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物技术通讯》征稿细则(论文文献综述)
王美[1](2021)在《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文中认为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承袭清末的基础上,破旧立新、中西融合,随时代的发展不断调适、充实、完善,推动了高等教育的近代转型,保障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存续发展,实现了功能与价值的合一。本研究基于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历程的回顾,呈现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与其政策制定及实施过程相互制约与促进的样态,并累积了特殊时期高等教育政策革新与完善的历史经验。本研究以一种找寻与回溯的历史视角,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了系统考察,结合全面与局部高等教育发展概况,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展现了高等教育政策内容要素变化和政策运行过程,让色彩斑斓的民国高等教育政策图景生动地铺展开来,从动态中去把握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轨迹与特征,阐释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合理性与局限性,从而为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提供借鉴与启示,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论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首先,着眼于挖掘民国历史的大格局之异,与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关联,侧重分析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社会背景,从政治局势的杌陧、经济形势的起伏、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及教育轨迹的转换四个方面展开。其次,按照回溯性的政策分析方式,根据高等教育政策的基本组成要素分类,对办学政策、经费政策、学科与课程政策、招生与考试政策、教员与学生政策的演进轨迹进行深度把握。在纵向深描政策变迁的同时,又以横向的视角,来透视不同阶段各类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内容、执行情况及实施效果,并将高等教育政策的要素变化、地方应对、大学实践、校长活动穿插起来,构成一个动态、丰富的叙述结构,使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过程得以真实的复原呈现。再次,聚焦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进程的关键之处,分析影响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外因素,从外部因素来看,包括社会诉求的不断牵引、知识分子及教育团体的持续呼吁、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变化等;从内部因素来看,涉及权威集团理念的转变、议案审议方式的变化、目标群体价值偏好选择的差异等。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发生了回应性与适应性的变迁。与此同时,归纳凝练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并探究其中的利益逻辑。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演进呈现出“工具本位”的政策价值取向不断强化、政策内容体系日臻完善与成熟、政策施行手段逐步多样化等重要的历史特点。其背后的利益逻辑则主要是利益群体矛盾调和的分期变化、利益群体价值博弈的纵向映现以及政策利益与代价之间的成本考量。最后,审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所呈现的先进性与局限性。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新潮与旧浪的冲击下流变绵延,一直在努力谋求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适当融合,不断通过立法建设来规范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同时,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是铺陈理想与务实选择的产物,其生命力既来源于预先的理论准备,更扎根于实践中的丰富与拓展。但回溯历史,对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审慎的考量后,发现其也有局限性。如高等教育政策数量与质量的不匹配、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的阻隔、“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沟通与协调的非一贯性等。探赜索隐、以史鉴今。本研究将目光投射到那段逝去的历史中,通过多层面、多角度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进行分析,得出一些现实启示,即在当下高等教育政策建设过程中,要秉承一种辩证视角和开放心态,既坚持高等教育政策的国际化视野,又要积极建构中国化坐标,不断推进高等教育政策的法制化建设,兼顾高等教育政策的“质”与“量”的双重效益,靶向高等教育需求精准施策,完善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监督机制,并合理定位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使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与发展能够真正助力“双一流建设”,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王力[2](2020)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省政研究(1927-1937)》文中提出陕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周秦汉唐等王朝都在陕西建都,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种“特别关系”。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海上而来,东南沿江沿海各省始变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点”。陕西僻处内地,“陕西似无足重轻也”,但陕西为西北门户之所在,有着国民党势力、陕西地方实力派和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前夕还有着北洋军阀的残余势力,内部势力错综复杂,而不同于国民党中央完全控制的省份。其地位被包括南京国民政府在内的历代中央政府所重视,也被民国时期的各派军阀所觊觎。1927至1937年的陕西省政,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呈现阶段性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由国民军冯玉祥系控制的过渡时期,由陕西地方实力派杨虎城控制的稳定时期和西安事变后由孙蔚如控制的整理时期。文章第一章总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省制改革和陕西省的政局变动和省制改革,陕西的省制进程与南京中央政府规划的省制改革时间表相比较,具有滞后性。究其原因,陕西省处于国民党中央政府控制的核心区域和边际地带之间。第二章分析了陕西省政的演变过程,经过十年的发展,陕西省政的结构形成了覆盖全省的横向和纵向组织。第三章分过渡、稳定和整理三个时期,理清各执政陕西人物对陕西省政的管理。第四章讨论了陕西省政的地位问题,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等能影响全国政局的人物和杨虎城、邵力子、孙蔚如等陕西执政人物都对陕西省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加之国内外局势的发展,也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于陕西省的关注。总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陕西省政是极其重要的,陕西一省的省政问题发展到1937年,竟然引起了影响中国和世界格局的西安事变的发展,可见其特殊和关键。望通过梳理南京国民政府1927至1937年的陕西省政,能描绘出这十年陕西省政的发展脉络,以期基本揭示出省制设计“应然”与陕西省政实践“实然”之间的深层逻辑,为我国现正推进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镜鉴。
曹永光[3](2019)在《近代中国健康问题研究:基于民族主义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国人现实存在的健康问题,引发国人对于自身形象与中国国际形象的敏感性。19世纪末,西方社会将中国人称为“东亚病夫”,引发国人对于自身“病态”的精神状况与羸弱的体格的审视。但在近代中国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病夫”体质与“弱国”地位愈显“相得益彰”,“东亚病夫”逐渐被理解为是由健康问题引发的西方社会对中国弱国地位的蔑视,在耻辱感与无奈感交织的情绪作用下,健康问题受到空前关注。随着甲午战后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日渐勃发,本身就交织着复杂的民族耻辱情绪的健康问题逐步进入民族主义话语。20世纪初近代健康理念的引入中国,健康、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层级关系得以建立,最初对于健康问题的民族主义表达从一种人口的“量”的角度来阐述国民健康对于国家竞存与发展的重要意义。但是随着认识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国人意识到,增进国民健康的主要目的,不应该是为了增加人口数量,而是更为根本的单个国民的服务能力。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复兴成为广泛的社会思潮,“救国”和“建国”工作被认为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两个步骤。民族健康通过与“救国”、“建国”两个时代主题先后建立关系,进而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核心问题,至此,近代中国的健康问题真正进入民族主义话语。民族健康的重要性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不断高涨而日益凸显,20世纪20年代,国人开始在实践层面上考虑如何改变健康状况的问题。受一战后西方国家的健康实践的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先倡导并着手推进学校健康教育,到30年代进一步着手推进社会健康教育。1941年7月中国卫生教育社发布《民族健康运动方案》,这使得社会力量推动健康事业发展到顶峰。而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卫生教育社的组成人员的官方背景,也使得国民政府对民族健康问题空前关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于充分调动与发挥全国的人力资源的迫切性骤然上升,直接加剧了国民政府对改善民族健康状况的迫切性。1941年底,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民族健康运动,中央和各地方相继成立民族健康运动委员会,并从十二个方面全方位推进,试图根本改善国人的健康状况。但是,由于当时特殊的时代环境以及经费、人才问题的限制,使得这一运动的成效十分有限,直到国民党政权覆灭,始终未能彻底改善国人健康状况。
《现代技术陶瓷》编辑部[4](2019)在《《现代技术陶瓷》征稿细则(2019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技术陶瓷》是由山东工业陶瓷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和中国硅酸盐学会特种陶瓷分会共同主办的专业性科技期刊。本刊侧重于报道高性能结构陶瓷及其复合材料、结构-功能一体化陶瓷及其复合材料方向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兼顾现代技术陶瓷领域的其他方向如能源材料、电子材料、生物材料、特种无机涂层、特种玻璃以及新型建筑材料等。《现代技术陶瓷》(以下简称本刊)欢迎国内外从事相关研究、开发工作的科技工作者投稿。为不断提升本刊的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本刊编辑部制订了以下征稿细则供作者参考。
孙磊[5](2018)在《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文中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中华自然科学社是历时较长、影响较大的综合性科学社团。1927年9月,中央大学理工科大学生秉持在中国发展与应用科学的理念,在校内结社,组建了中华自然科学社。到20世纪30年代初,社员相继成长为职业科学工作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科学界的科学救国思潮影响下,他们从科学职业身份出发认识到自身的科学救国责任,总结晚清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认为科学在中国发展缓慢的症结在于科学没有得到广泛社会应用,于是将普及科学视同应用科学的有效途径,从1932年开始,直至1937年,编行科普刊物《科学世界》,致力于科学的大众化,以促进科学在中国的应用,并确立社务活动宗旨为在中国发展与普及科学,推动社团演变为以国内职业科学工作者为主体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抗战爆发后,迁移至大后方的社员于1938年在重庆中央大学重建总社,恢复了社务活动,在当时科学工作者群思以科学贡献于抗战建国事业的社会思潮中,继续开展以《科学世界》为中心的科学普及活动直至抗战结束;同时在1942—1945年,面向英美科学界发行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展开战时中外科学交流,以发展中国科学。抗战结束后,总社在1946年夏迁回南京中央大学旧址,恢复了在国内的社务活动,从1947年到1949年,持续编行《科学世界》,令刊物成为民国时期发行时间最长的科普期刊;还创办了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作为《中国科学通讯》的延续。战后时期的中华自然科学社在国内科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力,首先是规模显着,到1947年底,社员总数达到2000人以上,分布于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工业技术与农业科学等民国科学各领域。其次是与中国科学社发挥同等影响力,在1946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组中国科学促进会;1947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作,联合其他专门性科学学会,举办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1949年时与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一道,联合发起组织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新中国建立后,发展与普及科学成为政府职能,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社务活动渐趋停顿,在1951年3月底结束社务,完成发展与普及科学的历史使命。上述发展历程与主要社务活动表明,在民国科学史上,中华自然科学社发展与普及科学的社务宗旨与实践得到国内科学界认同,并因此发展成为与中国科学社齐名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本文认为,这一科学社会史现象具有深刻的研究意蕴,反映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形成认知的过程。具体来说,科学职业伦理是以科学职业理念为前提的。科学职业理念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为内涵,在科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实践之间建立起维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性联系,形成将科学研究的理性化模式转化为社会发展的理性化目标的职业目的。由于令社会理性化本身意谓构建理性这一现代社会道德,所以这一职业目的旨在表达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而这是通过生成有效运用科学知识要以理性为价值取向的制度性规范来实现的,表现为建立起有关科学职业的道德准则,也就是以理性为价值取向,从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社会目的出发,构建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制度性规范,这就是本质上是制度伦理的科学职业伦理的内涵。返视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发展与普及科学正是科学职业理念的体现,因为发展科学旨在增进科学知识,普及科学则旨在应用科学知识指导实践,也就是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所以作为由多门学科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综合性科学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维系不同学科的科学工作者于社内的理念正是科学职业理念,成为民国科学界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社会建制。深入来看,科学职业理念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理性化目标,令中华自然科学社成为运行具有理性化意义的公共事务的社会建制,从学理上来说是一种公共领域建制,承载的是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表征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认识。本文因此以科学职业伦理作为研究视角,分章设节,对于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进行一番科学社会史考察。第一章阐述1927—1937年期间,中华自然科学社以公共领域建制为方向的体制化历程,以及这一体制化方向带动作为科学职业伦理形成之前提的责任伦理的兴起过程,指出社团的成立是科学职业理念中国化的产物,表现为民国时期,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来造就物质文明的现代性理念形成,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蕴育出科学职业理念,这是中华自然科学社缘起的结社理念,使得基于科学职业的业缘性社会关系开始在社务活动中形成,表现为民国科学界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角色意识主导下,社员以作为业缘性社会关系运行方式的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开展社务活动,根据科学救国的时代需要,从1932年开始探索出以科学大众化为方向的社务活动途径,这就是通过出版通俗性科学刊物《科学世界》来普及科学于国内民众,形成作为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的科学普及规范。由于科学普及规范遵循的是发挥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路径,所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成为一种具有理性化意蕴的社会公共事务,从而生成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公共领域建制属性,以运行理性化的社会公共事务为社务活动实质,所以社团的体制化建设旨在维系科学职业的联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规制社员探索科学知识的有效运用途径,走向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社务实践。由于科学研究是社员的本职工作,这体现出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的责任伦理在社员理念中的兴起。第二章论述1938—1941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这一情形所体现的社史史实是,抗战爆发后位于大后方的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意识到,从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的抗战意向出发,大后方科学界根据科学职业理念形成自身的社会责任认识,认为应该从事应用科学研究以实现科学知识的战时应用,因此社员的社务活动也应转到这一方向上来。为此总社以应用科学为评价标准来展开科学普及,先是遵循面向发展生产力开展科学研究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展开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为社员有效运用科学知识提供必要的科技布局;在之前形成的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意识的作用下,从1939年起将应用科学学科规训转化为科学普及原则,在到1941年为止的《科学世界》编辑过程中,形成以应用科学学科知识的生产作为科普主题的局面,表现出责任伦理在实践过程中走向学科规训化途径。第三章论述1942—1945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当时总社通过向社员集稿,发行面向英美科学界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反映出当时社员主要集中在基础科学方面开展科学研究,构建出基础科学科技布局。当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由抗战意向转向建国意向之时,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也随之共同认识到要通过科学普及提振大后方基础科学教育,以发展面向建国意向的基础科学研究。在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化实践影响之下,社员从基础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形成了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对于科学普及方向的规划,走向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途径。第四章以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为题,论述在1946—1949年期间,社员意识到科学建国时代要求需要建立面向生产力的科学创新局面,以使得中国科学发展预及到世界科学创新趋势,于是开展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的科学创新研究情形。在社务实践中,社员一方面通过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促进中国科学界的科学创新研究经由专业交流得到确证;另一方面通过《科学世界》向国内社会普及世界科学创新情形,包括国内科学创新研究。对于科学创新研究而言,这两种社务活动发挥的是获取科学新知并予以传播的功能,在学理上来说建立起一种面向科学创新的科学新知流动局面,以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作为维系机制,为作为责任伦理实践路径的学科规训提供制度化安排。正是学科规训制度的建立使得责任伦理演变为科学职业伦理,因为这建立起支撑科学研究的科学学科规训面向生产力转化的常态化局面,根据科学创新规律,要求国内科学界对于学科规训作用于发展生产力的利他性予以阐释,使得社会信任科学创新符合社会大众利益;表现为经由《科学世界》,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保障理性目的实现的社会目的得到国内科学界阐释,使得社会大众认识到科学创新符合现代社会理性化价值取向。这在学理上反映的是国内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
白亚辉[6](2018)在《南天兴学—云南私立五华文理学院研究》文中认为私立五华文理学院是创办于民国时期的一所边疆学府,其址位于云南省会昆明。抗日战争结束后,诸多在战时内迁至昆明的教育科研机构先后北返,一方面,造成昆明地区的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急剧下降;另一方面,许多当时的高中毕业生也面临着升学的困难。为解决此种困局,一批地方文化名流积极倡议并努力创办一所大学,私立五华文理学院因此应运而生。本文以私立五华文理学院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档案史料,进行系列探讨。首先分析学院办学背景,尤以于氏兄弟及地方各界的支持态度为重点。其次对具体的办学活动进行梳理,从筹资、招考、系科设置、学校管理等方面进行阐述。再次对办学特色进行介绍,如边疆学科的设置及校园文化的建设等。最后总结整个办学活动的成败得失,既肯定其在近代云南教育史上所做的贡献,也探讨办学的局限和不足之处,以期对当今民办大学提供一些有意的启示。作为由本省人士开办的一所私立民办大学,其艰难的办学活动,凝结着一代地方名流为促进本省文教事业发展所耗费的心血。学院坚持立足边疆,以复兴本省文化为己任,在培养学生、研究学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虽然办学历程短暂,办学过程中也存在诸多局限,但却在近代云南教育史上留下了一定影响,其对边疆教育事业所做的各种探索和实践,时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刘洋[7](2017)在《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着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本文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第三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束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三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中医,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其发展规律,完善中医体制化建设。
宋泉[8](2017)在《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文中研究表明地方出版史,尤其是历史上影响全局的出版中心,是出版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作为大后方的出版重镇,云集了众多的出版文化人、产生了大量的出版机构、出版了洋洋大观的战时读物,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现象”。“文化城”中的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供应社”或“文供社”),诞生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39年,在短短的两年间,它逆势而生,迅速成长为桂林“文化城”最大的出版企业,与国际新闻社和救亡日报社并称为“三大进步团体”,对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传播媒介组织的文化供应社,在抗战出版史上有着独特的“地方性”、“政治性”和“进步性”的特征,对抗战时期出版传播活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由于出版史学界尚没有关于地方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的专门研究,传播学界对于非常态环境下的媒介组织也鲜有论述,本文探索性地以抗战时期的文化供应社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为什么文化供应社能够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逆势发展”和“文化供应社是如何开展抗战文化传播活动的”问题,并通过对史料的爬梳、整理和数理分析解决这一疑问,为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抛砖引玉。基于出版活动的文化传播特性,本文以传播学的视角切入出版史的个案,借助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的“5W”理论,构建文化供应社的分析框架,并从文化供应社诞生的媒介生态环境出发,对其组织管理模式、出版同人群体、传播的信息内容以及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深入剖析,洞察文供社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的媒介生存和传播活动。一定媒介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是与社会系统的变化紧密相连的。本文首先从抗战的社会背景及桂林“文化城”的特殊环境入手,考察了文化供应社诞生的社会生态系统。在战争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政治局势动荡、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出版机构大规模西迁,相对稳定的传播生态系统被打破。而这一时期的桂林,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新桂系开明的政治姿态,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施,成为出版事业的再生之地。文化供应社便是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由新桂系民主人士与进步文化人共同建立的具有广西地方“官办”性质的特殊出版机构。在企业组织制度和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做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桂系与中共之间的策略性平衡。以“股份制”为企业组织制度的文化供应社,在股东构成上体现了新桂系力量与进步文化人之间的融合,以新桂系官方的资本支持和进步文化人的智力支持,共同支撑了文化供应社在地方文化事业上的迅速发展。股份公司的管理制度甚至成为了文供社拒绝中央恶意“收编”的重要托辞。在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的管理层李任仁、陈劭先、万仲文等是国民党民主人士,编辑出版部门的核心成员胡愈之、邵荃麟、宋云彬等是中共领导下的进步文化人。他们联合了广大知名的作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体现了文供社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的包容性与进步性。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物体现了抗战时期文化传播“大众化”的特点。“大众化”不仅是战争年代社会大众对抗战文化普及的迫切需求,也是媒介组织在面临巨大民族矛盾之时的自觉意识。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出版活动在胡愈之的主持之下,大规模地开展了通俗读物的生产与传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化室图书”,该丛书不仅通过建立村街文化室实现了大众文化在空间上的布局,还通过连续出版物《新道理》实现了战时信息时间上的延展与更新。青少年文艺、社科类图书的出版也是文供社出版物重要的组成部分。“少年文库”、“青年文库”、“文学创作丛刊”等丛书,以及《新水浒》、《鲁迅语录》等书籍的畅销与普及,促进了进步文学作品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同时,文化供应社创办了《文化杂志》,倡导自由、批判的学术思想,树立严谨、理性的文化品格,引导了桂林“文化城”的文化建设;此外,还与广西地方文教组织进行合作,出版了《干部政策》、“国民教育丛书”等图书,服务于地方文化和教育事业,成为桂林“文化城”出版业的生力军。在书籍传播的工作上,文化供应社不仅积极拓展和建立渠道,还通过门市、批发、邮购和流动发行等发行方式将图书输送到读者手中。即使是物资匮乏、经济萧条的抗战年代,文供社也没有忽视对企业品牌的塑造和对出版物的营销,从《大公报》(桂林版)的“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中就可窥视桂林“文化城”活跃的出版生态和文供社强大的营销能力。为了将进步的抗战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到受众之中,文供社开展了多种宣传方式,还加入“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为进步出版业争夺“话语权”。在文供社出版同人的共同努力下,其出版活动取得了显着的传播效果。不断再版的出版物体现了文供社在出版传播上“量”的积累,受众信件的反馈也体现了文供社出版物“质”的保证。此外,文化供应社对进步文化人的保护与转移,在抗战文化低潮时期的坚守与创造,都对桂林“文化城”文化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文化供应社发展历史的总结与反思,也是为改革路上的出版机构提供历史的镜鉴。抗战文化的构成不是单一性的,抗战文化的传播也非简单通达的,只有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洞察个案,才能找出文化传播的内在动力和历史逻辑。文化供应社作为抗战时期地方性的出版机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抗战出版文化的一个横切面,为我们展示了非常态社会环境下一种成功的出版模式。尽管文供社在战争的硝烟中仅走过了 15年的艰难历程,但其轰轰烈烈的文化传播活动在历史的天空中也留下了光照的痕迹。
徐欣欣[9](2016)在《个人数字文件保存挑战与档案馆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如今,个人数字文件大量形成且具有多方面的长远价值,然而其保存状况却十分堪忧:作为人类文化遗产和社会记忆的一部分,个人数字文件值得档案馆关注并采取相关保存措施。本文分析了档案馆个人数字文件保存工作的理论基础、法律依据,并对一些档案馆相关工作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先进经验,从改变观念、个人数字文件进馆前的提前干预、进馆后的管理以及对公众的教育指导4个方面为档案馆提供了对策。其中,第2部分首先介绍了个人数字文件的相关概念和范围:拓展了“文件”的内涵;对个人数字文件的含义和范围进行了界定。之后评介了个人数字文件相关的管理理论,包括鉴定理论和后保管理论。最后,分析了我国档案馆开展个人数字文件保存工作的法律依据,确认其有资格开展相关工作。第3部分通过对31个省级综合档案馆网站的在线调查及对部分档案馆的电话访谈,初步梳理出我国档案馆的名人和普通人数字文件保存工作情况。然后,将我国档案馆工作现状中的问题总结为观念不到位、收集时间太晚、管理方法简单、缺乏对公众的教育指导4个方面。第4、5、6、7部分分别针对以上4个问题为档案馆提供了对策,其中第4部分是转变观念,这是档案馆应对个人数字文件保存挑战的第一步。在具体做法上,该部分从认识个人数文件保存的重要性和重新思考收集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两方面进行了论述。第5部分紧接着论述了个人数字文件的收集,其重点是提前干预。该部分首先介绍了提前干预方法的含义;然后,在分析了个人的数字文件形成和管理行为的基础上,参考Paradigm、Digital Lives和iKive项目三个实例,梳理出了提前干预的一整套实施步骤。第6部分论述档案馆对进馆后的个人数字文件的管理,根据档案馆的不同情况,提供了4种路径:从物理媒介上的个人数字档案着手保管的路径、依托本馆数字仓储的路径、依托管理软件的路径以及与其它机构合作的路径。第7部分为档案馆的个人数字文件保存工作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即教育指导公众保存其数字文件,通过这种方法,档案馆可以借助公众的力量,与之共同建档、共同保存社会记忆。文中还举出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和我国沈阳市档案局的相关实践的例子,并就此分析了教育指导中的困难和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李浩泉[10](2012)在《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活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学生社团活动是学生生活活动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已有对学生活动的研究基本集中在学生运动。尽管民国时期的学生运动非常活跃,而且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但是,仅研究它显然是不够的。研究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代背景下的北大学生社团活动,不但可以丰富高等教育管理尤其是高校学生管理理论、高等教育课程与教学理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理论、公民社会理论,加强对民国时期社会复杂多样性的理解,也可以为当今从规模扩张到提高教育质量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历史依据,为当今高校学生的管理工作,尤其是学生社团的管理工作提供借鉴意义。本研究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民国时期北大学生社团是指以北大在校学生为主体、在自觉自愿基础上组成的非盈利性学生组织。北大学生社团活动指的是以社团组织名义所开展的活动,不包括学生社团成员以个人名义从事的活动。研究时限的上限为1912年1月民国成立,下限为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具体包括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北平大学北大分院。本研究运用组织社会学理论,结合叙事史学、微观史学等相关理论,通过对民国时期北大学生社团发展历史、组织结构以及所开展的活动的研究,清晰再现了民国时期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历史图景。探究了“内忧外患”、社会大变革、大动荡时代背景下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特点与规律,并为理解民国时期社会的复杂多样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导论部分,从问题的提出入手,阐释了研究的价值,回顾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并作了适当评析,介绍了理论基础,阐明了研究目的,厘清了研究思路,解释了研究方法。第一章“北大学生社团活动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发展轨迹”,从社会思潮、突出事件和关键人物三个方面分析了北大学生社团活动产生的历史背景。从社团活动产生的历史起源、萌芽到逐步发展,将每个不同历史时期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历史发展轨迹清晰地呈现了出来。第二章“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目标、方式及概况”,从组织及活动主题两个视角分析了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目标,通过大量具体实例再现了社团活动的四种基本方式,即讲演、集会、出版刊物以及实践活动以及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整体概况。第三章“北大学生社团的组织结构、组织过程与组织控制”,运用组织社会学理论分别梳理了北大学生社团的组织结构、组织过程和组织控制。北大学生社团的组织结构基本都是采用的初级结构,即直线型、职能型组织结构,也有个别学生社团采用直线式职能型结构,这些都是由北大学生社团规模小、组织职能单一所决定。组织过程包括沟通、决策与领导三个过程,沟通一般采用在相关刊物、公告栏刊登公告、通告、通知以及书信等书面方式以及口头通知或面对面地交流等方式进行。发现北大学生社团在整个组织管理的过程中,体现出强烈的民主性、灵活性。北大学生社团的决策过程大多采用召开全体大会或职员会议集体讨论的方式进行。也正因为这样,其领导过程没有明显的关键人物、核心领导形成。第四章“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主体及内容”,从活动主体参与社团活动的心理场、人格特征以及参与程度三个方面分析了外部环境、个体人格对学生参与社团活动的影响,认为人的任何行为的产生都是其所处“心理场”的产物,这个“心理场”不但包括个体的需要、潜意识、信念、目标、记忆等,也包括政治和经济事件以及社会活动等。同时通过分析发现,当时北大学生社团活动得到了学校领导和教职员工的广泛的支持。通过大量的史料,对当时北大学生社团具体的活动情况进行了真实地再现。第五章“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作用与影响”,从五个方面总结分析了北大学生社团活动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主要是保护了民族利益、促进了社会的民主进步、转变了学风、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和培养了大批各类人才。结语部分,分析总结了北大学生社团及其活动的特点与规律。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从影响个体参与学生社团组织的人格特征来看,民国时期北大学生社团成员人格中理想、信念、世界观等因素与其它时段相比对其参与社团的行为影响更大;从学生社团组织行为的特点来看,其组织行为体现出更高的民主性;从学生社团所开展的具体活动来看,其不但开展了大量的“本职工作”,而且也完成了不少的“兼职任务”;从学生社团组织所在的时代背景、活动主题以及活动主体来看,表现出更高的复杂性;从学生社团活动的性质来看,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性。反思了学生运动与学生活动,个人需求、社会需要与学生社团活动以及个人本位、社会本位与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指出学生运动不是民国时期北大学生活动的常态,个人需求是学生社团产生与发展以及学生参与社团活动的内在动力,而时代呼唤是学生社团产生与发展以及学生参与社团活动的外在原因。同时指出,“社会本位”、“个人本位”及其关系不但受到社会形态和文化传统等的影响和制约,同时还受到一定的时代背景的影响。
二、《生物技术通讯》征稿细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生物技术通讯》征稿细则(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论 |
一、研究的缘起 |
二、研究的问题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四、相关文献综述 |
五、研究的价值 |
六、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七、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社会的变化: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背景 |
一、政治局势的杌陧 |
(一)共和体制初建催发民初教育新气象 |
(二)一元权力制度促使教育权向上集中 |
(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引发教育态势迫紧 |
二、经济形势的起伏 |
(一)实业经济初步发展对教育的有限投入 |
(二)稳定财政格局促使教育经费短暂平稳 |
(三)强化收支控制导致教育陷入生存困境 |
三、文化运动的洗礼 |
(一)复古逆流回澜与反复古主义的斗争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多元思想碰撞 |
(三)三民主义文化涌现与国家意志统制 |
四、教育轨迹的转换 |
(一)“以日为师”教育基准的破除 |
(二)德美教育理念由边缘走向主流 |
(三)法国教育模式在近代中国的延展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初期的探索:高等教育政策实现多样化起步(1912-1926) |
一、民主决策机制及其多样高等教育政策制定 |
(一)学制的趋新改造与办学新规定 |
(二)教育经费“指定专款”的设想 |
(三)学科规程“现代性”的融入 |
(四)招考办法“独立化”的尝试 |
(五)教员与学生管理规程的初拟 |
二、“悬浮型”政权管理下的高等教育政策实施 |
(一)自由治学改革实践的进行 |
(二)管理中的纷乱:教育财政方案执行失范与索薪运动 |
(三)自由中的无序:单独招生政策的实施困境 |
三、革新起步的高等教育政策效果 |
(一)近代政策体系初具,引导高等教育事业初步发展 |
(二)政策设计缺乏规划,导致大学规模过度扩张 |
(三)政策实施效果式微,管理高等教育能力有限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秩序的选择:高等教育政策趋向规范化与体系化(1927-1936) |
一、国家意识形态的深嵌及其高等教育政策选择 |
(一)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下办学法令的颁布 |
(二)国家对教育经费筹拨的权威保障 |
(三)训政时期学科政策内容的不断充实 |
(四)“单独招生”向“计划招生”的政策过渡 |
(五)教员与学生管理规定的“规范化”完善 |
二、“压力型”强权推动下的高等教育政策落实 |
(一)大学整顿工作的有力推进 |
(二)中央财政训令下发与地方应对 |
(三)“党化”与“秩序化”:训育政策的强化执行 |
(四)“取舍”与“统一”:各校师生管理办法的实施 |
三、发展与控制双重奏的高等教育政策效果 |
(一)政策体系逐步规范,立法建设取得成果 |
(二)政策实施效力增强,推动高等教育秩序化管理 |
(三)政策强制性加大,促使府学互动和博弈增多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失序的应对:高等教育政策进行应急调整与迁变(1937-1949) |
一、抗战建国及其高等教育应急政策部署 |
(一)教育方针的仓促调整与学校布局规划 |
(二)教育经费“减成拨发”办法的采用 |
(三)配合战时需求的学科训令变化 |
(四)“统一招生”到“多元选拔”的政策转衔 |
(五)教员与学生相关事项的“调适性”补充 |
二、“挽救性”动员督促下的高等教育政策执行 |
(一)抗敌御辱与内迁方案的临危施行 |
(二)统一招生政策的短暂实施与终止 |
(三)恢复秩序的艰难努力:复员与甄审计划的开展 |
(四)困境中的生存维系:各校有限的师生救济方案和措施 |
三、喜忧参半的高等教育政策效果 |
(一)政策纵向供给较为密集,立法数量得到扩充 |
(二)确立战时教育政策体系,挽救高等教育事业 |
(三)政策执行效果欠佳,影响大学稳定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动因的探寻: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 |
一、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外部因素 |
(一)社会诉求与国家危机的回应——外部场域发生的改变 |
(二)知识分子与教育团体的起弊——政府与民间的自主互动 |
(三)教育问题凸显及严重性变化——决策主体关注度的提升 |
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部因素 |
(一)政党规约的折射与渗透——执政集团理念的转变 |
(二)决策程序的失调与规范——议案审议方式的变化 |
(三)目标群体的规避与适从——价值偏好选择的差异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演进的归结: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表征与利益逻辑 |
一、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表征 |
(一)“工具本位”的政策价值取向不断强化 |
(二)政策内容体系日臻完善与成熟 |
(三)政策施行手段逐步多样化 |
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利益逻辑 |
(一)利益群体矛盾调和的分期变化 |
(二)利益群体价值博弈的纵向映现 |
(三)政策利益与代价之间成本考量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历史的审思: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评析与启示 |
一、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经验借鉴 |
(一)谋求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适当融合 |
(二)通过立法建设来规范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
(三)从理论构建和实践需求中生成教育政策 |
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局限 |
(一)政策“质”呈现与“量”供给的脱节 |
(二)政策设计“幻象”与执行“真相”的阻隔 |
(三)“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的摇摆 |
三、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现实启示 |
(一)建构高等教育政策的国际化视野与中国化坐标 |
(二)推进高等教育政策法制化建设与社会发展并轨 |
(三)兼顾“质”“量”效益,靶向高教需求精准施策 |
(四)完善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监督与约束机制 |
(五)形成合理的高等教育政策价值取向与选择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省政研究(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意义 |
二 研究现状及分析 |
(一)国内研究 |
(二)国外研究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 史料选择 |
五 写作难点 |
六 创新之处 |
七 概念界定 |
第一章 陕西省政的背景和基础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省制改革历程 |
一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确立的省制 |
二 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1929-1937)的省制 |
第二节 陕西政局变动与省制演变 |
一 陕西省制的初步确立——冯玉祥系控制下的陕西 |
二 陕西省制的发展变化——陕西地方实力派杨虎城控制下的陕西 |
三 西安事变后的陕西省制——从杨虎城系孙蔚如到蒋介石系蒋鼎文 |
第二章 陕西省政的演变 |
第一节 陕西省政的权力运作方式 |
一 特殊时期的陕西省政权力运作方式 |
二 正常时期的陕西省政运作方式 |
第二节 陕西省政的日常运行机制 |
一 陕西省政府综合办事机构—秘书处 |
二 陕西省政府执行机构—各厅 |
三 陕西省具体事务管理机构—各专管处、局及委员会 |
第三节 陕西全省行政网络的构建 |
一 西安市(西京市) |
二 行政督察区 |
三 县及其县以下行政组织 |
第三章 陕西省政的管理 |
第一节 过渡时期陕西省政管理 |
一 国民军联军(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二 冯玉祥系控制下的陕西省政管理(1927 年—1930 年 10 月) |
第二节 稳定时期陕西省政管理 |
一 杨虎城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二 邵力子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第三节 整理时期陕西省政管理 |
一 王一山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二 孙蔚如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第四章 陕西省政的地位 |
第一节 陕西所属地理位置的争论 |
第二节 孙中山等的陕西省政建设思想 |
一 孙中山的开发西北思想 |
二 蒋介石的西北抗战观 |
三 陕西省执政人物的建设陕西思想 |
第三节 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对陕西省政的关注 |
一 冯玉祥时期 |
二 杨虎城时期 |
三 邵力子时期 |
四 孙蔚如时期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3)近代中国健康问题研究:基于民族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一、建国前的研究概况 |
二、建国后研究情况 |
三、健康问题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
第二章 东亚病夫:近代中国人的健康所引起的问题 |
第一节 :近代中国人的健康状况 |
一、近代中国人的健康状况 |
二、健康问题产生的经济因素 |
三、健康问题产生的习惯与观念因素 |
第二节 :“东亚病夫”与中国人对健康问题的关注 |
一、“东亚病夫”问题的出现与国人的初步认识 |
二、从“可耻”到“雪耻”:“东亚病夫”问题的扩大化 |
第三章 个人健康到民族健康:“健康”问题进入民族主义话语 |
第一节 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
一、民族主义的内涵 |
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 |
第二节 民族主义话语下的个人健康问题 |
一、强种与强国:近代知识分子对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认识 |
二、健康是“强国强种之道”:“健康”开始进入民族主义话语 |
三、从“量”到“质”:个人健康与民族主义话语的深化 |
第三节 从“救国”到“建国”:民族复兴话语下的民族健康问题 |
一、民族健康成为救国的基础 |
二、“间接作用力”与“直接作用力”:健康救国的实现路径 |
三、建立民族国家与实现民族复兴:健康建国的最终目的 |
第四章 民族健康运动的实施 |
第一节 健康教育:改善民族健康的路径选择 |
一、学校健康教育的兴起 |
二、社会健康教育的倡导与推行 |
第二节 民族健康运动的提出与政策制定 |
一、《民族健康运动实施方案》的提出 |
二、通过社会力量推进健康教育的困境 |
三、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 |
第三节 民族健康运动的推行 |
一、中央政府民族健康运动月的推行 |
二、地方政府对民族健康运动的初步反应 |
三、民族健康运动推进力度的增加 |
四、民族健康运动的落实效果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现代技术陶瓷》征稿细则(2019版)(论文提纲范文)
1 论文类别及篇幅要求 |
2 论文结构及基本要求 |
2.1 论文题目 |
2.2 作者及单位 |
2.3 摘要及关键词 |
2.4 首页脚注 |
2.5 正文 |
2.5.1 章节的划分 |
2.5.2 关于前言 |
2.5.3 关于实验 |
2.5.4 关于图、表 |
2.5.5 公式与化学式 |
2.5.6 计量单位 |
2.5.7 正文中英文的应用 |
2.5.8 引注参考文献 |
2.6 致谢 |
2.7 文后参考文献 |
2.7.1 基本要求 |
2.7.2 期刊论文着录格式举例 |
2.7.3 专着 (译着) 着录格式举例 |
2.7.4 专着中的析出文献着录格式举例 |
2.7.5 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着录格式举例 |
2.7.6 专利文献着录格式举例 |
2.7.7 学位论文着录格式举例 |
2.7.8 标准着录格式举例 |
2.7.9 科技报告着录格式举例 |
2.8 附录 |
2.9 英文信息 |
3 表格、插图的制作要求 |
3.1 对表格的具体要求 |
3.2 对曲线图、示意图、流程图的具体要求 |
3.3 对照片的具体要求 |
4 作者须了解的相关条款 |
5 向本刊提交稿件的方式 |
(5)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思路 |
三、围绕本文选题及相关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四、本论文的结构安排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公共领域方向的体制化与责任伦理的兴起(1927-1937) |
1.1 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的结社缘起 |
1.1.1 科学职业理念在民国的形成 |
1.1.2 社员的业缘化结社活动 |
1.2 社团的公共领域建制化 |
1.2.1 科学职业理念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之实践 |
1.2.2 社团的公共领域制度建设 |
1.3 社团的社会功能的确立与责任伦理的初现 |
1.3.1 科学理论向实践转化的社会功能之确立 |
1.3.2 社员的社会角色意识转向责任伦理 |
1.4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38-1941) |
2.1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构建 |
2.1.1 总社从应用科学出发实践社会功能 |
2.1.2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成为社务指导原则 |
2.2 应用科学学科对于社团科学考察活动的规训 |
2.2.1 科学考察团的组建与应用科学学科规划 |
2.2.2 应用科学学科知识在科学考察中的生产与应用 |
2.3 科学普及确立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2.3.1 《科学世界》塑造应用科学新知传播效应 |
2.3.2 《川康建设特辑》表征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42-1945) |
3.1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展现 |
3.1.1 《中国科学通讯》与发展中国科学的社务活动 |
3.1.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建立 |
3.2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3.2.1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作为科学普及目标的确立 |
3.2.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规划科学普及途径 |
3.2.3 《科学世界》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与科学职业伦理的表达(1946-1949) |
4.1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科技传播系统的构建 |
4.1.1 社务活动走向构建科技传播系统结构 |
4.1.2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形成科技传播系统运行机制 |
4.2 面向科学创新的科技传播系统实践表达科学职业伦理 |
4.2.1 《科学世界》的科学创新总论指向科学职业伦理理念 |
4.2.2 基础科学研究发展理性化的社会文化: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 |
4.2.3 应用科学研究作为科学职业的社会目的:实现理性目的 |
4.3 本章小结 |
结束语 |
附表1: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名录与科学职业分布情形(194人) |
附表2: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任职科研机构分布情形(按照学科统计)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南天兴学—云南私立五华文理学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一) 选题缘由 |
(二) 选题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一) 近代中国民办私立大学的研究 |
(二) 关于私立五华文理学院研究 |
三、研究思路及重难点 |
(一) 研究思路 |
(二) 重点及难点 |
四、论文的创新点与研究方法 |
(一) 创新点 |
(二)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办学缘起及沿革 |
第一节 学院办学缘起 |
一、近代云南的高等教育 |
二、学院兴办的背景 |
三、于氏兄弟的舍产办学 |
四、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 |
第二节 学院的沿革 |
一、五华学院成立 |
二、学院的发展 |
三、办学结束 |
第二章 办学活动 |
第一节 校务管理及组织机构 |
一、董事会 |
二、组织机构 |
三、五联会 |
第二节 筹资兴学与招生考试 |
一、经费来源 |
二、经费管理及使用 |
三、招生考试 |
第三节 系科设置与教学管理 |
一、系科种类齐全,文科特色明显 |
二、设立《教室日志》,严格教学考核 |
第三章 办学特色 |
第一节 聘任名师,保证教学质量 |
一、聘请大师学者,提高教学质量 |
二、文理相互兼修,培养通识能力 |
第二节 融入地域,立足云南本土 |
一、推进文理研究,成立“两所一会” |
二、结合云南特点,设立“边疆学系” |
三、创办《五华》月刊,研究文史教育 |
第三节 开展活动,建设校园文化 |
一、学术活动众多,文化氛围浓厚 |
二、师生活动多样,校园生活多彩 |
第四章 办学评价及启示 |
第一节 地位及贡献 |
一、致力发展教育,弥补教育空缺 |
二、坚持学术自由,培养民主风气 |
三、立足云南本省,促进文理研究 |
第二节 局限及原因分析 |
一、办学局限 |
二、原因分析 |
第三节 现实启示 |
一、充足的资金来源是基础 |
二、明确的办学宗旨是条件 |
三、稳定的师资队伍是保障 |
四、国家的政策支持是前提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选题意义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0.3 研究思路 |
0.4 方法与创新 |
0.5 概念释名 |
第一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 |
1.1 近代化思潮对中医的影响 |
1.1.1 海防思潮下的中西医参合 |
1.1.2“中体西用”思潮下的中西医汇通 |
1.1.3 维新变法后的中医改良 |
1.1.4 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医科学化 |
1.2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发轫 |
1.2.1 社会制度与中医的关系 |
1.2.2 近代中医社团的建立 |
1.2.3 近代中医教育的开展 |
1.2.4 近代中医医疗机构的创设 |
1.2.5 近代中医期刊的发行 |
1.3 近代山西的医疗卫生状况 |
1.3.1 山西悠久的中医药历史 |
1.3.2 近代山西的医疗体系 |
1.3.3 近代山西的卫生防疫 |
1.4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背景 |
1.4.1 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传统 |
1.4.2 阎锡山对中医的思想认同 |
1.4.3 重要幕僚和在晋中医的影响 |
1.4.4 卫生经济的现实需要 |
1.5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特点 |
1.5.1 远大的目标 |
1.5.2 合理的原则 |
1.5.3 体制化的方向 |
1.6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研究团体:从创建到改组 |
2.1 兼容并蓄中逆袭创设(1919-1929) |
2.1.1 官办社团的特征 |
2.1.2 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设经过 |
2.1.3 理事为中心的中医学共同体 |
2.2 历经坎坷后改弦更张(1930-1937) |
2.2.1 改组原因及过程 |
2.2.2 会员和分会制度的完善 |
2.2.3 中医师职业团体的雏形 |
2.3 宗旨:从“改进”到“科学化”的嬗变 |
2.3.1 成立初期:弘扬与改进 |
2.3.2“中西医论战”中:衷中参西 |
2.3.3“废止中医案”后:科学化的提出 |
2.4 系统全面的研究规范 |
2.4.1 不断完善的制度规程 |
2.4.2 持之以恒的研究例会 |
2.4.3 行之有效的学术奖励 |
2.5 源于西学的研究思路 |
2.5.1 引进还原论思维:分级与分科 |
2.5.2 实证主义方法 |
2.5.3 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中西医兼容 |
2.6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医学教育:实践与机制 |
3.1 中西医兼业: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和晋城医学馆 |
3.1.1 山西医学专门学堂 |
3.1.2 晋城医学馆 |
3.2 分层培养:山西医学传习所与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3.2.1 山西医学传习所 |
3.2.2 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3.3 改弦易辙: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到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3.3.1 山西医学专科学校 |
3.3.2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3.4 建立中医学制的探索 |
3.4.1 编订课程和教材 |
3.4.2 加入近代学制 |
3.5 借鉴西医的中医教育模式 |
3.5.1 中西医并行教授 |
3.5.2 初试中医护理教育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医疗与卫生:从医院到社会 |
4.1 引进西医理念的中医院 |
4.2 养病室在中医医院的设立 |
4.3 院感管理制度的雏形 |
4.4 中医防疫的体制化实践 |
4.4.1 中医参与防疫的背景 |
4.4.2 疫情报告制度的建立 |
4.5 中医退出传染病防控的原因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体制化的社会行动:联合与抗争 |
5.1 面对“管理医士规则”秉持 |
5.2 在加入教育体系中凸显 |
5.3 在“存废之争”中联合 |
5.4 为设立中央国医馆呼号 |
5.5 中医体制化构想的提出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学术传播交流:期刊与书籍 |
6.1 编辑出版期刊 |
6.1.1 《医学杂志》的出版 |
6.1.2 《医学杂志》的发行 |
6.1.3 《医学杂志》的编者 |
6.1.4 《医学杂志》的作者 |
6.2 从“改进”向“科学化”的调适 |
6.2.1 办刊宗旨 |
6.2.2 栏目设置 |
6.2.3 文章主题 |
6.2.4 作者倾向 |
6.3 征集审查民间验方 |
6.3.1 民间验方的征集活动 |
6.3.2 严谨合理的审查程序 |
6.3.3“贱便验”为纲的收录标准 |
6.3.4 《审查征集验方》的社会影响 |
6.4 出版发行名家论着 |
6.4.1 彭承祖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
6.4.2 赵缉庵与《针灸传真》 |
6.4.3 杨百城及《灵素生理新论》 |
6.4.4 时逸人和《中国时令病学》 |
6.5 革新中医学术交流 |
6.5.1 转变交流思想 |
6.5.2 初建引文规范 |
6.5.3 丰富交流途径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启示 |
7.1 官办背景成就了中医体制化的独特样本 |
7.2 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助力中医体制化发展 |
7.3 中医体制化的思想在抗争过程中凸显 |
7.4 制度变迁导致产生近代中西医二元格局 |
7.5 中医体制化建设要规避中医科学化的悖论 |
7.6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1 中医改进研究会重要管理制度规章 |
附录2 中医改进研究会教育活动相关资料 |
附录3 中医改进研究会医疗卫生相关资料 |
附录4 中医改进研究会社会行动相关资料 |
附录5 中医改进研究会学术传播相关资料 |
附录6 《医学杂志》全期目录 |
附录7 近代山西医学人物小传及名录 |
附录8 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抗战文化”研究热与非常态社会环境下媒介研究的冷思考 |
一、“抗战文化”与“非常时期”的出版业研究 |
二、桂林“文化城”独特历史现象中的文化供应社 |
三、基于传播学理论框架下的抗战出版史个案研究 |
第二节 研究综述:有关“抗战文化”、“桂林'文化城'”和“出版史个案”的研究概况 |
一、关于“抗战文化”与“抗战出版史”的研究情况 |
二、关于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研究情况 |
三、关于抗战时期出版个案的研究情况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主体内容与创新点:基于传播学理论构架的出版史个案研究 |
一、基于历史学研究的史料爬梳 |
二、基于传播学理论的内容构架 |
三、本文创新点 |
第一章 文化供应社:非常态社会环境下诞生的媒介组织 |
第一节 冲突与流徙:抗战时期的文化传播生态 |
一、战时文化变迁:出版业的西迁与空间格局的转变 |
二、意识形态博弈:日伪、中央、中共战时文化政策之比较 |
三、聚合与多元:战时出版业的文化传播特征 |
小结 |
第二节 求同存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桂林“文化城”的形成 |
一、新桂系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与开放的政治姿态 |
二、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统一战线策略在广西的实践 |
三、地利与人和:桂林“文化城”形成的硬、软条件 |
四、桂林“文化城”独特的文化传播现象分析 |
小结 |
第三节 新军突起:文化供应社的诞生与发展 |
一、序曲:广西建设研究会对进步文化传播的铺垫 |
二、筹备与成立(1939年) |
三、发展期(1939年—1942年) |
四、转型期(1942年—1944年) |
五、重建期(1945年—1948年) |
六、转移期(1949年—1953年) |
小结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股份制”的出版企业与“进步性”的出版同人 |
第一节 “二元制”的股份有限公司模式与组织架构 |
一、文供社的董事会、监事会构成及股东会议制度 |
二、文供社的企业融资及增股状况 |
三、文供社的企业构架与运行 |
小结 |
第二节 进步性的人事组织策略与危机应变 |
一、建社初期的人事结构及学习型组织建设 |
二、皖南事变后的人事调整与出版人的坚守 |
小结 |
第三节 “监护人”:文供社的管理层 |
一、李任仁:“数茎红花带雨横” |
二、陈劭先:“海内几人同” |
三、陈此生:抗战文化合作的“桥梁” |
四、万民一、万仲文、赵晓恩:临危受命的“掌门人” |
小结 |
第四节 “把关人”及“舆论领袖”:文供社的编辑群与作者群 |
一、胡愈之:大众文化出版的操盘手 |
二、邵荃麟:进步文化建设的思想者 |
三、傅彬然、宋云彬、杨承芳等:学养深厚的出版专家 |
四、文供社的作者群:进步文化传播的“舆论领袖” |
小结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大众化”语境下文供社的出版生产 |
第一节 抗战语境下的传播受众与文化出版 |
一、抗战时期的传播受众的特征 |
二、抗战时期“大众化”的出版特征 |
三、桂林“文化城”的出版物概况 |
小结 |
第二节 文化供应社的编辑方针及出版概况 |
一、制定与完善(1939年—1942年):以通俗读物为核心的编辑方针及书刊生产 |
二、发展与转型(1942年—1944年):以文艺类书籍为主的书刊生产 |
三、收缩与转移(1944年—1953年):以重版为主的维持性生产 |
小结 |
第三节 “文化室图书”与《新道理》:“大众化”传播语境下的通俗读物 |
一、大众文化传播的空间布局:“文化室图书” |
二、大众文化传播的时间延展:《新道理》杂志 |
小结 |
第四节 从“大众文艺读物”到“文学创作丛刊”:抗战文艺向深处挖掘之路 |
一、“大众文艺读物”的生产 |
二、通俗文学单行本的流行 |
三、青少年文艺类丛书的普及 |
四、“文学创作丛刊”的问世 |
小结 |
第五节 《文化杂志》月刊:学术理论的阐扬与抗战文艺的传播 |
一、《文化杂志》的创刊与编辑内容分析 |
二、文化建设的反思与学术理性的阐扬 |
三、“文艺”栏目的设置与抗战文学的传播 |
小结 |
第六节 地方性出版物:权力场的借势与平衡 |
一、《干部政策》:广西地方干部建设学校的教材出版 |
二、“国民教育丛书”:广西“新县制”下的国民基础教育指导书 |
三、其他广西地方性书籍及学术书籍的出版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文供社战时的发行策略与话语权的斗争 |
第一节 文供社发行渠道的建设与拓展 |
一、1939年—1941年:发行部门的草创与发展 |
二、1941年—1943年:发行业务的壮大与延伸 |
三、1944年—1953年:抗战末期发行工作的转移与战后的重建 |
小结 |
第二节 文供社的发行方式 |
一、门市与批发 |
二、邮购业务 |
三、流动发行 |
小结 |
第三节 文供社的营销策略 |
一、品牌形象的建立 |
二、行政力量推广 |
三、自办期刊推广 |
四、广告宣传推广 |
五、书刊促销策略 |
第四节 “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与战时桂林出版生态 |
一、广告主体分析 |
二、广告内容分析 |
三、广告书价分析 |
小结 |
第五节 抗战文化的多形式传播与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一、形式多样的抗战文化传播形式 |
二、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文供社的出版传播效果、历史贡献及思考 |
第一节 文化供应社出版活动的传播效果 |
一、出版物的传播覆盖面与数量 |
二、传播受众的反馈与影响 |
小结 |
第二节 文供社抗战文化传播的历史贡献 |
一、团结和保护了大量进步文化人维系了进步文化事业的开展 |
二、在文化运动低潮时期繁荣了抗战文化与地方文化 |
三、对抗战文化研究特别是抗战文学研究保存了大量的史料 |
四、为中国现代出版精神的建设提供历史参考 |
第三节 文供社出版活动的历史局限 |
一、通俗读物的过剩与经典作品的缺乏 |
二、权力场的博弈影响了出版生产的不稳定 |
三、战后未能延续文化生命服务地方出版事业的遗憾 |
第四节 对文化供应社出版传播活动历史的思考 |
一、“压制还是包容”:文化体制的策略选择 |
二、“顺为还是变革”:媒介组织的战时选择 |
三、“迎合还是引导”:传播主体的文化选择 |
本文结论 |
附录一: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大事记 |
附录二: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编印书籍目录 |
附录三: 《文化杂志》分类目录索引 |
附录四: 相关图片 |
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致谢 |
(9)个人数字文件保存挑战与档案馆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个人数字文件的大量产生及其长期保存价值 |
1.1.2 个人数字文件流失或损毁情况严重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1.2.3 国内外研究评析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5 研究意义 |
1.5.1 理论意义 |
1.5.2 现实意义 |
1.6 研究创新点 |
2 理论基础 |
2.1 核心概念探讨 |
2.1.1 文件 |
2.1.2 数字文件 |
2.1.3 个人数字文件 |
2.2 相关概念辨析 |
2.2.1 个人档案 |
2.2.2 家庭档案 |
2.2.3 私有档案和私人档案 |
2.3 管理理论 |
2.3.1 鉴定理论 |
2.3.2 后保管理论 |
2.4 法律依据 |
3 现状调查 |
3.1 调查目的、方法与内容 |
3.2 网站调查结果 |
3.2.1 个人档案工作情况 |
3.2.2 电子档案接收和数字档案馆建设情况 |
3.2.3 个人数字档案工作情况 |
3.3 电话访谈结果 |
3.3.1 电子档案接收和数字档案馆建设情况 |
3.3.2 名人数字档案工作情况 |
3.3.3 图书馆、文学馆的情况 |
3.4 现状总结及问题分析 |
3.4.1 现状总结 |
3.4.2 问题分析 |
4 改变观念——档案馆应对个人数字文件保存挑战的第一步 |
4.1 认识参与个人数字文件保存的必要性和意义 |
4.1.1 必要性 |
4.1.2 意义 |
4.2 重新思考个人数字档案收集中的困难和问题 |
4.2.1 收集上的困难 |
4.2.2 数字档案的价值问题 |
4.3 小结 |
5 提前干预——数字时代档案馆保存个人文件的关键 |
5.1 提前干预方法的产生 |
5.1.1 提前干预方法的提出 |
5.1.2 相关论辩 |
5.2 个人形成和管理其数字文件的行为分析 |
5.2.1 个人形成、整理和处置其数字文件的行为分析 |
5.2.2 个人鉴定其数字文件的行为及个人的价值观念分析 |
5.2.3 个人保存其数字文件的行为分析 |
5.2.4 总结与启示 |
5.3 实例分析 |
5.3.1 Paradigm项目 |
5.3.2 Digital Lives项目 |
5.3.3 iKive项目 |
5.3.4 评价 |
5.4 提前干预的建议实施步骤 |
5.4.1 第一阶段——初步和周期性的接触活动 |
5.4.2 第二阶段——数字收集活动 |
5.5 小结 |
6 因地制宜——不同档案馆管理个人数字档案的路径选择 |
6.1 从物理媒介上的个人数字档案着手保管的路径 |
6.1.1 物理媒介上的个人数字档案的保管规律 |
6.1.2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相关项目经验分析 |
6.1.3 评价与启示 |
6.2 依托本馆数字仓储的路径 |
6.2.1 数字档案馆纳入个人数字档案的可行性分析 |
6.2.2 加拿大图书档案馆的经验分析 |
6.2.3 评价与启示 |
6.3 依托管理软件的路径 |
6.3.1 工作原理分析 |
6.3.2 管理过程分析 |
6.3.3 评价与启示 |
6.4 与其它机构合作的路径 |
6.5 小结 |
7 教育指导公众——档案馆保存个人数字文件的新思路 |
7.1 档案工作向社会/社区范式的转变 |
7.1.1 范式提出的背景 |
7.1.2 范式的提出及其内涵的深化 |
7.2 档案馆教育指导公众的现实基础及意义分析 |
7.3 实例分析 |
7.3.1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个人数字存档项目 |
7.3.2 沈阳档案局的家庭档案工作 |
7.3.3 评价 |
7.4 教育指导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及解决方法思考 |
7.4.1 资金和人力上的困难 |
7.4.2 如何吸引和发动公众的问题 |
7.4.3 如何争取与其它机构合作机会的问题 |
7.5 小结 |
8 总结和展望 |
8.1 总结 |
8.2 展望 |
附录 |
附录1 部分省级综合档案馆对名人档案收集范围的规定 |
附录2 部分省级综合档案馆对名人档案收集内容的规定 |
附录3 我国档案馆个人数字档案保存工作现状的访谈提纲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及奖励 |
致谢 |
(10)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问题的提出 |
(一) 历史学的转型 |
(二) 教育史学的转型 |
(三) 现实的呼唤 |
二、研究意义 |
(一) 学术意义 |
(二) 现实意义 |
三、学生社团活动研究的回顾与评析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三) 研究现状的评价 |
四、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目的 |
(一) 研究的理论基础 |
(二) 研究目的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北大学生社团活动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发展轨迹 |
一、北大学生社团活动产生的历史背景 |
(一) 错综复杂:社会思潮的影响 |
(二) 应时而生:突出事件的诱发 |
(三) 不可或缺:关键人物的推动 |
二、北大学生社团历史的发展脉络 |
(一) 源远流长:学生社团产生的历史渊源 |
(二) 寥若星辰:1912.1-1916.12北大学生社团活动 |
(三) 竞相开放:1917.1-1927.3北大学生社团活动 |
(四) 读书不忘救国:1927.4-1937.6北大学生社团活动 |
(五) 救国第一:1937.7-1946.8西南联合大学学生社团活动 |
(六) 再起争端:1946.9-1949.2北大学生社团活动 |
第二章 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目标、方式及概况 |
一、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目标 |
(一) 组织的视角 |
(二) 主体的视角 |
二、北大学生社团活动方式 |
(一) 演讲 |
(二) 集会 |
(三) 出版刊物 |
(四) 实践活动 |
三、北大学生社团的活动概况 |
(一) 学生社团总体活动概况 |
(二) 学生社团个体运行概况 |
第三章 北大学生社团的组织结构、组织过程与组织控制 |
一、组织结构 |
(一) 社团的组建 |
(二) 组织结构 |
二、组织过程 |
(一) 沟通过程 |
(二) 决策过程 |
(三) 领导过程 |
三、组织控制 |
(一) 规章制度及其执行 |
(二) 经费来源、开支与管理 |
第四章 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主体及内容 |
一、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主体 |
(一) 活动主体参与学生社团活动的“心理场” |
(二) 学生社团活动主体的人格特征 |
(三) 活动主体在学生社团中的参与程度 |
二、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内容 |
(一) 学术类学生社团活动的内容 |
(二) 服务类学生社团活动的内容 |
(三) 文娱类学生社团活动的内容 |
(四) 友谊类学生社团活动的内容 |
(五) 信仰类学生社团活动的内容 |
第五章 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作用与影响 |
一、保护了民族利益 |
(一) 反日、抗日活动中的北大学生社团 |
(二) 其他反帝爱国运动中的北大学生社团 |
二、促进了社会的民主进步 |
三、转变了学风 |
四、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 |
五、培养了大批各类人才 |
结语 |
一、分析与总结 |
二、启示与思考 |
参考文献 |
一、史书、档案、资料汇编类 |
二、专着类 |
三、北大校报校刊类 |
四、传记、日记、回忆录类 |
五、博(硕)士学位论文类 |
六、期刊类 |
七、外文文献类 |
后记 |
四、《生物技术通讯》征稿细则(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D]. 王美.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省政研究(1927-1937)[D]. 王力. 河南大学, 2020(02)
- [3]近代中国健康问题研究:基于民族主义的视角[D]. 曹永光. 赣南师范大学, 2019(07)
- [4]《现代技术陶瓷》征稿细则(2019版)[J]. 《现代技术陶瓷》编辑部. 现代技术陶瓷, 2019(Z1)
- [5]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D]. 孙磊. 山西大学, 2018(04)
- [6]南天兴学—云南私立五华文理学院研究[D]. 白亚辉. 云南大学, 2018(01)
- [7]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D]. 刘洋. 山西大学, 2017(02)
- [8]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D]. 宋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9]个人数字文件保存挑战与档案馆对策研究[D]. 徐欣欣. 武汉大学, 2016(01)
- [10]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活动研究[D]. 李浩泉. 华中师范大学, 20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