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合谋:公有经济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一个特殊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李明敏[1]（2020）在《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机理 ——基于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文中指出在国企深化改革背景下,混改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旨在通过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深度融合,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形成灵活的市场化经营机制,以实现不同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放大国有资本功能,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然而,国有资本基于政府权力的制度逻辑与非国有资本的财产权利逻辑之间存在冲突,尽管很多国企在资本结构上早已实现混合所有的形式,但政府干预力度并未减弱,行政垄断体制并未打破,非国有资本参与国企治理仍面临“玻璃门”、“弹簧门”及“旋转门”等制度障碍,存在丧失话语权的担忧,导致非国有资本参与国企混改的积极性不高,难以发挥不同所有制资本的协同效应。可见,赋予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治理的实际控制权,对于缓解非国有资本对“混而不合”的担忧,提高非国有资本参与国企混改的积极性,进而促进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至关重要。董事会作为重要的决策机构,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股东可通过董事会对企业经营决策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本文探讨了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作用,明晰了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发挥治理效应的内在机理,以期为混改国企通过为非国有股东配置董事会权力进而促进资产保值增值提供理论借鉴。具体地,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1）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分析非国有资源与国有资源的优势互补性,明晰了国企混改的物质基础与前提条件;继而引入资源依赖理论,基于股东资源视角分析了混改国企中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来源,并在治理结构视角下分析了董事会权力来源于股权,为从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探究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机理奠定理论基础。（2）在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下,分析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关系,对比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股权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作用强度的差异,并基于这一强度差异,在董事会权力与股权的非对等配置逻辑下引出“超额委派董事”概念,进而探讨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作用,有助于深化混改国企的董事会结构研究。（3）在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下,分别从资产运营效率和经理管理防御两方面探究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路径。在股东资源视角下,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混改后产生资源禀赋效应,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通过提升混改国企的资产运营效率,进而促进资产保值增值。在治理结构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在混改国企治理中发挥权力制衡效应,通过抑制混改国企的经理管理防御,进而促进资产保值增值。（4）为进一步深化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机理研究,从国有股东控制度入手,基于股东资源视角分析国有股东控制度与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的协同互补效应,基于治理结构视角分析国有股东控制度对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的治理制约效应。随着国有股东控制度的增加,治理制约效应逐渐增强,协同互补效应先增强后减弱,使得国有股东控制度对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正向关系发挥先正后负的双重调节作用。本文的创新之处与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以往文献针对异质股东的关系研究,大多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治理结构视角探讨异质股东之间的对立制衡关系。在混合所有制企业要求不同所有制资本发挥协同效应的现实背景下,本文基于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分析非国有股东与国有股东的优势互补效应和权力制衡效应,实现了异质股东关系的对立与统一,有助于拓展异质股东关系研究的理论视野,进而为促进混合所有制企业不同所有制资本的有效融合提供理论指导。第二,在现有研究分析了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结构与经济后果直接相关关系的基础上,本文从经理管理防御与资产运营效率两方面深入探究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路径,并考察了国有股东控制度对两者关系强度的影响效应,以明晰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内在作用机理,有助于深化混改国企治理结构对经济后果的影响关系研究,并为国企混改实践提供更具可操作性的建议。第三,不同于以往研究对董事会内部权力结构的关注,本文结合新一轮混改背景下混改国企中出现的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的超额配置特征,深入分析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股权的差异性,并进一步细化地考察了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作用,有助于深化混改国企的董事会结构研究,丰富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因素探讨。
刘志永[2]（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应蕾[3]（2020）在《委托代理模式下政府采购过程中寻租博弈分析及防范研究》文中认为为加快推进政府制度改革方案,改善民生和促进基础设施建设,2019年我国政府采购开始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准入门槛,让政府采购单位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委托代理模式下的采购周期低、采购质量优异、专业性高,符合政府采购单位的采购要求,使得近几年政府采购单位选择委托代理采购模式数量激增。随着委托代理采购的普及,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为寻租行为提供空间,因寻租问题导致政府利益严重受损的问题也越演愈烈。若委托代理性质的政府采购出现寻租行为,对其他经济主体,特别是政府业主和国家的利益造成损失,对自由公平竞争和优者为先的相关机制造成巨大的冲击,对我国稳定的采购环境也产生不同程度的不良影响。本文基于国内外委托代理模式下的政府采购以及寻租行为的研究下,界定了委托代理模式采购的相关概念,引入了寻租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博弈理论;通过文献统计和委托代理采购的特点识别了委托代理模式下政府采购中的各利益相关者、以及所形成的寻租体类型,从而总结出寻租的原因以及寻租行为的表现形式;以采购代理员、评审专家、供应商的实际实施者所构成的寻租体与政府监察部门形成四方博弈,构建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针对模型结果,研究出降低寻租体行为的因素;最后从3个方面讨论以政府角度进行采购过程中的寻租防范管理:利益相关体的惩戒、政府监督、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资质抽查;从2个方面讨论以代理采购员,供应商,评审专家角度,通过遵守采购规定和正规方式获取效益的措施:最优委托代理激励合同和建立良好的社会（人民群众）舆论环境。对于委托模式下政府寻租行为的研究大部分文献是以采购单位,评审专家等参与主体讨论。本文以理性经济“人”为核心,站在政府监察部门的角度讨论“人”在委托代理模式采购活动中的心理活动和寻租诉求。本文旨在基于已有的建设工程寻租文献范围中针对性研究委托代理模式下政府采购业务中的寻租问题,推动委托代理模式在中国政府采购行业的发展及延伸,提高政府采购的管理水平和工作质量,降低委托代理模式下政府采购的寻租行为并提出防范措施和建议。
李明珊[4]（2019）在《非国有股东制衡与国有企业混改经济绩效研究》文中认为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创造力和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其关键在于实现不同所有制资本间的共同发展和有效制衡。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国有股权结构与改革效果研究,忽略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非国有资本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与现有文献不同,本文创新性地站在非国有股东的视角,关注非国有股东制衡对于国有上市公司混改经济绩效的影响,进一步考虑了企业外部环境对非国有股东形成权力制衡的约束作用。本文研究对于解决国有企业改革所面临的困境,明确进一步深化改革路径与方向、以及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突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为相关研究在理论研究框架与经验研究方面提供新的思路与证据。针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研究不足,本文搭建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演化理论框架。基于企业演化理论的新视角,梳理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演进历程,从而明确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国有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作用。本文认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本质是一个基因重组的过程,即在国有企业基因中引入非国有企业的优势基因,形成更加优良的企业基因,堪比企业的基因工程,是国有企业演化的重要驱动力。与生物基因工程不同的是,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很难保证两个混合主体的地位对等,但实现非国有股东制衡是能够使非国有优势基因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此外,根据企业演化的环境选择机制,非国有股东制衡还会受到企业外部环境的约束作用。本文以商业一类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非国有股东的视角,探究了非国有股东制衡对国有上市公司混改经济绩效的影响。理论方面,在线性契约委托代理框架中引入国有控股股东与代理人合谋行为,分别在名义股权多元化和非国有股东制衡的情形下求解国有上市公司中存在的两类委托代理问题,发现非国有股东制衡可以有效降低国有上市公司的两类委托代理成本,其经济效应明显优于名义股权多元化情况下,非国有股东不作为,仅通过国有控股股东制定最优激励合同降低第一类委托代理成本的经济效应。实证研究方面,本文采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非国有股东制衡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制衡可以显着提升国有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替换企业绩效衡量指标与替换非国有股东制衡衡量指标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该结论稳健可靠,地区分组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非国有股东制衡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受到不同外部环境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表现。进一步地,本文对非国有股东制衡变量进行门槛效应检验,发现非国有股东制衡影响企业绩效的门槛效应十分明显,只有当非国有股东制衡程度达到一定的门槛值之后才能够对企业绩效产生促进作用。最后,非国有股东制衡影响国有企业绩效的机制检验结果显示,非国有股东制衡可以通过降低两类委托代理成本和政策性负担提升国有企业绩效,三者均是非国有股东制衡影响国有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进一步,本文考虑了企业外部环境对非国有股东形成有效制衡的约束作用。理论模型方面,通过构建一个国有企业的寡头竞争模型,分析了竞争环境和制度环境对国有企业实现有效制衡的混合所有制经营的影响。实证研究方面,同时采用企业层面数据、行业层面数据和地区层面数据,构建多层线性模型实证检验行业竞争环境与制度环境对非国有股东制衡的影响,得到结论如下:企业效率不是国有企业实现非国有股东制衡需要满足的事前特性,未能验证理论模型中得到的结论;国有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程度不是影响非国有股东制衡的主要因素,但该结论受到本文研究样本的局限性;越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非国有投资者越看重国有企业的竞争优势;地方政府干预抑制非国有股东的制衡性,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越强的地区,非国有股东制衡程度越低;在强地方政府干预地区,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并没有遵循市场机制,表现为地方政府对低效率国有企业的“救助式”混改,而在政府职能转变更为彻底的弱干预地区,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遵循市场机制。最后,本文进一步检验制度环境影响国有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发现地方政府干预通过减弱非国有股东制衡的作用,间接抑制了国有企业绩效的提升。
陈春梅[5]（2019）在《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引入民营资本,充分发挥公私不同属性资源的优势,从而激发国企的活力和竞争力。随着经济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深入,这种理念渐渐渗透到教育领域。长期以来,公办高职习惯了“养尊处优”且担心与民营企业合作有损公益形象或导致国有资本流失,而民办高职由于被视为“二等公民”难以吸引优秀企业合作,使得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往往存在“两张皮”的现象。是否可以探索一种新的办学体制以激发企业参与办学的积极性,让不同的资源得以优化配置?2014年,国务院正式提出鼓励各类办学主体以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等多种要素参与办学,并明确指出“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从而拉开了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序幕。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指由来自公共和私人部门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主体以多种要素共同举办职业教育,具有多元产权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且不同产权主体共同治理、共享成果、共担风险的特点。国务院倡导高职院校探索混合所有制旨在鼓励社会力量（尤其是企业）参与办学,实现不同属性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案例院校的调研,梳理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的现状并着重探究其内部治理。相比于国外,当前我国关于公私合作办学的实践较少,相关研究也有限。研究中选取美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两大机构——社区学院（大都会学院）和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戴维瑞教育集团和阿波罗教育集团）的典型案例展开具体分析,以拓展研究的国际视野。研究发现:社区学院的公私合作不涉及产权。各方通过签订协议保护举办者权益;社区学院非常重视与企业之间的互动;企业为了人才培养愿意大力投入办学。研究还发现,大型营利性教育集团内部组织机构的构建相对完善。董事会是集团实现内部治理的载体,因此必须强调董事成员构成的科学性,包括董事成员学历背景、职业背景的多样化,且独立董事和女性董事应占一定比例。为了保障机构规范、有序运行,这些机构还制定了一系列的运行保障制度。与国外公私合作办学不同,我国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涉及产权问题,且产权结构影响高职院校的内部治理结构。然而,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产权大小与话语权大小不一定呈正相关。政府的产权占比可能很小,但却拥有较大话语权。因此,不能完全套用经济的产权逻辑分析高职院校的内部治理。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类似,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核心在于构建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作为教育组织,高职院校需要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其内部治理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制约,应借鉴现代大学制度;与此同时,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其内部治理又应借鉴现代公司治理的合理内核。本研究立足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从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分析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内部治理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处的不同层面及同一层面不同要素相互作用的环境。与此同时,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对其内部治理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第一,制定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指导文件,明确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法律地位和法人属性、保护各举办方的合法权益并推动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第二,完善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首先,提高董事会（理事会）及监事会成员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董事（理事）成员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且来自法律、财务、会计、管理及教育等多种职业背景。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校友、教师、学生、中介机构等利益相关者在董事会（理事会）、监事会中应占有一席之地,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并实行监督权。此外,应增加独立董事（理事）和独立监事的比例。其次,职业校长（院长）由董事会（理事会）聘任,并实行任职回避制度。且职业校长（院长）的激励方式应多元化。还要正确处理董事会（理事会）、职业校长（院长）、党委及监事会等之间的关系;第三,制定、修订和完善学校章程、董事会（理事会）章程及相关规章制度等并严格执行,以推动高职院校实现依法依规治校、治学。今后,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内部治理的特征主要表现为: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制衡机制与激励机制相结合;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当然,对这种新的办学体制的探索,一些问题至今尚无定论,如独立法人的问题、举办者与校长（院长）关系的问题、产权结构合理性的问题、董事会（理事会）中教师和学生代表的问题等。这些问题有待高职院校在后续的改革探索中,由学者进一步跟踪研究。
李凌方[6]（2019）在《城中村违法建设发生逻辑及治理机制研究 ——以湖北省H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和房地产市场发展,城中村土地资源价值攀升,城中村农民、村干部等利益主体对土地资源的争夺白热化,利益冲突愈演愈烈。同时,在城镇住房保障机制不完善、农民家庭经济收入结构变化及社会心态变迁的背景下,城中村违法建设现象变得日趋严重,已成为城市管理的难题和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本文以城中村违法建设为研究对象,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博弈理论及治理理论,从制度供给、利益博弈及政府治理三个联动的维度,承袭“发生逻辑-困境解析-治理机制”要素因果链,遵循“理论演绎-实证检视-机制优化”的研究进路,对城中村违法建设发生逻辑及治理机制进行系统性研究。基于以上思路和对湖北省H市的田野调查,通过对访谈、观察和问卷调查资料进行深入分析,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从制度供给、利益博弈及政府治理三个联动的维度,以社会整体结构演进和个体特征结构演化的制度嵌合视角,提出城中村违法建设发生及治理的分析框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分配格局不断调整,致使利益冲突多发,城中村违法建设成为土地和住房资源分配矛盾的重要表现形式,其发生和治理中形成了复杂的利益博弈结构。沿着理论分析和实证检视的研究逻辑,在深入分析城中村违法建设发生联动影响因素基础上,可以构建治理机制优化路径。（2）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博弈理论,可以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对城中村违法建设发生逻辑给出自恰性理论阐释和实证检视。研究认为,城中村违法建设发生逻辑的分析与验证是一个系统性过程,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不仅可以推进城中村违法建设发生规律探究的历史维度深度,也可以进一步拓展现实动态因素关联的广度。历时性维度揭示城中村违法建设发生的历史演变脉络和规律,共时性维度基于现时情境,进一步阐释城中村违法建设在当前时空情境下相关影响因素的联动逻辑。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城中村违法建设的历时发生逻辑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是基本生存阶段;二是谋利发展阶段;三是从众炫耀阶段,渐次表现为民生需求型违法建设、经济驱动型违法建设以及跟风攀比型违法建设。从共时性角度看,三种类型的违法建设共存于现在阶段,都受到制度约束、个体策略、政府失效以及治理困境四个方面影响。城中村违法建设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农民、村干部和地方政府,农民和村干部是违建参与主体,地方政府是违建治理主体,分别具有不同的行为特征。农民和村干部作为参与主体,其行为特征表现为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及机会主义。地方政府代表国家执行权力机关的意志,其行为特征表现为强制性和服务性、公共性和非营利性以及不完全信息和有限理性。（3）城中村违法建设发生和蔓延受扩散效应的影响。通过分析违建扩散模式和违建扩散阶段,总结违建扩散机理,揭示违建扩散效应。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城中村违法建设扩散具有三种模式:一是辐射式扩散模式;二是“点-线-面”网状扩散模式;三是“差序格局”式扩散模式。其扩散表现为初发、蔓延、“井喷”及慢增四个历史阶段。（4）归纳基层管理实践中的城中村违法建设治理机制,发现现有治理机制失效,致使违法建设治理困境形成。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组成的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选择了专项式治理、网格化管理及多元联动监管三种政策工具,在治理过程中表现出了阶段性、反复性及动态性特征。现有治理机制无法彻底阻断违法建设的发生,致使城中村违法建设治理陷入困境,其成因包括违建治理政策失范、政府治理能力弱化、执法人员行为异化。（5）针对违建治理困境,基于治理理论,本文从优化思路设计及具体路径选择关联递进的方式构建城中村违法建设治理机制优化路径。构建更优的城中村违法建设治理机制,需要从宏观维度和微观路径两种思路进行嵌合设计。宏观维度包括加强顶层设计和推进机制整合;微观路径包括构建多元联动治理体系、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及强化执法人员激励约束。总体来说,优化思路体现在制度建构、利益引导及治理创新三个方面。具体优化路径为:构建城乡协调发展机制,健全土地产权和储备制度;建立土地发展权共享机制,完善农民住房保障体系;建立城乡规划民众参与机制,构建违建全民共治模式;强化政府部门协调能力,构建规范的网络化执法体系;合理选择治理政策工具,建立违建监管常态机制。
朱兆伟[7]（2019）在《我国双层经营体制下集体农地产权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是我国一项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在我国城镇化率依然偏低,农业人口依然占比偏高,农业生产潜能面临危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不足和粮食安全等问题交错叠加的当前,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和走向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问题。农地产权制度变革的核心议题是农地产权权利束在不同主体之间的配置变化,即农地产权结构的变化。本文通过把握集体农地产权主体和细分农地产权权利束之间的关系,从考察细分农地产权权利束在农地集体产权主体和承包地农户之间配置变化、配置效应及影响变革过程的各种因素的视角出发分析我国双层经营体制下集体农地产权制度的变革。依据我国集体农地产权制度的实际变革情况,从分析农地产权主体中的集体、农地处分权在集体和农户间的配置及农地收益权在集体和农户间的配置三个方面,建立了“农地集体产权主体-集体农地流转和再分配制度-集体农地收益分配合约”的分析框架。我国农地集体产权主体是农地集体所有权的主体承担者,农地集体产权主体的完善程度直接决定这集体所有权的有效性,决定着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性。本文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农地集体产权主体受到原公社体制时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影响和改革开放后国家城市化发展导向战略主导下“有意的制度模糊”的影响,在法律规范中和农村现实实践中均呈现出模糊、混乱的问题。而农地集体产权主体模糊、混乱的情况使得农地集体产权主体很容易遭受行政权力的干涉和被村干部强势小集团控制,沦为侵犯农民权益的工具。为了避免这一问题的产生,我国农地产权配置变革趋向于不断充实承包地农户的农地权利,限制农地集体产权主体的农地权利,但由此也引发了许多无法克服的负面效应。因此,构建完善的农地集体产权主体成为我国农地集体产权制度变革的重要内容。本文提出应利用我国农村熟人社会的特点,在继承集体化时期形成的生产队（村民小组）范围内的农民集体基础上,构建集体农地产权主体和合理的农地集体产权主体内部治理结构,调整在行政村设立村委会的制度,变革“政社合一”的制度遗产和强势村干部小团体得以形成的制度土壤,以形成真正能够被农民认同和代表农民利益的农地集体产权主体。我国农地产权细分权利束包括农地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四项基本子权利。农村改革初期,在保留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集体拥有农地的所有权及其他子权利,集体成员农户获得农地的占有权、使用权和部分收益权,集体和农户成为相对独立的农地权利主体,我国农村地区形成“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因此,我国双层经营体制下的农地细分权利束配置,主要是农地处分权和收益权在集体和农户之间的重新配置。我国双层经营体制下,农地处分权在集体和农户之间的配置主要反映在集体农地调整权和农户农地流转权之间的变化。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农地再分配制度和农地流转制度的变迁及引致的效应发现,我国农地处分权的配置呈现出集体农地处分权严格受限、个体农户农地处分权扩张的特征:农户获得充分的农地流转权、集体的农地调整权受到严格限制。而这一变革的意蕴是为了培育我国农村的土地市场,促进市场机制在我国农地资源的配置过程发挥作用和让农业经营主体获得稳定的农地经营预期。但是由于我国农地呈小农经营形态的这一根本国情限制,使得市场机制配置我国细碎化、固化的小块农地资源可能遇到严重的市场失灵问题。如在维护我国耕者有其田制度和农地细碎化治理的过程中,农地流转的市场机制面临着高昂的交易成本,而集体的农地调整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农地流转机制引致的这些负面效应。因此,需要在重构农地集体产权主体的基础上,赋予集体以合理的农地处分权权利。我国双层经营体制下,对于农地收益权配置来说,国家和基层政府虽然不是农地产权主体,却可以公权力主体身份参与农地收益的分配,从而对农地收益权在农地集体产权主体和承包地农户之间的配置产生重要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本文通过考察国家、集体和农户多个利益主体在农地收益上的分配合约关系,分析农地收益权配置变迁过程、影响因素、配置效应和问题。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农地收益权的配置呈现出集体农地收益权严格受限、个体农户农地收益权扩张的特征。国家、集体和农民围绕农地收益分配形成的合约关系被中央政府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强制性改变,税费改革后,我国集体向承包地农户收取承包地租金的权利被废止。但是当国家和地方财政不足以支撑广大农村社区对公共品供给需求的时期,取消集体提留制度无疑会给集体范围的公共品供给和农业生产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需要构建新型集体与农户基于双层农地产权结构的收益分配合约。
龙靓[8]（2019）在《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联性研究：国企改革博弈视角》文中提出国有企业是国家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一种组织形式,是国家参与市场的一个渠道。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私有化浪潮大大降低了西方国有企业在实体经济中的比重。但是从21世纪以来,世界各地上市公司的国有产权却普遍存在（除美国以外）且呈显着增长趋势。各国在探索国家权利在企业中的表现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股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逐步出现与发展。过去四十年伴随改革开放,中国的国有企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企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诸多大型的国有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担当重任,为提高综合国力、增强国家竞争优势贡献力量,且在全球国际竞争中初露峥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事业获取成功的关键力量,是“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是“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明确新时代国有企业发展目标是“坚定不移做强做大做优”;强调“把混合所有制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但在实践中,国企效率相对低下的问题却也是客观存在的。本文试图从股权结构的多层次性视角研究企业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联性,冀望发展和帮助理解所有制结构理论在国有企业层面的运用,正确科学评价国资管理体制和国企发展的演变过程,厘清“国”与“民”之间在企业层面的关系,并尝试探索下一步中国国资国企改革的方向及方式。本文首先对国有企业、企业所有权和所有权主体结构,特别是实际控制人等概念加以界定,系统性梳理了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相关性研究的海量文献,主要包括股权集中度、股权主体结构（管理层持股、机构持股、国家持股、实际控制人持股）与企业绩效相关性两方面的文献研究。整体来看,除了机构持股外,基本上其他的所有权结构表征指标与企业绩效之间并不存在非常明确的、方向性的相关关系。接着本文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基于博弈模型分析了经典的两权（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情况下股权结构如何影响企业绩效,从单一股权结构下的委托代理的一般博弈分析延伸至股权分散条件下、实际控制人不同存在状态下的博弈分析,进而拓展到国企这类拥有特殊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下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试图刻画多方博弈在直接影响企业经营行为及决策后对企业绩效的间接影响。之后本文对提出的理论逻辑分析进行实证研究论证。在此之前先梳理了大量史实资料,运用历史分析、比较分析、案例分析,考察了国际上国有企业组织所有制结构的演变过程,主要选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私有化浪潮中的变革标的,包括发达经济体中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转轨经济体则选择了东欧、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考察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企改革的进程,详细梳理了中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政策走向与发展动态,盘点了中国国有企业自有系统性数据披露以来的企业绩效情况,主要从组织形式、吸收就业、资产规模、偿债能力、盈利水平及增长性等方面进行评价分析,并区分了不同隶属层级的国有企业情况。由于在所有权的链式结构中,实际控制人对企业经营绩效有着比较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实证部分先考察了中国A股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演变（A股上市公司中国有控股公司占据了半壁江山）。接着,进一步构建GMM计量模型考察企业股权结构（包括股权集中度、股权主体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定量关系,并按照行业属性、公司属性、实际控制人属性等分类标准寻找各细分类型下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间的具体关系。实证研究表明A股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主体结构指标都与企业绩效存在正U型的关系,即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并不存在“最优解”,因此高度分散或者高度集中的持股结构可能更有益于国企绩效的提升。从行业来看,以电子、食品饮料、商贸为代表的竞争性行业的计量结果表现更为显着;从公司属性来看,外资企业和中央控股企业的计量结果表现更为显着;从实际控制人类型来看,实际控制人为国有属性以及具有共同实际控制人的计量结果表现更为显着。最后,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历史分析和实证分析结果对中国下一步国企改革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与不足。本文的创新主要集中在实证研究方面,一是对中国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动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梳理,对国企实际控制人持股变化、持股偏好、以及背后的原因都进行了细致分析;二是从更细分层次全面考察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考虑了行业分类、行政隶属层级分类、实际控制人分类等;三是指标运用上的创新,在股权主体结构变量上增加了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在企业绩效变量上增加了社会效益变量,如企业税收指标;最后在计量模型运用上采用了GMM方法,而非传统的OLS、2SLS方法,规避了传统模型对数据回归的强限制预设。本文的不足之处,一是选取的企业社会效益指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二是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只针对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样本未能涵盖全部国有企业。
高丹[9]（2019）在《市政公用事业激励性规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9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依靠改革开放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市政公用事业作为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准公共产品,其公共性和市场性属性交织,产业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错综复杂,公用事业领域的深化改革问题一直是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和难点。伴随我国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向更深层次发展,更广泛的社会资本参与到市政公用事业领域,如何处理好这一领域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做到引得进、干得好,即如何激励社会资本规范投资、自主运行、高效发展,成为地方政府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文章梳理了我国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进程,明确市场化改革进程减慢这一现实,成为本文的研究初衷;在概述激励性规制理论与实践的国内外研究基础上,发现了其中的理论争议以及未来的研究发展方向。文章始终以中国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中的实例为论据,以多学科理论为支撑,坚持公共管理学研究范式,探讨激励性规制在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机制建构、工具选择及现实应用等问题,描绘出规制机构与被规制企业之间的博弈和合作关系。文章运用信息经济学解释市政公用事业何以需要运用激励性规制;运用机制设计理论和合同治理理论阐释激励性规制的机制设计问题;借助政策工具理论展现市政公用事业激励性规制现有可供选择的工具,以及工具的合理配置问题。以政策评估理论为基础介绍政府规制领域常用的评估方式;最终本文选择目前实际工作中最常用的绩效评估模式,将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的公共道路工程特许经营作为评估样本,通过大量调研和资料整理,对激励性规制的实践应用状况展开评估检验。文章认为激励性规制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都处于起步阶段,未来有很大发展空间。政府规制机构要重视激励性规制的制度化建设,拓宽工具选择空间,科学评估市场化改革成效,正面引导企业规范经营。科学合理的运用激励性规制,切实推进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高速发展和运行效率,为规制双方建构更加融洽的合作环境提供坚实的制度平台。
胡胜强[10]（2019）在《国企改革视域下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1978年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历经多次改革,近年开始将混合所有制改革视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突破口。就企业微观治理层面,国企“混改”隐含的前提预设是,随着非国有资本进入国有企业,其所携带的市场化经营机制通过“混合”而纠正原国有企业运营的非市场性。但该预设所期待的由资本混合引致机制优化是否能够发生,如果可能则如何发生,其实现又依赖哪些内外条件等,就这些理论逻辑问题的解析和探讨对该政策的实践和推广意义重大。即便从一般理论的层面来看,这些问题也具有同等重要性,其关乎作为企业治理机制的混合所有制结构的有效性。对于以上这些问题,不能说学界没有涉及,但直接性思考和解答的成果不多,大量的既有成果停留在不断地重复验证混合所有制企业与某项或多项绩效指标的关联性和关联度的实证层面。本文非敢妄言解决以上的理论问题,但这些问题恰是拙文写作构思的出发点。本文从国有企业最重要的外部治理结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入手,依循国有资产监管→国企治理困境→异质性股权引入→制衡纠偏机制生成→新的治理机制产生的思维逻辑对以上理论问题进行解析和探讨。本文首先基于委托代理理论阐释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及其监管特点。基于集体行动的困境,国有资产无法由其法定的名义所有者实施管理,经过若干次委托代理,国有资产的监督和管理被托付于层级政府;基于管理效率的考虑,国有资产监管相关的剩余事项控制权亦托付于层级政府。内部专业化分工的层级政府将国有资产监管与代理的其他集体事务、集体目标一并分解和重新组合,以任务模块的形式向下委托给不同的部门,形成由国资委、组织部、财政部、人社部以及纪检委和审计署等组成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由此,国有资产监管的诸部门与国有企业形成共同代理关系。同时,在这些监管与被监管的委托代理关系中,有一些部门与监管对象之间的监管契约具有显着的不完全性,其间有大量无法事前契约化的剩余事项,作为委托人的此类监管部门被同时分配了剩余控制权,但拥有剩余控制权的这些公共监管部门在委托代理层级中只是没有剩余索取权的领取固定薪金的中间层级委托人（代理人）,因而其剩余控制权的行使具有较大的外部性,常常在激励不足的“不为”和缺乏后果约束的“乱为”间摇摆,“不为”导致监管不足,“乱为”导致监管过度和监管扭曲,从而使国资和国企监管摇摆在“管死”和“放任”间。这些因监管契约的不完全而拥有较大剩余控制权的部门本文称其为综合监管部门,比如国资委、组织部等。综合监管部门面对契约外大量的剩余事项,普遍倾向于强化组织关系以内部化这些剩余事项及可能存在的不确定,如此强化监管双方间组织关系的努力愈发使其监管手段及方式行政化。而另外的一些监管部门与被监管企业间的事前监管契约较为完全,且相对明确,其中的剩余事项不多,监管与被监管双方近似于一种完全契约治理的关系,这些监管部门本文称其为专业监管部门。其次,基于国资监管的上述特点,文章进一步推演目前国有企业存在的治理问题,认为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作为国企外部治理结构的国资监管有重要关系。正是接受多监管部门的共同代理使国有企业困顿于不同监管部门的多目标多任务之中,且这些目标和任务间常常具有替代性。而剩余控制权的外部性导致的监管不足与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有重大关联,监管过度和监管扭曲则使企业家官僚化,监管方式和手段的行政化则更进一步抑制了企业的市场化导向。再次,面对国有企业的治理困境,引入非国有大股东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成为优化国企治理状况的策略选择。理论上,非国有大股东的进入,导入异质性的市场化治理机制,经由这些异质性机制的纠错和纠偏,生成新的治理机制。例如非国有大股东以其明确的投资收益导向制衡国有企业的多目标多任务困境,有助于减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及社会责任;非国有大股东导入市场化经营机制以纠正国有企业的官僚化和行政化,以市场的契约关系替代行政关系,以推动国有企业由行政型治理逐渐向以市场机制为主的经济型治理转变;非国有大股东还基于自身的所有者权利实施对国有股东代表及国有企业管理层的监督制衡,从而减轻国有企业常见的内部人控制问题,降低第一类和第二类代理成本等。同时,本文也注意到混合所有制推动国资监管由行政监管向股东监管转变的外部治理意义。最后,文章对上述理论中的制衡监督及纠偏纠误在微观层面的发生,结合前人研究构建了微观制衡逻辑。异质性的非国有股东,其在效用目标、身份特征及行为逻辑方面与国有股东代表有内在差异,这构成异质性股权制衡的内在动因,而超出制衡成本的现金流权则是非国有股东实施制衡的现实动因,但制衡行动的发生最终依赖于股权比例赋予的行动能力。为了直观描述及解释制衡逻辑的微观运行,并期望从中总结新的相关知识,论文结合典型案例进行了个案研究,离析了制衡股东通常的制衡行动策略:抢夺董监席位直接参与并监督决策,建立关系股东联盟以增加话语权,合理适用法律以规则约束国有股东等。此外,本文还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公开数据检验了股权制衡度与衡量公司治理效率的代理成本等之间的关系。不同于通常以第二到第五大股东或到第十大股东持股之和与第一大股东持股量的比值衡量股权制衡度,本文结合前述的研究和案例分析认为,第二到第五甚至第十大股东联合采取集体制衡的假定很难符合现实,故取第二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持股量的比值来衡量制衡度,这样导致仅就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样本公司总体的制衡度不高,但即便如此,回归分析仍然支持了制衡度有助降低所有者与管理层的第一类代理成本的假设。但增列第二大股东的股权所有制性质这一维度后,结果并未支持非国有第二大股东更有助于降低代理成本的假设。基于以上的理论研究,并结合计量检验和案例研究,本文认为,国有企业治理困境的“内病”有“外因”,其外因主要在如国资委一类的综合监管部门。之前对国企的研究多倾向于从产权角度入手,着眼于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往往选择性遗忘国有企业外部激励结构的重大影响,忽视政府监管之手的影响,这样的理论视角或多或少影响人们对国有企业的全面理解;同时涉及到国有资产监管的研究,又多数视国有资产监管为一个整体,这样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分析,但也遮盖了问题的根源。本文在对国资监管体系的差异分析后,发现综合监管部门的剩余控制权执行的外部性及监管的行政化是国有企业治理问题的重要外因,且这一结论不会随着少量非国有资本的进入而改变。也就是说,在不能彻底理清新形成的混合所有制国企与综合监管部门关系的情况下,混合所有制国企治理优势很难凸显。本文还认为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相对治理优势依赖于有条件的股权制衡。根据之前对制衡逻辑的分析可知,制衡的内在动因固然重要（本文的计量检验对此没有得出支持性的结果）,但不论是理论分析还是案例研究都可知,制衡性股东的制衡行动更直接取决于其现实的现金流权和持股比例,只有达到一定的股权比例才有较大的现金流权及制衡能力,制衡动机才能转化为制衡行动。
二、合谋:公有经济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一个特殊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合谋:公有经济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一个特殊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机理 ——基于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混合所有制企业 |
| 1.2.2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 |
| 1.2.3 资产保值增值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2 文献综述 |
| 2.1 董事会权力的文献综述 |
| 2.1.1 董事会权力配置 |
| 2.1.2 董事会权力测度 |
| 2.1.3 董事会权力结构对企业经济后果的影响研究 |
| 2.2 国企混改经济后果及其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2.1 国企混改的经济后果研究 |
| 2.2.2 国企混改经济后果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3 混改国企中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经济后果关系的文献综述 |
| 2.3.1 混改国企中非国有股权对经济后果的影响研究 |
| 2.3.2 混改国企中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经济后果的影响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3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影响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来源分析 |
| 3.1.1 非国有股东与国有股东的资源优势互补性分析 |
| 3.1.2 股东资源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来源分析 |
| 3.1.3 治理结构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来源分析 |
| 3.2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内涵分析 |
| 3.3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股权的非对等配置逻辑 |
| 3.4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发挥治理效应的博弈分析 |
| 3.5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影响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内在机理 |
| 3.5.1 股东资源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路径 |
| 3.5.2 治理结构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路径 |
| 3.5.3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影响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调节因素分析 |
| 3.6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影响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理论模型 |
| 4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作用 |
| 4.1 假设提出 |
| 4.1.1 双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 |
| 4.1.2 双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非国有股权的作用强度对比 |
| 4.1.3 双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股权非对等配置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 |
| 4.2 实证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定义 |
| 4.2.3 实证模型构建 |
| 4.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4.3.2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3.3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股权作用强度对比的实证检验 |
| 4.3.4 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3.5 实证结果分析 |
| 4.4 内生性检验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5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影响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路径分析 |
| 5.1 假设提出 |
| 5.1.1 股东资源视角下资产运营效率的作用路径 |
| 5.1.2 治理结构视角下经理管理防御的作用路径 |
| 5.2 实证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定义 |
| 5.2.3 实证模型构建 |
| 5.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5.3.2 作用路径一:资产运营效率 |
| 5.3.3 作用路径二:经理管理防御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国有股东控制度的调节作用 |
| 6.1 假设提出 |
| 6.1.1 股东资源视角下的调节作用分析 |
| 6.1.2 治理结构视角下的调节作用分析 |
| 6.2 实证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定义 |
| 6.2.3 实证模型构建 |
| 6.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6.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6.3.2 国有股东控制度发挥调节作用的实证检验 |
| 6.3.3 国有股东控制度发挥调节作用的实证结果分析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讨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管理启示 |
| 7.3 创新之处 |
| 7.4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2）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3）委托代理模式下政府采购过程中寻租博弈分析及防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政府采购的研究现状 |
| 1.2.2 委托代理下政府采购寻租的研究现状 |
| 1.2.3 现有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2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寻租理论 |
| 2.1.1 寻租理论的概论 |
| 2.1.2 寻租成本及层次 |
| 2.1.3 寻租的前提假设 |
| 2.1.4 政府采购的“寻租” |
| 2.2 博弈理论及基础 |
| 2.2.1 博弈论的基础 |
| 2.2.2 博弈的分类 |
| 2.3 委托代理理论 |
| 2.3.1 委托代理的内涵 |
| 2.3.2 委托代理模式下的利益相关者 |
| 2.3.3 委托代理模式下的信息不对称 |
| 2.4 本章小结 |
| 3 委托代理模式下政府采购活动中的寻租行为分析 |
| 3.1 委托代理模式下的政府采购 |
| 3.2 委托代理下政府采购寻租的复杂性 |
| 3.3 政府采购活动中利益相关者的识别 |
| 3.3.1 委托代理模式下政府采购的利益相关者 |
| 3.3.2 利益相关者的动态性矩阵 |
| 3.4 利益相关者所形成的寻租体的类型 |
| 3.5 寻租体选择寻租的原因 |
| 3.6 寻租体的行为分析 |
| 3.6.1 寻租体的权利分析 |
| 3.6.2 寻租体的寻租行为分析 |
| 3.7 本章小结 |
| 4 委托代理模式下政府采购活动中的博弈分析 |
| 4.1 博弈的条件 |
| 4.2 博弈模型参数的假设与设定 |
| 4.3 构建寻租体的博弈模型 |
| 4.4 博弈模型结果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委托代理模式下寻租的防范策略 |
| 5.1 提出防范措施的思路 |
| 5.2 利益相关体的惩戒 |
| 5.2.1 采购代理员的“双重”处罚 |
| 5.2.2 采购代理员声誉惩戒体系库 |
| 5.2.3 降低供应商投标资质并结合供应商自身情况加大资金处罚 |
| 5.3 政府监督 |
| 5.3.1 巩固内部监督 |
| 5.3.2 建立地方电子信息化委托代理采购系统 |
| 5.4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资质抽查 |
| 5.5 寻租体角度 |
| 5.5.1 最优委托代理激励合同 |
| 5.5.2 建立良好的社会(人民群众)舆论环境 |
| 5.6 本章小结 |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论文研究结论 |
| 6.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样本:委托代理利益相关者文献(60 篇)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4）非国有股东制衡与国有企业混改经济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依据 |
| 1.2.2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效果评价 |
| 1.2.3 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研究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概念界定 |
| 1.4 本文的研究工作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创新点 |
| 2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演化理论基础 |
| 2.1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演化理论解释 |
| 2.1.1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演进历程 |
| 2.1.2 国有企业演化的核心要素与基本过程 |
| 2.1.3 国有企业演化的驱动力:混合所有制改革 |
| 2.2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内在要求 |
| 2.2.1 国有企业演化的自组织机制 |
| 2.2.2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困境 |
| 2.2.3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内在要求:非国有股东制衡 |
| 2.3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外在约束 |
| 2.3.1 国有企业演化的环境选择机制 |
| 2.3.2 行业环境 |
| 2.3.3 制度环境 |
| 2.4 本章小结 |
| 3 非国有股东制衡影响国有企业经济绩效的委托代理模型 |
| 3.1 模型描述与模型假设 |
| 3.1.1 模型描述 |
| 3.1.2 模型假设 |
| 3.2 模型构建与求解 |
| 3.2.1 基本模型 |
| 3.2.2 名义股权多元化的情形 |
| 3.2.3 非国有股东制衡的情形 |
| 3.3 模型结论及分析 |
| 4 外部环境影响非国有股东制衡的理论模型 |
| 4.1 模型基础与模型假设 |
| 4.1.1 模型基础 |
| 4.1.2 模型假设 |
| 4.2 模型构建与求解 |
| 4.2.1 政府放权的情形 |
| 4.2.2 政府干预的情形 |
| 4.3 模型结论及分析 |
| 5 非国有股东制衡对国有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与机制检验 |
| 5.1 实证研究设计 |
| 5.1.1 实证研究假设 |
| 5.1.2 数据来源及样本处理 |
| 5.1.3 变量选取与说明 |
| 5.1.4 描述性统计 |
| 5.2 非国有股东制衡影响国有企业经济绩效的实证检验 |
| 5.2.1 模型与方法 |
| 5.2.2 内生性检验 |
| 5.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2.4 稳健性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
| 5.3 非国有股东制衡影响国有企业经济绩效的进一步讨论 |
| 5.3.1 门槛效应检验 |
| 5.3.2 作用机制检验 |
| 6 外部环境因素影响非国有股东制衡的实证检验 |
| 6.1 理论机制与实证研究假说 |
| 6.1.1 国有企业事前特性与非国有股东制衡 |
| 6.1.2 外部竞争环境因素与非国有股东制衡 |
| 6.1.3 外部制度环境因素与非国有股东制衡 |
| 6.2 实证研究设计 |
| 6.2.1 变量定义 |
| 6.2.2 数据处理与描述性统计 |
| 6.2.3 多层线性模型 |
| 6.3 环境因素影响非国有股东制衡的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混改国企实现非国有股东制衡的内在机制检验 |
| 6.3.2 竞争环境因素对非国有股东制衡的影响 |
| 6.3.3 制度环境因素对非国有股东制衡的影响 |
| 6.4 制度环境影响国有企业经济绩效的调节效应检验 |
| 6.4.1 模型构建 |
| 6.4.2 双层模型的回归结果与分析 |
| 7 结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5）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混合经济”的发展 |
| 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提出 |
| 三、“混合所有制”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渗透 |
| 第二节 研究缘起与概念界定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资料收集与分析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可靠性 |
| 五、研究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依据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 一、中文文献 |
| 二、外文文献 |
| 三、对已有研究的思考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生态系统理论 |
|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
| 三、产权理论 |
| 四、委托代理理论 |
| 第三节 第三方视角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高等职业教育公私合作及其内部治理的研究与启示 |
| 第一节 社区学院公私合作探究 |
| 一、概况简介 |
| 二、案例分析 |
| 三、特征归纳 |
| 四、启示 |
| 第二节 营利性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公私合作 |
| 一、概况筒介：营利性高等教育发展前景不乐观 |
| 二、案例分析：普渡大学收购卡普兰大学 |
| 三、启示 |
| 第三节 营利性高等教育内部治理 |
| 一、戴维瑞教育集团内部治理 |
| 二、阿波罗教育集团内部治理 |
| 三、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 |
| 第一节 内涵、特征及其二元选择 |
| 一、概念解读 |
| 二、主要特征 |
| 三、二元选择 |
| 第二节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
| 一、企业的利益诉求 |
| 二、其它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诉求 |
| 三、不同利益诉求的博弈 |
| 第三节 存在的主要问题、发展趋势及相关建议 |
|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发展趋势 |
| 三、相关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内部治理的影响因素、组织机构及其运行保障机制 |
| 第一节 影响因素 |
| 一、政府的支持 |
| 二、校长的魅力 |
| 三、产权的设计 |
| 四、文化的交流 |
| 五、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博弈 |
| 六、章程及相关规章制度的制定 |
| 第二节 组织机构设置及其运行 |
| 一、董事会(理事会)决策 |
| 二、校长(院长)及各职能部门执行 |
| 三、党委及监事会监督 |
| 四、运行制度保障 |
| 第三节 激励约束机制 |
| 一、校长(院长)年薪制 |
| 二、管理层及骨干教师持股 |
| 三、教师薪酬、发展空间及退休保障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内部治理的分析、发展趋势及“悬置”的问题 |
| 第一节 内部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建议 |
| 一、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指导文件缺失 |
| 二、组织机构作用的发挥不充分 |
| 三、运行保障机制不完善 |
| 第二节 发展趋势预测 |
| 一、政府支持力度加大 |
| 二、组织机构及其运行保障机制更为完善 |
| 第三节 “悬置”的问题 |
| 一、关于独立法人的问题 |
| 二、关于举办者与校长(院长)关系的问题 |
| 三、关于产权结构合理性的问题 |
| 四、关于董事会(理事会)中教师和学生代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 |
| 致谢 |
（6）城中村违法建设发生逻辑及治理机制研究 ——以湖北省H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违建概念及内涵研究 |
| 1.2.2 违建发生原因研究 |
| 1.2.3 违建社会影响研究 |
| 1.2.4 违建执法困境研究 |
| 1.2.5 违建治理对策研究 |
| 1.2.6 研究述评 |
| 1.3 核心概念 |
| 1.3.1 城中村 |
| 1.3.2 违法建设 |
| 1.3.3 制度供给 |
| 1.3.4 政府治理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案例研究法 |
| 1.5.2 访谈法 |
| 1.5.3 观察法 |
| 1.5.4 问卷调查法 |
| 1.5.5 制度分析法 |
| 2 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2.1.2 博弈理论 |
| 2.1.3 治理理论 |
| 2.2 分析框架 |
| 3 城中村违法建设发生逻辑 |
| 3.1 H市城中村违法建设问题的田野调查整体描述 |
| 3.1.1 田野调查的基本过程和整体描述 |
| 3.1.2 城中村违法建设问题的基本情况 |
| 3.2 城中村违法建设利益相关者 |
| 3.2.1 农民 |
| 3.2.2 村干部 |
| 3.2.3 地方政府 |
| 3.2.4 其他利益主体 |
| 3.3 城中村违法建设历时发生逻辑 |
| 3.3.1 民生需求型违法建设:基本生存逻辑 |
| 3.3.2 经济驱动型违法建设:谋利发展逻辑 |
| 3.3.3 跟风攀比型违法建设:从众炫耀逻辑 |
| 3.4 城中村违法建设共时发生逻辑 |
| 3.4.1 制度约束: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与灰色市场形塑 |
| 3.4.2 个体策略:规则认知与策略性行为 |
| 3.4.3 政府失效:制度供给失衡与政策工具选择失当 |
| 3.4.4 治理困局:利益合谋与博弈无序 |
| 3.5 城中村违法建设发生逻辑的实证检视 |
| 3.5.1 城中村违法建设历时发生逻辑验证 |
| 3.5.2 城中村违法建设共时发生逻辑检视 |
| 3.5.3 城中村村民违建行为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
| 3.6 城中村违法建设扩散机理 |
| 3.6.1 城中村违法建设扩散模式 |
| 3.6.2 城中村违法建设扩散阶段 |
| 3.7 本章小结 |
| 4 城中村违法建设利益相关者行为分析 |
| 4.1 利益冲突与制度结构 |
| 4.2 利益相关者行为特征 |
| 4.2.1 违建参与主体行为特征 |
| 4.2.2 违建治理主体行为特征 |
| 4.3 利益主体博弈与分利格局形塑 |
| 4.4 本章小结 |
| 5 城中村违法建设治理机制与困境 |
| 5.1 城中村违法建设治理的制度环境 |
| 5.1.1 正式制度空间 |
| 5.1.2 非正式制度情境 |
| 5.2 城中村违法建设治理机制 |
| 5.2.1 治理政策工具选择 |
| 5.2.2 治理特征与效果 |
| 5.3 城中村违法建设治理困境 |
| 5.3.1 违建治理政策失范 |
| 5.3.2 政府治理能力弱化 |
| 5.3.3 执法人员行为异化 |
| 5.4 本章小结 |
| 6 城中村违法建设治理机制优化 |
| 6.1 城中村违法建设治理机制的优化思路 |
| 6.1.1 城中村违法建设治理的宏观维度 |
| 6.1.2 城中村违法建设治理的微观路径 |
| 6.2 城中村违法建设治理机制的优化 |
| 6.2.1 构建城乡协调发展机制,健全土地产权和储备制度 |
| 6.2.2 建立土地发展权共享机制,完善农民住房保障体系 |
| 6.2.3 建立城乡规划民众参与机制,构建违建全民共治模式 |
| 6.2.4 强化政府部门协调能力,构建规范的网络化执法体系 |
| 6.2.5 合理选择治理政策工具,建立违建监管常态机制 |
| 6.3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创新点与局限性 |
| 7.3 未来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附录2 田野调查提纲 |
| 附录3 访谈提纲 |
| 附录4 违建执法人员调查问卷 |
| 附录5 城中村农民调查问卷 |
（7）我国双层经营体制下集体农地产权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家与农地集体产权制度变迁 |
| 二、现行集体农地产权制度的问题 |
| 三、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内容和分析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三、分析框架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本文研究的创新点 |
| 二、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产权理论 |
| 二、制度变迁理论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一、农地产权制度、集体产权内涵 |
| 二、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内涵 |
| 第二章 典型农地制度概述 |
| 第一节 农地私有制 |
| 一、农地农民个人所有制 |
| 二、地主租佃制 |
| 三、资本主义雇佣农场制 |
| 第二节 农地国有制 |
| 一、历史中的农地国有制 |
| 二、当代农地国有制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集体化时期农地产权制度概述 |
| 第一节 集体化时期农地集体产权主体的塑造与演变 |
| 一、初级社:集体产权主体的雏形 |
| 二、高级社:集体产权主体的形成 |
| 三、人民公社大公社体制时期:变动的集体产权主体 |
| 四、“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人民公社时期:集体产权主体的稳定 |
| 第二节 集体化时期农地处分权配置变迁及效应 |
| 一、集体化时期农地处分权配置变迁 |
| 二、集体化时期农地处分权配置效应 |
| 第三节 集体化时期农地收益分配合约分析 |
| 一、国家提取农业剩余合约安排 |
| 二、集体内部农地收益分配合约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双层经营体制下农地集体产权主体研究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农地集体产权主体的变革 |
| 一、生产队的解体与农民集体 |
| 二、公社体制的转化与集体组织形态 |
| 第二节 双层经营体制下农地集体产权主体的问题:集体产权主体的“虚”与“实” |
| 一、法律规范中的农地集体产权主体:有意的制度模糊 |
| 二、现实经济中的农地集体产权主体 |
| 第三节 双层经营体制下农地集体产权主体的重构 |
| 一、集体产权主体重构的一般机理 |
| 二、集体产权主体的重构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双层经营体制下集体农地流转与再分配制度 |
| 第一节 集体农地流转与再分配制度:农地处分权配置的变迁 |
| 一、1978 年至今农地处分权配置变迁 |
| 二、1978 年至今农地处分权配置变迁评述 |
| 第二节 集体农地流转与再分配制度的研究概述 |
| 一、集体农地流转的研究概述 |
| 二、集体农地再分配制度研究概述 |
| 第三节 集体农地流转与再分配制度:耕者有其田制度 |
| 一、双层经营体制下耕者有其田制度的内涵、效应和问题 |
| 二、集体农地流转、农地再分配与耕者有其田 |
| 第四节 集体农地流转与再分配制度:农地细碎化治理 |
| 一、集体农地细碎化的现状、成因与影响 |
| 二、集体农地流转、农地再分配与农地细碎化治理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双层经营体制下集体农地收益分配合约安排 |
| 第一节 地租理论与土地收益分配理论 |
| 一、地租理论 |
| 二、土地收益分配理论 |
| 三、集体农地收益分配的一般原则 |
| 第二节 双层经营体制下集体农地收益分配合约分析 |
| 一、改革开放后集体农地收益分配合约 |
| 二、税费改革与集体农地收益分配合约 |
| 第三节 双层经营体制下集体农地收益分配合约中的地租机制 |
| 一、集体农地地租机制分析 |
| 二、集体农地地租机制与农地集体产权主体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双层经营体制下集体农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启示:实现农地三权有效分置 |
| 第一节 双层经营体制下集体农地产权配置的经验与启示 |
| 第二节 我国集体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试验:一个案例 |
| 一、清远市农村综合改革概况 |
| 二、清远市村民自治重心下移和土地整合的改革实践 |
| 三、清远市农村综合改革的启示与问题 |
| 第三节 我国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与潜在风险:基于产权配置的视角 |
| 一、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政策源流 |
| 二、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潜在风险 |
| 第四节 实现我国农地三权有效分置 |
| 一、农地三权有效分置的产权配置状态 |
| 二、农地三权有效分置的实现路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联性研究：国企改革博弈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 |
| 一、国有企业 |
| 二、所有权结构 |
| 三、实际控制人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联性 |
| 一、相关论 |
| 二、无关论 |
| 第二节 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绩效 |
| 一、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 |
| 二、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绩效 |
| 第三节 机构持股、国家持股、实际控制人与企业绩效 |
| 一、机构持股与企业绩效 |
| 二、国家持股与企业绩效 |
| 三、实际控制人与企业绩效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博弈分析 |
| 第一节 股东与代理人(管理层)之间的博弈 |
| 一、股东与代理人(管理层)的一般博弈分析 |
| 二、股权分散条件下股东与代理人(管理层)的博弈分析 |
| 第二节 实际控制人存在条件下的博弈 |
| 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博弈分析 |
| 二、引入小股东利益保护法律框架下的博弈分析 |
| 三、实际控制人可能存在情况下的博弈分析 |
| 第三节 企业实际控制人为政府的博弈 |
| 一、政府机构与国企管理层的混合战略均衡博弈 |
| 二、政府主管官员与国企高管合谋的精炼博弈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组织所有权结构的演变：国外私有化浪潮 |
| 第一节 私有化：有机发展战略与急速私有化战略 |
| 一、私有化浪潮(Privatization) |
| 二、私有化浪潮的理论基础 |
| 三、私有化的两种路径选择 |
| 第二节 发达经济体国企改革 |
| 一、英国国有企业改革 |
| 二、美国国有企业改革 |
| 三、法国国有企业改革 |
| 四、德国国有企业改革 |
| 五、意大利国有企业改革 |
| 六、小结 |
| 第三节 转轨经济体的国企改革 |
| 一、东欧国有企业改革 |
| 二、俄罗斯国有企业改革 |
| 三、巴西国有企业改革 |
| 四、阿根廷国有企业改革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所有制结构的演变：中国国企改革 |
| 第一节 中国国企改革历程 |
| 一、1993-2003：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抓大放小 |
| 二、2004-2012：深化推进股份制 |
| 三、2013-至今：以实现国企功能为导向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二节 中国国企发展与概况 |
| 一、国有控股成国企发展新趋势 |
| 二、国企吸收就业空间趋近饱和 |
| 三、国有资产总量规模稳步上升 |
| 第三节 中国国企绩效评价分析 |
| 一、国企绩效评价体系 |
| 二、盈利能力 |
| 三、偿债能力 |
| 四、增长能力 |
| 五、其他指标 |
| 第六章 企业实际控制人变迁研究 |
| 第一节 数据与样本 |
| 一、样本选取 |
| 二、实际控制人类型 |
| 三、样本行业分布 |
| 第二节 实际控制人截面分析 |
| 一、实际控制人类型变动 |
| 二、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变动 |
| 第三节 实际控制人个体变动分析 |
| 一、实际控制人变动行业分布 |
| 二、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变动 |
| 三、混合化持股结构初现端倪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企业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模型构建 |
| 第二节 样本与变量 |
| 一、样本选取 |
| 二、变量界定 |
| 三、描述统计 |
| 第三节 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 |
| 一、总体 |
| 二、分行业 |
| 三、分公司属性 |
| 四、分实际控制人属性 |
| 第四节 股权主体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 |
| 一、总体 |
| 二、分行业 |
| 三、分公司属性 |
| 四、分实际控制人属性 |
| 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实证研究结论 |
| 一、实际控制人变迁 |
| 二、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 |
| 三、股权主体结构与企业绩效 |
| 第二节 国企改革政策建议 |
| 一、厘清国资管理边界,理顺委托代理 |
| 二、分类改革,相机混改 |
| 三、加强党建,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司监督体制 |
| 四、提高投资者保护,鼓励所有权结构多元化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市政公用事业激励性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综述与研究评价 |
| 第二章 市政公用事业激励性规制的内生需求 |
| 第一节 提高规制效率的显性需求 |
| 第二节 规避信息不对称的隐性需求 |
| 第三节 达到“良好的规制”发展需求 |
| 第三章 市政公用事业激励性规制的机制设计 |
| 第一节 机制设计的理论框架 |
| 第二节 机制设计的基本目标 |
| 第三节 机制设计的主要原则 |
| 第四节 机制设计的核心要点 |
| 第四章 市政公用事业激励性规制的工具选择 |
| 第一节 激励性规制工具选择的类别 |
| 第二节 激励性规制工具选择的依据 |
| 第三节 激励性规制工具选择的影响因素 |
| 第五章 市政公用事业激励性规制的评估模式 |
| 第一节 政策评估模式的知识基础 |
| 第二节 规制评估模式的主要类别 |
| 第三节 激励性规制评估模式建构 |
| 第六章 市政公用事业激励性规制的实践评估 |
| 第一节 实践评估的设计背景 |
| 第二节 实践评估的指标体系 |
| 第三节 实践评估的综合评判 |
| 第四节 规制行为主客体综合分析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的基本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绩效考核相关表格 |
| 表格1: 总表 |
| 表格2: 2014-2016年南宁市公共道路工程特许经营绩效考核指标表 |
| 表格3: 2014-2016年南宁市公共道路工程激励机制绩效考核指标表 |
| 表格4: 特许经营过程中部分工程项目情况 |
| 致谢 |
（10）国企改革视域下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述评 |
| 1.2.1 国外相关文献 |
| 1.2.2 国内相关文献 |
| 1.2.3 国内外文献的评价 |
| 1.3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国有企业 |
| 2.1.2 混合所有制企业 |
| 2.2 委托代理理论 |
| 2.2.1 委托代理的一般模型 |
| 2.2.2 委托代理的完全契约与不完全契约 |
| 2.2.3 市场型委托代理和行政型委托代理 |
| 2.2.4 委托代理理论的新发展 |
| 2.3 公司治理理论 |
| 2.3.1 公司治理的内涵 |
| 2.3.2 公司治理的内容 |
| 第3章 混改的源起:国有资产监管下传统国有企业治理问题 |
| 3.1 作为委托人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 |
| 3.1.1 我国国有资产监管机构 |
| 3.1.2 国资监管体系内的委托代理关系 |
| 3.2 国资监管体系对传统国有企业的监管特征 |
| 3.2.1 共同代理下的多任务委托 |
| 3.2.2 剩余控制权外部性下的监管扭曲 |
| 3.2.3 监管契约内部化下的监管行政化 |
| 3.3 作为代理人的我国传统国有企业治理困境及表现 |
| 3.3.1 共同代理下的国企多目标困境 |
| 3.3.2 监管不足的国企内部人控制问题 |
| 3.3.3 过度监管下的国企行政型治理 |
| 第4章 国企改革视域下混合所有制企业内涵及其治理逻辑 |
| 4.1 国企改革视域下混合所有制企业内涵 |
| 4.1.1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概况 |
| 4.1.2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主要形式及特征 |
| 4.2 国企改革视域下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的一般逻辑 |
| 4.2.1 混合所有制企业外部治理:推动国资监管向股东监管转变 |
| 4.2.2 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治理:异质性资本的混合治理 |
| 4.3 国企改革视域下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治理的一般逻辑:股权制衡的视角 |
| 4.3.1 内在动因:异质性资本 |
| 4.3.2 现实动因:现金流权 |
| 4.3.3 能力基础:股权比例 |
| 4.3.4 股权制衡的进一步分析 |
| 第5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机制的实证检验:代理成本的视角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定义及度量 |
| 5.2.3 模型设计 |
| 5.3 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
| 5.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2 相关性分析 |
| 5.3.3 回归与检验 |
| 5.3.4 分组回归 |
| 5.3.5 稳健性检验 |
| 5.4 对结果的讨论 |
| 第6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股权制衡的微观案例分析 |
| 6.1 案例介绍 |
| 6.1.1 案例背景介绍 |
| 6.1.2 案例的展开 |
| 6.2 案例分析 |
| 6.2.1 异质性股东争夺的动因分析 |
| 6.2.2 异质性股东争夺的策略分析 |
| 6.2.3 异质性股东制衡的具体后果 |
| 6.3 进一步的讨论 |
| 第7章 结论和建议 |
| 7.1 结论 |
| 7.2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四、合谋:公有经济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一个特殊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机理 ——基于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D]. 李明敏. 西安理工大学, 2020
- [2]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3]委托代理模式下政府采购过程中寻租博弈分析及防范研究[D]. 应蕾. 西华大学, 2020(12)
- [4]非国有股东制衡与国有企业混改经济绩效研究[D]. 李明珊.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6)
- [5]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D]. 陈春梅. 厦门大学, 2019
- [6]城中村违法建设发生逻辑及治理机制研究 ——以湖北省H市为例[D]. 李凌方.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7]我国双层经营体制下集体农地产权制度研究[D]. 朱兆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联性研究：国企改革博弈视角[D]. 龙靓.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9]市政公用事业激励性规制研究[D]. 高丹. 厦门大学, 2019(07)
- [10]国企改革视域下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机制研究[D]. 胡胜强.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