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通讯事件引发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陈玉萍[1]（2021）在《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诱发、演化与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伴随中国体育旅游产业的快速兴起,体育旅游危机事件呈现多发态势,在互联网场域中,此类危机事件被当事人、网民、媒体等主体爆料后,经由网络媒体与自媒体的传播扩散,极易演化为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本文以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为研究对象,基于危机管理理论、治理理论、生命周期理论、议程设置理论、系统论等理论基础,综合应用文献资料法、内容分析法、案例分析法、趋势分析法等方法,系统研究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诱发演化、影响与治理等核心内容,其理论贡献在于形成了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研究的理论体系,也将为应对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保障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参考。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体育旅游快速发展促使危机事件发生风险增加,体育旅游危机事件显示出环境因素与个体因素交融触发、事发空间从局地性向广域化扩散、事发时间从集中向分散迁移等发展态势。体育旅游危机事件在互联网场域中极易演变为网络舆情。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是由客体、主体、本体以及载体等四大要素构成,呈现出主体多元性与社群化、客体破坏性与复杂化、本体隐匿性与无序化、载体交互性与多样化等特征,呈现出网民表达理性化、舆情信息去中心化、传播媒介融合化等演变态势,具有主体需求导向功能、体育旅游产业危机预警功能、网民舆情依赖功能与多利益主体行为监督功能。（2）体育旅游系统由客源地需求系统、目的地接待系统、通道系统与支持保障系统构成。体育旅游系统子系统突变、子系统协同弱化、外部环境变迁冲击等原因引致系统整体紊乱。当紊乱熵值超越临界点之后,系统发生脆性崩塌引致危机事件发生。危机事件完成比特化网络转录后,在事件属性、网络表达平台、网民心理行为、政企调控缺失、媒体注意力聚焦等因素合力作用下,极易发酵演变为网络舆情,进而形成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系统。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萌发与网络舆情系统初步形成的标志为:（1）体育旅游危机事件完成从事发地到互联网场域的比特化转录;（2）网民、媒体、意见领袖、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开始将注意力资源大量投向体育旅游危机事件;（3）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信息流呈现特定流向规律。（3）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演化具有时序动态性、多维性、跃变性、衍生性、反馈性、不确定性等特征,它受网络舆情系统中主体子系统、载体子系统、客体子系统的综合影响,外围宏观舆情环境通过主体因素、载体因素、客体因素的中介力量间接推动网络舆情演化。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演化内源动力包含事件冲击力与当事人牵引力,外源动力则由网民关注力、媒体关注力、政府调控力、意见领袖动员力、网络平台扩散力等构成,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前期演化动力主体为内源动力,后期演化受内源动力与外源动力耦合交互作用。在网民关注力、媒体关注力、政府调控力、意见领袖动员力、当事人牵引力、事件冲击力、公共或个人网络平台扩散力的合力作用下,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经历酝酿、爆发、成熟与衰退四个生命周期阶段;不同阶段,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演变的各动力源作用强度不同,引致各生命周期阶段呈现出异质的演变规律。（4）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呈现出宏观、中观、微观多维并举的影响格局。宏观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国家形象、国际体育赛事旅游承办、宏观政策制度变迁等方面;中观影响主要表现为对体育旅游产业需求、体育旅游产业供给、体育旅游产业区域竞争格局、体育旅游市场规模、体育旅游产业生命周期演化等方面的影响作用;微观影响主要为对体育旅游者、体育旅游企业、体育旅游从业人员、体育旅游目的地、网民、媒体等主体的影响。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影响存在空间溢出与产业溢出效应,对具有地理空间隶属关系的目的地、同质体育旅游目的地、同质旅游危机事件发生地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对目的地体育产业、旅游产业等有产业溢出影响,并通过城市形象受损影响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对线下线上有融合影响作用;其影响场域呈现从体育旅游事发地到体育旅游目的地再到空间关联及产业关联旅游目的地的扩散规律。在各生命周期阶段,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舆情球体”体积发生动态变化,反应舆情热度高低,进而对宏观、中观、微观各层面产生非均衡的影响强度。（5）基于协同治理理论,考虑到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不同发展程度、不同治理主体、不同治理手段下,治理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在路径与策略上的差异性,特提出协同分异治理的理论范式。建议以制度保障为基础、以组织保障为核心、以资源保障为依托,建立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保障体系;同时,建构涵盖预防与应急准备机制、监测预警机制、应急处理机制、恢复与重建机制的协同分异治理机制。基于网络舆情演化生命周期的过程性差异,提出协同分时治理路径及策略。基于网络舆情发展强度的差异,将网络舆情分成轻微级、警示级、严重级三种等级,提出针对不同级别的协同分级治理路径及策略。从政府、媒体、社区居民、意见领袖、体育企业与旅游企业、体育社群等主体出发,提出协同分主体治理的路径与策略。基于治理方式的刚柔性差异,提出协同分式治理的路径与策略,刚性治理方式表现为强化舆情管控法律与制度建设、提升技术治理能力,柔性治理方式则重在塑造舆情治理理念、培育体育旅游业风险文化、引入社会力量管控、重视网络伦理建设;柔性治理与刚性治理在协同分异治理下的耦合互动,可提升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治理水平,进而有助于推动体育旅游产业生态改善与体育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
李曼宁[2]（2021）在《转基因报道的话语生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转基议题进入大众视野,就产生了许多研究面向。本文选择话语生产的研究视角,以纸媒中的转基因报道为研究对象,从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选取2010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的新闻报道作为研究样本,探究中国社会转基因报道的话语生产变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察媒体的转基因话语生产机制,并对转基因报道的话语生产影响因素、话语争夺情况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我国转基因报道的重心完成了从科学问题的讨论到社会问题的监管方向的转移,纸媒的报道以“稳”为主,积极的“挺转”文章和呼吁理性的中立文章是纸媒报道的主要旋律。中央媒体的转基因话语表达紧跟国家信号,牢牢把握中国社会的转基因话语主导权,建构转基因话语的主流价值观;地方媒体的转基因报道工作,更加关注本地的转基因管理政策。随着时代进步,媒体报道中的转基因形象越来越丰富。虽然转基因报道中支持与质疑的声音同在,二者存在一定的冲突,但达成了“中国必须发展转基因”的共识。国家政策,媒体定位是影响各级媒体话语生产、表达的主要因素。本文借鉴费尔克劳夫的三维框架对研究样本展开话语分析,研究发现转基因报道的话语实践倾向于精英话语。从转基因话语的社会实践表现来看,纸媒中的转基因话语生产重视身份建构,舆论引导,科普知识,解决问题这四个方面。纵览新闻报道发现,媒体在呈现不同话语主体的观点时没有做到各方的平衡,导致精英话语、大众话语的交流错位,另外媒体报道中的失范行为也是转基因话语生产中需要妥善解决的问题,民众在纸媒报道中的话语表达是“缺场”状态。基于以上的研究结果,本文对未来转基因的报道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注重话语表达方式,在保证科学性、准确性的同时使之更接地气;二、新闻报道注重公众主体性,以公民为采访对象了解他们对转基因政策、管理制度的看法;三、对国内外转基因新闻保持敏感度,及时报道,提高转基因报道工作的质量;四、开展转基因报道时根据媒体定位发挥自身优势,对转基因报道进行深加工。
汪心馨[3]（2021）在《基于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的基因编辑报道研究 ——以澎湃新闻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基因编辑技术为生命科学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被视作治愈人类基因遗传疾病的曙光。Ng Ago可重复之争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爆发,不仅让社会大众普遍了解到基因编辑技术,也使其陷入重重舆论争议之中。在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中,大众媒体是争议性科技信息的传播者与解读者,成为专家与公众之间最重要的风险沟通桥梁。因此,探究媒体传播对公众认知的影响、不断改进基因编辑报道的方式,对该技术的发展与推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择澎湃新闻这一代表性媒体,收集其于2015年4月25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发布的基因编辑报道386篇以及其热门评论1248条作为全部研究样本。基于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采取内容分析法进行研究,以四大风险信息属性考察媒体报道的信息机制,从而分析澎湃新闻的议程设置情况;以风险的放大程度和风险的放大效果检视网络舆论的反应机制,风险放大程度强调报道的传播力情况,风险放大效果则强调受众的评论情况。并利用SPSS软件完成描述性分析、卡方检验、线性回归等数据分析,得到基因编辑报道信息机制与网络舆论反应机制的特点与关联。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总结出基因编辑报道的以下现存问题:在报道的信息机制层面,主要存在形式与内容上的报道策略不当以及报道失范现象;在公众的反应机制层面,则主要体现为未能满足公众信息需求以及未能保障公众话语权这两方面科技传播与风险沟通缺陷。接下来,从丰富报道形式、完善报道内容、培养报道人才、建立沟通机制四个角度出发,提出包括优化报道超链接、增加报道短视频、增强报道人文色彩、注重国际科技热点、组建通讯员队伍、提升科技记者素质、引入共识会议模式、倡导参与式新闻理念在内的基因编辑报道优化建议,希望能够给予媒体一定启迪。
李金春[4]（2021）在《《中国青年报》（2015-2020）“两会”新闻语言研究》文中指出新闻语言是用于表述、传播新闻事实的规范化语言。《中国青年报》肩负“推动社会进步,服务青年成长”之重任,在发布和传递全国“两会”新闻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特定的群体受众倾向,其新闻语言作为重要的媒介符号,连接了国家、社会和青年。本文从新闻文本研究的角度出发,重点分析《中国青年报》“两会”新闻语言的语言手段和非语言手段的组合运用。语料选取自《中国青年报》2015—2020年的全国“两会”新闻,全文共计五章。第一章明确研究对象并对其做简要概述;第二章、第三章分别研究新闻语言生成中所使用到的语言手段和非语言手段,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法、统计分析法和描写阐释法等,深入研究该报所刊“两会”新闻语言的语言手段和非语言手段的具体使用,包括词汇、句式的运用及特点,以及修辞、语篇的运用及特点;第四章分析“两会”新闻语言的语境,探讨语境因素对其生成语言手段和非语言手段的影响;第五章基于前文研究,结合问卷分析当前《中国青年报》“两会”新闻语言在青年群体中的传播现状,并结合语言学和新闻传播学的相关知识,对新闻语言的生成和建构进行更全面的思考。《中国青年报》“两会”新闻语言以客观、准确为基础,以直观、通俗为原则。在语言手段运用方面,名词、动词为主要的语言连接要素,词的选用准确、客观,缩略语的使用让语言简洁、精练;句子方面,以长单句为主,冗长、信息量大是其句型最大的特点,“某某表示”的是其“两会”新闻语言句式的最大特色,同时使用了符合语言经济原则的主语隐现句,句类运用以陈述句为主疑问句为辅。在非语言手段运用方面,语篇以连接、照应、省略以及词汇手段实现语篇衔接,构成顺承型、因果型、转折型的语篇结构;表层修辞为主,深层修辞为辅的辞格运用,使得“两会”新闻语言少了些严肃多了些生动。“两会”新闻语言的生成与传播实现了言内语境与言外语境高度契合。可以说,《中国青年报》“两会”新闻语言在保留新闻语言正式、严谨的基础上,正尝试更加灵活的语言运用手段,贴合当下传播的语境,实现“两会”新闻语言的有效传播。
朱振华[5]（2021）在《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美国对域名资源的商标权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域名是一种网络标记,其功能是用具象的字符替代抽象的IP网络地址,方便用户访问互联网资源。域名是应对接入互联网节点不断增多而开发的技术产物。而商标是特定符号构成的用于区分产品与服务的商业标记。两者都具有标识符特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互联网的商业化带来域名需求的剧增,其商业价值也不断凸显,这种由技术催生的数字资源与商标这种传统商业资源之间因相似性而产生了冲突,并由此引发了关于域名资源的集体行动。对于美国来说,把商标权引入网络空间以治理域名资源,既有技术可行性,也能服务于美国的政治经济目的。技术上,域名系统是互联网中为数不多的需要执行中心化管理的节点。美国对域名系统的技术垄断,以及域名的垂直管理架构,为美国控制域名资源提供了技术保障。而在政治经济层面,以解决域名与商标冲突为契机,用商标权治理网络空间,不仅能够维护美国大商业集团的利益,为它们在开拓网络边疆的过程中建立有利的制度保障,同时也能服务于美国同时期的全球信息技术战略。本文的研究问题是,美国是如何利用商标权来实现对域名资源的控制?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结合历史分析方法,对美国以商标权划定域名资源产权,以及在网络空间建立商标权保护制度的过程进行了历时性的考察。美国以商标权划定域名资源产权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域名的技术治理时期。在技术治理时期,因为域名的商标价值不大,对传统商业集团带来的冲击有限,并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关注。第二个阶段是互联网商业化后,域名资源的商业价值凸显,域名与商标冲突开始不断加剧,引发了围绕域名资源的集体博弈,并受到了美国商务部的注意。在第三个阶段,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商业资本的利益,也为了阻止域名治理走向国际化,不惜违反相关的行政法规,开始动用国家的行政力量,建立了私营性质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划定了域名资源的产权,使其成为了美国的“私有资源”。在界定了域名资源的产权之后,美国以ICANN为起点,不断强化网络空间的商标权保护制度,通过建立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反对与争议解决程序、商标信息交换中心、预注册权限和注册通知服务、域名的统一快速终止程序、商标授权后争议解决程序等制度,用以维护商业资本的利益。基于上述考察,研究主要获得了以下三方面的发现。一、以商标权界定域名资源的产权,减少了美国商业资本在开拓网络边疆过程中对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它们创造收益、积累财富的动力,从而提升了经济绩效。二、美国在网络空间建立的商标权保护力度远甚于现实世界,大幅节约了解决域名与商标冲突的交易成本,使得前述的预期收益得以强化。三、美国以商标权治理网络空间,增大了其对网络空间的政策制定权。美国主导的解决域名与商标纠纷的制度成为了全球准则,为美国商业资本迅速地占领全球市场提供了制度保障,强化了美国在互联网全球治理中的霸权地位。国际社会虽然对此进行长期抗争并获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传统以主权国家主导的抗争难以适应网络社会的治理需求,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互联网全球治理的现状。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以跨学科的视角,从微观的商标权入手去研究互联网的全球治理问题,为认识美国把控互联网全球治理的路径提供了新的解释。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虽然提出互联网的技术变迁、制度变迁以及美国的数字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关联并就此进行了解释,但未能建立量化模型,揭示域名技术、商标权保护制度与美国数字经济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也将成为后续研究的方向所在。
董子君[6]（2021）在《台湾地区媒体对“慰安妇”议题的议程设置研究 ——以《联合报》《自由时报》为中心》文中提出“慰安妇”问题作为一个重大的战争遗留问题,关涉历史、外交、社会、性别、人权以及心理等多个领域,“慰安妇”制度受害老人们的疾呼与生活现状如今也牵动着社会上许多人的心。中国台湾作为这一制度的受害地区,于1991年起,其政府、民间团体以及媒体、民众便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跟进。媒体作为传播信息的主要中介也承担着记录历史的功能,议程设置于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以1991年韩籍“慰安妇”制度受害者金学顺老人站出来控诉日本政府至今的时间段内,《联合报》与《自由时报》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报道为研究对象,通过内容分析、文献考察分析及比较分析等方法探究了台湾地区媒体对“慰安妇”议题的议程设置情况。在对其相关报道的数量、时间、主题及其属性议程等进行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后,对两报发挥的议程设置功能进行评析,总结出其阶段性特点及其与历史现实的关系,探究影响两家媒体构建议题的社会、历史因素及其局限性,最后对媒体进行“慰安妇”议题的议程设置提出建议。研究发现,两报在“慰安妇”议题的议程设置客体倾向上有所不同,在制度或受害者直接相关事件、国际政府层面的相关言行以及民间相关言行三类主题中,《联合报》相对更倾向报道民间相关言行议题,而《自由时报》更倾向关注国际政府层面的相关议题,同时分别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议题建构方式上,两报均较多采取消息、通讯的方式介绍事实,同时辅以评论文章加强意见的表达和舆论的引导。在两报“慰安妇”议题的属性议程设置关注上,则均较多突出议题的问题阐释属性和中立情感属性。此外,两报的议程设置作用均达到了吸引公众注意力、传递事实与专业信息、表达多方意见以引导舆论乃至发挥社会公共性以呼吁理性思考的效果。此外较为创新的是,本文将两报关于“慰安妇”议题的议程设置分为了五个发展阶段,以更好地探索台湾地区媒体对“慰安妇”议题的关注情况与变化趋势,同时从媒介的角度梳理这一问题在台湾地区的发展。通过分析发现,台湾地区的受害者身份与日本的不道歉态度是媒体关注这一议题的根本原因,而台湾地区特有的社会环境特点包括对制度受害者的独特关注行动以及岛内历史、政治特点等均影响着两报进行议程设置,两报的属性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两报立场、报道角度的差异。最后,本文建议在台湾以及其他地区媒体对“慰安妇”问题进行议程设置时,应当减少媒体政党属性的影响,并且加大报道关注的主体范围,以能够为公众提供更广泛、专业的事实与意见,增大公众的认知广度与深度;同时,在此类私密话题、历史议题进入公共话语空间时也应当加强对问题阐释属性的重视,以更加柔和、具有人文关怀的方式传播;而对于这一议题的最终思考应该上升到反思战争和权利平等的层面,使人们能够真正收获到有利于后世发展的精神食粮。
李敏[7]（2021）在《爱尔兰流亡者的跨国民族主义 ——美国芬尼亚兄弟会的兴起与衰落（1858-1880）》文中研究指明当下,全球化和经济的不确定性促进了全球资本网络的建设,日益增加的人口流动性与通讯技术的发展,又促使跨国国界的社会关系日益密切,进而发展出了超越国家边界的社会思潮和政治动员。在这种跨国力量的簇拥之下,民族主义的情绪表达和政治实践,也不必然限定在特定的国家及其领土边界之内。在某种程度上,民族主义者也可以在想象的跨国空间中进行发挥。在历史学家看来,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种跨国民族主义自有其历史先例。1858年,爱尔兰政治流亡者为了实现爱尔兰民族独立,而在美国国土上建立的芬尼亚兄弟会,便是这一民族主义的典型例证。在19世纪中叶大西洋世界出现民族主义浪潮的背景之下,1848年起义流亡者承袭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跨国民族主义传统,在美国建立了一个新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共和派组织,旨在寻求爱尔兰民族独立。这一组织的跨国民族主义属性,不仅体现在组织目标的跨国性上,而且体现在组织的影响力方面。该组织的建立标志着1848年爱尔兰起义失败之后,爱尔兰裔美国人先于爱尔兰本土,第一个爱尔兰民族主义组织。并且,该组织及其领导人的影响力跨越了大西洋。这一在美国境内建立的民族主义组织推动了爱尔兰本土类似组织的建立。两个组织建立之初,即设定芬尼亚兄弟会定期向爱尔兰本土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和人力支援。相比在此之前的爱尔兰裔美国人民族主义组织,建立之初芬尼亚兄弟会的跨国属性非常突出。芬尼亚兄弟会建立之后的最初两年,该组织并没有得到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广泛支持,整体呈现缓慢发展态势。1857年经济危机使得经济能力有限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对该组织爱莫能助;19世纪40-50年代美国天主教会的扩张和对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宣传,使其成为芬尼亚兄弟会最主要的竞争敌手;美国天主教会上层人士对芬尼亚兄弟会的批评,如反教权、秘密结社、暴力倾向等,都不利于该组织在爱尔兰裔美国人族裔社区内部进行宣传和征募会员。而1848年起义失败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心理冲击非常大,深居美国的部分政治流亡者并不认为当时是建立民族主义、再次发起民族独立运动的恰当时机,所以对该组织的兴趣不大。芬尼亚兄弟会建立的最初几年,并未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关注。这能够从该组织领导人的民族主义话语和当时美国民族主义话语的契合性与非契合性之中得到解释。在公民民族主义层面,二者在人权、民族主权和批判旧政权等共和话语,如出一辙。但是在反对英国暴政问题上,两者存在微妙的差异。在文化民族主义层面,从殖民地时代到美国内战之前,美国民族主义的文化排他性是以排外主义思想和实践展开的。无论是基于对新教以外其他宗教信仰的排斥,还是基于外来激进分子的恐惧,都对信仰天主教和崇尚暴力手段实现民族独立的芬尼亚兄弟会而言都是莫大的阻碍。在族裔民族主义层面,美国内战之前,社会达尔文主义尚未成型,种族话语限定在民族性格的含义范围之内,美国民族主义中对“生产者共和国”的强调使得以英裔美国人为代表的本土美国人更加强化了自己心中爱尔兰移民懒惰、堕落等族裔偏见。鉴于本组织发展迟缓,芬尼亚兄弟会在1861年组织了一场跨越大西洋的政治葬礼。这一葬礼有效地激发了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族裔认同,但是从短期效果来看,对该组织的招募工作影响并不明显。对该组织后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是美国内战中芬尼亚兄弟会成员的勇猛作战。正是他们的鲜血和对联邦事业的贡献,促使美国主流社会开始承认和认可该组织的存在。在相对宽松和受欢迎的社会舆论中,芬尼亚兄弟会组织在1863年之后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一发展成果不仅得益于该组织的机构规范化和章程美国化,也得益于与其领导层的双重忠诚价值取向与内战时期美国民族主义发展特点的契合性。在保持对爱尔兰民族独立事业的目标追求上,更多地运用美国公民话语,构建对美利坚民族的认同。内战时期这种双重忠诚的民族认同模式,与组织初创时期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内战结束后,芬尼亚兄弟会的跨国民族主义正式从意识形态的构建转向跨国政治的军事作战实践,同时也开始从巅峰状态迅速跌入低谷模式。一方面,该组织秘密谋划攻击加拿大,意在威胁英国政府用加拿大的领土交换爱尔兰的民族独立。1866年和1870年,芬尼亚兄弟会两次攻入加拿大境内,将于当时英美两国关系交恶,美国政府并没有公开阻止他们的偷袭行为。1871年该组织再次发动攻击时,格兰特政府对其进行了军事干预。该组织的一系列攻击加拿大的行为,并没有有效地推进爱尔兰民族独立事业,却激发了当地人民摆脱殖民地状态、建立加拿大联邦的政治兴趣。另一方面,芬尼亚兄弟会参与和组织了爱尔兰1867年起义,大批美国内战老兵回到爱尔兰本土,实践跨国政治。这一时期,芬尼亚兄弟会领导层一改内战时期的双重忠诚取向,将民族认同问题集中在爱尔兰民族独立问题上,一种激进的共和民族主义占据该组织思想意识上风,较少兼顾美国国内事务和美利坚民族认同。在美国民族主义的视野之下,美国内战其实暗流涌动的反芬尼亚情绪,终于在重建时代迸发出来。遭遇内战重创的美国人,再也无法接受该组织的暴力倾向。在大西洋世界范围内,该组织的一系列活动,悉数被塑造成血腥与暴力事件。这也是这一组织留给20世纪初爱尔兰独立事业的历史记忆和民族遗产。
漆飞[8]（2021）在《审美共同体问题研究 ——以当代批判理论为中心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以当代批判理论的共同体思想为研究对象,在当代美学的问题域中聚焦审美共同体的问题研究,在内容上呈现为生命政治与共同体的美学之维、审美共同体的共识与差异、主体化与去主体化、边界与去边界等具体问题,以及审美共同体的理论批判五个章节。审美共同体研究以生命政治作为总体性的研究进路。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经由微观政治与感性生命场域的重返生成了对政治和美学的不同理解路径。当代批判理论家不同程度地改写、颠覆和超越福柯对于生命权力的后现代式考察,以生命经验的感性之维重构当代生命政治与感觉共同体之间的理论关联。朗西埃转换了福柯的生命政治论题,以对政治与治安的讨论激活对感性共同体分配机制、去身份化和异质感知构成等问题的阐发,经由感性领域的重构生成了不同于福柯的感性政治进路。阿甘本、奈格里、哈特、埃斯波西托等人则基于对生命感知潜能的总体性观照,重新思考感觉共同体与审美感知、主体经验之间的张力,建构了不同生命政治进路下的审美共同体批判思想。共识与差异是审美共同体的本体性问题。当代批判理论接续和吸收早期批判理论和后批判理论对于宏大叙事、总体性和同一性逻辑的解构,但其并不全然地消解差异,而是在尊重差异和异质性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感觉和情感共通的审美共同体范式。通过颠覆和超越存在论对于共在的反思,当代批判理论家将总体性问题视为一种新的本体论,以独一性、任意独一性、独一复多来重新规定审美共同体内部无法被化约的差异性,阿甘本以任意独一性来指认无法被表征的非本质差异性,埃斯波西托以疫责的空无属性来回应它与普遍性的关系,奈格里和哈特则将差异视为具有生成共同性的重要机制,赋予其生产性的潜能。感知、经验、语言和情感多维度地参与审美共同体的主体表达,基于差异的多元共同体形构出诸多不同类型的去主体化范式。对生命的伦理-美学诉求贯穿在当代批判理论关于审美共同体主体性问题的思考始终,通过秉承福柯晚年对于自我生存的去主体化思考,当代批判理论家以“去同一化”和“去身份化”来重新界定共同体内部感性生命存在的具体内涵。朗西埃以无分之分作为感觉共同体的解放主体,奈格里与哈特基于情感、认知和审美等感性系统来具有生产潜能的主体范式,以容纳差异的诸众来形塑审美共同体的发生,阿甘本则将纯粹潜能作为生命感知的触发机制,以语言和艺术的可交流性作为去主体化的具象呈现方式。“去身份化”是审美共同体的具有解放潜能的主体感性表达,其既没有返回到启蒙现代性时期被高扬的主体性,也未完全地落入后批判理论对于主体的全面批判和解构。基于审美共同体对于差异性和去主体化的内部构成,其外部存在形态呈现为从有边界的、实体的、稳定的向去边界的、非实体的、流动的等方面的转变。认同的危机与归属的困境是审美共同体存在形态问题的核心所指,埃斯波西托以免疫机制的否定性特征预设了一种非实体化感觉共同体的出现,作为边界机制的免疫范式彰显出对感性生命的纳入与排除逻辑,阿甘本以难民的现实问题激活了对生命政治边界的思考。媒介、信息和技术共同地参与着审美共同体的建构,传统基于血缘、宗族和地缘等自然关系纽带的共同体范型被松动,基于流动性的情感、感觉和意义的虚拟化审美共同体正在生成之中。审美共同体以情感和感性系统为内核建立起新的认同价值体系并延伸出诸多不同的表达范式,其自身也蕴藏着向审美乌托邦、异托邦、世界主义等诸多形态转变与对话的可能性。当代批判理论家经由共同体审美和感性维度的阐发,营构出一种基于容纳差异、去主体化的、无边界的、非实体的、流动生成的审美共同体范式,这一范式不仅构成了对于后现代以降总体性危机的重新反思和回应,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对当代美学与政治关系的思考。在回应后现代之后的总体性问题时,当代批判理论彰显出极强的现实介入品性和批判色彩,然而这一介入性常常体现为理论与思辨层面的介入性。在面向现实语境中的具体问题时,审美共同体思想呈现出其限度,一方面是在理论介入现实时存在转换的矛盾性和难以现实化,另一方面是理论自身的不可转换性。
察应坤[9]（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认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黄菲蒂[10]（2020）在《时代语境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嬗变》文中研究表明报告文学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以来,始终以现实和历史的在场者身份参与着百年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显示着独特而重要的文体价值。报告文学是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重要文学参照,不但取得了丰厚的创作实绩,而且在一些重要历史时期成为时代文学主潮之一。但报告文学理论研究却相对缓慢和单薄,未能给如此丰厚的创作提供足够的理论阐释与话语支撑,这不仅使这一特殊文学样式难以获得应有的文学史认同,还使文体在合法性上遭遇危机。现代以来的文学理论话语建构在以小说为主体的文学创作之上,报告文学因其纪实性特征与小说等虚构文学在文化立场、价值取向、话语方式上都存在很大差异,就相对处在这一理论评价体系的边缘。因而,建构起从报告文学自身特性出发的、符号自身创作规律的理论话语就显得尤为重要。报告文学的纪实性、社会性、公共性等基本特征决定了其与虚构文学把握现实的方式不尽相同。报告文学对现实的把握主要表现为对时代主题和现实问题的真实书写上,时代主题和现实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报告文学的写作主题。这充分说明报告文学的主题话语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核心问题,而把握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则是抵达文体本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报告文学与时代紧密互动,其主题话语必然随时代语境变迁而嬗变。因而,本文试图从时代语境与百年来报告文学发展的互动关系,考察以主题话语嬗变为问题意识的报告文学核心价值,同时为认识百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提供一个报告文学的参照系,并尝试为报告文学自身理论话语的建构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基于以上观点,除绪论和结语,本文主体部分设置五章内容。第一章论述近现代语境与发生期报告文学的启蒙主题书写。论文将从文体孕育的前提条件、阶级属性、时代语境、作家主体意识觉醒等方面来考察报告文学的发生。重点论述发生期报告文学以实录和写实文学观为宗旨的创作特征,并以梁启超等代表性作家作品为中心着重考察启蒙主题在报告文学创作中的有力表达。第二章阐释1930-1940年代报告文学对民族救亡主题的深入书写。第一节重点考察“左联”对报告文学的倡导和推动,着力分析1930年代救亡主题在报告文学中写作中的多维表现;并以《包身工》等经典文本为重点阐释对象探讨这一主题在报告文学书写中达到的高度。第二节论述1940年代报告文学的救亡书写和文艺大众化运动,结合抗战背景、文艺政策分别考察解放区与国统区、沦陷区救亡书写的不同情形。另外还要专门论述这一时期大规模群众性写作活动及“一日”体报告文学现象。第三章重点论述建国后十七年及文革时期报告文学以新中国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为中心的主题书写。新中国成立,报告文学热情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和时代英雄人物,形成了以祖国建设和时代人物为中心的第一个主题话语。其次,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在数以千计的报告文学作品中被记录和传唱,形成一个重要写作主题,《谁是最可爱的人》正是这一主题书写的经典文本,值得深入解读。此外,报告文学随时代政治风浪起伏,一方面在“双百”方针短暂的宽松氛围下出现了一些“干预生活”的写作,一方面在紧张压抑的氛围中走向文体异化,对这两种主题书写的变奏我们也将单独进行阐释。第四章论述新时期以新启蒙和史志录为主题话语的报告文学创作。第一节重在阐释新时期启蒙语境与报告文学自觉之间的重要关系。文革结束后,一场重新发现人和人道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到来。作家重新对现实发声,“文学主体性”观念确立。《哥德巴赫猜想》与伤痕小说、朦胧诗一道成为新时期到来的先声,也是报告文学复兴的标志。报告文学的现实精神和批判意识开始回归。接下来重点阐释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对新时期启蒙主题的宏观呈现。在198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将启蒙主题推向高潮,一时间成为文学主潮。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作家在对问题的写作中体现出对民众启蒙的强烈愿望,以启蒙为目的的问题意识正是社会问题报告文学问题意识的核心。赵瑜是这一写作的代表作家,不论从创作时间跨度、作品成就、思想深度还是文体探索上,他的写作都已具备某种经典的意义。第三节论述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历史主题书写。1990年代启蒙落潮,“人文精神的危机”出现,报告文学一方面陷入沉寂,一方面仍有少数作家坚守现实书写的品格。更重要的是,以历史书写为主题的史志性报告文学出现,一批有历史意识,又有当代价值的文本产生。第五章论述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国是和民生主题书写。2014年,新的文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以此为节点本章分为前后两个部进行论述。第一节重在阐释新世纪初报告文学的国是主题写作。一方面,以讲好中国故事、书写中国梦的主题被集中表达;一方面,报告文学对社会问题给出谏言,“为人生”的文体自觉在创作中显现。我们还将探讨国是主题书写上的“歌颂与暴露”的问题,并重点分析何建明国是主题书写的代表性意义。第二节阐释2014年以来报告文学的民生主题书写。习近平一系列有关文艺的论述最终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导向,报告文学作家积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事关民生的主题书写集中涌现,形成民生文学的报告文学写作现象。
二、世界通讯事件引发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世界通讯事件引发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诱发、演化与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发生风险加剧 |
| 1.1.2 网络自媒体的快速发展 |
| 1.1.3 旅游网络舆情的深刻影响 |
| 1.1.4 网络治理现代化新命题的提出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4.1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4.2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
| 1.4.3 相关研究评述 |
| 1.5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5.1 研究对象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1.6.1 研究重点 |
| 1.6.2 研究难点 |
| 1.6.3 研究创新之处 |
| 1.7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7.1 研究思路 |
| 1.7.2 技术路线 |
|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厘定 |
| 2.1.1 体育旅游的概念梳理与厘定 |
| 2.1.2 体育危机事件、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的概念梳理与界定 |
| 2.1.3 网络舆情的概念溯源 |
| 2.1.4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内涵解析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系统理论 |
| 2.2.2 生命周期理论 |
| 2.2.3 协同治理理论 |
| 2.2.4 危机管理理论 |
| 2.2.5 议程设置理论 |
| 3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构成解析、功能特征与发展态势 |
| 3.1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基本构成 |
| 3.1.1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主体 |
| 3.1.2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客体 |
| 3.1.3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本体 |
| 3.1.4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载体 |
| 3.2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功能特征 |
| 3.2.1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特征 |
| 3.2.2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功能 |
| 3.3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发展态势 |
| 3.3.1 体育旅游发展态势 |
| 3.3.2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发展态势 |
| 3.3.3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发展态势 |
| 4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诱发分析 |
| 4.1 体育旅游系统的解构 |
| 4.1.1 旅游系统理论的流变 |
| 4.1.2 体育旅游系统的概念界定、功能与解构 |
| 4.2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的发生 |
| 4.2.1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的特征与分类 |
| 4.2.2 体育旅游系统紊乱引发危机事件发生的逻辑 |
| 4.3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生成 |
| 4.3.1 系统紊乱、危机事件发生与网络舆情生成的逻辑 |
| 4.3.2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发生与网络舆情生成的关系机理 |
| 4.4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系统构建及形成 |
| 4.4.1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系统的定义与特征 |
| 4.4.2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系统构建与构成要素 |
| 4.4.3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萌发与网络舆情系统初步形成 |
| 5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演化研究 |
| 5.1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演化的逻辑起点、概念内涵与特征 |
| 5.1.1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生物性认知:演化的逻辑起点 |
| 5.1.2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演化的概念内涵 |
| 5.1.3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演化的特征 |
| 5.2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演化的影响因素及其演化机理 |
| 5.2.1 系统论视角下的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演化因素的构成 |
| 5.2.2 不同演化因素的分解及其对网络舆情演化的作用机理 |
| 5.2.3 多因素融合叠加主导网络舆情演化的逻辑机理 |
| 5.3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化历程及阶段性演化特征 |
| 5.3.1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化历程 |
| 5.3.2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分阶段的演化特征与机理 |
| 6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多维影响研究 |
| 6.1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多维影响结构图及其解析 |
| 6.2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影响机理 |
| 6.2.1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宏观层面的影响机理 |
| 6.2.2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中观层面的影响机理 |
| 6.2.3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微观层面的影响机理 |
| 6.3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影响的溢出效应 |
| 6.3.1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影响效应的空间溢出 |
| 6.3.2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影响效应的产业溢出 |
| 6.4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影响场域 |
| 6.4.1 基于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信息流空间虚实性的影响场域 |
| 6.4.2 基于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波及域时序扩散的影响场域 |
| 6.5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影响强度 |
| 7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协同分异治理研究 |
| 7.1 协同治理理论渊源与协同分异治理的提出 |
| 7.1.1 协同治理理论渊源 |
| 7.1.2 协同分异治理的提出 |
| 7.2 协同分异治理的保障体系 |
| 7.2.1 制度保障是基础 |
| 7.2.2 组织保障是核心 |
| 7.2.3 资源保障是依托 |
| 7.3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协同分异治理机制 |
| 7.3.1 防微杜渐:预防与应急准备机制 |
| 7.3.2 未雨绸缪:监测预警机制 |
| 7.3.3 临危不乱:应急处理机制 |
| 7.3.4 转危为安:恢复与重建机制 |
| 7.4 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协同分异治理的路径选择 |
| 7.4.1 基于网络舆情演化生命周期阶段的协同分时治理及治理路径 |
| 7.4.2 基于网络舆情发展强度的协同分级治理及治理路径 |
| 7.4.3 基于网络舆情治理主体的协同分主体治理及治理路径 |
| 7.4.4 基于网络舆情治理方式刚柔性的协同分式治理及治理路径 |
| 8 研究结论与不足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不足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雪乡宰客事件”网络舆情生命周期变化 |
| 附录2 典型体育旅游危机事件一览表 |
| 附录3 部分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案例网络数据 |
| 附录4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2）转基因报道的话语生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背景 |
| 0.2 研究目的 |
| 0.3 研究意义 |
| 0.4 文献综述 |
| 0.4.1 关于转基因报道的研究 |
| 0.4.2 转基因报道的话语研究 |
| 0.5 研究方法 |
| 0.6 研究的创新点与难点 |
| 第1章 转基因报道概览 |
| 1.1 转基因报道的历史情况 |
| 1.1.1 报道数量和报道主题 |
| 1.1.2 研究样本的报道主题分析 |
| 1.2 重点报纸转基因报道情况概述 |
| 1.2.1 转基因报道数量排名前五的媒体报道情况概述 |
| 1.2.2 《人民日报》和《健康报》的报道情况概述 |
| 1.3 充满争议的转基因报道 |
| 1.3.1 转基因报道的争议性表现 |
| 1.3.2 转基因报道存在争议的原因 |
| 第2章 转基因报道的话语生产环境及媒介呈现 |
| 2.1 转基因报道的新闻生产场域 |
| 2.1.1 新闻生产中影响转基因报道的内部压力 |
| 2.1.2 新闻生产中影响转基因报道的外部压力 |
| 2.2 媒体报道中转基因的媒介呈现 |
| 2.2.1 转基因媒介形象的变迁 |
| 2.2.2 转基因媒介形象变迁与话语生产的联系 |
| 2.3 媒体报道中日渐丰富的转基因话语 |
| 2.3.1 话语表达趋于理性,意义生产日渐丰富 |
| 2.3.2 转基因话语实践具有反身性 |
| 2.3.3 转基因报道中公民声音弱小 |
| 第3章 转基因报道中的话语争夺 |
| 3.1 意见领袖使转基因话语争夺的复杂程度加深 |
| 3.1.1 意见领袖的转基因话语生产逻辑 |
| 3.1.2 意见领袖话语对转基因报道的影响探究 |
| 3.2 转基因话语生产中的意义冲突 |
| 3.2.1 精英话语和大众话语的相互消解 |
| 3.2.2 话语争夺带来转基因理性思考 |
| 第4章 转基因报道的话语分析 |
| 4.1 转基因报道语篇的文本分析 |
| 4.1.1 新闻标题的词语使用 |
| 4.1.2 报道的体裁分类 |
| 4.1.3 报道内容的叙事策略 |
| 4.2 转基因报道的话语实践分析 |
| 4.2.1 话语描述 |
| 4.2.2 预先假设 |
| 4.2.3 元话语 |
| 4.3 转基因话语生产的社会实践性 |
| 4.3.1 建构身份,加强群体认同 |
| 4.3.2 引导舆论,凝聚社会共识 |
| 4.3.3 知识生产,提升公民素质 |
| 4.3.4 关注问题,敦促问题解决 |
| 第5章 转基因报道话语策略的优化建议 |
| 5.1 我国转基因报道话语存在的问题 |
| 5.1.1 报道中精英话语和大众话语脱节 |
| 5.1.2 媒体报道有失职业规范 |
| 5.2 未来转基因报道的优化建议 |
| 5.2.1 改进报道方式 |
| 5.2.2 从民众角度开展报道活动 |
| 5.2.3 保持对重大信息的敏感度 |
| 5.2.4 规范媒体的工作方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基于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的基因编辑报道研究 ——以澎湃新闻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关键词阐释 |
| 1.2.1 争议性科技议题 |
| 1.2.2 基因编辑报道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2 理论依据与研究设计 |
| 2.1 理论依据 |
| 2.1.1 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 |
| 2.1.2 议程设置 |
| 2.2 研究设计 |
| 2.2.1 样本选取 |
| 2.2.2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
| 2.2.3 类目构建 |
| 2.2.4 信度检验 |
| 3 澎湃新闻基因编辑报道的实证研究 |
| 3.1 基因编辑报道信息机制与网络舆论反应机制的特点 |
| 3.1.1 报道议程设置情况 |
| 3.1.2 网络受众评论情况 |
| 3.2 基因编辑报道信息机制与网络舆论反应机制的关联 |
| 3.2.1 报道议题内容与受众评论内容的对比 |
| 3.2.2 报道议程设置对传播力情况的影响 |
| 3.2.3 报道议程设置对受众评论情况的影响 |
| 3.3 研究小结 |
| 4 基因编辑报道的现存问题分析 |
| 4.1 报道的信息机制层面 |
| 4.1.1 报道策略不当问题 |
| 4.1.2 媒体报道失范问题 |
| 4.2 公众的反应机制层面 |
| 4.2.1 公众需求未得到满足 |
| 4.2.2 公众话语权未得到保障 |
| 4.3 问题成因分析 |
| 5 基因编辑报道的优化策略建议 |
| 5.1 丰富报道形式 |
| 5.1.1 增加报道短视频 |
| 5.1.2 优化报道超链接 |
| 5.2 完善报道内容 |
| 5.2.1 增强报道人文色彩 |
| 5.2.2 注重国际科技报道 |
| 5.3 培养报道人才 |
| 5.3.1 组建通讯员队伍 |
| 5.3.2 提升科技记者素质 |
| 5.4 建立沟通机制 |
| 5.4.1 引入共识会议模式 |
| 5.4.2 倡导参与式新闻理念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4）《中国青年报》（2015-2020）“两会”新闻语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研究的缘由 |
| 二、学术界研究综述 |
| 三、选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
| 四、选题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
| 五、选题研究的范围及语料 |
| 第一章 《中国青年报》与“两会”新闻 |
| 第一节 《中国青年报》概述 |
| 一、 《中国青年报》的创刊历程 |
| 二、 《中国青年报》的办刊特色 |
| 三、 《中国青年报》的社会影响 |
| 第二节 “两会”新闻概述 |
| 一、会议新闻 |
| 二、《中国青年报》的“两会”新闻 |
| 第二章 《中国青年报》“两会”新闻的语言手段及特点 |
| 第一节 《中国青年报》“两会”新闻的词汇运用 |
| 一、词类的运用 |
| 二、缩略语的运用 |
| 第二节 《中国青年报》“两会”新闻的句子运用 |
| 一、《中国青年报》“两会”新闻语言的句型 |
| 二、《中国青年报》“两会”新闻语言的句式 |
| 三、《中国青年报》“两会”新闻语言的句类 |
| 第三章 《中国青年报》“两会”新闻的非语言手段及特点 |
| 第一节 《中国青年报》“两会”新闻语言的辞格运用 |
| 一、《中国青年报》“两会”新闻语言的表层辞格 |
| 二、《中国青年报》“两会”新闻语言的深层辞格 |
| 第二节 《中国青年报》“两会”新闻语言的语篇运用 |
| 一、《中国青年报》“两会”新闻的语篇衔接 |
| 二、《中国青年报》“两会”新闻的语篇结构 |
| 第四章 《中国青年报》“两会”新闻语言的语境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青年报》“两会”新闻语言的主观语境分析 |
| 一、新闻语言信息传播主体因素 |
| 二、新闻语言信息接受主体因素 |
| 第二节 《中国青年报》“两会”新闻语言的客观语境分析 |
| 一、新闻语言传播的时空语境 |
| 二、新闻语言传播的背景语境 |
| 第五章 《中国青年报》“两会”新闻语言的传播 |
| 第一节 从语言传播看《中国青年报》“两会”新闻语言的功能 |
| 一、《中国青年报》“两会”新闻语言传播的基础功能 |
| 二、《中国青年报》“两会”新闻语言传播的派生功能 |
| 第二节 《中国青年报》“两会”新闻语言的传播现状及对策 |
| 一、《中国青年报》“两会”新闻语言的传播现状 |
| 二、《中国青年报》“两会”新闻语言的传播建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美国对域名资源的商标权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理论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点 |
| 六、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政治学视角的研究 |
| 二、传播学视角的研究 |
| 三、经济学视角的研究 |
| 四、法学视角的研究 |
| 五、存在的不足与研究趋势 |
| 第三章 美国以商标权治理域名资源的背景 |
| 一、美国以商标权治理域名资源的技术背景 |
| 二、美国以商标权治理域名资源的政治经济背景 |
| 第四章 美国以商标权界定域名资源的产权 |
| 一、域名资源的技术治理 |
| 二、商业化环境下域名治理的权利争夺 |
| 三、美国国家角色的回归 |
| 第五章 ICANN及其域名资源商标权保护制度 |
| 一、ICANN的商标权保护制度 |
| 二、后ICANN时代的商标权保护制度 |
| 三、ICANN制度的争议及其实质 |
| 第六章 国际社会与美国域名资源治理霸权的博弈 |
| 一、把抗争纳入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 |
| 二、建立常态化的互联网治理论坛使抗争制度化 |
| 三、推动《国际电信规则》的修订 |
| 第七章 结论 |
| 一、研究问题的回答 |
| 二、思考和启示 |
| 三、不足与展望 |
| 附录 相关英文缩略语 |
| 参考文献 |
（6）台湾地区媒体对“慰安妇”议题的议程设置研究 ——以《联合报》《自由时报》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新闻传播学领域对“慰安妇”问题的研究 |
| 二、关于媒体议程设置的研究 |
| 三、关于台湾地区报纸媒体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
| 三、论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联合报》《自由时报》关于“慰安妇”问题报道的议程设置分析 |
| 第一节 报道主题的内容分析——议程设置的客体关注倾向 |
| 一、《联合报》相对偏重民间议题,《自由时报》突出政府层面议题 |
| 二、报道“慰安妇”制度直接相关事件——多关注受害者经历 |
| (一)均注重对受害者“声音”的报道但各有侧重 |
| (二)均关注台湾与韩国地区的受害者 |
| (三)均注重报道史料证言以介绍历史,《联合报》更多且集中 |
| 三、报道国际、政府层面的表态或行为——多关注抗议的受害地区与立场模糊的日本 |
| (一)关注受害地区的态度和行为——两报侧重不同主体反映向日求偿统一立场 |
| (二)关注日本政府的相关行为或表态——两报侧重不同主体突出日本不承认强制性的态度 |
| (三)对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态度和行为的报道 |
| 四、报道各地区民间的相关言行 |
| (一)均突出报道台湾民间的声音,多涉及人权女性组织 |
| (二)均突出台湾民间对制度强制性的关注与抗议呼吁 |
| (三)均突出民间团体协助受害者抗议、诉讼并进行调查 |
| (四)均关注民间纪念活动,对援助受害者生活的报道少 |
| 第二节 报道议程的建构形式与特点 |
| 一、报道时间:于重大事件发生时加强报道频次 |
| 二、报道体裁:消息通讯为主介绍事实,评论为辅表达意见 |
| 三、消息来源:自采为主,引用转载增强互动共鸣 |
| 四、报道作者:专业记者主导,民间作者协同 |
| 第三节 报道议题的属性分析——属性议程设置影响认知 |
| 一、“慰安妇”议题实质属性的设置特点 |
| (一)两报对议题实质属性的设置倾向总体特征 |
| (二)不同主题报道突出的实质属性特点——均注重问题阐释,其他属性随事而变 |
| 二、“慰安妇”议题情感属性的设置特点 |
| (一)两报对议题情感属性的设置倾向总体特征 |
| (二)不同主题报道突出的情感属性特点——均突出中立情感,负面情感随主题有不同侧重 |
| 第四节 议程设置的功能评析 |
| 一、吸引公众注意力,获得主动反馈 |
| 二、提供事实与专业知识,影响公众解读、理解事件 |
| 三、展示多方意见,寻求共识以发挥舆论引导作用 |
| 四、坚持社会公共利益,监督施策与倡导社会理性思考 |
| 第三章 《联合报》《自由时报》关于“慰安妇”议题议程设置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注重报道史实和受害者情况以建立认知(1991-1996) |
| 一、报道以揭露史实与展示相关地区调查为主 |
| 二、注重报道韩、菲受害者的求偿行动 |
| 三、报道台籍受害者的声音多由妇援会“代言” |
| 第二节 聚焦台湾地区社会争议与台籍受害者本人声音(1997-2005) |
| 一、持续报道相关社会事件以呼吁政府、社会关注 |
| 二、展示台籍受害者的勇敢与坚强 |
| 第三节 突出个人微观视角下台籍受害者生活以展示人性关怀(2006-2011) |
| 一、两报均突出台籍受害者心灵得到疗愈 |
| 二、较少关注日本政府的回应情况 |
| 第四节 关注政治话语结构下的责任争论(2012-2016) |
| 一、关注日本摇摆言论以引导民众思考责任归属 |
| 二、集中报道台湾地区课纲微调争议激起的社会争论 |
| 三、日韩协议签订与台湾选举期间重视报道台湾政治争论 |
| 四、突出受害者等不到道歉的遗憾 |
| 第五节 关注日韩态势的转变与台湾岛内政治对立局面(2017-今) |
| 一、关注日韩态势的转变,《自由时报》尤为详尽 |
| 二、两报以不同立场突出台湾地区政党言论的激烈对立 |
| 三、两报对受害者关注渐冷,呼吁历史不能被遗忘 |
| 第四章 影响《联合报》《自由时报》关于“慰安妇”议题议程设置的要素 |
| 第一节 “慰安妇”问题现实发展的影响 |
| 一、作为受害方的台湾与日本政府的不道歉态度 |
| 二、台湾地区相关社会环境特点 |
| (一)社会层面——民间团体与知识精英的言行引导媒体关注方向 |
| (二)政治层面——政党的不同史观与趋于符号化的论战工具 |
| (三)历史层面——与其他历史事件的类比叙述以增强理解 |
| 三、作为“风向标”的国际态势——日韩的和解与对立 |
| 第二节 《联合报》《自由时报》性质与特点的影响 |
| 一、市场化后的台湾报业定位与目标 |
| 二、扮演“把关人”角色的政党属性媒体 |
| (一)针对“慰安妇”问题的统一涉日立场 |
| (二)政治属性的差异带来议程设置的不同呈现 |
| 第五章 对《联合报》《自由时报》“慰安妇”议题议程设置的思考 |
| 第一节 议程设置下媒体报道中存在的问题 |
| 一、新闻真实性、准确性不够 |
| 二、新闻客观性有所偏离 |
| 三、新闻标题缺乏规范性 |
| 四、历史概念的严谨性有所欠缺 |
| 第二节 如何更好地提高“慰安妇”议题议程设置的效果 |
| 一、减少政党属性对媒体报道的影响 |
| 二、增加报道主体范围以扩大公众认知视野 |
| 三、加强引导历史议题、私密话题进入媒体公共话语空间 |
| 四、引导公众反思战争、追求平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内容分析类目建构表 |
| 附录 B 图表目录 |
| 致谢 |
（7）爱尔兰流亡者的跨国民族主义 ——美国芬尼亚兄弟会的兴起与衰落（1858-188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节 研究选题与学术理路 |
| 一、移民跨国民族主义与双重忠诚 |
| 二、从政治史研究范式到移民同化研究范式 |
| 三、族裔性研究范式为主导的时代 |
| 第二节 跨国主义与同化取向 |
| 一、跨国主义研究方法的引入 |
| 二、跨国主义研究方法的实践 |
| 三、同化模式的回归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理论架构 |
| 一、政治精英人物的复归 |
| 二、远距离民族主义的理论价值 |
| 三、作为方法的跨国比较研究 |
| 第一章 芬尼亚兄弟会跨国民族主义的根基与起源 |
| 第一节 民族的春天 |
| 一、19 世纪中叶欧洲的民族主义 |
| 二、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历史传统 |
| 三、美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传统 |
| 第二节 19 世纪中叶美国国土上的爱尔兰人 |
| 一、爱尔兰大饥荒移民 |
| 二、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族裔认同 |
| 三、爱尔兰裔美国人的白人种族认同 |
| 第三节 美国爱尔兰裔民族主义的历史传统 |
| 一、从托恩到米切尔 |
| 二、爱尔兰裔美国人民族主义的建构性 |
| 三、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双重忠诚传统 |
| 第二章 美国内战之前芬尼亚兄弟会的建立与缓慢发展 |
| 第一节 芬尼亚兄弟会的建立与缓慢发展 |
| 一、1848 年起义的政治流亡者 |
| 二、建立初期的缓慢发展 |
| 三、进展缓慢的多重原因 |
| 第二节 芬尼亚兄弟会视野中的爱尔兰民族和美利坚民族 |
| 一、共和与自由 |
| 二、历史与宗教 |
| 三、暴力与奴隶制 |
| 第三节 美国民族主义视角下芬尼亚兄弟会的建立 |
| 一、共和主义的复杂性与微妙性 |
| 二、美国排外主义的双重面相 |
| 三、作为“族裔民族”的美利坚合众国 |
| 第三章 美国内战期间芬尼亚兄弟会的迅速发展与双重忠诚 |
| 第一节 芬尼亚兄弟会的迅速发展 |
| 一、麦克马努斯的政治葬礼 |
| 二、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 |
| 三、组织发展与制度建设 |
| 第二节 芬尼亚兄弟会的双重忠诚 |
| 一、公民、忠诚与反英话语 |
| 二、双重忠诚的历时性 |
| 三、松散的种族与暴力话语 |
| 第三节 美国民族主义视角下芬尼亚兄弟会的迅速发展 |
| 一、作为征兵宣传工具 |
| 二、作为英美外交工具 |
| 三、美国排外主义的弱化与回升 |
| 第四章 内战结束之后芬尼亚兄弟会的跨国实践与艰难存续 |
| 第一节 芬尼亚兄弟会的跨国实践 |
| 一、屡攻加拿大边境 |
| 二、踏上爱尔兰之地 |
| 三、跨国民族主义的艰难存续 |
| 第二节 芬尼亚兄弟会的公民话语与恐怖行动 |
| 一、双重忠诚话语的式微 |
| 二、作为谈判工具的美国公民身份 |
| 三、恐怖行动与暴力形象 |
| 第三节 美国民族主义视角下芬尼亚兄弟会的艰难存续 |
| 一、海外美国人的公民权 |
| 二、中立主义外交原则 |
| 三、爱国话语的双重面相 |
| 结语 |
| 一、结局:持续衰落与最终解散 |
| 二、尾声:外交障碍与恐怖形象 |
| 三、同化:忠诚话语与政治分野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审美共同体问题研究 ——以当代批判理论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生命政治与共同体的审美之维 |
| 第一节 生命政治的批判理论进路 |
| 一、微观政治与生命政治 |
| 二、生命权力与生命政治 |
| 三、治理术与生命政治 |
| 第二节 生命政治与感性共同体 |
| 一、感觉共同体的分配机制 |
| 二、感觉共同体的去身份化 |
| 三、感觉共同体的异质感知构成 |
| 第三节 作为否定性范式的感觉共同体 |
| 一、感性生命的原初典范 |
| 二、例外状态与共同体的界槛 |
| 三、朝向死亡政治的生命感知形式 |
| 第四节 作为肯定性范式的感觉共同体 |
| 一、以情感为核心的生命政治生产 |
| 二、超越生命政治的免疫式共同体 |
| 三、感知潜能与人类共在的张力 |
| 第二章 共识与差异:审美共同体的本体性问题 |
| 第一节 总体性问题的批判理论进路 |
| 一、非同一的星丛共同体 |
| 二、超越总体的绝对差异 |
| 第二节 歧感共同体与差异性感知的重组 |
| 一、重返感性经验的社会场域 |
| 二、可感性分配与审美感知的重构 |
| 三、制造差异的美学异托邦 |
| 第三节 容纳差异的多元共同体 |
| 一、超越存在的非同一共同体 |
| 二、无法被化约的差异性 |
| 三、共同性与差异的生成潜能 |
| 第三章 主体化与去主体化:审美共同体的主体性问题 |
| 第一节 主体性问题的批判理论进路 |
| 一、从先验主体到实践的主体 |
| 二、被建构的非中心化主体 |
| 三、人民作为去身份化的主体表达 |
| 第二节 生成性的诸众与艺术的生产 |
| 一、诸众与主体性的生产 |
| 二、非物质生产的感性装置 |
| 三、爱的政治与情感劳动 |
| 第三节 生命主体的感知潜能与语言经验 |
| 一、空无属性的赤裸生命 |
| 二、生命经验的纯粹表达 |
| 三、多元叠合时间中的潜能主体 |
| 第四章 边界与去边界:审美共同体的存在形态 |
| 第一节 从实体的/边界的向非实体的/去边界的转换 |
| 一、从共同体到共通体:感觉的共通 |
| 二、免疫范式的边界机制 |
| 三、难民与生命政治边界 |
| 第二节 从稳定的到流动的共同体 |
| 一、认同的危机与归属的困境 |
| 二、流动-生成中的情感纽带 |
| 第三节 审美共同体的形态转换与价值功能 |
| 一、审美乌托邦、敌托邦、异托邦 |
| 二、虚拟的感知远托邦 |
| 三、包容与对话的美学世界主义 |
| 第五章 审美共同体理论的限度 |
| 第一节 难以现实化的形式共通 |
| 一、作为规范性的生命-形式 |
| 二、感知潜能的非现实性 |
| 三、介于反乌托邦与虚无主义之间 |
| 第二节 主体性生产的转换困境 |
| 一、浪漫主义式的构成性力量 |
| 二、爱的政治是否可行? |
| 三、理想主义者的革命式乌托邦 |
| 第三节 想象式的边界机制 |
| 一、边界转换的有限性 |
| 二、归属的结构性难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人名索引 |
| 附录二 概念索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9）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时代语境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及报告文学研究综述 |
| 二、时代语境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发展脉络 |
| 三、以主题话语嬗变为中心的研究思路、内容和意义 |
| 第一章 醒世和觉民:发生期报告文学的启蒙主旨 |
| 第一节 近现代启蒙语境与报告文学的发生 |
| 一、在新闻和报刊业中萌芽 |
| 二、在无产阶级运动中获得阶级属性 |
| 三、近现代民族危机对特殊文体的需要 |
| 四、适应启蒙主旨的文体选择 |
| 第二节 以实录、写实为宗旨的文学观 |
| 一、实录:“不虚美,不隐恶”的史传精神 |
| 二、写实:秉笔直书,揭示真相的文体品格 |
| 第三节 发生期报告文学:以醒世与觉民为启蒙话语中心 |
| 一、时代的在场记录与重大题材的即时书写 |
| 二、残酷的真实性与震撼人心的文学表达 |
| 三、严肃的社会批判性和鲜明的政论色彩 |
| 第二章 民族救亡的集结号:1930—1940年代报告文学的时代使命 |
| 第一节 “左联”时期报告文学的救亡书写 |
| 一、时代的文体:“左联”对报告文学的选择 |
| 二、救亡主题在报告文学中的多维呈现 |
| 三、《包身工》等经典文本:痛与怒的殖民控诉 |
| 第二节 1940年代报告文学的救亡之声与文艺大众化运动 |
| 一、严峻的救亡形势与报告文学的价值选择 |
| 二、血与火的印记:解放区报告文学的救亡书写 |
| 三、悲壮的怒吼:国统区、沦陷区报告文学的民族悲歌 |
| 四、文艺大众化运动:群众性写作及“一日”体报告文学现象 |
| 第三章 新中国与抗美援朝战争的颂歌:建国后30年报告文学的史诗性追求 |
| 第一节 以新中国建设和时代人物为书写中心 |
| 一、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美好图景 |
| 二、新中国的时代英雄图谱 |
| 第二节 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记录 |
| 一、从抗战到抗美援朝:战争主题的精神延续 |
| 二、《谁是最可爱的人》:抗美援朝精神的文学呈现 |
| 第三节 时代起伏中的主题变奏 |
| 一、政治浪潮中的主题异化 |
| 二、短暂宽松氛围下“干预生活”的写作 |
| 第四章 现实诘问与历史沉思:1980—1990年代报告文学的启蒙话语 |
| 第一节 新启蒙语境与新时期报告文学的自觉 |
| 一、启蒙思潮与“文学主体性”观念的确立 |
| 二、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复兴与主体意识的确立 |
| 三、《哥德巴赫猜想》:新时期到来的文学先声 |
| 第二节 现实诘问:新时期启蒙主题在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上的宏观呈现 |
| 一、在新启蒙语境中成为时代文学主潮 |
| 二、以启蒙为问题意识核心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 |
| 三、赵瑜:“危险的文学样式”的践行者 |
| 第三节 历史沉思: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历史书写 |
| 一、启蒙落潮与1990年代报告文学现象 |
| 二、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兴起 |
| 三、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历史意识与现实指归 |
| 第五章 担当国是与守护苍生:新世纪“中国故事”的报告文学书写 |
| 第一节 壮阔的时代回声: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国是书写 |
| 一、时代新语境与报告文学的机遇 |
| 二、以国是主题为话语中心的新世纪报告文学 |
| 三、国是书写中的“歌颂与暴露”问题 |
| 四、何建明:国是书写的典型范例 |
| 第二节 以民生主题为话语中心的时代书写 |
|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导向与积极的报告文学创作环境. |
| 二、守护苍生:报告文学民生主题的集中表达 |
| 三、黄传会:守望民生的“反贫困作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读博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后记 |
四、世界通讯事件引发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体育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诱发、演化与治理研究[D]. 陈玉萍.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2]转基因报道的话语生产研究[D]. 李曼宁. 吉林大学, 2021(02)
- [3]基于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的基因编辑报道研究 ——以澎湃新闻为例[D]. 汪心馨. 大连理工大学, 2021(02)
- [4]《中国青年报》（2015-2020）“两会”新闻语言研究[D]. 李金春.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5]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美国对域名资源的商标权治理研究[D]. 朱振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6]台湾地区媒体对“慰安妇”议题的议程设置研究 ——以《联合报》《自由时报》为中心[D]. 董子君.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7]爱尔兰流亡者的跨国民族主义 ——美国芬尼亚兄弟会的兴起与衰落（1858-1880）[D]. 李敏.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8]审美共同体问题研究 ——以当代批判理论为中心的考察[D]. 漆飞. 兰州大学, 2021(09)
- [9]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10]时代语境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嬗变[D]. 黄菲蒂.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