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津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22卷2002年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陈斯亮[1](2020)在《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文中提出本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清乾隆时期的学者型官员毕沅(1730-1797)在古迹保护方面的成就,以毕沅在陕西开展的古迹保护活动为研究主线,穿插论述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归纳总结了毕沅古迹保护的主要特征,继而将以他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遗产保护进行比较,并专门探讨了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研究中借助工程典籍、宫廷档案、金石碑刻、书札信件、报刊、摄影集、测绘图纸、考古发掘成果等资料,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考察、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归纳总结、个案研究、比较研究、交叉研究等方法,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毕沅及清代古迹保护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剖析考察,并得出5点结论。研究成果在广度、深度及可信度方面与以往相比有较显着提升。本文首先分析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对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的事迹进行了总体性论述,介绍了毕沅游历考察270余处古迹的概况,评述了毕沅的代表性着作《关中胜迹图志》《关中金石记》和他倡导编修的方志,梳理出毕沅在为官25年期间所保护的215处古迹。以毕沅所保护古迹的类型为划分依据,依次研究了陵墓、坛庙、城垣这三类受到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古迹,又选取3处无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其他类型古迹进行分析。在陵墓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陵墓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毕沅保护陕西187座陵墓的相关背景、事件始末、保护措施及历史意义,论述了毕沅保护唐昭陵的9年历程、6项举措及历史意义;在坛庙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坛庙保护的观念及制度,论述了毕沅整修华阴西岳庙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具体措施、工程经费、成果绘制等问题;在城垣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城垣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修缮风潮和当时陕西城垣的修缮概况,论述了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主要方法、具体措施和历史意义;在其他类型的古迹中,选取西安碑林、崇圣寺、灞桥作为代表性个案,分别从保护事件始末、保护措施、保护特点、历史意义及思想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由此归纳了毕沅古迹保护的5项特征——重视古迹价值尤其是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的发掘;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其操作模式是在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开展保护;其长远目标是为了构建“理想天下”图景。此外,分析了毕沅在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时所反映的时代理念以及其保护方法背后的行为逻辑。通过与历代古迹保护人物的比较,认为毕沅是清代古迹保护领域的突出代表人物,也是自周至清近三千年间中国本土开展古迹保护实践数量最多者,他在古迹保护的思想和实践两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次,文中阐述了清代古迹保护在思想、制度、机构、学者四方面的情况,尝试对其历史意义进行重新审视和客观评价,并将其与17-19世纪的欧洲和民国时期进行逐项对比,探寻外来理论与本土体系融合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研究认为,清代古迹保护体系颇为独特,既呈现自洽性和复杂性,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它自19世纪起被逐步形成的西方遗产保护体系所超越,但仍然深刻影响民国古物保护体系的发展。最后,文中通过分析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恒久期望和阶段性问题,认为清代古迹保护和毕沅的相关事迹,不仅能够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提供了历史素材和实施经验,也能够利用这些古代遗产保护智慧去探索创造性转化思路,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遗产“真实性”认知、文化遗产复建、文化信仰构建、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以工代赈”、遗产保护与国家安定等方面为今日提供更丰富的启示。
邹淋[2](2020)在《追求自由与主体构建 ——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论》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陈铨文学思想和戏剧创作多为学术界关注,尤其是多聚焦于他的“民族主义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成就。然而,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对陈铨的研究尽管已有近80年的历史,但仍然还是比较零散的,各自为阵,条块分割,缺乏整体性。针对这种现象,本文拟从人生哲学(或生命哲学),兼以文化哲学的维度,以他的“力”的文学思想为聚焦点来展开整体研究,探讨他的文学思想的本质特点,特别是他的“力”的文学思想特质和主要表现形态。论文分共为八个部分。在绪论中,也即第1部分,论文将从界定“力”的概念出发,梳理其哲学史的发展过程,并结合陈铨的思想发展,初步勾勒他的“力”的文学思想特点,同时对有关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综述,阐释论文的写作目的,所运用的理论方法和创新之处。第2部分将着重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中,“力”的文学思潮产生的原因与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创构情况、类型形态等,进行学理性和学术史的梳理。第3部分将对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意识结构进行论述,重点是其中的“自由的意志”、“精神的独立”、“心灵的自由”三个方面,目的在于探讨陈铨是如何理解“力”的,他的文学思想是如何以“力”为内核的,以及在此基础上,他又是如何通过“力”的文学思想来观照现实与人生的。第4部分将侧重探析陈铨“力”的文学思想所呈现的美学特征和表现形态,揭示他是如何将“力”以美的方式和形态呈现出来的,主要包括“力”的美学存在形态与美学价值形态两部分,前者主要表现出“摒弃中和”、推崇“对立”和“崇高”两个特征,后者则体现着求真、寓理、主情三种独有的特质。第5部分将认真厘清陈铨“力”的文学思想是如何在创作实践中体现的,也是要探析陈铨通过文学方式来展示人生的意义和新的生命形式的真正用意,主要包含“存在的叩问”、“灵魂的拷问”、“本体的透视”等三个部分的内容。第6部分将认真总结、归纳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三个艺术特点,即“冲力性”、“浪漫性”与“超越性”,由此探讨他是如何在文学实践中运用独特的艺术方式来展示“力”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第7部分将认真探讨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理论局限性及其内在原由,并对此进行客观的评价。结语部分,也即第8个部分,将从文学史的维度论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文学价值,对其文学史、文学思想史意义进行客观评价。本文的创作新点主要有:以“力”为论述的基点和主导线索,将陈铨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进行整体的人生哲学(生命哲学)审视,厘清“力”在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中所产生与发挥的内在机制及其功能作用。从人生哲学(生命哲学)维度审视陈铨“力”的文学思想,在本质上,可以说,“力”是他用以探讨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其目的就是要使“人”得以全面的发展,能够真正地摆脱封建专制对人的精神控制和奴役,让生命(人生)能够真正地获得一种超验的证明。因此,对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进行认真探讨,从中也就能够从中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在建构新的文学形态中,其间是如何关注和思考现代中国人新的生命(人生)意志和价值意义的确立和完善的,而这也是现代文学确立现代性价值的一个重要原由,是现代文学具有现代性精神品格的一个重要因素。
胡小京[3](2019)在《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文中认为清末民初,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出版机构——广学会,该会于1912年4月,为启迪女性新知,专门针对社会中上层受过教育的家庭女性及女学生群体创办了《女铎》杂志。在基于基督教指导原则之下,该刊重点围绕女性的家政事务管理、儿童教养、婚恋、教育、职业、自身权益及社会服务等相关问题,给予女性全方位的引导和帮助。《女铎》发行近四十年,是与时代互相适应和选择的产物,其选载文章时而保守、时而偏激、时而激进、时而反复,对女性角色定位在情感上错综复杂,恰恰真实地呈现了这一时期女性角色建构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在刊行基调上,《女铎》对女性角色的定位选择了一条温和而保守的“新”路线,试图在培养家庭新式“贤妻良母”与社会新女性之间达到一种有序过渡和平衡,这种平衡是近代中国转型中传统与现代融合的一种体现。虽然在近四十年的发刊中,《女铎》始终将重心落足于家庭,但其在女性家庭角色、社会角色的引导、规训及处理这二者平衡之间的努力和尝试,推动了家政科学化及社会现代化进程。因此,本文拟通过对《女铎》文本的解读,以“女性角色”为连接点,探究民国时期社会历史变迁与报刊媒介之间建立的密切关系,充分阐释女性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功能性内涵和时代性特征,并对二种角色的平衡进行理论分析。在研究女性角色建构的历程中,不仅可以透视出民国时期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期待与定位,也从中显露出以知识女性群体为代表的,来自女性自身的自省和自言,凸显了女性角色从被动受男性社会精英倡导到女性自身主动诉求的历史性转变。
李强[4](2019)在《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文中研究说明中国耶稣会士是明末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天主教进入中国传教后,出现的新型宗教群体,中外学界历来少有关注。本文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视域内,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宗教观,考察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学术活动,以及他们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及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局限。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导论,介绍本文的选题缘由、相关概念界定、研究现状综述、研究方法和中文及英、法、拉丁文史料来源,以及论文框架、写作思路。第二章突破以往明清天主教史研究专注于着名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局限,根据在华天主教的重要时间节点,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整体性地回溯1840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和消亡过程,进而揭示他们在来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扮演的中介性角色。第三章考察晚清时期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再现”和发展概况,重点分析该群体发展的历史阶段、内部结构、社会定位以及代际谱系等重要议题,论证了中国耶稣会士所受中西融合的宗教和世俗教育,使其具有了特殊的宗教性与国际性。他们作为天主教与中国社会结合的产物,来自本地社会,服务本地教会,这种本地性是影响他们传教活动和学术活动的关键。第四章着重讨论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首先,与以往“教案”史侧重于民教冲突研究不同,通过黄伯禄、李问渔的个案梳理他们在“调和民教”,实现“民教相安”的活动及由此显示出的政治认同;其次,在近代天主教《圣经》汉译史的视域下,考察中国耶稣会士《圣经》汉译文本的概况,分析他们翻译《圣经》的主体性地位;最后,系统地考察中国耶稣会士“护教”论述对近代中国天主教徒宗教认同、社会认同的塑造。通过以上三个议题探讨了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起到的主体性地位。第五章侧重于考察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首先,考察他们参与晚清“西学东渐”的学术活动,特别是他们的地理学着作及由此透露出来的民族意识。其次,借助新史料考察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之间的学术交往,讨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与近代“东学西传”之间的关系;最后,着重梳理中国耶稣会士整理和研究本地教会史的着述活动,并分析他们的宗教认同和社会认同。以上研究显示,中国耶稣会士综合了宗教性、世俗性、学术性的多重身份,促成他们参与近代中西文化互动的进程,也促使他们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天主教信众自我身份辨识的塑造。第六章为本文结语部分。首先,在天主教本地化视域下从国际性与本地性、宗教性与世俗性、民族性与时代性、历史性与延续性等四个角度全面把握该群体的整体特性,借此分析他们的历史角色及历史局限性。其次,着重考察他们的文化认同及影响。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及文化认同,是理解他们的中介性角色如何在晚清中国社会尤其是江南地区具体体现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发展,亦是天主教与近代来华殖民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但他们区别于西方传教士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冲突。尽管如此,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使得这一群体只能主动或被动地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发挥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也大多限于中国天主教内部。
吴家洲[5](2018)在《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研究唐代洛阳地区森林的变迁。洛阳地区地处“天下之中”,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厚的政治、文化积淀,使得其发展到唐代,依然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极其发达的地区之一。但是这种发达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森林消耗的基础上的,发达程度和森林消耗速度成正比,在安史之乱前表现的尤为明显。目前,国内有关唐代区域森林变迁的研究并不多见,有关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变迁的研究几乎没有。本文拟利用中国古代的文献、档案资料,结合考古发掘资料,并运用数学、建筑学、地理学、生态学、水文学等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对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变迁状况进行考察,找出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变迁的主要原因,分析其造成的影响及采取的森林保护措施,以期尽可能复原唐代洛阳地区的森林变迁状况,为当今洛阳地区和一些类似地区的森林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减少主要是由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各种木构建筑的营建、薪柴和丧葬的日常消耗、战争的破坏等原因引起的,由此造成了水旱灾害频繁、水土流失加剧等水环境恶化问题和动植物资源减少、土壤盐碱化、土地沙化及气候环境有所恶化等其他生态环境问题。随着唐代洛阳地区人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加强,也采取了一些植树造林的措施,但人工林无论数量和质量都远远无法和天然森林比较,唐代洛阳地区的森林呈不断下降趋势,生态环境也逐渐恶化。
王独慎[6](2018)在《中国教育传统的现代转化 ——以清末民初的修身教育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清末民初的修身科肇始于清末新政时期的癸卯学制(1904),民国成立以后,在壬子学制(1912)中继续保留,到1922年的壬戌学制颁布时被公民科取代。在近代史的整体框架下,修身科所处的时段(1904-1922)恰好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转型时代”(1895-1925)。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教育体系的变化与知识分子的思想革新密切相连。由思想革新所带来的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的冲突与转化也会透过课程的变迁反映出来。本研究关注的焦点是中国教育的“修身”传统经由怎样的方式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教育”,力图通过对清末民初修身教育变迁过程的考察来探讨“修身”传统的现代转化路径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修身”蕴含中国文化传统的一整套观念体系和思维方式。它以“气”化的宇宙论和身体观为观念基础,强调“身心合一”的自我观,“体知”与“内证”的认识进路,德化与风教的群己关系。与“修身”意识相应的是传统社会的家国天下的社会结构,这一结构使得“德化风教”的微观教化效应得以扩展到更广大的场域,成为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因素。传统的“修身”教育的实践形式包括家庭中的蒙养教育与女性教育、正式的私塾与书院教育以及非组织性的游学与自我教育。修身作为一种内在精神追求,贯通在传统教育的整个体系当中。“经史之学”是其知识载体,科举考试为“修齐治平”提供了制度渠道,“士大夫”阶层的社会教化则是“修齐治平”的具体实践。近代的“修身”教育始于清末的文教转型。首先涉及的是教育制度和教学形式的变化,然后是观念的变迁。修身的学科建制是传统教育体制向现代教育转变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教育学科体系、学校制度和现代教学法都得以建立。以私塾、学堂等民间教育形式为主的传统教育体系逐渐被现代的学校体系所取代。科学知识观和课程观念冲击了传统经学教育的“整体课程”观。同时,课堂教授法成为最主要的教学方式。传统修身所注重的性情涵养与自我体践在学堂教授的方法下难以展开,导致修身科有知识化的倾向,降低了实效性。民国以后,随着经学向着现代学术的转化,现代“伦理学”取代了四书体系的“义理之学”成为道德教育的学理基础。与现代教育制度相伴而生的是现代教科书。教科书的编写结构反映了近代道德学说的变迁。教科书审定制也推动了以现代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民间教育力量的兴起。修身观念的转变反映在修身教科书内容上,可分为个体与社会两个层面。在个体层面上,传统的“修身养性”转变为社会常识的“习得”。这包括身心合一的气化身体观被现代卫生医疗学、生理学和科学心理学所拆解,卫生和医疗常识成为修身科主要的内容之一;以德性涵养为主的修养内容被大量的经济、政治常识所补充。在社会层面上,传统“修齐治平”的士大夫道德教化意识逐渐转变为以培养平民人格为主的公共伦理和团体意识。这表现为:在群己关系上,儒家传统中作为修身工夫的“忠恕之道”逐渐演变为一般与人交往的美德;在家庭伦理上,与宗法相关的宗族伦理和礼仪方式逐渐消失,作为家庭美德的“孝悌”受到压缩;女性的平等观念和“德才”观念也有所变化,但并未脱离“贤妻良母”的伦理角色;在国家伦理上,现代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兴起。传统“天下”观念则衍化出两个方向相反的思想倾向,其一是与“礼仪中国”相关连的“天下”体系瓦解,一变而为列强竞争的“世界”;其二则是与“天下为公”相关的“大同”思想迅速地与“国际主义”、“世界主义”结合在一起。前者表现为退守与忧患意识,后者表现为奋进与和平意识。清末民初修身教育的演变与社会文化转型密不可分。首先,近代学术文化由“经学时代”转向了“科学时代”,经学的衰微使得“修身”远离了成德传统中“性与天道”的形而上追求。经学那种强调整体性、关系性的思维方式被科学所分解,身心合一的观念被抛离。其次,随着社会结构从传统的宗法转向职业社会,公私领域分开,“修齐治平”也就断裂为个人领域的“人生问题”和公共领域的“社会问题”。传统整体性的道德转变为“公德”-“私德”之分,对道德的关注从个人“德行”转向“义务”。与此同时,现代教育的功能也将重心从传统“成人”“成德”转向“民众培养”与人的“社会化”。在社会转型中,近代知识分子终究未能像传统“士大夫”那样形成一个社会重心。“士大夫”式的社会教化演变为现代“启蒙”,内在的“修身”体践转化为形形色色的运动实践。
张光润[7](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提出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邹琪[8](2018)在《朱德研究史》文中研究说明“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对象是朱德研究,是朱德研究的发展史。朱德研究,是研究朱德一生历史的研究成果,对朱德生平和思想的研究都是朱德研究。本文对朱德研究进行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力图按照学术史本身的线索,来展现朱德研究的全貌。国内外目前都还没有“朱德研究史”的专着出版,这是朱德研究和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中的空白。本文以朱德研究为研究对象,旨在对从20世纪20年代至2016年的朱德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总结,并探析朱德研究中的经验教训和规律,形成一部整体性的“朱德研究史”,希冀拓宽朱德研究的领域,弥补国内外朱德研究中的不足,这使本文的研究在学术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时,在纵向上,按时间顺序分析朱德研究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和经验教训;横向上,在特定空间、特定历史时期内,分析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朱德研究的代表作,对其特点、内容、得失进行理论分析。对每个时期的朱德研究,先概述其研究背景、总体状况,再对代表作进行个案研究,分析其内容、研究方法和成就,最后总体评述,总结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按此研究思路,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朱德研究概述。阐明研究的对象和意义,对朱德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梳理,分析朱德研究的现状,介绍文章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创新之处及研究意义,界定“朱德研究史”一些概念。第一章评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朱德研究(1920.8-1949.9)。这一阶段是朱德研究的萌芽时期。国外对朱德的研究,最早的主要散见于西方记者的着作。国内的朱德研究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初,主要是一些关于朱德实践活动的报道,如朱德领导红军的报道等。国内最早公开发表的关于朱德的文字,目前可查的是《简州顾品珍等来电》(《申报》1920年8月13日)。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报刊上发表的文章,20世纪30、40年代,研究朱德的专着开始出现,有关朱德传记的各种书籍广泛流传,如《朱德传》、《西战场的主将朱德》等。外国记者的着作中,影响较大的有《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北行漫记》等。这些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不是朱德的传记,但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朱德的生平和轶事,是研究朱德的珍贵资料。第二章评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朱德研究(1949.10-1978.12)。这是朱德研究的初步发展和曲折停滞时期。这一时期研究朱德的书籍开始较多地出版,大都是记述朱德崇高品德和传奇故事以及回忆性的作品。香港和台湾也出版了研究朱德的着作,如吴起、孟超的《红色人物论》、章民的《朱德》等。“文化大革命”时期,受极“左”路线和个人崇拜的严重影响,朱德研究陷于停滞,甚至倒退。从“文革”结束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只出版了少量的回忆性的着作。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以非常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栩栩如生的形象,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作。第三章评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朱德研究(1978.12-2016.12)。这是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朱德研究开始走向深入,大量有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着作不断涌现,最有代表性的是《朱德年谱》和《朱德传》的出版。这一时期香港和台湾朱德研究的代表作是顾则徐的《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这些研究成果,从朱德不同时期的生活片段到朱德传记的出现,从朱德生平介绍到朱德思想研究,使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并继续发展,为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关于朱德研究的学术活动比较活跃且规模较大,如:1986年12月的“全国纪念朱德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91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05周年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3年7月的“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6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10周年全国朱德生平与思想研讨会”、2006年12月“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5年6月的“朱德与抗日战争学术座谈会”、2016年4月的“纪念朱德总司令诞辰130周年论坛”、2016年8月的“一战成名——朱德与护国战争学术研讨会”、2016年12月的“朱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学术研讨会”等。这些学术活动积极推动了朱德研究的深入,反映了朱德生平和思想研究的基本趋向,使朱德思想生平研究跨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第四章评述2006-2016年朱德研究的新进展。从朱德诞辰120周年以来,学术界从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对朱德的生平、思想以及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贡献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朱德研究的水平和现状。朱德研究取得了新突破,呈现出鲜明的特点。结语,总结90多年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对朱德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今后的朱德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运用历史研究方法、辩证分析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历了 90多年发展的朱德研究的成果和研究过程进行梳理和评述,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为今后的朱德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以推动朱德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通过研究,提供关于朱德研究成果的详实资料,使人们明辨资料的正误优劣,以正确的历史资料和思想资料,更好地学习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优秀品德,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赵晓晖[9](2017)在《将天国建在人间—谢颂羔(1895-1974)的文化理想与人生实践》文中提出谢颂羔(1895-1974),笔名济泽,英文名Zong-KaoZia(简称Z.K.Zia),曾长期担任广学会的编辑部主任,兼任沪江大学教授,是近代中国基督教本土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与胡适、陈垣、张伯苓、丰子恺等近代文化名人都有交往。他一生有着译近200部,发表文章600多篇,在宗教教育、文学翻译及创作、青少年教育、社会启蒙等多方面均有不凡成就,在民国时期影响很大,但1951年后退出了历史舞台,以致湮没无闻,至今尚无人对其进行专门研究。本文为揭示这一类型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及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贡献,在大量搜集一手资料和深入考证、实地走访的基础上,首次对谢颂羔的文化理想和人生实践进行了全面研究,对他的思想和成就进行了分析,并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进行了思考。本文共八章。鉴于谢颂羔被湮没很深,前四章主要考述了他的家世背景、求学经历、人生实践及与各界友人交游的情况,并进行了相应的分析,纠正了目前学界的一些错误,构成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第一章《时代境遇与思想根源》查考了基督教进入宁波的经过并对谢颂羔的家庭出身进行了深入考证。家庭出身使得基督教文化在他的成长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起构成了他的思想根源。第二章《文化人格的形成》通过梳理谢颂羔的中英文着述,结合国内外校史资料拼接出了他的求学经历。中西合璧式的教育培养了他的人格,留学经历给他造成了强大的冲击,造就了他对西方文明的态度,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世界观。第三章《人生实践的过程及结局》综合各种史料还原了谢颂羔的人生实践,他深受基督教"社会福音"思想的影响,要求自己"既能说,又能行",为用基督教改变中国人而奋斗。第四章《人生的拓展》通过多方印证的方法爬梳了谢颂羔与胡适、丰子恺、贺川丰彦等大量中外友人交游的经历及内容。他的交游以基督教为中心,又不仅仅局限于基督教中人。通过与这些友人的交游,丰富和拓展了自己的人生,同时感染了朋友,也影响了社会。后四章是本文的主要部分,论述了谢颂羔文化理想的内容及其在各方面实践的成就,对其翻译、着述中所表现的社会政治及宗教文学思想作了深入分析与评价,并探究了他对现代公民社会建设的贡献。第五章《文化理想的三个维度》分析了谢颂羔整合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并辅以科学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的理想,并就他对"人格救国"理念的发展和宗教教育的观点进行了阐述。第六章《着译实践及其思想意蕴》论述了谢颂羔在编辑翻译、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的贡献。第七章《教育实践及其思想意蕴》主要论述了谢颂羔在编写教材、为青少年提供读物及英语教育方面的成就。第八章《社会启蒙实践的一种范式》分析了谢颂羔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所做的启蒙工作,有显性启蒙和隐性启蒙两个维度,重点突出了他的公民观、妇女观及家庭观在现代中国的价值。本研究以谢颂羔为标本,运用"内部的他者"的概念,比较全面地研究了谢颂羔在各个方面的成就,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同时突破了"内部的他者"专指进入某一系统主体的外国人这一局限,更加侧重中西文化对他的影响和他作为基督徒对当时社会的贡献,从而加深了对那一个时代和当时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认识。本文还强调了在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进行接触的时候,作为弱势文化"内部的他者",更应注意自己角色定位的问题,有助于学术界对以谢颂羔为代表的近现代基督教知识分子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使跨文化研究能在一个更为客观的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上展开。
魏珂[10](2017)在《归属与自主:近代大学生教育身体史研究(1895-1937)》文中提出身体研究是近年来国内外人文社会学科研究关注的热点。我国教育界对身体进行了探讨,认为教育的身体转向,有助于回归人的本真存在,实现对人的生命关怀。大学生是近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处于大变局中的近代大学生,在社会诸种力量影响下,他们身体的内与外、思想与行为等均在改变。本研究以身体为线索来探讨近代大学生身体的发展,将先前学界讨论教育问题的焦点从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等,转移到对教育主体的关注。研究视角的转移,意在从另一个新的、贴近“人”的角度观察受教育者的自我感知与成长,进而反思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体认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教育应如何影响和塑造人。通过梳理关于1895至1937年间我国大学生的相关史料,考察他们的身体变迁史,进而探讨国家与学生身体的归属关系规律,揭示影响学生身体发展的教育因素。基于这种思路,本研究首先探讨与分析了近代大学生身体的发展与变化,然后提出近代大学生身体变迁呈现出的特点。对近代大学生的发展与变化,本研究从六个角度进行剖析:一、大学生身体如何从家庭之身转变为学校之身,进而成为国家之身;二、近代大学如何努力把学生身体纳入学校的时空规训之中及学生对规训的因应与抗争;三、大学如何对学生身体进行野蛮化和卫生化改造,以塑造学生强健的体格;四、近代大学生的身体由“修身”向“修形”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五、大学生爱情、生理的追求特征;最后,探讨在民族存亡的社会大背景下大学生的生死选择。基于上述剖析,近代大学生身体与国家之间关系发展呈现出归属与背离的曲线,当国家危机严重时,身体的归属性开始变强,身体自主性变弱;当个人和国家矛盾加强时,身体自主性变强,归属性变弱。近代大学生的身体发展路线体现了其身体归属与身体自主间的统一与矛盾,大学生处身其间的应对与纠葛的历史是教育由“传统”而“现代”变化历程的一个具身化面向。与此同时,本研究认为近代大学生身体发展呈现出以下五个特特征:一、身体归属国家化。大学生身体与国家的强弱不可分割,进而救国紧密结合,故增加军训和有计划地体育训练,着重“增强国民体质”的卫生实践,是近代大学身体教育的基本特点。二、身体形塑外向化。与传统教育注重塑造学生个体内在的道德修养不同,近代教育强调“野蛮其体魄”,注重学生外在自然形体的改造;强调身体形塑和身体改造与社会改造、追求国家富强的关系。三、身体活动自由化。近代大学灵活的入学、转学和休学等制度,使得学生在校际、院际的流动有很大的自由度;大学生积极追求婚姻自由、性自由,和活动空间的自由。四、身体规训人性化。近代大学引进西方的大学管理制度,大学生管理包括时空管理、思想管理、制度管理、生活管理、学业管理。尤其是将学生的身体健康纳入管理范围,这是近代教育人性化的标志。五、身体表现多样化。近代大学生摒弃了传统社会读书人四平八稳的行事姿态,热心运动,参与革命,留学救国,其身姿活跃在社会各种场合。总之,近代中国大学生身体塑造适应了时代需要,但埋下了工具理性、轻视修心等伏笔。
二、天津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22卷2002年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天津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22卷2002年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1.1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经验值得梳理和发掘 |
1.1.2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智慧”有待创造性转化 |
1.1.3 研究对象选取及范围界定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现状及相关反思 |
1.3.1 针对传统古迹保护的争论与反思 |
1.3.2 清代古迹保护的研究现状 |
1.3.3 对于毕沅及其幕府的研究现状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1.5 研究资料及研究方法 |
1.5.1 研究所借助的资料 |
1.5.2 主要研究方法 |
1.6 研究框架 |
2 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 |
2.1 古迹观念的演变及内涵扩大化 |
2.2 清代古迹保护的时代氛围及其高峰时期——乾隆朝 |
2.2.1 较高的古迹维修频次 |
2.2.2 巨额的古迹保护经费支出 |
2.2.3 浓重的访古考据氛围 |
2.2.4 广泛的古迹保护参与范围 |
2.3 清代与古迹保护相关的典籍及操作流程 |
2.3.1 “正刑定罪”的根本之法——《大清律例》 |
2.3.2 “设范立制”的典章汇编——《大清会典》和《清朝通典》 |
2.3.3 “轨物程式”的部门法规——工部各类则例 |
2.3.4 清代古迹修缮的基本流程 |
3 毕沅古迹保护事迹总述 |
3.1 毕沅及其幕府概述 |
3.1.1 毕沅生平及为官经历概述 |
3.1.2 毕沅在诸多领域取得的成就 |
3.1.3 毕沅幕府对古迹保护的重要支持 |
3.2 毕沅所处时代的陕西 |
3.2.1 乾隆时期陕西疆域及行政区划 |
3.2.2 乾隆时期陕西主要官员及其职责 |
3.2.3 乾隆时期陕西人口、粮储及财政收入 |
3.2.4 陕西境内清代以前古迹数量 |
3.3 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总览 |
3.4 毕沅对古迹的游历考察 |
3.5 毕沅与古迹相关的研究及创作 |
3.5.1 陕西古迹之总览——《关中胜迹图志》 |
3.5.2 陕西碑刻之辑考——《关中金石记》 |
3.5.3 毕沅组织编修的陕西地方志 |
3.5.4 毕沅以陕西古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
3.6 毕沅对古迹开展的保护实践 |
3.7 小结 |
4 毕沅对陕西陵墓的保护及整修 |
4.1 清朝对历代陵墓的态度和差异性保护 |
4.2 清朝陵墓保护的相关制度及措施 |
4.2.1 岁奏制度 |
4.2.2 祭祀制度 |
4.2.3 守护制度 |
4.2.4 维修制度 |
4.2.5 惩罚制度 |
4.3 毕沅对陕西百余座陵墓的保护 |
4.3.1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背景及缘起 |
4.3.2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始末 |
4.3.3 毕沅为陕西陵墓开展的五项保护措施 |
4.3.4 毕沅为陕西陵墓立碑情况 |
4.3.5 与立碑相配合的其他保护措施 |
4.3.6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历史意义 |
4.4 毕沅对唐太宗昭陵的保护及修缮 |
4.4.1 毕沅保护唐昭陵缘起 |
4.4.2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九年历程 |
4.4.3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六项举措 |
4.4.4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历史意义及重要影响 |
5 毕沅对陕西坛庙祠宇的保护及整修 |
5.1 清代的祭祀观念与祭祀场所 |
5.1.1 清代国家祭祀的空间载体 |
5.1.2 清代地方祭祀的空间载体 |
5.2 清代坛庙保护的相关制度 |
5.2.1 祭祀制度 |
5.2.2 巡查守护制度 |
5.2.3 保养维护制度 |
5.2.4 修缮制度 |
5.2.5 惩罚制度 |
5.3 毕沅对华阴西岳庙的整修 |
5.3.1 修缮工程背景 |
5.3.2 修缮工程始末 |
5.3.3 修缮理念及具体举措 |
5.3.4 工程经费及来源 |
5.3.5 《华岳庙全图》的绘制与进献 |
5.3.6 毕沅修缮西岳庙的特点及历史意义 |
6 毕沅对陕西城垣的保护及整修 |
6.1 清人对待城垣的态度 |
6.2 清代城垣保护制度 |
6.2.1 岁奏制度 |
6.2.2 勘察及审核制度 |
6.2.3 维修制度 |
6.2.4 工程验收及报销制度 |
6.2.5 保固及赔修制度 |
6.2.6 预防性保护制度 |
6.3 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整修风潮 |
6.4 乾隆中后期陕西城垣整修概况 |
6.5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整修 |
6.5.1 西安城垣概述 |
6.5.2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始末 |
6.5.3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修缮理念和主要方法 |
6.5.4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五项举措 |
6.5.5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历史意义及影响 |
7 毕沅对其他类型古迹的保护及整修 |
7.1 毕沅对西安碑林的保护及整修 |
7.1.1 西安碑林概况 |
7.1.2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始末 |
7.1.3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的六项举措 |
7.1.4 毕沅整修碑林的历史意义和后续影响 |
7.2 毕沅对崇圣寺的保护及整修 |
7.2.1 崇圣寺概况 |
7.2.2 毕沅重修崇圣寺始末 |
7.2.3 毕沅重修崇圣寺的四项举措 |
7.2.4 毕沅整修崇圣寺的主要特点 |
7.3 毕沅对灞桥的两次重建和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7.3.1 灞桥概述 |
7.3.2 毕沅修建灞桥始末 |
7.3.3 毕沅第一次重建灞桥的举措 |
7.3.4 毕沅第二次重建灞桥的构想 |
7.3.5 毕沅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8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时代理念及历史地位 |
8.1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 |
8.1.1 重视古迹价值的发掘——尤以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为主 |
8.1.2 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 |
8.1.3 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 |
8.1.4 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的古迹保护模式 |
8.1.5 以构建“理想天下”图景作为古迹保护的长远目标 |
8.2 毕沅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所反映的时代理念及行为逻辑 |
8.2.1 毕沅的古迹保护与其时代之间的关系 |
8.2.2 从先贤不朽到古今相承——清代陵墓保护与家国信仰的构建 |
8.2.3 信仰符号与等级秩序——清代坛庙保护及修缮的内在逻辑 |
8.2.4 安危、赈济、观瞻——清代城垣保护的矛盾性及价值取向 |
8.2.5 激进的复兴——以“改造”为古迹赋予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 |
8.3 毕沅在中国古迹保护历史上的地位 |
9 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多维比较 |
9.1 清代古迹保护思想及多维比较 |
9.1.1 清代古迹保护的思想 |
9.1.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 |
9.1.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的思想 |
9.1.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9.2 清代古迹保护制度及多维比较 |
9.2.1 清代古迹保护的制度规程 |
9.2.2 欧洲同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及法规 |
9.2.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制度及法规 |
9.2.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9.3 清代古迹保护机构及多维比较 |
9.3.1 清代古迹保护的相关机构及人员 |
9.3.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机构 |
9.3.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机构 |
9.3.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9.4 以毕沅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多维比较 |
9.4.1 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9.4.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学者及学术成果 |
9.4.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9.4.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9.5 反思: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对比结果 |
10 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 |
10.1 古今文明的重大变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需求 |
10.2 文化遗产保护的恒久期望、阶段性问题与应对 |
10.3 清代古迹保护的现实启示 |
10.3.1 尊重文化遗产的差异化价值评估并彰显核心价值 |
10.3.2 辩证看待文化遗产修缮中的“真实性” |
10.3.3 信息视角下重新审视文化遗产的“复建”行为 |
10.3.4 重视文化信仰的隐形作用并积极引导构建 |
10.3.5 推动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 |
10.3.6 关注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 |
10.3.7 加强遗产保护领域的“以工代赈”活动 |
10.3.8 聚焦遗产保护的前提与目标——国泰民安 |
11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 1: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附录 2: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国家发明专利 |
附录 3: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 |
图录 |
表录 |
附表 |
附文 |
附图 |
致谢 |
(2)追求自由与主体构建 ——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论(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1.绪论 |
1.1 概念提出:“力”的定义及哲学涵义演化 |
1.2 意识关联: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聚焦 |
1.3 文献综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研究概述 |
1.4 研究设想:写作目的和理论依据 |
2.吐故纳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理论生成 |
2.1 背景概述:“力”的思潮之勃兴与影响 |
2.2 主旨归纳:“力”的美学涵义与文学表征 |
2.3 理论特质:“力”的文学思想的认识与建构 |
3.聚焦主体: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意识结构 |
3.1 “保持生命的自由” |
3.2 营造“高尚的人格” |
3.3 做“超世界的主体” |
4.审美显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美学特征 |
4.1 冲破“中和”的束缚 |
4.2 推崇“对立”与“崇高” |
4.3 “崇高”美的价值形态 |
5.文本设计: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创作实践 |
5.1 叩问存在 |
5.2 审视灵魂 |
5.3 透视本体 |
6.风格独创: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艺术特质 |
6.1 活力性:生命潜流与冲力勃发 |
6.2 抒情性:浪漫情怀与自我袒露 |
6.3 超越性:艺术冥想与灵性显现 |
7.时代印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理论限度 |
7.1 文学理念的偏颇 |
7.2 创作手法的缺陷 |
7.3 艺术价值的减损 |
8.结语 |
参考书目 |
作者简历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3)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选题意义 |
三、研究现状 |
(一) 近代女性角色研究 |
(二) 近代女性报刊研究 |
(三) 《女铎》杂志研究 |
(四) 近代基督教女刊研究 |
四、概念的界定 |
(一) 《女铎》 |
(二) 女性角色 |
五、研究理论和创新点 |
(一) 研究理论 |
(二) 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女铎》杂志 |
一、合力兴办,顺势而为 |
(一) 依托宗教平台 |
(二) 借助上海地势 |
二、主办得力,女性合聚 |
(一) 主编 |
(二) 撰写人员 |
(三) 读者 |
三、编排精良,取材适宜 |
(一) 编辑要旨 |
(二) 栏目内容 |
四、宣传有方,名声远播 |
(一) 布道征文 |
(二) 编读互动 |
第二章 女性家庭角色的重塑 |
一、树立科学的家政生活理念 |
(一) 衣食住的科学搭配 |
(二) 家庭常见疾病的防治 |
(三) 家政经济能力的培养 |
二、培养新型的育儿观念 |
(一) 优生优育的筹划准备 |
(二) 幼童饮食的科学哺育 |
(三) 幼童卫生保健的推广 |
三、注重科学的家庭教育 |
(一) 严于律己的母教典范 |
(二) 遵从规律的育儿策略 |
(三) 自幼规范的礼仪教育 |
(四) 教导得法的金钱观念 |
(五) 科学引导下的性教育 |
四、建立新型的内外关系 |
(一) 夫妻关系 |
(二) 亲子关系 |
(三) 婆媳关系 |
(四) 主仆关系 |
(五) 新式社交 |
第三章 女性社会角色的新构 |
一、谋求女性教育的发展 |
(一) 倡导女学的时代背景 |
(二) 重视女学教育的教会力量 |
(三) 强调女学教育的多渠道推广 |
二、培养自食其力的经济能力 |
(一) 近代女性职业的溯源 |
(二) 女性经济自立的倡导 |
(三) 女性职业教育的推广 |
(四) 育儿后顾之忧的应对 |
三、倡导因时而易的参政立场 |
(一) 创刊之初的保守规避 |
(二) 时代呼吁下的主动诉求 |
四、推动社会角色的外延 |
(一) 启迪女性社会服务意识 |
(二) 倡办女性特色的服务团体 |
第四章 《女铎》视域下女性角色的平衡 |
一、两性角色关系之平衡 |
(一) 男女两性之有别 |
(二) 男女两性之平等 |
二、中西文化融合之平衡 |
(一) 家庭角色的固守与微变 |
(二) 社会角色的渐变与生成 |
三、主办与时局之平衡 |
(一) 宗教与世俗兼顾 |
(二) 角色引导与重构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表 |
(一) 附表1 1912-1948年《女铎》“家政”专栏文章统计表 |
(二) 附表2 1936-1950年《女铎》其他专栏家政文章统计表 |
(三) 附表3《女铎》定价变更表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4)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第三节 研究现状综述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第五节 论文框架与写作思路 |
第二章 老耶稣会的本地化:1840 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与消亡 |
第一节 明末来华耶稣会与中国会士的初现(1580—1644) |
一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与早期中国辅理修士 |
二 明末来华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的主要考量 |
第二节 清初来华耶稣会与中国会士的发展(1644—1724) |
一 顺治朝传教环境对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的影响 |
二 康熙朝传教环境的变化与中国耶稣会神父的出现 |
第三节 “百年禁教”时期的中国耶稣会士(1724—1840) |
一 雍乾禁教时期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举措的变化 |
二 耶稣会被“取缔”后的中国耶稣会士群体 |
三 “禁教”时期江南地区的中国神职群体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一 作为“西教士”与中国基督徒之间的中介 |
二 作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中介 |
三 作为西方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中介 |
第三章 新耶稣会的本地化: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再现与发展 |
第一节 “教权”冲突与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形成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形成的历史背景 |
二 准备阶段:1850 年徐汇公学的设立与课程设置 |
三 形成阶段:1862 年耶稣会初学院的建立 |
第二节 “教务“增长与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发展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阶段性量化分析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内部结构 |
第三节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代际谱系与社会定位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代际谱系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社会定位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一 中西宗教与世俗教育的融合塑造 |
二 西方天主教会与本地社会的结合产物 |
第四章 “华人为教士者”: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 |
第一节 “调和民教”: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教案”治理 |
一 “民教冲突”: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教案”发生 |
二 “调和民教”:中国耶稣会士的“教案”观——以李问渔为例 |
三 “民教相安”:中国耶稣会士与“教案”的解决 |
第二节 “华文圣经”:中国耶稣会士与《圣经》翻译 |
一 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与《圣经》翻译 |
二 近代天主教《圣经》翻译的时代特色 |
三 中国耶稣会士《圣经》翻译作品概况 |
第三节 “耶儒释老”:中国耶稣会士的宗教对话(护教)着述 |
一 中国耶稣会士宗教对话着述概况 |
二 “专辟佛老”:黄伯禄宗教对话着述研究 |
三 “护教斗士”:李问渔宗教对话着述研究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一 缓和中西冲突与构建新型政教关系 |
二 《圣经》汉译与西方天主教信仰的本地化 |
三 从基督宗教间冲突到宗教学研究的雏形 |
第五章 “学贯夫中西者”: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 |
第一节 “泰西之学”:中国耶稣会士与晚清“西学东渐” |
一 李问渔的西学译介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地理学着作 |
三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西学东渐”活动之影响 |
第二节 “淹贯中西”:中国耶稣会士与晚清“东学西传”——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庄延龄的学术交往 |
一 英国汉学家庄延龄与黄伯禄的书信来往 |
二 庄延龄中国宗教研究着作与黄伯禄 |
三 黄伯禄及其他中国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着作之价值 |
第三节 “光前启后”:中国耶稣会士的本地教会史研究 |
一 中国耶稣会士对徐光启历史的整理 |
二 中国耶稣会士对许甘第大(Candida Hiu)历史的整理 |
三 中国耶稣会士整理本地教会史的本地化意义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一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多重身份 |
二 中国天主教徒的自我身份辨识 |
第六章 结语:本地化视域下的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 |
第一节 本地化视域下反观晚清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 |
一 国际性与本地性的统一及差异 |
二 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双重结合 |
三 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群体本质 |
四 历史性与延续性的宗教阶层 |
第二节 文化认同:理解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历史主体性地位的关键 |
一 在晚清历史语境中缓和天主教信仰价值与中国社会的冲突 |
二 塑造天主教信仰符号与中国传统文化表达方式的结合 |
三 影响该群体宗教实践和社会生活的文化认同之来源 |
表格索引 |
图片索引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成果 |
致谢 |
(5)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中文文摘 |
绪论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二、选题缘由 |
三、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
(一) 研究目标 |
(二)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唐代洛阳地区概况 |
第一节 唐代洛阳地区范围界定 |
第二节 洛阳地区自然环境概况 |
一、洛阳地区地形地貌概况 |
二、洛阳地区水系概况 |
三、洛阳地区气候概况 |
四、洛阳地区土壤概况 |
第三节 唐以前洛阳地区森林概况 |
一、先秦至两汉时期洛阳地区森林概况 |
二、魏晋至隋时期洛阳地区森林概况 |
第二章 唐代洛阳地区的森林变迁 |
第一节 唐代洛阳地区农业开发与森林变迁 |
一、唐朝洛阳地区安史之乱前的农业开发与森林变迁 |
二、唐朝洛阳地区安史之乱后的农业开发与森林变迁 |
三、唐朝洛阳地区的人口变迁 |
第二节 唐代洛阳地区手工业发展与森林变迁 |
一、唐代洛阳地区矿冶业对森林的消耗 |
(一) 唐代洛阳地区金属矿产分布情况 |
(二) 唐代洛阳地区矿冶业消耗材木分析 |
(三) 唐代洛阳地区矿冶业与生态环境 |
二、唐代洛阳地区陶瓷业对森林的消耗 |
(一) 唐代洛阳地区瓷窑作坊遗址分布 |
(二) 唐代洛阳地区制瓷业消耗森林分析 |
(三) 唐代洛阳地区烧瓦业消耗森林分析 |
三、唐代洛阳地区造船业、造纸业对森林的破坏 |
(一) 唐代洛阳地区造船业对森林的破坏 |
(二) 唐代洛阳地区造纸业对森林的破坏 |
四、唐代洛阳地区其他手工业对森林的破坏 |
第三节 唐代洛阳地区的木构建筑耗材与森林变迁 |
一、唐代洛阳地区的宫室建筑与森林变迁 |
(一) 唐代洛阳地区新营建宫室建筑分布情况 |
(二) 唐代洛阳地区新营建宫室建筑消耗材木分析 |
二、唐代洛阳地区佛教、道教建筑与森林变迁 |
(一) 唐代洛阳地区佛教建筑与森林变迁 |
(二) 唐代洛阳地区道教建筑与森林变迁 |
三、唐代洛阳地区居民建筑与森林变迁 |
四、唐代洛阳地区木构建筑与森林变迁 |
第四节 唐代洛阳地区的薪柴、丧葬用林与森林变迁 |
一、唐代洛阳地区的薪炭消耗与森林变迁 |
(一) 唐代洛阳地区薪炭使用情况 |
(二) 唐代洛阳地区薪炭耗材分析 |
二、唐代洛阳地区丧葬用林与森林变迁 |
(一) 唐代厚葬之风盛行 |
(二) 唐代洛阳地区棺木耗材分析 |
(三) 唐代洛阳地区墓地对森林的破坏 |
第五节 唐代洛阳地区的战争与森林变迁 |
一、唐代洛阳地区战争的特点 |
(一) 战争规模大,持续时间长 |
(二) 破坏范围广,破坏程度深 |
二、唐代洛阳地区战争中火攻对森林的破坏 |
三、唐代洛阳地区战争武器装备耗材分析 |
(一) 唐代洛阳地区军队弓弩配备估计 |
(二) 唐代洛阳地区弓箭、弩箭耗材分析 |
四、唐代洛阳地区战争与森林变迁 |
第六节 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变迁的总体情况 |
一、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减少的总体情况 |
二、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分布状况 |
(一) 唐代洛阳地区北部、南部、西部山区森林颇丰 |
(二) 唐代洛阳地区东部嵩山地区森林保存较好 |
(三) 从草木药物分布、行宫分布、道教圣地分布看唐代洛阳地区森林状况 |
三、唐代洛阳地区森林环境状况评估 |
第三章 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减少与环境恶化 |
第一节 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减少与水环境恶化 |
一、唐代洛阳地区水旱灾害频繁 |
(一) 唐代洛阳地区的水灾 |
(二) 唐代洛阳地区的旱灾 |
(三) 唐代洛阳地区水旱灾害的并发影响 |
二、唐代洛阳地区水土流失加剧 |
(一) 唐代洛阳地区水土流失的表现 |
(二) 唐代洛阳地区水土流失的原因和影响 |
第二节 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减少与其他生态环境问题 |
一、唐代洛阳地区动物、植物资源减少 |
(一) 从唐诗中看唐代洛阳地区动物资源减少 |
(二) 从药用植物变迁看唐代洛阳地区植物资源减少 |
二、唐代洛阳地区其他环境问题 |
(一) 唐代洛阳地区土壤盐碱化和土地沙化 |
(二) 唐代洛阳地区气候环境有所恶化 |
第四章 唐代洛阳地区的森林保护 |
第一节 唐代洛阳地区森林保护措施的加强 |
一、唐代洛阳地区林业职官系统的完善 |
二、唐代洛阳地区森林保护法律和诏令 |
第二节 唐代洛阳地区的植树造林 |
一、唐代洛阳地区的果树种植 |
二、唐代洛阳城的宅院树种植 |
三、唐代洛阳地区的园林树种植 |
四、唐代洛阳地区行道树、堤岸树的种植 |
(一) 唐代洛阳地区行道树的种植 |
(二) 唐代洛阳地区堤岸林的种植 |
结语 |
附录 |
附表1 唐代洛阳地区面积估算表 |
附表2 唐代洛阳地区黄河决溢情况表 |
附图1 唐代河南府在全国相对位置图 |
参考文献 |
一、古人着作、文集 |
二、今人着作、论文集 |
三、期刊、文章 |
四、博士、硕士论文 |
五、电子、报纸、外国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介 |
(6)中国教育传统的现代转化 ——以清末民初的修身教育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四、研究的理论框架 |
五、研究方法与资料 |
六、分析路径与论文结构 |
第一章 作为中国教育传统的“修身” |
一、传统修身的观念基础与社会基础 |
(一) 身心合一:修身的自我观念 |
(二) 体知与内证:修身的认识进路 |
(三) 德化与风教:修身的群己观念 |
(四) 家国天下:修身思想的社会基础 |
二、传统修身的实践形式 |
(一) 人伦家教:家训、蒙养和女教 |
(二) 私塾与书院教育 |
(三) 游学与自我教育 |
三、修身与传统教育体系 |
(一) 修身与经学教育(知识载体) |
(二) 修身与科举考试(制度保障) |
(三) 修身与民众教化(社会实践) |
小结 |
第二章 清末民初修身科的设置与变动 |
一、“修身”科设置背景: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 |
(一) 现代教育科学的引入 |
(二) 现代学校体系的建立 |
(三) 从“修身”到“修身科”:学校体制下的修学方式转变 |
(四) 修身教育模式的转向:从师法日本到师法美国 |
二、学制演变中的修身科 |
(一) 读经、修身与公民 |
(二) 修身科与伦理科 |
三、教科书出版与德育理念转型 |
(一) 清末民初修身教科书出版的总体概况 |
(二) 教材审定制与民间教育力量的兴起 |
(三) 修身教科书的编撰方式与德育理念变迁 |
小结 |
第三章 修身观念的现代转化(上) :修身养性与建造常识 |
一、身-心与自我 |
(一) 养生、卫生与体育 |
(二) 心学与心理学 |
二、涵养与认知 |
(一) 德目内容中的心性工夫与生活常识 |
(二) 教科书插图中的修身意蕴 |
小结 |
第四章 修身观念的现代转化(下) :修齐治平与平民人格 |
一、群己与公私 |
(一) 儒家群己观念 |
(二) 近代“群”与团体观念 |
(二) 公共伦理 |
二、家国与天下 |
(一) 家庭伦理 |
(二) 国家伦理 |
(三) 天下与世界 |
小结 |
第五章 修身教育的兴衰与近代社会文化转型 |
一、学术文化的近代转型:从经学时代到科学时代 |
(一) 知识体系的转变:分科化与经学的衰微 |
(二) 学术精神的革新:科学主义与理性精神的树立 |
二、社会结构的重组:从家国同构到公私之分 |
(一) 宗法结构的解体 |
(二) 公共团体与职业社会 |
三、道德意识的转向:德行伦理与公共伦理 |
(一) “道德”内涵的转义:德行与义务 |
(二) 公共伦理与契约精神 |
四、教育功能的变化:从德化到社会化 |
(一) 教育、学校与社会 |
(二) 知识群体的转变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后记 |
(7)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对象 |
二 研究综述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第一节 家世考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第二节 童年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三 预科成学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二 游学美欧 |
第一节 缘起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一 出版品交换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结语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参考文献 |
后记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8)朱德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
二、学术史梳理及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框架、方法及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萌芽时期(1920.8—1949.9) |
第一节 概述 |
第二节 报刊中关于朱德生平思想的报道 |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7—1937.7) |
二、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 |
三、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 |
第三节 中外记者笔下的朱德 |
一、任天马《活跃的肤施》 |
二、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
三、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 |
四、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 |
第四节 早期的朱德传记 |
一、陈德真《朱德传》(第2版) |
二、张寒青《西战场的主将朱德》 |
三、绍源《朱德自传》和张尚志《朱德与红军》 |
第二章 初步发展和曲折停滞时期(1949.10—1978.12) |
第一节 概述 |
第二节 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
第三节 《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 |
第四节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
第三章 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时期(1978.12-2016.12) |
第一节 概述 |
第二节 刘白羽《大海——记朱德同志》 |
第三节 朱敏《我的父亲朱德》 |
第四节 赵鲁杰《朱德兵法与韬略》 |
第五节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 |
第六节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 |
第七节 2006—2016年朱德研究的新进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将天国建在人间—谢颂羔(1895-1974)的文化理想与人生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意义及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时代境遇与思想根源 |
第一节 基督教进入宁波 |
第二节 美国长老会在宁波的早期活动 |
第三节 丁韪良入甬与谢行栋受洗 |
一、丁韪良来华 |
二、谢行栋受洗 |
第四节 严父谢志禧 |
第五节 谢颂羔的童年 |
小结 |
第二章 文化人格的形成 |
第一节 从育英书院到东吴大学 |
第二节 赴美求学 |
第三节 爱情与奋斗 |
小结 |
第三章 人生实践的过程及结局 |
第一节 初返祖国 |
第二节 加入广学会 |
第三节 经历"一·二八" |
第四节 "既能说,又能行" |
第五节 面对日本侵略者 |
第六节 转战成都 |
第七节 抗战胜利之后 |
第八节 1949年后的活动 |
小结 |
第四章 人生的拓展 |
第一节 与翻译出版界人士的交往 |
第二节 与教育文化界人士的交往 |
第三节 与丰子恺及弘一法师 |
第四节 与其他人士的交往 |
小结 |
第五章 文化理想的三个维度 |
第一节 对基督教文化的吸收 |
一、对基督教与科学的认识 |
二、与时俱进的基督教思想 |
三、对"人格救国"观念的发展 |
第二节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 |
一、对儒家文化的看法 |
二、对其他宗教的态度 |
第三节 宗教教育与人格的养成 |
一、人类离不开宗教 |
二、宗教教育为人格教育之本 |
小结 |
第六章 着译实践及其思想意蕴 |
第一节 编辑杂志 |
第二节 翻译工作 |
一、宗教类书籍的翻译/ |
二、对文学、历史、哲学、教育学作品的译介 |
第三节 文学创作 |
一、谢颂羔的文学观 |
二、散文创作 |
三、小说创作 |
小结 |
第七章 教育实践及其思想意蕴 |
第一节 编写教材 |
一、编写教材概况 |
二、所编教材的特点 |
第二节 为青少年提供读物 |
一、编译读物概况 |
二、《学生们的故事》 |
三、其他读物 |
第三节 英语教育工作 |
一、教授英语的目的 |
二、关于写作 |
三、关于阅读 |
四、编撰词典 |
五、与学习者互动 |
小结 |
第八章 社会启蒙实践的一种范式 |
第一节 基督教新文化运动 |
第二节 谢颂羔的启蒙方式 |
第三节 对建设现代公民社会的贡献 |
一、公民观 |
二、妇女观 |
三、家庭观 |
小结 |
余论 |
一、内部的他者 |
二、时代与命运 |
三、现代化的理想与追求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谢颂羔年谱 |
附录二:谢颂羔作品系年(着译类) |
附录三:收录谢颂羔姓名或作品的部分工具书及着作 |
附录四:谢颂羔的相关照片 |
后记 |
(10)归属与自主:近代大学生教育身体史研究(1895-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价值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五、概念界定与理论参照 |
第一章 “国”与“家”:近代大学生出现及其身体归属 |
第一节 近代大学生的群体及其身体概况 |
一、近代大学生的出现和壮大 |
二、近代大学生的地区、校际、院际分布 |
三、近代大学生的性别和年龄 |
四、近代大学生的家庭背景和籍贯 |
第二节 救亡图存社会背景下的大学生身体教育观变迁与实践 |
一、近代中国的教育转型 |
二、近代人才观中的身体 |
三、中国近代大学身体教育实践概述 |
第三节 国家化趋势下学生身体自由的日渐衰落:以拖尸为例 |
一、新生下水:“拖尸”活动的对象与目的 |
二、存废之争:“拖尸”引发的争论与结局 |
三、“身体”与“文化”:“拖尸”活动的深层次分析 |
第二章 “内”与“外”:大学生身体活动的时空展演 |
第一节 按部就班:近代大学的时间安排 |
一、寒来暑往:校历的变迁 |
二、从早到晚:每日的时间安排 |
第二节 四角天空:出入限制 |
一、出入有牌:请假证明 |
二、私人重地:难进难出的宿舍 |
第三节 威威讲堂:规矩的学生 |
一、点名考勤:身在曹营心在汉 |
二、难治之症:学生旷课缺课问题 |
三、自修室:第二课室 |
第三章 “强”与“健”:大学生教育中身体保护新举措 |
第一节 强身健体:近代大学生的体育与军训 |
一、大学生体育强迫运动 |
二、近代大学生的运动比赛 |
三、严格的规训:近代大学生的军训 |
第二节 保卫身体:近代大学生的卫生教育和疾病预防 |
一、近代大学卫生教育和卫生措施 |
二、学生卫生运动 |
三、大学生个人卫生思想与习惯 |
第三节 面对疾病:近代大学对学生疾病的关照 |
一、多重压力下的大学生身体状况堪忧 |
二、近代大学医疗制度建立和学生体检 |
三、近代学生疾病的治疗及其感受 |
第四章 “神”与“形”:大学生身体形塑重心的转变 |
第一节 礼与形:仪式中的大学生身体 |
一、传统祭祀方式的流变 |
二、为国为校:仪式和学生身体展演 |
第二节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礼貌与姿态 |
一、清末大学堂中传统礼仪的浸染及影响 |
二、民国时期大学生礼仪规训 |
第三节 展现自我:近代大学生服饰的流变 |
一、化为一统:统一的制服 |
二、追求美丽:个性化的服饰 |
第四节 革命与自主:身体形象的改造 |
一、革命从头开始:剪发的故事 |
二、缠足与放胸:我的身体我做主 |
三、看与被看:女学生身体裸露的革命 |
第五章 “爱”与“欲”:大学生的爱与性 |
第一节 近代大学生的婚姻状况与爱情观念的变化 |
一、传统婚姻观念的影响与现代自由恋爱的浸染 |
二、近代大学生的婚姻调查数据 |
三、近代大学生身体归属及其婚姻案例分析 |
四、异性身体的魅力:大学生之自由求爱 |
第二节 近代大学生的性行为 |
一、大学生的性行为:从张竞生《性史》谈起 |
二、各种性行为:《申报》中大学生的性爱世界 |
三、学校对学生性行为的约束与学生的抵制 |
第六章 “生”与“死”:大学生的身体毁灭与干预 |
第一节 英年早逝:近代大学生死亡的情况 |
一、近代大学生早逝的数量和原因 |
二、学校和社会对学生突然死亡的应对 |
第二节 魂归何处:近代大学自杀与干预 |
一、近代大学生自杀概况统计 |
二、自杀的原因分析 |
三、自杀的结果、善后与干预 |
四、自杀个案分析 |
第三节 我以我血荐轩辕:为民族民主而死 |
一、断指血书为哪般:五四运动中大学生的身体展演 |
二、喋血三·一八 |
三、救国岂止在口头:“九·一八”与“一·二八“爱国运动 |
第四节 近代大学生的生死观 |
一、人的身体是属于社会与国家的 |
二、自杀是自己选择死亡的权利 |
三、人应该追求生命的价值 |
四、生死本轮回 |
结语 |
一、从身体自主到人的解放 |
二、中国近代大学生的身体特征 |
三、大学生身体教育观实践的利弊及启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天津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22卷2002年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D]. 陈斯亮.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2]追求自由与主体构建 ——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论[D]. 邹淋. 浙江大学, 2020(01)
- [3]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D]. 胡小京. 河北师范大学, 2019(01)
- [4]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D]. 李强. 上海大学, 2019(02)
- [5]唐代洛阳地区森林变迁研究[D]. 吴家洲. 福建师范大学, 2018(09)
- [6]中国教育传统的现代转化 ——以清末民初的修身教育为例[D]. 王独慎. 华东师范大学, 2018(11)
- [7]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8]朱德研究史[D]. 邹琪. 扬州大学, 2018(12)
- [9]将天国建在人间—谢颂羔(1895-1974)的文化理想与人生实践[D]. 赵晓晖.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07)
- [10]归属与自主:近代大学生教育身体史研究(1895-1937)[D]. 魏珂.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