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新发掘（论文文献综述）
闫立光[1]（2019）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中日一衣带水,两千多年来,和平友好是主旋律,两国人民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不仅促进了各自的发展,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但是,近代,日本在军国主义思想的支配下曾一度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并先后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特别是1931年至1945年间进行的长达十四年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由此产生和引发的系列战争遗留问题对中日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后,转变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政府,为恢复发展中日邦交关系和维护国家人民的利益,在抗日战争胜利初期国民党政府和解放区政权初步处理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制定灵活性的政策、采取多元化的举措,开展了努力推进该问题解决的大量工作。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这一研究主要集中在某一个问题或某一个阶段,更多侧重于微观维度的考察,而从宏观维度系统探究较为薄弱。加之,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四十周年,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因此,无论是着力于学术研究点而言,还是基于时间节点来说,全面检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实践,总结经验,启迪未来,十分必要,也意义深远。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在承继和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为基本要素和切入点,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坚持问题导向,综合运用文献分析、系统分析、历史分析、交叉研究等方法,多源爬梳、搜集和挖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文献、档案馆馆藏档案、代表性党报承载的报道和国外的部分史料等,从宏观透视和微观探究的双重向度历史地、系统地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实践逻辑,进而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并为今后更好地解决问题给出了启示、提出了浅薄建议。具体而言,本论文主要分六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进行研究。第一章是绪论。本部分主要介绍了文章的选题背景,分析了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分类的方式对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研究的相关方面进行了述评。在该基础上,说明了本文研究的逻辑框架、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由此,系统回答了为什么要开展这一研究、如何进行研究等问题。第二章是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相关概述。本部分主要阐释了核心概念的基本方面,重点对作为本文研究的关键词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产生根源、主要内涵、基本特点等三个维度进行了探究。首先,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及其投降的性质、国民党挑起内战影响对日罪行的清查、战后世界冷战及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等方面分析了该问题产生的背景根源。其次,在明确本文研究的内涵之后,从历史认知、战争赔偿、领土争端、日遗化武、日本战犯与日侨等方面论及了该问题包括的基本要素。在以上两个方面的基础上,概括了该问题所具有的特点。这一章节主要回答了是什么的元问题,为下面开展研究提供了逻辑前提。第三章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依据及基础。本部分主要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主要依据什么,以什么思想为指导,在什么实践基础上解决该问题。国际上形成的涉及处理战后遗留问题的法律性文件、惯例以及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两国发表或签署的相关文件为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历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相关论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和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对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早期处理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决该问题奠定了实践基础。第四章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实践。本部分主要梳理和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期间中国共产党推进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实践。具体而言,该章节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较为详细地回顾和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借助民间外交灵活解决日侨回国问题,坚持人道主义原则改造审判酌情释放以宽大处理日本战犯问题,着眼大局对日提出并解决国家层面战争赔偿问题,通过临时集中掩埋初步处理日遗化武问题等方面。之后,简要总结了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实践成效及其对于中日恢复邦交关系具有的积极推动作用。第五章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实践。本部分主要梳理和分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中国共产党对新与旧、历史与现实并存或凸显的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应对与处理的推进实践。其与上一章节共同构成了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具体而言,这一章节仍然坚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系统回顾和概括了中国共产党驳斥纠正日本右翼势力错误的历史认知问题,深入处理日遗化武问题,应对中日钓鱼岛领土争端问题以及表态支持民间对日索赔问题等方面的实践。之后,简要总结了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成效及其对于维护历史事实、和平正义、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扞卫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意义。第六章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经验与启示。本部分是规律性凝练与前瞻性启示。这一章节,首先对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历史进程总结出其始终坚持原则性问题不动摇、始终着眼中日发展大局、始终重视民间友好力量、始终遵循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等解决问题的基本经验。在此基础上,结合尚未彻底解决的若干问题,提出了一以贯之地同日本右翼势力做坚决斗争,争取日本友好力量的支持与人民的理解,遵循国际法推进领土争端问题的和平解决,制定多元化保障措施彻底销毁日遗化武,加强党和政府对民间索赔工作支持力度等前瞻性启示和建议。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政府在推进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无论是从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还是恢复和发展中日邦交关系,抑或是扞卫和平与正义来讲,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系统梳理和透视这一期间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实践逻辑,深刻总结基本经验,提出启示建议对于今后最终解决问题或有所裨益。
谢伟[2]（2019）在《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及其逻辑基础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从阶级社会和国家产生以来,治理和国家治理是随之伴生、客观存在的重要政治现象。国家治理的本质是通过国家职能运作的过程,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社会生产,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在社会主义之前的阶级社会里,国家治理在社会性基础上,具有突出的阶级性这一根本属性。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治理更加强调其社会性,即通过一系列的治理行为更好地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发展。关于国家治理的概念、研究和理论均源自西方,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成为西方政治学界的热点话题。然而,中国的国家治理并没有照搬照抄西方的理论话语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停止对符合中国实际且科学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探索。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国家治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适合后发展国家特点的治理模式。特别是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充分吸收借鉴了西方治理理论的有益成分,汲取了中华五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立足于中国实际形成一个中国化的理论命题,有着鲜明的中国话语与中国内涵,是中国共产党对现代治理理论的原创性贡献。特别是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概念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创。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建国70年,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家治理以实现经济发展、国富民强以及长治久安为目标,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面转型。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向,完全符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必然规律。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和体制优势,坚持整体性治理,强调各地区、各领域均衡发展,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同步推进,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党和政府、改革发展稳定等一系列重要辩证关系过程中体现了中国气质、中国优势。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现了国际潮流,借鉴了世界文明的成果,西方国家治理文明中强调的加强民主建设、加强法治建设、加强治理各相关主体的协调协作等核心要素,都是中国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自发遵循的治理要点。但是,作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国家治理中通过特有的政党制度,特有的人民主体地位,特有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特有的目标协同,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之所以形成上述鲜明的中国特色,具有其充分的生成逻辑。从国家内在结构而言,西方国家治理强调多元主体治理,而中国国家治理通过其特有的结构特点,走出了与西方多元治理不同的共治共享的成功模式。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加强党的领导始终是国家治理的核心,通过党的建设,不断提升执政党的执政水平,为国家治理把握好航向。中国特有的体制要求正确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的治理既强调中央的权威,又坚持充分保障地方的利益,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最终实现了中央与地方的共赢,也确保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法治是当代国家治理的潮流和必要条件,国家治理法治化同样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关键问题,并在实践中走出了更加符合社会主义特质和人民利益的法治中国之路。从治理理念来看,中国的国家治理建立在理论自信基础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家治理也是开放包容的治理,国家治理遵循和吸收借鉴了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治理的成功经验,汲取他人所长,顺应全球潮流,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理论升华和理论创新。从生成逻辑来看,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向,这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前提和关键,是经过革命和建设实践检验的正确道理,是中国国家治理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国特色的重要生成逻辑。同时,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国家治理理论渊源,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治理文化的核心理念也是国家治理取得目前成就的重要原因。总之,中国的国家治理之所以能够走出一条与西方治理理论完全不同的成功之路,有历史、有制度、有理论、有国际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中国模式造就了当前治理的初步成功。展望未来,国家治理的目标是现代化,实现现代化也是中华民族的不懈追求和伟大梦想。只有深度把握中国国家治理的优势和特色所在,才能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更加准确体会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深切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生成,真正推动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谢伟[3]（2019）在《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及其逻辑基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从阶级社会和国家产生以来,治理和国家治理是随之伴生、客观存在的重要政治现象。国家治理的本质是通过国家职能运作的过程,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社会生产,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在社会主义之前的阶级社会里,国家治理在社会性基础上,具有突出的阶级性这一根本属性。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治理更加强调其社会性,即通过一系列的治理行为更好地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发展。关于国家治理的概念、研究和理论均源自西方,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成为西方政治学界的热点话题。然而,中国的国家治理并没有照搬照抄西方的理论话语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停止对符合中国实际且科学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探索。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国家治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适合后发展国家特点的治理模式。特别是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充分吸收借鉴了西方治理理论的有益成分,汲取了中华五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立足于中国实际形成一个中国化的理论命题,有着鲜明的中国话语与中国内涵,是中国共产党对现代治理理论的原创性贡献。特别是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概念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创。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建国70年,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家治理以实现经济发展、国富民强以及长治久安为目标,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面转型。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向,完全符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必然规律。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和体制优势,坚持整体性治理,强调各地区、各领域均衡发展,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同步推进,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党和政府、改革发展稳定等一系列重要辩证关系过程中体现了中国气质、中国优势。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现了国际潮流,借鉴了世界文明的成果,西方国家治理文明中强调的加强民主建设、加强法治建设、加强治理各相关主体的协调协作等核心要素,都是中国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自发遵循的治理要点。但是,作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国家治理中通过特有的政党制度,特有的人民主体地位,特有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特有的目标协同,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之所以形成上述鲜明的中国特色,具有其充分的生成逻辑。从国家内在结构而言,西方国家治理强调多元主体治理,而中国国家治理通过其特有的结构特点,走出了与西方多元治理不同的共治共享的成功模式。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加强党的领导始终是国家治理的核心,通过党的建设,不断提升执政党的执政水平,为国家治理把握好航向。中国特有的体制要求正确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的治理既强调中央的权威,又坚持充分保障地方的利益,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最终实现了中央与地方的共赢,也确保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法治是当代国家治理的潮流和必要条件,国家治理法治化同样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关键问题,并在实践中走出了更加符合社会主义特质和人民利益的法治中国之路。从治理理念来看,中国的国家治理建立在理论自信基础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家治理也是开放包容的治理,国家治理遵循和吸收借鉴了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治理的成功经验,汲取他人所长,顺应全球潮流,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理论升华和理论创新。从生成逻辑来看,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向,这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前提和关键,是经过革命和建设实践检验的正确道理,是中国国家治理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国特色的重要生成逻辑。同时,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国家治理理论渊源,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治理文化的核心理念也是国家治理取得目前成就的重要原因。总之,中国的国家治理之所以能够走出一条与西方治理理论完全不同的成功之路,有历史、有制度、有理论、有国际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中国模式造就了当前治理的初步成功。展望未来,国家治理的目标是现代化,实现现代化也是中华民族的不懈追求和伟大梦想。只有深度把握中国国家治理的优势和特色所在,才能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更加准确体会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深切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生成,真正推动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桑东华[4]（2019）在《十年来改革开放史若干问题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年光辉历程,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地位和意义愈益凸显,成为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将回顾和总结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改革开放史的研究状况,并就其中若干热点问题进行评介,以期对深化相关研究有所裨益。一、研究概况十年来,关于改革开放时期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的编辑、回忆录和口述史的整理、专题研究和着作出版等各方面均取得一系列丰硕
董前程[5]（2018）在《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研究》文中提出自古及今,文化一直是统治者最为倚重的维护阶级利益的手段,也是支撑一个国家大国地位最深厚的战略资源。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独特作用日益彰显。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实践探索中,首次提出文化安全这一完整的学术概念和命题。邓小平是位形成较为系统完整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基本思路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始终以长远的战略眼光审视这一历史性课题;在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实践中,对之进行了建设性的理论思考和探索,初步形成了系统完备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理论体系,为新时期国家文化安全建设规划了科学的蓝图。本文共分三章。第一章由三方面内容构成,主要包括基本问题概述、理论渊源和实践依据,本文首先概述了关涉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基本理论问题,并从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两个维度展现了其思想形成的科学依据。论文的第二章共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涉及文化安全建设的领导权、文化安全建设的方向、文化安全建设的手段、文化开放以及思想特点,本文从这五个方面详细分析并揭示出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科学内涵。该章的创新之处就在于系统梳理和挖掘邓小平关于加强党对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领导、科学处理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关系的思想。第三章是本文的难点所在,由两部分构成。理论价值部分主要解决了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文化安全理论的贡献问题,即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三位经典作家的文化安全思想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实践价值部分进一步分析了其思想对新时期文化安全建设的指导意义,分别涉及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价值观认同、传统文化创新以及党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工作。
周晓敏[6]（2016）在《马克思科技批判思想研究》文中提出自科学技术产生以来,人们关于科学技术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直存在争论,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理论界对高速发展的全球科技的反省需求呈现出愈来愈强烈的紧迫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迫切需要真正有创见的科技思想,现实需要我们回到马克思科技批判思想的源头。批判性思维方式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特质,也是马克思思想能够保持恒久的生命力和魅力的原因所在。在对科技的思考中,马克思也体现了这一思维方式。马克思科技批判思想同马克思经济观、历史观、实践观、发展观等一样,是其思想中极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要从科技的本质与价值、人的异化、自然与生态、社会生产与社会制度等视域对科技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国外学界对马克思科技批判思想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英美学者、前苏联和东欧学者、日本技术论者这四大研究群体。这些研究群体的视角是不同的,法兰克福学派主要研究马克思科技异化思想,英美学者主要研究马克思技术本质和技术伦理等思想,前苏联东欧学者主要研究马克思技术概念和技术分类,日本技术论者主要研究马克思技术概念和技术本质。国外学者对马克思科技批判思想的研究呈现出非系统性、多样化的特点,这种多样化的理解可以提供多维的视角与路标,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科技批判思想的认识。近年来,国内学界对马克思科技思想的探究逐步进入自觉阶段,逐渐开始重视马克思的科技批判思想,涌现出了一批有价值的论着。国内学者对马克思科技批判思想的研究成果呈现了由只重视马克思关于科技的正面价值论述的研究逐渐转向对马克思关于科技负效应的批判的深度研究、由将马克思科技批判思想作为马克思思想的支流作零星研究转向系统研究的趋势变化特征。马克思科技批判思想体现了多重理论特质,比较重要的特质有:实践基础上的批判是马克思科技批判思想的主线;实现“现实的人”的自由和解放是马克思科技批判思想的根本宗旨;从科技批判走向对社会制度的批判是马克思科技批判思想的落脚点。马克思科技批判思想的内容博大而深邃。在对科技本质与价值视域的批判上,马克思认为科技活动是人类历史活动中最重要的实践方式,是人的本质的直接体现;科技活动不仅是人类维持生存的活动,也是一种审美性活动;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生产力,不仅具有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更具有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推动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最高层次的价值。在对人的异化视域的批判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下的科技发展使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和道德异化,工人的肉体健康、社会地位、道德价值观和个性发展都受到科技的威胁;在对自然与生态视域的批判上,马克思认为人的技术实践活动是人与自然统一的中介,是人与自然关系发生变化的基础,正是人的技术活动把自然界分为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造成了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资本主义科技文明使外在自然和人的内在自然受到了严重破坏,这种生产方式由于其固有的特性使人与自然的和解不可能。在对社会生产与社会制度视域的批判上,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科技发展对社会制度变迁与世界历史的开创有重要影响;科技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而非科学技术本身,因此必须进行社会制度的变革;未来社会模式——共产主义社会将最终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将从制度层面有效保障和导引科学技术回归自身的发展逻辑,以实现它为人类的自由解放服务的初衷。马克思科技批判思想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地发展和深化。如何深刻认识和领悟马克思科技批判思想的精神实质,恢复和弘扬马克思科技批判精神,如何在马克思科技批判思想中找到解决我国出现的科技带来的人的问题、自然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出路,如何随着时代的变化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科技批判思想等等问题,是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以深入探究的课题。我们要在对西方科学主义进行反思中弘扬马克思科技批判精神,在深刻认识当代科技新变化中弘扬马克思科技批判精神,在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中弘扬马克思科技批判精神。以马克思科技批判精神为指导建构当代中国科技批判思想体系,是科技批判思想体系自我生成之所需,也是马克思主义在科技领域中国化的进一步表达。以马克思科技批判精神为指导建构当代中国科技批判思想体系,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科技批判精神体现的基本原则和理念,把创新作为当代中国科技批判思想体系与时俱进的动力源泉;把科技国情作为当代中国科技批判思想体系的立论基础;把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科技成果作为当代中国科技批判思想体系的目标追求;把实现科技、经济、社会等全方位协调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科技批判思想体系的运行节奏;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当代中国科技批判思想体系的价值底色;把科学对待马克思科技批判精神与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相结合,树立当代中国科技批判思想体系的理论自信。
牛军[7]（2014）在《中美关系与东亚冷战》文中指出本文的目的是叙述和解读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对东亚地区战略格局的影响。20世纪最着名的学术理论家、哲学家之一卡尔·波普尔曾经说过:"不可能有‘事实如此’这样的历史,只能有历史的各种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每一代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他们不仅仅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而且有义务这样做,因为的确有一种寻求答案的紧迫需要。"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就属于那种迫切需要不断寻求新解释的领域,
董洁,沈传亮,李庆刚[8]（2014）在《二○一三年中共党史研究综述》文中研究说明2013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习仲勋诞辰100周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本年度的党史研究以这些纪念活动为重点展开,公开发表了不少颇有特点和学术价值的党史论着,在多个方面取得了进展。一、本年度公开出版的党史着作概述（一）通史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作为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研究
姜金林[9]（2011）在《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中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开创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时期所做出的探索性贡献,日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肯定。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由于其政治和思想上的跌宕起伏,也是在中共党史上最富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他一生奔走革命,既有引领时代潮流的历史功绩,也有脱离中国实际、落后于时代的历史悲剧,以他为个案来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和开创时期的曲折历程具有特殊的标本意义。本文试图依据最新研究资料,特别是前苏联解体后解密的一批档案资料,梳理和阐明陈独秀在接受、传播、实践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艰难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做出的探索性贡献和留下的深刻历史教训,并据此较准确地估量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所发生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为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提供启示。本文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把宏观整体分析和微观实证分析结合起来,以陈独秀一生救亡图存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为主线,以他初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重要政治活动和理论成果为重点,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探寻融入到过程研究之中,深入到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和陈独秀所留下的思想文本中去。本文同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梳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传播进程时,把陈独秀和同期的李大钊、李汉俊、李达、瞿秋白等人在这方面的贡献相对比；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上,把陈独秀不同历史时期的观点加以对比,也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加以比较,力求更清晰地考察陈独秀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得失成败。以科学的求真精神和宽广的历史眼界,来挖掘陈独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中的贡献和成就,借鉴和吸取他早期探索中的经验和教训。本文用六章的篇幅力图较全面地展现陈独秀筚路褴褛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历史场景,及其取得的正误交织的理论成果,以此来澄清、还原陈独秀因历史上政治斗争、路线斗争云雾所遮蔽的本来面目,从而为推进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提供启示和镜鉴。第一章,从历时性维度考察了陈独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与演变。主要描述了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陈独秀由封建秀才转向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然后在共产国际、俄共（布）代表的指导下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追溯了他在大革命时期的主要活动及大革命失败后直到晚年复杂的心路历程。较全面地展现了陈独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由热情信仰到探索运用再到怀疑、否定的矛盾心态,展示了幼年时期的共产党、共产国际、俄共（布）和国民党三方力量博弈的复杂关系,以及陈独秀作为共产国际决策的执行者、国民党的合作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所处的独特的历史角色。第二章,对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化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及不足之处予以梳理。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当时的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有着极高的声望。他毅然接受并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发挥了引领时代潮流的导向作用。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中,旗帜鲜明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投身共产主义运动,成为当时公认的、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但由于民族危亡局势的影响和个人学识结构的限制,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不深,在传播过程中带有选择性、教条性和简单化的不足。第三章,对陈独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思想中国化方面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和历史局限进行梳理。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俄共（布）的直接指导下,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党的最主要创始人,他开启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先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坚强的组织基础和领导核心。但由于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以及受早期共产主义者缺乏厚实的理论准备等因素影响,陈独秀在建党实践上,出现了轻视理论研究,忽视党内民主,缺乏独立性等问题。党在自身建设上的幼稚性和对共产国际的严重依赖性等历史局限深刻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第四章,对陈独秀初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探索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前途和道路等基本问题,所取得的正误交织的理论成果加以考察和总结,力图全面展示他围绕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所做出的开拓性、探索性的贡献和失误。具体表现为：在共产国际、俄共（布）的直接指导下,陈独秀提出了国民革命理论,推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实现,结束了共产党的地下活动状态；领导工农运动的发展和兴起,使之形成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次高潮,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有力打击。但由于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深、对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不清,更受共产国际的错误和原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影响,陈独秀在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右倾错误,提出了“二次革命论”、“城市中心论”等错误思想理论,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挫折。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成果被国民党右派所独得,中共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出于对中国革命的反思,陈独秀加入并领导了中国托派组织,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走向歧途,做出了错误的回答；由于党内民主的不健全和个性使然,他分裂了党,分散了革命力量,客观上阻碍了革命的发展。第五章,考察了陈独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考量和历史性偏差。结合特定历史条件的变化,厘清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的变迁。陈独秀依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失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反思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不可分离的重要观点,抨击了斯大林忽视民主的官僚集权体制；提出了社会主义必须继承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和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开放性观点。但由于受苏联党内政治斗争不良风气的影响,陈独秀与中共和斯大林的政治积怨不断加深,由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他对中国革命走向社会主义路径的认识出现了偏差,因而反对党在农村武装割据、探索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他夸大了资本主义民主的普适性,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批评,带有情绪化的片面性错误,甚至出现了怀疑、否定列宁主义的重大错误。第六章,对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曲折历程中的地位进行历史的评价。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角度,肯定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的确定所做的艰难探索,把他定位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起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者和早期开拓者,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提供了理论雏形。本着总结历史、指导未来的科学态度,对陈独秀早期探索中的成就和失误,本文提出必须把它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思想资源,启示着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紧密地有机结合起来,坚持生产力标准和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二十一世纪取得更大的历史成就,实现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梦寐以求的中国社会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愿景。
肖曦[10]（2010）在《当代中国外交教学的缺失与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代中国外交教学在取得诸多成就的同时,仍然存在着一些有待完善之处。在对中国外交教学过程中的缺失与不足进行分析后,作者认为,在外交教学的内容上,当代中国外交教学存在着中国意识相对薄弱、全球意识相对不足,学术理论体系与政策话语体系在教学中没有得到很好的区分,中国古代以及近现代外交思想史还尚未很好地运用到教学中,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不足等问题。在教学方法上,外交教学存在着中国外交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结合程度不够,与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结合程度也不高等问题。教学界仍主要运用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对理论分析工具和案例教学缺乏足够的重视,而且在理解上也存在一定的偏差。在教学宗旨上,当代中国外交教学还比较缺欠批判精神和批判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政策辩护与政策反思的矛盾。笔者认为,在外交决策的教学中引入心理学、开设"比较外交学"课程、建设"外交学理论"课程、加强对先秦和民国外交史研究的课程、加强研究方法的训练等措施是完善当代中国外交教学的可行措施。
二、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新发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新发掘（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相关概述 |
| 2.1 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产生根源 |
| 2.1.1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及其投降的性质 |
| 2.1.2 国民党挑起内战影响对日罪行清查 |
| 2.1.3 战后世界冷战及美国对日政策转变 |
| 2.2 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主要内涵 |
| 2.2.1 历史认知问题 |
| 2.2.2 领土争端问题 |
| 2.2.3 战争赔偿问题 |
| 2.2.4 日遗化武问题 |
| 2.2.5 战犯日侨问题 |
| 2.3 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基本特点 |
| 2.3.1 历史的延续性 |
| 2.3.2 内容的广泛性 |
| 2.3.3 处理的复杂性 |
| 2.3.4 较高的敏感性 |
| 第3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依据及基础 |
| 3.1 法律依据 |
| 3.1.1 处理战后遗留问题的国际法律文件 |
| 3.1.2 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相关国际惯例 |
| 3.1.3 中日两国签署的带有法律性的文件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毛泽东关于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论述 |
| 3.2.2 邓小平关于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论述 |
| 3.2.3 江泽民关于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论述 |
| 3.2.4 胡锦涛关于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论述 |
| 3.2.5 习近平关于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论述 |
| 3.3 实践基础 |
| 3.3.1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早期处理 |
| 3.3.2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处理 |
| 第4章 邦交正常化之前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实践 |
| 4.1 灵活解决日侨回国问题 |
| 4.1.1 制定日侨回国的方针计划 |
| 4.1.2 进行日侨回国事宜的沟通 |
| 4.1.3 集中分批地协助日侨回国 |
| 4.2 宽大处理日本战犯问题 |
| 4.2.1 遵循人道主义原则改造日本战犯 |
| 4.2.2 组织开展对日本战犯的侦讯工作 |
| 4.2.3 陆续地审判与宽大释放日本战犯 |
| 4.3 对日提出战争赔偿问题 |
| 4.3.1 酝酿和确定对日索赔政策 |
| 4.3.2 同日方交涉战争索赔问题 |
| 4.4 初步处理日遗化武问题 |
| 4.4.1 设立日遗化武处理机构 |
| 4.4.2 初步集中深埋日遗化武 |
| 小结 |
| 第5章 邦交正常化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实践 |
| 5.1 驳斥纠正历史认知问题 |
| 5.1.1 严正批评日本右翼错误历史言行 |
| 5.1.2 强化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记忆 |
| 5.1.3 推动中日双方开展共同历史研究 |
| 5.2 深入处理日遗化武问题 |
| 5.2.1 促使日方承担销毁化武责任 |
| 5.2.2 协助日方开展化武销毁工作 |
| 5.2.3 敦促日方加快销毁遗弃化武 |
| 5.3 应对中日领土争端问题 |
| 5.3.1 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
| 5.3.2 坚定不移维护钓鱼岛主权权益 |
| 5.3.3 促使双边协商解决钓鱼岛争端 |
| 5.4 表态支持民间赔偿问题 |
| 5.4.1 明确民间受害者的对日索赔权 |
| 5.4.2 支持民间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 |
| 小结 |
| 第6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经验与启示 |
| 6.1 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历史经验 |
| 6.1.1 始终坚持原则性问题不动摇 |
| 6.1.2 始终高度重视民间友好力量 |
| 6.1.3 始终着眼中日关系发展大局 |
| 6.1.4 始终遵循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
| 6.2 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现实启示 |
| 6.2.1 一以贯之地同日本右翼势力做坚决斗争 |
| 6.2.2 争取日本友好力量的支持与人民的理解 |
| 6.2.3 遵循国际法推进领土争端问题和平解决 |
| 6.2.4 制定多元化保障举措彻底销毁日遗化武 |
| 6.2.5 加强党和政府对民间索赔工作支持力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2）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及其逻辑基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现状评析 |
| 三、研究思路、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的核心概念探析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的涵义 |
| 一、治理的内涵 |
| 二、国家治理的内涵 |
| 第二节 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 |
| 一、国家治理体系 |
| 二、国家治理能力 |
| 三、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关系 |
| 第三节 国家治理现代化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 |
|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表征 |
| 第二章 探析国家治理模式:案例举要 |
| 第一节 治理模式之一:美国模式 |
| 一、美国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主要做法 |
| 二、美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中国的借鉴与启示 |
| 第二节 治理模式之二:俄罗斯模式 |
| 一、俄罗斯国家治理的主要做法 |
| 二、俄罗斯国家治理对中国的借鉴与启示 |
| 第三节 治理模式之三:印度模式 |
| 一、印度国家治理的主要做法 |
| 二、印度国家治理对中国的借鉴与启示 |
| 第四节 治理模式之四:新加坡模式 |
| 一、新加坡国家治理模式的主要特点 |
| 二、新加坡国家治理对中国的借鉴与启示 |
| 第五节 多种国家治理模式的利弊、经验、教训分析 |
| 一、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长期反复的历史进程 |
| 二、世界上不存在适用所有国家的“普世”治理模式 |
| 三、照搬西方治理模式忽视对适合本国模式的独立探索 |
| 四、西方政治体制的缺陷易导致治理失灵 |
| 第三章 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和制度优势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的政党制度 |
| 一、中国的政党制度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国情 |
| 二、中国政党制度特点的具体体现 |
| 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 第二节 国家治理的主体依靠 |
| 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国家治理的应有之义 |
| 二、人民群众是国家治理力量的根本来源 |
| 三、中国式民主是实践人民主体地位的根本保障 |
| 第三节 国家治理的价值体系 |
| 一、国家治理必须坚持价值体系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
| 二、中国特色的价值体系为国家治理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
| 三、国家治理不断吸取中华传统文化精华 |
| 第四节 国家治理的目标协同体制机制 |
| 一、阶段目标与长期目标有机协同 |
| 二、增量改革消除非均衡矛盾 |
| 三、顶层设计与接力推进有机协同 |
| 第四章 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内在逻辑基础之一——现代国家结构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领导力量的中国特色 |
| 一、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
|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党的领导 |
| 三、中国共产党治国先治党 |
| 四、推进党的治理能力现代化 |
| 第二节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中国国情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历史回顾 |
| 二、当前我国国家治理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现实困境 |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建构 |
| 第三节 中国国家治理法治化的特点 |
| 一、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 |
|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法治中国建设的主要路径 |
| 第五章 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内在逻辑基础之二——中国特色现代国家治理理论 |
| 第一节 中国国家治理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源流 |
|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思想基础 |
| 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形成过程 |
| 三、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现代国家治理理论 |
| 一、现代以前的国家治理理论 |
| 二、现代国家治理理论兴起的背景 |
| 三、当代国家治理主要理论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现代国家治理理论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历史理论逻辑 |
| 二、中国特色现代国家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
| 第六章 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内在逻辑基础之三——制度与文化的守正创新 |
| 第一节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
| 一、国家治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
| 二、国家治理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目标追求 |
| 第二节 先进文化的引领 |
| 一、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文化的核心理念 |
| 小结 |
| 一、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是中国对世界治理文明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
| 二、直面中国国家治理众多矛盾和挑战 |
| 三、中国国家治理任重道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及其逻辑基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现状评析 |
| 三、研究思路、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的核心概念探析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的涵义 |
| 一、治理的内涵 |
| 二、国家治理的内涵 |
| 第二节 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 |
| 一、国家治理体系 |
| 二、国家治理能力 |
| 三、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关系 |
| 第三节 国家治理现代化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 |
|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表征 |
| 第二章 探析国家治理模式:案例举要 |
| 第一节 治理模式之一:美国模式 |
| 一、美国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主要做法 |
| 二、美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中国的借鉴与启示 |
| 第二节 治理模式之二:俄罗斯模式 |
| 一、俄罗斯国家治理的主要做法 |
| 二、俄罗斯国家治理对中国的借鉴与启示 |
| 第三节 治理模式之三:印度模式 |
| 一、印度国家治理的主要做法 |
| 二、印度国家治理对中国的借鉴与启示 |
| 第四节 治理模式之四:新加坡模式 |
| 一、新加坡国家治理模式的主要特点 |
| 二、新加坡国家治理对中国的借鉴与启示 |
| 第五节 多种国家治理模式的利弊、经验、教训分析 |
| 一、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长期反复的历史进程 |
| 二、世界上不存在适用所有国家的“普世”治理模式 |
| 三、照搬西方治理模式忽视对适合本国模式的独立探索 |
| 四、西方政治体制的缺陷易导致治理失灵 |
| 第三章 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和制度优势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的政党制度 |
| 一、中国的政党制度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国情 |
| 二、中国政党制度特点的具体体现 |
| 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 第二节 国家治理的主体依靠 |
| 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国家治理的应有之义 |
| 二、人民群众是国家治理力量的根本来源 |
| 三、中国式民主是实践人民主体地位的根本保障 |
| 第三节 国家治理的价值体系 |
| 一、国家治理必须坚持价值体系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
| 二、中国特色的价值体系为国家治理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
| 三、国家治理不断吸取中华传统文化精华 |
| 第四节 国家治理的目标协同体制机制 |
| 一、阶段目标与长期目标有机协同 |
| 二、增量改革消除非均衡矛盾 |
| 三、顶层设计与接力推进有机协同 |
| 第四章 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内在逻辑基础之一——现代国家结构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领导力量的中国特色 |
| 一、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
|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党的领导 |
| 三、中国共产党治国先治党 |
| 四、推进党的治理能力现代化 |
| 第二节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中国国情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历史回顾 |
| 二、当前我国国家治理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现实困境 |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建构 |
| 第三节 中国国家治理法治化的特点 |
| 一、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 |
|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法治中国建设的主要路径 |
| 第五章 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内在逻辑基础之二——中国特色现代国家治理理论 |
| 第一节 中国国家治理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源流 |
|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思想基础 |
| 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形成过程 |
| 三、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现代国家治理理论 |
| 一、现代以前的国家治理理论 |
| 二、现代国家治理理论兴起的背景 |
| 三、当代国家治理主要理论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现代国家治理理论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历史理论逻辑 |
| 二、中国特色现代国家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
| 第六章 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内在逻辑基础之三——制度与文化的守正创新 |
| 第一节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
| 一、国家治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
| 二、国家治理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目标追求 |
| 第二节 先进文化的引领 |
| 一、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文化的核心理念 |
| 小结 |
| 一、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是中国对世界治理文明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
| 二、直面中国国家治理众多矛盾和挑战 |
| 三、中国国家治理任重道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十年来改革开放史若干问题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研究概况 |
| (一) 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的编辑出版 |
| (二) 回忆录和口述史的出版 |
| (三) 着作出版和专题研究 |
| 二、研究的热点问题 |
| (—) 关于经济史的研究 |
| (二) 关于政治史的研究 |
| 1. 改革开放的酝酿与历史转折的实现 |
| 2. 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体制改革 |
| 3. 第二个历史决议 |
| 4.1992年南方谈话 |
| 5. 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治国理政重大战略思想研究 |
| 三、结语 |
（5）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产生的条件 |
| 一、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研究基本问题概述 |
| （一）文化的概念 |
| （二）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 |
| （三）国家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与作用 |
| 二、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化安全思想 |
| （二）列宁的文化安全思想 |
| （三）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安全思想 |
| 三、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产生的实践依据 |
| （一）对苏联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历史反思 |
| （二）对新中国文化安全建设经验的总结 |
| （三）改革开放后西方加紧和平演变对中国文化安全的挑战 |
| 第二章 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内涵 |
| 一、加强党对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领导 |
| （一）强化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意识 |
| （二）强化党在思想战线上的理论指导作用 |
| （三）切实提高党组织领导文化工作的执行力 |
| （四）加强和改进党的舆论宣传工作 |
| 二、坚持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
| （一）坚持以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文化安全建设 |
| （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
| （三）必须保持思想警惕以抵御西方的和平演变 |
| 三、探索运用多种手段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
| （一）以发展经济夯实国家文化安全的经济基础 |
| （二）以推进改革构筑国家文化安全的法制保障 |
| （三）以发展教育筑牢国家文化安全的人才根基 |
| （四）以保持文化的民族特色巩固国家文化安全 |
| 四、科学处理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关系 |
| （一）以竞争共处的模式处理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关系 |
| （二）以辩证的态度和开放的心态借鉴资本主义文化 |
| 五、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特点 |
| （一）具有坚定的原则性与灵活性 |
| （二）具有长远的战略性与针对性 |
| （三）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人民性 |
| 第三章 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价值 |
| 一、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一）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化安全思想 |
| （二）丰富了列宁的国家文化安全建设思想 |
| （三）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安全思想 |
| （四）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思想的理论基础 |
| 二、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实践价值 |
| （一）有利于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
| （二）有利于巩固人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
| （三）有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
| （四）有利于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繁荣与发展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6）马克思科技批判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选题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科学与技术的定义及关系 |
| 1.4.2 马克思论科学与技术合流 |
| 1.4.3 “批判”概念与马克思学术思想的批判本性 |
| 第2章 马克思科技批判思想的发展历程及理论特点 |
| 2.1 马克思科技批判思想的产生背景与理论源泉 |
| 2.1.1 马克思时代的科学技术背景 |
| 2.1.2 古希腊自然哲学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文化 |
| 2.1.3 卢梭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科技的早期批判 |
| 2.1.4 马克思本人的科技知识基础 |
| 2.2 马克思科技批判思想的演进轨迹 |
| 2.2.1 早期人道主义视野中的科技批判思想 |
| 2.2.2 实践唯物主义确立时期的科技批判思想 |
| 2.2.3 思想成熟时期的科技批判思想 |
| 2.3 马克思科技批判思想的主要特点 |
| 2.3.1 实践基础上的批判是马克思科技批判思想的主线 |
| 2.3.2 “现实的人”的自由和解放是马克思科技批判思想的根本宗旨 |
| 2.3.3 体制制度的批判是马克思科技批判思想聚集的主题 |
| 2.3.4 马克思科技批判思想是一种全息式论域的批判性考察 |
| 2.3.5 在批判方式上实现了人本主义批判到社会历史批判的转向 |
| 第3章 基于科技本质与价值视域的科技批判 |
| 3.1 科技的本质 |
| 3.1.1 人类最基本的感性活动形式 |
| 3.1.2 人的本质的直接体现 |
| 3.1.3 具有审美和生命维持的双重维度 |
| 3.2 科技的生产力价值 |
| 3.2.1 从理论上阐述生产力里面也包括科学 |
| 3.2.2 技术是一种直接的生产力 |
| 3.2.3 对科技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考察 |
| 3.3 科技的解放价值 |
| 3.3.1 科技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居于重要地位 |
| 3.3.2 科技是历史有力的杠杆和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 |
| 3.3.3 科技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必要手段 |
| 第4章 基于人的异化视域的科技批判 |
| 4.1 关于异化及科技异化 |
| 4.1.1 “异化”的由来 |
| 4.1.2 关于科技异化 |
| 4.2 科技使人的生存状态异化 |
| 4.2.1 延长工作时间与增加劳动强度 |
| 4.2.2 对工人肉体健康的损害 |
| 4.2.3 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占有 |
| 4.2.4 工人社会地位的下降与资本家统治地位的加强 |
| 4.3 科技使人的精神状态和道德异化 |
| 4.3.1 劳动自主性丧失下的人的片面化发展 |
| 4.3.2 片面化发展下的人的个性的丧失 |
| 4.3.3 科技的发展与道德败坏并存 |
| 第5章 基于自然与生态视域的科技批判 |
| 5.1 马克思的自然范畴 |
| 5.1.1 自然的先在性及人对自然的从属性 |
| 5.1.2 人的技术活动促使人与自然界的相互生成 |
| 5.1.3 人的技术活动促使自然史和人类史相互依存相互影响 |
| 5.2 资本主义科技文明下自然的破坏 |
| 5.2.1 科技活动在不同社会阶段对自然的影响 |
| 5.2.2 资本主义科技文明对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的破坏 |
| 5.2.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源有限性的制约 |
| 5.3 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 |
| 5.3.1 不以自然规律为依据的科技活动只会带来灾难 |
| 5.3.2 科技活动应当遵循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 |
| 5.3.3 未来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和解 |
| 第6章 基于社会生产与社会制度视域的科技批判 |
| 6.1 科技与社会生产的双向互动 |
| 6.1.1 对科技依赖社会需求的历史考察 |
| 6.1.2 对科技进步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考察 |
| 6.1.3 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方式变迁的历史考察 |
| 6.2 科技与社会制度变迁及世界历史的开创 |
| 6.2.1 科技对社会制度变迁的影响 |
| 6.2.2 科技发展与世界历史的开创 |
| 6.3 科技危机与社会模式 |
| 6.3.1 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 |
| 6.3.2 科技与资本的联姻 |
| 6.3.3 科技危机消除路径 |
| 6.3.4 未来社会模式 |
| 第7章 马克思科技批判思想的当代发展 |
| 7.1 马克思科技批判思想在西方学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 |
| 7.1.1 西方思想家对马克思批判思想的发展 |
| 7.1.2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科技批判思想的发展 |
| 7.1.3 马克思科技批判思想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战略内涵 |
| 7.2 当代中国弘扬马克思科技批判精神的逻辑理路 |
| 7.2.1 在对西方科学主义进行反思中弘扬马克思科技批判精神 |
| 7.2.2 在深刻认识当代科技新变化中弘扬马克思科技批判精神 |
| 7.2.3 在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中弘扬马克思科技批判精神 |
| 7.3 以马克思科技批判精神为指导构建当代中国科技批判思想体系 |
| 7.3.1 构建当代中国科技批判思想体系的意义 |
| 7.3.2 建构当代中国科技批判思想体系的原则 |
| 结束语 |
| 后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着及获奖情况 |
（9）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理念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陈独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与演变 |
| 一、1915—1920: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激变时期 |
| (一) 1879—1914:封建秀才—康梁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
| (二) 1915—1919: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
| (三) 1919—1920: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迅速转变 |
| 二、1920—1927: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时期 |
| (一) 1920—1922:创建中国共产党 |
| (二) 1923—1925:推动国共合作和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
| (三) 1926—1927:大革命高潮中的右倾错误和失败 |
| 三、1928—1937:反思中国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时期 |
| (一) 1928—1929:对中国革命的反思与接受托洛茨基主义 |
| (二) 1930—1937:组织领导中国托派 |
| 四、1937—1942:偏离马克思主义时期 |
| (一) "不隶属任何党派"政治心态的形成 |
| (二) 抗战前期的政治见解:抗战建国 |
| (三) 晚年的最后政治见解:否定列宁主义 |
| 第二章 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贡献与不足 |
| 一、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贡献 |
| (一) 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阐释 |
| (二) 对剩余价值理论的阐释 |
| (三) 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阐释 |
| 二、陈独秀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足 |
| (一)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接受的不彻底性 |
| (二)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片面性和教条化倾向 |
| (三) 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局限性的原因 |
| 第三章 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贡献与历史局限 |
| 一、列宁和共产国际对陈独秀建党思想的影响 |
| (一) 列宁的建党思想及其对陈独秀的影响 |
| (二) 共产国际俄共(布)对陈独秀建党思想的影响 |
| 二、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 |
| (一) 开天辟地,秘密筹划建党 |
| (二) 定党章立党纲,完成建党使命 |
| (三) 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意义 |
| 三、陈独秀建党实践的历史局限性 |
| (一) 在党的自身建设上的幼稚性 |
| (二) 对共产国际的高度依赖性 |
| 第四章 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与失误 |
| 一、列宁与共产国际、俄共(布)对陈独秀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影响 |
| (一)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的影响 |
| (二) 共产国际、俄共(布)的双重影响 |
| 二、陈独秀对中国国情的理论探索 |
| (一) 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论探索 |
| (二) 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初步分析 |
| 三、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理论探索 |
| (一) 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理论探索 |
| (二) 对中国革命阶段和前途的理论探索 |
| (三) 对统一战线中革命领导权问题的理论探索 |
| 四、陈独秀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失误 |
| (一) "二次革命论"与教条主义错误 |
| (二) 忽视领导权的右倾错误 |
| 第五章 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初步考量及其偏差 |
| 一、陈独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考量 |
| (一) 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 |
| (二) 对落后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思考 |
| 二、陈独秀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思考 |
| (一) 对苏联社会主义民主的反思 |
| (二) 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设想 |
| 三、陈独秀对社会主义初步考量的偏差 |
| (一) 对实现社会主义问题认识的教条性和反复性 |
| (二) 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批判的片面性和情绪化 |
| 第六章 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及启示 |
| 一、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
|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的初步探索者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者和早期开拓者 |
| (三) 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影响 |
| 二、陈独秀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局限 |
| (一) 特定历史条件和独特个性的限制 |
| (二)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思维方法上的缺陷 |
| (三)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认识不成熟 |
| 三、陈独秀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启示 |
| (一)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
| (三)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和民主政治建设使命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当代中国外交教学的缺失与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一序引 |
| 二教学内容 |
| (一)外交教学中的中国意识问题 |
| (二)大国意识和全球意识两者的关系问题 |
| (三)学术理论与政策话语问题 |
| (四)历史和思想史的借鉴问题 |
| (五)研究方法的训练问题 |
| 三教学方法 |
| 四教学宗旨 |
| 五结论 |
四、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新发掘（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研究[D]. 闫立光. 吉林大学, 2019(10)
- [2]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及其逻辑基础研究[D]. 谢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02)
- [3]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及其逻辑基础研究[D]. 谢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
- [4]十年来改革开放史若干问题研究述评[J]. 桑东华. 中共党史研究, 2019(02)
- [5]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研究[D]. 董前程. 长春理工大学, 2018(04)
- [6]马克思科技批判思想研究[D]. 周晓敏. 西南交通大学, 2016(02)
- [7]中美关系与东亚冷战[J]. 牛军. 冷战国际史研究, 2014(02)
- [8]二○一三年中共党史研究综述[J]. 董洁,沈传亮,李庆刚. 中共党史研究, 2014(08)
- [9]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D]. 姜金林. 武汉大学, 2011(05)
- [10]当代中国外交教学的缺失与启示[J]. 肖曦.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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