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单一货币与多彩文化（论文文献综述）
王力[1]（2021）在《现代性视域下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启蒙时代以来,现代性问题逐渐发展为普遍的全球性问题。从个人层面来看,现代性导致了价值理性的丧失、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的缺乏以及生活意义的消解等一系列内在矛盾和困境;从社会层面来看,现代性带来了贫富分化、生态危机、恐怖主义等深层危机。整个世界都深受普遍焦虑和不确定性的影响,从而带来“现代性之隐忧”。马克思“共同体”思想,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面临的现代性问题的深刻反省与批判,蕴含着马克思对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追求,是马克思对现代性问题深层解剖、批判性思考的理论结晶,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将为回应、反思和批判现代性问题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打破了人们对“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依赖。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宗教改革,都把目光聚焦在个体解放和个体独立之上,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是以抽象的“个人主体性”为基本取向的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导致了“个体”与“共同体”的两极对立,从而使现代人遭遇了根本性困境。本文就是要在现代性视域下,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代生成、现代性奠基、现代性批判、现代性意义进行总体性考察,最大限度释放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批判力和解释力,从而探索克服现代性问题的现实道路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纵深推进马克思共同思想的研究将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因此,本文立足于马克思经典文本,从现代性的视角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展开深入研究,将为促进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结合点和实践生长点。全文除去引言共分四章:第一章梳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和社会背景,厘清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代生成脉络。从思想史来看,亚里士多德“城邦共同体”、卢梭“契约共同体”、黑格尔“伦理共同体”、费尔巴哈“爱的共同体”和赫斯“自由共同体”思想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马克思。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瓦解了传统共同体,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冲突加剧,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这些因素促使马克思提出了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理念相一致的“共同体”思想。第二章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代性奠基进行分析,为后文论述如何克服现代性困境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一方面,明晰马克思辩证法、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意义,将为构建共同体提供了根本的思维方式、科学的历史观基础以及现实的切入点。另一方面,通过对个体与共同体、共同体与社会以及虚假共同体与真实共同体三个维度的比较分析,来阐释马克思“共同体”概念的内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人类历史发展的“三阶段”理论视域下共同体思想的深化与人的自我理解方式的深刻变革。第三章深入探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所凸显出的现代性批判内容。现代性发展为人类通向文明之路创造一切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危机。马克思通过诊断现代性病症,集中对现代性的三种形式——异化劳动、市民社会及资本逻辑展开批判,指出现代性批判的本质是资本逻辑的批判,并说明这是面向“当代的普遍问题”。只有破除货币和资本等抽象力量对人的统治,超越“个体”和“共同体”的抽象对立,进而实现“真正的共同体”,现代性的困境与难题才能得以真正破解。第四章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代性意义进行多角度挖掘和阐发。一方面,围绕“个体和共同体的分裂”这一重大问题,马克思哲学展开了与当代哲学的理论论争,其共同体思想优于共同体主义和自由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以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哲学流派对该问题的理解,并为现代社会重新奠定了价值规范基础,彰显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最根本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在当今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诸多问题和挑战的背景下,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精髓要义,为解决资本主义现代性困境提供了“中国智慧”,凸显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所具有的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终极关怀。在意义维度上,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不仅在理论内涵上得以充盈,同时其蕴含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旨趣又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实践充分彰显出来,由此,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将在现时代背景下获得进一步的推进和深化。
郑凯[2]（2021）在《“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是整个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进行的一系列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与改革实践,都是在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演变而成的各种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模式,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和现实启示意义。在上世纪所有东欧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模式中,“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而且在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改革历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1968年春,在捷克斯洛伐克兴起的“布拉格之春”经济改革实践运动,是由当时担任捷共中央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的奥塔·锡克设计的“社会主义计划性市场经济理论”作为理论指导和实践方案,通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来实行国民经济的宏观收入分配计划,希望改变国内经济萎靡、停滞不前的消极状态,试图彻底挣脱僵化的苏联模式中沉重的形式主义枷锁和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体制牢笼,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发展探寻另一条适合本国实际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由于理论本身的局限和客观条件的制约,以及国内外局势的不稳定等因素,这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极具影响力和突破性的经济改革实践,最终被苏联政府联合其他华约国家的军事武装力量彻底镇压和扼杀了,不得不以失败告终。尽管“布拉格之春”的失败已成历史,但是“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中蕴含的先进性思想和突破性进步也是不可抹去的事实。尤其是锡克主张的在市场机制基础上制定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宏观收入分配计划,以及他着重强调的企业自主管理的独立性等核心内容,相比“兰格模式”和其他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模式,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和研究价值。实际上,究其根本原因来说,“锡克模式”的历史局限除了理论本身的不足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无法彻底摆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两极世界格局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各种束缚,即使仅仅是在经济领域的改革措施,都会由于苏联政府当局的极度敏感将其扭曲为政治变革的倾向,在这种政治高压下实现经济改革的创新突破几乎为不可能,只能更加放大和凸显出“锡克模式”潜在的乌托邦性质和理想主义色彩。本文通过对“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系统研究,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进程,试图为新时代下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进方向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远景目标所面临的改革发展难题,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发。具体来看,全文一共包含六个章节的内容。第1章是绪论部分,简要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方法和思路、创新之处与不足。其中,着重从宏观角度介绍了国内外专家和学者对“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现状,因为大量阅读相关文献和着作,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论述来说是尤为关键的必要前提。第2章主要回顾了“锡克模式”形成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渊源。在阐述“锡克模式”产生的历史背景时,首先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状况作了简要概述,然后指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失败是促使国内经济亟需改革的主要原因,由此引出捷共进行“布拉格之春”经济改革运动的必要性和前因后果。在追溯“锡克模式”的思想渊源时,主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再生产理论和按劳分配理论,以及“兰格模式”中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社会主义中央计划模拟竞争市场和按劳分配为主体与社会分红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等内容进行详细分析。第3章则重点论述“锡克模式”的主要内容及本质特征。其中,主要内容包括:从生产和投资的信息化与利益化、反对垄断利润的剥削和制定自由竞争的价格三个方面论述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市场机制;从宏观平衡与微观平衡的区别、生产的可靠性预测和分配的约束性计划三个方面具体分析国民经济的宏观分配计划;从主要表现在生产和投资的决策权以及经营利润的支配权阐述社会主义企业的独立性。而本质特征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利益矛盾需要市场机制调节;计划、市场与工人自治相结合的“第三条道路”。第4章是通过对比分析的方法,辨析“兰格模式”与“锡克模式”之间的共性与不同,并进一步阐释“锡克模式”相对于“兰格模式”来说具备的进步与完善之处。其中,共性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以公有制为前提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源的有效配置;改革措施的制定均涉及市场机制的作用问题。而不同之处则体现在:中央计划职能范畴的认识、市场价格形成的看法以及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作用范畴的观点上的不同。通过对比之后发现,“锡克模式”是对“兰格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与超越,主要体现在锡克不仅提倡“资本中立化”的劳动联合体和主张宏观分配计划下的市场机制,还主张应消除国家的绝对垄断来确保制定自由竞争的市场价格。第5章是客观地评析“锡克模式”所体现出的理论价值、时代进步性和历史局限性。首先,“锡克模式”的理论价值主要包括: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传统观点具有重要突破;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与道路。其次,“锡克模式”的时代进步意义在于:有利于革除苏联僵化模式的弊端;有助于摆脱经济危机的阴影;有益于实现激进式改革向渐进式改革的平稳过渡。第三,“锡克模式”的历史局限性则表现在:苏联模式主导下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与政治高压;忽略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与商品经济的实质关系;经济改革运动的发起条件和时机尚未成熟。第6章的内容意在总结“锡克模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发展的重要启示。首先,应注重权衡中央计划管理和市场机制作用的优势与弊端。不仅要严厉抵制政府权力绝对化、集中化和垄断化的腐败现象,进一步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还要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次,实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和开拓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必须加快建设更高标准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坚持和平与发展前提下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发展的独特优势。第三,科学认识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要正确看待公平与效率之间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在共享发展理念的视角下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王慧[3]（2021）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基于学术史的考察专业:政治学理论指导教师:马雪松教授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马奇与乔罕·欧森从组织理论的立场将长期受到忽视的制度和制度分析带回政治科学的主流议程,大批学者由此汇聚到新制度主义这面旗帜下并开启了新的研究篇章,以至有人开始高呼:“现在我们都是新制度主义者了”!然而,新制度主义的强劲发展一度令置身于制度结构之中的行动者黯然失色,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约束性功能,其本身蕴含的使动意味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迎来观念转向的浪潮,众多学者纷纷加入观念议题的讨论。这一变化对制度分析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表现为各个流派愈益关注观念,更为关键的是,以观念和话语为理论基石的建构制度主义得以兴起。如此一来,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或观念转向议题进入了政治学的中心地带与前沿领域。“观念很重要”似乎已经人尽皆知,但要问观念究竟是什么却又出现聚讼纷纭、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从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有必要首先为观念这一核心概念确立基本的分析维度。观念是各类行动与社会变革的先导,因而观念一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课题,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观念的重要性。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而言,很多学者为观念的界说付出了努力,综合来看,包含类型、层次、要素、形式在内的观念的划分都可以归纳为观念的结构要素,表示观念孕育于特定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制度结构及社会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观念无法凭空产生或存续,需要依附于特定的行动者并经由传播观念的话语、叙事、框架等呈现机制才能切实发挥作用。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是贯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核心主线。从辩证的立场来看,观念即是制度,制度即是观念。本文从两个角度论述观念等同于制度的观点。从既定结果来看,某些观念性要素具有制度的属性,从转化过程来看,某些行动者的观念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制度和政策。观念影响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制度也会影响观念的生成、维系和变迁,但这两条进路又有着本质区别与研究侧重。观念议题回归新制度主义并不是政治科学领域观念与制度相结合的首次尝试,而是有其深刻根植的历史脉络,观念与制度同等重要以及密切互动的观点可上溯至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以观念复归作为切入点并扩大分析视域可以发现,观念研究在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兴起、衰落、复兴的转折时期,对其加以考察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前因后果。传统政治学研究中观念与制度相互交织在一起,旧制度主义虽然部分承袭了此前观念研究的传统,但偏向于对制度和观念予以宏观探讨与静态描述,旧制度主义的局限以及随后大行其道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主导了观念研究的衰落,不过这一时期仍然产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念性成果。观念的复兴发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聚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转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均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加深了对观念的理解,但各个流派的观念转向有其独特性。建构制度主义代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观念维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一流派的分析基础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性或双重性,不确定性,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建构制度主义仍处于发展过程中,遵循建构逻辑而依次成长起来的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修辞制度主义和沟通制度主义均可被视为其内部的取向。理论的变革无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与回应,脱离现实的理论往往是空洞的和盲目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生观念转向的关键原因在于,既有的制度分析框架无法为某些现实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转向可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加以思考。一方面,观念转向促使各个流派加强对话交流与认同意识,缓和了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张力,随着观念研究的逐渐深化,制度分析的视野得到相应的拓展。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离不开对规范和价值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立足日常经验反思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带来的深刻启示时,有必要审视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好的观念和好的制度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努力追求的目标。结构制约能动,能动生产结构,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最终落脚于行动者。如何更好地建构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使由行动者建构的制度更好地发挥约束和使能作用,是一项需要加以认真和审慎探索的课题。
康丽娜[4]（2021）在《文明交往视阈下的布哈拉汗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亚地区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且地处欧亚大陆的通衢之地和各大文明交汇之处,毗邻中国、俄罗斯、伊朗、阿富汗等地区大国或形势动荡之地。近年来,随着中亚地区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占据着愈发重要的地位,世界各主要行为体高度重视并积极扩大自身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自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首先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中亚地区的关注急剧上升,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领域。不过,我国在中亚各国的政治体制、外交政策、军事安全、经济合作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而对历史、文化等议题的研究非常有限。一直以来,有关中亚文明史的研究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薄弱领域。本文从历史学角度出发,采用文明史的研究路径和区域史的叙述框架进行写作。从理论分析来看,本文的研究立足于中国自己的世界史学派——文明交往理论,从而有助于在国际学术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加强话语权。因此,本文以布哈拉汗国（以下简称“汗国”）为研究主体,围绕制度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四个方面,对近代中亚地区内、外交往的背景、历程及影响进行系统论述,进而深入探讨中亚近代文明的形成原因、发展规律和演变特点。布哈拉汗国史是研究中亚近代文明史的重要内容。本文从文明交往的视角出发,主要论述布哈拉汗国的历史演变,并试图揭示中亚近代文明形成和演变的动因、规律和特点。全文由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构成。绪论部分说明选题背景和意义,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研究目标与方法,指出创新之处与重难点,并对文明交往与中亚近代文明史的特点加以阐释。第一章概述了汗国的文明交往变迁史。布哈拉汗国国祚400余年,历经昔班尼王朝、扎尼王朝和曼格特王朝的更迭,其历史进程与中亚近代史基本同步。16世纪初,在成吉思汗后裔昔班尼的统帅下,乌兹别克游牧民南下河中地区建立布哈拉汗国。自19世纪开始,封闭且落后的汗国在曼格特王朝的统治下逐渐成为英俄在亚洲争霸的焦点。最终,俄国于1868年彻底征服汗国,使之沦为自己的附属国。总之,布哈拉汗国经历了兴盛、发展、衰落、沦为俄国附属国的历史变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中亚近代史的演变规律。第二章分析了汗国制度文明交往的特点及演变。本章主要从政治军事制度、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三个方面来解读汗国制度文明的特点。汗国的制度文明经历了继承、融合、形成和完善的演变过程,以传统伊斯兰国家的制度为根基,借鉴游牧帝国的管理体制,因地制宜,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推动中亚近代制度文明的建设。第三章论述了汗国物质文明交往的曲折性和进步性。首先阐述了社会经济变革的主要动因,然后分别探讨了农业经济的转型、工商业及贸易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变化等问题。一直以来,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往贯穿于整个中亚文明史进程,是中亚社会经济变革的主要动力。另外,俄国的统治也是包括布哈拉汗国在内整个近代中亚社会经济变革与发展的催化剂,致使汗国的社会经济发生根本性变革。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汗国社会经济领域的渗透,导致汗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传统的宗法制和自然经济体系逐渐瓦解。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讲,汗国的社会经济实现了跳跃式发展。但就本质而论,这种发展是以俄国殖民掠夺为前提的。第四章阐述了汗国多元宗教文化的融会与变迁。布哈拉汗国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其主导文化是以苏非主义为特征的伊斯兰文化。自古以来,中亚地处欧亚文明的核心地带。在中亚文明交往史上,中亚地区曾多次遭受异族入侵,甚至还有的民族在这里建立过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这种频繁的入侵与外族统治却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诸多不同文明在中亚的交往。因此,在保持自身文明特色的同时,中亚文明还不断学习、吸收和融会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文化是文明交往的重要标尺。随着近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布哈拉汗国的文化也随之衰败。然而,从微观层面来讲,由于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汗国的文化变迁既有发展与繁荣,也有停滞与衰败。第五章探讨了汗国对外交往的背景和进程。首先简要介绍了汗国对外交往的背景。然后重要论述了汗国与俄国之间的关系演变,从平等外交过渡到不平等外交再到附属关系的彻底转变。最后讨论了布哈拉汗国与周边的希瓦汗国、浩罕汗国、波斯、印度和奥斯曼帝国的广泛交往。总之,布哈拉汗国的对外交往具有明显的地缘特点,暴力与和平两种形式交替展开。汗国的对外交往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也更加丰富了中亚近代文明史的内容。结语部分对全篇进行总结,从文明交往论的角度出发,指出布哈拉汗国历史演变主要取决于生产力、地缘、宗教和国家四大因素。生产力是人类文明交往的根本动力。中亚地区没有适宜发展社会经济的环境和条件,落后的生产力导致布哈拉汗国最终被俄国所占领,其历史命运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文明交往的一个重要地区。以布哈拉汗国为代表的近代中亚地方政权依旧受制于地缘因素,其历史演变始终与大国命运息息相关。中亚地区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近代中亚的宗教中心,布哈拉汗国的宗教价值系统带来的强烈文化政治归属性始终贯穿于其历史进程中。一直以来,中亚地区少有形成长期稳定且人口众多的大国,近代诸汗国并存的局面从整体上削弱了中亚的实力。再者,布哈拉汗国的历史演变对中亚文明交往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宗教文明交往而言,布哈拉汗国较完整地保留和传承了中亚传统的伊斯兰文明体系;从民族文明交往而言,布哈拉汗国是今天乌兹别克民族的文明生根之地;从对外文明交往而言,布哈拉汗国体现了中亚文明交往的多元融合属性。
梁梦越[5]（2021）在《中高级阶段来华留学生汉字文化教学调查研究》文中指出
王智洋[6]（2021）在《空间视阈下当代中国历史街区的文化建构》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保存有大量文物古迹、地方文脉并能较为完整体现出传统生活状态的历史街区,逐渐成为当下人们的关注焦点。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历史街区展开的相关改建工作,经历了由过往旧城改造中的拆旧建新与仿古热潮,向小尺度、微循环、渐进式有机更新的认知与实践转变。虽然其的主要模式与演化路径不断发展演进,但客观现实中政策规划、法律法规的缺失与商业要素的无序繁殖,依然在此过程中引发了地方文化消逝、群体认同淡化、商业开发同质化等一系列问题。究其原因,过往我国的历史街区改建遵循的多是一种“物质-精神”二元对立认知;其在将工作重心聚焦于历史街区物质形态与精神面貌的同时,却忽视了街区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具有实用性、经验性、延续性特征的社会人文内涵。作为一种供人居住生活的空间形态,我国的历史街区具有着由物质性、精神性、社会性三重维度共同构成的空间结构属性;而当代城市更新背景下对之展开的文化建构,则是一种贯穿于其空间营建、空间叙事、空间消费环节的综合性空间生产活动。首先,对文物古迹外在形态风貌的修缮保护、对遗存布景等叙事景观的还原、与以物质为载体的消费活动,共同构成了历史街区文化建构中的物质空间维度。其次,精神空间维度的文化建构既是对历史街区中情感观念、集体认同、地方风俗等抽象要素的维系和延续,也包含着对隐藏于街区空间中的各种人文叙事文本的当代重置,并由此使之与当今大众的审美、怀旧、娱乐、教育等消费诉求相契合。最后,物质与精神层面的文化建构在历史街区的社会空间维度进一步交汇,并分别体现为对活态文化遗产的融合与传承、对社会生活状态的空间叙事再现,以及以体验性社会参与为基础的空间消费等不同层面。同时,由封闭的围合状态、生产逻辑的强势地位、传统地缘亲缘关系的隐退、原住民人口的大量迁出等引发的历史街区公共属性淡化、人际关联衰退、情感内核消散和消费精英化趋势等问题,在本质上均是一种空间异化现象。因此,空间视阈下展开的当代中国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理应处于一种辩证统一的状态之中。相关的实践工作不但要在历史街区物质性、精神性、社会性空间维度的融合交织中,凸显其的活态性、属人性本质与多层次、多环节的原真性内涵;也需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多元话语的互动、博弈与协调中,推动其相互补充、彼此制约并以此达成空间权益的动态平衡。
邢斯达[7]（2021）在《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创造出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国家综合实力得到明显提升。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尤其是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问题接踵而至,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也随之陡增,致使我国对外贸易受到了巨大冲击。伴随着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战略决策,通过国内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向更高层次迈进。近年来,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提升,对于社会产品服务的需求结构正处于由物质型消费转向服务型消费为主的进程中,直接表现在对医疗、教育、养老、文化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加。然而,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卫生、教育、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等社会型基础设施供需矛盾正日益凸显,出现了诸如城镇医疗设施覆盖不足、医疗秩序混乱、就医环境差,教育设施短缺、设备简陋等社会型基础设施供给不完善的问题。社会型基础设施是政府提供医疗、科技、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的主要载体,其供给水平直接影响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及在新时期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的背景之下,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完善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政策,提升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实际作用效果,更为有效的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动能是本文主要思考的问题。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目前学术领域关于基础设施的研究多数集中在经济型基础设施,相对忽视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关注,基础设施政策的效果评价类文献更多将研究重点集中在经济效应方面,对其产生的社会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关于社会效应的文献集中在贫困减缓、收入差距减少等单一目标的研究。随着新时期社会环境的复杂变化,仅仅依靠单一目标作为基础设施政策评价的政府目标和责任体系构架已经与实际需要不相符,基础设施政策的评价体系应从传统的以单一效应目标转向多效应综合目标体系的构建。此外,现有文献更多将基础设施作为一个整体,或者对整体中的单一类型基础设施展开研究,相对缺少从基础设施结构角度出发的文献,如对不同类型基础设施政策实施效果对比的文献。随着时间空间等因素的变化,不同类型基础设施的政策效果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有效提高政府部门基础设施投资资金的整体使用效率,理应从相对动态的角度对基础设施的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判断。目前对于基础设施存量,包括社会型基础设施存量的估算缺乏官方统计数据,现有文献更多运用基础设施的替代变量作为政策效果的评价指标,指标选取方式主观性较强,运用基础设施的存量数据能够更为客观的判断基础设施的政策效果。根据上述背景,本文立足于以人为本的思想,以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为支撑,在考虑政策经济效应的同时兼顾社会发展目标,将研究重点放在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双效应方面,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的作用路径、影响机制、变化趋势等展开研究。本文引入基础设施政策结构性调整的思路,充分考虑到时间和空间因素,对经济和社会两类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分地区、分时间得出了一些细化的结论,相对丰富了基础设施结构性调整类的文献。此外,本文对我国历年各类型基础设施存量进行了估算,并以此作为实证分析的主要数据支持。本文主要分析部分安排如下:首先,本文对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作用机理和内在作用机制进行探究。运用历史数据直观描述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主体、项目资金来源变化、占城镇投资比重变化、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变化的发展事实。对我国四类社会型基础设施构建供需协调发展模型进行测算和分析,明确了我国四类社会型基础设施实际的供需协调等级和供需现状,通过永续盘存法估算全国层面和省际层面的社会型和经济型基础设施存量,为实证分析提供相应的现实背景和数据支持。其次,本文分三部分进行实证分析。经济效应的实证方面,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传导路径进行实证分析,通过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综合考虑官员晋升压力、资源禀赋和金融市场等因素,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区域异质性进行考察。社会效应方面,科学设计了涵盖社会公平、生活秩序、社会稳定等因素的和谐社会综合指标作为衡量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基础数据,对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外部性以及外部溢出效应进行衡量,分时间、分区域对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经济和社会综合效应方面构建经济社会综合评价指标,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社会效应以及经济社会综合效应进行了测度,对其动态变化进行分析。此外,考虑到经济型基础设施和社会型基础设施的作用效果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在实证部分进一步分析了两类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的影响差异,为社会型基础设施更好的改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借鉴。最后,根据本文的分析结论,针对如何完善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1）社会型基础设施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作用产生经济效应,其经济效应整体呈正向效果。（2）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效果显着,且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3）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整体处于上升趋势,其实际效果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4）两类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实际作用效果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以及各自的比较优势。（5）我国四类社会型基础设施供需协调等级整体呈上升趋势,实际供需情况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总的来说,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具有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应,与经济型基础设施的作用效果相比,在不同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基础设施投资政策上,要提升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增加社会型基础设施的政策重视,加强中央和地方社会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完善社会型基础设施的整体供给水平。在政策调整时,要充分考虑区域差异,根据实际需求情况调整我国现有基础设施投资政策,考虑新时期、新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新因素,综合制定基础设施政策目标和投资方向,建立动态的基础设施政策决策机制,对政策效果进行综合性动态评估,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更为有效的发挥政府的政策职能。
赵达[8]（2021）在《目的论指导下的Distributed Creativity-How Blockchain Technology Will Transform the Creative Economy（Chapters 1-5）汉译实践报告》文中认为社会高速发展,科技时代已经来临,区块链技术与经济发展联系愈加紧密。区块链起源于比特币,但随着发展,已经不是单一的货币应用,它已经渗透到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因此,做好区块链经济翻译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有助于经济的发展。原材料属于科技文本的一种,具有客观、准确的特点,有一定的专业术语。译文一般要求语言简洁、规范,通俗易懂,具有可读性。目的论的核心是:翻译过程的最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符合源文本翻译特点。在目的论的指导下,本研究根据源文本特点,从词汇、句法、语篇三个层次出发,分析具体实例,探讨如何准确翻译区块链经济文本,论述在翻译过程中所使用的翻译技巧。通过此次翻译实践和总结,译者对科技文本的翻译技巧有所掌握,同时,希望为区块链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帮助。
朱琳烨[9]（2021）在《杰森·摩尔“世界-生态”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世界—生态”观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根植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中的两个过程,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特性的无限制的积累与牟利,从而对作为资本主义外部的自然产生无限攫取的不合理要求。另一方面,为了维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的稳定和非法地位,以便保证核心区域的繁荣与垄断;“世界—生态”是由“世界”、“生态”及“—”三部分构成,杰森·摩尔从生态哲学视角揭示了生命网络是怎样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之下被暴力和破坏性的手段征服,一步步的沦为廉价的“物”。“廉价”代表了整个资本主义生态系统得以顺利进行的机制,即把人类和自然都看作是无偿的廉价物。这种机制通过将劳动、货币、食物、能源、关怀、自然和生命在内七种廉价物的整个生命网络的“廉价化”,这种廉价化使得社会概念下的人与自然都付出了代价,资本主义在历史的形成和当下的发展都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失衡问题,即廉价的极限,越是通过尽可能的压低廉价物的价格,自然越是需要支付高昂的资本来维持资本的运行;“世界—生态”观不仅仅将视域集中于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用来解释欧洲资本主义崛起的本质及影响和第三世界困境的历史渊源,更多的倾向于将自身理解为一种全新的组织原则,将人类与地球上生命网络中的所有成员的复杂关系看作一个整体,更关切自然与星球的未来,资本主义生态需要在“世界—生态”观的指导下进行变革,并对生命网络进行补偿与重建,进而人们可以在生态平衡与恢复中的工作空间下进行愉悦的劳动;“世界—生态”观不仅重塑了马克思的价值概念,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与理论框架,更为我国对生态文明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展示了多角度的可能性,但“世界—生态”的理论局限性也十分明显,它的分析主要建立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并将生态因素作为人们政治行为中的决定性因素,这使得当代资本主义和自然的复杂关系只拘泥于其宏伟统一的理论,表现出浓厚的浪漫主义理论倾向。
郑志全[10]（2021）在《制度环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路径,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其微观基础。在全面推进深化改革、推动经济转型的同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亦是重中之重。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市值已居世界第二位,然而在投资者中出现了大量实体企业的身影,不免让人担忧经济脱实向虚,推高经济风险。因此,探究制度环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为制度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就成为当前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正是基于此,本文从企业投资行为相关主体的视角出发,并结合中国经济转型背景选取产权制度、市场退出制度和文化环境来表征企业金融化所面临的制度环境,进而展开了详实的探索和研究。首先,本文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环境的现状,提炼出主要问题。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经济金融化加剧的现实引发了极大的关注,与此同时中国的制度环境在不断改善,由此引出主要的研究问题:制度环境与企业金融化之间是否存在理论和统计意义上的关联?两者之间存在何种关联?进一步从企业投资相关主体视角将制度环境展开,上述问题变得更为具体:当前中国企业产权制度是否造成了不同所有制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差异?市场退出制度扭曲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文化环境是否是企业金融化的非正式制度动因?对这些问题的回应阐释了制度环境与企业金融化行为之间的关联,并为从制度环境角度解决企业金融化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这也是本文研究意义所在。其次,依据上述问题,本文对企业金融化和制度环境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甄别、回顾和研读,明确了核心概念与研究范畴,形成了相应的理论逻辑。文献整理先从内涵、测度、动机、效应等维度对企业金融化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述,后又从制度和制度环境的内涵演进、制度环境的经验研究两个方面对制度环境文献进行了详细梳理。文献评述和概念界定部分总结了企业金融化的不同定义及区分,明确了企业金融化的概念;同时辨析了制度环境的不同研究方式,界定了制度环境的研究范畴。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第三章结合中国经济转型对制度环境的改变进行了剖析,之后又从金融制度变迁视角阐述了企业金融化行为的演变、现状、制度逻辑和效应。再次,本文在掌握了相关文献、研究背景以及相应理论的基础上,对重点研究问题结合现实情境展开了详实的逻辑与实证分析,主要有三大部分:（1）第四章以融资歧视为例探究了企业产权制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本章基于“融资歧视理论”和“实体中介理论”,从银行信贷、股权融资、商业信用三个渠道,对融资歧视改变两类企业要素合约交易成本和流动性需求进而强化流动性储蓄动机以及收益追逐动机的逻辑机制进行了分析,并相应地提出了流动性压力转嫁和资金富余效应假说。在此基础上,应用面板线性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计量方法,对产权属性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及作用渠道进行了验证,并通过变换样本、指标重构等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同时考虑到企业规模的影响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还进行了异质性分析。（2）第五章以僵尸企业为例探讨了市场退出制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僵尸企业表征市场退出制度扭曲,因此本章从僵尸企业这一现实问题切入,结合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等经典理论分析了僵尸企业通过行为示范效应和跨期投资激励下降促使正常企业减持金融资产的作用逻辑。在着力处理内生性后,本章对上述理论逻辑进行了全方位的实证检验:先在整体上检验了僵尸企业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并依次检验了其中的作用机制以及对不同期限结构金融资产的作用差异。同样考虑到所有制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也相应进行了分组回归。之后,本章又从另一个方向探讨了企业金融化与僵尸企业形成之间的关联,即企业持有金融资产是否会加大企业僵尸化的概率。在考虑了内生性后,实证分析从整体层面运用面板Logit模型考察了企业金融化对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并借鉴已有文献检验了其中的作用机制,同样也按照所有制和高技术行业判定标准进行了分组回归。（3）第六章以儒家文化为例探究了企业金融化背后的非正式制度动因。本章从儒家文化的发展历程着手,明确其经济学研究价值,并据此选择合适的儒家文化代理变量。之后,依据儒家典籍和思想,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现代组织理论、行为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从引致要素合约交易成本和流动性需求升高的风险规避主义、集体主义倾向、高权力距离三个核心维度切入,分析了儒家文化影响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机制。实证研究部分考察了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并验证了其中的作用机理,以及对不同期限结构金融资产的影响。考虑到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可能存在的耦合作用,本章选取了所有制和法律制度进行了分组回归;再者外来文化可能会对传统儒家文化造成冲击,故也一并进行了考察。最后,本文通过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了主要结论:（1）基于产权制度和企业金融化的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在包括货币资金在内的各项金融资产上的持有水平都要高于国有企业。更详实的实证分析也表明,企业产权属性确实与企业金融化程度负相关且融资歧视是中间机制,也就证实了流动性压力转嫁的存在。不仅如此,作用机制检验还发现,产权属性差异造成的交易成本和流动性需求的差别主要体现在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渠道,而股权融资渠道却在统计意义上不明显。在对收益动机的验证中,本文发现国有企业的金融投资与实体投资之间的收益差距更大,也因此持有了更多的金融资产,说明资金富余效应确实存在,即在满足正常经营运转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由于金融收益和实体收益的较大差距而将相对更多的富余资金投资于金融资产,但前述预防性储蓄动机下的流动性压力转嫁造成的效应大于该效应。在将金融资产期限结构纳入考量、使用样本变换、替换企业金融化测度指标、分位数回归等方法的稳健性检验中,主要结论都未发生变化。对企业规模和高科技属性的异质性分析更进一步证实了流动性压力转嫁的存在。（2）在退出制度与企业金融化的研究中,本文以僵尸企业表征市场退出制度扭曲,在考虑内生性的基础上,发现受僵尸企业影响越大的行业中的正常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水平越低,并且僵尸企业主要是通过行为示范效应和跨期投资激励下降,促使正常企业减持以流动性储蓄动机持有的金融资产。区分金融资产期限结构的研究也发现,僵尸企业主要促使正常企业减持了流动性较强的短期金融资产,这进一步佐证了前述结论。在分位数回归、替换实证方法、替换金融化和僵尸企业指标以及使用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方法下主要结论未发生变化。将研究视角从市场转向企业自身,本文发现金融化会加大企业僵尸化的概率,并且主要是由于企业金融化挤出了主营业务投资和创新投资,减弱了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但同时研究也表明企业金融化会降低经营风险,进而避免僵尸化。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指标的稳健性检验表明,相应结果稳健。（3）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化的研究发现,以企业为中心一定范围内的儒家书院越多,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证实了儒家文化是企业金融化的内在动因。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相对于长期金融资产,儒家文化对流动性更强的短期金融资产影响程度更大,说明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的企业更看重所持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而非收益。机制检验发现,儒家文化中造成交易成本和流动性需求升高的强风险规避主义、集体主义倾向、高权力距离等特质确实会强化企业对金融投资的偏好。不仅如此,异质性分析还表明儒家文化对国有企业作用更明显,且与法律制度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还会受外来文化冲击的影响。本文依据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1）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政策制定者应出台政策在观念上去“标签化”;完善混合所有制,鼓励企业产权多元化。（2）改革金融体系。政策制定者应出台政策弱化金融机构提供金融资源时对产权属性的考量;进一步放开金融领域的产权限制;并完善信贷审批评级体系。（3）政府应加快处置僵尸企业,完善市场退出制度。在处置工作中政府要注意将僵尸企业和企业金融化问题都纳入考量,制定综合的应对方案和政策;在处置僵尸企业时,要注重对僵尸企业的信息公开;尽可能地采取市场化手段处置僵尸企业,避免一刀切。（4）扬弃并创新传统文化,塑造良好的营商软环境。政策制定者应结合文化背景出台相应政策来应对企业金融化;重视文化这类非正式制度作为替代机制嵌入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并调节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5）企业应塑造良好的银企关系,并减少对信贷融资的依赖,增加股权融资占比。（6）企业应合理配置资源、减少对金融投资的依赖以及发挥禀赋优势。（7）企业应当视文化的企业治理效应并塑造自身企业文化。
二、单一货币与多彩文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单一货币与多彩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性视域下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现代性之隐忧”与“共同体重建” |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与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1章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代生成 |
| 1.1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渊源 |
| 1.1.1 亚里士多德“城邦共同体” |
| 1.1.2 卢梭“契约共同体” |
| 1.1.3 黑格尔“伦理共同体” |
| 1.1.4 费尔巴哈“爱的共同体” |
| 1.1.5 赫斯“自由共同体” |
| 1.2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代性背景 |
| 1.2.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瓦解传统共同体 |
| 1.2.2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加剧 |
| 1.2.3 工业革命的壮大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 |
| 1.3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发展历程 |
| 1.3.1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初步探索 |
| 1.3.2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逐步形成 |
| 1.3.3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发展深化 |
| 第2章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代性奠基 |
| 2.1 马克思哲学为构建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辩证法为构建共同体提供了根本的思维方式 |
| 2.1.2 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构建共同体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基础 |
| 2.1.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构建共同体提供了现实的切入点 |
| 2.2 马克思“共同体”概念内涵界定的三重维度 |
| 2.2.1 个体和共同体 |
| 2.2.2 共同体与社会 |
| 2.2.3 虚假共同体和真实共同体 |
| 2.3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 |
| 2.3.1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人的历史发展理论是一个有机整体 |
| 2.3.2 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人的依赖性” |
| 2.3.3 资本共同体:“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
| 2.3.4 自由人联合体:“人的自由个性” |
| 第3章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代性批判 |
| 3.1 现代性的根本矛盾:个体与共同体的抽象对立 |
| 3.1.1 现代性的内在困境:个体与共同体的分裂 |
| 3.1.2 占有性个人诞生的理性维度 |
| 3.1.3 自由主义的隐秘前提:占有性个人与现代共同体的抽象对立 |
| 3.2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现代性批判 |
| 3.2.1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异化劳动批判 |
| 3.2.2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市民社会批判 |
| 3.2.3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资本逻辑批判 |
| 3.3 现代性困境的必然出路:迈向“自由人联合体” |
| 3.3.1 “自由人联合体”的根本追求: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人 |
| 3.3.2 “自由人联合体”的和谐本性:个体与类的真正和解 |
| 3.3.3 “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性论证:个人和共同体的真正统一 |
| 第4章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代性意义 |
| 4.1 现代性视域中共同体的危机与当代哲学的论争 |
| 4.1.1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实质:“个体与共同体的分裂” |
| 4.1.2 有机马克思主义为破解共同体危机寻找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 |
| 4.1.3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开启日常生活批判以拯救“脆弱的现代性” |
| 4.1.4 当代西方共同体理论的根本缺陷:物质—实践向度的缺失 |
| 4.2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
| 4.2.1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生成的理论依据 |
| 4.2.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实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其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锡克模式”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渊源 |
| 2.1 “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
| 2.1.1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状况 |
| 2.1.2 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失败促使国内经济亟需改革 |
| 2.1.3 “布拉格之春”经济改革运动的前因后果 |
| 2.2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影响 |
| 2.2.1 价格理论 |
| 2.2.2 再生产理论 |
| 2.2.3 按劳分配理论 |
| 2.3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借鉴 |
| 2.3.1 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发展模式 |
| 2.3.2 社会主义中央计划模拟竞争市场的经济模式 |
| 2.3.3 按劳分配为主体与社会分红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 |
| 第3章 “锡克模式”的主要内容及本质特征 |
| 3.1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市场机制 |
| 3.1.1 生产和投资的信息化与利益化 |
| 3.1.2 反对垄断利润的剥削 |
| 3.1.3 制定自由竞争的价格 |
| 3.2 国民经济的宏观分配计划 |
| 3.2.1 宏观平衡与微观平衡的区别 |
| 3.2.2 生产的可靠性预测 |
| 3.2.3 分配的约束性计划 |
| 3.3 社会主义企业的独立性 |
| 3.3.1 生产和投资的决策权 |
| 3.3.2 经营利润的支配权 |
| 3.4 “锡克模式”的本质特征 |
| 3.4.1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利益矛盾需要市场机制调节 |
| 3.4.2 计划、市场与工人自治相结合的“第三条道路” |
| 第4章 “锡克模式”与“兰格模式”的对比分析 |
| 4.1 “锡克模式”与“兰格模式”的共性 |
| 4.1.1 以公有制为前提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
| 4.1.2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源的有效配置 |
| 4.1.3 改革措施的制定均涉及市场机制的作用问题 |
| 4.2 “锡克模式”与“兰格模式”的不同 |
| 4.2.1 中央计划职能范畴的认识不同 |
| 4.2.2 市场价格形成的看法不同 |
| 4.2.3 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作用范畴的观点不同 |
| 4.3 “锡克模式”是对“兰格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与超越 |
| 4.3.1 提倡“资本中立化”的劳动联合体 |
| 4.3.2 主张宏观分配计划下的市场机制 |
| 4.3.3 制定自由竞争的市场价格应消除国家的绝对垄断 |
| 第5章 “锡克模式”的思想评析 |
| 5.1 “锡克模式”的理论价值 |
| 5.1.1 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
| 5.1.2 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传统观点具有重要突破 |
| 5.1.3 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与道路 |
| 5.2 “锡克模式”的时代进步性 |
| 5.2.1 有利于革除苏联僵化模式的弊端 |
| 5.2.2 有助于摆脱经济危机的阴影 |
| 5.2.3 有益于实现激进式改革向渐进式改革的平稳过渡 |
| 5.3 “锡克模式”的历史局限性 |
| 5.3.1 苏联模式主导下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与政治高压 |
| 5.3.2 忽略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与商品经济的实质关系 |
| 5.3.3 经济改革运动的发起条件和时机尚未成熟 |
| 第6章 “锡克模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启示 |
| 6.1 注重权衡中央计划管理和市场机制作用的优势与弊端 |
| 6.1.1 严厉抵制政府权力的绝对化、集中化和垄断化 |
| 6.1.2 进一步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 |
| 6.1.3 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 6.2 实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和开拓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 |
| 6.2.1 加快建设更高标准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
| 6.2.2 坚持和平与发展前提下的世界经济一体化 |
| 6.2.3 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发展的独特优势 |
| 6.3 科学认识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
| 6.3.1 正确看待公平与效率之间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 |
| 6.3.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同富裕的目标 |
| 6.3.3 在共享发展理念的视角下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的评析 |
| 三、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一)论文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贡献与不足 |
| (一)可能的贡献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认识前提 |
| 一、观念概念的界定 |
| (一)观念概念的语义分析 |
| (二)观念概念的多学科视角分析 |
| (三)观念概念的相似术语辨析 |
| 二、观念分析的维度 |
| (一)观念的结构要素与承载者 |
| (二)观念的呈现机制 |
| (三)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 |
| 第二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历史脉络 |
| 一、政治学中的观念研究传统 |
| (一)传统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总体概况 |
| (二)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
| 二、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衰落 |
| (一)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局限 |
| (二)新理论范式的兴起与发展 |
| (三)观念研究在衰落时期的进展 |
| 三、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复兴 |
| (一)观念研究复兴的驱动因素 |
| (二)观念研究复兴的多重表现 |
| 第三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大流派的观念转向 |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二、历史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三、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第四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取向:建构制度主义 |
| 一、建构制度主义的生成逻辑 |
| (一)建构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的渊源 |
| (二)建构制度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渊源 |
| 二、建构制度主义的分析基础 |
| (一)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双重性 |
| (二)不确定性 |
| (三)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 |
| (四)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 |
| 三、建构制度主义的多重取向 |
| (一)观念制度主义 |
| (二)话语制度主义 |
| (三)修辞制度主义 |
| (四)沟通制度主义 |
| 第五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发展反思 |
| 一、观念转向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 |
| (一)各流派理论张力的缓和 |
| (二)制度分析视野的拓展 |
| 二、观念转向对现实政治世界的反思 |
| (一)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审视 |
| (二)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文明交往视阈下的布哈拉汗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重难点 |
| 五、文明交往与中亚近代文明史的特点 |
| 第一章 布哈拉汗国的文明交往变迁史 |
| 第一节 乌兹别克人的南迁与昔班尼王朝的建立 |
| 一、乌兹别克人南下与帖木儿王朝衰败 |
| 二、汗国的创立与前期统治 |
| 三、阿布杜拉二世统治的兴盛 |
| 第二节 扎尼王朝的统治与战争交往 |
| 一、王朝建立与伊玛姆库利的统治 |
| 二、阿布杜拉齐兹汗与汗国分裂 |
| 三、乌拜杜拉汗统治与部落贵族间斗争 |
| 四、王朝衰微与纳迪尔沙入侵 |
| 第三节 曼格特王朝与俄国保护国的形成 |
| 一、曼格特部落与新政权的稳固 |
| 二、沙赫穆拉德时期的繁荣与19 世纪初的汗国 |
| 三、纳斯鲁拉强化集权与对外征战 |
| 四、1868 年俄国占领与统治 |
| 五、1917—1920 年汗国历史的终结 |
| 小结 |
| 第二章 布哈拉汗国制度文明交往的特点及演变 |
| 第一节 政治军事制度的特点 |
| 一、汗位继承与分封制 |
| 二、帖木儿帝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延续 |
| 三、宗教阶层的显着地位 |
| 四、俄国政治代办处的设置 |
| 五、军事管理体系的完善 |
| 第二节 法律制度的变化 |
| 一、伊斯兰教法和部落习惯法并行适用 |
| 二、伊斯兰国家司法体系的地方化 |
| 三、俄国统治后的司法改革 |
| 第三节 经济制度的演变 |
| 一、土地制度的演变 |
| 二、赋役制度的完善 |
| 三、货币政策的变化 |
| 四、水资源管理体系的改善 |
| 五、经济自主权的丧失 |
| 小结 |
| 第三章 布哈拉汗国物质文明交往的曲折性和进步性 |
| 第一节 社会经济变革的主要动因 |
| 一、乌兹别克人与河中居民的广泛交往 |
| 二、政权稳固问题与统治者政策变化 |
| 三、俄国统治与工业文明的冲击 |
| 第二节 农业经济的转型 |
| 一、生态环境与农业发展 |
| 二、传统发达的农耕业 |
| 三、畜牧业的发展变化 |
| 四、棉花种植业的兴衰 |
| 第三节 工商业及贸易的发展 |
| 一、手工业的兴衰 |
| 二、贸易发展的多元化 |
| 三、资本输入与俄国企业的建立 |
| 第四节 社会生活的变化 |
| 一、人口分布与游牧民定居 |
| 二、城市发展与市民阶层壮大 |
| 三、社会分层与民众暴动频繁 |
| 四、俄国移民的到来及其影响 |
| 五、交通和医疗条件的改善 |
| 小结 |
| 第四章 布哈拉汗国多元宗教文化的融会与变迁 |
| 第一节 汗国伊斯兰文化的特点 |
| 一、苏非主义的地域性 |
| 二、文化发展的宗教属性 |
| 三、地区教育中心地位的确立 |
| 第二节 多元文化的变迁 |
| 一、建筑步入衰微 |
| 二、文学转向现实题材 |
| 三、艺术趋向本土化 |
| 四、多语言融合与借用 |
| 第三节 俄国对汗国宗教文化转型的影响 |
| 一、斯拉夫文化的传播与影响 |
| 二、知识分子与社会政治觉醒 |
| 三、社会改革新思潮与扎吉德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布哈拉汗国对外交往的背景和进程 |
| 第一节 对外交往的背景 |
| 第二节 与俄国关系的演变 |
| 一、政治往来与外交关系变化 |
| 二、贸易关系的实质性转变 |
| 三、俄国征服中亚的背景和原因 |
| 第三节 与周边地区和国家的广泛交往 |
| 一、与周边汗国的领土争夺与经贸往来 |
| 二、与波斯的战争交往和文化融合 |
| 三、与印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 |
| 四、与奥斯曼帝国的和平交往与宗教联系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布哈拉汗国历史演变的主要因素 |
| 二、布哈拉汗国对中亚文明交往产生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地图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空间视阈下当代中国历史街区的文化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历史街区的变迁、现状及当下问题 |
| 第一节 历史街区概念的内涵、外延与辨析 |
| 一、历史街区概念的产生及演进 |
| 二、对历史街区概念的辨析与定位 |
| 第二节 我国过往历史街区工作实践的阶段性特征 |
| 一、1949-1957:对历史街区议题的初步认知 |
| 二、1958-1976:城市化建设停滞时期的历史街区工作 |
| 三、1978-1989:政府主导下对城市老旧地带的福利性改造升级 |
| 四、20 世纪90 年代:对城市展开的大规模拆旧建新浪潮 |
| 五、21 世初期至今:对历史街区的小尺度、渐进式有机改建 |
| 第三节 我国历史街区改建工作的主要模式、路径与当下困境 |
| 一、我国历史街区工作的常规模式和演化路径 |
| 二、当下我国历史街区改建工作存在的主要困境 |
| 第二章 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的空间视角 |
| 第一节 历史街区改建:从传统旧城改造到当代文化建构 |
| 一、传统旧城改造背景下历史街区改建活动的缺陷 |
| 二、当代城市更新背景下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的空间属性 |
| 第二节 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的多重维度 |
| 一、“物质-精神”二元空间观下的过往历史街区改建工作 |
| 二、“空间三元辩证法”下历史街区的多重空间维度 |
| 三、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空间的历史街区 |
| 第三节 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的多重环节 |
| 一、当代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的空间生产属性 |
| 二、空间营建:对历史街区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融合 |
| 三、空间叙事:对历史街区过往之事的还原、重置与再现 |
| 四、空间消费:对社会转型中大众消费新兴诉求的契合与满足 |
| 第三章 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的物质空间维度 |
| 第一节 对街区空间中物质文化遗产的修缮与保护 |
| 一、历史街区中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与特征 |
| 二、历史街区物质文化遗产修缮保护的途径与方法 |
| 三、历史街区物质文化遗产修缮保护的原则与目标 |
| 第二节 对历史街区物质性景观的空间叙事还原 |
| 一、历史街区物质空间维度的自然与人工叙事文本 |
| 二、宏观:对整体肌理的空间叙事还原 |
| 三、中观:对建筑遗存的空间叙事还原 |
| 四、微观:对布景设施的空间叙事还原 |
| 第三节 以物质为载体的历史街区空间消费 |
| 一、历史街区空间消费的主要形式 |
| 二、历史街区空间消费的主要场所 |
| 三、历史街区空间消费的主要特征 |
| 第四节 历史街区空间物质形制的封闭与失序 |
| 一、“围合”状态下历史街区空间公共属性的消散 |
| 二、生产逻辑与象征性符号主宰下的空间消费 |
| 第四章 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的精神空间维度 |
| 第一节 对街区空间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维系与延续 |
| 一、历史街区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类型与特征 |
| 二、历史街区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主题营建 |
| 第二节 对历史街区精神场景的空间叙事重置 |
| 一、历史街区精神空间维度的人文叙事文本 |
| 二、从单一人文叙事文本到复合空间叙事场景 |
| 三、对历史街区空间叙事中人文叙事场景的当代重置 |
| 第三节 历史街区空间消费中的多重精神诉求 |
| 一、审美与怀旧 |
| 二、休闲与娱乐 |
| 三、历史与文化教育 |
| 四、遁世逃避 |
| 五、品味展示与认同获取 |
| 第四节 历史街区空间精神特质的消逝 |
| 一、由传统地缘、亲缘关系向业缘关系转变所引发的精神破坏 |
| 二、“非地方”状态下历史街区精神维度的同质化问题 |
| 第五章 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的社会空间维度 |
| 第一节 对历史街区空间中活态文化遗产的融合与传承 |
| 一、历史街区中活态文化遗产在社会演进中的融合 |
| 二、历史街区中活态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中的传承 |
| 第二节 对历史街区社会生活状态的空间叙事再现 |
| 一、历史街区社会空间维度的生活性叙事文本 |
| 二、对历史街区社会中宏大事件与民间活动的当代再现 |
| 三、时空叙事中的铺排、拼贴与并置 |
| 第三节 以体验性社会参与为基础的历史街区空间消费 |
| 一、体验性空间消费的社会维度 |
| 二、异托邦空间:时空情境穿越中的异质消费体验 |
| 三、阈限空间:从仪式走向世俗的节庆消费体验 |
| 四、“后台”空间:集体社会交往中的互动消费体验 |
| 第四节 历史街区空间社会功能与结构的变异 |
| 一、“绅士化”进程中的空间功能置换与人口结构改变 |
| 二、社会差异背景下的精英化倾向与消费区隔 |
| 第六章 空间视阈下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的辩证统一 |
| 第一节 历史街区改建中的空间异化 |
| 一、物质形态与精神内涵的异化 |
| 二、人的社会行为实践的异化 |
| 三、由物质、精神和社会实践异化所引发的空间异化 |
| 第二节 历史街区文化建构中三重维度的辩证统一 |
| 一、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的活态性与属人性本质 |
| 二、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的多层次、多环节原真性内涵 |
| 第三节 历史街区文化建构中多元话语的辩证统一 |
| 一、政治话语:从主导者向中介人的角色转型 |
| 二、经济话语:于大众诉求和经济逻辑之间的平衡 |
| 三、社会与文化话语:文化治理下的广泛社会参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7）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主要研究目标、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 1.5.1 本文的创新点 |
| 1.5.2 不足 |
| 2 相关概念和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定义 |
| 2.1.2 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社会型基础设施与公共生活完善的相关文献 |
| 2.2.2 社会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文献 |
| 2.2.3 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的相关文献 |
| 2.2.4 文献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3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理论基础和影响机制分析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
| 3.1.2 人力资本相关理论 |
| 3.1.3 发展经济学相关理论 |
| 3.1.4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论 |
| 3.1.5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
| 3.2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影响机制研究 |
| 3.2.1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影响机制 |
| 3.2.2 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影响机制 |
| 3.3 本章小结 |
| 4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发展现状研究 |
| 4.1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发展现状 |
| 4.1.1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中央项目和地方项目比例变化 |
| 4.1.2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资金来源变化 |
| 4.1.3 我国各类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占城镇投资比重变化 |
| 4.1.4 我国社会和经济型基础设施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
| 4.2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供需现状 |
| 4.2.1 研究方法和数据获取 |
| 4.2.2 各类社会型基础设施供需协调发展分析 |
| 4.3 我国经济型、社会型与其他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估算 |
| 4.3.1 基础设施存量估算的基本方法 |
| 4.3.2 三类基础设施全国资本存量估算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5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基于PLS和系统GMM的实证分析 |
| 5.1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PLS影响路径分析 |
| 5.1.1 PLS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5.1.2 路径模型的研究假设、路径设定以及数据说明 |
| 5.1.3 假设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2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系统GMM分析 |
| 5.2.1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5.2.2 回归结果分析 |
| 5.3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
| 5.3.1 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分析 |
| 5.3.2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异质性分析 |
| 5.3.3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异质性分析 |
| 5.4 进一步分析—经济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系统GMM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社会效应——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
| 6.1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和谐社会综合评价指标构建 |
| 6.1.1 评价指标设计与数据处理 |
| 6.1.2 和谐社会综合指标因子分析过程及结果 |
| 6.2 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
| 6.2.1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2.2 空间计量模型的研究假设 |
| 6.2.3 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回归结果分析 |
| 6.3 进一步分析—经济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空间分析 |
| 6.3.1 全样本空间回归结果分析 |
| 6.3.2 分区域空间回归结果分析 |
| 6.3.3 分时段空间回归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社会综合效应——基于熵权TOPSIS和灰色关联度的实证分析 |
| 7.1 基于熵权TOPSIS评价模型的经济社会综合指标构建 |
| 7.1.1 熵权TOPSIS模型和指标选取 |
| 7.1.2 基于熵权TOPSIS模型的经济社会综合效应指标分析 |
| 7.2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综合效应的灰色关联分析 |
| 7.2.1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灰色关联分析 |
| 7.2.2 社会型与经济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灰色关联对比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8）目的论指导下的Distributed Creativity-How Blockchain Technology Will Transform the Creative Economy（Chapters 1-5）汉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ACKNOWLEDGEMENTS |
| abstract |
| 摘要 |
| CHAPTER ⅠINTRODUCTION |
| 1.1 Source Text Introduction |
| 1.2 Significance |
| CHAPTER ⅡTHEORY FOUNDATION AND TRANSLATION PROCESS |
| 2.1 Literature Review of Skopos Theory |
| 2.2 Translation Process |
| 2.2.1 Pre-translation |
| 2.2.2 In-translation |
| 2.2.3 Post-translation |
| CHAPTER Ⅲ CASE ANALYSIS |
| 3.1 Vocabulary Translation |
| 3.1.1 Amplification |
| 3.1.2 Omission |
| 3.1.3 English collocations |
| 3.2 Sentence Translation |
| 3.2.1 Converting long to short sentences |
| 3.2.2 Converting passive to active voice |
| 3.2.3 Converting static to dynamic |
| 3.2.4 Restructuring |
| 3.3 Text Translation |
| CHAPTER Ⅳ CONCLUSION |
| 4.1 Major Findings |
| 4.2 Limitations |
| BIBLIOGRAPHY |
| APPENDIXⅠSOURCE TEXT |
| APPENDIXⅡ TARGET TEXT |
（9）杰森·摩尔“世界-生态”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杰森·摩尔学术简介 |
| (二)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以及研究价值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目的 |
| 3、研究价值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3、存在的问题 |
| (四)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3、创新点 |
| 一、“世界—生态”观的历史及理论基础 |
| (一)“世界—生态”观的历史基础 |
| 1、农业革命与生态转型 |
| 2、商品的边疆运动与商品前沿 |
| 3、危机孕育与生态盈余 |
| 4、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绿色革命 |
| (二)“世界—生态”观的理论基础 |
| 1、布罗代尔的城乡辩证关系 |
| 2、马克思“物质变换”概念 |
| 3、福斯特理解的“新陈代谢”理论 |
| 二、“世界—生态”观的内容与核心 |
| (一)“世界—生态”观的内容 |
| 1、沃勒斯坦的“世界” |
| 2、奥伊寇斯(oikeios)与“生态” |
| 3、“世界—生态”观中的“—” |
| (二)“世界—生态”观的核心 |
| 1、廉价的定义 |
| 2、廉价的原因 |
| 3、廉价的过程与结果 |
| (三)廉价的代价是高价 |
| 三、“世界—生态”观的理论目标 |
| (一)“世界—生态”观与生态转型 |
| 1、突破笛卡尔的思维范式 |
| 2、扬弃资本主义的廉价生态观 |
| (二)“世界—生态”观与生态赔偿机制 |
| 1、关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
| 2、建立生态赔偿机制 |
| 3、打造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
| (三)“世界—生态”观与补偿生态学 |
| 四、“世界—生态”理论的借鉴价值与理论局限性 |
| (一)“世界—生态”的借鉴价值 |
| 1、弥补以往的理论缺陷 |
| 2、阐明危机解决的地理因素 |
| 3、重塑马克思的价值概念 |
| 4、提供新的理论框架 |
| (二)中国对生态文明的理解及与“世界—生态”的关系 |
| 1、中国对生态文明的理解 |
| 2、“世界—生态”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
| (三)“世界—生态”的理论局限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成果 |
（10）制度环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文章布局与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研究局限与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金融化的相关研究 |
| 2.1.1 企业金融化的内涵与测度 |
| 2.1.2 企业金融化的动机 |
| 2.1.3 企业金融化的效应研究 |
| 2.2 制度环境的相关研究 |
| 2.2.1 制度和制度环境的内涵演进 |
| 2.2.2 制度环境的经验研究 |
| 2.3 文献评述与主要概念界定 |
| 2.3.1 文献评述 |
| 2.3.2 主要概念界定 |
| 第3章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制度环境与企业金融化:一般性分析 |
| 3.1 中国经济转型情境下的制度环境 |
| 3.2 中国情境下的金融制度变迁与企业金融化 |
| 3.2.1 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 |
| 3.2.2 金融制度变迁视角下企业金融化的描述性分析 |
| 3.2.3 企业金融化分组特征 |
| 3.3 企业金融化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
| 3.3.1 企业金融化内在动因及行为的制度逻辑 |
| 3.3.2 企业金融化效应分析 |
| 第4章 产权制度与企业金融化:以融资歧视为例 |
| 4.1 本章前言 |
| 4.2 基于中国产权制度情境的理论分析 |
| 4.2.1 流动性压力转嫁假说 |
| 4.2.2 资金富余假说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3.2 模型设定与指标构建 |
| 4.3.3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
| 4.4 实证检验 |
| 4.4.1 基准回归检验 |
| 4.4.2 流动性压力转嫁的渠道检验 |
| 4.4.3 资金富余假说验证 |
| 4.4.4 异质性分析:基于企业规模与行业高技术属性 |
| 4.4.5 进一步讨论:基于民营企业样本 |
| 4.4.6 稳健性检验:基于指标重构、期限结构和分位数回归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退出制度与企业金融化:以僵尸企业为例 |
| 5.1 本章前言 |
| 5.2 理论分析 |
| 5.2.1 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金融化的溢出效应 |
| 5.2.2 企业金融化与僵尸企业形成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2 基于中国情境的关键变量测度 |
| 5.3.3 模型设定及变量定义 |
| 5.4 僵尸企业对企业金融化的溢出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4.1 基准回归 |
| 5.4.2 基于金融资产期限结构差异的分析 |
| 5.4.3 机制检验 |
| 5.4.4 异质性分析 |
| 5.4.5 进一步讨论 |
| 5.4.6 稳健性检验 |
| 5.5 企业金融化与僵尸企业形成的计量检验 |
| 5.5.1 基准回归 |
| 5.5.2 机制检验 |
| 5.5.3 异质性分析 |
| 5.5.4 进一步讨论及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文化环境与企业金融化:以儒家文化为例 |
| 6.1 本章前言 |
| 6.2 基于中国文化情境的逻辑分析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数据选取 |
| 6.3.2 关键变量测度 |
| 6.3.3 模型设定及变量定义 |
| 6.4 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化:计量检验 |
| 6.4.1 基准回归 |
| 6.4.2 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结构 |
| 6.5 进一步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
| 6.5.1 进一步讨论:作用机理 |
| 6.5.2 进一步讨论:区分货币资金与非货币金融资产 |
| 6.5.3 异质性检验:基于所有制、法律制度和外来文化冲击 |
| 6.5.4 稳健性检验:替换金融化测度方法 |
| 6.5.5 稳健性检验:替换儒家文化变量 |
| 6.5.6 内生性问题处理:工具变量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从政府部门角度 |
| 7.2.2 从企业角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单一货币与多彩文化（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性视域下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研究[D]. 王力. 吉林大学, 2021(01)
- [2]“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D]. 郑凯. 吉林大学, 2021(01)
- [3]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D]. 王慧. 吉林大学, 2021(01)
- [4]文明交往视阈下的布哈拉汗国研究[D]. 康丽娜. 西北大学, 2021(12)
- [5]中高级阶段来华留学生汉字文化教学调查研究[D]. 梁梦越. 山东师范大学, 2021
- [6]空间视阈下当代中国历史街区的文化建构[D]. 王智洋. 南京艺术学院, 2021(01)
- [7]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研究[D]. 邢斯达.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21(11)
- [8]目的论指导下的Distributed Creativity-How Blockchain Technology Will Transform the Creative Economy（Chapters 1-5）汉译实践报告[D]. 赵达. 西安石油大学, 2021(09)
- [9]杰森·摩尔“世界-生态”观研究[D]. 朱琳烨. 内蒙古大学, 2021(12)
- [10]制度环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D]. 郑志全. 山东大学, 20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