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管理中的几个问题简述

一、略说档案管理中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高自友^[1]（2020）在《唐代官方修史中的漏泄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唐代是中国古代修史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即是由独立建置的史馆、专职史官等构成的新国家修史体制得以确立,其在初唐时为树立正统、稳定政局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将修史地位推向了新高度。正因为官修取代私修成为史书编撰的主流,本朝国史得到系统的有组织的编撰,官方修史体制在高宗统治时期开始暴露缺点,主要表现为起居官退出仗下,史事“漏泄”问题出现。在得不到有效遏制的半个世纪以后,张说、吴兢在史馆之外修史的事情引发了李元纮上疏强调在史馆修史的秘重作用,但漏泄问题并未有所改观。虽然高宗、刘知几等人都意识到漏泄问题的严重性,但除了冠冕堂皇的诏令外,并不见具体举措推行,而朝廷律令中关于漏泄罪行的规定也没有在修史中得到反馈。这一情形与初唐极其重视修史的做法似乎背道而驰,反映出唐代官方修史处于一种重而不严的状态。即便如此,唐代宰相在修史中展现出了强烈的防止漏泄之事发生的自觉,尤其是在主导《时政记》过程中。是故,以延英奏对为代表的便殿议政形式不再允许起居官参与其实是大势所趋,个别宰相的行为并不能完全以徇私来解释。相较于直接对史馆、史官提出具体防制漏泄的禁令,宰相之于修史的保密作用可以用曲为之制来形容。事实上,唐代官方修史之所以出现重而不严与曲为之制的二元对立,是因为漏泄问题的存在为那个对国史既无限渴求又尚存敬畏、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还在发展的时代提供了一条维护统治阶层团结的途径,从而将修史的利益最大化。由于国史修撰关涉诸多利益,相比于能够直接参与的史官、宰相和皇帝,那些与修史之事并不相关的且数量更为庞大的官僚群体只能借助公私渠道对修史进行直接、间接的影响,而漏泄问题正是这种影响的产物之一。所以,即使在修史问题上存在竞争的皇帝与宰相都有遏制漏泄问题的想法与行动,却也不能完全阻止它的发生。直至宋代,在经历了五代的动乱以及新一轮权力重组后,修史体制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修史机构专门化削弱了史官的固有权责,皇帝牢牢地将修史的控制权握于手中,减小了宰相全权干预的局面,修史中的漏泄问题也得到了针对性规制。

邓舒音^[2]（2020）在《黑龙江省县级机关数字档案管理现状调研》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基层档案工作的广泛深入发展,数字档案建设工作变得日益迫切,已成为机关部门各级单位档案工作的重点。传统档案建设注重档案保存与整理,而数字档案这种新型载体注重档案数据平台的使用以及后续档案利用与服务。目前档案学者对数字档案建设见解颇多,研究成果丰富,但仍发现许多县级机关部门在数字档案的实际推广过程中还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本文以黑龙江省县级机关为研究对象,首先,从国家制度和相关理论出发,探讨机关数字档案管理的理论基础;然后对黑龙江省县级机关数字档案管理现状进行调研,充分掌握目前数字档案管理基础概况、技术应用情况、档案信息利用情况等;最后,系统探讨县级机关数字档案管理相应对策,以机关数字档案管理制度建设为基准,数字档案管理平台建设为架构、加强县级机关数字档案服务为目标,期望从理论和实践角度保障数字档案基础利用,推动档案信息服务,实现资源共享。

郭佳兴^[3]（2020）在《汉语褒贬陪义及其辞书标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汉语语义褒贬的研究一直有较高的关注度,整体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随着我们对语义研究的层层深入,原有的研究理论和成果难以完全解释语义褒贬在词汇层面呈现出来的特殊性,词义褒贬问题仍然有一定的研究空间和价值。词义的褒贬究竟该如何界定,词的基本意义之外的褒贬语义特征该用何术语指称,是否有其独特的组合特征和演变路径,以何种方式呈现在辞书当中,词的两种语义褒贬现象之间有无特殊的关联,这些问题的解决既有利于语义学研究的深入,同时对辞书编纂、二语教学、汉外翻译等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本研究涉及共时和历时两个层面,在组合和聚合的整体坐标上研究词义,在处理具体的问题时定性考察与定量考察相结合、静态描写与动态考察相结合、分类统计与对比分析相结合,在对语言充分静态描写的基础上辅之以形式化手段,借助辞书及语料库,首先将研究对象进行了重新的界定和定称——褒贬陪义,主要的研究内容可大致分为两部分,即本体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具体如下:正文的第一至三章主要是褒贬陪义的本体性研究。由于褒贬陪义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以往在教学或研究中往往以“约定俗成”之名而一笔带过,较少有针对性的深入的探究。本研究以《现代汉语词典》中收录的带有褒贬陪义的词为语料,在对语料进行充分描写的基础上,对褒贬陪义重新进行界定、分类,并对其存在的形态和标记进行分类描写,探索褒贬陪义的性质,并对其独特的层次性进行了专题式探究。在聚合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对褒贬陪义进行组合研究,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对褒贬陪义的组合研究区分义位的外部组合及内部组合,从义位和义丛两个层面综合分析其组合特征,语义分析和语法分析相结合。以上涉及到的各层面的问题均为褒贬陪义的共时性研究,主要考察褒贬陪义在现代汉语中的特征,在现代词汇语义学中,词汇的研究纵横两项综合比较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只有将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相结合才能看到词汇的全貌。在对褒贬陪义的本体性研究中,对褒贬陪义的历时性演变的考察是另一个重点,借助语料库和辞书,基于功能主义从认知的角度重点讨论了褒贬陪义演变的路径、原因等问题,发现了褒贬陪义单向式和回环式独特的演变路径,并从语言和非语言角度分析了褒贬陪义演变的动因。正文的第四至五章是对褒贬陪义的应用性研究。辞书编纂既是语言学理论的创新也是应用,本研究中除对褒贬陪义的本体性研究外,还考察了褒贬陪义的辞书标注情况,结合语言实际,重点考察了普通语文词典和外向型学习词典对褒贬陪义词的收词、标注及配例的情况,第四章主要涉及普通语文性词典,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现汉》进行了短期的梳理,对比了第5至7版的标注情况,对辞书中的标注特征及反映出来的问题进行了客观的描述,并给出了合理化的修改意见。第五章主要考察了《现代汉语学习词典》和《商务馆学汉语词典》对褒贬陪义的标注情况,作为外向型学习词典的代表,两部词典在标注的数量、方式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差异,汲取两部词典各自呈现出来的特点,提出了外向型学习词典对褒贬陪义的标注建议。

禹剑^[4]（2020）在《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刻辞语言文字综考》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以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刻辞（以下简称“花东甲骨刻辞”）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成果为研究对象,采用综述的方法,全面系统地整理、分析各类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些意见和看法,为今后花东甲骨刻辞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第一章文例研究。整理分析了花东甲骨刻辞行款、段落结构、卜辞之间的相互关系、特殊契刻现象和记事刻辞文例5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关于行款。分析了目前行款分类存在的问题,认为主要是受到卜辞读法、甲骨缀合、语法理解和文意理解4种因素的影响;分析了行款的成因,总结为守兆原则、契刻空间、契刻习惯和刻手失误4个方面;分析了行款研究对旧有刻辞和花东甲骨刻辞的重要意义。关于段落结构。讨论了各段落结构的本质属性、形式、位置和语义指向等问题,认为段落结构名称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卜辞中可以相互转化,需要根据其所处的位置和卜辞文意具体分析,这也是各家对段落结构理解存在分歧的根本原因。关于卜辞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字词考释、释文校勘的最新成果以及我们对相关概念的认识,对存在问题较多的对贞卜辞、同版成套卜辞和同文卜辞辞例重新进行了整理,形成了本文的“附录一”、“附录二”和“附录三”;根据对贞卜辞和同版成套卜辞的实际情况,认为“先右后左”的辞序规律不明显,但整体呈现出向“先右后左”辞序过渡的趋势;根据同文卜辞的实际情况,认为其省略较少、契刻时没有经过特殊规划,与对贞卜辞、成套卜辞等明显不同;分析了各家排谱的成果,认为目前排谱的原则有待完善,主要问题是很可能把较长时间的活动压缩在了较短的时间内;重新梳理了各家的缀合成果,形成了本文的“附录四”,并总结了缀合对花东甲骨刻辞研究的实用价值。关于特殊契刻现象,分析了合文、重文、漏刻、补刻、倒书、横书、误刻、衍文和刮削现象,重点讨论了一些合文的认定以及刮削的原因。关于记事刻辞文例,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整理了记事刻辞辞例,形成了本文的“附录五”;认为记事刻辞中的“三”有可能当释为“气（乞）”,但目前不能确定;对记事刻辞的分类、格式和特点进行了补充论述。第二章文字研究。整理分析了花东甲骨刻辞字形和字词考释2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关于字形,讨论了字形系统的建立和完善,其中包括字形的收录和编排、字频和字量的统计、字形的分类整理、字形的结构分析等问题,重点辨析了新见字、新见字形和新字形3个概念,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梳理了新见字形,形成了本文的“附录六”;讨论了字体的特点,重点分析了字形的原始性和早晚期字形并存的现象,认为真正反映原始性的例字并不多,而且字形的原始性与时代早晚没有必然联系。早晚期字形并存的现象确实存在,也见于子组卜辞,所谓“晚期字形”其实属于“早期字形”,这种现象可能与类组差异有关,提示我们在利用字形进行分类断代时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关于字词考释,简要总结了字词考释的大致情况;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字词考释的成果进行了重新梳理,选取了166条争议较大、对刻辞整体理解有较大影响和可以印证、修订以往看法的字词,以综览的形式,收录具有代表性的考释成果,形成了本文的“附录七”;从“花东甲骨刻辞旧字词的考释”和“花东甲骨刻辞新字词的考释”2个方面,举例分析了30个字词的考释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第三章词汇研究。整理和分析了花东甲骨刻辞词汇的整理与分类、字与词的对应关系、词与词的关系3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关于词汇的整理与分类,简要介绍了相关研究的大致情况,分析了在词语认定和词类划分2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字词考释的研究成果,对词汇进行了重新整理与分类,并对大部分词义和用法作出了简要说明,形成了本文的“附录八”,初步建立了花东甲骨刻辞的词汇系统。关于字与词的对应关系,主要讨论了字与词的数量对应关系、字与词的意义对应关系。认为前者有4种类型,即一字一词、一字多词、一词多字和数字数词,并作了简要统计;把后者分为字与词义的对应关系、字与义项的对应关系、字与新见词以及新见义项的对应关系3个方面,重点分析了第3种关系。关于词与词的关系,简要介绍了相关研究的大致情况,认为词与词的关系有同义词和反义词2种,有学者划分的类义词意义不大;以“给予”义动词为例,详细讨论了字词考释和辞意理解对同义词研究的影响。第四章语法研究。整理分析了词法研究和句法研究2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关于词法研究,讨论了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数词、副词、介词、连词的语法功能,并与旧有刻辞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对比,对个别词类的语法功能进行了补充,对“亦”、“又”和“于”字结构等语法功能进行了辨析。关于句法研究,讨论了句型的系统描述、双宾语句、三宾语句、句法成分的顺序、句法成分的省略等问题。重新对能够带双宾语或三宾语句的相关祭祀动词和非祭祀动词进行了认定和分类,对全部双宾语和三宾语句型进行了统计,对相关例句进行了穷尽性的整理和归类;辨析了受事主语句和名词宾语前置句;重新划分了省略句的类型,确定了判断省略情况尤其是省略复句之后句的一些方法。

闫章虎^[5]（2019）在《政治制度视角下的唐代书法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政治制度的视角出发,对唐代书法史进行深入考察,旨在揭示唐代书法史与政治制度相关的那一层面。基于这种观察视角,本文对以下几方面进行了讨论。根据论述主题,可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揭示了唐代书法的“政治属性”,并考察唐代国家典仪中的书法因素,分析书法活动及相关书迹背后的政治意涵,解读它们在处理政治关系、维护统治中所发挥的作用。在第二部分,论文从文书行政的角度出发,思考唐代铨选制度中为何会设置“楷法遒美”及“工书”这两个关于书法的标准,探究“楷法遒美”与“工书”的具体内涵并梳理它们和唐代书法史的关系。基于以上讨论,这一部分还对“书判拔萃科”中“书判”的具体所指进行了考证。论文第三部分重点讨论凭借书法技艺为皇室服务的翰林书待诏,对这一群体的性质、供职模式、工作内容、选拔方式、仕途、社会关系进行了全面分析。最后结合传世及新出石刻资料,考察唐代宫廷书法对翰林书待诏书法的影响,以及书待诏书法的群体性特征。第四部分关注的则是在行政及文馆机构中供职的文书吏、楷书手、书直等群体,揭示他们在当时整体制度框架中所处的不同位置、所承担的不同职能。并结合敦煌文献及吐鲁番文书,从职能的角度出发,对他们的书法特征进行了总结。第五部分研究的是唐代的“书法教育制度”,这一部分的目的不是对相关制度进行全面介绍,而是重在分析这些“书法教育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况以及对唐代书法发展的影响。结论表明,除侍书之外,书学、弘文馆等机构在唐代书法史上所起的作用明显被夸大了。

赵彦昌,姜珊^[6]（2018）在《近三十年来唐宋告身整理与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表明告身作为古代授官的凭信,对于研究我国唐宋时期的文书与官制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告身的不断发现与整理,近三十年来国内对于唐宋告身的研究逐渐增多,研究的内容也从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发展到了结合告身的内容来研究历史情况与文书制度、官制等唐宋时期的政治制度的研究。

张光润^[7]（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研究表明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韩厚明^[8]（2018）在《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文中提出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江陵张家山M247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简,其中包含大量汉初法律文书,这是继睡虎地秦简之後法律简牍的又一重大发现。经过初步清理之後,这批竹简包括《历谱》、《二年律令》、《奏谳书》、《脉书》、《算数书》、《盖庐》、《引书》、《遣册》八种,共1200余枚竹简。《历谱》共18枚竹简,记录时代爲汉高祖四年（前203年）至吕后二年（前186年）後九月,其中简二记录有“新降爲汉”四字,是汉王朝创立过程中的真实写照。《二年律令》共540枚竹简,是汉初吕后二年的律令摘抄,共有汉律27种、《津关令》1种,这是汉代成体系法律简牍的首次发现,弥补了汉代法律史研究资料不足的遗憾。《奏谳书》共228枚竹简,内容爲秦及汉高祖时期奏谳文书摘录,保留了奏谳文书的基本格式,对研究秦及汉初司法审判制度有重要意义。《脉书》共66枚竹简,以病候及阴阳十一脉经、脉法等爲主要内容,大部分见於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比後者保存更完好。《算数书》共190枚竹简,是实用算题合集,内容形式与传世数学文献《九章算术》类似,比後者时代早二百余年。《盖庐》共55枚竹简,以申胥（伍子胥）与盖庐（吴王阖闾）的对话爲文本形式,具有浓厚的兵阴阳色彩。《引书》共112枚竹简,是首次发现成篇的汉代导引术文献,可与马王堆《导引图》相参照。《遣册》共41枚竹简,爲随葬物品清单,其中记录有书一笥,正与出土竹简相合。值得一提的是,墓葬还出土鸠杖一枚,这说明墓主人年事已高。张家山M247号汉墓自发掘至今已有34年,全部竹简释文公布於2001年,迄今已有16年,因其竹简内容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论文总计上千篇,着作数十部,相关研究纷繁复杂,因此有必要对以往研究历史进行综合梳理,同时结合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竹简文本进行重新校勘,对疑难词汇进行辨析考证,这也是本论文的写作目的所在。本论文共分上下两编,上编有三个章节。第一章绪论,介绍M247号汉墓的发掘情况,墓葬的形制及随葬物品,墓主身份,论述出土竹简的主要内容及其释文公布情况,以及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意义。重点内容是对张家山汉简各部分的研究综述,以期把握既往学界的研究概况。第二章张家山汉简释文校注,这部分以《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修订本）》、《二年律令与奏谳书》所刊布的释文爲底本,吸收学界对竹简文本的校勘成果,参照整理者原图版及红外綫图版,对张家山汉简释文进行再校勘,对重点难点词汇进行校注,以疏通文意。第三章相关问题研究,包括《二年律令》编联整理与研究、重点词汇研究梳理与考证,如“颇”、“毋害”、“出入罪人”、“完刑”、“行钱”、“以上、以下”。下编主要内容是字词集释和参考文献。字词集释首先列举字词条目,其次选取有代表性的辞例1-5条,最後以时间爲序摘录学者研究成果,对其中需要补充及辨析的词条以按语形式说明。最後是本论文的参考文献。

李婧^[9]（2015）在《中国建筑遗产测绘史研究》文中认为建筑遗产测绘是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建筑遗产保护的重要基础。中国建筑遗产测绘事业已经过80年发展历程,由于长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存在诸如管理机制不完善、标准要求缺失、专业人才匮乏等大量瓶颈性问题,严重制约着文化遗产研究、保护的良性发展。本文通过广泛查阅建筑遗产测绘领域主要学术团体、科研机构的测绘成果及相关历史文献、访问专家学者与技术人员,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和信息。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自中国营造学社开创性引入西方测量方法调查古建筑以来,中国建筑遗产测绘实践与理念发展的历史进程,全面考察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事件、实践成果、理论与技术发展,尽可能总结不同历史阶段的建筑遗产测绘的发展变化脉络,对于解决测绘领域的发展瓶颈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本文按照中国建筑遗产测绘历史的时间顺序为主线进行论述。首先回顾了西方和日本学者在中国进行的建筑调查测绘实践,分析了中国营造学社系统开展建筑遗产测绘的背景和条件,进而对民国时期中国营造学社、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等机构的建筑遗产测绘活动进行考察,分析了上述活动的历史意义以及建筑遗产测绘对于古建筑维修向文物保护工程转化的作用。其次,将1949年以后文物建筑测绘的历程以1980年代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分别对文物测绘的实践历程、管理体制、技术理念、人才培养等相关问题展开论述。然后,对天津大学古建筑测绘历史进行个案研究,作为共和国建立之后高等院校从事建筑测绘遗产活动的缩影。最后,就建筑遗产测绘领域中存在误区、争议或长期忽视的重要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本文试图审视因果,以史为鉴,在已有的宏观建筑史学研究领域中进一步开拓新的研究方向,推动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和建筑遗产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

付天松^[10]（2013）在《中国三代图书馆学家论着及其被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图书馆学理论和图书馆工作，是学术性和实践性都很突出的一个领域。而图书馆学则既要有深厚的专业学术造诣，还要有勇于实践、善于探索的精神。图书馆学家的思想将会带动着图书馆学的发展趋势，对于图书馆的学科发展和事业发展，更有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推动性。本文依据《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关于图书馆学家年代的划分情况，通过了解中国三代图书馆学家的生平，基于中国知网、国家数字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平台检索出每位图书馆学家的论着及其被引情况，进而梳理出三代图书馆学家对学科理论和实践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二、略说档案管理中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略说档案管理中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唐代官方修史中的漏泄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黑龙江省县级机关数字档案管理现状调研（论文提纲范文）

（3）汉语褒贬陪义及其辞书标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刻辞语言文字综考（论文提纲范文）

（5）政治制度视角下的唐代书法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近三十年来唐宋告身整理与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7）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8）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建筑遗产测绘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三代图书馆学家论着及其被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略说档案管理中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唐代官方修史中的漏泄问题研究[D]. 高自友.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2]黑龙江省县级机关数字档案管理现状调研[D]. 邓舒音.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3]汉语褒贬陪义及其辞书标注研究[D]. 郭佳兴.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刻辞语言文字综考[D]. 禹剑.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8)
• [5]政治制度视角下的唐代书法史研究[D]. 闫章虎. 吉林大学, 2019(02)
• [6]近三十年来唐宋告身整理与研究述评[J]. 赵彦昌,姜珊. 兰台世界, 2018(09)
• [7]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8]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D]. 韩厚明. 吉林大学, 2018(12)
• [9]中国建筑遗产测绘史研究[D]. 李婧. 天津大学, 2015(08)
• [10]中国三代图书馆学家论着及其被引研究[D]. 付天松. 黑龙江大学, 2013(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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