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次修宪看我国非公有制经济

一、从四次修宪看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论文文献综述）

杜俊奇^[1]（2020）在《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外公职人员中一直存在着腐败现象,而且党外公职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其腐败问题也开始空前凸显,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中,腐败问题还表现的相当严重。党外公职人员分布在各领域、各层级,在各级政府、各个岗位充当重要角色,有职有权,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因此,如何加强对行使公权力的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而必须直面和破解的一个重要课题。虽然相关部门在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由于监督机制与现实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监督问题仍然处于薄弱状态。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但总体上说,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全面系统的研究尚不充分,对这一群体的腐败程度、形式、原因等实证研究非常不足,具有建设性和应用性的对策建议更是不多。从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这一时代的宏伟大业来看,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问题的研究,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共产党（即执政党）和各民主党派（即参政党）互相监督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更是将全面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的迫切需要。本文主体内容分为逻辑紧密关联的五章。逻辑起点首先在理论层面阐发了关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必须厘清的几个基础性问题,介绍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体内容、制度基础、法理依据和监督的必要性;然后运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追溯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发展历程,分析目前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难点;继而用实证研究、尤其是案例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现状、成因和特征;论证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强化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和显着成效;最后,就如何强化、细化、实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特别是政治敏感度和政策性比较强的宗教界、工商联、村委会三个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从理论性和应用性两个维度提出的若干对策建议。本文的意义在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这一事关我国反腐败成效而迄今很少受到关注的问题做了初步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内调外研获得了翔实的一手数据;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尤其是对特殊群体的监督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从而对国家监察机制改革和推进反腐败事业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彭巨水^[2]（2019）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所有制问题是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所有制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是一切社会形态演进、更替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来看,所有制的演化不仅是多元的,而且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随着现实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所有制改革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并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面临新的历史方位,所有制改革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总结我国所有制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基于新时代的战略方位和时代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我国所有制改革提出新部署、做出新动员,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时代命题,从“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的高度强调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意义。从现实来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采取了较为有力的举措,改革成效初步显现。同时,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中还存在“混合就是私有化”“混合就是新的公私合营”等理论争议、“混合是否要国有股‘一股独大’”“混合到底是‘谁混谁’”等实际操作难题,影响了这项改革的深入推进。因此,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深入辨析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全面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所有制变革的历史脉络,从中找出我国混合所有制理论产生和发展的逻辑主线,进而通过回溯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实践,以此为基础,在坚持问题导向的前提下,从宏观、微观层面探讨如何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改革,并提出总体性思考和针对性举措,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理论、实践、对策三个方面深入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问题。首先,从一般理论层面入手,对建国以来混合所有制方面的研究文献作了综述,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发现,要探讨混合所有制理论必须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和西方产权理论入手。基于这一思路,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并将其与西方产权理论进行对比、分析异同,希望能够对混合所有制理论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接着,从实践层面出发,讨论了建国以来所有制理论发展和实践情况,总结了我国所有制理论演进规律和改革实践的经验教训,从理论和实践上得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就是混合所有制,这是一种经济发展规律,也是一种生产力发展趋势。由此,进一步深入探讨了混合所有制理论及混合所有制在我国实践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再次,从对策层面入手,坚持问题导向,总结和探讨了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坚持原则、构造环境、改革重点,然后从宏观层面转入微观层面,具体深入分析了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民营经济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应采取的对策和选择的路径。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研究讨论的逻辑性方面具有一定新意,从整体上阐释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轨迹、演化趋势和内在规律,对从建国初期开始,一直到党的十九大,把“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在所有制变革方面探索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全面总结;二是研究分析的结构性方面具有一定新意,在阐释混合所有制发展的具体领域中,构建了一个涵盖“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分析视阈,在差异化问题导向下分析了不同所有制经济在混合所有制发展中所需的条件保障和应坚持的科学路径;三是研究结论的实践性方面具有一定新意,针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搞混合所有制就是搞全盘私有化”和“搞混合所有制就是搞新的公私合营”等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得出了混合所有制只是经济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的结论,以此为前提,从不同层面讨论了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对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公有制与非公所有制的混合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和重大课题。本文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为指导,学习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的有益观点,结合我国国情和特殊发展阶段,牢牢把握“两个毫不动摇”,探索一种新的混合所有制发展路径,才能积极拓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坚持理论自信的必然要求。在实践中,要深刻认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全局性、系统性、整体性和复杂性,既要发挥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动性、引领性,也要发挥民营经济倒逼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积极性、参与性;既要注重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发展预期,也要注意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共识。

董大伟^[3]（2017）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研究（1978-201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所称的非公有制经济,界定为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发展已经走过了将近四十年的历程。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成分,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仍有发展的必要。抚今追昔,以史为鉴,系统梳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历程,对于今后完善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抛开同类题目开篇即纵论原典理论的范式,秉持以史带论的写作风格,分阶段进行实证论述,最后加以总结,理论从历史而出。虽然每一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所处背景复杂多因,但本文为抓主线叙事,不再赘述前人之思,主要从经济背景入手,探看中共每一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最重要动因,展示各项经济政策的演进与成效,并在分析各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阶层特征的基础上,梳理分析相应的统战政策,从而使文章更加饱满,也为最后的逻辑总结铺设了较为全面的历史基础。本文可分三大部分、九个篇章:第一部分为绪论,独立成篇。主要论述文章的选题初衷与基本价值,界定与说明正文所涉及的重要复杂概念,回顾前人成果,确立本文创新的着力点。第二部分为正文,从第一章到第七章,论述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历程。第一章题目为“在探索中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78-1988）”。在具体叙述中分成两阶段,一是“改革开放之初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78-1984）”,二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84-1988）”。第二章题目为“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波动与调整（1988-1992）”。主要论述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波动以及党初步调整相关政策的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时期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基本特征与待解问题。第三章题目为“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稳定与发展（1992-1997）”。主要论述南方谈话与十四大的非公有制经济有关理论及十四大后的政策发展,分析在政策作用下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走上正轨以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基本特征,然后论述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政策。第四章题目为“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实现历史性突破（1997-2002）”。主要论述十五大至十六大期间中共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后续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具体政策的历程,在党的政策推动下非公有制经济取得的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此阶段的特征,以及该阶段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统战政策。第五章题目为“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巩固与深化（2002-2007）”。主要论述十六大到十七大期间中共巩固与深化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及政策的宏观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阐述党的政策支持下非公有制经济取得的新发展以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特征,最后阐述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第六章题目为“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稳步推进（2007-2012）”。主要论述十七大到十八大之间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及具体政策的新发展,得益于党的政策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大环境下不仅逆势增长,而且为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亮眼表现作出突出贡献,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此期间有了新特征,党对他们的统战政策也有条不紊地推进。第七章题目为“十八大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新进展（2012-2016）”。主要论述十八大及之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和具体政策,在党的政策推动下非公有制经济取得的新进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出现的新变化,以及这一阶段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统战工作发展。在第二部分,由于历史原因,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结构与后面几章并不相同,正因如此,更可直观感受到1992年在非公有制经济及其政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第三部分就是结语章“基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历程的一些思考”,为史后之论。本章的论述完全是基于前面几章内容自然而出,既是总结,也是提升。主要论述三个问题:一是非公有制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动力系统;二是非公有制经济终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特殊组成部分;三是有关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建议。

杨彦辉^[4]（2016）在《1982年宪法及其修改与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文中研究指明经济制度立宪是社会主义国家立宪的重要特征之一。从1949年《共同纲领》颁布到2004年宪法的第四次修改,经济制度的变迁始终与中国宪法的修订密切相关。从1982年新宪法制定以来,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宪法不断修改,每一次修改都极大地释放了经济发展的潜力,而每一次经济制度的变迁又都深深带有宪法调整的烙印。可以说,中国经济制度变迁与宪法建设的良性互动大大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运转,为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做出了重要贡献。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其内容规定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最根本最重要的方面,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权威,任何法律、任何规章、任何部门、任何人不得与宪法相违背。宪法中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是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则,宪法中关于经济制度规定的每一次修正,必然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一个国家要想国富民强,就必须发展经济,经济是一个国家基础中的基础。经济要想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就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就需要有规范化的经济制度。因此,宪法中关于经济制度的规范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文章首先对宪法、宪法修改、宪法修正案、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变迁的涵义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解析,为后面的论述做理论铺垫;其次对1982年宪法产生的背景和经济制度方面的规定进行了梳理,介绍了1988、1993、1999和2004年对1982年宪法的4次修改通过的31条修正案及反应的经济制度变迁,接下来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宪法经济制度变迁的特点和原因;最后,总结了我国宪法中经济制度变迁的经验并对未来进行了展望。宪法与经济制度这种相互促进和相互推动的密切关系,对于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如何根据现实经济发展的状况制定或修改宪法中关于经济制度规定的条文,适应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发展,这是目前摆在我国法制建设和经济发展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吴中波^[5]（2013）在《我国修宪建议的制度化研究》文中认为修宪建议作为一个过程,其目的是为了修改宪法。将其作为研究对象,首先要做的就是阐明研究的意义,其次要明确如何研究。对于这两个问题,文章在绪论中作了解答。在“研究意义”一小节中,从现实和理论的角度回答了研究修宪建议的意义。从现实角度讲,研究修宪建议有利于提升我国宪法的生命力和现实指导力,充分发挥各主体在宪法修改中的作用,强化党的领导地位；从理论的角度讲,研究修宪建议有利于推动我国宪法修改建议的规范性研究,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理论的发展。在“政治学中的制度主义对于制度的理解”一小节阐明本文的分析视角。本文主要从新制度主义的社会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及理性制度主义三种理论视角分析构建修宪建议制度的可行性。最后,结合相关文献对于本文的研究框架进行了简要概述。第一部分,文章首先从政治学视角分析了宪法修改的必要性。首先,主要是对洛克、卢梭、西耶斯、孟德斯鸠、杰弗逊、汉密尔顿等思想家的观点做了分析。通过考察这些人的观点,论证了修改宪法在理论上的必要性。当然,随着宪法在世界各国的地位逐渐确立,宪法不再仅仅具有理论意义,也开始具有实践重要性,政治学中对宪法修改的重点关注内容也就不再局限于元理论探索。政治学开始关注宪法修改的现实必然性,为此论文还从经济、社会、政治、社会意识等多个方面对于宪法修改的现实因素进行了分析。第二部分,文章通过分析宪法修改的概念、特点以及一般程序,论证了宪法修改程序前向延伸的必要性,并对修宪建议的内涵、特点、及功能价值进行了分析。第三部分,文章以宪法修改是否存在争议的理论争鸣作为切入点,分析了宪法修改的边界,并根据我国正处于转型期的特点,将修宪建议的内容边界进行了明确。即,将国体列为禁止讨论内容；将涉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基本制度以及涉及人权等方面的基本原则列为限制讨论的内容；将文化制度等内容列为充分讨论的内容。第四部分,以宪法修改权作为切入点,在分析了宪法修改权的内涵、特点之后,结合修宪建议的特点,分析了修宪建议主体的范畴。此外,鉴于文章的主要目的是为我国修宪建议完善提供意见和建议,因此通过分析执政党在宪法修改中的作用,对于执政党在宪法修改中发挥引领和主导作用进行了论证。第五部分,对于我国的宪法修改建议进行了历史回顾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宪法建议的提出模式进行了总结和概括。并从正反两个方面,对于我国修宪建议的模式进行了评价。第六部分,结合我国实际,对于我国修宪建议过程的制度化建设提出了相应的思路。主要从规范修宪建议过程的理念普及制度化、修宪建议内容的规范化、修宪建议程序及主体的规范、形成具有持续性的反馈机制四个方面谈了我国修宪建议过程的制度化建设。

惠建利^[6]（2010）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财产权保护问题研究》文中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两种存在实质差异的经济体制。中国过去的几十年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变革和体制转型。1993年宪法修正案正式确认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当其冲的是面临如何正确对待公民私有财产权的问题。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规律来看,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财产权不受侵犯的同时,科学树立公民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的理念,对建立真正的和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把公有财产权与公民私有财产权对立起来的观念在干部和群众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很多人仍然认为加强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意味着社会主义因素的削弱,因而在实践中出现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为。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权进行有效保护,又能够使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不受到削弱,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照其内在的规律健康发展,这是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不同学科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当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研究尚待深入。鉴此,本论文拟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多学科相交叉、相结合的角度,特别从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角度系统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有财产权保护问题,深入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私有财产权保护不力的原因,系统梳理并发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私有财产权保护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从学理上进一步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内在关联,并针对性地提出具体对策建议。论文由绪论和正文部分共五章内容构成,其基本结构如下：绪论部分主要阐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财产权保护的选题意义及其研究述评。重点论述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财产权保护问题的现实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具体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创新点。第2章主要阐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财产权保护的历史演变与实践基础。以中国改革开放为历史起点,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民私有财产权的相互关系出发,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财产权保护的历史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时期。在科学探讨私有财产权演变的基础上,辩证分析每一历史阶段私有财产权演变的特点与规律。从历史和实践的角度对私有财产权的变迁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梳理,为论文的后续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第3章主要阐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财产权保护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发展。马克思关于私有财产权保护的基本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私有财产权保护思想,这些对当代中国公民私有财产权保护政策有重大影响,共同构成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理论基础。其中,马克思的私有财产权保护思想,同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一样,指导着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总方向,有着方法论的意义。毛泽东对待私有财产的态度与建国初期对私有财产的鼓励政策,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邓小平的私有财产权思想一直贯穿中国改革发展历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奠基的作用和长远的指导意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理论的新发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私有财产权保护的新政策,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理论,这对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党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思想、理论和政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财产权保护的理论依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第4章主要阐释和解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私有财产权保护的内在关联。本文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一种,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私有财产权的保护问题,首先需要分析市场经济的内涵与属性,从根源上挖掘市场经济与私有财产权保护的辩证关系。同时,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从横向上比较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有财产权保护历史、特点,指出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财产权保护性质不同,同时又从市场经济与财产权一般关系分析其对社会主义的借鉴作用。在此前提与基础之上,论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有财产权保护。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具备市场经济的各种属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有财产权保护有其自己的特征。第5章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财产权保护的对策。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私有财产权保护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但当前私有财产权保护在观念、政策、制度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本文认为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有财产权保护的存在问题,主要需从四点抓起：其一,破除“左”的思想障碍。树立正确的财产权保护思想；其二,克服传统思想束缚。要克服“礼教”、“皇权至上”、“重义轻利”、“无讼”、“儿女无私财”、“重农抑商”等观念对私有经济发展的束缚；其三,指出法治观念的培育是必要的。尤其是政府部门法治观念的渗透；其四,从具体制度改革方面,提出私有财产权保护的具体分析与建议。

莫于川^[7]（2009）在《政府法制建设三十年研究报告》文中认为目次引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政府法制的转型发展第一部分政府法制建设三十年的演进脉络和阶段性特点第一节背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政府法制概况（1949—1978年）第二节政府法制建设起步发展时期（1978—1988年）一、起步发展时期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基本脉络二、改革开放促动政府法制建设阶段（1978—1982年）三、新宪法指导下的行政权力约束制度起步阶段

李晓新^[8]（2009）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宪法基础》文中认为从20世纪中期开始,在六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在经济制度和宪法上都经历了比较大的变化。在经济制度上,中国先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制度转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然后又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就在同一时期,中国的宪法也经历了建立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到宪法权威逐渐衰弱,然后从1982年起,宪法权威又逐渐增强的过程。经济制度变迁与宪法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尤其是如何看待当代中国宪法对经济制度变迁的功能问题,为此,本文从宪法的经济制度规范与经济功能两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除导论与结束语以外,本文分三部分,共七章内容。在导论部分,首先指出了本文所研究的基本问题,以及本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然后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以后,阐明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第一部分为基础理论部分,包括第一章与第二章内容。在第一章里,本文从宪法规范和宪法功能两方面对经济制度变迁的宪法基础进行了分析,在宪法规范方面,主要是从宪法的经济制度规范展开;在宪法功能方面,主要是从宪法的经济功能展开,并分别对二者进行了理论阐释。在第二章里,根据我国的宪法演进历史,在对建国后我国制定的四部宪法的经济制度规范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宪法的经济制度规范具有特色性、时代性和恒定性特征,并对中国宪法的经济功能进行了一定分析。第二部分为主体分析部分,包括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内容。其中,第三章是对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背后的宪法基础进行的分析,认为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限制了公民经济自由,而我们现在发展市场经济体制,首先就要确立对经济自由的保护,这是市场竞争机制得以顺畅运转的基础;同时,为了维护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则需要利用宪法来规范国家权力,并发挥国家经济权力的积极功能。第四章是财产权制度变迁的宪法基础,根据我国财产所有制的不同,分别从公有财产权制度和私有财产权制度两方面阐释了它们变迁的宪法基础问题。第五章则是分配制度变迁的宪法基础,根据分配制度的类别不同,认为在初次分配制度中,重在强调宪法实现初次分配制度的效率原则,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功能,而在再次分配制度中,则重在强调实现再次分配制度的公平原则,强调宪法在促进国家履行社会保障责任与实现公民社会保障权方面的积极功能。第三部分为问题分析与完善部分,包括第六章和第七章内容。根据前面的分析,在第六章里总结了我国经济制度变迁宪法基础的经验,如引导市场经济发展的法治化、调和经济改革中的基本矛盾等,并分析了我国宪法基础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缺乏系统性的宪法经济原则引领、经济权利的宪法保护体系不健全等。针对这些问题,在第七章里提出了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思路,主要从强化宪法经济原则的作用和完善宪法经济功能发挥的制度基础等方面展开。在结束语中,根据全文的研究成果,对经济制度变迁与宪法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两点启示性思考:一是经济制度变迁与宪法之间具有很强的互动性;二是中国的宪法发展深深依赖于中国的文化基础。

毛磊^[9]（2008）在《与时俱进 筑牢民主政治基石——从改革开放三十年看我国宪法的发展与不断完善》文中研究表明宪法乃国家之磐石、九鼎之重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宪法居于核心和统帅地位。弹指一挥间,中国宪法走过了不同寻常的三十年。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立法的发展历史首先是从宪法开始的。每一次发展,都是实践的结果;每一次跨越,都是认识的结晶。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依靠行政命令走向依法治国,从贫穷落后走向初步繁荣。

易继明^[10]（2007）在《物权法草案“违宪”了吗?——质疑巩献田教授的《公开信》》文中研究指明巩献田教授《公开信》事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公开信》认为物权法草案违反了《宪法》第12务规定,是违宪的产物。但本文分析认为,《公开信》指责物权法草案"废除"了《宪法》第12条关于"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会动摇这一条规定所代表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是没有实证根据的。物权法草案并不因为没有重复《宪法》第12条关于"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文而违宪,这一条规定也并不能代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而说明和规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质性规范主要集中在《宪法》第6条至第11条。事实上,在实质内容方面,物权法草案几乎是照抄照搬地援引了《宪法》有关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些规定。巩教授《公开信》以物权法草案违宪为由,仅仅是通过危言耸听的方式,表达他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贫富不均、国有资产流失与私有化现象的不满,并试图再次将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国家"这一被神圣化的字眼之下,以此表达他的旧有的计划体制政治愿望。但他却忽视了财产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个体属性,以及它在限制政治行为中的法治构建意义。因此,他是在一个错误的时机错误地选择了一部法律草案而进行了一些错误的论述。民法学界目前对巩教授《公开信》展开的回应中,没有完全采取理性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态度,还带有一些感情色彩,并有再次将问题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学术界应该以此次讨论为契机,厘清支撑计划体制的财产权理论,并为之敲响丧钟,从而为民事立法扫清理论与思想上的障碍。

二、从四次修宪看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四次修宪看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1）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研究（1978-2016）（论文提纲范文）

（4）1982年宪法及其修改与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5）我国修宪建议的制度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财产权保护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宪法基础（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四次修宪看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论文参考文献）

• [1]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D]. 杜俊奇.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2]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研究[D]. 彭巨水.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3]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研究（1978-2016）[D]. 董大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4]1982年宪法及其修改与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D]. 杨彦辉. 郑州大学, 2016(12)
• [5]我国修宪建议的制度化研究[D]. 吴中波. 吉林大学, 2013(05)
• [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财产权保护问题研究[D]. 惠建利. 陕西师范大学, 2010(12)
• [7]政府法制建设三十年研究报告[J]. 莫于川. 宪政与行政法治评论, 2009(00)
• [8]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宪法基础[D]. 李晓新. 复旦大学, 2009(04)
• [9]与时俱进 筑牢民主政治基石——从改革开放三十年看我国宪法的发展与不断完善[J]. 毛磊. 中国人大, 2008(18)
• [10]物权法草案“违宪”了吗?——质疑巩献田教授的《公开信》[J]. 易继明. 私法, 2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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