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生素与消炎药有什么区别（论文文献综述）
隋雨佳[1]（2021）在《社会化媒体中伪健康信息的治理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Web2.0的发展,互联网用户逐渐从被动的信息消费者转变为在微信、微博或知乎等社会化媒体平台上主动创建内容的用户。社会化媒体是人们获取健康类信息的重要渠道,但与权威专业机构发布的健康类信息不同,社会化媒体“用户生成内容”的信息产出方式绕过了诸如专业编辑等传统的把关机制,用户创作信息的能力、创作信息的意图以及对信息真伪的判断能力参差不齐,使得信息的可信度存在不确定性。健康类资讯是公众最为关注的资讯之一,却也是谣言频发的重灾区,人们在需要的时候或许较难找到可靠的信息来源和值得信赖的信息。伪健康信息的存在会使人们养成错误的生活方式、贻误病情,不利于个人健康。伪健康信息带来公众卫生健康悲剧的原因有很多,如纠正类健康信息（意图纠正公众错误信念的健康类信息）“太少、太迟”、纠正类信息充满了科学术语和低质量的内容、媒体和公众缺乏合理推理等。伪健康信息的影响不会因为不关注而自动消失,忽视错误信息只会使情况恶化。因而,除了减少甚至清除本不应存在的伪健康信息之外,还应采取必要措施纠正人们的错误观念,尽可能消除伪健康信息的影响。本研究:（1）通过扎根理论分析用户接收到该类信息后的情绪、态度和行为倾向,挖掘影响对用户错误认知纠正效果的主要因素,利用刺激-机体-响应框架解释纠正效果的影响路径。本研究没有关注伪健康信息的传播机制或人们接受伪健康信息的心理认知特点,而是关注与伪健康信息（如谣言）相对立的纠正类健康信息（如辟谣信息）,分析公众态度和行为改变的障碍和原因,提高信息沟通的有效性。结果表明,用户接收到外界信息刺激后,主要通过信息建议的有用性、信息内容的可理解性、对科学原理解释的充分且合理性、话题吸引力等方面初步评估并形成对信息的整体质量感知。此外,获取信息的途径也尤为重要,特别是存在认知冲突时,公众通常使用自己信任的他人观点来进行反驳或说服自己,也会用自身过去的实践经验或教训反驳健康类信息。原有知识储备会影响用户对信息内容的掌握,对科学原理的解释与自己所掌握的基础理论知识相一致会更容易接受。用户通过一系列评估过程最终主要形成四种响应:第一种是相信信息且行动上愿意做出改变;第二种是虽然相信信息但由于习惯、心理作用等原因行动上不愿做出改变;第三种是坚持原有信念不相信信息且行动上拒绝做出改变;第四种则是持怀疑态度或开放式态度,虽然仍认为自己的（错误）认知是正确的,但是承认自己的认知是基于观点而不是科学证据,他们愿意进行科学讨论,在行动上倾向于选择保守的对健康无害的做法。为此,应利用社会化媒体与公众进行信息沟通。基于科学信息进行讨论,争取使持错误信念或开放式态度的公众了解正确信息。利用社会化媒体平台缩短谣言与辟谣信息的时间差,在官方辟谣前通过有效讨论引导公众理性思考。当发生大流行病时,疫情形势的迅速演变不允许立即获得某些科学数据,医生等专业人士有必要以简单和共享的方式向公众提供真实信息以避免误解。社会各界都应该行动起来利用社会化媒体这一公众参与讨论的“入口”,努力通过微信、微博、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会化媒体渠道提供真实信息和建议。（2）基于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从信息本身、信息来源和信息接收者三个维度构建纠正类健康信息可信度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通过情景问卷调查法收集有效数据,利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并通过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对环境刺激（信息和信源维度）因素的组合影响进行评价。与以往对健康信息采纳的研究不同,纠正的关键在于改变信息接收者的原有信念,是在信息接收者认知冲突可能较高情况下的知识说服。且纠正类健康信息中包含一定的专业性知识,公众对其进行认知加工难度更大。在伪健康信息的纠正过程中,信息接收者认知冲突和知识水平的自我评估所产生的影响目前存在研究空白。此外,本研究进一步研究不同变量相互组合达到某种效果的多种情况,解决因自变量相互依赖而产生的复杂因果关系,通过多种方案组合解释同一结果。结果表明,感知信息质量和感知信源可靠性均能显着影响纠正类健康信息感知可信度,信息本身因素对纠正类健康信息感知可信度的影响大于信息来源,接收者对信息整体质量、信息有用性和易懂性的感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信息源的不足。信息的相关性、易懂性和有用性均显着影响感知信息质量,但信息充分性对感知信息质量的影响不显着;信源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显着影响感知信源可靠性。但是,信息接收者认知冲突和知识水平的自我评估负向调节感知信息质量对纠正类健康信息感知可信度的影响,认知冲突则正向调节感知信源可靠性对纠正类健康信息可信度的影响,而知识水平对感知信源可靠性和纠正类健康信息感知可信度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着。为此,应提升纠正类健康信息的质量,用高质量的、准确的、易于消化、吸引人且易于分享的纠正类健康信息淹没伪健康信息。信息生产者应参考真实的医疗报告和权威专家观点,通过提高信息的易懂性（如条理清晰,可读性强,通俗易懂）、相关性（如话题具有吸引力,与受众关心的话题相匹配）、有用性（如建议可行,具有实用性）等方面提高信息质量。信息传播者应及时识别并过滤不良信息,转发可信提供者发布的健康知识。鼓励权威专家、高影响力者发声,通过社会化媒体中的意见领袖来影响信息传播,鼓励拥有大量关注者（如粉丝）的主体分享纠正性或高质量的信息。此外,社会化媒体可提高可靠信源的辨识度和知名度,利用信用评级等标识区分信息发布者的可信度,便于用户直接访问可信度高的账号主体,阅读权威官方账号下的健康类信息,减少用户接触伪健康信息的机会。（3）从信息生产者、传播者和接收者三方主体入手,构建伪健康信息治理主体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三方主体行为策略选择的动态变化,分析伪健康信息治理的演化路径和稳定策略,分析关键性策略对演化结果的影响。通过仿真模拟分析直观展示演化过程,剖析伪健康信息治理效果的影响因素。本研究突破对单一的传播环节或接收环节的研究,意图通过利益共赢、系统自治的方式治理社会化媒体中的伪健康信息,通过参与主体自适应的学习优化决策,使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目标一致。结果表明,初始策略会影响三方博弈的演化结果,越多的参与者选择生产真健康信息、提高自身可信度、提高辨识能力,系统越易达到理想状态（信息生产者生产真健康信息,信息传播者可信度高,信息接收者辨识能力强）。不同危害等级的伪健康信息会促使系统朝着不同的方向演化。伪健康信息的危害性可促使信息接收者提高自身辨识能力,但真健康信息价值对接收者的影响与对低可信度来源的警惕性和对真信息的顺从性有关。可信度高的传播者更应重视所传播健康信息的真实性,信息接收者的来源警惕性促使传播者提高可信度,对伪健康信息甄别能力促使生产者生产真健康信息。为此,应对伪健康信息进行分级管理。主动型信息传播者应重点挑选高价值的真健康信息进行传播,揭露伪健康信息。被动型信息传播者（如单纯提供平台）应重点识别并过滤危害性较大的伪健康信息。利用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构建成熟的信息治理体系,降低信息治理成本。此外,信息接收者应当认识到自己可能存在思维局限。对原有认知的自信不应成为接受新思想的阻碍,应认识到可能会过高估计自身的知识水平以及理解健康信息的能力。同时提高自身辨识能力,如搜索更多的信息并比较不同来源的数据、借助某些工具验证图片或视频的真实性等,主动了解自己所不知道的知识。在系统层面,如何修正信息生态系统并不是某一群体单独要面对的挑战,科学家、卫生信息专业人员和记者等应采取行动来帮助普通公众提高辨识信息真伪以及信源可靠性的能力,社会科学家、心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医学专业人员、互联网从业者和消费者应彼此合作,对抗伪健康信息。
许雁南,周旭东[2]（2021）在《浙江省农村居民抗生素滥用原因的定性研究》文中提出目的了解农村居民滥用抗生素的深层原因,为推动农村居民合理使用抗生素提供政策建议。方法通过立意抽样对36名村民进行深度访谈,鼓励受访者结合患病和治疗经历论述其观点。结果大多数村民不清楚抗生素的概念,认为抗生素等同于消炎药,常见症状和疾病等同于"炎症",秉持"有炎症吃抗生素"的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主要来源于医生的诊疗过程和处方行为。村民对抗生素的疗效存在误解,且缺乏对滥用抗生素的风险认知。极少数村民听说过耐药性的概念,其认知存在偏差。结论对抗生素及常见病的错误认知是农村居民滥用抗生素的重要原因。建议利用农村社区优势,开展具有侧重点和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同时规范医生诊疗行为和处方药管理。
孔少楠[3]（2020）在《私人诊所医生处方行为和利他性实验经济学研究 ——以青岛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研究背景私人诊所在我国医疗卫生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截至2014年,全国私人诊所数量达到149175家,占全国诊所数量的比例超过96%。私人诊所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的主要原因是此类诊所可及性好、患者就医方便且就医成本较低。但是,由于私人诊所未被纳入HIS等其他医疗IT系统管理,对私人诊所医生的诊疗行为以及私人诊所的管理一直处于卫生管理研究的边缘。医生的处方行为直接决定了医疗服务质量,因此是非常重要的的医疗服务环节。我国私人诊所的卫生服务市场与公立医院的卫生服务市场不同,很少能够纳入医保报销,因其受到支付方式、医疗服务范围、医生执业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医生处方不合理的现象极其常见。普通感冒是人民群众的常见病之一,虽然该病的发病率高且目前尚无特异性药物,但是普通感冒是自限性疾病,通常7天内可自愈。目前,基层医疗机构在普通感冒的治疗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主要问题是诊疗过程不规范、抗生素不规范使用、中成药不合理使用等。近年来,相关管理部门已经注意陆续出台了各种政策法规和监管措施来严格管理私人诊所的诊疗活动,希冀能够有效提高私人诊所的医疗服务质量,但是由于私人诊所缺乏具体的监管措施和手段,难以像对公立医疗机构那样对私人诊所进行管理。因此,通过对私人诊所医生诊疗行为的分析,探讨影响医生处方行为的因素,有助于政府优化相应的卫生政策,提高私人诊所的医疗服务质量。医疗服务及市场有两大特征,一个是不确定性,另一个是信息不对称性。信息不对称会在市场上出现诱导需求。经济学家发现,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不能解释真实的经济社会中的一切现象,尤其是医生的种种行为,需要新的理论对此进行解释。麦克圭尔提出了医生利他主义模型,认为医生的效用来自于三方面,分别是净收入、闲暇时间和对患者无效用的诱导。对前人研究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由于利他主义存在测量难度、田野实验的难度也远远大于实验室实验,因此目前对利他主义和医生诊疗行为之间的研究仍然较少:（1）对于医生利他性的研究主要是从理论研究方面展开,缺乏实证研究的数据支持;（2）目前研究很少聚焦医生利他主义与处方行为、其他医疗行为的关系,以及医生的社会偏好是否保持一致性;（3）医生的社会性利他性仅仅从利他/利己两个角度进行区分,不够细致。研究目的本研究的总体目标:采用田野实验的方法,以青岛市私人诊所为例,采用匿名审计的方式对私人诊所医生的诊疗行为进行实验,借助普通感冒观察私人诊所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其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医生在社会规范下的利他水平、在医疗情境中的利他水平性别以及医生处方行为关系,探讨医生的社会利他水平对诊疗行为的影响,对现有的私人诊所医疗行为监管措施提出改善建议,促进全面健康水平的提升。本研究的具体目标为:（1）通过对私人诊所医生在普通感冒诊疗过程中的行为进行匿名审计实验,对医生具体的诊疗行为进行量化和评估,发现存在的问题,为卫生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优化和制定相关监管政策、优化监管手段提供决策依据。（2）分析不同性别的私人诊所医生在普通感冒疾病的诊疗行为上的差异,探索性别与医生行为之间的关系。（3）通过基于社会规范的利他主义实验对医生利他性进行评估,结合医疗情景下的医生利他水平,分析医生在社会规范下的利他水平与医疗情景下利他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本研究的对象为青岛市私人诊所以及诊所中的执业医生。从青岛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官方网站正式注册的西医诊所中,随机化抽样选择133家诊所作为本研究对象。通过计量经济学中随机配对的方法,保证了实验过程中私人信息保护问题。实验设计（1）:匿名审计医生诊疗服务行为。本研究面向大学生进行招募,共招募了 36名女性大学生（17组试验人员+2位备份）作为审计人员。在正式实验之前,先对审计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进行规范化培训和预实验,确保审计员陈述普通感冒症状时能够严格按照拟定的台词进行陈述,并且与医生的沟通过程具有一致性,避免影响实验结果。在实验中,审计员假装是病人,到诊所自述自己的症状（同普通感冒）,记录医生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离开诊所后填写本研究的“病人评估问卷”。实验设计（2）:通过利他主义实验来观察医生的利他性。在本研究中,调查员扮演成普通感冒病人到私人诊所中就诊,在就诊结束后将预先留有“失主”信息以及其他物品的钱包悄悄放到诊所。我们根据医生是否与“失主”联系以及如何处理钱包中的现金来判断医生在利他主义程度,并将其分为在社会规范方面的纯粹利他组、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同时与实验（1）中所表现出来的医生行为进行比较,分析三组医生行为差异。同时,在本研究中也分析了医生性别与处方行为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应用SPSS22.0（中文版）软件、MicrosoftOffice Excel 2007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对于连续性的因变量采用方差分析,并一般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对于分类变量类型的因变量采用卡方检验,并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1）诊所诊疗服务中存在的问题私人诊所中医生在治疗普通感冒时,存在诊疗不规范和用药不规范现象。例如,在问诊过程中,询问患者是否咳嗽或者咳痰的医生比例低于50%,使用听诊器的医生比例不足20%,询问患者是否药物过敏的医生比例不足30%。虽然病人并不需要服用任何药品,但是开具药品的医生比例非常高。其中,开具药品的医生所占比例为88.72%,开具抗生素的医生所占比例为48.87%,开具中成药的医生所占比例为72.93%,开具西药的医生所占的比例为64.66%,为患者开具两种或两种以上药物的医生比例为70.68%。开具药品的医生比例高,但是提供药事服务的医生比例却不高,例如,告知病人用药方法的医生所占比例为64.66%;告知病人药物副作用的医生所占比例仅为9.02%,告知病人其他注意事项的医生所占比例为78.95%。诊所中存在大量的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的现象,48.87%的医生为患者开具了抗生素处方,平均每个医生开抗生素0.49±0.91种。医生所开具的抗生素分为四类,其中,头孢菌素类占比最高,为56.92%,其次是大环内酯类,占比为16.92%,再次为青霉素类,占比为13.85%,最次是喹诺酮类,占比为12.31%。没有医生为患者开具两类或两个以上的抗生素。本研究中,有1位医生为“患者”开具了利巴韦林,占医生总数的0.75%。本研究中,为“患者”开具中成药的医生为97位,占医生总数的72.93%。在本研究中,所有的医生均为西医,在为患者开具感冒类中成药时,实际上是不能够对患者进行“望、闻、听、切”的诊断的,从而不能辩证用药。同时,患者并没有提到心脑血管或者骨科方面的不适,但是部分医生为了患者开具了心脑系统的中成药以及骨科中成药,这属于明显的超范围用药。本研究中针对病人的最优治疗方案中是不需要开药的,但是88.72%的医生都为“患者”开具了药品,平均每位医生开药1.80土0.92种,平均每位医生开药的价格为38.35±25.19元,诊所中诱导需求现象严重。（2）利他主义与医生处方行为在社会规范下的利他主义实验（“丢钱包”）中,医生表现出了不同的利他性。在133家样本诊所中,有66家诊所打回电话,询问是否有人丢失了钱包,并在实验员的请求下将钱包及钱包内的东西寄回。有1家诊所打回电话,但要求“失主”上门领取钱包。利他主义可以分为自我利他主义（ego-altruism）和纯利他主义（pure-altruism）两种。自我利他主义（ego-altruism）是指个体同时关注自身和他人的利益。纯利他主义（pure-altruism）是指个体仅关注他人的利益。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将38家寄回钱包且将剩余现金也归还的医生作为纯利他组,28家寄回钱包但未归还现金以及1家要求“失主”上门领取钱包的医生（共计29位）作为自我利他组,66家诊所的医生作为利己组。分析结果显示,纯粹利他组、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医生在开药总种类、抗生素种类、药品总价格、抗生素药品价格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如下:对于是否开具抗生素,纯粹利他组、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医生两两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纯粹利他组的表现优于利己组,利己组的表现由于自我利他组。对于开药总种类数,纯粹利他组和自我利他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纯粹利他组的表现优于自我利他组:纯粹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492）,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较大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65）。对于抗生素种类数,纯粹利他组和自我利他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纯粹利他组的表现优于自我利他组;纯粹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较大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6）,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于药品总价格,纯粹利他组和自我利他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纯粹利他组的表现优于自我利他组;纯粹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686）,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较大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对于抗生素药品价格,纯粹利他组和自我利他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纯粹利他组的表现优于自我利他组;纯粹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164）,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性别与医生处方行为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医生和女性医生处方行为无显着差异。男性医生群体中开药医生占的比例90.91%（60/66）,女性医生群体中开药医生的比例86.57%（58/67）;男性医生群体中开抗生素类药品医生占的比例为50.00%（33/66）,女性医生群体中开抗生素类药品医生占的比例47.76%（32/67）;男性医生群体中开非抗生素类药品的比例为90.01%（60/66）,女性医生群体中开非抗生素类药品的比例83.58%（56/67）;男性医生群体中开中成药的比例为74.24%（49/66）,女性医生群体中开中成药的比例76.12%（51/67）。男性医生群体中开药总价格的均值为38.55±23.23元,女性医生群体中开药总价格的均值38.72±26.93元;男性医生群体中开抗生素类药品的均值为5.55±7.23元,女性医生群体中抗生素类药品的均值6.20±8.05元;男性医生群体中开非抗生素类药品价格的均值33.00±22.29元,女性医生群体中开非抗生素类药品价格的均值32.52±26.06元;男性医生群体中开中药类药品价格的均值15.88±19.35元,女性医生群体中开非抗生素类药品价格的均值15.64±16.75元。（4）利他主义与医生其他医疗行为本研究发现,医生医疗行为中的部分其他医疗行为与社会利他性具有相关性,纯粹利他组、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医生在患者就医经历的总体评分和向父母推荐该医生的可能性得分以及诊疗时长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患者在就医经历的总体评分和推荐可能性这两项的得分最能体现患者本次就医感受,我们对三组医生在这两方面得分进行比较,发现:患者在纯粹利他组医生诊所的就医经历总体评分为6.15±1.65分,患者在自我利他组医生诊所的就医经历总体评分为5.65±1.63分,患者在利己组医生诊所的就医经历总体评分为5.06±1.63分。患者对纯粹利他组医生诊所的推荐程度得分为5.42±2.17分,患者对自我利他组医生诊所的推荐程度得分为4.86±1.62分,患者在利己组医生诊所的推荐程度得分为4.34±1.90分。患者在纯粹利他组医生诊所的诊疗时长均值为9.21±3.38分钟,患者在自我利他组医生诊所的诊疗时长均值为7.12±3.45分钟,患者在利己组医生诊所的诊疗时长均值为7.27±4.05分钟。（5）性别与医生的其他医疗行为诊疗时长与患者就医满意度以及医生的利他偏好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对男女医生的诊疗时长进行比较,发现:患者在男性医生诊所的诊疗时长均值为7.06±3.87分钟,患者在女性医生诊所的诊疗时长均值为8.63±4.15分钟。对男女医生的诊疗时长进行方差分析,发现两组医生诊疗时长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研究通过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医生在社会规范下的利他水平、在医疗情境中的利他水平性别以及医生处方行为关系,探讨医生的社会利他水平对诊疗行为的影响,最终得出以下结论:（1）私人诊所医生对于普通感冒的诊疗过程有待规范,例如诊疗流程不规范、抗生素使用不规范、违规使用利巴韦林、引致需求明显等。（2）私人诊所医生的社会利他性与医疗情景下的利他性相关。具有纯粹利他偏好的医生在抗生素的使用、药品种类、药品价格、患者满意度、诊疗时长方面的表现优于具有自我利他偏好和利己偏好的医生。具有自我利他偏好的医生的患者满意度虽然高于具有利己偏好的医生,但是在抗生素的使用、药品种类、药品价格方面的表现劣于具有利己偏好的医生。（3）私人诊所医生的性别与医生的处方行为无关,但与诊疗时长相关,女性医生的诊疗时长长于男性医生。基于本研究结论,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进一步加强对私人诊所的监督力度,推广使用匿名审计。（2）对现有医疗价格体制进行调整和优化。（3）在私人诊所中也引入商业医疗保险或者社保,通过第三方监督降低居民医疗成本。（4）加强对普通感冒正确治疗方式的培训和教育宣传,减少抗生素使用不规范的现象。（5）提高医生的社会利他性水平,促进患者的健康收益。
崔美頔[4]（2020）在《健康传播视域下抗生素的认知“神话”与祛魅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健康问题与人类社会本身的发展有关。健康问题和人类健康意识也一直是人类自我意识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近年来,随着各种公共卫生事件的频繁发生,国人对健康信息的关注程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有效制止抗生素滥用也是健康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抗生素“神话”在某种程度上是国人对其疗效的一种虚假信仰,也是对抗生素的偏见的、不科学的、不理性的一种认知。这使抗生素具有了一种被夸大的、赋予了神秘感的完美形象。在抗生素被神化的过程中,除了复杂的社会背景影响外,各种传播形式也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祛魅”抗生素“神话”就是帮助祛除抗生素的被过度神化的形象,使国人理性、科学的看待抗生素。在诸多影响之下,国人逐渐摒弃了抗生素作为一种“神药”的观念,开始纠正不正确的用药习惯,并树立健康、科学用药意识。本篇论文在健康传播的大视域下以罗杰斯的创新与扩散理论、社会认知理论为支撑,运用了资料分析法、半结构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等社会学研究方法来探讨国人对抗生素认知的变化。论文的结构以抗生素“神话”的建立到对抗生素“神话”的“祛魅”为线索,根据抗生素“神话”的建立、对抗生素的神化过程、抗生素走下“神坛”的契机以及“祛魅”的实践进行论述和说明。在论述的过程中依托不同的媒介载体试图厘清以下问题:抗生素“神话”是如何形成的?抗生素“神话”的建立过程中各种传播形式起到了什么作用?在对抗生素“神话”的“祛魅”实践中各种传播形式又是如何做的?这种“祛魅”又带来了什么样的效果?本文共七个章节,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依据和研究背景;第一章从抗生素进入中国的背景入手探讨抗生素“神话”形成的缘起;第二章分析各种传播形式对建构抗生素“神话”的作用;第三章探讨抗生素“神话”走下神坛的原因;第四章分析医疗机构内部的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的“祛魅”实践,试图厘清“怎么祛魅”这一问题;第五章借助访谈结果和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对抗生素神话“祛魅”效果究竟是怎样的。最后一章根据前五章的讨论得出结论。抗生素在中国传播近百年的历史之中,国民对抗生素的认知也发生了巨大改变。从神化抗生素到对抗生素的科学再认知,是国民认知能力的提高,也是健康传播在科学传播大视域下的一种飞跃。
杨扬[5]（2020）在《协同响应性纳米药物载体的制备及对抗菌消炎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炎症通常情况下是有益的,但若不加以控制导致炎症反应过激,则会给机体带来更严重的危害,如脓毒症。近年来,纳米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其在生物医疗中的药物输送领域获得的广泛的研究与探讨。如何利用纳米材料通过主动靶向和高通透性及滞留效应来递送药物成为对抗感染性炎症的一个新的方向。本论文通过制备了多模态协同递药纳米载体,并携带多种治疗制剂用于对抗炎症中的不利因素。具体内容如下:1.以聚乙烯吡咯烷酮（PVP）为还原剂合成了均一尺寸普鲁士蓝纳米晶体（PBNC）,然后利用受控的化学刻蚀反应在酸性条件下制备出的空腔结构的普鲁士蓝纳米晶体（HPBNC）。利用透射电子显微镜求证了 PBNC和HPBNC的形貌尺寸,并且证实了 HPBNC具有独特的空腔结构。通过X射线衍射仪和傅里叶红外光谱测试了两种晶体的晶体结构和化学组成,化学刻蚀不会影响HPBNC原有的性质。然后对普鲁士蓝纳米晶体的模拟酶活性进行了研究,发现PBNC和HPBNC具有出色的类过氧化物酶（POD）和类过氧化氢酶（CAT）活性,印证了它们消除ROS的能力。2.通过乳液溶剂蒸发法制备了同时装载有抗生素司氟沙星（SFX）和消炎药他克莫司（TAC）的聚乳酸-羟基乙酸共聚物（PLGA）纳米粒子,并将能够特异性结合炎症内皮细胞间粘附分子（ICAM-1）的γ3多肽通过戊二醛交联到PLGA纳米粒子表面（γ3-PLGA）。利用透射电子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动态光散射和高效液相色谱等测试方法评价了所制备药物载体的形态尺寸、表面性质、载药和释药能力等,结果表明γ3-PLGA载药体系具有出色的物理性质,在载药与释药性质上也达到了实验的预期。通过体外的细菌实验及细胞实验,γ3-PLGA表现出对革兰氏阴性和革兰氏阳性细菌均具有出色的抗菌性能,并且在炎症细胞中也具有不错的靶向能力。3.通过生物相容性相关实验,证明了 γ3-PLGA具有较低细胞毒性、溶血率和机体免疫反应。建立了急性细菌性肺炎感染小鼠模型,通过活体成像技术（IVIS）,验证了荧光标记的γ3-PLGA在体内感染组织中具有靶向能力。接着将协同负载了 SFX和TAC的γ3-PLGA施用到肺炎小鼠模型中,可有效减轻急性肺部感染小鼠的炎症和免疫反应,提高小鼠的存活率。
许雁南[6]（2020）在《儿童抗生素使用相关行为及家长认知的区域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目的我国各地儿童群体正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抗生素不合理使用问题。本研究旨在对国内不同发展水平地区医疗机构和社区场景下的各类儿童抗生素使用相关行为与家长认知情况进行调查分析,比较这些行为与认知及其相关关系在地区间的异同,并提出具有区域普适性和针对性的干预建议。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以浙江和陕西分别作为较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代表,于2017年6月至2018年4月间借助问卷星平台在两地幼儿园、小学及疫苗接种点对0-13岁儿童家长进行问卷调查。问卷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量表进行编制,并经过定性访谈完善和预调查测试。问卷内容主要包括1)家长及儿童的社会人口学特征;2)家长抗生素疗效认知水平、抗生素辨识能力及耐药性意识等三大知识模块各6条目;3)抗生素使用相关行为,涵盖社区抗生素使用场景下的三种行为:给患病儿童自我治疗使用抗生素、在家中为儿童储备抗生素和使用抗生素预防儿童疾病（为预防普通感冒等疾病给未患病的儿童使用抗生素）;以及医疗机构就诊场景下的两种行为:带患病儿童就诊时主动索要抗生素和带患病儿童就诊时被开具抗生素处方。问卷数据经质量控制处理后,运用卡方检验比较浙江、陕西两地儿童家长各抗生素知识条目回答情况;运用卡方检验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比较两地儿童家长各抗生素知识模块得分水平;运用卡方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比较两地儿童抗生素使用相关行为;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比较家长抗生素认知水平对儿童抗生素使用相关行为在两地的影响;以上分析均由IBM SPSS 24.0实现。研究结果陕西地区家长各抗生素知识条目的回答情况均逊于浙江地区（p<0.01）,且抗生素疗效认知、抗生素辨识能力及耐药性意识模块得分也整体低于浙江地区（β=-0.50,95%CI-0.60～-0.41,p<0.001;β=-0.16,95%CI-0.25～-0.06,p<0.01;β=-0.16,95%CI-0.26～-0.06,p<0.01）。然而,两地家长在抗生素疗效认知模块判断正确率最低的三个条目均为“抗生素对治疗病毒感染有效”、“使用抗生素可以减轻儿童的感冒症状”和“儿童患感冒时,使用抗生素会好得更快”,在抗生素辨识能力模块判断正确率最高的三种药物均为头孢类药物、青霉素类和大环内酯类药物,在耐药性意识模块认知程度最低的三个条目均为“人们使用抗生素越频繁,以后细菌感染就越难治好”、“如果不合理使用抗生素,将来有效的抗生素将越来越少”和“滥用抗生素会产生超级细菌”。两地儿童在过去一个月所患主要疾病均为感冒/喉咙痛（86.7%vs.88.9%,p>0.05）,且家长对患病儿童进行自我治疗和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比例在两地也无显着性差异（54.8%vs.53.8%;70.1%vs.69.5%,p>0.05）。陕西地区家长自我治疗儿童使用抗生素、在家中为儿童储备抗生素及使用抗生素预防儿童疾病的比例均显着高于浙江地区（42.7%vs.18.8%;58.1%vs.45.6%;27.5%vs.16.7%,p<0.001）,上述行为的发生风险也更大（a OR=2.83,95%CI 2.07-3.87;a OR=1.91,95%CI 1.70-2.15;a OR=1.83,95%CI 1.59-2.11,p<0.001）。两地家长自我治疗儿童使用的抗生素在浙江地区的首要来源为家中储备（49.5%）,其次为药店购买（38.1%）,陕西地区则首要为药店购买（51.2%）,其次为家中储备（38.7%）;浙江地区储备抗生素来源中医院处方剩余占比79.7%,药店购买占比18.6%,而陕西地区为处方剩余占比61.8%,药店购买占比36.8%,其分布具有显着性差异（p<0.001）。两地家长在带儿童就诊时主动索要抗生素的比例无显着性差异（6.8%vs.7.8%,p>0.05）,但陕西地区家长被开具抗生素处方的比例显着高于浙江地区（56.6%vs.49.0%,p<0.01）,被开具抗生素的可能性也显着更高（a OR=1.48;95%CI 1.18-1.87,p<0.01）。无论在浙江或陕西地区,抗生素疗效认知水平较高的家长,其给患病儿童自我治疗使用抗生素、在家中为儿童储备抗生素、使用抗生素预防儿童疾病、带患病儿童就诊时主动索要抗生素和被开具抗生素处方的可能性都相对较低（p<0.01）。在浙江地区,抗生素辨识能力较高的家长更有可能在家中为儿童储备抗生素（p<0.001）;在陕西地区,抗生素辨识能力越高的家长给患病儿童自我治疗使用抗生素、在家中为儿童储备抗生素和带患病儿童就诊时被开具抗生素处方的可能性都更大（p<0.05）。在浙江地区,耐药性意识更高的家长在家中为儿童储备抗生素、使用抗生素预防儿童疾病的可能性都相对更高（p<0.01）;在陕西地区,耐药性意识较高的家长更有可能为儿童储备抗生素、使用抗生素预防儿童疾病和带患病儿童就诊时被开具抗生素处方（p<0.01）。研究结论总体而言,浙江地区儿童抗生素使用相关行为及家长认知情况要优于陕西地区,但两地家长在抗生素知识方面存在的盲点比较类似,均集中于抗生素的真实疗效、抗生素与消炎药的区别以及细菌耐药性对于个体的危害。此外,各知识模块认知水平对儿童抗生素使用相关行为的影响在两地也存在一定共性,抗生素疗效认知水平较高的家长涉及抗生素不合理使用行为的风险相对较低,而抗生素辨识能力与耐药性意识水平则对相关行为无显着性影响甚至为危险因素。两地医疗机构抗生素过度处方问题均较为严峻,而无处方抗生素可及性问题在陕西等欠发达地区更为突出。未来相关干预工作应重点关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对儿童家长抗生素认知的关键与薄弱环节进行重点健康教育,并根据区域特点采取相应策略减少家庭抗生素储备,优化医疗机构抗生素处方,同时规范零售药店抗生素销售行为。
刘高俊[7]（2019）在《如何合理选用消炎药和抗菌药》文中提出大多数人都分不清消炎药和抗菌药的区别,认为消炎药和抗菌药是一类药物,所以在不明情况的时候将两种药物混用,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导致疾病无法治愈,甚至会发展越来越严重,耽误治疗的最佳时机。根据药物的性质和类别来说,消炎药和抗菌药是完全不能等同的,所以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按照医生要求进行合理用药。那么药物滥用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怎样区分消炎药和抗菌药?常见的错误认识有哪些呢?下文将继续叙述。一、抗菌药物和消炎药物滥用所导致的后果有哪些?滥用抗菌药物和消炎药物会直接导致人体内的耐药菌株进一步增加,从而导致患者产生了更多的过敏性反应和毒性反应,不良反应大大增加。另外,患者还会出现较高的几率发生二次感染,滥用药物还会导致药物资源浪费,带给患者和社会更大的负担,不利于
邓艳辉[8]（2018）在《抗生素使用须知》文中认为日常生活中,家庭医药箱里总会备有消炎药。但不少人不懂消炎药、抗生素、抗菌药的区别,导致使用时常出错。消炎药,顾名思义,可以消除炎症,但并不能杀灭病原微生物,而是直接针对炎症的,属于对症治疗药物。"炎症"并不是特定疾病,而是疾病表现出的红肿热痛症状,比如感染性疾病。因此,抗生素不等于消炎药。但因感染性疾病发生时,身体也会有类似的炎症反应,很多人会先选消炎
张虎[9]（2017）在《“感冒季”强势来袭,这次别再乱吃药了!》文中认为最近,全国各地的天气转凉,眼看着就快要到寒冷的冬天了。秋冬之际,人的身体时冷时热,衣服也容易穿不够,"感冒"这个"老朋友"就特别容易找上门来。感冒不是什么大病,可病起来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为了图方便,很多人一般都不会选择去医院,而是直接去趟药店,买各种各样的感冒药吃。可俗话说
程静[10]（2018）在《农村基层抗菌药物使用及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干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从医疗服务利用方的视角,了解基层农村居民抗菌药物相关的知识、态度和行为的现况,特别是自我医疗、与医生沟通等行为的特点,并探索抗菌药物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在问题诊断的基础上,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指导,从态度、主观准则、感知行为控制等方面入手设计综合性干预方案,并进行试点实施与评价。方法:采取多阶段抽样方法选取参与本项目的村医及研究现场。共计12个村的村医及其服务的农村社区纳入本研究干预组。2015年7月22日至8月11日,在12个研究现场整群随机抽取2730人,收集基线资料,利用自编的结构化问卷,收集下列信息:1)居民抗菌药物相关的知识、态度和抗菌药物使用的相关行为;2)可能与抗菌药物使用相关的影响因素。问卷由经培训的调查员对农村社区居民进行面对面的访谈。依据基线调查提炼的结果,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为框架,设计并实施立体化、多维度的干预工具包。2015年12月至2016年5月,在12个项目村实施干预方案,随访评估与同期12个对照组进行比较。评价方法采用多个维度的对比分析,包括通过对基线和随访调查干预组和对照组的观察比较两组村医诊疗实施环节的差异;干预组和对照组的离诊病人在抗菌药物相关知识等方面的变化;干预组和对照组村医在对疑似呼吸道感染和胃肠道感染的病人处理中抗菌药物处方率的差异;通过基线与干预后随访的入户调查数据对社区居民知识、态度、行为的改变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基线调查发现下列重要证据:（1）农村居民的抗菌药物相关知识非常缺乏。如91.6%的人认为抗菌药物可以控制或杀死病毒;认为一般情况下诸如普通感冒、嗓子疼、咳嗽或腹泻不需要抗菌药物治疗的人所占比例较低（15.8%-30%）。（2）医生对所谓的“病人期望”可能存在误解,事实上农村居民对医生的信赖度较高,14.3%的人曾经要求医生开某种药物;在应答人群中约72%（n=1848）的人报告可以接受医生不开药的行为。（3）存在自我医疗行为。例如近三分之一的人自报在出现疑似普通感冒、胃肠道感染或尿路感染时,会自行购买药物进行治疗。在清楚记得自行购药的药物名称或种类的调查对象中（n=624）,62.7%的人买过至少一种抗菌药物。约14.5%的人自报曾在生病时用过上一次生病吃剩下或亲戚朋友吃剩的药品。（4）单纯的知识提高并不一定带来期望的行为。基线调查中发现能说出抗菌药物名称的受访者更有可能让医生开某种药物（OR=1.41,95%CI:1.08,1.84）,自行购药（OR=2.11,95%CI:1.38,3.22）,和使用留存药（OR=1.88,95%CI:1.40,2.53）。针对上述调查发现,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框架,设计并实施的立体化、多维度的干预工具包,包括针对村医的参与式培训、提供在线辅助咨询系统、提供在线学习资源;针对社区居民的年历、挂历、海报等不同载体的信息传播;针对双方的张贴于诊室内的海报和医生承诺书等模块组成的干预方案。干预后评价结果显示,干预组村医在病因解释、咨询病症应对方法、咨询感染预防方法等利于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的关键诊疗行为环节上,达标率均优于对照组。相应地,干预组村医的接诊病人在对症知识、疾病预防知识上的知晓率均高于对照组村医的接诊病人。对于疑似呼吸道感染,干预组村医的抗菌药物处方率由基线的87.1%下降至随访时点的64.3%（p<0.001）;对于疑似胃肠道感染,干预组的抗菌药物处方率由基线的94.7%下降至随访时点的52.4%（p<0.001）。干预前与干预后的入户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的知识条目中,干预后随访的回答正确率均高于基线的正确率。但在行为方面的促进作用并非都是正向的,尽管干预后提高了对医生不开药行为的接受度（干预后73.3%vs.干预前50.8%;χ2=321.95,P<0.01）;但同时随访显示了更多的请医生开某种药物的行为（干预后27.2%vs.干预前14.3%;χ2=146.73,P<0.01）,和症状好转就停药的行为（干预后49.9%vs.干预前44.7%;χ2=15.77,P<0.01）。结论:本研究首次从社区层面较全面地了解了安徽省农村基层抗菌药物使用的现况、居民的行为特点以及抗菌药物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设计、实施并初步检验了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指导的多维度、综合性干预方案在推动抗菌药物合理使用中的部分有效性。但项目的长期效果和干预方案的可持续性难以观察和测量。且卫生项目的评价过程复杂且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应加强过程评价和利用电子信息进行评估,并将项目的有效经验纳入常规管理工作。
二、抗生素与消炎药有什么区别（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抗生素与消炎药有什么区别（论文提纲范文）
（1）社会化媒体中伪健康信息的治理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和主要内容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创新点 |
| 1.6 文章结构 |
| 1.7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2 伪健康信息类别 |
| 2.3 社会化媒体中伪健康信息的传播 |
| 2.4 伪健康信息治理策略研究现状 |
| 2.5 刺激-机体-响应框架 |
| 2.6 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 |
| 2.7 研究评述 |
| 2.8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伪健康信息纠正效果的影响因素探究 |
| 3.1 引言 |
| 3.2 数据收集 |
| 3.3 数据编码和结果 |
| 3.3.1 开放式编码 |
| 3.3.2 主轴编码 |
| 3.3.3 选择性编码 |
| 3.3.4 理论饱和度检验 |
| 3.4 主要因素阐释 |
| 3.5 影响路径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纠正类健康信息感知可信度的影响路径研究 |
| 4.1 引言 |
| 4.2 研究假设与研究模型 |
| 4.2.1 纠正类健康信息感知可信度 |
| 4.2.2 感知信息质量 |
| 4.2.3 感知信源可靠性 |
| 4.2.4 认知冲突自我评估的调节作用 |
| 4.2.5 知识水平自我评估的调节作用 |
| 4.2.6 研究模型 |
| 4.3 研究方法 |
| 4.3.1 量表设计 |
| 4.3.2 问卷设计 |
| 4.3.3 数据收集 |
| 4.4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4.4.1 无响应偏差 |
| 4.4.2 共同方法偏差 |
| 4.4.3 度量模型检验 |
| 4.4.4 结构模型检验 |
| 4.5 定性比较分析 |
| 4.5.1 数据校准 |
| 4.5.2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
| 4.5.3 条件组合分析 |
| 4.6 结果和讨论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伪健康信息治理主体的三方演化博弈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的基本假设 |
| 5.3 策略组合和收益矩阵 |
| 5.4 求解复制动态方程 |
| 5.5 模型均衡分析 |
| 5.5.1 模型均衡点 |
| 5.5.2 均衡点稳定性 |
| 5.6 仿真分析 |
| 5.6.1 渐近稳定点 |
| 5.6.2 初始策略点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
| 5.6.3 参数变化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
| 5.7 结果和讨论 |
| 5.8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策略建议 |
| 6.1 利用社会化媒体进行讨论 |
| 6.2 利用高质量纠正类健康信息淹没伪健康信息 |
| 6.3 权威专家发声,提高可靠信源的辨识度和知名度 |
| 6.4 伪健康信息分级管理,提高生产伪健康信息的成本 |
| 6.5 公众认识到自身存在认知局限,提高辨识能力 |
| 6.6 多方主体共同努力治理伪健康信息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局限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开放式编码主要结果展示 |
| 附录2 调查问卷 |
| 附录3 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的Matlab程序 |
| 附录4 渐近稳定点仿真分析的Matlab程序 |
| 附录5 初始策略对演化结果影响仿真分析的Matlab程序 |
| 附录6 参数变化对演化结果的影响仿真分析的Matlab程序 |
| 致谢 |
| 作者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2）浙江省农村居民抗生素滥用原因的定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1 对象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调查方法 |
| 1.3 资料分析 |
| 2 结果 |
| 2.1 一般情况 |
| 2.2 抗生素滥用情况 |
| 2.3 对抗生素及其使用的误解与来源 |
| 2.4 对抗生素真实疗效的感受 |
| 2.5 对自行使用抗生素的风险及耐药性的认识 |
| 3 讨论与建议 |
| 3.1 农村居民抗生素滥用观念已形成 |
| 3.2 农村居民抗生素滥用观念的渊源 |
| 3.3 农村居民对抗生素疗效的认知存在主观性 |
| 3.4 农村居民对细菌耐药性的认知较为缺乏 |
| 3.5 建议 |
（3）私人诊所医生处方行为和利他性实验经济学研究 ——以青岛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诊所发展现状分析 |
| 1.1.2医生处方行为现状分析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利他与医生行为 |
| 1.2.2 性别与医生行为 |
| 1.2.3 博弈论视角下的医患关系 |
| 1.3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4 研究目标和研究意义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论文的框架结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 |
| 2.2 医生行为模型 |
| 2.3 社会偏好与行为博弈论 |
| 2.3.1 人的社会偏好 |
| 2.3.2 社会偏好的微观结构 |
| 2.3.3 利他偏好下的行为博弈论 |
| 2.4 利他行为的测量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献综述 |
| 3.1 利他主义及其基础 |
| 3.1.1 利他的生物学基础 |
| 3.1.2 利他的神经经济学基础 |
| 3.1.3 利他行为的经济学解释 |
| 3.1.4 利他行为的影响因素 |
| 3.2 医生及其行为 |
| 3.2.1 医生与医学中的利他行为 |
| 3.2.2 医护人员的性别及诊疗行为 |
| 3.2.3 不合理的处方行为 |
| 3.3 利他主义与行为博弈论 |
| 3.3.1 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 |
| 3.3.2 行为博弈论 |
| 3.4 关于利他主义的田野实验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实验原理、实验设计与分析方法 |
| 4.1 实验原理 |
| 4.1.1 关于实验经济学 |
| 4.1.2 田野实验 |
| 4.1.3 审计实验及其在卫生领域的应用 |
| 4.2 实验设计和分析方法 |
| 4.2.1 研究对象与抽样方法 |
| 4.2.2 伦理学问题 |
| 4.2.3 实验设计 |
| 4.2.4 质量控制 |
| 4.2.5 数据分析方法 |
| 第五章 实验结果与分析 |
| 5.1 一般性结果 |
| 5.1.1 样本诊所的基本情况 |
| 5.1.2 样本诊所医生的基本情况 |
| 5.1.3 利他主义实验的基本情况 |
| 5.1.4 审计实验中医生诊疗行为的基本情况 |
| 5.2 利他性、性别与医生医疗行为关系的分析结果 |
| 5.2.1 利他性与医生处方行为的关系分析 |
| 5.2.2 性别与医生处方行为的关系分析 |
| 5.2.3 利他性与医生其他医疗行为关系分析 |
| 5.2.4 性别与医生其他医疗行为的关系分析 |
| 5.3 定性分析 |
| 5.3.1 关于普通感冒的处方行为 |
| 5.3.2 关于就医体验等其他医疗行为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讨论与政策建议 |
| 6.1 方法学的讨论 |
| 6.1.1 田野实验在医疗行为研究中的应用 |
| 6.1.2 匿名审计实验数据具有高可靠性 |
| 6.1.3 数据质量保证 |
| 6.1.4 数据分析方法 |
| 6.1.5 实验细节的设计 |
| 6.2 实验结果的讨论 |
| 6.2.1 诊所诊疗服务中存在的问题 |
| 6.2.2 利他主义与医生行为 |
| 6.2.3 性别与医生行为 |
| 6.3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3.1 结论 |
| 6.3.2 政策建议 |
| 6.4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6.4.1 本研究的创新点 |
| 6.4.2 本研究的不足 |
| 附件1 病人评估问卷 |
| 附件2 病人台词 |
| 附件3 接线员台词 |
| 附件4 准考证 |
| 附件5 学生名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健康传播视域下抗生素的认知“神话”与祛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0.2 研究综述 |
| 0.3 关键概念解析 |
| 0.4 研究方法与不足之处 |
| 1 抗生素成为一种“神话”的缘起 |
| 1.1 “人类的福音”:抗生素的问世以及非凡疗效 |
| 1.2 抗生素“神话”产生的社会土壤 |
| 1.2.1 西医东渐:西医成为抗生素进入中国的基础 |
| 1.2.2 死亡阴霾:战争、疫病、饥荒 |
| 1.3 “赛先生”崇拜:抗生素成为另一种科学“神话” |
| 2 多重传播交互作用下的抗生素“神话”建构 |
| 2.1 “神话”的建立:大众传媒的社会参与 |
| 2.1.1 抗生素“神称”:话语层面对“神话”的巩固 |
| 2.1.2 “英模报道”:抗生素“神话”的媒体叙事 |
| 2.1.3 抗生素广告:经济利益驱动下的“神药”宣传 |
| 2.2 “神话”的巩固:医院诊所的组织传播 |
| 2.3 “神话”的强化:同质化人群的人际传播 |
| 2.3.1 赤脚医生:乡村医疗体系的关键点 |
| 2.3.2 药店工作人员:逐利的“自己人” |
| 2.3.3 家庭成员:用药习惯的代际传承 |
| 3 “重识与再评估”:抗生素为何走下“神坛” |
| 3.1 抗生素副作用的显现——神话性削弱 |
| 3.2 药物科学发展对抗生素价值的再评估 |
| 3.3 健康传播在科学认知视野下的再发展 |
| 4 健康传播视域下抗生素“神话”的“祛魅”实践 |
| 4.1 组织传播:医疗组织借助国家政策对抗生素“神话”的强制“祛魅” |
| 4.2 大众传播:营造“大健康”传播环境 |
| 4.2.1 “官媒”对抗生素规范使用的正确引导——以《人民日报》为例 |
| 4.2.2 健康类电视节目营造的养生“大环境”——以央视《健康之路》为例 |
| 4.2.3 对抗生素信息的“平民式”传播——以《人民日报》法人微博为例 |
| 4.2.4 专业人员基于微信公众平台对抗生素的“祛魅”——以丁香医生微信公众号为例 |
| 4.3 人际传播:对抗生素“神话”潜移默化的“祛魅” |
| 4.3.1 家庭成员间的知识反哺 |
| 4.3.2 医患之间的信息互通 |
| 5 “祛魅”抗生素“神话”的实践效果 |
| 5.1 抗生素使用“神话”的祛除:认知的转变 |
| 5.2 经验性用药习惯的改善:态度趋于理性 |
| 5.3 国家政策推行:使用规范化要求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5）协同响应性纳米药物载体的制备及对抗菌消炎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引言 |
| 1.2 炎症的诱因和生理作用 |
| 1.2.1 炎症反应概述 |
| 1.2.2 炎症诱因 |
| 1.2.2.1 外源性诱导物 |
| 1.2.2.2 内源性诱导物 |
| 1.3 药物递送纳米载体的研究与发展 |
| 1.3.1 纳米载体的分类 |
| 1.3.1.1 无机纳米载体 |
| 1.3.1.2 有机纳米载体 |
| 1.3.2 药物递送纳米载体的表面功能化 |
| 1.3.2.1 药物递送纳米载体的响应性修饰 |
| 1.3.2.2 药物递送纳米载体的生物性能修饰 |
| 1.4 纳米酶 |
| 1.4.1 纳米酶的分类 |
| 1.4.1.1 碳基 |
| 1.4.1.2 铁基 |
| 1.4.2 纳米酶的应用 |
| 1.4.2.1 纳米酶在生物分析的应用 |
| 1.4.2.2 纳米酶在疾病诊疗的应用 |
| 1.4.2.3 纳米酶在药物递送的应用 |
| 1.4.3 普鲁士蓝纳米酶 |
| 1.5 协同载药系统的发展与研究 |
| 1.5.1 协同载药系统的介绍 |
| 1.5.2 协同载药治疗的研究现状 |
| 1.6 本课题的选题意义及主要研究内容 |
| 1.6.1 选题意义 |
| 1.6.2 课题研究内容 |
| 1.6.2.1 具有类多酶活性的普鲁士蓝纳米晶体的制备与性能表征 |
| 1.6.2.2 协同载药PLGA纳米粒子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
| 1.6.2.3 协同载药γ3-PLGA纳米粒子抵抗细菌诱导的小鼠急性肺炎 |
| 第二章 具有类多酶活性的普鲁士蓝纳米晶体的制备与性能表征 |
| 2.1 引言 |
| 2.2 实验部分 |
| 2.2.1 材料与仪器 |
| 2.2.2 实验方法 |
| 2.2.2.1 普鲁士蓝纳米晶体(PBNC)的制备 |
| 2.2.2.2 中空普鲁士蓝纳米晶体(HPBNC)的制备 |
| 2.2.3 普鲁士蓝纳米晶体的表征 |
| 2.2.3.1 尺寸及形貌表征 |
| 2.2.3.2 粒径及表面ζ-电位表征 |
| 2.2.3.3 傅里叶红外光谱(FTIR)表征 |
| 2.2.3.4 X射线衍射仪(XRD)表征 |
| 2.2.4 普鲁士蓝纳米粒子的类多酶活性测试 |
| 2.3 结果与讨论 |
| 2.3.1 普鲁士蓝纳米晶体的表征 |
| 2.3.1.1 普鲁士蓝纳米晶体的形貌表征 |
| 2.3.1.2 普鲁士蓝纳米晶体的尺寸及ζ-电位表征 |
| 2.3.1.3 普鲁士蓝纳米晶体的XRD结构分析 |
| 2.3.1.4 普鲁士蓝纳米晶体的FTIR分析 |
| 2.3.2 普鲁士蓝纳米粒子的类多酶活性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协同载药PLGA纳米粒子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
| 3.1 引言 |
| 3.2 实验部分 |
| 3.2.1 材料与仪器 |
| 3.2.2 实验方法 |
| 3.2.2.1 PLGA纳米粒子的制备 |
| 3.2.2.2 γ3-PLGA纳米粒子的制备 |
| 3.2.3 PLGA纳米粒子的表征 |
| 3.2.3.1 PLGA纳米粒子的形态及尺寸表征 |
| 3.2.3.2 PLGA纳米粒子的粒径及表面ζ-电位表征 |
| 3.2.3.3 药物的装载量与包封率 |
| 3.2.4 PLGA纳米粒子体外降解性能的研究 |
| 3.2.5 体外药物释放性能的研究 |
| 3.2.6 细菌实验 |
| 3.2.6.1 细菌培养 |
| 3.2.6.2 体外抗菌实验 |
| 3.2.7 细胞实验 |
| 3.2.7.1 细胞培养 |
| 3.2.7.2 细胞毒性实验 |
| 3.2.7.3 HUVECs细胞对PLGA纳米粒子的胞吞研究 |
| 3.2.7.4 PLGA纳米粒子在HUVECs细胞中的分布 |
| 3.2.8 统计学分析 |
| 3.3 结果与讨论 |
| 3.3.1 PLGA纳米粒子的制备与表征 |
| 3.3.1.1 PLGA纳米粒子的形貌表征 |
| 3.3.1.2 PLGA纳米粒子的尺寸及表面ζ-电位 |
| 3.3.1.3 PLGA纳米粒子的载药性能 |
| 3.3.2 PLGA纳米粒子的体外降解性能 |
| 3.3.3 PLGA纳米粒子的药物缓释性能 |
| 3.3.4 PLGA纳米粒子的体外抗菌性能 |
| 3.3.5 PLGA纳米粒子的细胞毒性研究 |
| 3.3.6 γ~3-PLGA纳米粒子的体外靶向能力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协同载药PLGA纳米粒子抵抗细菌诱导的小鼠急性肺炎 |
| 4.1 引言 |
| 4.2 实验部分 |
| 4.2.1 材料与仪器 |
| 4.2.2 实验方法 |
| 4.2.2.1 PLGA/IR780纳米粒子的制备 |
| 4.2.3 PLGA纳米粒子的溶血实验 |
| 4.2.4 动物实验 |
| 4.2.4.1 PLGA纳米粒子的体内生物相容性 |
| 4.2.4.2 急性肺炎模型的建立 |
| 4.2.4.3 PLGA纳米粒子在小鼠体内的分布 |
| 4.2.4.4 PLGA纳米粒子抵抗细菌感染的小鼠急性肺炎 |
| 4.2.5 统计学分析 |
| 4.3 结果与讨论 |
| 4.3.1 PLGA纳米粒子的溶血性能 |
| 4.3.2 PLGA纳米粒子的体内生物相容性研究 |
| 4.3.3 PLGA纳米粒子的体内靶向能力 |
| 4.3.4 PLGA纳米粒子对肺部感染引起的脓毒症的治疗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总结与展望 |
| 5.1 总结 |
| 5.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成果 |
| 致谢 |
（6）儿童抗生素使用相关行为及家长认知的区域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细菌对抗生素耐药性的产生及危害 |
| 1.1.2 儿童易受到细菌对抗生素耐药性的影响 |
| 1.1.3 我国儿童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现状 |
| 1.1.4 儿童抗生素使用情况在我国不同地区可能存在异同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2 研究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工具 |
| 2.2.1 问卷设计 |
| 2.2.2 问卷内容 |
| 2.3 研究实施 |
| 2.3.1 抽样方法 |
| 2.3.2 调查过程 |
| 2.3.3 质量控制 |
| 2.3.4 统计分析 |
| 2.4 伦理审查 |
| 2.5 技术路线 |
| 3 研究结果 |
| 3.1 浙江、陕西两地社会人口学特征分布比较 |
| 3.2 浙江、陕西两地儿童家长抗生素知识水平比较 |
| 3.2.1 两地儿童家长各模块知识条目回答情况 |
| 3.2.2 两地儿童家长各模块知识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3 浙江、陕西两地儿童抗生素使用相关行为比较 |
| 3.3.1 两地儿童患病情况及家长治疗选择 |
| 3.3.2 两地儿童抗生素使用相关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3.4 浙江、陕西两地儿童家长各模块抗生素知识水平对儿童抗生素使用相关行为的影响比较 |
| 3.4.1 两地儿童家长各模块知识水平对自我治疗使用抗生素行为的影响 |
| 3.4.2 两地儿童家长各模块知识水平对在家中为儿童储备抗生素行为的影响 |
| 3.4.3 两地儿童家长各模块知识水平对使用抗生素预防儿童疾病行为的影响 |
| 3.4.4 两地儿童家长各模块知识水平对在就诊时主动索要抗生素行为的影响 |
| 3.4.5 两地儿童家长各模块知识水平对在就诊时被开具抗生素行为的影响 |
| 4 讨论与建议 |
| 5 创新点与不足 |
| 5.1 创新点 |
| 5.2 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调查问卷 |
| 作者简历 |
（7）如何合理选用消炎药和抗菌药（论文提纲范文）
| 一、抗菌药物和消炎药物滥用所导致的后果有哪些？ |
| 二、什么是耐药性？ |
| 三、消炎药和抗菌药的区别 |
| 四、常见的错误认知 |
（10）农村基层抗菌药物使用及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总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背景 |
| 参考文献 |
| 二、研究的总体设计 |
| 三、总体技术路线 |
| 四、质量控制 |
| 五、伦理学考虑 |
| 研究一 农村居民抗菌药物使用知识、行为及影响因素 |
| 1 背景 |
| 2 对象与方法 |
| 3.结果 |
| 4.讨论 |
| 5.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研究二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干预方案 构建、实施与评价 |
| 第一部分 农村基层促进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的干预方案构建 |
| 1.理论基础及干预框架构建 |
| 2.基线调查信息要点 |
| 3.具体干预措施设计 |
| 第二部分 农村基层促进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的干预方案实施及评价 |
| 1.干预方案实施 |
| 2.干预方案的评价方法 |
| 3.结果 |
| 4.讨论 |
| 5.结论 |
| 6.创新性与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附录 |
| 附录一 农村居民抗菌药物使用入户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农村居民常见感染应对过程调查问卷 |
| 附件 |
四、抗生素与消炎药有什么区别（论文参考文献）
- [1]社会化媒体中伪健康信息的治理策略研究[D]. 隋雨佳. 北京邮电大学, 2021(01)
- [2]浙江省农村居民抗生素滥用原因的定性研究[J]. 许雁南,周旭东. 中国社会医学杂志, 2021(02)
- [3]私人诊所医生处方行为和利他性实验经济学研究 ——以青岛为例[D]. 孔少楠. 山东大学, 2020(04)
- [4]健康传播视域下抗生素的认知“神话”与祛魅研究[D]. 崔美頔. 辽宁大学, 2020(01)
- [5]协同响应性纳米药物载体的制备及对抗菌消炎的研究[D]. 杨扬. 浙江理工大学, 2020(02)
- [6]儿童抗生素使用相关行为及家长认知的区域比较研究[D]. 许雁南. 浙江大学, 2020(02)
- [7]如何合理选用消炎药和抗菌药[J]. 刘高俊. 人人健康, 2019(21)
- [8]抗生素使用须知[J]. 邓艳辉. 晚晴, 2018(09)
- [9]“感冒季”强势来袭,这次别再乱吃药了![J]. 张虎. 健康之友, 2017(12)
- [10]农村基层抗菌药物使用及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干预研究[D]. 程静. 安徽医科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