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制定者对社会科学的使用

一、公共决策者对社会科学的利用（论文文献综述）

王慧^[1]（2021）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基于学术史的考察专业:政治学理论指导教师:马雪松教授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马奇与乔罕·欧森从组织理论的立场将长期受到忽视的制度和制度分析带回政治科学的主流议程,大批学者由此汇聚到新制度主义这面旗帜下并开启了新的研究篇章,以至有人开始高呼:“现在我们都是新制度主义者了”!然而,新制度主义的强劲发展一度令置身于制度结构之中的行动者黯然失色,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约束性功能,其本身蕴含的使动意味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迎来观念转向的浪潮,众多学者纷纷加入观念议题的讨论。这一变化对制度分析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表现为各个流派愈益关注观念,更为关键的是,以观念和话语为理论基石的建构制度主义得以兴起。如此一来,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或观念转向议题进入了政治学的中心地带与前沿领域。“观念很重要”似乎已经人尽皆知,但要问观念究竟是什么却又出现聚讼纷纭、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从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有必要首先为观念这一核心概念确立基本的分析维度。观念是各类行动与社会变革的先导,因而观念一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课题,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观念的重要性。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而言,很多学者为观念的界说付出了努力,综合来看,包含类型、层次、要素、形式在内的观念的划分都可以归纳为观念的结构要素,表示观念孕育于特定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制度结构及社会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观念无法凭空产生或存续,需要依附于特定的行动者并经由传播观念的话语、叙事、框架等呈现机制才能切实发挥作用。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是贯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核心主线。从辩证的立场来看,观念即是制度,制度即是观念。本文从两个角度论述观念等同于制度的观点。从既定结果来看,某些观念性要素具有制度的属性,从转化过程来看,某些行动者的观念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制度和政策。观念影响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制度也会影响观念的生成、维系和变迁,但这两条进路又有着本质区别与研究侧重。观念议题回归新制度主义并不是政治科学领域观念与制度相结合的首次尝试,而是有其深刻根植的历史脉络,观念与制度同等重要以及密切互动的观点可上溯至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以观念复归作为切入点并扩大分析视域可以发现,观念研究在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兴起、衰落、复兴的转折时期,对其加以考察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前因后果。传统政治学研究中观念与制度相互交织在一起,旧制度主义虽然部分承袭了此前观念研究的传统,但偏向于对制度和观念予以宏观探讨与静态描述,旧制度主义的局限以及随后大行其道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主导了观念研究的衰落,不过这一时期仍然产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念性成果。观念的复兴发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聚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转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均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加深了对观念的理解,但各个流派的观念转向有其独特性。建构制度主义代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观念维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一流派的分析基础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性或双重性,不确定性,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建构制度主义仍处于发展过程中,遵循建构逻辑而依次成长起来的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修辞制度主义和沟通制度主义均可被视为其内部的取向。理论的变革无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与回应,脱离现实的理论往往是空洞的和盲目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生观念转向的关键原因在于,既有的制度分析框架无法为某些现实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转向可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加以思考。一方面,观念转向促使各个流派加强对话交流与认同意识,缓和了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张力,随着观念研究的逐渐深化,制度分析的视野得到相应的拓展。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离不开对规范和价值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立足日常经验反思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带来的深刻启示时,有必要审视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好的观念和好的制度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努力追求的目标。结构制约能动,能动生产结构,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最终落脚于行动者。如何更好地建构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使由行动者建构的制度更好地发挥约束和使能作用,是一项需要加以认真和审慎探索的课题。

万筠^[2]（2020）在《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与政策变迁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间断均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日益成为城市品质提升的关键,它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因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消费社会的兴起,城市尤其是大中型城市的生活垃圾问题逐渐暴露并日趋严峻,据统计现在全国2/3以上的城市陷入“垃圾围城”困境。我国自八十年代针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开始出台专项政策以来,经历了早期的随意丢弃简单处理、城乡环卫一体化的集中收集处理、发展到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源头分类的综合治理阶段,然而其在发展变迁中却并非一帆风顺,曾面临着焚烧设施大规模兴建期和反焚烧冲突频发的矛盾,也在垃圾分类推广中出现时而暂缓停滞、时而积极热情的现象。基于这些实践观察和矛盾张力,本研究尝试探究的问题是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在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变迁形态?在中国的制度结构和政策运行中,如何理解这种变迁形态的运行机理和内在动力?随着政策变迁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可了政策变迁的非线性发展形态,结合着对中外政策变迁代表性理论的梳理,本研究从政策窗口开启的机会视角、行动者之间的博弈互动视角、制度与时机兼顾的转换视角对其不足和启示进行评析,并继而提出了“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分析框架用来分析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的阶段形态、均衡式发展机理、及间断发生的因果机制,为政策优化和城市治理提供更好的政策建议,并进一步回应和推动本土化政策变迁理论的发展。在构建并利用“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框架进行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的实证分析过程中,本研究综合运用了政策内容分析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历史和逻辑统一法、半结构访谈法等方法来分析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发展的形态特征、内在机理和因果机制。具体而言,本研究在实证分析过程中进行了以下安排:首先,在针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形态的分析判断上,借助政策范式理论的序列分布设定判断标准,通过与政策内容分析法的结合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处理和具体解读,并进而划分出四个时期,分别为:末端被动管理的第一个均衡期（1986—2003年）、鼓励市场参与的第二个均衡期（2004—2009年）、冲突频发和转向源头防治的间断期（2010—2016年）、以及源头防治和公众参与的新均衡期（2017—至今）。其次,在针对推动均衡式变迁的机理解释上,借助制度结构对中国政策运行过程的影响,推导出自上而下的“中央政策制定—地方偏好执行—社会反馈互动”政策运行“三阶段”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了制度惯性在政策运行过程中的阻力及成本作用形式:中央政策制定阶段的价值导向固化提升认知成本、地方偏好执行阶段的路径依赖提升决策和交易成本、社会反馈互动阶段的参与渠道缺失提升信息成本,并进一步分析了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中的均衡期产生、维持及推动新均衡期重新出现的内在运行机理。再次,在针对间断发生的因果机制分析上,具体进入垃圾焚烧设施建设政策在各地执行过程中因遭遇反焚烧冲突所形成的间断发生场域,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讨并验证间断结果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因果机制,并将其归纳为:扩大社会影响的“负面形象—媒体互激”、政府维稳压力下的“焦点—吸纳”、维稳压力与社会影响共存的“媒体互激—吸纳”、社会力量参与的“动员—共识”四种模式,在将四种模式统一整合后补充了行动者之间如何互动导致间断结果出现的因果机制链条,也进一步完善了从机会之窗开启到间断结果出现的中间逻辑环节。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对“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分析框架进行了补充完善,将均衡运行机理、间断因果机制的分析结论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顶层设计和过程优化进行结合,并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未来发展之路作以展望。限于作者有限的知识能力,本研究或有以下三方面的理论贡献:其一,对政策变迁形态认知边界的拓展。本研究对间断均衡的变迁形态判断持肯定态度,在融合了政策范式理论后重新设定了形态判断标准,并通过对政策文本材料的内容分析,将原来应用在公共财政领域的研究材料和判断标准进行了拓展,并将间断期视为一段时期的矛盾凸显期。其二,通过对政策运行过程的提炼,分析了制度惯性对均衡式变迁的作用机制。聚焦决策环节的传统变迁理论分析是一种截面式的观察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渐进式变迁逻辑的关注,本研究将中国的政策运行过程进行了自上而下的三阶段提炼,并通过制度惯性在其中的不同表现形式分析了均衡式变迁的内在机理,是一种关注政策长期发展的历时性视角。其三,通过间断发生场域概念的提炼和具体分析,补充了政策间断出现的因果机制。传统理论对“机会之窗”开启到间断出现的中间因果机制并未给予足够关注,本研究通过对焦点事件开启机会之窗后各主体的行为互动进行了 fsQCA分析,回应了传统理论对因果机制分析不足的问题,并由此对间断发生的变迁过程优化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

韩金成^[3]（2020）在《公共价值视角下的邻避设施决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在规划建设垃圾焚烧厂、污水处理厂、养老院等一些具有负外部性威胁的公共服务设施时,普遍遭遇到选址地周边居民“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抵抗行为,对地方政府决策能力形成严峻挑战并严重影响到社会公共服务水平。邻避设施决策已经成为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棘手课题。现有关于地方政府邻避设施决策的研究由于缺乏完整的理论依据和分析框架,不但难以做到全面透视邻避设施“决策黑箱”,而且也很难让地方政府官员清楚地认识到邻避设施决策困境的症结所在。因此,本文对地方政府邻避设施决策展开分析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通过对公共价值、目的性价值、工具性价值等相关概念以及西蒙决策理论、渐进决策理论、行为公共管理学等相关理论的梳理,发现手段-目的链及其所对应的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分析结构可以将公共价值视角与邻避设施决策研究很好地联系在一起。邻避设施决策的相关公共价值可划分为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两个方面。从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角度对战略三角模型、公共价值失灵模型、公共价值目录这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公共价值分析工具进行拓展和调适,搭建了一个贯穿于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层次的邻避设施决策分析框架。基于此框架,本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公共价值研究视角出发,首先解构当前我国地方政府邻避设施决策管理体制与机制,其次评估邻避设施决策的公共价值失灵问题与公共价值重塑实践,再次探究政府官员的公共价值感知对其邻避设施决策行为意向的影响机理,最后建构基于公共价值管理的邻避设施决策模式。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运用基于公共价值生成链的战略三角模型,从价值目标管理、授权环境管理和运作能力管理三个方面对我国地方政府邻避设施决策管理体制与机制进行了制度性分析。我国地方政府邻避设施决策管理体制与机制的特征可以概述为“一块战略组、两条价值链、三层授权面”。地方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作为邻避设施决策的战略管理主体,在应对上部、内部和外部授权环境时显示出了自身运作能力的不足,使得横向上政府机构内部的公共价值整合链和纵向上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公共价值需求链不能有效发挥其应有的公共价值凝聚以及公共价值创造功能。（2）本文以余杭和番禺两个典型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选址案例为研究对象,分析与评估地方政府邻避设施决策的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失灵问题及其重塑实践。余杭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决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公共价值失灵现象表明,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难以就各自的目的性价值偏好和工具性价值偏好进行有效弥合,导致现阶段的地方政府邻避设施决策普遍存在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失灵问题。通过对余杭案例和番禺案例的对比性考察评估,发现两地政府采取了两条风格迥异的邻避设施决策改进路径,可以分别称之为“余杭模式”和“番禺模式”。两种模式所重塑的目的性价值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性,而所重塑的工具性价值则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一定的差异性。两种模式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公共价值偏差问题,“番禺模式”的价值短板主要体现在创造的社会经济方面的目的性价值不足,而“余杭模式”的价值短板主要体现在缺失“中立性”价值。（3）本文根据政府官员问卷调查所获得的一手数据,考察了政府官员的目的性价值偏好和工具性价值偏好对其邻避设施决策行为意向的影响。政府官员的目的性价值偏好对其邻避设施决策行为意向具有显着性影响,9种目的性价值要素均至少在某一个邻避设施决策价值冲突情境中具有显着性影响,“经济发展”“稳定”“民主”三种价值在10个邻避设施决策情境中的显着性影响次数均达到或超过了5次。政府官员的工具性价值偏好也对其邻避设施决策行为意向具有显着性影响,在17种工具性价值要素中,有13种价值至少在某一个邻避设施决策价值冲突情境中具有显着性影响,“效率”“有效性”“创新”“透明性”四种价值在10个邻避设施决策价值冲突情境中影响均不显着。通过对跨邻避设施决策情境下具有显着性影响的价值要素进行关系性分析和层级结构分析,发现政府官员的公共价值偏好间会呈现出一定的网络特性和层级结构。（4）邻避设施决策的公共价值管理模式包括价值偏好引导和价值目标管理、主体间关系重塑和授权环境管理、公共价值创造和运作能力管理三个部分。在价值偏好引导和价值目标管理阶段,政府、企业、社会自身应积极培育公共性,对邻避设施启动价值管理战略,地方政府通过循证分析机制拟定项目决策方案。在主体间关系重塑和授权环境管理阶段,地方政府、特许经营企业和社会公众之间通过伙伴关系、公众参与和协同网络三种类型的嵌入式关系协调模式对邻避设施决策进行主体间关系重塑。在公共价值创造和运作能力管理阶段,地方政府加强协同领导能力,与特许经营企业和社会公众共同创造多元公共价值,各方通过十项公共价值审查方式展开项目决策评估工作。

张伟^[4]（2020）在《美国智库的舆论引导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根植于本土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独立、非营利性公共政策研究和倡议机构,美国智库的社会功能不仅体现在为政府决策者提供专业务实的政策分析与建议,还需要借助思想传播和公众教育等活动“启发民智”,服务公众利益。在理论上,针对美国智库舆论引导策略的研究有助于全面了解智库的社会功能,并借此洞察当代美国社会和政治运转中的相关现象;还可为今后研究不同国家、不同类型智库的舆论引导活动提供可借鉴的分析框架。在实践上,针对美国智库舆论引导策略的研究可为我们深度解读当前美国各领域对华政策提供一定的启示,同时为我国智库加强舆论引导能力建设提供借鉴。借助文献研究法、结构功能分析法、案例研究法和跨学科研究法,在考察舆论传播一般规律和汲取社会学、政治学和新闻传播学等相关领域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构建出一套审视美国智库舆论引导策略的分析框架,借此系统地考察智库在影响舆论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作为美国公共政策舆论场中的舆论引导主体之一,智库引导公众舆论的目标包含微观目标——影响舆论客体和宏观目标——实现组织发展与社会效益两个层面。为实现上述目标,美国智库在引导公众舆论时展现出较为清晰的行为逻辑与程序规范,即“策略”。它由“势能”——能力构建和“动能”——行动实施两要素构成,能力构建是基础,行动实施是表现。其中,能力构建反映在舆论资源占有上,美国智库不仅依托各类成熟的内部机制,整合自身现有舆论资源,还巧借政府、其他社会组织甚至是个人的信息资源、公众信誉、传播渠道等,在信任资源、认知资源和注意力资源的能力构建上展现出明显的“内部塑造与外部借用相结合”的模式。行动实施是基于目标和能力的落实环节。在微观上,美国智库通过选择议题、建构议题和传播议题积极与普通公众展开议题互动,对舆论的传播过程施加影响;在宏观上,美国智库则致力于将社会精英阶层所代表和维护的主流意识形态投射到整体社会意见环境之中,影响普通公众的公共话语、主流意见、思想认知和价值观念等,更深地嵌入到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之中。

袁家三^[5]（2020）在《企业社会资本的伦理内涵及培育机制研究》文中提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社会资本理论以其丰富的内涵及强大的解释力,受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热切关注。企业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形态,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同样也受到学者和企业管理者的高度重视。作为研究经济主体特别是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的学科,企业伦理学同样也不能回避对企业社会资本的探讨。这样,遵循从理论到实践的脉络,以企业伦理为起点,全面揭示企业社会资本的伦理内涵等深层特性,并以此为基础,对其培育机制的构建展开研究,就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同时,这一问题也是从企业层面,对社会资本理论的重要议题之一“怎样促成社会资本的形成?”所进行的探索。讨论企业社会资本,必须先确定一个前提,这就是人的社会性以及企业的社会性。人的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同时,企业作为经济行为的主体,在具有经济性的同时,与利益相关方之间必然发生社会化联系,因而也具有社会性。作为个体的人及作为法人的企业所具有的社会性,都包含有道德关系,具备特定的伦理内涵。因此,从企业伦理视角,运用文献分析与归纳法、案例研究法、对比与借鉴法、移植拓展广泛吸纳跨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开展企业社会资本伦理蕴涵及其培育机制的研究,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以企业伦理为起点,就是着眼于企业社会资本所必需的价值前提和伦理纽带,将伦理学研究成果运用到企业社会资本研究中,尤其是运用五种基本的伦理学理论,即德性论、功利主义、非后果论、综合社会契约论和关怀伦理的分析方法,来对企业社会资本进行探讨。而在培育机制建构方面,既要讨论伦理方面的机制,也要探讨非伦理方面的机制,如此才能建构企业社会资本的整个培育机制。从伦理角度来看,企业伦理是企业的道德形象,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也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而构成企业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企业社会资本是指企业在其存续期间建立起的可以从中获取企业运营所需要资源的内外部社会化联系,以及蕴含在这些社会联系中为企业各项活动提供支持的共同理念、价值和规范。企业社会资本可以被划分为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两个维度,以及以员工为主体的个人社会资本和以企业为主体的法人社会资本两个层次。同时,按照其构成要素不同也可以划分为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两种类型。通过回顾社会资本理论的演变过程,并从伦理的角度来解析企业社会资本,对比企业三种主要资本,即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人的关系,人们可以发现,物质资本联结人的自然性,人力资本体现人的实践性,而社会资本基于人的社会性。企业社会资本中,结构性社会资本存在着与利益关系并存的道德关系和与经济权利并行的道德权利;认知性社会资本具有信任、合作、共享、共同追求和职业精神等伦理内涵。这些构成企业社会资本的道德前提和伦理意蕴,并使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产生三个方面的伦理作用,即协调义利冲突、平衡公平与效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企业社会资本的特性体现为概念集合性、易流失性和可能产生负外部性等;企业社会资本发挥作用建立在拥有企业家及其基本社会关系,并以此为起点形成企业内外部合作关系的前提上;其作用机理则表现为企业社会资本通过整合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减少交易成本、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等途径,实现其资本作用。从实践角度看,社会资本在企业现实运营中的培育实践面临一定的困境,主要包括对企业社会资本概念及其伦理特质认识不足,企业社会资本投入的驱动力不足,企业社会资本缺少保障和调节体系等。而当前企业文化与公共关系管理的发展,为企业社会资本的培育提供了良好机遇。在充分考虑企业社会资本的道德前提、伦理内蕴以及现实困境的基础上,企业社会资本的培育机制宜从如下方面进行建构:首先,伦理方面,社会资本的培育要建构包括将伦理考量嵌入企业决策过程、明确基本道德责任标准、确立伦理决策流程、提升企业伦理决策能力等在内的企业伦理决策机制和职业伦理驱动机制,形成正确的伦理导向,这是积极社会资本构成的基础;其二,非伦理方面,要建构包括经济绩效驱动、社会心理驱动的动力机制,这是企业社会资本培育的核心机制;建构包括机构人员保障、激励约束保障和时空环境保障的保障机制;建构包括教育调节、社会参与度调节和规章制度调节的外部调节机制。上述建构的企业社会资本培育机制体系,是以理论逻辑和实践经验为基础,还需要要进一步对其可行性和实践性进行验证。扎根理论是社会科学研究广泛使用的成熟工具,利用该工具可演绎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体系的必要性及其建构的可能性。通过应用扎根理论多案例分析,验证了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体系的构建是企业绩效的必然需求;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体系由伦理决策机制、动力机制、保障机制和外部调节机制构成,四种机制功能互相补充,可以构成了完整的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体系。在上述四种机制下构建的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体系有利于企业绩效增长的同时,还在促进企业与环境融合、企业员工全面发展、协调企业义利关系方面,发挥突出的伦理作用。企业社会资本作为新兴的重要概念,近年理论研究成果较多,但真正纳入企业实践的较少,因此有必要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全面深入认识这种新的资本形态,探索其培育的有效机制,为企业社会资本更好地进入企业实践,为企业提高竞争力作出更大的努力。

鲁坤^[6]（2020）在《拉斯韦尔公共政策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哈罗德·D.拉斯韦尔是现代公共政策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首先将公共政策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以广阔的社会科学领域为根基建立起了公共政策的知识大厦。他关于公共政策的简洁定义和特征描述至今仍是该领域的争论焦点。尤其是他所提出的政策过程的阶段划分思想和民主的政策科学思想对后来公共政策学科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拉斯韦尔的这些独特而迷人的公共政策思想却几乎从未被人深入地研究并清晰地呈现出来。因此,本文将结合拉斯韦尔所处的时代背景对其公共政策思想进行初步的探究。在探究的过程中,本文试图以一种便于从整体上把握拉斯韦尔学科视野的方式为起点来展现他的公共政策思想主题。这种整体性方式既体现在本文从20世纪的历史环境中找寻拉斯韦尔公共政策思想产生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的努力之中,也体现在本文从拉斯韦尔整个学术生涯和思想历程中发现其公共政策思想形成与发展过程的努力之中。在拉斯韦尔看来,公共政策具有多样性、情境性和问题导向性,这三个基本特征构成了其公共政策思想的基本框架和独特体系,它们对于理解拉斯韦尔的公共政策思想都至关重要。在这三个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本文还试图将他公共政策思想的价值目标作为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察对象。最终,依据拉斯韦尔公共政策思想的三个核心特征和价值目标,本文首先对拉斯韦尔主要作品中有关公共政策的特定论题与思想观念进行了逻辑归类,并在归纳的基础上将其公共政策思想划分为四个既相互关联却又明显不同的思想主题:即政策科学的学科建构思想,政策过程思想,实用主义知识观以及民主的政策科学思想。当然,对这些充满争议而又影响深远的思想主题进行充分的论证和演绎则是本文的核心工作。具体而言,学科建构思想是拉斯韦尔为公共政策描绘的知识地图,它为每一个后来进入公共政策领域的人提供了最初的起点和可能的方向,并且告诉他们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以及如何找到与社会问题相关的知识;政策过程思想是拉斯韦尔对解决问题的一般思维过程所做的一个隐喻,它为公共政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似乎无穷无尽的思想源泉和灵感启示,其影响至今未绝,令人深思;实用主义知识观是拉斯韦尔将知识用于指引行动并试图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其价值的一次尝试。它是连接决策者与现实问题之间的思想桥梁,它为每一位决策者提供了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问题中进行决策所需的智力支持和思想保障;而民主的政策科学思想是拉斯韦尔留给后来者的一道谜题,它似乎永远正确,却又永远隐匿在迷雾之中,让人无法确切地找到答案。尤其是他想要通过民主的政策科学实现人类尊严和福祉的理想,则更加扑朔迷离却又令人心向往之。最终,本文认为,在公共政策领域,拉斯韦尔的思想既未被充分证明,也未被断然推翻。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虽然已经沿着他所描绘的政策科学蓝图走了很远,但却从未完全丢弃他那持久而富有想象力的理想和教导。事实上,他的追随者就在我们之中,我们每个学习或研究公共政策的人都是他的追随者,他至今仍是公共政策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的名字和他所提出的概念、语句已经被零零碎碎地融入到了无计其数的公共政策文献和作品之中。他的基本公共政策思想因为被人们不断地自由转变和重新表述而得以延续。

刘锐^[7]（2019）在《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研究》文中认为我国正处于法治建设的重要时期,行政体制改革也进入了攻坚阶段,开展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日益彰显。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是一种多元化、系统化、类型化的机制,不仅指决策过程末端环节的监督或问责,还包括决策制定到政策执行以及政策反馈的全过程,具有合法性、过程性和风险性等特征。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理论基础包括责任政府理论、行政过程理论和正当程序理论,现实意义体现为是责任意识提升的逻辑前提、行政秩序强化的内在动力和法治进程推进的重要保障。开放型市场经济的形成、法治建设战略目标的升级、行政主体责任观念的提升和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分别为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的产生提供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条件。该制度的演进分为以国家机关监督为依托的孕育阶段、以行政问责理论为载体的萌芽阶段、以行政问责实践为需求的发展阶段、以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为落脚点的成型阶段,并呈现出由消极向积极的理念转变、由运动式向常态化的思维过渡、由零散到体系的规则设计、由中央到地方的推进路径等规律。通过规范文本的考察、现实案例的研讨和制度框架的梳理,发现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虽然已较为成熟,但同时仍面临着追责主体失衡、追责对象单一、追责范围模糊、追责程序缺陷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传统文化的影响、理论研究的制约、文本制度的不健全。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的完善需要把握好总体思路和具体面向。在总体思路上需要做到:一是理念提升,即实现由法制到法治、由惩罚到预防、由独断到合作;二是原则确立,即确立依法追责、权责一致、信息公开、终身追究原则;三是模式建构,在借鉴美国的“网状”和英国的“无缝隙”行政问责模式基础上,建构我国“立体式”追责模式;四是制度配套,加强责任评估、公众参与、官员复出等配套制度的建设。在具体面向上需要关注:一是在追责主体的选择上实现多元化;二是在追责对象的拓展上实现复合化;三是在追责范围的明确上实现体系化;四是在追责程序的健全上实现规范化。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在我国正在成为一种常态,既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途径。为了进一步加强该制度的法律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本文将原本“问责”这一政治话语下的研究课题,突破学科视域的限制,以法律这一治国重器对其进行规范,这不仅需要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突出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结合,也需要专家学者不断强化理论研究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本文对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这一具有较强政治意蕴的现实问题所进行的法学思考,着眼于行政法研究视角的特殊性,期望通过对具有我国本土特色问题的归纳总结,为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在我国的良性发展提供决策建议。

廖丽环^[8]（2019）在《司法改革的试点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顶层设计与地方摸索相结合”、“改革于法有据”重大理论判断,一方面,从高位推动的层面肯定了试点作为司法改革的现实路径,另一方面,为试点改革开辟了新的时代征程的同时也带来了更严峻的现实挑战,这些新的发展态势以及新的现实问题因应了试点改革理论研究的现实必要性与重要性。司法领域的试点改革是政策试点方法在司法领域的延伸性运用。它是指地方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或中央默认特定地区、期限以试点项目的形式展开具有特色的法律先行、先行先试的司法改革试验,而后通过暂行条例等规范的出台巩固地方试点经验,再经中央认可吸收到正式制度并向全国铺开的先行先试——由点到面的改革路径。试点作为司法改革路径的现实选择,是由我国司法改革现状与基本特性、渐进政治的总体安排以及降低制度变迁成本所共同决定的。同时试点作为司法改革路径的长期选择,是基于对有限理性与知识分立、调适的正确认知上所形成的司法改革方法。从当前试点改革运行的整体样态来看,“司法权为中央事权”是本轮试点改革的基础理论主张,并在此逻辑之上展开了央地之间的“委托一代理”关系的制度建构,通过借助小组机制、示范机制、指标管理机制以及传导机制作为盘活二者委托代理关系的特殊机制。透过这一行动框架,可以得出本轮试点改革具有政策型倾向,以维持委托代理关系的高度同质性作为其关系目标,以政策的主动反应作为其行动进路,以政策的可控性作为其治理逻辑。但现阶段的政策型试点改革衍生了改革体系的结构失调、国家建构的单边情结、地方建构的难以成长、社会建构的严重匮乏问题,进一步加剧央地关系的结构性失衡以及试点改革的非制度化与非规范化,试点改革亟需加以修正。试点作为司法改革的现实路径,应当致力于路径的规范化、成熟化与制度化,可以实验治理作为技术进阶,以法理型试点改革作为规范进路,从而建构一个制度化的体系。具体制度设想是确立不同梯度的主体构造、区分直接决策与边际决策、推动改革体系深化、建立学习型推广、诊断性评估、问责性督导、科学性预测、权限分配等保障机制。

田雪森^[9]（2019）在《基于多源流理论的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研究 ——以我国青少年校园安全政策为例》文中认为近年来,我国青少年校园安全事故频频发生且产生了愈发恶劣的社会影响,校园安全问题成为政府决策者和社会公众关心的重要民生问题,与校园安全相关的政策议程设置也成为了我国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约翰·金登的多源流理论为研究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公共问题在社会四处漂浮,等待着进入政策议程。问题溪流、政策溪流、政治溪流各自流淌,一旦问题源流或政治源流内部的因素发生变化,适逢耦合机制出现和政策溪流的推动,政策之窗就会开启,政策企业家通过识别问题并对机会进行有效利用,推动问题进入议程,完成政策议程设置。本文以“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三个五年规划期为标准对我国青少年校园安全政策的嬗变阶段进行划分,对各个阶段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探索不同时期推动政策议程设置的动力因素。在此基础上,引入修正后的多源流理论分析框架研究我国的青少年校园安全政策议程设置:从问题源流的角度来看,近年来,我国青少年校园安全事故发生的数量呈指数型上升,食物中毒、校园欺凌等严重的校园安全焦点事件不断发生,给青少年及其家庭带来的危害也愈发严重,这些变化吸引了政府决策者对校园安全问题的关注,使校园安全问题进入了政府的议事日程。从政治源流的角度来看,党和政府对青少年校园安全问题的关注为媒介引导公共舆论指明了方向,国民情绪表达渠道的完善也减少了民意对政策议程的抵触情绪,创造了有利于问题治理的良性环境。此外,各方面的政策参与者也通过努力,制定了有现实意义的备选方案,政策原汤由此形成。问题指标、焦点事件、党和政府的关注、群众对青少年校园安全政策出台的呼声等共同推动了该问题进入政府工作清单,且有着完善的备选方案进行支持,政策之窗的开启水到渠成。此后,政策企业家基于自身的政策倾向进行博弈,对问题的治理将最终按照获胜方喜好的方式进行并实现政策议程的设置。根据多源流理论对青少年校园安全政策议程设置的分析,我们提出了优化我国政策议程设置路径的建议,希望可以为以后的政策议程设置研究提供参考:第一,应当从问题源流的角度出发,锁定问题源流,明确政府的治理目标。第二,应当在明确政府目标后,及时理清政策源流,设计并选择恰当的备选方案。第三,应当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借力政治源流,优化政策议程设置的大环境。最后,应当把握“政策之窗”开启的机会,重视政策企业家的作用,推动政策议程设置的顺利实现。尽管多源流理论的分析框架在政策议程设置的研究中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将其引入对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分析时,还应当关注:①问题溪流、政策溪流、政治溪流之间的相互作用、政治溪流在其中的独特影响力以及问题溪流、政治溪流对政府和专家学者制定备选方案时的导向作用;②“政策之窗”的可预测性。在我国,“政策之窗”的开启时机并非如金登所言的“难以预测”,而是可以通过关注重大政治会议的召开、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态度、相关指标的变化等,对政策之窗开启的时机进行预测,从而更好地利用“政策之窗”开启的机会;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各项事业不断发展,社会环境不断改变。因此,我们应当意识到,企图“一步到位”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政策议程设置的现实性较差,应当根据社会现状,循序渐进,将目标问题进行分解,根据各个阶段的社会发展情况,分步骤地对目标问题进行治理。

王娜^[10]（2019）在《技术设计价值冲突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全面刷新了人类的社会生活方式,同时也带来了人与技术之间需要协调的各种问题。技术设计价值冲突就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内蕴于技术设计的发端、创造、实现、应用过程中价值之间的矛盾与对抗,以及对技术设计价值体系进程起支配和引导作用的价值原则、尺度、观念之间的对立与冲突。随着技术的高速发展,技术设计领域中的价值冲突问题也日益频繁、多元、复杂,这不仅是当代技术设计中重要的现实问题,更是技术哲学和价值哲学中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技术价值理论的深化发展和系统完善,还有助于确保技术发展中的正确价值方向,对社会其他领域的良好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导向作用。本研究在阐释技术设计和技术设计价值的概念基础上,对技术设计价值冲突的概念进行了确立,认为其含义有两层:一是技术设计价值相关者在一定的技术设计价值场域中所面临的价值认知的相左、价值选择的两难以及价值行为中是与非的抗争,强调价值抗争发生的激烈程度:二是不同技术设计价值体系之间的取向性对立,同一技术设计价值体系内由于价值级序排列的难于抉择以及价值风险的存在可能而产生的摇摆不定的价值矛盾状态,强调价值关系不协调、对立的呈现状态。技术设计价值冲突包括冲突主体、冲突客体以及冲突中介三个方面,其本质和最终源头是一种利益冲突。在当前飞速发展的技术社会中,技术设计价值冲突在为社会与技术的发展带来些许启发和动力的同时,更带来了技术设计价值思想和价值实践中的困惑和混乱。对此,要调适、缓和技术设计价值冲突的负面效应,就要先对其形成场域、表现形态、产生根源进行科学合理的理解和认识,而后为其寻觅一种可能的思维框架和实践进路。技术设计价值冲突的形成场域有三种,即道德域、知识域以及实践域。在道德域中,当人性欲望呈现出恣意冲撞态势的同时,也就颠覆了技术设计价值相关者的德性价值义务,主要表现为技术设计者的价值意志失禁、技术决策者的价值律令统治以及技术使用者的价值敏感弱化。在知识域中,如果技术设计价值相关者违背了柏拉图传统知识定义中的真、确证、信念三大知识价值原则,那么也就意味着技术设计价值相关者的价值规则产生了边界变移,主要表现为技术设计者的价值认知由自、技术决策者的价值审视偏狭以及技术使用者的价值反思匮乏。由于实践域隐含着道德与知识在价值方式上“由分而合”的结构化过程,如果技术设计价值相关者在“道德域”或“知识域”中出现某种不恰当或失度,那么也就意味着技术设计价值在实践域中将会产生某种应然抉择的现实偏离,主要表现为技术设计者的价值判断任性、技术决策者的价值选择悖谬以及技术使用者的价值反馈缺位。本研究对技术设计价值冲突的表现形态进行了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划分和阐释。技术设计价值冲突的宏观表现形态有三种:价值模糊、价值捆绑以及价值反弹。价值模糊是指技术设计价值相关者在面临技术设计价值原则、规范的认知、选择、判断时所产生的技术设计价值意向的困惑:价值捆绑是指技术设计价值主体以附加着其自身利益的价值规范、价值标准为依据,通过对价值客体原初价值意愿和自由价值意志的强势先行篡改、追加,来达成其自身的某种价值目的的行为;价值反弹是指技术设计价值发展方向的偏移或背离,也就是技术设计的发展路径在应然价值与实然价值两个向度上发生了断裂、变移甚至颠覆。技术设计价值冲突的微观表现形态也有三种:道德视角下技术设计价值冲突、知识视角下技术设计价值冲突以及实践视角下技术设计价值冲突,即技术设计中功利性价值与道德性价值之间的冲突、目标性价值与知识性价值之间的冲突、描述性价值与实践性价值之间的冲突。另外,技术设计价值冲突的产生根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道德域中的经济利己、知识域中的信仰迷失以及实践域中的责任失度。对技术设计价值冲突问题的调适是技术设计价值冲突问题研究的落脚点。基于此,通过论证,本研究认为对技术设计价值冲突进行合理、适度调适具有可行性,并提出调适目标在于为技术设计价值相关者构建一种以“公共善”为前提、以“道德一知识一责任”为主线的“技术设计价值妥协观”。技术设计价值妥协作为技术设计价值冲突的调适办法,是有原则、有秩序、有条件的,其顺利进行需要遵循三项基本原则,即作为底线原则的社会他律、作为一般原则的伦理自律以及作为美好原则的责任自觉。总之,技术设计价值活动的未来发展应当是一种“人一技术一社会”的持续良性运行与和谐美好共存,而不是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

二、公共决策者对社会科学的利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公共决策者对社会科学的利用（论文提纲范文）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2）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与政策变迁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间断均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公共价值视角下的邻避设施决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美国智库的舆论引导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企业社会资本的伦理内涵及培育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拉斯韦尔公共政策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司法改革的试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基于多源流理论的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研究 ——以我国青少年校园安全政策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技术设计价值冲突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公共决策者对社会科学的利用（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D]. 王慧. 吉林大学, 2021(01)
• [2]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与政策变迁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间断均衡研究[D]. 万筠. 山东大学, 2020(08)
• [3]公共价值视角下的邻避设施决策研究[D]. 韩金成. 华中科技大学, 2020(01)
• [4]美国智库的舆论引导策略研究[D]. 张伟.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20(03)
• [5]企业社会资本的伦理内涵及培育机制研究[D]. 袁家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6]拉斯韦尔公共政策思想研究[D]. 鲁坤. 深圳大学, 2020(10)
• [7]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研究[D]. 刘锐. 黑龙江大学, 2019(05)
• [8]司法改革的试点研究[D]. 廖丽环. 厦门大学, 2019(07)
• [9]基于多源流理论的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研究 ——以我国青少年校园安全政策为例[D]. 田雪森. 南昌大学, 2019(03)
• [10]技术设计价值冲突问题研究[D]. 王娜.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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