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纪念裴文中先生百年诞辰──记裴先生山西二三事（论文文献综述）
丁燕燕[1]（2020）在《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文中研究说明包括五四乡土文学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之诞生绝不仅是单纯的文学事件,它还涉及种种制度性创建。现代教育制度就是其一。通过它,五四乡土文学拥有了“民族国家文学”品格。二者的互动关系表现为:现代教育培养了五四乡土文学的作者与读者,影响了人们的文学观念、左右着作家对乡土中国的书写;而五四乡土文学又通过进入现代教育成为法定知识获得制度支持,从而实现知识生产与再生产。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内容是:考察现代教育制度对五四乡土文学的建构功能,分析五四乡土文学对现代教育的文学想象和它作为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论文除绪论和余论共分五部分。绪论介绍研究缘起、思路方法,对“现代教育”和“五四乡土文学”进行概念界定,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从而辩明本论题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现代教育”是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一系列教育观念、形态和特征的总称,包括宏观层面的教育制度、管理体系、教育宗旨、思想以及微观层面的课程、教科书、教育方式方法等教学运行活动。广义的“五四乡土文学”是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蓄势产生并发展的、以乡土生活为表现题材的小说创作。除了鲁迅在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定义并指出的作家作品外,还包括新文学第一个十年进行乡土文学题材创作的其他相关作家作品。第一章现代教育与乡土中国。五四乡土作者多出生或成长于乡村小镇,他们求学的年份正是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由传统走向现代并逐渐完备的时期。博采众长的教育经历使他们既接受了传统文化熏陶也有机会浸润现代文明。从乡村到都市、从中国到异域的空间转移,从传统知识体系到现代文明的思想过渡,既引发了作家浓郁的思乡病、激烈的文化冲突,也为其观照“自我”、回望“故土”提供了“他者”的参照。一方面,知识新变引发了他们的乡土关注,文化冲突带来的身份危机催生了其乡土认同观念。另一方面,“他者”的参照又使他们重新发现了“乡土中国”的内涵。乡土中国既代表占国土大部分、广袤的乡村大地,也是一种将乡土看作民族国家象征的文学观念和写作范式。其中,作为小学乡土教科书的“乡土志”对一代国人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初步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第二章教育变革与文学启蒙。语文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向学生传授文学创作的方法技巧外,还给予学生文化滋养和心灵启迪。随着语文学科的独立,教科书编写和教学方法变革等活动更新了现代学生的文学观念。它包括白话文学语言、小说文学体裁和文学审美意识等多层面内容。外语教学携带的异域文学资源则为学生的文学阅读、仿制和创作提供了条件。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以鲁彦为代表的世界语学习者,他们深受人道主义思想影响,翻译弱小民族文学并从中汲取营养。现代教育重构了学生的知识和思想体系形成了五四乡土文学作者独树一帜的现代思想内涵。科学教育思潮向学生普及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培养了他们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品格;新的教育目标和教学方法培养了学生的民主自由思想;作为公共交往空间的现代校园则为学生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创立校园社团、期刊有利于他们民主自由思想的形成。第三章现代教育影响下的五四乡土文学。“儿童本位”教育观将儿童从封建伦理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儿童特别是儿童身体的发现使五四乡土作者将笔触对准儿童,他们开始以儿童为主角,借用儿童的想象和视角、模拟儿童的语气和口吻创作小说,在身体解放中重新发掘恐惧、欲望、喜悦等“人”的情感。知识分子的归乡之旅因现代教育的介入发生变化。衣锦还乡的欣喜一变而为守旧愚昧的民众对知识者的误解、冷落甚至排挤,与无知无识乡村女性的狭路相逢引发了他们对自身启蒙身份的反思和失望。“归乡再离乡”成为必然。现代教育加深了知识者对文明新变的体验。现代性的时空并置引发了他们对故乡的全新感受。故乡不仅是可供停泊的地理空间,还是一处凝结着丰富内涵、值得时时返顾的文化空间。五四乡土文学中的乡愁意象开始由传统的意象抒发走向细节化记叙和整体化象征。五四乡土作者以接受现代教育后的启蒙视野观察乡村,乡间的风景和民俗便因知识者主体意识的确立而被重新发现。科学方法训练和人类学、社会学知识的学习则有利于作家科学区分民俗与封建迷信。作为民俗知识的方言土语在五四乡土作品中频繁出现。它符合汉语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规律,也顺应了教育领域重视口语教学的发展趋势。第四章互为镜像的教育与文学。五四乡土文学的生成离不开现代教育的建构。反过来,文学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想象和书写现代教育,二者互为镜像。五四乡土作者“学生-教师-作家”三位一体的身份决定了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会以甘苦自知的心态将现代教育素材纳入笔端。无论是现代学校、教师、学生还是与乡村教育息息相关的乡绅形象都留有教育变革带来的社会文化印记。它既包含丰富真切的生活经验也寄寓着作家对乡土中国前途的深沉思索。现代学校在知识分子和普通乡民眼中呈现出“乐园”与“窘境”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影。围绕启蒙职责,五四乡土作者塑造了许多形象各异的乡村教师形象。与教师形象的多样化不同,五四乡土文学中的学生形象呈现出统一的负面化倾向。这既有现代学生自身的原因,也源于他们面临的社会、政治、文化特别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矛盾。“女学生”则成为承载制度变革压力和接受性别审视的双重压抑的形象。乡绅作为乡土世界的知识者,他们的命运沉浮反映出现代教育变革下的乡村权势变迁。第五章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的经典化。五四乡土文学自鲁迅开创先河便开启了进入现代教育领域的过程,通过入选教科书、教师的课堂讲授,它渐渐成为一种法定知识被人们所接受。这既是五四乡土文学作为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也是它通过现代教育的制度性力量实现经典化的过程。以鲁迅作品为代表的五四乡土文学通过教科书和学院机构对其概念、理论的总结梳理与相关篇目、文本、作家的选编评介成功地进入文学史叙事,青年学生对乡土文学的阅读传播,作为教师的鲁迅在课堂内外的知识传授和思想感召都保证了五四乡土文学的代际传承与发展。余论民族再造:教育与文学的殊途同归。自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就在追求国家民族现代化的进程中艰难摸索,无论是现代教育还是五四乡土文学其实都只不过是从不同维度出发对同一目标的追求。教育通过知识权力,文学借助艺术想象最终达到民族再造的结果。
裴世东[2]（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陈广华[3]（2018）在《李济学术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李济先生是我国近代科学考古的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考古人类学宗师”。他所领导的殷墟发掘和城子崖遗址发掘,开辟了以科学方法进行田野考古的新路。李济领导的安阳殷墟遗址发掘,把中国信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殷墟发现的大量甲骨及相关器物资料,部分证实了传统文献的可靠性,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两方面证明了商朝的存在,为中国古史重建做出重大贡献。除领导发掘工作本身外,李济还对大量的商代文化遗存组织开展了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出版了卷帙浩大的的学术成果。研究视野方面,他从“人类史”的观念出发,以全人类视角来观察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这种世界眼光形成其新史料观,即“平等的眼光”。他将考古学放在重建文化的架构上,将一切考古材料当作人类文化发展记录的一部分;他坚持跨学科交叉的学术视野,利用包括古环境、考古、历史等多个学科的资料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他的古史研究跨出中国版图,了解人类不同文化的内涵与关联。课题关怀方面,李济是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民族与文化的先驱,其一生最关切的学术情怀就是探寻中国民族与文化的起源。这一问题既牵涉到历史学与考古学,还有人类学与民族学。他一生治学以中国民族文化研究为宗旨,每有创获皆来自田野实践及科学探讨;论着深入浅出,琅琅上口,重科学实证,拒斥无根据的推测及臆断;主编学术报告集及多种集刊,皆为研究中国考古学者的必读刊物;提高中国考古学工作水平及其世界地位,增进国人及世人对中国历史的正确认识。研究方法方面,他既能开拓学术新领域,又能指明学术方向与方法。其考古学研究树立了地层学与类型学相结合的典范,将中国古器物研究推向一个全新的、更科学的道路上。其人类学研究坚持心理学、双语互证与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以人类学思想和方法为指导,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最终通向古史重建之路;善用体质人类学知识,证明中国人种的多元。其史学研究坚持走一条独特的“新史学之路”,藉由田野考古向远古推本寻源,讲述一连串历史情境,将考古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纳入史学范畴,利用出土文物印证历史,解决各种古史问题,促使古史研究实现革命性转化。人才培养方面,李济在培养考古、博物馆人才方面也作出突出贡献。仅在他所领导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就培养出吴金鼎、高去寻、夏鼐等一批为我国考古事业做出突出成绩的考古学家。近几十年海峡两岸的考古事业,均留下了李济的考古学思想印迹。晚年的李济,还亲自培养出了如张光直、李亦园、许倬云等享有国际声誉的考古和历史学者。科学情怀方面,李济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其人生观入手,深入探究“现代科学为何没有在近代中国发展”这一李约瑟难题。他极力宣扬科学,一生致力于“让科学在中国生根”。在学术研究中,他谨守科学原则,在操守上保持学者本色,做学问的目的只是追求知识本身。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学科,探索科学精神,不囿成见,一心追求真理,逐渐形成了理性思维与现代学术视野。治学特色方面,李济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又受到西方科学知识的洗礼。因此,其治学态度不仅兼收并包,还具有严谨、创新、客观等特点,较好地兼顾了客观实证与历史想象、术业专攻与科际整合、研究专精与视野广博。李济重视精确记录,不但要将田野工作提高到实验室工作的标准,而且站在人类学角度开辟史学新途径。他坚持人类学知识与考古研究相结合,运用科学的想象和假设,将崇真求实精神和客观实证方法贯彻到考古发掘中去,使考古发掘获得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李济在考古学上的国际影响,团结互助的精神,以做学问为唯一目标的优良作风,都给后人留下珍贵的学术遗产。在传统旧学和西方新学的双重影响下,先生和他领导的殷墟团队以现代考古学方法从事田野发掘,坚持详细记载考古资料,要求合乎欧美最高学术规范撰写研究报告,开创了中国考古学的“现代派”。
战世佳[4]（2018）在《宾福德的学术思想研究：中国考古学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路易斯·R·宾福德（Lewis R Binford）是世界考古学史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考古学家与人类学家,作为过程考古学的发起人及重要代表人,在民族考古学、遗址过程研究、埋藏学、史前考古学、过程考古学理论框架的构建等方面有着世界性的影响力,他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在我国史前考古学研究领域也已有了介绍和应用。但是,对宾福德的学术思想,尤其是其对中国考古学的意义还缺乏系统与深入的研究。本文主要采用考古学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以考古学家个人学术史为出发点,结合整个欧美的考古学发展背景,分别从内史和外史的角度讨论转变因何、如何而发生并思考20世纪60年代美国考古学的转变对于我国未来考古学的发展有何启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宾福德教授与中国旧石器考古学有多次亲密接触,研究周口店遗址的形成过程,对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产生了重大冲击。重新梳理其研究过程以及中外考古学家的反应,对了解中外旧石器考古学的差异有重要意义。从中国考古学的视角总结宾福德的学术遗产将有助于中国旧石器考古学正在发生的学科转型。第一章作为本文的绪论,着重提出本文所采用的考古学史的架构并说明考古学家在考古学的重要性。文中简要探讨了考古学史作为考古学研究分支的概念、内容、分类及研究意义,提出研究考古学史的外史、内史、人物史与综合的视角,强调关键考古学家的个案研究对考古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第二章是罗列了针对考古学家个人的考古学史研究工作,尤其是我国已有的个人学术史和国际范围内对宾福德个人影响力的研究。宾福德的学术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在多个研究领域内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并且具有着时代超前性。宾福德的学术思想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已经被详细介绍到我国,但是当时的影响力不够。直至21世纪初,更多的着作被翻译成中文发表,以及我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交流日益增多,我国学者对宾福德愈加了解并且意识到过程主义考古学对当下的研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第三章主要聚焦于宾福德的早期个人经历,包括家庭背景、童年生活和求学时光等,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梳理宾福德学术思想的形成及其背景。宾福德在弗吉尼亚地区的童年生活培养了他对自然和考古学的好奇,二战过后从军期间在部队中对人类学调查和考古学发掘有了更加明确的概念。回国之后转入北卡罗纳州立大学继续学习人类学,硕士和博士期间继续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进行专业的人类学学习。期间,意识到了当时考古学学术理论上的不足,对传统文化历史考古的不满日渐清晰。第四章侧重讨论了20世纪60年代过程主义考古学的兴起与宾福德对“新考古学”的贡献,本章首先交待了过程主义考古兴起之前的美国考古学现状和20世纪60年代过程主义考古学兴起的社会背景。之后详细阐述了宾福德在芝加哥大学供职期间提出的“更科学、更人类学”的观点,并且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新考古学的主要观点。说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时代创新性和在考古学理论范式上革新的意义,分析宾福德的过程主义考古学及科学考古学的重要性。过程主义考古学很快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也遇到了其理论上的危机,为了应对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家的批判,宾福德等人意识到不能仅仅只是批判传统而是需要提出更加系统的方法论以解决在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第五章特别关注了宾福德与中程理论建设的关系,中程理论是宾福德学术思想中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方面。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期间,宾福德提出的中程理论和长期的民族考古学实践工作。20世纪60年代起路易斯·宾福德及萨利·宾福德夫妇便已经开始关注旧大陆考古学,尤其是莫斯特工业的分类问题,并就此与博尔德展开了近二十余年的大争论。为了解决“莫斯特难题”,宾福德提出了中程理论和行动主义的方法。1970年前后,宾福德连续四年进行民族学调查,在此之后足迹遍布全球各地,建立民族考古学的数据库和理论方法的同时,尝试从全球视角归纳早期人类的适应模式进而解决农业起源等难题,最后,形成了集大成的着作《构建参考框架》。其中,也包括对北京猿人行为模式的分析,这也是宾福德与中国考古学的直接接触。第六章侧重于讨论宾福德有关于周口店第一地点的主要研究观点。北京猿人遗址是我国重要的旧石器与古人类遗址,一直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宾福德在《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上先后发表《远观埋藏学:周口店是北京猿人之“家”吗?》和《近观周口店》等文章,从埋藏学、遗址形成过程等多个角度对北京猿人遗址进行全面的分析,提出了有关北京猿人遗址地层分组、同类相食、人工用火、骨器的加工制作、动物骨骼痕迹观察及猿人的适应策略等多个方面的新观点与新结论。这些观点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相关学者的大讨论,我国学者也进行了积极回应。该章对宾福德和相关学者的观点进行了概述和梳理,总结这些观点的立足之处及不同观点的局限性,思考这场持续数年的北京猿人遗址之争对未来的中国考古学多有裨益。第七章讨论宾福德与中国考古学的接触过程。本章通过书信和报告等杂志还原了国内学者了解较少的宾福德的中国之行。宾福德早在1982年便已经在结识了台湾学者何传坤,产生了到中国来研究中国材料的想法,最终在中国科学院与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的邀请之下成功来华。在华期间,宾福德参观了当时我国北方已经发掘的大部分重要遗址,对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有了非常直观的印象,回国之后通过剪辑教学录像片和发表文章的方式将这些最新的中国考古学发展现状介绍给了美国学者。第八章是本文的结论部分,首先简单介绍了宾福德教授的重要学术遗产和集大成之作《构建参考框架》,尝试归纳宾福德教授对当代史前考古学研究理论和狩猎采集者的研究成果。最终从中国考古学的角度总结宾福德教授的学术遗产及其对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启示,立足考古学人物史的构建中探索考古学史和考古学理论研究对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意义。简言之,本文应用考古学思想史中内外因相结合的方法从中国考古学尤其是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视角出发,深入探讨了美国考古学家宾福德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对中国考古学的意义。
李艺[5]（2018）在《沈从文服饰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力图突破现有研究现状,即从思想入手,对沈从文服饰思想进行全面整体性梳理。通过对沈从文服饰文化思想、服饰审美思想、服饰展示思想及服饰美育思想的内涵和特征的阐述与提炼,阐发沈从文服饰思想,揭示沈从文对于中国服饰文化发展的独特认识及其思想价值意义。第一章从选题背景、研究目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说明。对沈从文在纺织服饰领域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其研究视角独特,具有学科跨界与融合的学术特质,形成了独特而有价值的学术风格。特别是其代表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文化复兴的理想,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为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探索民族文化复兴思路提供了蓝本,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巨着,并成为服饰史的开山之作,为后人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研究基础和思想基础,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认可。第二章对研究对象生平与文化身份进行了概括梳理,确立了沈从文的文化身份,提出沈从文不仅是“文物历史学家”“形象历史学家”,还是“服饰文化学家”这一观点。第三章对沈从文服饰研究主要成果及其特征进行了梳理分析,指出在沈从文上个世纪50年代初撰写的有关丝绸、刺绣、纺织服饰图案、纹样、印染工艺、服饰制度、服饰民俗等30余篇文论里,还有一些未发表的关于纺织服饰陈列、服饰名物制度、戏剧人物形象塑造等文章中亦都闪烁着沈从文思想的光芒,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样是沈从文服饰思想研究的重要基础。第四章深入探讨了沈从文服饰文化思想,揭示出沈从文不仅认识到服饰的物质之美,还充分认识到服饰的精神性特征,认识到服饰是一种民族文化和精神文化,并自觉地完成了从书写的服饰之美到作为符号的服饰之美及作为视觉呈现、精神展示的服饰之美的华丽转身。第五章从服饰与审美、服饰审美思想的生发及表征,探讨沈从文美在生命,美在自然,美在民间的民族服饰审美观,分析了沈从文美在材质、美在细节、美在工艺、美在时尚的服饰审美观;第六章从服饰陈列展示与文化实践的关系出发,深入阐释了沈从文从崇尚转向展示、古为今用、服务教育、服务社会的思想。第七章从服饰美育“心育论”,服饰对文明“生命”的启迪,服饰对人类“人性”的感化三方面对沈从文服饰美育观及方法论给予了高度肯定,并提出沈从文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服饰美育思想。第八章对沈从文服饰思想的渊源与价值意义进行归纳整理,揭示其服饰思想的延续性、独特性及多维性,从思想史价值、社会影响及学术价值来总结沈从文服饰思想的价值意义。第九章最后通过比较、思考、分析的方式总结沈从文服饰思想,力图在国际视野中审视沈从文服饰思想的当代价值,阐明沈从文在现代服饰领域和服饰学科中的学术地位,并提出个人就此课题的相关想法拙见。
李罡[6]（2018）在《泥河湾盆地考古史研究》文中指出泥河湾位于河北省阳原县,拥有丰富的第四纪沉积物,蕴藏着距今200万年至新石器时代史前各时期的文化遗存近200余处。自上世纪20年代初被发现以来,至今已有近一个世纪的科研背景和工作基础。泥河湾盆地成为挑战人类非洲起源说的重要区域之一,被誉为“世界东方人类的故乡”,其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古生物学等方面在国际学界占据显要位置。本文主要以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学研究历程作为研究对象,兼顾其相关学科,对近百年泥河湾盆地科研历程分五阶段进行阶段研究评述,是初步构建泥河湾考古研究史的初步尝试。泥河湾盆地的科考活动最初始于1921年,直至1948年召开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才将泥河湾层地质时代定为早更新世,这一阶段的科考活动主要集中在对第四纪地质古生物的研究方面。早期地质学者发现了泥河湾盆地发育面积广大的河湖相地层,“泥河湾层”得以建名及被初步研究,泥河湾哺乳动物群得以确立,并引起国际学术界对泥河湾的关注。学者们提出泥河湾层蕴藏远古人类遗迹的早期猜想并引发相关讨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成为泥河湾盆地研究活动的主力。“泥河湾层”成为我国华北地区早更新世标准地层之一。我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迎来新的发展,同属于泥河湾层发育区的山西大同盆地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峙峪遗址。泥河湾盆地成为寻找更古老人类遗存最有希望的地区之一。在对火山及新构造运动方面也有相关研究。1965年,在阳原盆地发现两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泥河湾盆地进入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发展时期。19721974年,发现、发掘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虎头梁遗址群。19731977年发掘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许家窑-侯家窑遗址,将早期北京猿人文化和晚期的峙峪文化联结起来,充当了过渡桥梁。1978年,发现距今约136万年的小长梁遗址,在国内学术界产生极大影响。此后大规模旧石器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蓬勃发展,并取得显着成就。新的考古发掘技术开始被尝试和推广,碳-14年代测定法、铀系法、古地磁年代测定手段等开始应用于对考古遗址的分析及研究。泥河湾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遗址的考古发现和遗址数量的不断扩充,形成一个不间断的发展序列,丰富了旧石器文化内容,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的完善。泥河湾盆地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地区。同时,在对古生物化石的发现与研究、泥河湾层的划分等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1990年开始,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进入辉煌时期。一系列发现及科研成果,促成中美考古合作项目的启动,飞梁、东谷坨遗址发掘得以实施,新的发掘技术得到推广,研究水平明显提高;石制品拼合研究取得重大突破,遗址的埋藏环境、人类行为学研究受到重视;更古老的文化遗存被发现,人类的活动历史追溯到距今约200万年;旧-新石器时代过渡这一重大学术课题取得初步成果;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泥河湾遗址群的保护工作受到重视;古地磁测年技术得到较好的应用,相关领域也有新的进展。2012年,作为国内最大的旧石器专题博物馆之一的泥河湾专题博物馆建成使用。泥河湾盆地科研工作持续推进,并取得巨大成果,为考古学界及中央、地方政府所认可,东方人类探源工程得以立项。2013年项目启动,围绕马圈沟遗址、侯家窑遗址等开展发掘、调查工作,多学科、多科研单位研究力量注入到泥河湾的学科发展中,使多角度认识和解决泥河湾盆地考古工作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成为可能,也使一些学术分歧和模糊认识获得以新角度和新思维进行探讨和确认的条件。项目开展后,对泥河湾盆地地质、地貌及古环境、旧石器考古及古人类学方面取得了众多成果。多学科、多学术机构对泥河湾的共同研究,使泥河湾盆地的旧石器考古学迎来继周口店发掘之后的又一次复兴。
朱一帆[7]（2017）在《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流变论》文中研究表明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是现代中国女性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浮沉轨迹和艺术演变趋势与女性诗词创作主体的女性意识嬗变密切相关。因此,为呈现出百年来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的流变,本文特选取现代女性意识作为核心进行观照与统摄。通过揭示现代女性意识流变下,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在题材、艺术风格等方面的表现,最终彰显百年来女性旧体诗词的历史浮沉与演变趋势。在本文的第一章,也就是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的转型期（1912-1936）,由于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历史语境的转型,造就现代中国女性诗词创作主体的女性意识由传统的闺阁意识向现代女性意识转变。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促使她们一面向外观照,或书写着女性视域下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或以审美无功利视角审视大自然;一面向内审视自身,抒发现代女性友谊。现代女性意识觉醒、女性对公共空间的拥抱,也促使女性诗词创作主体突破了传统诗词题材的局限,拓展了现代女性旧体诗词题材在公共空间方面的表现。至于诗艺变革方面,她们或大胆用现代语言入旧体诗词、或“用旧瓶装新酒”激活古典意象,从容表达女性现代感受。在本文的第二章,也就是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的中兴期（1937-1949）,由于抗战现实政治时势的影响,女性诗词创作主体的女性意识进一步深化。她们向外进一步拓展叙事视域,着重表达了女性视域下的抗日救亡理念;她们也向内进一步审视自身,或书写女性流亡体验、或书写现代爱情体验、或书写现代母女关系。在题材方面,现代女性意识的深化,促使她们不再满足于将视线放置在对旧体诗词空间的拓展上,她们开始将视线转向时间领域,通过以线性时间观念观照现代战争,她们书写了女性自身的成长历程、书写了现代战争的宏大叙事、抒发了对故乡“往事不可追”、现如今乡村生活“今日难停留”的苦涩。在诗艺取向方面,深化的现代女性意识,明晰的女性自我主体身份,促使她们在旧体诗词中以高频的疑问句式,醒目表达自身观点,或者直接以女性身体意象表现自身独立看法。在本文的第三章,也就是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的分流期（1949-1976）,大陆与海外华裔女性旧体诗词创作中出现了现代女性意识的异化与认同,形成了二水分流的女性诗词艺术景观。具体就中国大陆而言,“延安经验”在建国后的延续,促使大陆中国女性的现代女性意识异化。她们或书写“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政治豪情、或书写花木兰式女英雄、或书写被压抑的生命体验,这表现在艺术风格上,便是主流女性诗词的政治化写作特征与边缘女性诗词的个人化写作特征。具体就港澳台及海外地区而言,相对宽松的历史语境,使得她们多彰显出明晰的现代女性意识认同感。她们或书写漂泊困境与女性生命焦虑、或书写离散体验与中华文化认同、或书写异域风情与西方文化认同。在本文的第四章,也就是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的复兴期（1977年以来）,由于中国内地旧体诗词创作中现代女性意识的全面复苏,尤其是新世纪进入网络文学时代以来,当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在语言、意象、题材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具体而言,现代女性意识的全面复苏过程,伴随着女性诗词创作主体重新探索由“人”向“女人”再向“个人”的女性意识发展道路。在此过程中,她们或书写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反思、或书写对现代爱情的呼唤与反思、或书写对现代女性个体生命体验的感悟。这在题材方面的表现,便是突破了“毛泽东时代”单一化的旧体诗词题材局限,逐渐走向多样化。至于艺术特征方面,也呈现出诗歌语言的日常化以及古典意象重塑的特点。在本文的余论部分,着重以“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视角观照了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的创作,揭示了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在“创化”方面的成果,并以“天人合一”传统创化为代表集中进行阐释。最终指出,现代女性旧体诗词对于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现代中国小说、散文、诗歌一道,共同丰富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研究,而这一研究路径,同时也是重现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维度的必由之路。
檀志慧[8]（2015）在《山西旧石器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山西省域范围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以及出土的古人类化石、石器工具等的研究成果为基本出发点,系统梳理了1949年以前,解放后到上世纪70年代末以及80年代以来三个大的发展、研究阶段,立足于黄土高原东缘,着眼于山西旧石器文化在全国甚至整个东亚范围内对现代人多地区起源论、东亚旧石器文化发展做出的贡献,以及其学术地位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
段晓亮[9]（2014）在《郑天挺史学研究》文中提出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学术转型时期。伴随着新史料的发掘和近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冲击,中国史学发展的整体面貌发生深刻改变,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开辟,各种不同风格的史学流派异彩纷呈。郑天挺是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着名史家,也是继孟森之后以科学方法研究明清史,并且将明清史发扬光大的最重要代表人物。此外,郑天挺在隋唐史、元史等研究领域,也取得重要成就。1949年以后,郑天挺学习和服膺唯物史观,由乾嘉考据学风和近代实证研究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创了其晚年学术的新境界。可以说郑天挺无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在共和国时期,都是中国史坛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学术经历和成就,是我们整体把握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历程和脉络,极具代表性的个案。有鉴于此,本文以郑天挺的史学研究为切入点,围绕郑天挺史学成就、治史特点、史学思想、以及历史教育思想等问题展开,探讨郑天挺学术思想发展和转变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探讨郑天挺史学的价值和影响,以此更清晰地了中国近现代史学演变的总体特点和脉络。郑天挺对中国史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特别是以明清史研究享誉史坛,对明清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以及重要典章制度等,均有细致而精深的研究,对明清历史发展的总体特点也有精确的概括,在隋唐史、元史和边疆史地等领域,也有全面和细致的研究,除部分公开发表外,这些成就和创见多数凝结在其多达上百万字的讲义中。郑天挺的中国史研究具有三个特点：首先,重视运用原始文献资料；其次,注意梳理历史事件发展演变的脉络；再次,善于从宏观角度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总体特征。郑天挺最主要的治史方法有比较研究法和历史语言研究法。郑天挺的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探微索隐,见微知着；“深、广、新、严、通”；唯物史观与精深考证的结合。郑天挺的历史教育思想,主要有注重传授读书致知的门径、强调教学与研究相结合、致力于历史教材建设以及积极拓展学术视野等。郑天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史学家和历史教育家,他的史学成就和史学思想,本身即彰显了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此外,郑天挺还对于维持和弘扬北大的史学、开创和奠定南开史学的新局面都具有重要作用。总而言之,系统地研究郑天挺史学独特的成就和特色,不仅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演变的进程,也可以借此发掘郑天挺史学本身所具有的典范意义,对目前的史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肖艳[10]（2013）在《多重证据法的运用与深化 ——中国音乐史学史证范式研究》文中指出近代科学崇尚求真,强调客观证据即实证是科学研究的生命线。依据新的“科学学”理论,相关材料、证据的规则法则,也是支持各学科能否成立的“科学范式”（Scientific Paradigm）的核心要素之一。历史研究一贯求真,强调言必有据,近代甚至有人主张“史学就是史料学”,故“史证（历史证据）范式”,在历史科学的“科学范式”①构架中,具有重要地位。音乐史学,是历史学和音乐学相互渗透结合的综合学科,研究对象主要是看不见且不易保存的音乐作品,古代相关史料极难搜寻考订。近代科学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一般以叶伯和、王光祈等撰写的着作为诞生标志。其近百年的发展历程,研究对象逐渐明确不断拓展；代表性重要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自身“科学研究范式”以及相关“学术共同体”也初步建立。这一过程中,相关史料搜集、整理和考订研究的全面展开,尤其是多重证据法的运用和深化,为这一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坚实的“史证”基础。从初创阶段的叶伯和、王光祈等先生,到这一学科迅速发展阶段的杨荫浏、李纯一、黄翔鹏等前辈,均为这一学科“科学范式”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叶伯和首先指出音乐是一门艺术。杨荫浏、李纯一、黄翔鹏等提出,在音乐史的纵向研究方面,要努力打破传统的朝代体系,按照音乐艺术自身发展的延续性和阶段性考虑音乐史的分期问题；在特定时段的横向研究方面,则考虑按照音乐艺术体裁形式特点、参考民族音乐五大类进行叙述。在“史证范式”的建立上,源于史学界的多重证据法,在前辈们的研究中,则结合自己学科特点不断深化拓展。他们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广泛收集各类证据,不仅充分地、深入细密地运用文献材料,也自觉运用音乐考古学获取实物史料,并结合人类学、民族学,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努力搜集各民族各地区传统音乐中的“活”史料,将多种材料结合印证。他们既遵守一般历史学的规则,还联系本学科自身特色,有机运用多学科“科际结合”进行多重证据法研究,力求坚实、充分的证据以支持史实建立。他们取得了丰硕成果,一批重要的奠基之作,有力揭示出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光辉发展轨迹,也为中国音乐史学成功确立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创建了学科的“科学范式”（包括史证范式）,培育了相关的“学术共同体”。简而言之,中国音乐史学近百年的历程,是一个不断“科学化”的进程,也是其“科学范式”包括“史证范式”建立和完善的过程。这种范式的形成是依靠多位前辈学者的努力与贡献才得以实现的。他们为广大后学及后继研究,树立了成功范例和学术标杆,留下了优良丰厚的学术传统和学术遗产。20世纪以来,近代科学向现代科学迅猛发展,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助我们开启思路,拓展新的研究方向,也为进一步完善音乐史“史证范式”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尝试借鉴“科学学”（Science of Science,也称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的某些理论,结合对东西方哲学、史学中证据法则的发展历程,对近百年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史证方面成果,特别是借鉴深化多重证据法的成果,选择一些成功案例,进行较深入全面的考察。对当前古代音乐史研究中史证方而的一些间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对如何学习借鉴当今史学新理论新方法,进一步建立相关“学术共同体”和发展完善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史证范式”,也大胆提出些个人看法,供学界参考。
二、纪念裴文中先生百年诞辰──记裴先生山西二三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纪念裴文中先生百年诞辰──记裴先生山西二三事（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研究方法和意义 |
| 四、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第一章 现代教育与乡土中国 |
| 第一节 知识新变引发的乡土关注 |
| 一、“别求新声”的教育经历 |
| 二、平民教育、职业教育的兴起 |
| 第二节 身份危机催生的乡土认同 |
| 第三节 乡土中国再发现 |
| 第四节 乡土志(教科书)形塑的“乡土中国” |
| 一、由爱乡到爱国:乡土中国的同理推衍 |
| 二、《中国矿产志》与鲁迅的乡土中国观 |
| 第二章 教育变革与文学启蒙 |
| 第一节 白话文学观念的形成 |
| 第二节 外语教学与异域文学启迪 |
| 第三节 现代思想内涵的确立 |
| 一、科学教育思潮引领的思想启蒙 |
| 二、现代校园培养的民主自由思想 |
| 第三章 现代教育影响下的五四乡土文学 |
| 第一节 “儿童本位”教育观与儿童的发现 |
| 第二节 “归乡”模式新变 |
| 第三节 文化空间下的乡愁书写 |
| 一、乡愁意象的转换运用 |
| 二、主体性建构下的两种乡愁与风景 |
| 第四节 作为知识的民俗书写 |
| 一、民俗知识与家国想象 |
| 二、庙产兴学运动影响下的乡村信仰--以庙宇祠堂为例 |
| 第四章 互为镜像的教育与文学 |
| 第一节 “学生-教师-作家”三位一体 |
| 第二节 现代学校:“乐园”与“窘境” |
| 一、解放天性的乐园 |
| 二、窘境:封闭乡村中的异质化存在 |
| 第三节 教师角色与启蒙职责 |
| 第四节 学生、女学生的乡村境遇 |
| 第五节 乡绅与教育变革中的乡村权势变迁 |
| 一、教育变革下的乡绅形象流变 |
| 二、从《孔乙己》到《离婚》:乡绅权势的常与变 |
| 第五章 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的经典化 |
| 第一节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遴选评介 |
| 一、文学史教学研究的基本格局 |
| 二、乡土文学概念的确定 |
| 第二节 教科书编写与文学史叙事 |
| 一、教科书编写的权力 |
| 二、文学史叙事的力量 |
| 第三节 教育与知识生产 |
| 一、知识教授与文学传承 |
| 二、作为教师的鲁迅与五四乡土文学 |
| 余论 民族再造:教育与文学的殊途同归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2）《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李济学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由来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李济生平与治学背景 |
| 第一节 李济生平概述 |
| 第二节 李济的治学背景 |
| 第三节 李济的早年学业与志向 |
| 一、早年国内学业 |
| 二、留学美国 |
| 第二章 “挖掘出中国的历史”:李济的考古生涯 |
| 第一节 西阴村遗址发掘 |
| 一、发掘经费与组织 |
| 二、发掘过程与结果 |
| 第二节 殷墟与城子崖 |
| 一、殷墟与城子崖发掘历程 |
| 二、殷墟发掘成果 |
| 三、殷墟研究成果 |
| 第三章 “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的考古人类学思想 |
| 第一节 李济的考古学思想 |
| 一、考古学术语体系的构建尝试 |
| 二、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探索 |
| 三、点线面结合,建设多样化的考古学 |
| 第二节 李济的人类学思想 |
| 一、人类学立场与观点 |
| 二、心理学、双语互证、人类学三者结合的研究方法 |
| 三、人类学的研究探索 |
| 第三节 创建中国现代器物学的基础 |
| 一、对待器物的科学态度 |
| 二、进化论影响下的器物分类 |
| 三、器物纹饰研究 |
| 第四章 “考古学中的历史感”:李济的史学思想 |
| 第一节 正当的历史观 |
| 第二节 全新的史料观 |
| 第三节 史学方法 |
| 第四节 史学境界 |
| 第五节 中国上古史重建之路 |
| 一、古史重建的学术背景 |
| 二、利用考古学重建古史 |
| 三、中国上古史的基本框架 |
| 第五章 “让科学在中国生根”:李济的科学情怀 |
| 第一节 道森氏·晓人案件 |
| 第二节 李约瑟之间与科学思想的推进 |
| 一、中国的固有文化里为什么没有发生科学 |
| 二、如何推进科学思想 |
| 三、以身作则推进科学 |
| 第六章 李济的治学特色 |
| 第一节 李济谈治学 |
| 一、开阔包容的学术视野 |
| 二、客观严谨的治学态度 |
| 第二节 李济治学特色 |
| 一、历史叙事中的实证与想象 |
| 二、多学科综合的科际整合 |
| 三、专精与广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4）宾福德的学术思想研究：中国考古学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考古学史中的考古学家 |
| 1.1 考古学史的框架 |
| 1.2 考古学史的内涵 |
| 1.3 考古学史的主要内容 |
| 1.3.1 考古学内部的历史 |
| 1.3.2 考古学外部的历史 |
| 1.3.3 考古学研究的关键人物史 |
| 1.3.4 综合性的研究视角 |
| 1.4 考古学史的意义 |
| 1.4.1 理解学科的发展过程 |
| 1.4.2 反思与展望 |
| 1.4.3 传播与科普 |
| 1.5 本章小结 |
| 第2章 个人学术史的建构 |
| 2.1 我国考古学者对学人的关注 |
| 2.2 宾福德个人学术史研究 |
| 2.2.1 个人回忆及生前访谈 |
| 2.2.2 讣告及纪念性文章 |
| 2.2.3 学术观点及学术争论的回溯 |
| 2.3 国内学者对宾福德教授的介绍与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路易斯·宾福德的个人经历 |
| 3.1 童年生活 |
| 3.2 大学和二战时期的军旅时光 |
| 3.3 走上考古学道路 |
| 3.4 情感经历 |
| 3.5 主要学术成果及其影响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过程考古学的兴起与发展 |
| 4.1 宾福德之前的考古学 |
| 4.2 外史：社会背景与青年运动 |
| 4.2.1 整体社会背景 |
| 4.2.2 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 |
| 4.2.3 高等教育的普及以及科学研究的社会资源 |
| 4.3 新考古学的兴起 |
| 4.3.1 《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 |
| 4.3.2 文化系统与过程研究 |
| 4.3.3 “新考古学运动”与“新考古学派” |
| 4.4 发展及影响 |
| 4.4.1 过程主义考古学的关键概念 |
| 4.4.2 作为科学的考古学 |
| 4.4.3 过程主义的危机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程理论与民族考古学 |
| 5.1 宾福德与中程理论 |
| 5.1.1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宾福德的重要着作 |
| 5.1.2 中程理论的内容及其适用性 |
| 5.2 博尔德与宾福德之争 |
| 5.2.1 旧大陆的博尔德 |
| 5.2.2 新世界的宾福德 |
| 5.2.3 求解莫斯特难题 |
| 5.3 努那缪提爱斯基摩人的民族考古学观察 |
| 5.3.1 选择爱斯基摩 |
| 5.3.2 动物骨骼组合的方法论研究 |
| 5.3.3 废弃物分布与遗址结构 |
| 5.4 全球范围内狩猎采集者的比较研究 |
| 5.4.1 澳大利亚的民族考古学工作 |
| 5.4.2 非洲地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周口店第一地点的埋藏学分析实践 |
| 6.1 1985年以前中国考古学者对周口店的研究 |
| 6.1.1 地层划分问题 |
| 6.1.2 石制品的真伪及其性质 |
| 6.1.3 骨器工业的存无 |
| 6.1.4 同类相食 |
| 6.1.5 用火遗迹 |
| 6.1.6 遗址性质：“北京猿人之家”? |
| 6.2 《骨骼：古代人类与现代迷思》——对猿人穴居生活设想的批判 |
| 6.3 《远观埋藏学》——宾福德对周口店遗址的首次剖析 |
| 6.3.1 食人之风与猿人遗存 |
| 6.3.2 周口店的地层形成过程 |
| 6.3.3 北京猿人的行为方式与能力 |
| 6.4 《近观周口店》——系统观察后对北京猿人行为的再构建 |
| 6.4.1 动物群观察与统计 |
| 6.4.2 北京猿人行为的再构建 |
| 6.5 北京猿人遗址性质及早期人类用火等问题产生的持续性争论 |
| 6.5.1 中外学术界的反应 |
| 6.5.2 北京猿人用火能力的再调研 |
| 6.5.3 宾福德的质疑在方法论上的影响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宾福德与中国考古学的亲密接触 |
| 7.1 初识何传坤及合作完成《远观埋藏学》 |
| 7.2 宾福德的中国之行及其行程 |
| 7.3 介绍美国考古学的现状到中国 |
| 7.4 中美合作发掘旧石器遗址计划 |
| 7.4.1 宾福德所提出的中美合作发掘计划 |
| 7.4.2 发掘计划失败的经过及原因分析 |
| 7.4.3 克拉克教授主持的建国后首次中美合作发掘 |
| 7.5 对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看法及评价 |
| 7.5.1 考古——中国的旧石器时代 |
| 7.5.2 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考古学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宾福德的参考框架与学术遗产 |
| 8.1 构建参考框架——考古学的推理 |
| 8.2 宾福德的学术遗产 |
| 8.3 对中国考古学未来研究趋势的启示 |
| 8.4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路易斯·宾福德学术简历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和致谢 |
（5）沈从文服饰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当代服装史研究视域的转换 |
| 1.1.2 沈从文服饰研究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价值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4 研究现状 |
| 1.4.1 国内 |
| 1.4.2 国外 |
| 1.5 研究方法与内容框架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内容框架 |
| 第2章 时代背景与文化人生 |
| 2.1 生平简介 |
| 2.2 时代背景 |
| 2.2.1 维新变法与五四运动激发了沈从文的救国热情 |
| 2.2.2 新文化运动促进沈从文创作的民本思想 |
| 2.3 文化人生 |
| 2.3.1 文化觉醒 |
| 2.3.2 沈从文的文化抉择 |
| 2.3.3 西南联大期间深层的文化积淀 |
| 2.3.4 新中国成立初沈从文对政治、历史与文化的思考 |
| 2.3.5 政治变迁与政权更迭成就了沈从文服饰研究道路 |
| 2.4 文化人生之总结 |
| 第3章 沈从文服饰研究主要成果及其特征 |
| 3.1 服饰研究类 |
| 3.1.1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内容及特征 |
| 3.1.2 《中国丝绸图案》内容及特征 |
| 3.1.3 《花花朵朵,坛坛罐罐》《龙凤艺术》内容及特征 |
| 3.2 《织绣染缬与服饰》内容及特征 |
| 3.3 纺织服饰陈列展示内容及特征 |
| 第4章 沈从文服饰文化思想 |
| 4.1 服饰与文化 |
| 4.2 服饰物质文化思想 |
| 4.3 服饰社会文化思想 |
| 4.4 服饰精神文化思想 |
| 4.4.1 民族服饰观 |
| 4.4.2 服制度文化观 |
| 4.4.3 服饰民俗文化观 |
| 4.5 背景及价值意义 |
| 第5章 沈从文服饰审美思想 |
| 5.1 服饰与审美 |
| 5.2 服饰审美思想的生发 |
| 5.3 服饰审美思想的表征 |
| 5.3.1 服饰物质之美 |
| 5.3.2 服饰技术之美 |
| 5.3.3 服饰精神之美 |
| 第6章 纺织服饰陈列与展示思想 |
| 6.1 由崇尚转向展示 |
| 6.2 陈列展示与文化“实践” |
| 6.3 博物馆教育场域 |
| 6.4 纺织服饰陈列展示宗旨 |
| 第7章 沈从文服饰美育思想 |
| 7.1 服饰美育思想的萌发 |
| 7.2 服饰美育观 |
| 7.2.1 服饰美育“心育论” |
| 7.2.2 服饰对文明“生命”的启迪 |
| 7.2.3 服饰对“人性”的感化 |
| 7.3 服饰美育方法论 |
| 第8章 思想渊源及价值 |
| 8.1 沈从文服饰思想渊源 |
| 8.1.1 爱与美的哲学思考 |
| 8.1.2 服饰是历史的符号 |
| 8.1.3 沈从文服饰思想与文学的关系 |
| 8.1.4 思想对方法的影响 |
| 8.1.5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与其它着录的关联 |
| 8.2 沈从文服饰思想的价值 |
| 8.2.1 思想史价值 |
| 8.2.2 社会影响 |
| 8.2.3 学术价值 |
| 第9章 结论 |
| 9.1 比较与思考 |
| 9.1.1 与原田淑人的比较 |
| 9.1.2 与彼得?伯克的比较 |
| 9.2 沈从文服饰思想的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沈从文纺织服饰类着作部分书影 |
| 附录 B 文章图录来源说明 |
| 附录 C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泥河湾盆地考古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国内外对泥河湾盆地的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三、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四、范例说明 |
| 第一章 泥河湾盆地的发现及初步研究(1921～1948) |
| 第一节 泥河湾的发现 |
| 一、泥河湾教堂的文森特神甫 |
| 二、桑志华和北疆博物院 |
| 三、巴尔博命名“泥河湾层” |
| 四、桑志华的6次泥河湾之旅 |
| 第二节 泥河湾哺乳动物群 |
| 一、身为神甫的科学家——德日进 |
| 二、泥河湾哺乳动物群的确立及对泥河湾古人类的预测 |
| 第三节 粗糙的手斧 |
| 一、步日耶的发现 |
| 二、关于“手斧”的争论 |
| 第四节 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 |
| 一、泥河湾层的划分 |
| 二、中国的“维拉方层”——早更新世的泥河湾层 |
| 第五节 滥觞于第四纪地质古生物的泥河湾旧石器考古 |
| 第二章 北方下更新统标准地层的建立和新的认识(1949～1964) |
| 第一节 标准地层的确立及泥河湾层的新认识 |
| 一、华北地区的早更新世标准地层 |
| 二、对泥河湾层的新认识 |
| 第二节 泥河湾盆地火山活动与新构造运动的研究 |
| 一、火山活动的(早期)研究 |
| 二、新构造运动的研究 |
| 第三节 峙峪遗址的发现 |
| 第四节 对泥河湾层的新认识及古人类遗存的猜想 |
| 第三章 旧石器考古的发展及相关领域的大发现(1965～1989) |
|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展时期 |
| 一、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三部曲(1965～1980年) |
| 二、泥河湾旧石器考古文化序列的进一步完善(1981～1989年) |
| 三、对1984～1989年的调查试掘时期的评价 |
| 四、一些问题的讨论 |
| 第二节 古生物化石的大量发现 |
| 一、哺乳动物化石研究 |
| 二、鱼类化石 |
| 三、软体动物化石群的研究 |
| 四、微体古生物化石的研究 |
| 五、孢粉分析 |
| 第三节 泥河湾盆地地层学的新进展 |
| 一、生物地层学方面的研究 |
| 二、磁性地层学方面的研究 |
| 三、泥河湾层划分的深化和研究 |
| 第四节 大同火山的研究进展 |
| 第五节 泥河湾盆地古环境与古地理方面的研究 |
| 一、泥河湾古湖的演化研究 |
| 二、泥河湾盆地古环境的研究 |
| 三、泥河湾盆地古地理环境研究 |
| 第六节 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及第四纪相关领域研究的发展 |
| 第四章 承前启后(1990～2011) |
| 第一节 泥河湾旧石器考古的辉煌时期 |
| 一、中美合作的开展及影响 |
| 二、主要旧石器遗址的发现 |
| 三、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学的新进展及存在问题 |
| 四、泥河湾盆地的考古工作者 |
| 五、综合研究及理论与方法论的进展 |
| 第二节 古生物化石的研究 |
| 一、哺乳动物化石研究 |
| 二、微体古生物化石的研究 |
| 三、孢粉分析 |
| 四、叠层石的发现和研究 |
| 第三节 泥河湾盆地地层学研究 |
| 一、磁性地层学方面的研究 |
| 二、泥河湾层划分的深化和研究 |
| 第四节 泥河湾盆地古环境与古地理方面的研究 |
| 一、泥河湾古湖的演化研究 |
| 二、泥河湾盆地古环境的研究 |
| 第五节 火山运动和新构造运动的研究 |
| 第五章 泥河湾发展的新机遇——东方人类探源工程方兴未艾(2012～2016) |
| 第一节 泥河湾博物馆的建立及相关研究机构组建的意义 |
| 一、泥河湾博物馆的建立 |
| 二、其他研究机构的建立 |
| 三、对泥河湾的规划、保护,让文物活起来 |
| 第二节 东方人类探源工程 |
| 一、东方人类探源工程的启动 |
| 二、东方人类探源工程的研究内容 |
| 三、目前进度及已取得的成果 |
| 第三节 泥河湾旧石器考古的新进展 |
| 一、旧石器考古发掘及调查活动 |
| 二、主要研究成果及认识 |
| 第四节 其他领域的进展 |
| 一、哺乳动物化石 |
| 二、地层学方面的进展 |
| 三、新构造火山运动 |
| 四、古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7）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流变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与分期 |
| 1、“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的界定 |
| 2、“现代女性意识”的界定 |
| 3、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的分期 |
| 二、研究现状与选题意义 |
| 1、研究现状 |
| 2、选题意义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研究方法 |
| 2、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的转型(1912-1936) |
| 第一节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转型的历史语境 |
| 一、政治语境:从晚清到民国的建立 |
| 二、文化语境:新文化运动与现代性的生成 |
| 三、文学语境:文学革命·新诗·旧诗 |
| 第二节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中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 |
| 一、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女性表达 |
| 二、现代女性友谊的自由抒发 |
| 三、现代自然意识的审美观照 |
| 第三节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中的题材拓展 |
| 一、中国古代女性诗词题材的局限性 |
| 二、现代社会政治空间的介入 |
| 三、现代城市生活空间的开拓 |
| 第四节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中的诗艺变革 |
| 一、现代语言的引入与古典节奏的坚守 |
| 二、古典意象的激活与现代意境的生成 |
| 第二章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的中兴(1936-1949) |
| 第一节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中兴的历史语境 |
| 一、政治语境:抗日战争与国共合作 |
| 二、文化语境:民族主义文化的复归与高涨 |
| 三、文学语境:“民族形式”讨论与旧体诗词的再兴 |
| 第二节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中现代女性意识的深化 |
| 一、抗日救亡的女性表达 |
| 二、战乱中女性流亡体验的诗词书写 |
| 三、战乱中现代爱情体验的诗词书写 |
| 四、战乱中现代母女关系的自我审视 |
| 第三节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中的题材聚焦 |
| 一、中国古代女性诗词与战争 |
| 二、战争与女性成长题材的开掘 |
| 三、战争与社会政治题材的女性诗词 |
| 四、战争与现代乡土题材的女性诗词 |
| 第四节 战争年代女性旧体诗词的诗艺取向 |
| 一、高频的疑问句类修辞 |
| 二、繁多的女性身体书写 |
| 第三章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的分化(1949-1976) |
| 第一节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分化的历史语境 |
| 一、政治语境:统一·批判·分离 |
| 二、文化语境:本土·现代·西方 |
| 三、文学语境:合法性·认同感 |
| 第二节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中现代女性意识的异化与认同 |
| 一、现代女性意识的异化 |
| 二、现代女性意识的认同 |
| 第三节 分化年代女性旧体诗词的风格类型 |
| 一、主流女性诗词的政治化写作 |
| 二、边缘女性诗词的个人化写作 |
| 三、港澳台及海外女性诗词的离散写作 |
| 第四章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的复兴(1977年以来) |
| 第一节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复兴的历史语境 |
| 一、政治语境: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构 |
| 二、文化语境:消费主义文化浪潮与民族主义文化思潮 |
| 三、文学语境:新旧之争与诗词媒介的繁荣 |
| 第二节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中现代女性意识的复苏 |
| 一、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反思 |
| 二、对现代爱情的呼唤与反思 |
| 三、现代女性个体生命体验的书写 |
| 四、海内外交流中女性自我身份的确证 |
| 第三节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中题材的多样化 |
| 一、从单一走向多样化 |
| 二、当代社会时政题材的广泛开启 |
| 三、当代城市生活题材的深入观照 |
| 四、当代乡土生活题材的别样审视 |
| 五、当代域外生活题材的崭新书写 |
| 第四节 复兴时期女性旧体诗词创作的艺术特征 |
| 一、日常化的诗歌语言 |
| 二、古典意象的解构与重塑 |
| 余论: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人略表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9）郑天挺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和研究旨趣 |
| 二、学术界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 四、论文难点与创新预期 |
| 第一章 郑天挺生平与学术生涯 |
| 第一节 郑天挺家世和早期经历(1899-1930) |
| 一、早年家境和读书经历 |
| 二、兼收并蓄的大学时代 |
| 三、北上读研和南游经历 |
| 第二节 任职北大和西南联大(1930-1952) |
| 一、从临危受命到忍辱负重 |
| 二、西南联大时期的学术与经历 |
| 三、北大复校与迎接解放 |
| 第三节 任职南开大学时期(1952-1981) |
| 一、从史料派到信奉唯物史观 |
| 二、五六十年代的教学研究和《清史简述》 |
| 三、“文革”结束后的史学活动 |
| 第二章 郑天挺的隋唐史和元史研究 |
| 第一节 郑天挺与隋唐史研究 |
| 一、隋唐政治史和唐史分期 |
| 二、历史地考察唐代军事和田赋制度 |
| 三、实事求是的武则天研究 |
| 四、吐蕃源于发羌考 |
| 第二节 郑天挺的元史研究 |
| 一、蒙古先世与元代政治史 |
| 二、元代经济史和民族关系 |
| 三、元代社会性质和社会阶层 |
| 第三章 郑天挺的明史研究 |
| 第一节 明代政治史研究 |
| 一、有关明史分期和明初史事的论断 |
| 二、考察土木之变和大礼议之争 |
| 三、对明代内阁制的研究 |
| 四、对明代农民起义的考察 |
| 第二节 明代经济史研究 |
| 一、丁役制度和田赋制度 |
| 二、关于明代资本主义萌芽 |
| 三、海外贸易与对外关系 |
| 第三节 整理史料与清修《明史》之点校 |
| 第四章 郑天挺的清史研究与《清史探微》 |
| 第一节 清初政治史研究 |
| 一、满洲先世和血系研究 |
| 二、满洲入关前政治和社会性质 |
| 三、对多尔衮和康雍政治的考察 |
| 第二节 清代礼俗和制度研究 |
| 一、清初礼俗研究 |
| 二、八旗制度和包衣制度 |
| 三、清代军机处制度研究 |
| 四、幕府制度和职官、文体制度 |
| 第三节 清代经济史研究 |
| 一、清代土地制度和税赋改革 |
| 二、清代资本主义萌芽 |
| 三、清代海禁与对外贸易 |
| 第四节 郑成功和台湾研究 |
| 第五章 郑天挺史学思想和历史教育思想 |
| 第一节 郑天挺的史学思想 |
| 一、探微索隐、见微知着 |
| 二、“深、广、新、严、通” |
| 三、唯物史观与精深考证的结合 |
| 第二节 郑天挺中国史研究的特点和方法 |
| 一、重视运用原始文献资料 |
| 二、阐明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 |
| 三、从宏观把握关键性历史问题 |
| 四、比较研究的方法 |
| 五、历史语言研究法 |
| 第三节 郑天挺的历史教育思想 |
| 一、传授读书致知的门径 |
| 二、强调教学与研究相结合 |
| 三、致力于历史教材建设 |
| 四、鼓励交流、拓展学术视野 |
| 第六章 郑天挺的史学地位与影响 |
| 第一节 郑天挺对北大史学的贡献 |
| 一、培养和提携史学人才 |
| 二、维持北大明清史学一脉 |
| 第二节 南开历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 |
| 一、打造南开明清史研究重镇 |
| 二、形成多学科全面发展的格局 |
| 第三节 郑天挺与南开史学风气 |
| 一、奠定勤勉朴实、严谨厚重的传统 |
| 二、形成敦厚诚笃、谦敬和谐的风气 |
| 三、崇尚“求真、求用、求新”的理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郑天挺学术年谱 |
| 个人简历 |
（10）多重证据法的运用与深化 ——中国音乐史学史证范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和解题 |
| 第二节 相关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史证、多重证据法等概念的界定 |
| 第四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证据法则在中国传统哲学和史学中的地位及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思想哲学和历史学对证据的重视 |
| 一、先秦史学求真重实证的优良传统 |
| 二、孔子、韩非等思想家对证据的重视 |
| 第二节 古代历史研究中的口传证据 |
| 第三节 古代历史研究中的书面证据 |
| 第四节 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 |
| 第五节 钱大听与“二重证据法” |
| 一、金石之学 |
| 二、乾嘉学派 |
| 三、以钱大听为例，看“二重证据法”在古代的运用 |
| 第二章 清末以来中国史学界对证据法则的认知 |
| 第一节 近代“新史学”对史证的影响 |
| 第二节 王国维与“二重证据法” |
| 一、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 |
| 二、王国维音乐史学研究中证据法的运用 |
| 第三节 顾颉刚与“多重证据法” |
| 一、民俗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 二、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 三、地理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 四、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对史料考证的重大影响 |
| 第四节 陈寅恪在音乐史学方面的研究 |
| 一、陈寅恪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
| 二、陈寅恪音乐史研究中“多重证据法”的运用 |
| 第三章 史证法则在西方的形成与发展概述 |
| 第一节 早期西方哲学、史学对证据的认识 |
| 一、早期西方哲学、史学对证据的认识 |
| 二、证据法则在近代西方发展的背景 |
| 第二节 西方现代思想学术视野下的证据法则新发展 |
| 一、客观主义史学 |
| 二、实证主义史学 |
| 第三节 西方史学家对证据法则的重视 |
| 第四章 近百年中国音乐史学史证范式的形成及多重证据法的初期运用 |
| 第一节 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传统 |
| 一、近代音乐史学的诞生 |
| 二、近代音乐史学的发展 |
| 第二节 中国音乐史学的建立 |
| 第三节 近现代音乐史学家学术观念形成的历史背景 |
| 第四节 音乐史研究中“多重证据法”的发展概况 |
| 一、音乐文献学的建立与发展 |
| 二、音乐考古学的建立 |
| 三、民族音乐学的发展 |
| 第五节 “多重证据法”在音乐史学界的初期运用举例 |
| 一、叶伯和在音乐史研究中关于证据法则的运用 |
| (一) 叶伯和与音乐史研究 |
| (二) 叶伯和音乐史研究中证据法的运用 |
| 二、王光祈音乐史学研究中证据法则的运用 |
| (一)、王光祈与中国音乐史研究 |
| (二)、王光祈在音乐史学研究中证据法则的运用 |
| 第五章 “多重证据法”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的成功范例 |
| 第一节 杨荫浏音乐史研究中多重证据法的运用 |
| 一、杨荫浏与中国音乐学 |
| 二、杨荫浏文献史证的运用 |
| 三、杨荫浏与语言音乐学的建立 |
| 四、杨荫浏与民族音乐学的发展 |
| 五、杨荫浏与乐律学研究 |
| 第二节 李纯—音乐史研究中“多重证据法”的运用 |
| 一、李纯—学术经历略述 |
| 二、坚持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寻求坚实可靠的文献“史证” |
| 三、自觉学习、成功借鉴运用“多重证据法” |
| 四、音乐史学方法论的提出 |
| 第三节 黄翔鹏音乐史研究中“多重证据法”的运用 |
| 一、努力摆脱“哑巴音乐史”窘境 |
| 二、明确提出“传统是一条河流”的重要思想 |
| 三、身体力行，运用多重证据法取得音乐考古重大突破 |
| 四、结合音乐实践，构建曲调考证，深化发展多重证据法 |
| 五、重视资料建设，为古代音乐史研究夯实史料基础 |
| 第四节 项阳等学者对“多重证据法”的运用与发展 |
| 一、自觉深入进行实地调查，将活态遗存与文献史籍有机结合 |
| 二、通过“接通”研究，深化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理论 |
| 三、多学科综合、多理念互补、多视角切入 |
| 第六章 中国音乐史研究史证范式的深化与发展 |
| 第一节 “多重证据法”的科学运用 |
| 一、科学方法论的发展与库恩“范式”概念的提出 |
| 二、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的范式结构 |
| 第二节 证据法学与多重证据法 |
| 一、证据法学概述 |
| 二、证据法学与多重证据法的比较研究 |
| 三、证据法学带给“多重证据法”的启示 |
| 第三节 多重证据法的探索 |
| 一、史学研究中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 |
| 二、“先立论，后求证”与“先求证，后立论”的辩证关系 |
| 第四节 继续深化“多重证据法”在音乐史研究中的运用 |
| 第五节 从科学证伪角度进一步发扬“史证”功能 |
| 一、有关唐俗乐二十八调的正为讨论 |
| 二、有关曾侯乙编钟及古代“钟律”是否为“复合律制”的讨论 |
| 三、音乐史的分期与断层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四、纪念裴文中先生百年诞辰──记裴先生山西二三事（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D]. 丁燕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2]《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3]李济学术思想研究[D]. 陈广华. 河北师范大学, 2018(02)
- [4]宾福德的学术思想研究：中国考古学的视角[D]. 战世佳. 吉林大学, 2018(04)
- [5]沈从文服饰思想研究[D]. 李艺. 武汉理工大学, 2018(08)
- [6]泥河湾盆地考古史研究[D]. 李罡. 河北大学, 2018(12)
- [7]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流变论[D]. 朱一帆.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8]山西旧石器文化的发现与研究[J]. 檀志慧. 文物世界, 2015(03)
- [9]郑天挺史学研究[D]. 段晓亮. 南开大学, 2014(04)
- [10]多重证据法的运用与深化 ——中国音乐史学史证范式研究[D]. 肖艳.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