶叶栽培和茶业分布的自然条件 |
| 第二节 徽州地区的茶树栽培技术 |
| 第三节 徽州六县茶业的空间分布 |
| 第四节 分析与结论 |
| 第三章 从枝头到市场—清、民国时期徽州茶叶加工技术初探 |
| 第一节 绿茶的初制工艺 |
| 第二节 绿茶的精制工艺 |
| 第三节 红茶的初制工艺 |
| 第四节 红茶的精制工艺 |
| 第五节 清代制茶场景之推想 |
| 第六节 结论 |
| 第四章 屯溪地位的确立—来自茶业周边产业的证据 |
| 第一节 远在广州的拉力 |
| 第二节 周边产业的集聚 |
| 第三节 生活服务产业的跟进 |
| 第四节 分析和结论 |
| 第五章 徽州茶叶的生产场景及相关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采茶与初制之场景 |
| 第二节 茶号中的场景 |
| 第三节 茶号中的妇女及相关社会问题 |
| 第四节 外来茶工及相关社会问题 |
| 第五节 分析和结论 |
| 第六章 产权视角下的徽州茶农经济 |
| 第一节 产权交易中的茶地规模 |
| 第二节 收获物的支配方式 |
| 第三节 茶地产权的继承与分割 |
| 第四节 结论 |
| 第七章 结束语 |
| 第一节 本项研究的基本结论 |
| 第二节 本文的不足以及对后续研究的瞻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1:鲍伦法老人采访记录整理稿 |
| 附录 2:徽州研究相关英文论着目录 |
| 附录 3:徽州研究相关日文论着目录 |
| 附录 4:徽州研究相关韩文论着目录 |
| 附录 5:徽州研究相关港台论着目录 |
四、今年武汉教育改革“盘子”敲定（论文参考文献）
- [1]学校制度生活的审视与反思 ——基于J小学的田野调查[D]. 金羽西.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陈洪音乐教育实践研究[D]. 温跃强.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3]日本儿童设计意识的养成与构建 ——以《啊！设计》为中心[D]. 顾秋红. 南京艺术学院, 2018(02)
- [4]调适与归属：兰州外来穆斯林女性的社会适应研究[D]. 苏慕瑜. 兰州大学, 2018(10)
- [5]湖南省普通高中债务问题成因及化解对策研究[D]. 彭志远.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2)
- [6]幼小衔接中大班幼儿的心理压力研究 ——基于儿童视角[D]. 刘洁红. 东北师范大学, 2017(02)
- [7]人教版初中英语教科书中的国际理解教育内容研究[D]. 任晶晶. 西南大学, 2017(02)
- [8]变迁中的童年图景 ——乡村民众童年观念的社会学研究[D]. 王友缘. 南京师范大学, 2014(01)
- [9]文化排斥：学校教育进行底层社会再生产的机制 ——基于武汉G中学的实证研究[D]. 王欧. 华中科技大学, 2011(07)
- [10]明清以来徽州茶业及相关问题研究[D]. 邹怡. 复旦大学, 20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