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豆供求的变化趋势及其对主产区农民收入和就业变动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祝洪章[1]（2021）在《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具有鲜明效率维度的价值追求和经济属性。立足中国特殊国情、农情,耕地流转问题不单纯是经济效率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在自发演化力量和有意识构建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具有自身特定的演进规律。我国现行耕地“三权分置”改革就是考虑到耕地流转的多重属性,通过权利分层方式,兼顾耕地社会属性、意识形态属性和经济属性。这是理解当下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问题的前提,是耕地经营权流转的制度环境。主流经济学推崇的简约理论模型的研究范式在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研究上存在明显的缺陷。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理论研究方法,从历史演进规律、制度逻辑的宏观视角,顺推制约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制度环境因素;从制度目标、制度机制的应然预设与流转运行和流转制度经济影响绩效实然状态的差异,逆推权利结构设计和流转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最终,针对问题成因提出优化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对策建议。本文分析了建国至今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历程和演化规律,提出农地产权制度存在制度价值复合化取向,呈现渐进、路径依赖式演化模式,具有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相结合,服务于国家城乡关系的国家意志等发展演进规律。“三权分置”改革以农户分化发展的社会现实为背景,遵循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的历史规律,依托多重制度逻辑框架,将“系统观念、底线思维”作为多重逻辑兼容的指引,通过“地权细分”为多重逻辑兼容共存提供载体,通过“走廊调控”方式为多重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机制,通过增量改革和绩效提升为多重逻辑兼容共存提供动力。经营权流转制度是以经济绩效为主导逻辑的农地产权交易制度,相关的政策制定和立法近年取得较大发展。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目标主要是优化耕地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同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保障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实现以上预设功能,国家通过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稳定机制三种制度机制综合推进流转改革。激励机制包括鼓励主体分流、客体强权赋权和完善流转交易市场体系等;约束机制包括设立农地集体所有的制度红线、流转用途红线、农民权利保护红线等;稳定机制包括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加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等。本文在系统梳理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规模、流转主体、流转方式、流转合约、流转价格、流转效力等发展状况的基础上,从宏观时空角度,运用LMDI法分析了耕地经营权流转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微观农户行为角度,基于农户流转规模决策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流转决策行为的主要因素和农户耕地福利保障效应、农户耕地禀赋效应以及农户政策感知、预期与反馈效应等对流转决策的影响。对照流转制度功能目标定位,本文分别分析了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耕地配置绩效、生产效率绩效、粮食安全保障绩效。研究发现,虽然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耕地配置效率,但面积和地块细碎化和耕地撂荒等问题依然存在;耕地流转制度提升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但对流转双方、全国区域间影响存在较强的异质性;现有耕地流转制度对流转“非农化”“非粮化”抑制效果不佳,经济发达地区的流转“非农化”明显,非粮食主产区流转“非粮化”明显,粮食主产区也存在流转“非粮化”趋势。依循“制度环境-制度逻辑-制度功能-制度机制-制度绩效”分析脉络,本文得出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和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进程的渐进性约束了流转制度绩效发挥的结论;根据“产权结构-行为激励与约束-制度绩效”分析脉络,本文得出了耕地“三权”赋权方案不确定性、立法内容与技术缺陷影响了流转制度绩效发挥的结论;根据“制度交易成本”分析,本文得出了农户政策认知弱、流转交易平台建设滞后、交易监管薄弱、交易信息化程度低等因素增加了制度交易成本,造成流转制度绩效损失的结论。针对制度环境,本文提出耕地经营权流转应与农业非农转移、城市及乡村非农产业吸纳能力、农业技术进步水平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等相适应发展,加快协同配套进程推进。针对赋权环节,本文建议应捋顺三权关系,采取“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的赋权路径,完善立法以减轻经营权非经济属性功能负荷;针对流转制度运行,本文提出从规模化思路、政策指导、主体培育、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持续降低经营权流转制度交易成本,提高流转制度效能。
孙彤彤[2]（2021）在《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已取得长足进步,但受农业经营规模、技术进步程度、国际环境形势等条件变化影响,中国农业发展及其国际竞争力提升仍然面临很大挑战。当前,国际农业交流合作已成为世界各国把握新的趋势和格局的重要途径和必然趋势,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是关键,而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需要汲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的现代农业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均得到了一定发展,其中,美国的农业发展具有代表性和先进性。美国农业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塑造了世界一流的农业强国,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深入研究,对促进中国农业发展及增强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为研究对象,在对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后,确定了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内涵及分析框架,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等理论为基础,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为背景,综合评价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水平,详细分析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深入探讨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并结合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针对中国农业发展困境提出对增强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启示。回顾南北战争以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情况,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1）1860年至1945年是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美国农业先后经历了农业半机械化（1860-1914年）与农业机械化（1915-1945年）阶段,美国农业完成了由手工到半机械化、基本机械化、再到全面机械化的生产方式转变,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简单机械化来维持。（2）1945年至2000年间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下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战以后,美国形成了以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农业社会结构,美国农业区域化和专业化更加明显,并实现了农业科学化,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农业科技创新来提升。（3）2000年以后美国农业进入“新时代经济”。在此期间,美国农业经济实现空前增长,农业贸易迅速扩张并且持续保持贸易顺差,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外部市场需求来支撑。本文建立了包含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路径选择、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分别对应竞争力结果、竞争力维度、竞争力来源三个层面。第一部分从显示性指标和解释性指标两方面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测度与评价。基于显示性指标的评价:从国际市场占有率看,美国农业出口竞争优势明显,但有减弱趋势,其中植物产品比较优势最为突出,其次是活动物及动物产品、食品及饮料等;从净出口情况看,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不具有明显竞争优势,因为美国对农业进口依赖程度也很高,其中谷物产品、稻草秸秆及饲料具有较强净出口能力。基于解释性指标的评价:从建立的国际竞争力“基础——形成过程——结果”三个层面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结果来看,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综合得分在18个观察对象中排名第一,其中,美国农业在国际竞争力形成过程指标上表现最好,可以发现美国充足且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及雄厚的研究开发资金,有效地将美国现有技术和自然资源转化为农业生产力,同时美国在农业适用技术和专利开发方面具有显着优势,这大幅提升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第二部分从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两个维度探讨美国农业国际竞争优势的获取路径。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美国较高的农业生产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被其更高产量所抵消,同时较低的内陆运输成本和装卸成本弥补了其较高的农场价格劣势,促使美国农业获得成本优势,进而提高国际竞争力水平;第二,美国在食品供应安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各种农产品质量附加值均较好,健全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及专业化的农业营销方式促进美国农业差异化优势快速形成,农业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第三部分根据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理论,从基本因素和辅助因素两方面讨论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基本因素包括农业生产要素、农业需求条件、农业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和农业经营主体,辅助因素包括政府因素和历史机遇。通过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析可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获得由一定的农业经营规模、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健全的相关支持产业和有效的联邦政府行为等多个方面综合决定。然而,美国农业仍面临长期产能过剩、中小型农场经营压力增大、农业环境保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给中国农业发展带来重要启示。相较于美国农业,中国农业尚面临农产品国内库存高企与国际市场进口大量增加、农业科技推广与创新体系仍有许多不足、农业育种和加工及冷链等社会化服务发展落后、农业经营规模太小且农业劳动者素质普遍偏低等问题。基于中国农业发展困境及上述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深入研究,现阶段中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可以通过持续深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工作、加快推进农业相关支持产业发展、多种形式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增强农业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建设四个方面来实现。
林陟峰[3]（2021）在《劳动力价格上升视角下中国粮食安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粮食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安全问题。劳动力是粮食生产的重要投入要素,劳动力价格的趋势性上升会影响粮食生产,进而影响国家粮食安全。本文基于劳动力价格上升视角展开中国粮食安全研究,主要包括以下研究内容:（1）构建四维度指标体系,并采用组合赋权法更综合地评估劳动力价格上升各阶段中国粮食安全总体态势的演变。本文从供给安全、获取安全、使用安全、粮食系统稳定性四个维度构建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设定指标安全值完成指标安全得分转化,根据离差最小化原则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熵值法、平均赋权法进行组合赋权,综合评价了劳动力价格上升各阶段中国粮食安全的总体态势。（2）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劳动力价格上涨对粮食生产数量的影响,并建立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进一步探究以农业机械为代表的要素替代中介效应。细分不同粮食生产功能地区和不同耕地资源地区分析劳动力价格对粮食生产数量影响的区域异质性,最后基于生产数量变动对粮食安全展开分析。（3）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研究劳动力价格上升对粮食生产结构的影响,并构建调节效应检验模型进一步探讨耕地条件可能发挥的调节作用。细分不同耕地条件地区、不同粮食作物品种探究在劳动力价格上升时种植比例调整的异质性,最后基于生产结构变动对粮食安全展开分析。基于上述三部分创新性研究,得到如下研究结论:（1）中国粮食安全综合得分在劳动力价格上升样本期内围绕安全状态标准得分1不断上下波动,呈现如下三个趋势:一是在劳动力价格波动增长阶段,粮食安全综合得分稳步提高（1995-1999）,而后逐渐下降（2000-2003）。二是在劳动力价格快速增长阶段,粮食安全综合得分经历持续低潮（2004-2011）,并处于长期不安全状态,但是自2012年起粮食安全综合得分重回安全状态。三是在劳动力价格平缓增长阶段,粮食安全综合得分快速提高,整个阶段均实现粮食安全。（2）粮食安全的四个维度呈现不同的演变趋势。一是粮食供给安全得分呈先降后升的演变趋势。在劳动力价格波动增长阶段,粮食供给安全得分先持续高于标准得分1（1995-1999）,而后快速降低（2000-2003）。进入劳动力价格快速增长阶段和平缓增长阶段后,粮食供给安全得分稳步回升,自2008年起粮食供给一直保持安全状态。二是粮食获取安全得分呈缓慢波动上升趋势,但整体依旧处于不安全状态。三是粮食使用安全得分呈线性增长趋势,自2005年起保持安全态势。四是粮食系统稳定性安全得分围绕标准得分1不断波动。在劳动力价格波动增长阶段,粮食系统稳定性先稳步提高而后逐渐下降;在劳动力价格快速增长阶段,粮食系统稳定性陷入持续低潮,2004-2012年均处于不安全状态;在劳动力价格平缓增长阶段,粮食系统稳定性逐步回升并处于安全状态。（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价格上升对粮食生产数量增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相较于作物品种替代策略中国粮食生产者更加普遍地采用了资本要素替代策略来应对劳动力价格上升,以农业机械为代表的资本要素可以扩大种植规模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拉动粮食生产数量提升。此外,劳动力价格也是劳动力收入的一种体现,不断增高的收入水平会扩大粮食消费需求促进粮食生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价格上涨会通过以农业机械为代表的要素替代中介效应对粮食生产数量产生显着正向影响。为强化粮食安全,需要提升农业机械对劳动力的替代强度,大力推进粮食生产机械化水平。劳动力价格对粮食生产数量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在不同生产功能区中,劳动力价格对主产区和平衡区的粮食生产数量均有显着正向影响,而对主销区粮食生产数量没有显着影响。在不同耕地资源地区中,相对于耕地资源较匮乏地区劳动力价格对耕地资源较丰富地区的粮食生产数量具有更强的正向拉动作用。为了提升粮食自给率和总体粮食安全,需要充分挖掘各地区粮食生产潜力。（4）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价格上升对粮食种植比例提高有显着正向影响。相较于多数经济作物,粮食作物的生产劳动力投入强度低同时易于机械作业,在面临劳动力价格上升时更容易采用农业机械替代劳动力来保持生产,最终表现为粮食种植比例相对提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人均耕地面积更大的地区劳动力价格上升对粮食种植比例提高的正向影响更强。以人均耕地面积度量的耕地条件在劳动力价格对粮食种植比例影响过程中发挥显着正向调节作用。因此,人均耕地面积狭小地区是实现粮食安全的短板地区,需开发适用该地区的新技术同时出台措施鼓励该地区农户保持粮食生产。劳动力价格上涨对小麦种植比例调整有显着负向影响,对玉米种植比例调整有显着正向影响,对稻谷种植比例调整没有显着影响。为提高粮食供给品种丰富度和高自给率的国家粮食安全目标,需出台措施促进小麦生产,并继续保持玉米和稻谷的生产规模。
谭琳元[4]（2020）在《大麦进口对中国大麦产业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膳食消费结构不断发生改变,肉蛋奶等畜产品和啤酒的消费需求快速增加,作为优良的饲料和酿造啤酒的主要原料,大麦消费需求刚性增加。然而,大麦生产却没有随之增加,国内供给出现明显不足。与此同时,大麦进口大幅快速增加,严重冲击国内大麦市场,导致国产大麦价格大幅下降、生产规模严重萎缩。鉴于大麦进口大量增长导致国内产业遭受严重损害,中国商务部于2018年11月和12月分别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发起反倾销与反补贴立案调查,以期对国内大麦产业进行救济,保障大麦产业安全。因此,分析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产业的影响,阐明进口影响的具体表现,防范进口的消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可为制定与完善大麦进口贸易和国内产业发展等方面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本文基于市场供给与需求、价格传导、局部均衡等理论,采用实地调研、统计分析、计量经济分析等方法,首先对大麦进口贸易现状、大麦产业国际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剖析大麦进口增加的原因;其次,在描述分析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产业影响的基础上,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应用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方法实证研究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市场价格和生产的影响程度;再次,采用进口依赖性指数衡量方法评估大麦进口依赖性风险;最后,采用中国农业产业模型,构建大麦市场供求模型框架,通过设定不同的大麦进口关税提高情景方案,模拟分析大麦进口关税政策调整对国内大麦价格、生产、消费及进口等方面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大麦进口增加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大麦缺乏国际竞争力,难以抵御进口冲击,影响大麦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为生产成本较高、价格无竞争力、品质难以满足加工需求以及进口关税水平较低。（2）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产业造成严重冲击与损害。首先,大麦进口价格对国内大麦价格具有显着传导影响,影响程度高达18.11%,大麦进口量对国内大麦价格具有显着负向影响,影响程度最高达20.43%;其次,大麦进口量对国内大麦生产具有显着挤出影响,影响程度达7.11%。大量低价进口大麦挤占国内大麦市场,导致国产大麦市场需求下降,国内大麦价格不断下跌,农民种植积极性降低,种植面积大幅减少,产量持续下降。（3）大麦进口存在依赖性风险。大麦进口集中度过高,进口依存度显着上升,自给率大幅下降,产业控制力减弱,威胁产业安全发展。（4）大麦进口关税政策调整对国内大麦产业具有重要影响。以最大大麦进口来源国澳大利亚为例,在《中澳自贸协定》下中国对澳大利亚进口大麦实行零关税为参照,关税分别提高到3%、12%和20%,大麦饲用消费需求量将分别下降3.50%、12.29%和16.77%,对国内大麦饲用需求影响显着;国内大麦价格分别上涨2.89%、11.54%和19.23%,种植面积分别增加0.43%、1.64%和2.48%,总产量分别提高1.00%、3.86%和5.88%,对国内大麦产业起到一定的保护效应;大麦净进口量分别下降2.20%、7.82%和10.84%,产生一定的贸易保护和贸易救济效应。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适度进口大麦,减小进口冲击;推动大麦进口来源多元化,降低进口依赖风险;加大政策支持与保护,提高国内大麦综合生产能力;加大科技投入,增强国际竞争力等保障中国大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黄玛兰[5]（2019）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对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的影响》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作为特征变化显着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变化在不同区域表现出不同的流动特点,并且区域之间差异非常大。而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决定了小农户为主的家庭经营仍将是我国主要农业经营方式,劳动力资源仍然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过去几十年我国农作物种植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众多影响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的因素中,农村劳动力数量及其价格上涨变化是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首先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劳动力价格变化的阶段化趋势,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特征,进而深入研究了:（1）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对全国整体层面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影响以及其省际差异性影响;（2）宏观省级层面上,基于劳动力转移区域分异视角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对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区域性影响差异分析;（3）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对区域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的交互效应与作用水平。（4）微观农户层面上,基于劳动力转移区域分异视角下的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及其价格变化对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的影响及其差异。文章通过系统地研究论证,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中国主要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呈现出以下时空演变特征:农作物生产重心具有波动性,但生产重心在不断强化,农作物生产区域分工水平以及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省域农作物种植结构存在显着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自相关性,在空间上呈现出显着不同模式的集聚特征。玉米和蔬菜的集聚程度不断提高;小麦相对稳定;水稻略有下降;大豆在波动中下降;而粮食作物的集聚程度在波动中上升。粮食作物强优势产区在东北和华北地区;蔬菜强优势产区聚集在华东地区,弱优势产区主要集聚在东北地区;大豆强优势产区集聚在东北地区;水稻强优势产区在华中和华南地区;小麦强优势产区在黄淮海平原;玉米强优势产区在东北地区。第二,（1）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出显着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劳动力转移趋势与宏观经济走势和波动特征基本一致,主要分为:1978-1989前工业化时期的劳动力就地转移、1990-1999工业化初期的劳动力异地转移、2000-2010工业化中期的劳动力公平有序转移、2011年以来的工业化后期劳动力转移。（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力外出打工工资水平以及农村内部劳动力雇工工价均呈不断上涨趋势。（1）转移劳动力薪资水平不断提升,呈现出不同行业间工资差距不断扩大而地区间差距缩小的趋势,且工资性收入占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比例不断提高。（2）主要作物的雇工工价整体上呈现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趋势。从不同类别作物来看,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都较为集中的水稻、大豆和棉花的雇工价格高于劳动周期较长但平均劳动较轻的蔬菜和油料作物。第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对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的影响具有省际差异性。农村劳动力转移之后,由于农业劳动量约束,农户会倾向于种植劳动力投入少、机械化替代程度较高的农作物。但是,劳动力对农作物生产的影响面临要素替代难易程度（例如,农机对劳工的替代）和农作物种植结构现状等现实农情的约束。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生产者用出售高附加值产品所获得的相对较高的价格和收入来平衡生产成本上涨,是一种理性生产行为。除此之外,工业化水平、农业机械化率、人均耕地面积、农业补贴、化肥、灾害率均对作物种植结构的形成及变化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第四,基于不同劳动力流动类型分区,从宏观省级视角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对3个不同分区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不同劳动力流动类型分区中,农村劳动力价格上涨与转移对不同区域农作物种植比例的影响存在显着差异。劳动力价格上涨对3个分区的蔬菜生产具有正向影响,对粮食作物生产具有负向影响;对劳动力流入和流出区水稻生产具有负向影响,对劳动力流动持平区具有正向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对3个分区的蔬菜、油料作物及小麦生产具有正向影响,对玉米生产具有负向影响;对劳动力流出和流动持平区水稻生产具有负向影响,而对劳动力流入区水稻生产具有正向影响。第五,基于不同劳动力流动类型分区探讨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对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在不同劳动力流动分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劳动力价格上涨交互效应的贡献强度和水平呈现出显着差异。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劳动力流入区倾向于扩大附加值高的作物种植面积,减少劳动力投工多的作物种植面积;在劳动力流出区,农村劳动力价格上涨不利于传统粮棉作物种植比例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劳动力投工少的玉米、小麦种植比例增加,不利于耗工费时的水稻种植比例增加;在劳动力持平区,农村劳动力价格上涨有利于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增加,抑制了传统粮棉作物种植比例。劳动力非农转移有利于用工投入少的农作物小麦种植比例增加,抑制了劳动投工多的作物蔬菜种植比例。第六,基于不同劳动力流动类型分区,从农户微观视角研究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及劳动力价格水平对不同分区农户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劳动力价格水平对3个分区农户的农作物种植结构影响呈现出显着差异性,并且其因子作用方向与相应区域上的宏观研究结论一致。同时,3个分区农户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还受农户个体异质性特征（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农作物机械化水平、地貌类别、农作物净利润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依据得出的基本结论,本研究建议在不同的劳动力流动类型分区,依据各地农业生产优势,深化作物种植的区域化与专业化分工;促进农村人力资本深化、提升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素质;加大农业机械技术研发和创新力度,实现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并提出相关具体的政策建议。
赵悦[6]（2019）在《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势。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三量齐增”、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生态环境恶化、农民增收乏力等问题。为了缓解粮食生产出现的问题,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迫切需要新一轮农业结构的调整。吉林省作为我国的粮食大省,玉米核心产区,一直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基地。然而,随着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的实施,玉米价格高位运行,吉林省玉米播种面积和产量呈刚性增长,大豆、杂粮等其它作物播种面积日益削减,形成了以玉米为主体的单一种植结构。这种结构带来的效应却是一方面玉米的高库存积压,下游加工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大豆、水稻、玉米等农产品大量进口,形成了国内库存积压与国外进口并存的逆向市场困境。而造成这种结构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忽视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用计划经济思维模式调控农业生产的结果。因此,只有运用改革的思路和市场经济的思维,对管理农业的体制、机制和手段进行改革,才能实现种植业供给结构的优化。本文以我国农业发展阶段特征的变化以及农业供给侧结构的现状与问题为背景分析,得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而厘清了我国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与基本内容,得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以往种植业结构调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深入到结构变化的制度变革,其要义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结构的加减法,而是要通过改革不合理的农业管理体制,来实现结构优化。在这一过程中,改革是手段,结构优化是目标。之所以提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用改革的思路来推动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吉林省作为我国粮食生产的核心产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的矛盾表现的更为突出、更加尖锐。梳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种植业结构演变历程发现,经过40年的发展,吉林省种植业粮、经、饲三元结构中以粮食作物内部结构变化为主,逐渐从20世纪80年代的玉米、大豆为主、水稻、高粱多元发展的作物结构,最终形成了以玉米为主体的“一粮独大”格局。然而,这种结构是否合理?本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个方面对其进行综合性评价。结果显示:虽然这种结构在宏观种植业投入产出上、在微观农民收入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却拉大了作物间的比较收益,不利于结构的多元化发展;虽然吉林省在粮食商品率上为国家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过高的粮食进口依存度表明当前结构未能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同时这种结构释放出的生态负效应令人堪忧。由此,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但是,结构调整却面临着贸易格局复杂、农产品成本持续上涨的市场困境,农业用水资源紧缺、耕地质量与数量下降的生态困境以及农产品育种技术发展缓慢、农业技术推广供需不匹配的技术困境,从不同维度不同层面制约着结构的优化,以往调整的思路俨然无法破解,唯有用改革的手段才能推动结构的优化。2004年以来,国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然而,惠农政策在实施方式上,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由此导致了市场的失灵和农业资源配置的扭曲。之所以要用改革的方式实现种植业供给侧结构的优化,就是因为不合理的农业管理体制是造成结构失调的首要原因。基于此,从资源配置方式、价格形成机制、粮食市场结构以及农村组织制度四个维度构建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框架。转变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经济思维,充分发挥市场经济规律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建立市场价格机制,使粮食价格由市场决定。而粮食价格信息在粮食生产、收购、加工、销售产业链条中通过流通市场进行传递,以指导农民的种植行为。但是,当前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一支独大”的局面,扭曲了粮食收储市场。提出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发挥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的政策性收储功能,与其它收储主体在收购市场中具有平等的经营地位,从而推动收储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化,实现粮食收储市场的顺畅。运行顺畅的粮食收储市场需要健全的农村组织制度作保障。我国目前的农村组织尚处于一种涣散状态,有序地将亿万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嵌入市场经济方面却效率甚微,并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条软肋。以整合当前农村经济组织为路径,实现农村基层经济组织制度的创新。使市场的“无形之手”来指挥政府的“有形之手”,进而推动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基于上述制度改革框架,确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民种粮合理收入、产业协调发展以及生态可持续为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之所以提出这四个方面的价值取向,原因如下:首先,在未来很长时期内,我国粮食供给压力仍然存在,人地关系趋紧的矛盾仍然存在,粮食主产区生产功能在日益下降。吉林省作为粮食生产的核心产区,其结构调整必须坚持国家粮食安全地位不动摇,必须保证种粮农民和粮食产区两个积极性,以巩固粮食主产区核心地位。其次,合理的种粮收入是保证农民种粮积极性持续的支撑条件。吉林省以玉米为主体的种植结构决定了合理种粮收入的主要指向是围绕玉米种植获取收入。而玉米支持政策的不稳定性造成了农民种植玉米收入的起伏与玉米种植积极性的不稳定,呼吁将玉米纳入主粮范围,与稻谷和小麦具有同等地位,使玉米具有一个主粮生产应有的利润空间,进而实现玉米种植的合理收入。作物间收益水平相当,从而实现相互替代的效应,促进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再次,玉米作为产业链条最长的作物,其饲用和加工用途与下游的加工业与畜牧业紧密衔接。因此玉米三元作物的属性决定了种植业结构调整以产业协调发展为价值取向。最后,种植业结构调整应尊重自然规律与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布局。去除赤色产能、恢复玉米大豆轮作制度、种地养地有机结合以及科学施用化肥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遵从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对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进行选择。吉林省种植业结构不论怎样调整,保证粮食作物为主体的结构不可改变,保证玉米核心产区优势不可改变。现阶段粮食作物比例偏高是由于粮食作物内部玉米结构不合理造成的。玉米粮经饲三元作物结构属性,片面强调了玉米粮食作物品种的一元结构,忽视了玉米作为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品种的结构。所以降低粮食作物用途的籽粒玉米比例,提高饲料作物青贮玉米比例,是粮食作物的调整方向,也表明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于粮食作物与饲料作物之间的调整。因此,建立玉米三元作物结构,呼吁核心产区推动“粮改饲”,以“种养”结合的微观农户经营结构为行动支点,从而促进粮食作物向饲料作物调整。大豆则在进行合理区划布局基础上,建立非转基因大豆保护区,保护传统大豆纯度,不受转基因大豆的侵犯。在中部地区适当进行转基因大豆种植,与玉米合理轮作,从而增加大豆的种植面积。水稻以扩大优质品种稻米的种植为调整方向,杂粮杂豆以建设优质杂粮基地为依托,发展精深加工。经济作物的调整方向以东中西区域划分,打造东部特产、中部蔬菜、西部多种作物的发展格局。饲料作物的调整以形成增加玉米核心产区与镰刀弯地区青贮玉米种植以及西部地区牧草种植,协调畜牧业发展的农牧格局。最终实现吉林省种植业结构由单一玉米种植向多元作物发展,由过分强调经济社会效益转向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协调统一发展的种植业结构。
周静[7]（2019）在《农业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业补贴是世界各国支持农业,反哺农业的重要政策。2004年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农业“三项补贴”（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并产生了积极效果。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第一、二、三产业的转型升级,持续多年的普惠式农业补贴政策开始出现了边际递减效应。新形势下,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2016年开始,我国农业“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其政策目标瞄准为耕地地力保护和支持适度规模经营的“大户补贴”,以此激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同时,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取向下,下调粮食最低收购价也成为了粮食价格体系改革的主要着力点。以上政策及其组合实施的效果如何,特别是稻作大户的生产行为是否同步同向于政策预期目标,是一个值得从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的课题。本文基于农户行为理论,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构建了一个“补贴政策-农户行为-农业生产”的理论分析框架,讨论了不同类型农业补贴下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条件,并运用湖南省6个产粮大县419户稻作大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农业补贴对于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影响。首先,本文以稻作大户对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认知为切入点,构建了政策认知—期望与现实偏差—政策满意度的分析框架,并利用排序模型,实证分析了政策认知程度对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其次是以稻作大户生产投入行为为视角,分析了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投入行为的作用路径,将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使用工具变量法下的分位数回归模型,来分析不同分位点下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对稻作大户的影响;最后,研究当前价格补贴政策改革的实施效果,构建了离散型选择模型,考察当前最低收购价政策下调时,稻作大户生产结构调整行为的变化程度。综上所述,本文构建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研,并综合运用了宏观数据和微观调研数据,从农户层面揭示新的农业补贴政策的改革效果,为政府进一步完善当前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提供思路和依据。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政府实施何种类型的粮食补贴均对稻作大户的生产行为产生影响,从产量效应来分析,价格补贴大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影响。从补贴的认知和满意度来分析,稻作大户对于当前实施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认知程度较高,但补贴过程中的公平性和补贴政策目标的认知程度较低。从直接补贴政策效果来看: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对于稻作大户增加物质资本投入具有显着的激励作用,且不同资源禀赋的稻作大户对于投入的偏好不同。对价格补贴的政策效果分析表明:粮食种植比例越高,土地规模经营越大的稻作大户对粮食补贴的反映更敏感,特别是价格补贴的影响大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影响。虽然粮食最低收购价下调对稻作大户的收益产生负向影响,但稻作大户仍然选择不改变其种植结构的原因是因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托底”。因此,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调控空间,探索“组合型”粮食宏观调控政策体系,适度提高粮食补贴标准,构建新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有助于进一步稳固和调动种粮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1）运用分工理论,构建了不同类型的农业补贴标准下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理论模型,将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和粮食最低收购价综合进行考量,弥补了学术界对于农业补贴政策的割裂研究。（2）基于农户生产决策视角,从农户对于补贴政策的响应程度反观不同类型政策的实施绩效,丰富了仅从农民收入或粮食产出数量视角来评价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绩效。（3）本文结合当前农业农村形势的变化方向,重点研究的是30亩以上的稻作大户,以展示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对当前粮食补贴政策的认知及实施效果,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际的应用价值。
郑川[8]（2019）在《我国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历史演进和当代效果评价》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为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市场机制中的价格改革,尤其是农产品价格政策改革。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研究出台了《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加快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注重发挥市场形成价格作用,农产品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2019年初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6年聚焦“三农问题”,依然将农产品价格政策放在了重要位置。如何让市场在农产品价格上发挥正确的作用,维护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是当前中国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关键所在。然而,当今国际大宗产品价格大幅震荡,国内玉米、大豆等农产品价格波动剧烈,且在国际竞争中不占优势,对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国家的安全稳定造成一定的影响,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值得探讨。因此,基于我国国情,正确理解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实施背景、历史演进、政策效果,可以使我国农业政策的制定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能够更好的扬长避短,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同时充分利用价格政策对我国带来的正面效应,从而保障农业生产、粮食安全和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本研究的主要目标包括:一是研究中国从古至今农产品价格政策的探索、当代政策的效果,以及国外政策的对比。二是梳理我国农产品政策的问题,探索政策改进的可能性。三是优化农产品市场价格政策,为政府制定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必要参考。本研究针对近年来农产品价格的剧烈波动,以及受之影响的农民收入波动、国家粮食安全和市民消费成本上升等问题,在探索国内农产品价格政策演进的基础上,研究国家和市场在价格形成中发挥的作用和效果。具体结构:首先,提出当前世界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下我国农产品价格政策面临的严峻形势,并总结学者在农产品价格及其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随后,研究中国古今在农产品价格政策上进行持续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方法,对我国农产品价格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价,包括价格支持政策和农业补贴政策。同时,选取发达、中等发达国家为对象,分析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农产品价格政策实行的背景、产生和发展。最后,研究我国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制度设计和具体优化建议。为达到研究目标,本研究涉及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一是定量分析法,通过双重差分法建立模型,分析我国农产品中的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的效果;选取数据交络模型方法计算农业补贴的政策效果。二是通过历史分析法,深入分析中外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历史背景、产生原因、目的、产生过程、框架体系、历史影响、意义和教训。三是政策分析法,探索价格调控政策产生的原因,评价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和农业补贴政策效果,对国内外政策进行筛选,以探索新的政策方案。四是以比较法,从中国古代与当代之间、国外国家之间、中外之间等不同的角度进行比较,从而为系统、全面理解政策、改进政策提供有益启示。五是采取机制设计法,通过设定农产品价格政策的总体目标,把价格调控政策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最终寻求适合我国现阶段农产品价格调控目标的最佳政策组合。主要结论包括:一是充分肯定我国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原创性的古代理论和实践,以及当代政策的斐然成果。通过梳理中国农产品价格管理的历史演进,我们发现,中国在农产品价格管理上形成了一系列原创的理论,也形成了一系列与时俱进的稳定农产品价格和保障主粮供给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政策。前者是理论的一般,后者是理论应用。这些中国原创的理论、方案、政策在农业价格管理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为人类贡献了中国智慧,需要我们继承、发展,推陈出新,也给后人这样的一些启示。在此基础上,我们发现:只有根植于中国实践的原创性理论发展,才能为经济学发展做出中国人的应有贡献;只有通过政策体系的连续调整与边际改进,才能实现中国粮价的持续稳定;从历史与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外市场变化中找准定位,完善政府定价,使我国的农业发展走向新的辉煌。二是通过定量方法评价发现,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在实施的8年间,确实显着提高了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地区的玉米价格。由于主产区农民收入中的一半以上来源于玉米,玉米价格的提升意味着农民收入的增加。该政策对玉米价格提升幅度为每50千克8.084元,以2015年为例,可使农民增收161亿元。增收会极大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粮食产量来看,我国2015年粮食总产量比2007年增加了1.19亿吨,主粮玉米增产0.72亿吨,占粮食增产的六成。玉米产量的增加对于全国粮食总产量实现“连增”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临时收储政策的持续实施,我国玉米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包括玉米市场价格被扭曲等问题。三是我国实行的农业补贴是非常有效的,但存在效益递减的趋势。综合效率均能达到0.9以上,说明农资综合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的相继推出和额度的增加,对于稳定农产品价格、提高粮食产量、提高农民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补贴政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开始减弱,政策对农村居民的吸引力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但下滑程度并不明显。各年度农业补贴在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益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在未来的政策调整中可以进一步进行调整和细化,提高财政补贴效率,包括需要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功能,以及分区域实施农业补贴政策。四是国外价格政策方向调整较大。通过分析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经验,以及巴西等典型中等发达国家的主要做法,发现国外农业补贴程度不降反增。政策方式从价格补贴转向收入补贴,政策目标从生产支持转向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政策对象从高保护普惠政策调整为支持创新、专用性、高附加值和多元化的农产品。五是加强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制度设计。要理顺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制定政策时需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律,根据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分层次安排制度。要处理好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的关系,做到四个经济主体的利益平衡,核心和关键是保障粮食供给与价格稳定。要统筹各项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按照WTO农业规则,逐步削减农产品的价格支持程度,转向收入补贴政策。价格支持以价补分离形式开展,支持价格损失保障补贴,以市场为主、国家政策为辅开展定价。补贴政策以支持地力保护、藏粮于地的政策目标为主。要逐步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改革土地制度,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发挥市场主体活力,从而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优势,推动我国农业稳步向前发展。主要的创新点和见解:一是补充农产品价格政策在历史研究上的不足。指出中国在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上的重要地位,通过梳理我国价格管理的历史演进,验证中国在农产品价格管理上形成的一系列原创理论,以及一系列与时俱进的稳定农产品价格和保障主粮供给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政策。具体政策包括轻重理论、平籴论、常平仓、青苗法等原创性政策。二是从农产品价格的角度丰富国家理论和市场理论。由于农产品价格政策过度干预市场容易产生市场紊乱和调控时滞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制定政策时就需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对农产品价格这一极具代表性的对象进行研究,更加深刻的理解国家与市场的理论关系。将市场与国家放在同一层次研究两者关系,在经济运转中本质上研究政府与企业、家庭、个人的关系。三是从机制设计的角度提出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建议。提出要处理好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的关系,做到四个经济主体的利益平衡,核心和关键是保障粮食供给与价格稳定。要统筹各项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逐步削减农产品的价格支持程度,转向收入补贴政策。需要逐步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改革土地制度,提高农业科技含量,从根本上提高价格竞争力。
晋乐[9]（2018）在《国际规则约束下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WTO和OECD指标评价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入世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以增产为导向的粮食国内支持体系。然而,随着中国开放步伐的加快,这种国内支持方式正面临较大国内外压力。国内方面,粮食生产成本上涨、国际竞争力不足,在缺乏有效边境保护条件下,以增产为导向的国内支持面临生产、进口、库存“三量齐增”的尴尬局面。国际方面,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越来越多的受到国际贸易规则的约束与影响。美国于2016年向世界贸易组织（Wto）起诉,声称中国在2012-2015年间粮食国内支持水平已超过“入世承诺”规定上限。同时,作为Wto贸易谈判重要参考的世界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每年向全球发布、具有较大国际影响的农业“国内支持”指标也显示出中国粮食生产者支持水平处于历史高位。贸易规则的“天花板”已开始对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构成实质性约束。面对国内外双重挑战,粮食国内支持政策急需调整,如何调整国内支持政策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此,本文研究目标是甄别出既符合国际贸易规则与国际公认的农业政策评价体系,又能缓解国内粮食产业“三量齐增”现实压力的最优政策,以期为今后粮食国内支持政策调整提供参考。根据国际惯例,“国内支持”政策主要分为三大类,即市场价格支持、收入支持和农业综合服务支持。三种政策选择中,哪种政策将是今后符合国际规则的调整重点?作为选择之一的市场价格支持政策,对保障国内粮食生产具有显着效果,但同时具有较强的贸易扭曲效果,故属于Wto限制的“黄箱”政策,受到多边贸易规则约束,同时使用该政策还会导致Oecd生产者支持这一国际主流农业政策评价指标上涨,带来较大Wto、Oecd农业政策评估压力。作为选择之二的收入支持政策,对保障农民收入具有一定效果,但以目标价格补贴为代表的挂钩收入支持,具备较强贸易扭曲效果,会增大Wto、Oecd农业政策指标评价压力;以直接补贴为代表的脱钩收入支持,虽然贸易扭曲效果较小,但仍会增大Oecd农业政策指标评价的压力。作为选择之三的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属于Wto与Oecd均允许并倡导的农业支持方式,但是这种政策不针对特定品种,通常短期内无法使得产量与农户收入显着增长,往往被认为“支持效果相对较弱”、“投资效率不高”。为此,本文将对市场价格支持、收入支持与农业综合服务支持这三种“国内支持”政策缓解国内外压力的效果进行评估与比较。通过构建中国主粮局部均衡模型、政策评估模型、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实证量化比较生产成本上涨条件下,三种政策对Wto、Oecd这两种国际主流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及对国内压力的缓解效果,以期甄别出符合国际规则的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最优政策选择。本研究得出的初步结论如下:第一,市场价格支持政策面临较大Wto、Oecd指标评价压力。政府干预价格收购政策会增大Wto、Oecd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压力,尤其在生产成本上涨时期,生产成本与干预收购价格的螺旋式上升,将加剧政策面临的两种国际主流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压力。一国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由边境政策与国内支持政策共同组成,两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彼此替代,因此提升关税水平或是缓解“市场价格支持”政策压力的路径之一。但本研究发现,增加关税只能缓解Wto指标评价压力,不能缓解Oecd指标评价压力。不仅如此,模拟结果显示中国与日本、韩国不同,在国内外价格差不断扩大条件下,65%的最高配额外关税水平仍不足以让粮食产业免受进口冲击,一旦叠加政府干预价格收购政策,Wto“国内支持”指标水平会进一步提高,给我国市场价格支持政策使用带来更大的国际压力。根据通货膨胀水平,调整基期参考价格是缓解Wto指标评价压力的另一路径。测度显示,对1996～1998年基期价格进行平减后,中国三种主粮2011～2015年Wto“国内支持”水平均不超过8.5%的微量允许上限。但是,此次中美主粮的“国内支持”贸易争端能否调整基期参考价格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第二,收入支持政策仍将面临Wto、Oecd指标评价上涨压力。目标价格、直接补贴是两种典型的“收入支持”政策。现阶段目标价格政策采用“生产成本+合理利润”的方式制定目标价格,但理论分析与美国经验数据均表明,在生产成本上涨阶段,根据生产成本制定目标价格将会使补贴陷入扩张式增长,增加Wto、Oecd指标评估压力。直接补贴政策虽不计入Wto综合支持总量指标,但仍将计入Oecd生产者支持指标,生产成本越高,为达到相同的激励效果直接补贴数量也会增加,随之Oecd生产者支持评估压力增大。模拟结果表明,增加“收入支持”政策并不能缓解中国面临的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压力。基于土地给付的“收入支持”增加,会导致土地要素价格上涨,带动产品生产成本上涨。以玉米为例,单位玉米收入支持增加1%,单位产品生产成本将上升0.6%。生产成本上升会触发更加强劲的“国内支持”投入需求,增加国际指标评估压力。政策评估模型显示,即使考虑在减少“市场价格支持”政策的同时增加“收入支持”政策,在边境保护水平较低、生产成本高涨的条件下,Wto与Oecd“收入支持”指标评价仍可能面临一定的上涨压力。第三,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能够降低生产成本,缓解Wto、Oecd指标评价压力。“农业综合服务”不针对特定产品与特定生产者,不增加Wto、Oecd指标评价压力,但也往往被认为支持效果不直接。对比发现,现实中生产成本较高的国家“农业综合服务”水平普遍低于具有竞争优势国家、甚至呈现下降趋势（如印尼、越南、中国等）。但实证结果表明,有针对性地选择“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方式,能通过直接替代私人投入、优化投入要素结构两种效应降低中国粮食生产成本,从根本上缓解两种国际主流的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压力。以农业基础设施为例,总体上农业基础设施存量增加1%,粮食生产成本降低0.4%。其中,着力改善水土条件的Wto新增“绿箱”政策更倾向节约劳动投入,传统“绿箱”政策（电力、道路）更倾向节约资本与物质资料投入;Wto新增“绿箱”政策中,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能显着降低三种主粮生产成本;改善水利条件的新“绿箱”对玉米的节本效应更为突出。故结合Wto规则变化、根据不同粮食主产区地域特征、成本结构特征,有针对性的增加农业公共投资,可更高效地发挥政策效果,缓解主粮“国内支持”指标评估压力。根据上述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逐步优化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水平与结构。依据市场规律,适度调减“市场价格支持”政策;根据国际贸易规则与国内政策需求,更谨慎地论证使用农民从事粮食种植的收入保障政策;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导向,有针对性地增加“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投资。第二,有的放矢提升农业综合服务投资力度。在考虑国际规则变化、种植成本结构差异、主产地域差异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粮食主产区制定相区别的农业公共投资方案。第三,持续关注、积极融入国际农业“国内支持”规则构建。在全球贸易谈判中立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呼吁将关税水平、通货膨胀等“非国内支持”因素纳入政策评价体系,并通过国际协商谈判寻求改善。
赵和楠[10]（2018）在《中国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纵观人类发展史,历次重大饥荒事件均导致人口的大量死亡和经济社会的严重衰退,其教训异常惨烈。也正因如此,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均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将保障粮食安全视为国家安全战略。就中国而言,中国人口众多,耕地等自然资源相对有限,资源“红线”问题不容忽视,同时,受自然灾害频发、粮食生产经营方式不科学等因素的影响,生态“红灯”问题日益凸显,加之供给侧粮食结构性矛盾等因素的制约,粮食数量及质量安全中长期仍面临着严峻挑战,这就决定了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讲,粮食安全的公共品属性、外部性属性及粮食生产的弱质性、基础性决定了政府对其扶持的必要性。作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财政政策成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天然构成。本世纪初,中国政府通过实施系列财政支持政策以促进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经过十余年的政策实践,既有政策暴露出诸多问题,尤其是对贸易和生产有扭曲作用的“黄箱”政策规模已临近WTO规定的8.5%的微量允许“黄线”。此外,伴随财政支粮资金规模的不断增长,经济“新常态”下中国财政收入增速正逐渐放缓,2011—2016年全国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由25%持续降至4.8%,为近25年来的最低值。因此,面对粮食安全的严峻形势及财政支粮的实际困境,未来如何优化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财政政策体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并最终保障国家粮食数量、质量安全,则成为本文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本文在阐述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粮食安全形势进行了系统描述,进而回顾总结了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演变过程,并对现行政策的整体成效及主要问题进行了定性评价,随后采用双重差分法（DID）等实证分析方法对保障粮食安全的典型财政政策效果予以检验。结合定性及定量研究结论,比较借鉴国外保障粮食安全的财政政策,最后提出完善中国粮食安全财政保障政策的对策建议。除导论所做各项研究准备外,全文基本内容如下:一、深入阐述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的相关理论。文章介绍了粮食、粮食安全及其财政保障政策的概念与衡量,并界定了具体研究范畴,即“粮食”限于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这符合国际通行标准及中国新粮食安全观,“粮食安全”则主要涉及粮食生产环节的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问题,这是基于生产环节源头性、基础性及关键性的考量。在此基础上,粮食生产的基础产业理论、粮食产业的弱质性、粮食市场的蛛网模型及粮食安全的公共产品属性、正外部性为财政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理论依据,相应的价格支持政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一般服务支持政策则通过各具体政策的特定传导路径作用于粮食安全。二、系统描述中国粮食安全形势。从总体上看,中国粮食安全形势当前整体良好但结构性矛盾凸显,且未来粮食安全形势仍就异常严峻。具体讲,在粮食数量安全方面,一是国内粮食生产现实约束显着,表现在资源承载能力减弱、自然生态环境失衡、比较利益低等;二是国外粮食进口风险性增强;三是口粮需求、饲料用粮需求、工业用粮需求及种子用粮需求引致粮食需求刚性增长。在粮食质量安全方面,粮食生产环节源头污染、粮食流通环节过程污染及粮食消费环节终端污染共同挑战中国粮食质量安全。三、回顾总结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演变过程,并定性评价现行财政保障政策的整体成效及主要问题。建国至今,中国财政支粮政策共经历四个发展阶段,这与各时期城乡发展战略、财政体制等密切相关。价格支持政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和一般服务支持政策构成当前中国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框架,并促进了粮食播种面积及产量的持续增长,提升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宏观调控能力。然而,经过多角度、多地域的深入访谈及问卷调查,发现现行财政保障政策仍存在如下主要问题:一是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扭曲市场机制,加深粮食结构性矛盾,加重财政负担;二是农机购置补贴范围、补贴操作不尽合理,表现在补贴目录缺乏绿色生产农用机具、部分机具难以适应地区粮食生产实际、补贴方案公布迟缓降低政策效应、“全价购补”增加购机主体支出压力等;三是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执行偏离目标,其中,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设计仍以粮食种植面积为补贴依据,忽略了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而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则采取现金直补方式,易造成补贴资金“漏损”,不利于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可持续发展;四是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区域差异化不明显,补贴范围有待扩大;五是缺乏对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及粮食加工环节的财政激励;六是财政重点一般服务支持政策未充分实施,表现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及管护缺位、粮食绿色补贴不足、粮食科技研发推广应用滞后等问题;七是主产区粮食安全责任与成本相脱离,“粮财倒挂”现象显着,补贴资金供给机制有待调整。四、实证检验财政政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效果。运用双重差分法（DID）等研究方法对价格支持、挂钩直补及一般服务支持政策中的部分典型财政政策效果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一是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对政策实施区粮食市场价格产生显着正向影响,存在托市效应;二是粮食主产区农机购置补贴对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从构成上看,农机购置补贴对机耕水平的影响大于机播水平,对机收水平则影响不显着;三是财政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对粮食产量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对粮食平均生产成本具有显着负向影响,验证了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降本效应;四是财政土地治理投入对粮食质量威胁指数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即财政土地治理投入有助于改善粮食质量。五、比较借鉴美日印三国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对美国、日本、印度财政支粮政策演进及现行政策进行梳理、比较后得到如下启示:一是保留对主粮的价格支持,但应逐步调整以减少对市场的扭曲;二是实施“绿色补贴”项目,注重保护资源与环境;三是注重对新型粮食经营主体的财政扶持;四是加大对重点一般服务支持项目的供给;五是通过立法形式保障财政支粮政策顺利实施。六、提出完善中国粮食安全财政保障政策的对策建议。根据前文定性及定量研究结果,结合国际有益经验,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一是逐步推进价格支持政策调整转型。短期仍坚持并调整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但长期应逐步推进其向目标价格政策转型,实现“价补分离”,以减少对市场的扭曲,同时,还需注重粮食生产及流通信息平台建设,助力政策调整转型;二是系统优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包括调整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完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健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深化实施玉米生产者补贴等政策以及扶持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发展;三是强化实施财政一般服务支持政策。应加强财政对农业气象、农田水利设施、农业科技的扶持力度,通过测土配方施肥补贴、财政直接投资等形式支持粮食绿色清洁生产,完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注重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四是配套改善财政支粮资金供给及管理体系。通过构建粮食安全责任与成本相统一的补贴资金供给机制,多举措科学管理财政支粮资金,并逐步完善财政支农立法体系,以释放财政保障政策效应,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本文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研究视角上,将粮食质量安全纳入研究范畴,对中国粮食安全形势及财政保障政策全貌进行系统描述、评析,克服以往仅从粮食供求视角或单一财政支粮政策视角进行的局部化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不足;二是在研究方法上,运用多种实证分析方法检验不同类型财政支粮政策的实施效果。在数量安全层面,实证检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财政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对粮食数量安全的影响;在质量安全层面,构建粮食质量安全的逆向衡量指标并对样本省份粮食质量安全状况进行测算,继而实证检验财政土地治理投入对粮食质量的影响。由此,以弥补既有成果中实证性成果相对不足的“短板”;三是在学科交叉上,文章实现农业基础学科、农业经济学与财政学的学科交叉,尤其在粮食质量安全层面,以农业科学相关原理服务于粮食质量安全指标的构建与财政保障政策效果的检验。本文的不足在于受数据可获性、新旧政策交替等因素的影响,实证章节仅选择三类财政保障政策中的四项具体政策进行代表性研究,且部分实证过程样本量略显偏少。未来将尝试采用问卷调研所得微观数据并结合新的实证分析方法对本文未涉及的其他具体财政支粮政策效果展开深入研究。
二、大豆供求的变化趋势及其对主产区农民收入和就业变动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大豆供求的变化趋势及其对主产区农民收入和就业变动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述评 |
| (一)关于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研究述评 |
| (二)关于我国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研究述评 |
| (三)关于家庭承包耕地经营权及流转的研究述评 |
| (四)关于农地制度绩效的研究述评 |
|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耕地 |
| 二、耕地经营权及耕地经营权流转 |
| 三、制度及制度绩效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制度经济学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 |
| 三、多重制度逻辑理论 |
| 四、小农经济与规模经济理论 |
| 五、土地用益物权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与“三权分置”改革制度逻辑 |
| 第一节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与演进特征 |
| 一、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 |
| 二、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特征 |
| 第二节 “三权分置”改革的多重制度逻辑 |
| 一、以“系统观念、底线思维”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指引 |
| 二、通过“地权细分”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载体 |
| 三、以“走廊调控”方式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机制 |
| 四、以“增量改革”和“绩效提升”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动力 |
| 五、“三条底线”与“放活经营权”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功能定位与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立法现状 |
| 一、《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相关规定 |
| 二、《民法典》物权编关于土地经营权及流转的相关规定 |
| 三、《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办法》关于经营权流转内容的相关规定 |
| 第二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功能定位 |
| 一、耕地配置优化功能 |
| 二、生产效率优化功能 |
| 三、粮食安全保障功能 |
| 第三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运行机制 |
| 一、流转激励机制 |
| 二、流转约束机制 |
| 三、流转稳定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现状与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现状 |
| 一、流转规模方面 |
| 二、流转主体方面 |
| 三、流转方式方面 |
| 四、流转合约方面 |
| 五、流转价格方面 |
| 六、流转效力方面 |
| 第二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
| 一、LMDI法模型设计 |
| 二、变量解释 |
| 三、数据来源 |
| 四、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的微观决策与影响因素 |
| 一、农户耕地流转规模决策模型 |
| 二、农户耕地福利保障效应 |
| 三、农户耕地禀赋效应 |
| 四、农户政策感知、预期与反馈效应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绩效评价 |
| 第一节 耕地配置方面的绩效评价 |
| 一、耕地经营权流转对“撂荒”的影响 |
| 二、耕地经营权流转与规模种植 |
| 第二节 生产效率方面的绩效评价 |
| 一、研究方法与模型设计 |
| 二、变量与数据 |
| 三、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粮食安全保障方面的绩效评价 |
| 一、耕地经营权流转对“非农化”的影响 |
| 二、耕地经营权流转对“非粮化”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制约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根源分析 |
| 第一节 制度环境发展进展约束 |
| 一、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约束 |
| 二、小农户与农业现代化衔接程度约束 |
| 第二节 三权赋权方案解读的不确定性 |
| 一、“所有权-承包经营权-经营权(不动产租赁权)”赋权方案 |
| 二、“所有权-承包经营权(用益物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 |
| 第三节 立法内容与立法技术缺陷 |
| 一、现行法律对承包权的性质、内容没有明确规定 |
| 二、涉及经营权性质的部分表述容易引发歧义 |
| 三、法条对承包权受让与经营权受让的身份未区分 |
| 第四节 流转制度实施环节交易费用高 |
| 一、农户对流转制度认知度差 |
| 二、耕地流转市场交易平台建设滞后 |
| 三、耕地流转外部监管缺失 |
| 四、耕地经营权流转交易规范性差 |
| 五、耕地经营权流转交易信息化水平低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提升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持续引导农村人口有序转移 |
| 一、引导务农人口的城镇化转移 |
| 二、引导务农人口的农村非农产业转移 |
| 三、推进转移人口的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
| 第二节 推进生产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双轮驱动协调 |
| 一、推进流转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的互补与转化 |
| 二、科学设计流转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的优序与组合 |
| 第三节 采用“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的赋权方案 |
| 一、“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架构 |
| 二、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优势 |
| 三、逐步实现承包权对承包经营权的替代 |
| 四、明确承包权成员权性质与内容 |
| 第四节 加强立法平等保护耕地经营权 |
| 一、明确经营权“分段”式用益物权权利期限细分模式 |
| 二、修改完善现有经营权权属性质法条内容 |
| 第五节 加强耕地经营权流转政策分类指导 |
| 一、根据城乡融合差异重点对规模化路径进行分类指导 |
| 二、根据农业现代化模式差异重点对适度规模标准进行分类指导 |
| 三、根据粮食安全功能差异重点对流转租金、租期进行分类指导 |
| 第六节 加快耕地流转市场体系建设 |
| 一、建立完善耕地流转公开交易平台 |
| 二、加强流转合同管理 |
| 三、优化耕地经营权流转抵押担保等配套服务 |
| 四、加强承包地流转及流转用途的监督管理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表附录 |
| 图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2）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基本概念的研究 |
| 1.2.2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模型的研究 |
| 1.2.3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的研究 |
| 1.2.4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方法的研究 |
| 1.2.5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2.6 关于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相关研究 |
| 1.2.7 研究述评 |
| 1.3 文章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文章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产业的内涵 |
| 2.1.2 农业的内涵 |
| 2.1.3 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
| 2.1.4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比较优势理论 |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竞争优势理论 |
| 2.3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分析框架 |
| 2.3.1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 |
| 2.3.2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路径选择 |
| 2.3.3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
| 2.3.4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分析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 |
| 3.1 农业机械化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1860-1945 年) |
| 3.1.1 土地制度改革促进美国农业经济大发展 |
| 3.1.2 农业半机械化与农业基本机械化的实现 |
| 3.1.3 以简单机械化维持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 3.2 农业现代化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1945-2000 年) |
| 3.2.1 家庭农场成为美国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主体 |
| 3.2.2 农业机械化全面进步与农业科学化的实现 |
| 3.2.3 以农业科技创新提升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 3.3 新时代经济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2000 年以后) |
| 3.3.1 新世纪以来美国农业经济实现空前增长 |
| 3.3.2 农业贸易迅速扩张且持续保持贸易顺差 |
| 3.3.3 以外部市场需求支撑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测定与评价 |
| 4.1 基于显示性指标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 |
| 4.1.1 显示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1.2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具体测定 |
| 4.2 基于解释性指标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 |
| 4.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2 评价指标数据的处理 |
| 4.2.3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2.4 选择合适的评价方法 |
| 4.2.5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4.2.6 评价结果与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分析 |
| 5.1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分析 |
| 5.1.1 美国农业生产成本的总体变化 |
| 5.1.2 美国农业生产成本的构成分析 |
| 5.1.3 美国农业成本优势分析——以大豆和玉米为例 |
| 5.1.4 一个案例:美国与巴西大豆在中国市场的价格优势分析 |
| 5.2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差异化优势分析 |
| 5.2.1 以农业质量获取差异化优势 |
| 5.2.2 以农业安全保障获取差异化优势 |
| 5.2.3 以农业专业化营销获取差异化优势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基本影响因素分析 |
| 6.1 生产要素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1.1 丰富的天然资源为美国农业提供竞争基础 |
| 6.1.2 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提高美国农业生产效率 |
| 6.1.3 技术创新是美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
| 6.2 需求条件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2.1 国内需求助推美国农业竞争优势快速形成 |
| 6.2.2 国际需求驱动美国农业竞争优势明显增强 |
| 6.2.3 新兴市场促使美国农业竞争优势得以维持 |
| 6.3 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3.1 种子培育体系为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奠定基础 |
| 6.3.2 农产品加工业使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得到强化 |
| 6.3.3 冷链物流业促进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迅速扩张 |
| 6.4 农业经营主体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4.1 家庭农场在美国农业经营方式中占据主导地位 |
| 6.4.2 独资经营是美国农场类型中最常见的组织形式 |
| 6.4.3 专业化农场经营创造和保持美国农业竞争优势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辅助影响因素分析 |
| 7.1 政府因素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7.1.1 美国农业价格支持政策 |
| 7.1.2 美国农业资源支持政策 |
| 7.1.3 美国农业出口市场计划 |
| 7.1.4 美国农业信贷和税收政策 |
| 7.1.5 美国农业保险补贴机制 |
| 7.2 历史机遇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7.2.1 西进运动给美国农业发展带来重要契机 |
| 7.2.2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进美国农业发展提速 |
| 7.2.3 科技革命加快了美国农业科技创新步伐 |
| 7.2.4 世界人口暴增使美国农业继续蓬勃发展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及对中国的启示 |
| 8.1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经验 |
| 8.1.1 一定的农业经营规模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前提条件 |
| 8.1.2 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内在动力 |
| 8.1.3 强势的相关支持产业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支撑 |
| 8.1.4 有效的联邦政府行为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障 |
| 8.2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教训 |
| 8.2.1 长期产能过剩易使美国爆发农业经济危机 |
| 8.2.2 农业企业垄断使中小型农场经营压力增大 |
| 8.2.3 农业发展过程中造成的资源与环境的破坏 |
| 8.3 中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困境 |
| 8.3.1 农业科技推广与创新体系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 |
| 8.3.2 农产品国内库存高企与国际市场进口大量增加 |
| 8.3.3 农业育种和加工及冷链等社会化服务发展落后 |
| 8.3.4 农业经营规模太小且农业劳动者素质普遍偏低 |
| 8.4 对提升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启示 |
| 8.4.1 持续深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工作 |
| 8.4.2 加快推进农业相关支持产业发展 |
| 8.4.3 多种形式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
| 8.4.4 增强农业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建设 |
| 8.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劳动力价格上升视角下中国粮食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案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粮食 |
| 2.1.2 粮食安全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户行为理论 |
| 2.2.2 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 |
| 2.2.3 劳动力转移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粮食安全评价研究 |
| 2.3.2 劳动力价格与粮食生产数量研究 |
| 2.3.3 劳动力价格与粮食生产结构研究 |
| 2.3.4 文献评述 |
| 3 劳动力价格演变与粮食安全现状分析 |
| 3.1 劳动力价格演变分析 |
| 3.1.1 劳动力价格时序演变 |
| 3.1.2 劳动力价格地区差异 |
| 3.1.3 劳动力价格品种差异 |
| 3.2 粮食安全基本现状分析 |
| 3.2.1 粮食产量变动分析 |
| 3.2.2 粮食生产结构分析 |
| 3.2.3 粮食进出口量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 劳动力价格上升视角下粮食安全总体态势演变研究 |
| 4.1 粮食安全指标体系的框架设计 |
| 4.2 指标选取流程 |
| 4.3 指标选取与指标安全值设定 |
| 4.3.1 粮食供给安全指标 |
| 4.3.2 粮食获取安全指标 |
| 4.3.3 粮食使用安全指标 |
| 4.3.4 粮食系统稳定性指标 |
| 4.4 样本期选择与指标数据处理 |
| 4.4.1 样本期选择 |
| 4.4.2 缺失值处理 |
| 4.4.3 指标安全得分转化 |
| 4.5 指标权重确定 |
| 4.5.1 层次分析法赋权 |
| 4.5.2 熵值法赋权 |
| 4.5.3 平均赋权 |
| 4.5.4 一致性检验 |
| 4.5.5 组合赋权 |
| 4.6 劳动力价格上升视角下粮食安全评价结果分析 |
| 4.6.1 粮食安全总体演变分析 |
| 4.6.2 粮食供给安全演变分析 |
| 4.6.3 粮食获取安全演变分析 |
| 4.6.4 粮食使用安全演变分析 |
| 4.6.5 粮食系统稳定性演变分析 |
| 4.7 本章小结 |
| 5 劳动力价格上升视角下基于生产数量变动的粮食安全研究 |
| 5.1 理论分析 |
| 5.2 变量选取与样本选择 |
| 5.2.1 变量选取 |
| 5.2.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 基准模型与估计结果 |
| 5.3.1 基准模型构建 |
| 5.3.2 估计结果分析 |
| 5.4 中介效应分析 |
| 5.4.1 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构建 |
| 5.4.2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分析 |
| 5.5 异质性分析 |
| 5.5.1 不同生产功能地区异质性分析 |
| 5.5.2 不同耕地资源地区异质性分析 |
| 5.6 稳健性检验 |
| 5.7 基于生产数量变动的粮食安全分析 |
| 5.8 本章小结 |
| 6 劳动力价格上升视角下基于生产结构调整的粮食安全研究 |
| 6.1 理论分析 |
| 6.2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 6.2.1 变量选取 |
| 6.2.2 模型构建 |
| 6.2.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3 估计结果分析 |
| 6.4 异质性分析 |
| 6.4.1 不同耕地条件地区异质性分析 |
| 6.4.2 不同粮食作物品种异质性分析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基于生产结构调整的粮食安全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猷 |
| 附录A 层次分析法专家调查表样表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大麦进口对中国大麦产业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农产品进口与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
| 1.2.2 进口对农业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
| 1.2.3 大麦国际贸易问题研究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1.5.1 研究创新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粮食安全 |
| 2.1.2 大麦产业 |
| 2.1.3 进口安全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产品贸易理论 |
| 2.2.2 产业安全理论 |
| 2.2.3 价格传导机制理论 |
| 2.2.4 投资挤出机制理论 |
| 2.2.5 局部均衡理论 |
| 第三章 中国大麦进口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
| 3.1 中国大麦进口贸易现状 |
| 3.1.1 大麦进口数量大幅快速增加 |
| 3.1.2 大麦进口价格波动性较大 |
| 3.1.3 大麦进口来源高度集中 |
| 3.1.4 大麦进口依存度显着提高 |
| 3.2 中国大麦进口增加的原因分析 |
| 3.2.1 大麦消费需求大幅快速增加 |
| 3.2.2 大麦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分析 |
| 3.2.3 大麦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价格与生产影响的路径分析 |
| 4.1 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价格的传导影响路径分析 |
| 4.1.1 大麦进口价格大幅下降,影响国内大麦价格 |
| 4.1.2 国内大麦价格不断下跌,比较收益降低 |
| 4.2 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生产的挤出影响路径分析 |
| 4.2.1 进口挤占国内市场空间,抑制大麦生产 |
| 4.2.2 国内大麦供给不足,产需缺口不断扩大 |
| 4.2.3 自给率显着下降,影响大麦产业安全 |
| 4.3 大麦进口依赖性风险分析 |
| 4.3.1 大麦进口依赖性指数衡量方法 |
| 4.3.2 大麦进口依赖性风险评估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价格与生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
| 5.1.1 向量自回归模型介绍 |
| 5.1.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2 实证分析 |
| 5.2.1 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价格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2.2 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产量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大麦进口关税政策调整对大麦产业影响的模拟分析 |
| 6.1 局部均衡理论模型 |
| 6.2 中国农业产业模型 |
| 6.2.1 模型介绍 |
| 6.2.2 大麦市场供求模型框架 |
| 6.2.3 模型参数 |
| 6.2.4 稳健性检验 |
| 6.3 大麦进口关税政策调整对大麦产业影响情景模拟 |
| 6.3.1 情景模拟分析步骤 |
| 6.3.2 情景模拟方案设定 |
| 6.3.3 情景模拟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调整和完善大麦进口贸易政策,降低进口冲击与损害 |
| 7.2.2 建立健全大麦产业支持政策,提高国内生产能力 |
| 7.2.3 实施大麦科技创新政策,增强国际竞争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5）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对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问题及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3.4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章节安排 |
| 1.5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5.2 可能的创新点 |
| 1.5.3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劳动力相关概念界定 |
| 2.1.2 种植制度与种植结构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劳动力转移经典理论 |
| 2.2.2 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3.1 农作物种植结构及其演变驱动力研究 |
| 2.3.2 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研究 |
| 2.3.3 农村劳动力资源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
| 2.4 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对农作物种植结构影响的分析框架 |
| 2.4.1 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
| 2.4.2 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对农作物种植结构影响的理论依据 |
| 2.4.3 农村劳动力变化与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的关联和区域差异 |
| 2.4.4 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驱动因素的综合考量 |
| 第3章 农作物种植结构时空变化特征 |
| 3.1 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趋势简析 |
| 3.1.1 农作物种植结构比例变化 |
| 3.1.2 农作物种植集中度与区域变化 |
| 3.2 农作物种植结构地理集聚时空特征 |
| 3.2.1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 |
| 3.2.2 农作物种植结构地理集聚时间变化特征 |
| 3.2.3 农作物种植结构地理集聚空间变化特征 |
| 3.3 农作物种植面积与空间集聚形成的关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变化 |
| 4.1 农村劳动力转移阶段性变化特征 |
| 4.1.1 前工业化时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特征 |
| 4.1.2 工业化初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特征 |
| 4.1.3 工业化中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特征 |
| 4.1.4 工业化后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特征 |
| 4.2 农村劳动力价格上涨趋势 |
| 4.2.1 农业劳动力外出务工工资水平变化 |
| 4.2.2 农村内部劳动力雇工工资水平变化 |
| 4.2.3 农村劳动力价格阶段性变化特征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对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
| 5.1 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驱动因子模型构建 |
| 5.1.1 实证模型设定 |
| 5.1.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5.2 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对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的影响分析 |
| 5.3 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影响的省际差异检验 |
| 5.3.1 线性混合模型 |
| 5.3.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5.3.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5.4 农业机械与劳动力要素替代的影响 |
| 5.4.1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机械化发展现状 |
| 5.4.2 农业机械与劳动力替代弹性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对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影响——基于劳动力转移区域分异视角 |
| 6.1 中国劳动力流动类型区域划分 |
| 6.2 区域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与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 |
| 6.2.1 农村劳动力转移变化特征 |
| 6.2.2 农村劳动力价格上涨趋势 |
| 6.2.3 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趋势 |
| 6.3 区域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对农作物种植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1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及描述性统计 |
| 6.3.2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6.4 利润、技术与政策对区域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影响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交互作用对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影响 |
| 7.1 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交互效应模型构建 |
| 7.2 全国及不同劳动力流动类型分区的实证分析 |
| 7.2.1 全国层面交互模型估计结果 |
| 7.2.2 劳动力流入区交互模型估计结果 |
| 7.2.3 劳动力流出区交互模型估计结果 |
| 7.2.4 劳动力流动持平区交互模型估计结果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不同劳动力流动类型分区农户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基于典型省份的分析 |
| 8.1 农户行为理论及其应用 |
| 8.2 劳动力流出区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基于湖北农户的验证 |
| 8.2.1 数据来源与方法 |
| 8.2.2 样本农户种植结构现状分析 |
| 8.2.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8.3 劳动力流入区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基于浙江农户的验证 |
| 8.3.1 数据来源与方法 |
| 8.3.2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8.4 劳动力流动持平区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基于山东农户的验证 |
| 8.4.1 数据来源与方法 |
| 8.4.2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研究展望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农村劳动力资源变化与农作物种植结构研究展望 |
| 9.2.1 中国工业化后期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劳动力价格变化展望 |
| 9.2.2 未来劳动力转移与价格上涨对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可能影响 |
| 9.3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2 文献评述 |
| 1.2.1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研究 |
| 1.2.2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 |
| 1.2.3 关于种植业结构评价的研究 |
| 1.2.4 关于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制约因素 |
| 1.2.5 关于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的研究 |
| 1.3 理论基础 |
| 1.4 基本概念界定 |
| 1.5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5.1 研究目标 |
| 1.5.2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数据来源 |
| 1.6.3 技术路线图 |
| 1.7 本论文的学术贡献 |
| 第二章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分析 |
| 2.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的阶段及其特征 |
| 2.1.1 以粮食为主体的农产品供给快速增长(1978—1984 年) |
| 2.1.2 粮食供给呈多元化发展(1985-1998 年) |
| 2.1.3 推进农业供给战略性调整(1999-2003 年) |
| 2.1.4 农产品供给全面提升与结构性失衡(2004-2015 年) |
| 2.1.5 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阶段(2016 年至今) |
| 2.2 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现状及问题 |
| 2.2.1 供求结构性矛盾凸显 |
| 2.2.2 粮食市场竞争力丧失 |
| 2.2.3 农业资源环境约束加重 |
| 2.3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与内容 |
| 2.3.1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内涵 |
| 2.3.2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的演变 |
| 3.1 种植业结构快速调整阶段(1978-1984 年) |
| 3.2 种植业结构缓慢调整阶段(1985-1988 年) |
| 3.3 种植业结构调整徘徊阶段(1989-1998 年) |
| 3.3.1 第一阶段:1989-1993 年全面增长时期 |
| 3.3.2 第二阶段:1994-1998 年波动发展时期 |
| 3.4 种植业结构高速调整阶段(1999-2015 年) |
| 3.4.1 第一阶段:1999-2003 年粮食生产下滑 |
| 3.4.2 第二阶段:2004-2008 年粮食生产持续增长 |
| 3.4.3 第三阶段:2009-2015 年粮食生产超常增长 |
| 3.5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2016 年至今)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的合理性评价 |
| 4.1 种植业结构合理性评价客观依据 |
| 4.2 种植业结构经济效益评价 |
| 4.2.1 种植业投入产出比分析 |
| 4.2.2 种植业结构变动对农民收入增长效应 |
| 4.2.3 不同作物间比较收益分析 |
| 4.3 种植业结构社会效益评价 |
| 4.3.1 粮食商品率 |
| 4.3.2 粮食进口对外依存度 |
| 4.4 种植业结构生态效益评价 |
| 4.4.1 不同农作制度的使用频率 |
| 4.4.2 化肥施用强度 |
| 4.4.3 秸秆还田率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困境 |
| 5.1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市场困境 |
| 5.1.1 国际贸易环境错综复杂 |
| 5.1.2 玉米临储价格政策逆向而行 |
| 5.1.3 农产品成本持续上涨 |
| 5.1.4 农产品收益增长乏力 |
| 5.2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生态困境 |
| 5.2.1 农业水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 |
| 5.2.2 耕地质量呈下降趋势 |
| 5.2.3 非耕地资源滥垦严重 |
| 5.3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技术困境 |
| 5.3.1 优良品种技术研发滞缓 |
| 5.3.2 农业技术推广与应用不匹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框架 |
| 6.1 农业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 |
| 6.1.1 我国农业资源配置方式分析 |
| 6.1.2 农业资源配置的改革方向 |
| 6.2 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 |
| 6.2.1 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分析 |
| 6.2.2 建立目标价格形成机制 |
| 6.3 粮食市场结构的改革 |
| 6.3.1 粮食收购市场结构现状分析 |
| 6.3.2 粮食收购市场结构改革方向 |
| 6.4 农村经济组织制度的改革 |
| 6.4.1 农村组织制度的发展现状 |
| 6.4.2 农村组织制度的改革方向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 |
| 7.1 国家粮食安全的价值取向 |
| 7.1.1 国家粮食安全地位不可动摇 |
| 7.1.2 粮食主产区核心地位急需巩固 |
| 7.2 农民种粮合理收入的价值取向 |
| 7.2.1 合理收入是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支撑条件 |
| 7.2.2 保证玉米生产的合理收入 |
| 7.2.3 建立合理的作物比较收益结构 |
| 7.3 产业协调发展的价值取向 |
| 7.3.1 与下游产业结构相适应 |
| 7.3.2 有利于构建下游产业成本竞争优势 |
| 7.4 生态可持续的价值取向 |
| 7.4.1 退出“赤色”产能 |
| 7.4.2 恢复轮作制度 |
| 7.4.3 种地养地结合 |
| 7.4.4 科学施用化肥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 |
| 8.1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的选择 |
| 8.1.1 坚持粮食主产区应有的结构属性 |
| 8.1.2 积极发展经济作物 |
| 8.1.3 加快开发饲料作物 |
| 8.2 吉林省粮食作物结构调整的方向 |
| 8.2.1 优化玉米内部种植结构 |
| 8.2.2 逐步激发大豆种植活力 |
| 8.2.3 提升优质水稻种植比例 |
| 8.2.4 增加优质杂粮杂豆种植面积 |
| 8.3 吉林省经济作物结构调整方向 |
| 8.3.1 做强东部特产作物 |
| 8.3.2 做大中部蔬菜作物 |
| 8.3.3 开发西部多种经济作物 |
| 8.4 吉林省饲料作物结构调整方向 |
| 8.4.1 加快发展青贮玉米 |
| 8.4.2 建设优质牧草基地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7）农业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
| 1.3.1 农业补贴的定义 |
| 1.3.2 农业补贴政策的分类 |
| 1.3.3 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界定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国外文献综述 |
| 1.4.2 国内文献综述 |
| 1.4.3 文献述评 |
| 1.5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内容 |
| 1.5.3 研究方法 |
| 1.6 数据来源 |
| 1.7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理论基础及作用机理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农业分工理论 |
| 2.1.2 农户行为理论 |
| 2.1.3 农业补贴理论 |
| 2.2 农业补贴类型与农户生产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
| 2.3 理论分析框架:补贴政策—农户决策行为—农业生产 |
| 2.3.1 无补贴情况下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理论模型 |
| 2.3.2 不同类型农业补贴情况下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理论框架 |
| 2.4 农业补贴政策的产量效应分析 |
| 2.5 农业补贴效应对比分析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粮食补贴政策的演进及实施现状 |
| 3.1 粮食补贴的特征 |
| 3.2 中国粮食补贴政策的演进 |
| 3.2.1 无粮食补贴阶段:攫取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发展(1949-1978年) |
| 3.2.2 弱粮食补贴阶段:补贴粮食流通环节阶段(1978-2003年) |
| 3.2.3 政策体系初步形成阶段:扶持小农发展(2004-2016年) |
| 3.2.4 政策体系改革深化阶段:支持适度规模经营(2013年-至今) |
| 3.3 现行粮食补贴政策存在的问题 |
| 3.3.1 补贴对象缺乏差异化激励 |
| 3.3.2 补贴金额缺乏区域协调 |
| 3.3.3 补贴政策执行成本高 |
| 3.4 现行粮食补贴政策体系构成 |
| 3.5 粮食补贴政策实施现状——以湖南省为例 |
| 3.5.1 湖南省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现状及空间分布特征 |
| 3.5.2 湖南省稻作大户的空间分布特征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稻作大户对粮食补贴的认知和满意度分析 |
| 4.1 研究基础 |
| 4.2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
| 4.3 数据来源 |
| 4.4 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直接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影响 |
| 5.1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实施 |
| 5.2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投入行为的机理分析 |
| 5.3 数据来源及模型构建 |
| 5.4 实证分析 |
| 5.5 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价格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影响 |
| 6.1 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实施 |
| 6.2 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调整对种植结构影响的机理分析 |
| 6.3 数据来源及模型构建 |
| 6.4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农业补贴政策优化 |
| 7.1 国外农业补贴政策的发展经验 |
| 7.2 美国、日本和中国农业支持水平比较 |
| 7.3 未来改革思路及政策取向 |
| 7.4 对我国农业补贴政策优化的启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湖南省种粮大户的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调研县相关部门访谈提纲 |
| 致谢 |
| 博士期间成果简介 |
（8）我国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历史演进和当代效果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研究目的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2.1 农产品 |
| 1.2.2 价格 |
| 1.2.3 农产品价格政策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影响因素 |
| 1.3.2 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发展 |
| 1.3.3 农产品价格政策评价 |
| 1.3.4 研究评论 |
| 1.4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主要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1.4.4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1.5 创新点及不足 |
| 1.5.1 本研究的创新点 |
| 1.5.2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中国农产品价格管理的理论和政策演进 |
| 2.1 农产品价格管理的中国古代理论及政策演进 |
| 2.1.1 古代理论演进 |
| 2.1.2 古代政策与方案 |
| 2.2 农产品价格管理当代理论和政策的形成 |
| 2.2.1 当代理论发展 |
| 2.2.2 当代政策实践措施及成果 |
| 2.3 我国农产品价格管理理论与政策的启示和改进建议 |
| 2.3.1 基于中国实践的原创性理论,为经济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 2.3.2 只有通过政策体系的边际改进,才能实现粮价的持续稳定 |
| 2.3.3 完善政府定价,使我国的农业发展走向新的辉煌 |
| 第3章 当代农产品价格政策的效果评价 |
| 3.1 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的效果评价 |
| 3.1.1 效果评价研究进展 |
| 3.1.2 建立模型 |
| 3.1.3 实证分析 |
| 3.2 农业补贴政策的效果评价研究 |
| 3.2.1 农业补贴政策的效果评价 |
| 3.2.2 模型构建 |
| 3.2.3 实证分析 |
| 3.3 结论与政策优化措施 |
| 3.3.1 妥善处理国家和市场的关系 |
| 3.3.2 市场化方向改进支持政策 |
| 3.3.3 补贴政策应发挥社会综合功能 |
| 3.3.4 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发挥市场活力 |
| 第4章 国外农产品价格政策分析 |
| 4.1 各国政策体系发展和构成 |
| 4.1.1 美国农产品价格政策 |
| 4.1.2 欧盟农产品价格政策 |
| 4.1.3 日本农产品价格政策 |
| 4.1.4 韩国农产品价格政策 |
| 4.1.5 巴西农产品价格政策 |
| 4.2 政策分析 |
| 4.2.1 国外农产品价格政策的特点 |
| 4.2.2 政策趋势 |
| 4.3 对我国的启示 |
| 4.3.1 调整政策的方向 |
| 4.3.2 分类改革价格支持政策 |
| 4.3.3 加强政策对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支持 |
| 4.3.4 加大对产业链各政策对象的支持 |
| 第5章 农产品价格政策建议 |
| 5.1 农产品价格政策主要问题 |
| 5.1.1 政策理论的缺陷 |
| 5.1.2 政策目标的局限性 |
| 5.1.3 政策制定的不足 |
| 5.1.4 制度执行的漏洞 |
| 5.1.5 政策实施效果的问题 |
| 5.2 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制度设计 |
| 5.2.1 理顺国家和市场的关系 |
| 5.2.2 创新价格政策体制机制设计 |
| 5.2.3 提高农产品价格内生竞争力的制度设计 |
| 5.3 政策实施具体建议 |
| 5.3.1 价格支持政策 |
| 5.3.2 农业补贴政策 |
| 5.3.3 加强金融支农制度的作用 |
| 5.3.4 统筹使用贸易政策 |
| 5.3.5 提高农业内生竞争力 |
| 5.3.6 配套制度保障措施 |
| 参考文献 |
| 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国际规则约束下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WTO和OECD指标评价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问题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数据来源 |
| 1.4 论文结构安排与技术路线 |
| 1.4.1 论文结构安排 |
| 1.4.2 技术路线图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国内支持”政策 |
| 2.1.2 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体系 |
| 2.1.3 粮食品种的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自由贸易理论与农业“国内支持”政策 |
| 2.2.2 贸易保护理论与农业“国内支持”政策 |
| 2.3 相关文献综述 |
| 2.3.1 WTO农业“国内支持”测度与评价研究 |
| 2.3.2 OECD农业“国内支持”测度与评价研究 |
| 2.3.3 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 |
| 2.3.4 近期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研究背景与分析框架 |
| 3.1 研究背景 |
| 3.1.1 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体系面临国际规则的约束与压力 |
| 3.1.1.1 WTO国际贸易规则的约束 |
| 3.1.1.2 OECD农业政策评估的压力 |
| 3.1.2 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体系面临国内的压力与挑战 |
| 3.1.2.1 国内粮食生产、进口、库存三量齐增压力凸显 |
| 3.1.2.2 国内粮食生产成本上升、竞争力不足的挑战 |
| 3.2 分析框架 |
| 3.2.1 政策选择一: 市场价格支持 |
| 3.2.2 政策选择二: 收入支持 |
| 3.2.3 政策选择三: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 |
| 3.2.4 缓解国际、国内压力的政策选择 |
| 第四章 评价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国际指标体系: WTO与OECD指标体系及测度方法分析 |
| 4.1 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国际评价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
| 4.1.1 WTO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评价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
| 4.1.2 OECD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评价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
| 4.2 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国际评价体系构成与测度方法 |
| 4.2.1 WTO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评价体系构成与测度方法 |
| 4.2.2 OECD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评价体系构成与测度方法 |
| 4.3 “国内支持”政策选择与WTO、OECD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 |
| 4.3.1 “市场价格支持”政策是两种指标体系的测度重点 |
| 4.3.2 “收入支持”政策在两种指标体系中占比不断上升 |
| 4.3.3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等政策免受两种指标体系约束 |
| 4.4 “非国内支持”因素与WTO、OECD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 |
| 4.4.1 两种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前提假设比较 |
| 4.4.2 “非国内支持”因素与两种农业“国内支持”核心指标评价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市场价格支持政策对WTO与OECD“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 5.1 “市场价格支持”政策调整: WTO与OECD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5.1.1 市场价格支持政策调整 |
| 5.1.2 WTO、OECD“市场价格支持”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5.1.2.1 “市场价格支持”总量: WTO与OECD指标评价的国际比较 |
| 5.1.2.2 特定产品“市场价格支持”: WTO与OECD指标评价的国际比较 |
| 5.2 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 |
| 5.2.1 收购价格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5.2.2 收购数量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5.2.3 “非国内支持”因素对中国主粮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5.2.3.1 关税水平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机制 |
| 5.2.3.2 通货膨胀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机制 |
| 5.3 中国主粮干预收购政策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 5.3.1 干预收购政策、“非国内支持”因素与“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关系 |
| 5.3.2 模型构建与参数设定 |
| 5.3.2.1 模型构建 |
| 5.3.2.2 参数设定 |
| 5.3.3 模拟结果与分析 |
| 5.3.3.1 自由贸易情形 |
| 5.3.3.2 最高关税情形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收入支持政策对WTO与OECD“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 6.1 “收入支持”政策调整: WTO与OECD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6.1.1 收入支持政策调整 |
| 6.1.2 WTO、OECD“收入支持”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6.1.2.1 “收入支持”总量: WTO与OECD的对比分析 |
| 6.1.2.2 特定产品“收入支持”水平: WTO与OECD的对比分析 |
| 6.2 两种“收入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 |
| 6.2.1 目标价格政策对两种“收入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6.2.2 直接补贴政策对两种“收入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6.2.3 “非国内支持”因素对两种“收入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6.3 中国主粮收入支持政策对两种“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 6.3.1 收入支持政策、粮食生产成本与“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关系 |
| 6.3.2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3.2.1 模型构建 |
| 6.3.2.2 数据说明 |
| 6.3.3 模拟结果与分析 |
| 6.3.3.1 中国主粮“收入支持”政策与国际指标评价的关系检验 |
| 6.3.3.2 中国主粮由“市场价格支持”调整为“收入支持”影响预估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对WTO与OECD“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 7.1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调整: WTO与OECD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7.1.1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调整 |
| 7.1.2 WTO、OECD“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7.2 两种“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 |
| 7.2.1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对两种“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7.2.2 “非国内支持”因素对两种“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7.3 中国农业综合服务政策对主粮产品“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以农业基础设施为例 |
| 7.3.1 农业基础设施、粮食生产成本与“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关系 |
| 7.3.2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7.3.2.1 模型构建 |
| 7.3.2.2 变量选择 |
| 7.3.2.3 数据说明 |
| 7.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3.1 不同种类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私人成本替代效应 |
| 7.3.3.2 不同种类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成本结构的调整效应 |
| 7.3.3.3 不同种类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生产的总成本效应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全文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全文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逐步优化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水平结构 |
| 8.2.2 有的放矢提升农业综合服务投资力度 |
| 8.2.3 持续关注、积极融入国际农业“国内支持”规则构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中国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目的、内容、方法及思路 |
| 四、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的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粮食的概念 |
| 二、粮食安全的内涵及衡量 |
| 三、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 |
| 四、本文研究范畴界定 |
| 第二节 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的理论依据 |
| 一、粮食生产的基础产业理论 |
| 二、粮食产业的弱质性 |
| 三、粮食市场的蛛网模型 |
| 四、粮食安全的公共产品属性 |
| 五、粮食安全的正外部性 |
| 第三节 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的作用机理 |
| 一、价格支持政策的托市效应 |
| 二、挂钩直接补贴政策的传导机理 |
| 三、一般服务支持政策的影响机理 |
| 第二章 中国粮食安全形势的系统描述 |
| 第一节 中国粮食安全形势的总体判断 |
| 一、粮食安全形势当前整体良好但结构性矛盾凸显 |
| 二、粮食安全形势未来依就严峻 |
| 三、粮食安全形势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中国粮食数量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 |
| 一、国内粮食生产现实约束显着 |
| 二、国外粮食进口风险性增强 |
| 三、粮食需求刚性增长 |
| 第三节 中国粮食质量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 |
| 一、粮食生产环节源头污染日益严重 |
| 二、粮食流通环节过程污染隐患凸显 |
| 三、粮食消费环节终端污染不容忽视 |
| 第三章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演进及评价 |
| 第一节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演变过程 |
| 一、财政支粮政策的负向保护阶段(1950-1977) |
| 二、财政支粮政策的调整过渡阶段(1978-1993) |
| 三、财政支粮政策的推进完善阶段(1994-2003) |
| 四、财政支粮政策的全面转型阶段(2004至今) |
| 第二节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现行政策 |
| 一、价格支持政策 |
| 二、挂钩直接补贴政策 |
| 三、一般服务支持政策 |
| 第三节 现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财政政策的整体成效 |
| 一、粮食播种面积及产量持续增长 |
| 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显着提升 |
| 三、粮食宏观调控能力有效增强 |
| 第四节 现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财政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最低收购价政策扭曲市场,加重粮食结构性矛盾及财政负担 |
| 二、农机购置补贴范围、补贴操作不尽合理 |
| 三、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执行偏离目标,政策效应弱化 |
| 四、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差异化不明显,补贴范围有待扩大 |
| 五、缺乏对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及粮食加工环节的财政激励 |
| 六、财政重点一般服务支持政策未充分实施 |
| 七、主产区粮食安全责任与成本相脱离,“粮财倒挂”现象显着 |
| 第四章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托市效应检验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方法与变量描述 |
| 三、实证过程及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粮食主产区农机购置补贴对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影响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主产区农业机械化水平测算 |
| 三、主产区农机购置补贴对农业机械化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
| 第三节 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降本效应检验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效应检验 |
| 三、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降本效应检验 |
| 第四节 财政土地治理投入对粮食质量的影响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粮食质量威胁指数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 |
| 三、财政土地治理对粮食质量影响的实证检验 |
| 第五章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国际比较及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 |
| 一、美国财政支粮政策的演进历程 |
| 二、美国现行财政支粮政策 |
| 三、美国财政支粮政策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日本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 |
| 一、日本财政支粮政策的演进历程 |
| 二、日本现行财政支粮政策 |
| 三、日本财政支粮政策的基本特征 |
| 第三节 印度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 |
| 一、印度财政支粮政策的演进历程 |
| 二、印度现行财政支粮政策 |
| 三、印度财政支粮政策的基本特征 |
| 第四节 美、日、印财政支粮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
| 一、保留对主粮的价格支持,但应逐步调整以减少市场扭曲 |
| 二、实施“绿色补贴”项目,注重保护资源与环境 |
| 三、注重对新型粮食经营主体的财政扶持 |
| 四、加大对重点一般服务支持项目的供给 |
| 五、通过立法形式保障财政支粮政策顺利实施 |
| 第六章 完善中国粮食安全财政保障政策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逐步推进价格支持政策调整转型 |
| 一、短期仍坚持并调整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 |
| 二、长期逐步向目标价格政策转型,实现“价补分离” |
| 三、注重粮食生产及流通信息平台建设,助力政策调整转型 |
| 第二节 系统优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 |
| 一、调整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提升粮食综合机械化水平 |
| 二、完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鼓励“藏粮于地”和适度规模经营 |
| 三、健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减轻粮农风险性损失 |
| 四、深化实施玉米生产者补贴等政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五、整合优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扶持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发展 |
| 第三节 强化实施财政一般服务支持政策 |
| 一、加强对农业气象、水利设施、农业科技等的财政扶持 |
| 二、支持粮食绿色清洁生产,保障粮食质量安全 |
| 三、完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注重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
| 第四节 配套改善财政支粮资金供给及管理体系 |
| 一、构建粮食安全责任与成本相统一的补贴资金供给机制 |
| 二、科学管理财政支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 三、完善财政支农立法体系,保障政策运行规范性稳定性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大豆供求的变化趋势及其对主产区农民收入和就业变动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D]. 祝洪章.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2]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D]. 孙彤彤. 吉林大学, 2021(01)
- [3]劳动力价格上升视角下中国粮食安全研究[D]. 林陟峰.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2)
- [4]大麦进口对中国大麦产业的影响研究[D]. 谭琳元.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01)
- [5]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对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的影响[D]. 黄玛兰. 华中农业大学, 2019(02)
- [6]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D]. 赵悦. 吉林农业大学, 2019(03)
- [7]农业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D]. 周静. 湖南农业大学, 2019(01)
- [8]我国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历史演进和当代效果评价[D]. 郑川.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9]国际规则约束下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WTO和OECD指标评价视角[D]. 晋乐.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3)
- [10]中国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研究[D]. 赵和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