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3年建材工业经济运行特点及2004年预测（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表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边云涛[2]（2021）在《基于产业生态视角的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研究》文中提出资源型区域经济增长缓慢、遭遇“资源诅咒”制约着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而产业转型升级是资源型区域经济转型的关键。资源型区域资源产业依赖导致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发展缓慢,产业演进中形成了低端锁定现象。而加快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是各级政府和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的实践已经经历较长时间,但产业转型升级依然是资源型区域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学术界对资源型区域尤其是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关注较多,但较少聚焦到资源型区域脆弱的产业生态系统进行研究。基于产业生态视角对资源型区域的产业低端锁定与转型升级进行研究,对于丰富产业经济学产业生态、产业关联等理论,促进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利用机理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计量检验、案例研究等方法,基于产业生态视角,以工业部门为主要研究对象,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两类数据,研究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首先,在梳理产业演进、产品空间、资源产业依赖与转型升级等文献基础上,提出产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阐释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机理;其次,利用产品空间理论构建中国资源型省域产业空间网络图,检验资源依赖与产业演进的逆向关系;然后,利用计量模型检验产业生态对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影响;接着,对典型资源型城市长治市进行案例研究;最后,提出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论文的主要观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为:（1）借鉴生态学思想提出产业生态系统概念与模型,搭建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与转型升级的理论框架。利用生态系统构成与演替模型理论,构建由产业基础、产业要素、产业服务、产业设施等组成的产业生态系统及其演进模型,产业发展通过正向关联带动其他产业是促进模型,产业发展不影响其他产业发展呈中性是随机模型,产业发展排挤其他产业是抑制模型。在工业部门,资源依赖形成通过对制造业、生产要素、优质服务、基础设施的挤出导致产业生态恶化,产业生态恶化带来产业结构逆向演进,形成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的抑制模型。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首先开展资源产业管制避免资源依赖,形成有利于制造业新产业成长的随机模型,接着政府引导资源收益转化,加速培育制造业新主导产业进入促进模型第一阶段,最后通过制造业新主导产业内生关联驱动,实现产业生态与产业演进良性互动的促进模型第二阶段。在工业部门假定下提升产业多样化水平、产业关联程度是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2）拓展产品空间理论解释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低端锁定。使用2003至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四位代码行业数据,重点在邻近度计算中将赋值范围从传统[0,1]拓展为[-1,1],构建中国正、负产业空间网络基准图。正产业空间网络呈“核心致密—边缘稀疏”结构,核心区域为纺织、电气机械与器材、电子通信设备等高邻近度制造业,边缘区域为采矿业、炼焦、金属冶炼等低邻近度资源型产业。负产业空间网络呈许多小范围一个产业与多个产业之间构成的“中心—外围”结构,“中心”与“外围”产业为互斥、抑制关系。“中心”多是采矿业等资源型产业,与之相连的是受资源型产业“抑制”的装备制造、纺织等产业。高资源依赖的山西、青海等资源型省份优势产业数量少、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和产业密度均较低。计量结果显示资源依赖度提升会导致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个数、区域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显着下降,也就是资源依赖导致产业逆向演进。（3）以工业部门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个数、区域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为被解释变量,利用计量模型分析产业生态对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影响。基于“省份—行业—年份”三维数据研究发现被解释变量滞后期、产业密度滞后期对产业升级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产业升级具有路径依赖特征,高资源依赖省份最显着。“省份—年份”二维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经济发展与产业演进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但高资源依赖组呈“U型”关系,资源依赖是资源型区域工业升级的动力。从产业生态角度分析发现产业基础、要素禀赋、产业服务、产业设施对产业演进产生显着影响,产业生态的改善有利于促进资源型区域产业升级。机制检验表明,资源依赖会通过挤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降低人口密度等产业要素影响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资源依赖也通过挤出外商投资、民营经济、产业密度、路网密度影响经济发展活力,阻碍区域产业演进。最后以产业多样化指数、三次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替代原被解释变量进行了拓展检验。（4）以典型资源型城市、全国首批12个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长治市为例进行案例研究。长治“二三一”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发展缓慢,工业结构中资源依赖、重工业化明显,但呈下降趋势;产业空间网络图中长治优势产业处于正产业空间网络边缘、负产业空间网络“中心”位置。长治产业演进呈现路径依赖、路径创造、路径中断等特点。长治通过煤炭产业管制导致主导地位缓降与产业素质提升,以改善产业要素、产业服务、产业设施为主的产业生态改良为制造业、新兴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助力长治产业演进由抑制模型向随机、促进模型转变。（5）提出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资源型区域可以通过产业再造、产业延伸、产业退出等实现路径依赖式产业升级,也可以通过产业植入、产业培育、产业融合等实现路径突破式产业升级。最后从以产业关联促进产业群落化发展、改善生产要素禀赋、提升产业服务能力,完善基础设施保障等方面提出优化产业生态促进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建议。可能的创新之处:一是尝试借鉴生态系统理论,构建由产业基础、产业要素、产业服务、产业设施组成的产业生态系统及其演进模型,进而基于产业生态视角搭建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与转型升级的理论框架,分析资源依赖导致产业生态恶化与产业结构逆向演进的抑制模型,提出资源管制、政府引导、内生关联驱动的产业转型升级的随机模型、促进模型。二是将传统产品空间理论邻近度范围[0,1]拓展至[-1,1]来显示产业生态演进抑制模型,提出正、负产业空间概念揭示资源型区域存在的典型产业负向关联,资源产业依赖会排挤制造业发展。三是综合运用区域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个数、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为衡量产业演进变量,以及对长治的案例研究是论文特色之处。
申晓蓉[3]（2020）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研究（1978-2018）》文中提出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启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历程。4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以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书写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新篇章,以自身的发展深刻地改变着中国与世界。论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基本视域,深入系统地总结和把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基本经验,采取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文献研究、跨学科研究的分析方法,力求能够对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进行创新性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经济现代化具有理论与实践、指导与被指导的互动关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域研究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符合三个理论原则,即贴合国情、符合社会主义方向、遵循现代化规律,并以此为前提区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基本经验”与“一般经验”,为全文的整体性研究奠定了学理基础。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来看,中国经济现代化成功的基本经验在于以新型工业化为主推进经济现代化,注重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度以及工业化的可持续性。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动力来看,一方面,中国经济现代化始终坚持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现代化得以完善与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内涵式发展、稳定趋势以及国际化水平。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机制来看,始终坚持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目标与发展的平衡中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区域的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保障机制来看,中国经济现代化持续推进的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并以加强自身建设来提高党领导经济现代化的水平。同时,在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国有经济与国家宏观调控为经济现代化也起到了强有力的保障与支撑作用。
黄丽红[4]（2019）在《软商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软法是位育现代治理多元化需求的有效路径之一。随着制度的转型以及现代法治进程的深入,传统意义上“硬法独掌天下”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软法藉由其灵活性、多样性等特性,不但可以有效地缓和改革与法治间的种种张力,而且彰显其精准平衡的路径优势。此一现象不只发生在公域之中,私域方面更是如此。研究表明,中世纪商人法是软法的谱系来源之一,这意味着商法之中的软法现象很早就已存在,只不过人们对此一直习而不察。这是本文的研究主题。软商法由软法延伸而来,因此,对软法的界定就尤为重要。本文先从软法的内涵、外延以及性质着手,得出软法亦法的结论,亦趋同步解决软商法的正当性问题。紧接着从软商法的内涵、外延出发,分析软商法的特征与法理基础,通过软商法与道德、习惯及政策之间的比较,是以形成软商法的初步认识。良好的市场秩序本身就内含规则之义,软商法因与市场秩序之间的契合而使其成为维护市场秩序的内部规则。从内在属性上说,这种规则表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分散性和内在的连续性等特性。从软商法在市场经济秩序中的作用来看,软商法具有规范、评价、激励及凝聚的功能。从历史上看,软商法经历了形成、成熟、式微以及复归四个阶段。商业、商人以及商事规则的先后出现再到分工的出现促使商业不断向前发展表征着软商法的基本形成。在中世纪,海外贸易的兴盛、商人阶层的出现以及商业的实践使得商法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形成以商人交易习惯为行为规范,这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的软商法。然而,随着商法在近代的国家化与民族化,软商法的生存空间遭到严重挤压,但是,两大法系的商法在这一过程中却有不同的表现。现代商法在某种程度上昭示软商法的复归,民族国家是政治组织的基础,但在经济领域其不再被视为最高表现形式而存在,现代商法的国际性使得软商法大有可为。软商法有着完善的实施保障机制。文章从法经济学、法社会学以及自然法学三个角度剖析了软商法何以实施的原因。软商法的实施有着严格的条件,表现在需要被普遍认同、信息流通的方式和速度、群体规模以及成员间相对均衡的实力或地位四个方面。从软商法的运行来看,其主要通过内外两个方面来保障这种规则的顺畅运行。从外部关系来说,软商法通过自律性组织来实现商人自我治理。这种治理因市场和政府治理的双双失灵并且其具有明显的优势与实效而获得正当性。同时,商人共同体内的互惠行为实现了商主体间的合作,文章以博弈论为分析框架,深入分析了商人基于竞争前提下的合作以及身处竞争世界中的商人为何合作、如何合作等问题,这为软商法的运行提供更为深刻的支持。尽管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但是软商法同样具有处罚权,这种权利不但有着具体的权利来源,并且有着具体的处罚措施。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市场交易的扩大,软商法无法满足现实商业的需求。因此,其需要也势必同硬商法相关联。从商事立法的方面来说,以立法为中心导向是我国商事法律建构的主要特点,虽然这在我国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但是这种立法理念却造成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这也是软商法能与硬商法形成互动的基础,这也说明我国的商事立法必须吸收法律多元的理念。商事立法对商事实践的考量使得软商法具备向硬商法转化的基础。文中对软商法转化的原因、转化的形式和基础、转化的条件以及转化的后果做了细致的分析。立法对软商法的考量也势必对司法实践产生影响。因此,在商事裁判上也须对软商法能否作为商事裁判依据加以分析。文中从法源的内涵出发,论证了商事法源的构成要件,以及软商法与商事法源的适切来证成软商法可以成为商事法源的一种。基于此,软商法如何适用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此外,软商法因在内容上对硬商法具有强化、补充的功能,司法实践也对其进行了肯定,并且二者之间呈现相互合作的趋势。
张飞雁[5]（2019）在《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前很难找到不存在国有经济的国家,承担国有经济的载体是国有企业,在不同制度下国有企业承担的功能和作用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为其政党服务,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是为人民服务,所以在不同制度下国有企业的发展路径不同。纵观国有企业演变历程,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国有企业都经历改革,在不同的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改革目的与路径必然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有其制度的必然性,而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改革必然不能走私有化的道路,这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所决定。中国国有企业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载体,在创造“中国奇迹”的伟大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取得巨大成就。回顾中国国企发展和改革路径,改革开放前30年,建成了“统购统销”、“统分统包”、“一大二公”的单一公有制国有企业。改革开放后40年,中国国有企业基本上是围绕国有企业控制权进行改革,从“简政放权”、“股份制”、到目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基本上具备现代企业特征的基本构件。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当前的国企再也不再是单一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已是产权多元化的现代企业组织,基本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但是,国有企业也积累一些问题、存在一些弊端,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并把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升到制度层面,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写进国家重要文件,这为中国国有企业未来发展提出明确的发展路径——混合所有制。文章就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问题进行分析,从国有企业发展改革的实践路径入手,对国企改革路径以及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借鉴中西方的相关理论,提出解释国企混改的理论框架,用以分析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中的问题,并结合国内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最终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优化方式。文章主要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描述性分析、案例分析、比较分析法。笔者比较分析国内外国企改革的路径特点以及国外成熟市场经济的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实践,为构建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与实践路径提供有益的借鉴。文章主要包括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即本文绪论部分,主要对中国国企混改的背景和理论与现实意义。对国内外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文献和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总结既有的研究成果,分析现有研究的不足,理清本文写作可行性、目的及意义;确定本文的研究方法;明确本文可能创新点和难点。第二部分,即第一章,首先通过梳理国内外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理论,为分析国有企业改革奠定理论基础;其次,通过分析国有企业混合改革的逻辑发现公有制制度前提下可以实现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从理论上解决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融合的问题,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问题就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治理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即第二章主要梳理中国国有企业的来源、发展历程,以及从整体和局部对国有企业治理的现状、运行状况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从整体上看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萌芽、形成、发展并不断向成熟推进的过程,在国有企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所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征。第四部分,即文章的第三、四、五章,这部分主要是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分析,首先分析现阶段实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几种主要路径的模式的内涵、特征,并从整体上对各种路径的效果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其次是分析对国有企业改革中两个典型案例和国外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改革实现路径中典型的模式特点研究,分析国有企业在实践的路径中出现的问题及国企改革的启示;第三,通过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模式和国内典型案例分析,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问题。第五部分,即第六章,是在以上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国企混改优化的具体路径和政策建议,为国企改革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并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建议。可能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一）许多学者认为微观层面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是国有经济主要载体和实现形式。笔者认为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并不仅仅通过国有企业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实现,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实现形式都可以是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二）实践中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点,笔者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的突破点要注重人力资本在价值增中的作用,形成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要素利益共同体。（三）学术界与理论界一致认为,混合所有改革的关键是市场化改革,引入市场化体制机制打破行政垄断,而没有指出切实可行的实现市场化的路径。笔者认为职经理人的市场化机制是实现市场化的重要方式,最主要是政府放弃对国有企业人事的行政垄断权,使职业经理人选聘完全由市场决定。进一步探讨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企业的运行需要市场经济驱动,但政府也要发挥作用,需要市场与政府二者共同协调。随着经济的演化与发展,国有经济的运行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崭新的课题。进一步深入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有助于解决公有制制度体系下国有企业发展的问题,揭示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巨虹[6]（2019）在《区域工业企业空间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关系研究 ——以陕西省为例》文中认为在工业化进程中,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就是工业企业,特别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发展。本文以新经济地理学和演化经济地理学为主要理论依托探讨了区域工业企业空间结构演化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交互影响,按照“空间统计—空间分析—原因探究”的层级逻辑,以陕西省为例,对其工业企业的空间分布演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关系展开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1）陕西省工业企业空间结构及其演化。选取陕西工业企业变化最快最集中的十余年（2003-2013）,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利用爬虫技术获取工业企业的位置坐标,并输入地理信息系统,分别以点数据和面数据对陕西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空间格局演化进行研究。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和空间自相关等地理信息工具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之后的十余年间陕西省的工业企业空间格局从原来的单一核心转变为双核心结构——即西安市与榆林市两个增长极,且产业发展重心不同,为差异化的双核心发展模式。传统核心区西安市的工业企业向外围疏散的趋势非常显着,且具有明确的方向性,但是仍然以近郊疏散为主;西安与咸阳的一体化发展格局已经形成,辐射带动整个关中及陕南地区;关中平原继续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式发展格局,在原有东西向点-轴空间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向带状网络空间模式演化,产业结构明显向高新技术的专用设备制造和生物制药等倾斜;十余年间陕北的工业企业空间格局变化最为显着,从原来的边缘区一跃成为了核心区之一。依托自身资源禀赋的优势,陕北形成了以能源化工为主的产业集群,主要以榆林市的神木-府谷区域为核心。（2）陕西省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全要素生产率代表了区域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生产率高的企业竞争力也会比较强,因此,其无论是对企业的存续和发展来说都非常重要。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对陕西省各区县的工业企业进行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其中DEA超效率的结果表明:各区县之间横向比较显示生产效率差异比较大,处在明显非有效区间的区县比较多,有很大的改进空间;DEA-M指数的测算结果显示,这十余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较快增长,且主要来自技术进步的贡献,保持了与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的同步增长趋势。（3）全要素生产率对陕西省工业企业空间结构演化的影响。为了探寻全要素生产率对区域内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将滞后一期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自变量之一,与其他可能影响企业空间分布的因素一起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不显着,但是与企业空间分布的变化存在相关性,只是其相关系数的空间差异很大,西安咸阳及其外围区域为负相关,陕北区域则为正相关。进一步采用地理探测器对企业分布的空间分异进行探索,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对其具有比较显着的解释力,这个结果证实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对企业空间分布演化具有影响力的理论建构。（4）陕西省工业企业空间结构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各二位数产业的区位商的变化代表陕西省工业企业空间结构的变化,即自变量;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因变量建立模型。拟合结果表明在研究时段内陕西省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其区位商存在正向相关性,即专业化程度越高,全要素生产率也越高。同时具有空间关联的其他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也会引起该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方向变动。总之,本文通过一系列相关性研究,验证了区域工业企业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空间结构的演变可能会受到生产率变化的影响,而区域内各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又会受到区域工业企业空间结构演化的影响。这个结论对区域工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区域工业发展是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式还是产业转型的路径突破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二者之间的互动联系。
曹颖琦[7]（2019）在《产能均衡动态监测及失衡风险预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产能均衡发展是新工业化发展路径的前提和保障,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产能失衡包括产能供给不足和产能过剩两种表现形式,20世纪90年代后期之前,工业经济主要表现为产能供给不足,被称为“短缺”经济。9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产能供给提高,随之开始面临产能过剩风险。产能过剩行业涉及到金属冶炼、矿物制品、机械装备等传统重化工业,近几年风电、光电设备以及能源化工等一些新兴产业也未幸免。产能过剩的存在阻碍了各类市场要素向实体经济领域尤其是工业领域的聚集,削弱了工业经济发展和创新后劲。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对产能过剩风险加以化解,势必会加剧市场恶性竞争,造成行业亏损面扩大、企业职工失业、银行不良资产增加等问题,危及产业健康发展,阻碍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同时产能严重过剩风险已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诸多问题的根源,财政收入下降、金融风险积累、能源资源瓶颈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甚至影响到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大局。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产能过剩行业雪上加霜,以产能过剩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产能失衡问题已经发展成中国转型时期面临的重要风险问题。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风险以及对产能进行动态调整既依赖于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也离不开政府适时合理的政策干预,合理的干预政策应有效逐步降低行业产能过剩风险发生率,缩短产能过剩平均持续时间,减弱其波动幅度。全方位监测工业产能均衡动态变化,对其变动轨迹予以长期追踪,分析其特征和模式变动越来越成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建立产能均衡动态监测体系,基于动态因子模型建立理论模型,紧扣概念内涵构建产能均衡动态监测指标体系,编制产能均衡动态监测指数,分析我国工业整体和大类行业产能均衡变动规律。在产能均衡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基础上挖掘失衡风险预警指标,编制工业整体和大类行业产能失衡风险预警指数,计算预警概率,进行预警效果评估,完善产能失衡风险预警体系。主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理论基础与基本概念。该部分系统梳理了同产能均衡变动研究密切相关的经济周期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和产业关联理论。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给出产能均衡的定义、性质和形式,构造刻画产能过剩风险的发生时间、持续时间、发生率、相对规模等系列动态分析指标。第二,产能均衡动态监测体系及实证。该部分首先基于动态因子模型构筑产能均衡变动理论模型。其次选取可观测指标构建产能均衡动态监测指标体系,在备选指标基础上以1991年到2016年的工业年度数据和工业整体及大类行业2001年1月到2017年9月的月度数据为样本,以PPI为基准变量采用时差相关分析方法筛选出具有同步性质的指标集,从中剔除造成严重信息冗余的指标构成产能均衡动态监测目标变量。再次应用合成指数（Composite Index,CI）、扩散指数（Diffusion Index,DI）和Stock-Watson指数编制产能均衡动态监测指数,刻画我国工业产能均衡变动的动态过程,分析产能过剩发生的时间、持续时间、相对规模和可能程度等动态特征。最后就产能均衡动态监测指数与宏观经济的周期协同性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第三,产能均衡变动的影响因素及失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构建。从市场因素、非市场因素、影响因素的传导通道和投资四个方面对产能均衡变动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将各个影响因素与可观测统计指标相对应,构建失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第四,产能失衡风险预警分析。首先改进了Harding-Pagan转折点识别算法,采用改进后的Harding-Pagan识别算法对产能均衡监测指数进行识别。其次对第4章构建的预警指标体系进行校验,编制预警指数,以Harding-Pagan识别结果为因变量采用Probit模型估计预警概率,给出高风险阈值。最后对预警指标的预警效果进行评估,分析预警指标的边际效应。第五,典型行业产能均衡动态监测及失衡风险预警。该部分以12个典型大类行业为例进行产能均衡动态监测和失衡风险预警分析。监测分析方面,详细分析典型大类行业产能过剩风险发生次数、发生率、平均持续时间、最高深度和相对深度等动态特征以及典型行业间的周期协同性;并以全部35个大类行业为样本分析产能过剩风险发生率的行业特征成因和阶段性特征。预警分析方面,在分别编制典型大类行业风险预警指数、估计风险预警概率、给出行业高风险阈值基础上,评估预警效果,分析各预警指标边际效应;并就产能失衡中的典型问题进行探讨,分别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面板Probit模型,分析投资“潮涌”现象的现实表现。该部分是产能均衡动态监测及失衡风险预警研究在行业层面的推广和延伸,是前述三部分分析方法向行业层面的拓展,产能过剩风险发生的行业特征成因分析、阶段性特征分析和对“投资潮涌”现象的探讨起到一定的归纳和提升作用,完善了产能均衡监测和预警研究体系结构。本文主要结论:第一,对我国工业整体产能均衡变动的监测和分析发现:产能过剩风险连续3个月及以上发生率为33.84%,连续6个月及以上发生率为20.2%,2001年1月到2017年9月间,共出现四次过剩,其中2001年7月到2002年2月和2014年9月到2015年3月程度较轻;2008年9月到2009年8月连续一年时间的衰退,平均深度高达214.33%,谷值深度718.13%;2011年9月到2012年9月持续13个月,时间最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负向冲击影响巨大:危机后,主要工业经济指标大幅下滑,工业经济增速换挡态势显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负向冲击对工业经济增速换挡的助推效应明显;危机后产能均衡变动基本表现特征恢复,具体表现在产能过剩持续的时间和深度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但是平均周期长度增加,产能均衡变动进入低波动,宽周期模式。第二,对大类行业产能均衡变动的监测和分析发现:行业产能过剩风险发生特征具有显着异质性,连续3个月及以上产能过剩风险发生率范围从3.24%到52.3%,平均持续时间从3个月到11.3个月,平均深度则从23%到417.8%,呈现严重的结构失衡,结构性问题已成为我国工业产能均衡的巨大阻碍。第三,对大类行业产能均衡监测指数研究发现:产能过剩风险发生呈现多源性特征。行业特征对产能过剩风险发生具有显着影响,具有高的价格影响关联度,高的投资关联度,处于产业成长阶段的行业产能过剩风险发生率低;反之,价格影响关联度低,投资关联度低,处于产业成熟阶段的行业产能过剩风险发生率高。进入产业生命周期成熟阶段行业产能过剩风险发生率相比其他行业高约6个百分点。经济周期变动因素左右着行业产能过剩严重程度和过剩的波及程度,尤其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外源性负向冲击影响,绝大多数行业产能过剩程度被严重放大,深度增加,某些行业达700%以上,波及程度比危机前增加15%,随着对外开放程度加深,同全球经济连接日益紧密,外源性影响将逐步增强。工业整体和大部分典型行业在2011年9月到2012年9月出现长时间的产能过剩状态,不能排除“四万亿”强刺激方案的影响,具有政策干预因素诱发特点。第四,对大类行业间产能均衡波动的周期协同性和阶段性特征分析表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行业间产能均衡变动的周期协同性增强,工业产能均衡微波动特征与行业衰退普遍性特征共存,行业抗冲击能力弱化,需要精准把握调控政策的时间和力度,避免政策干预负效应。第五,对工业和大类行业失衡风险预警研究表明: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产业间的传导在工业产能失衡风险的准确预警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信息传递渠道逐渐畅通,产业融合进程的加快,未来代表产业间传导特征的统计指标作用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在产能失衡风险预警甚至是宏观经济周期预警分析中增加代表行业间传导的指标将会极大改善预警效果。本文针对投资“潮涌现象”构建的固定资产投资相对增速指标对行业产能均衡变动有显着的负向影响,说明行业非理性投资会显着加大产能过剩风险。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构建基于动态因子模型的产能均衡动态监测体系,赋予了产能均衡统计监测研究新的解释框架和分析路径以产能均衡概念为研究起点,建立理论模型,紧扣概念内涵选取可观测指标构建产能均衡动态监测指标体系,以可观测指标的共同成分变动作为产能均衡监测的对象,采用基于动态因子模型的Stock-Watson指数方法编制产能均衡动态监测指数。聚焦于动态变化的产能均衡统计监测研究弥补了传统单指标研究片面和多指标研究缺乏系统性的不足,赋予了产能均衡统计监测新的解释框架和分析路径。2.发掘重要预警指标,完善产能失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从产能均衡变动的影响因素中发掘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指数）、重要关联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相对增速指标,纳入产能失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从政策不确定性、产业间传导和投资的非理性跟风行为三方面改善和提升预警有效性,实证结果表明三方面预警指标对改善失衡风险预警效果具有积极意义。3.转折点识别方法的改进转折点的识别是时间序列分析的重要内容,是计算失衡风险预警概率的关键问题,直接关系到预警效果的好坏。对Harding-Pagan方法进行改进,叠加了关于波动幅度的限制和峰谷值备选点位置限制,可以有效控制噪声干扰,准确定位和识别产能过剩风险,更切合现实与研究宗旨。本文的政策建议聚焦于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应加强行业产能均衡动态监测及失衡风险预警;第二,要注重合理搭配和使用逆周期政策;第三,调整优化投资规模与结构,及时叫停和遏制企业非理性投资;第四,要合理利用各种要素在产业间的传导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提升整体竞争实力;第五,要有序淘汰落后产能,并建立和完善产业调整支持政策。
郑欢[8]（2014）在《中国煤炭产量峰值与煤炭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研究》文中指出能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长期稳定的能源供应,是一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我国是世界上能源消费大国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的加速以及相应的重工业化,对能源的需求也处于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能源开始供不应求,此后能源供应的缺口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与此同时,能源区域分布不均衡、能源利用率低下等问题也加剧了能源供应的紧张局势,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面临着动力不足的压力。我国的能源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水能、风能、核能等,而煤炭作为我国长期依赖的第一能源,在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中具有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多年来,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始终保持在70%左右,尽管近年来,随着天然气、风能等相对绿色清洁能源日趋广泛的使用,煤炭生产和消费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是截至2012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依然高达68.5%。能源资源禀赋的限制决定了在短期内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供应和消费格局无法改变。值得注意的是,煤炭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具有可耗竭性。随着经济增长对煤炭资源的不断消耗,煤炭也将由原先丰富的资源逐渐转变成短缺的资源。另一方面,虽然我国煤炭资源储量相对丰富,但储量的丰富并不意味着就能实现资源的有效供给,我国的煤炭资源供给还受到一系列相关制约因素的影响,如煤炭资源赋存条件、生态环境以及运输条件的约束等,正是由于这些制约因素的存在,我国煤炭产量可能将面临一个所谓的“产量峰值”。若这一问题存在的话,既会阻碍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也会给我国的能源安全带来威胁。鉴于此,本文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的理论基础知识,并借鉴现有的研究成果,从煤炭产需两个角度进行思考,对我国煤炭产量峰值以及煤炭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全文共分为九章,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部分。本章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在综述当前国内外关于煤炭产量峰值、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煤炭需求预测以及煤炭可持续利用等问题的研究现状基础上,提炼出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并确定相应的研究方法,最后提出本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章：相关理论基础。本章分别对增长极限理论、化石能源峰值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理论、库兹涅茨曲线理论以及生态足迹理论等相关理论基础进行了扩展性的分析和概括。第三章,中国能源与煤炭供需形势研究。本章从总体上分析了中国能源以及煤炭资源的生产和消费状况,并深入分析了中国能源和煤炭资源生产与消费现状与特征。首先对中国能源生产与消费总体形势进行了分析,包括中国能源资源禀赋和特点、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能源供求形势以及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状况；其次,对中国的煤炭生产与消费总体形势进行了分析,包括中国煤炭生产与消费总量、煤炭供求形势、煤炭进出口状况、煤炭运输状况以及煤炭价格状况。第四章：中国能源消费、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本章首先分析了中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能源消费强度的历史变化趋势,并通过Johasen协整检验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法研究了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间的协整关系与因果关系,结果发现全社会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在短期内存在由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接着分析了中国煤炭消费弹性系数、煤炭消费强度的历史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间的协整关系与因果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全社会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在短期内存在由煤炭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第五章：中国煤炭消费的环境影响研究。本章首先建立了煤炭消费的生态足迹模型对中国煤炭消费的生态可持续性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中国煤炭资源使用具有外部负效应,煤炭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承载力约束日益严峻。接着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经济发展水平、煤炭消费强度、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工业结构对中国碳排放强度均有显着影响,其中煤炭消费强度因素具有最为明显的碳减排作用；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以及工业结构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相对较小；经济发展水平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明显的“倒N型”曲线关系,说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助于中国碳减排目标的实现。第六章：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煤炭需求中长期预测研究。本章采用库兹涅茨曲线模型的分析方法,建立了面板数据非线性模型对中国煤炭需求进行了中长期预测,结果表明中国煤炭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库兹涅茨曲线特征明显,煤炭消费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假说在我国成立；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煤炭需求的快速增长。在低、中、高三种不同经济增长情境下,2020年中国煤炭消费总量将达到48亿吨-50亿吨左右。第七章：中国煤炭产量峰值预测研究。本章首先对煤炭产量峰值理论进行了阐述,接着同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与Logistic曲线模型对中国煤炭产量峰值进行了预测,结果发现线性回归模型由于存在的固有缺陷,会导致预测值与实际值偏差较大,是不准确的,因此主要采用Logistic曲线模型的预测结果,即在现有资源和技术条件下,中国煤炭产量将在2018年左右达到峰值,峰值产量为49.66亿吨,之后产量将逐渐下降。第八章：中国煤炭可持续利用的实施路径与政策建议。本章认为实现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需要建立煤炭供求平衡的长效调控机制。这一调控机制包括对国际煤炭市场的调控和对国内煤炭供需总量的调控。对国际煤炭市场的调控包括鼓励进口,充分利用国外煤炭资源和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合理开发国外煤炭资源两个方面。对国内煤炭供需总量的调控主要是从煤炭消费端和供给端两个方面来实现,从煤炭消费端实现对煤炭需求的总量控制,可以分为直接调控和间接调控,直接调控是根据直接确定合理的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控制煤炭需求总量,而间接调控主要就从调整产业结构、改善能源结构以及提高能源利用率等方面入手,减少对煤炭资源的需求；从煤炭供给端实现对煤炭产量的总量控制,通过加大对煤炭生产的宏观调控,提前布局总量控制的各项保障工作,确保控制煤炭生产总量后国内煤炭的有效供给以及满足经济发展合理的煤炭需求。第九章：结论及展望。对论文的主要结论和创新点进行了总结,同时指出了论文进一步研究和努力的方向。本文主要创新点：创新点1：关于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研究目前在我国国内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经济学研究体系。而作为本论文研究对象的煤炭资源在我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特殊的双重作用。一方面,本论文肯定了煤炭资源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另一方面,本论文又从生态足迹原理研究了我国煤炭资源生态可持续利用问题,结果发现在1988年到2011年间我国煤炭资源使用的生态承载力明显小于生态足迹,煤炭资源使用具有外部负效应,煤炭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承载力约束日益严峻。创新点2：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引入经济发展与煤炭消费关系的研究领域,并参照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模型原理,建立经济发展与煤炭消费的非线性面板数据的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同时将工业化、城市化作为两个重要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进行综合考虑,并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我国中长期煤炭需求进行了预测,得到结论我国煤炭消费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假说在我国成立；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推动了煤炭需求的快速增长,在低、中、高三种不同经济增长情境下,2020年我国煤炭消费总量将达到48亿吨-50亿吨左右。采用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的原理来研究煤炭问题,目前在我国国内还很少。创新点3：中国煤炭产量峰值问题研究。关于煤炭产量峰值的分析国外研究的较多,而国内相关研究较少,本论文通过Logistic曲线增长模型对中国以及山西、陕西和内蒙古三个地区的煤炭产量峰值进行了研究。以中国为例,到2018年,如果依然按照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和经济发展速度消耗煤炭的话,随着我国煤炭储量消耗殆尽,我国将面临着完全依赖煤炭进口来满足自身经济发展需求的境地,这一方面对我国的自身发展是一个非常大的约束,另一方面也将对国际煤炭市场造成巨大的压力。煤炭产量峰值预测研究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有着重大意义。
王利中[9]（2010）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工业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疆工业变迁的历史是新疆工业化建设的真实写照,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下建设边疆的奋斗历程。通过研究这段历史,使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疆工业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所存在的不足,可以从中汲取经验,为更好地建设新疆提供帮助。新疆工业发展的资源基础雄厚,但历史起点低。1949年以前,新疆工业发展水平低下,主要以传统手工业为主,机器工业发展缓慢。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带领新疆各族群众,在新疆创建了一大批现代工矿企业,并形成了新疆现代工业体系。新疆传统手工业也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成为新疆轻工业的组成部分。1978年后,改革成为了新疆国有工业企业发展的主线。非公有制工业企业的发展,使新疆工业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格局。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工业不仅有了巨大的发展,新疆地区的工业布局也发生了从南至北的转变,形成了以首府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工业分布。经过近六十年的发展,新疆工业逐渐成为了新疆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而且,工业的发展改变了新疆地区的产业结构,推动了新疆地区工业化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工业变迁呈现出一些独有的特征。新疆的现代工业是由人民解放军驻疆部队创办,在中央政府以及内地省市的支援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在发展过程中,新疆工业逐渐形成了中央企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企业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企业三大主体。这些都是不同于其他地区之处。虽然新疆工业发展成果斐然,但仍存在技术水平低、资金投入不足、管理体制条块分割、民营经济发展缓慢等问题,这些问题一直是困扰新疆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反思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工业的变迁,可以认识到,中央以及新疆地方政府在新疆工业变迁过程中一直起着主导作用。新疆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是政府行为的结果。由于新疆工业基础薄弱,只能以政府为主来选择工业发展模式,中央以及新疆地方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主导产业投资、规划工业项目,来推动新疆工业的发展。但是,市场的作用并没有被排斥,在满足新疆本地居民的消费需求,以及国际市场需求上,市场依旧对新疆工业发挥着作用。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在新疆工业发展中的关系,将是未来新疆工业发展所要面临的问题。
王建军[10]（2008）在《资源环境约束下的钢铁产业整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的钢铁产业超常规发展,粗钢产量1996年突破1亿吨大关之后,在十余年的时间里翻了两番,2007年已经达到4.9亿吨,占世界钢铁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但由于钢铁产业粗放型增长方式仍没有根本转变,投资过度、低水平产能过剩、产业集中度过低、布局分散化等问题突出,导致资源能源消耗高及环境污染严重,成为国家宏观调控首当其冲的主要产业之一。本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运用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战略管理、制度经济学等学科的交叉优势,借鉴和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对我国钢铁产业运行的实践进行总结和反思,通过国际比较、理论推导和实证分析等,从产业视角对我国钢铁产业在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发展和产业整合进行系统深入的探索,目的是为钢铁产业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思路,为高消耗、高污染产业调整提供借鉴,为政府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提供依据和建议,也进一步拓展产业整合理论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全文把钢铁产业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作为基础条件,把转变钢铁产业发展方式作为目标,从钢铁产业组织整合、产业链整合和产业空间整合三个纬度进行深入探讨,并就市场和政府在钢铁产业整合中的定位和作用进行分析。构建了资源环境约束转变产业发展方式钢铁产业整合市场与政府科学定位的逻辑分析框架。全文共分为8章,具体内容如下:第1章导论。主要是对立题的依据及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和创新与不足之处进行简要的阐述。第2章产业整合文献综述。对国内外现有的产业整合理论文献进行了梳理和综述,主要包括斯密、马克思等早期经典理论对产业整合的相关论述,科斯、威廉姆森等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近年西方学者对产业整合实证研究的结论以及我国对产业整合的理论研究成果。第3章钢铁产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简要回顾了我国钢铁产业的发展历程,探讨了钢铁产业随工业化进程的演变规律。在概述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源约束总体状况、能源消耗与环境代价之后,运用大量翔实的资料对钢铁产业的资源支撑能力、环境约束进行了重点分析,特别对铁矿石进口依存度逐年提高和近年钢铁出口热进行了冷静的、深入的思考。第4章转变发展方式与钢铁产业整合。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转变经济增长进行了对比,认为两者不是对立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延伸和深化。对我国钢铁产业粗放型特征进行了分析,并从6个方面详细阐述了产业整合是转变钢铁产业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特别就产业整合对促进钢铁产业技术创新的作用进行了深入剖析。第5章钢铁产业组织整合。对我国钢铁产业组织现状进行了评述,特别指出我国钢铁产业的逆集中化趋势和规模不经济的特征。总结了世界钢铁产业组织整合的历程和动因以及对我国钢铁产业整合的启示,指出我国钢铁产业要想在世界钢铁市场中发挥与产能规模相匹配的作用,就必须加强产业整合,实现向寡头垄断型市场结构的转变。论证了我国钢铁产业所处的产业生命周期阶段及产业整合的“难题”,提出了我国钢铁产业整合的6大驱动力和概括归纳出5大钢铁产业整合模式。并从国际铁矿石价格博弈对我国钢铁产业组织整合进行透视。第6章钢铁产业链整合。对上游资源的掌控能力和对市场的控制能力是中国钢铁产业的“两大软肋”。本章提出了钢铁产业的前后向整合,构筑协调发展的钢铁产业链的思路,对基于循环经济的产业链整合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整体设计。通过对钢铁企业案例分析,实证了产业链整合是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有效手段。第7章钢铁产业的空间整合。在综述产业布局理论的同时,强调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产业布局理论创新。在总结我国钢铁产业空间布局特征的基础上,提出钢铁产业空间整合的思路:按照“内陆压缩存量,沿海转移增量”的原则,依托现有优势企业,结合兼并、搬迁,综合考虑矿产资源、能源、水资源、交通运输、市场需求、环境容量和利用国外资源等条件,逐步提高产能的空间集中和资源的区位优化配置。我国钢铁产业整合特别是跨区域整合进展相对缓慢,与地方政府的行为有直接关系,本章对钢铁产业跨区域整合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进行了深入分析。第8章钢铁产业整合中的市场与政府。市场机制在钢铁产业整合中应发挥基础性作用。本章基于资源约束和钢铁产业的负外部性,论证了政府推动钢铁产业整合的依据。资本市场为钢铁企业市场化整合提供便捷、高效和低成本的创新手段,政策调控为钢铁产业整合创造环境条件。并以宝钢整合八一钢铁的案例实证分析了市场与政府在跨区域产业整合中的定位和分工。本文提出了以下有创新性的观点:1.构建了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的钢铁产业整合理论分析框架本文把资源环境约束作为全文的基础条件,深入探讨了高能耗、高污染的典型代表——钢铁产业整合及其转变发展方式的路径,构建了资源环境约束下的钢铁产业整合的理论分析框架。已有文献主要把产业整合作为企业的一种战略行为,从企业战略角度分析产业整合,而本文把产业整合集中应用于产业层面,在合理吸收战略管理理论精粹并在对现有产业整合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产业视角对产业整合进行研究;并且提出了钢铁产业整合包括产业组织整合、产业链整合和产业空间整合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以此展开深入分析,丰富和发展了产业整合理论的内容。2.对产业集中度、产业整合与产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关系进行了论证分析了我国钢铁产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成长期的特征,指出钢铁产业集中化和分散化趋势并存,但分散化趋势占主导地位,导致产业集中度明显下降。论证了产业成长周期的不同阶段与产业整合的活跃度和难易度间的关系,提出我国钢铁产业整合面临产业快速成长过程中的“难题”:一方面,工业化特别是重化工业化的加速,钢铁产业国内需求快速增长,企业间的兼并重组缺少动力与压力,“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规则在正处于成长期的我国钢铁产业中还没有发挥出实质性作用,产业整合难度较大;另一方面,出于提升钢铁产业运行效率的需要,特别是由于资源、环境的约束强化,要求加强钢铁产业整合,提高产业集中度。强调产业整合在产业成长期的市场环境下的艰巨性,由此推导出我国钢铁产业整合不仅需要市场自身的整合力量,还需要政府推动的结论。3.提出了我国钢铁产业整合的驱动力模型通过比较分析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钢铁产业整合驱动力主要是市场需求约束下的市场竞争压力以及钢铁企业追求规模经济和市场控制力的内在动力,行业不景气时期往往是并购等产业整合活动的活跃期。我国钢铁产业的运行环境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不同,钢铁产业整合的驱动力也存在着差异。在我国钢铁产业正处于成长期、面临着资源环境约束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钢铁产业整合驱动力不仅来自于市场需求约束下的生存竞争和企业扩张的内在冲动,而且更多地来自于资源约束、节能减排、外资并购压力、产能过剩、集中度过低、产业政策等综合因素。4.在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条件下,我国钢铁产业整合应在市场和政府“双轮驱动”下进行,“市场化运作+政府推动”是较合适的整合模式。基于资源约束和钢铁产业的负外部性,论证了政府推动钢铁产业整合的依据。指出我国市场机制不完善,产业整合的市场环境不成熟,如果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来实现诸如钢铁产业这样的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整合和调整,周期过长,并伴随着资源的持续浪费和环境的严重污染。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政府推动钢铁产业整合不仅是理性的,而且是必要的。并以宝钢整合八一钢为例探讨了市场和政府在钢铁产业整合的定位和分工,提出我国钢铁产业整合尤其是跨区域产业整合应综合利用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合力,充分兼顾各方利益,采用“市场化运作+政府推动”模式是比较合适的选择。5.提出了基于循环经济的钢铁产业链整合对循环经济产业链与普通产业链进行了比较,认为循环经济产业链围绕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而构建,而普通产业链则是围绕产业间供需关系建立起来的;普通产业链通常是线性的、单向的供需链,循环经济产业链则是非线性的,可能会以“环”、“链”、“网”等形态表现出来;循环经济产业链上各环节、各节点企业间的依存程度更高;循环经济产业链条相对更长。并就基于循环经济的钢铁产业整合进行了设计,基本思路是:通过产业链整合,进一步拓展钢铁生产流程的功能,使其不仅具有钢铁产品制造功能,而且具有能源转换、大宗废弃物处理及为相关行业提供原料等功能,仿照自然界生态过程中的物质循环方式来规划生产体系,发展产品深加工,延伸产品链,扩展物质的循环利用领域,实现物质和能量的大中小循环。6.系统地论证了产业整合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产业整合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产业整合的目标和内在动力。本文详细论证了产业整合是转变钢铁产业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产业整合有利于缓解产能过剩的矛盾,节能减排;有利于有限资源的集中有效使用,形成规模经济;有利于钢铁产业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升级;带来产业运行的相对稳定性、持续性,减少资源的浪费。在论证过程中,还提出一些明确的观点,如我国钢铁产业的现状与其说是产能过剩,不如说是技术水平低下、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企业过剩,产能过剩或许可以通过未来不断增长的钢铁市场需求来消化,而解决“企业过剩”的最好办法是产业整合,提高产业集中度。还提出通过产业整合,造就产业领袖企业,由产业领袖企业主导产业秩序、平抑市场波动、推动产业升级的主张。7.论证了我国钢铁产业应主要依托国内市场需求的发展模式,并从资源环境视角对近年来钢铁出口热进行了“冷”思考。我国钢材出口从2003年到2006年年复合增长率达到80%以上,2007年出口钢铁已占钢铁总产量的10%以上。因此,社会上就有两种相互关联的观点:国内产能过剩可以通过国际市场解决,我国钢铁产业发展应有“国际化视野”;我国钢铁生产成本低,价格优势明显,钢铁产业已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力,因此,从全球化分工角度,我国应走出口导向型钢铁产业发展道路,成为世界钢铁“制造中心”。本文对以上观点进行了反驳。指出,我国保持适度的出口总量是完全必要的,有利于调整国内供需平衡关系。但钢铁产品的大量出口存在着“内忧外患”:加剧了国际贸易摩擦,客观上存在着受国际钢铁市场剧烈波动冲击的风险,一旦出口明显受阻,将引发国内市场的连锁反应,这是“外患”。更重要的是“内忧”。钢铁产品的大量出口,相当于输出了大量宝贵的资源,出口了洁净的环境,留下污染,增加了能源和环境的压力,代价很大,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同时指出,我国钢铁生产成本低、不少钢铁产品出口价格具有比较优势是建立在资源能源成本扭曲、环保成本外部化和劳动工资受到挤压等基础上。综合考虑我国资源、能源供应和环境承受能力等因素,我国钢铁产业发展定位应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为主,钢铁进出口的主要目的在于品种调剂。由于研究能力和研究条件的局限,本文对产业整合的理论分析还不够透彻;缺乏计量模型的支持;还不能完整提出对策建议和具体措施。这些问题有待以后研究予以完善和补充。
二、2003年建材工业经济运行特点及2004年预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3年建材工业经济运行特点及2004年预测（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基于产业生态视角的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产业生态与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文献综述 |
| 2.1 产业演进研究 |
| 2.1.1 产业演进的内涵 |
| 2.1.2 产业演进的影响因素 |
| 2.1.3 产业演进的路径选择 |
| 2.2 产业生态与产品空间研究 |
| 2.2.1 产业生态的研究进展 |
| 2.2.2 产品空间理论研究进展 |
| 2.3 资源型区域产业锁定与转型升级研究 |
| 2.3.1 资源型区域产业锁定及其成因 |
| 2.3.2 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与措施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产业生态视角下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理论框架 |
| 3.1 从生态系统到产业生态系统 |
| 3.1.1 生态系统的构成 |
| 3.1.2 生态平衡及生态系统演替模型 |
| 3.1.3 产业生态系统的构成 |
| 3.1.4 产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其演进模型 |
| 3.1.5 本文后续所使用的主要概念与模型 |
| 3.2 产业生态恶化与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抑制模型 |
| 3.2.1 基本假定 |
| 3.2.2 资源丰裕、资源繁荣与资源型区域产业生态恶化 |
| 3.2.3 产业生态恶化、低端锁定与资源型区域产业结构逆向演进 |
| 3.3 产业生态改良与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随机、促进模型 |
| 3.3.1 资源管制、资源依赖弱化与资源型区域产业中性演进:随机模型 |
| 3.3.2 政策引导、资源收益转化与资源型区域产业生态改良:促进模型 1 |
| 3.3.3 产业生态改良、内生驱动与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模型 2 |
| 3.4 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数理解析 |
| 3.4.1 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分析 |
| 3.4.2 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分析 |
| 3.5 三次产业演进与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拓展分析 |
| 3.5.1 三次产业演进、经济发展阶段与工业部门产业演进关系 |
| 3.5.2 资源依赖与三次产业演进的关系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的实证分析 |
| 4.1 省级层面中国资源型区域的划分依据 |
| 4.2 中国资源型省份产业演进的测度与特征:基于产品空间理论 |
| 4.2.1 基于产品空间理论的测度概念与方法 |
| 4.2.2 中国产业空间网络构建方法 |
| 4.2.3 中国产业空间网络的总体特征 |
| 4.3 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升级能力评价 |
| 4.3.1 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与产业空间网络特征 |
| 4.3.2 区域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特征 |
| 4.3.3 生产能力禀赋与产业密度特征 |
| 4.4 资源依赖对区域产业演进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4.1 模型设定与样本选择 |
| 4.4.2 基准计量检验:2003-2013 |
| 4.4.3 补充计量检验:2007-2017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产业生态对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影响的计量检验 |
| 5.1 产业基础对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影响:基于三维数据 |
| 5.1.1 三维数据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
| 5.1.2 三维数据模型基准计量检验:2003-2013 |
| 5.1.3 三维数据模型补充计量检验:2007-2017 |
| 5.2 产业生态对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影响研究 |
| 5.2.1 模型设定与样本选择 |
| 5.2.2 基准计量检验:2003-2013 |
| 5.2.3 补充计量检验:2007-2017 |
| 5.3 资源依赖抑制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中介机制检验 |
| 5.3.1 中介效应模型设定与样本选取 |
| 5.3.2 资源依赖“诅咒”经济发展水平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3.3 资源依赖影响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个数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3.4 资源依赖影响区域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4 拓展检验:替代原有被解释变量 |
| 5.4.1 资源依赖与区域产业低端锁定的实证检验 |
| 5.4.2 产业生态对区域产业演进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4.3 资源依赖对产业生态的影响:机制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演进的典型案例研究:以山西长治为例 |
| 6.1 长治产业演进的总体特征与产业空间网络格局 |
| 6.1.1 长治经济发展与产业演进的总体特征 |
| 6.1.2 中国产业空间网络中的长治格局 |
| 6.2 长治产业演进的路径探索与转型方向 |
| 6.2.1 长治产业演进的路径依赖 |
| 6.2.2 长治产业演进的路径创造 |
| 6.2.3 长治产业退出导致路径中断 |
| 6.2.4 长治产业转型升级的未来方向 |
| 6.3 长治产业生态改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机制阐释 |
| 6.3.1 煤炭产业管制促进主导地位缓降与产业素质提升 |
| 6.3.2 产业生态改良为长治制造业、新兴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
| 6.3.3 制造业、新兴产业助力长治产业演进向随机、促进模型转变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优化生态促进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与建议 |
| 7.1 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 |
| 7.1.1 资源型区域路径依赖式产业升级 |
| 7.1.2 资源型区域路径突破式产业升级 |
| 7.2 资源型区域产业生态优化的政策建议 |
| 7.2.1 以产业关联推动资源型区域产业群落化发展 |
| 7.2.2 促进资源型区域生产要素禀赋升级 |
| 7.2.3 提升资源型区域产业服务能力 |
| 7.2.4 完善资源型区域产业基础设施保障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 附表 1“省份—行业—年份”三维数据Probit回归结果 |
| 附表 2 1999-2019 年长治市主要工业品产量 |
| 附图 1 2013 年中国正产业空间网络基准图 |
| 附图 2 2013 年中国负产业空间网络基准图 |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相关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关系 |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提供思想指引 |
| 二、中国经济现代化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理论基础 |
| 一、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的理论原则 |
| 二、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的研究对象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根本主题:工业化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蕴含着中国工业化的探索 |
| 二、新型工业化体现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与现实条件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要实现以新型工业化为核心的发展 |
| 一、加强工业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 |
| 二、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互动 |
| 三、推动工业化进程中的可持续发展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动力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活力源泉:改革开放 |
| 一、改革开放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局面 |
| 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
| 三、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对外开放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创新 |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推进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机制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指向:以人民为中心 |
| 一、阶段性目标: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为核心 |
| 二、最终目标: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应处理好目标与发展的关系 |
| 一、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
| 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
| 三、正确地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保障机制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 |
| 一、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提供支柱力量 |
| 二、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加强自身建设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以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体系为支撑 |
| 一、发挥国有经济在经济现代化中的主导作用 |
| 二、国家宏观调控为经济现代化保驾护航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4）软商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框架结构 |
| 五、研究创新点及难点 |
| 六、研究范围 |
| 第一章 软商法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软法的界定 |
| 一、软法的概念界定 |
| 二、软法的特征 |
| 三、软法亦法 |
| 第二节 软商法概述 |
| 一、软商法的界定 |
| 二、软商法的特征 |
| 三、软商法的法理基础 |
| 四、软商法与其他法的区别 |
| 第三节 软商法与市场经济秩序之间的契合 |
| 一、软商法与市场经济秩序之间的关系 |
| 二、软商法的内在属性 |
| 第四节 软商法的基本功能 |
| 一、规范功能 |
| 二、评价功能 |
| 三、激励功能 |
| 四、凝聚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软商法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软商法的形成 |
| 一、软商法的萌芽 |
| 二、软商法的发展 |
| 第二节 软商法的成熟:以商人交易习惯为行为规范的中世纪商法 |
| 一、商法发展的历史原因 |
| 二、中世纪商人法的特征 |
| 三、中世纪商人法的宝贵财富 |
| 第三节 软商法的式微:民族化、国家化的近代商法 |
| 一、大陆法系近代商法之分析 |
| 二、英美法系近代商法之分析 |
| 第四节 软商法的复归:现代商法 |
| 一、法律渊源 |
| 二、制定主体 |
| 三、实现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软商法实施保障机制 |
| 第一节 软商法何以实施? |
| 一、法经济学的角度 |
| 二、法社会学的角度 |
| 三、自然法学的角度 |
| 第二节 软商法的实施条件 |
| 一、需要被普遍认同 |
| 二、信息流通的方式和速度 |
| 三、不宜过大的群体规模 |
| 四、要求成员间的实力或者地位相对均衡 |
| 第三节 软商法的实施机制 |
| 一、软商法通过自律性组织实现商人自我治理 |
| 二、软商法通过群体互惠实现商主体间的合作 |
| 第四节 软商法的保障机制 |
| 一、软商法处罚权的权源 |
| 二、软商法的处罚措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立法视角下软商法与硬商法的互动 |
| 第一节 立法视角下软商法与硬商法的互动基础 |
| 一、“立法中心主义”的滥觞 |
| 二、“立法中心主义”的批判 |
| 三、法律多元主义 |
| 第二节 软商法的“硬化” |
| 一、转化原因 |
| 二、转化形式和基础 |
| 三、转化条件 |
| 四、转化的后果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司法视野下软商法与硬商法的互动 |
| 第一节 软商法作为商事法源的证成 |
| 一、法源 |
| 二、商事法源的构成要件 |
| 三、软商法与商事法源要件的适切 |
| 四、软商法的适用 |
| 第二节 软商法与硬商法司法互动的体现 |
| 一、软商法对硬商法的强化 |
| 二、软商法对硬商法的补充 |
| 三、软商法与硬商法的合作 |
| 本章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一)混合经济思想 |
| (二)国外国有企业改革相关文献 |
| (三)国内国有企业改革相关文献 |
| (四)文献分析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文章创新与进一步研究的意义 |
| 第一章 中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来源与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所有制、所有权和产权 |
| 二、混合所有制 |
| 三、企业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来源 |
| 一、马克思的相关理论 |
| 二、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 |
| 三、启示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分析框架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的基本逻辑 |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根本制度——产权制度 |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治理模式——公司治理 |
|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保障机制——监督机制 |
| 第二章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的来源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过程 |
| 一、混合所有制萌芽阶段 |
| 二、混合所有制产生阶段 |
| 三、混合所有制的发展阶段 |
| 四、新时代混合所有制深化阶段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状分析 |
| 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整体运行状况 |
| 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行业与地区分布状况 |
| 三、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公司治理状况 |
| 第三章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缘由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动因 |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条件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路径分析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模式 |
| 二、并购和重组模式特点分析 |
| 三、整体上市模式特点分析 |
| 四、公私合营模式特点分析 |
| 五、员工持股模式特点分析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特点分析 |
| 一、推进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 |
| 二、以构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利益共同体为目的 |
| 三、资产监管方式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 |
| 第四章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存在的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思维怪圈 |
| 一、概念认识误区:混合所有制概念的误区 |
| 二、围绕产权和控股权的争论 |
| 三、“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争论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制度缺陷 |
| 一、产权制度缺陷 |
| 二、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存在的缺陷 |
| 三、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缺陷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企业不同产权主体的矛盾问题 |
| 第五章 国内外国有企业改革的典型路径及启示 |
| 第一节 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分析 |
| 一、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因与改革方案介绍 |
| 二、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和效果分析 |
| 三、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意义 |
| 第二节 中钢集团案例分析 |
| 一、中钢集团并购重组简单回顾 |
| 二、中钢集团扩张过程 |
| 三、中钢集团并购重组分析 |
| 四、中钢集团重组给其他国企的启示 |
| 第三节 国外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分析 |
| 一、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 |
| 二、法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 |
| 三、英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 |
| 四、金股制度 |
| 第六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优化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突破口 |
| 一、重视国企的人力资本 |
| 二、分类改革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优化 |
| 一、优化的原则 |
| 二、适合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范围 |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步骤 |
| 四、优化方案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应该注意的问题 |
| 一、要坚持增量改革,不轻易放弃控股权 |
| 二、国有资本要积极入股非国有企业 |
| 三、要注重员工持股公平公正与激励机制的建立 |
| 四、要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正确的定位 |
| 五、正确认识“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 |
| 第四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
| 一、加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改革顶层制度设计 |
| 二、打破“政企不分”的瓶颈方法 |
| 三、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方向 |
| 四、完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治理机制 |
| 五、完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保障机制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学习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6）区域工业企业空间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关系研究 ——以陕西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理论基础 |
| 1.2.1 经典区位理论 |
| 1.2.2 现代区位理论 |
| 1.2.3 产业集群主要理论 |
| 1.2.4 新经济地理学 |
| 1.2.5 演化经济地理学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相关研究进展与本文研究框架 |
| 2.1 工业企业空间结构及演化 |
| 2.1.1 关于度量企业空间集聚方法的研究 |
| 2.1.2 基于大尺度的研究 |
| 2.1.3 基于小尺度的研究 |
| 2.2 全要素生产率 |
| 2.2.1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
| 2.2.2 分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
| 2.2.3 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
| 2.2.4 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
| 2.3 研究框架构建 |
| 2.3.1 区域工业企业空间结构的演化机制 |
| 2.3.2 区域工业企业空间结构演化的路径依赖 |
| 2.3.3 区域工业企业空间结构演化的路径突破 |
| 2.3.4 区域工业企业空间结构演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关系 |
| 第三章 陕西省工业企业发展概况 |
| 3.1 自然地理特征与三大经济区划 |
| 3.1.1 陕西省的自然地理特征 |
| 3.1.2 三大经济区域 |
| 3.2 西部大开发前陕西省工业发展概况 |
| 3.2.1 工业化初期 |
| 3.2.2 工业化结构调整期 |
| 3.2.3 起飞发展期 |
| 3.3 西部大开发以后的快速发展期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陕西省工业企业空间结构的演化分析 |
| 4.1 数据处理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 基于POI数据的工业产业空间结构演化分析 |
| 4.2.1 基于标准差椭圆的分析 |
| 4.2.2 全体工业企业核密度变化 |
| 4.2.3 按企业控股情况分类的企业核密度变化 |
| 4.2.4 按行业分类的企业核密度变化 |
| 4.2.5 制造业细分行业企业的核密度变化 |
| 4.3 县域工业企业空间结构演化 |
| 4.3.1 县域工业企业空间分布 |
| 4.3.2 空间自相关和热点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陕西省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其空间分布 |
| 5.1 投入产出变量的选取 |
| 5.2 基于DEA超效率模型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
| 5.2.1 分区县的DEA超效率测算 |
| 5.2.2 分行业的DEA超效率测算 |
| 5.3 基于DEA-M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
| 5.3.1 DEA-M指数模型 |
| 5.3.2 分年度DEA-M指数测算结果分析 |
| 5.3.3 分县域DEA-M指数测算结果分析 |
| 5.3.4 分县域分年度的DEA-M指数测算结果分析 |
| 5.4 二位数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全要素生产率对陕西省工业企业空间结构演化的影响 |
| 6.1 影响工业企业空间结构的因素 |
| 6.2 地理加权回归 |
| 6.2.1 筛选显着性变量 |
| 6.2.2 地理加权回归结果分析 |
| 6.2.3 探讨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6.3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分析 |
| 6.3.1 q统计量分析 |
| 6.3.2 交互作用探测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陕西省工业企业空间结构演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7.1 模型与变量 |
| 7.2 数据处理 |
| 7.2.1 区位商 |
| 7.2.2 产业关联 |
| 7.3 回归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及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7）产能均衡动态监测及失衡风险预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论文结构与创新点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基本概念 |
| 2.1 理论基础 |
| 2.2 基本概念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产能均衡动态监测体系及实证 |
| 3.1 产能均衡变动理论模型 |
| 3.2 产能均衡动态监测指标体系构建 |
| 3.3 景气指数在产能均衡动态监测体系中的应用 |
| 3.4 产能均衡动态监测指数实证 |
| 3.5 产能均衡动态监测指数与宏观经济的周期协同性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产能均衡变动的影响因素及失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构建 |
| 4.1 产能均衡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2 产能失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产能失衡风险预警分析 |
| 5.1 转折点识别 |
| 5.2 预警指标的校验 |
| 5.3 产能失衡风险预警及效果评估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典型行业产能均衡动态监测及失衡风险预警 |
| 6.1 典型行业的选择 |
| 6.2 典型行业产能均衡动态监测实证 |
| 6.3 典型行业产能失衡风险预警及效果评估 |
| 6.4 典型问题探讨——投资“潮涌现象”的现实表现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总结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中国煤炭产量峰值与煤炭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煤炭产量峰值问题研究 |
| 1.3.2 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1.3.3 煤炭需求预测研究 |
| 1.3.4 煤炭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研究 |
| 1.4 研究方法和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内容与文章框架 |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 1.5.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2.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增长极限理论 |
| 2.1.1 增长极限理论提出的背景 |
| 2.1.2 增长极限理论的主要内容 |
| 2.1.3 围绕“增长极限论”的争论 |
| 2.2 化石能源峰值理论 |
| 2.2.1 化石能源峰值论概述 |
| 2.2.2 主要化石能源峰值论 |
| 2.3 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理论 |
| 2.3.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2 不可再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
| 2.3.3 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理论 |
| 2.4 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 2.4.1 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 2.4.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 2.5 生态足迹理论 |
| 2.5.1 生态足迹理论的基本假设 |
| 2.5.2 生态足迹理论的基本概念及计算公式 |
| 2.5.3 生态足迹的理论基础 |
| 2.6 本章小结 |
| 3. 中国能源与煤炭供需形势研究 |
| 3.1 中国能源生产与消费总体形势分析 |
| 3.1.1 中国能源资源禀赋及特点 |
| 3.1.2 中国能源生产情况 |
| 3.1.3 中国能源消费情况 |
| 3.1.4 中国能源供求形势 |
| 3.1.5 中国能源生产与消费结构 |
| 3.2 中国煤炭生产与消费总体形势分析 |
| 3.2.1 中国煤炭生产情况 |
| 3.2.2 中国煤炭消费情况 |
| 3.2.3 中国煤炭供求形势 |
| 3.2.4 中国煤炭进出口状况 |
| 3.2.5 中国煤炭运输状况 |
| 3.2.6 中国煤炭价格状况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国能源消费、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
| 4.1 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
| 4.1.1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分析 |
| 4.1.2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性与因果关系研究 |
| 4.2 中国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
| 4.2.1 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分析 |
| 4.2.2 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性与因果关系研究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国煤炭消费的环境影响研究 |
| 5.1 中国煤炭资源消费的生态可持续性评价 |
| 5.1.1 煤炭资源生态足迹计算模型 |
| 5.1.2 中国煤炭资源生态足迹分析 |
| 5.2 中国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研究 |
| 5.2.1 煤炭消费对环境的影响 |
| 5.2.2 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研究-基于EKC理论的实证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煤炭需求中长期预测研究 |
| 6.1 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人均煤炭消费的实证分析 |
| 6.1.1 煤炭消费的库兹涅茨曲线模型构建 |
| 6.1.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1.3 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煤炭需求预测 |
| 6.2 煤炭需求量增长极限的讨论 |
| 6.2.1 交通运输的制约 |
| 6.2.2 水资源的制约 |
| 6.2.3 大气环境的制约 |
| 6.2.4 地质灾害的制约 |
| 6.3 本章小结 |
| 7. 中国煤炭产量峰值预测研究 |
| 7.1 煤炭产量峰值概念 |
| 7.2 煤炭峰值预测模型 |
| 7.2.1 线性回归模型 |
| 7.2.2 Logistic增长曲线模型 |
| 7.3 煤炭峰值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3.1 煤炭资源储量因素 |
| 7.3.2 相关政策因素 |
| 7.4 本章小结 |
| 8. 中国煤炭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实施路径与政策建议 |
| 8.1 对国际煤炭市场的调控 |
| 8.1.1 利用国际煤炭资源调节国内煤炭供求的可能性 |
| 8.1.2 加强国际煤炭市场调控的具体措施及建议 |
| 8.2 对国内煤炭产需总量的调控 |
| 8.2.1 从消费端对煤炭需求实行总量控制 |
| 8.2.2 从供给端对煤炭产量实行总量控制 |
| 8.3 本章小结 |
| 9. 结论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研究成果目录 |
（9）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工业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和目的 |
| 二、关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工业变迁研究的现状 |
| 三、论文的研究思路及创新点 |
| 四、理论与史料依据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新中国新疆工业的资源基础和历史起点 |
| 一、新疆工业开发的经济地理条件 |
| 二、新疆工业开发的资源优势 |
| 三、近代新疆工业的发轫 |
| 第二章 20世纪50—70年代的新疆工业 |
| 一、新疆现代工业的初步发展与手工业的变化(1950—1957年) |
| 二、新疆工业的曲折发展(1958—1977年)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新疆工业(1978年至今) |
| 一、新疆国有工业企业管理体制的变革 |
| 二、新疆工业经济的发展 |
| 三、新疆非国有工业经济的发展 |
| 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的恢复以及兵团工业的发展 |
| 第四章 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的工业布局与结构 |
| 一、新疆工业布局的演变 |
| 二、新疆工业结构的转化 |
| 第五章 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工业发展的特征 |
| 一、现代工业发轫于驻疆人民解放军的大生产运动 |
| 二、政府主导的、嵌入式工业开发方式 |
| 三、以能源、原材料为主的资源型重工业结构 |
| 四、"内向型"部门占多数的工业部门结构 |
| 五、区域内发展不均衡的工业布局 |
| 六、"三分天下"的工业格局 |
| 第六章 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工业发展的成效 |
| 一、新疆工业经济规模的增长 |
| 二、新疆工业发展与社会经济结构变迁 |
| 三、新疆的工业化水平 |
| 第七章 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工业变迁中存在的问题 |
| 一、新疆工业基础薄弱 |
| 二、以初级产品为主的新疆工业 |
| 三、新疆工业发展资金投入不足 |
| 四、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对新疆工业发展的制约 |
| 五、新疆民营经济力量薄弱 |
| 第八章 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工业发展的反思与借鉴 |
| 一、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工业发展模式的演化 |
| 二、现代工业的崛起和传统手工业的嬗变 |
| 三、政府对新疆工业发展的影响 |
| 四、市场对新疆工业发展的影响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资源环境约束下的钢铁产业整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意义 |
| 1.2 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2.1 主要内容及逻辑分析框架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3.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3.2 存在的不足 |
| 2. 产业整合文献综述 |
| 2.1 产业整合涵义和分类的不同观点 |
| 2.1.1 产业整合的涵义 |
| 2.1.2 产业整合的分类和内容 |
| 2.2 经典理论关于产业整合的论述 |
| 2.2.1 斯密、马克思等关于产业整合的相关论述 |
| 2.2.2 现代企业理论对产业整合的分析 |
| 2.3 西方学者对产业整合的实证研究 |
| 2.4 我国对产业整合问题的研究 |
| 2.4.1 我国产业整合的现实研究 |
| 2.4.2 产业整合理论研究框架 |
| 3. 钢铁产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 |
| 3.1 工业化与钢铁产业的发展 |
| 3.1.1 我国钢铁产业的发展历程 |
| 3.1.2 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判断 |
| 3.1.3 工业化与我国钢铁产业的发展趋势 |
| 3.2 钢铁产业的资源约束日益突出 |
| 3.2.1 我国工业化的资源约束总体状况 |
| 3.2.2 钢铁产业的资源支撑能力 |
| 3.2.3 从铁矿石进口依存度逐年提高看资源约束 |
| 3.3 能源消耗与环境约束强化 |
| 3.3.1 工业化进程中的能源消耗与环境代价 |
| 3.3.2 钢铁产业发展面临的能源和环境约束 |
| 3.4 资源环境约束下的钢铁出口热的“冷”思考 |
| 3.4.1 我国钢铁进出口的现状 |
| 3.4.2 钢铁出口热的“内忧外患” |
| 4. 转变发展方式与钢铁产业整合 |
| 4.1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总体特征 |
| 4.1.1 经济增长方式的涵义 |
| 4.1.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粗放特征 |
| 4.2 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 4.2.1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联系和区别 |
| 4.2.2 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程 |
| 4.3 产业整合是钢铁产业转变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 |
| 4.3.1 我国钢铁产业增长方式的粗放特征 |
| 4.3.2 产业整合是钢铁产业转变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 |
| 4.4 产业整合与钢铁产业的技术创新 |
| 4.4.1 我国钢铁产业技术创新现状 |
| 4.4.2 世界钢铁产业技术创新的特点和趋势 |
| 4.4.3 产业整合能有力地推动钢铁产业的技术创新 |
| 5. 钢铁产业组织整合 |
| 5.1 我国钢铁产业组织现状 |
| 5.1.1 钢铁产业集中度：逆集中化趋势 |
| 5.1.2 规模经济性 |
| 5.1.3 产品的差异化程度 |
| 5.1.4 进入/退出壁垒 |
| 5.1.5 价格行为 |
| 5.2 世界钢铁产业组织整合的历程及其启示 |
| 5.2.1 世界钢铁产业整合的历程 |
| 5.2.2 世界钢铁产业整合的动因 |
| 5.2.3 产业整合：世界钢铁巨人米塔尔集团的成长之路 |
| 5.2.4 世界钢铁产业组织整合的启示 |
| 5.3 处于成长期中的我国钢铁产业组织整合 |
| 5.3.1 我国钢铁产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 |
| 5.3.2 处于成长期的我国钢铁产业集中度分析 |
| 5.3.3 产业成长期中的钢铁产业整合难题 |
| 5.4 我国钢铁产业组织整合的驱动力和模式 |
| 5.4.1 我国钢铁产业整合的驱动力 |
| 5.4.2 我国钢铁产业组织整合模式 |
| 5.5 从国际铁矿石价格博弈看钢铁产业组织整合 |
| 5.5.1 国际铁矿石价格谈判规则 |
| 5.5.2 国际铁矿石价格博弈局中人分析 |
| 5.5.3 国际铁矿石价格博弈结局 |
| 5.5.4 从国际铁矿石价格博弈结局透视我国钢铁产业组织整合 |
| 6. 钢铁产业链整合 |
| 6.1 产业链整合及其模式 |
| 6.1.1 产业链的实质 |
| 6.1.2 产业链整合及其模式 |
| 6.2 钢铁产业链及其“瓶颈” |
| 6.2.1 钢铁产业链 |
| 6.2.2 我国钢铁产业链的薄弱环节 |
| 6.3 产业链整合：构筑协调发展的钢铁产业链 |
| 6.3.1 钢铁产业链整合的类型 |
| 6.3.2 钢铁产业的后向整合 |
| 6.3.3 钢铁产业的前向整合 |
| 6.4 基于循环经济的钢铁产业链整合 |
| 6.4.1 循环经济的内涵和原则 |
| 6.4.2 循环经济是我国钢铁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
| 6.4.3 循环经济产业链与普通产业链的区别 |
| 6.4.4 基于循环经济的钢铁产业链整合思路 |
| 6.5 产业链整合：提升钢铁企业的竞争优势 |
| 6.5.1 产业链整合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理论分析 |
| 6.5.2 提升钢铁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 |
| 6.5.3 整合产业链提升竞争优势的案例分析：为宝钢为例 |
| 7. 钢铁产业的空间整合 |
| 7.1 产业布局理论及科学发展观下的创新 |
| 7.1.1 产业布局的地域分工与贸易理论 |
| 7.1.2 产业布局的区位理论 |
| 7.1.3 科学发展观下的产业布局 |
| 7.2 我国钢铁产业空间布局的演变及特征 |
| 7.2.1 我国钢铁产业空间布局的演变 |
| 7.2.2 我国钢铁产业空间布局特征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7.3 我国钢铁产业空间整合的思路 |
| 7.3.1 大钢铁生产基地向临海聚集，特别是新建企业要临海布局 |
| 7.3.2 区域内整合，形成全国六大钢铁基地 |
| 7.3.3 跨区域整合，形成以五大钢铁集团为主体的产业格局 |
| 7.4 钢铁产业跨区域整合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 |
| 7.4.1 地方政府行为与钢铁产业发展 |
| 7.4.2 地方政府的双重代理角色及中央政府与地区政府的博弈 |
| 7.4.3 我国钢铁产业跨区域整合的最大障碍：地方保护 |
| 7.4.4 利益协调：破解跨区域整合的障碍 |
| 8. 钢铁产业整合中的市场与政府 |
| 8.1 政府与市场在产业整合中的定位和作用 |
| 8.1.1 市场机制在钢铁产业整合中应发挥基础性作用 |
| 8.1.2 政府推动钢铁产业整合的依据 |
| 8.1.3 对西方国家政府在产业整合中作用的考察 |
| 8.1.4 政府推动钢铁产业整合的方式 |
| 8.2 资本市场：钢铁产业市场化整合的重要平台 |
| 8.2.1 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
| 8.2.2 股权分置改革为市场化整合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
| 8.2.3 资本市场为钢铁产业市场化整合提供了重要平台 |
| 8.3 政策调控为钢铁产业整合提供环境条件 |
| 8.3.1 地方钢铁产业过度投资导致产业分散化 |
| 8.3.2 宏观调控为钢铁产业整合创造了有利环境 |
| 8.3.3 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增加了产业整合的压力 |
| 8.3.4 钢铁产业政策为钢铁产业整合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证 |
| 8.4 跨区域产业整合的案例实证分析：宝钢整合八一钢铁 |
| 8.4.1 宝钢整合八钢的过程 |
| 8.4.2 “多赢”局面形成 |
| 8.4.3 宝钢整合八钢模式：市场化运作＋政府推动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四、2003年建材工业经济运行特点及2004年预测（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基于产业生态视角的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研究[D]. 边云涛.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研究（1978-2018）[D]. 申晓蓉.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4]软商法研究[D]. 黄丽红. 吉林大学, 2019(02)
- [5]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D]. 张飞雁.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区域工业企业空间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关系研究 ——以陕西省为例[D]. 巨虹. 西北大学, 2019(01)
- [7]产能均衡动态监测及失衡风险预警研究[D]. 曹颖琦.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8]中国煤炭产量峰值与煤炭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研究[D]. 郑欢. 西南财经大学, 2014(12)
- [9]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工业变迁研究[D]. 王利中. 西北大学, 2010(09)
- [10]资源环境约束下的钢铁产业整合研究[D]. 王建军. 西南财经大学, 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