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杂志2001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邢功伟[1](2021)在《卫生署与全面抗战时期的医疗卫生动员》文中研究表明
李全平[2](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说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黄润青[3](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张瑜[4](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毛一晴[5](2020)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对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指出【目的】本研究旨在剖析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对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作用机制。以多层面理论整合模型为指导,识别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主体及产生的动力作用,以此为基础对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影响因素及因素间的作用关系进行分析,构建乡村卫生稳定协作实现模型。探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与实现乡村卫生稳定协作关键要素间的关系,明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对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作用靶点、作用路径与作用方式。以促进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改革为目标,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发展完善提供理论支持。【方法】(1)资料收集方法:(1)文献研究:对社会交换理论、组织制度理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场域理论进行文献回顾;对稳定协作、乡村卫生协作、乡村一体化等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分析,界定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内涵;梳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相关的政策、报告、文献、资料等,着重分析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对推动供给侧改革方面的价值。(2)现场调查:在湖北省、河南省、重庆市等样本地区,采用问卷调查法对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评价及影响因素部分进行研究;采用半结构式深入访谈法,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与乡村卫生稳定协作关键要素间的关系进行梳理;采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用于乡村卫生稳定协作动力主体的识别、县级卫生行政部门与辖区居民在促进乡村卫生稳定协作影响因素的筛选、乡村卫生稳定协作影响因素间相互作用的程度打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运行情况评价指标筛选;采用资料收集与分析法,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运行情况进行评估。(2)资料分析方法:(1)统计分析方法,采用Epidata进行所有数据的录入、整理与分析;采用χ2检验对乡村卫生稳定协作人员基本特征因素的差异进行分析;采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实现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采用Spearman一致性相关分析,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与乡村卫生稳定协作关键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2)模糊决策实验与实验评估法,采用该方法对乡村卫生稳定协作影响因素间的作用关系进行分析。(3)系统动力学:运用Vensim PLE软件,通过构建各变量间的流位流率系、流率入树模型、极小基模、生成系统流图,梳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对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作用路径,构建作用机制模型。(4)典型案例分析法: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作用机制进行验证优化。以相同县域内两家乡镇卫生院、相同省份内两个县级市、一个县级市近十年的发展变迁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结果】(1)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动力主体识别与动力作用分析结果显示:动力主体包括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场域核心位置)、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场域中间位置)与辖区居民(场域边缘位置)。乡镇卫生院动力作用包括能力提升、资源整合、有效管理、观念引导,村卫生室动力作用包括能力改善、服从管理、社会关系,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动力作用包括政策设计、宏观管理、协调指挥、文化倡导,辖区居民通过对服务提供的配合与认可产生动力作用。四种动力主体相互联系,彼此影响,共同对乡村卫生稳定协作产生作用。(2)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现状评价与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乡村两级卫生协作稳定状态处于中等程度的情况较多(65.6%),乡镇卫生院人员的协作稳定状态要优于村医(χ2=62.188,P<0.001)。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共有23个因素可对乡村卫生稳定协作产生影响。影响因素间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层面因素,文化引导、健康知识传播、协作制度的设计与推动,主要作用于组织层面因素服务能力、整体效益、管理水平(服从管理程度)、服务规范、服务配合,关系层面因素人际信任、制度信任、机构协调、医患关系,个体层面因素协作收益、协作成本、利益保障、居民健康;宏观制度压力可直接作用于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组织层面因素、关系层面因素、个体层面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乡村卫生稳定协作。(3)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与乡村卫生稳定协作关系分析结果显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与12个乡村卫生稳定协作关键要素(即影响因素)间存在相关关系,包括社会层面因素健康知识传播、社会宏观制度压力,组织层面因素服务能力、整体效益、管理水平、服从管理程度、服务规范,关系层面因素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医患关系,个体层面因素协作收益、居民健康。从定性分析的结果中提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可产生影响的关键要素,结果显示12个要素均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可产生作用的靶点。(4)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对乡村卫生稳定协作作用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无法直接作用于乡村卫生稳定协作,而是通过作用靶点对乡村卫生稳定协作产生影响。服务提供作用于健康知识传播、制度压力、机构整体效益、人员协作收益、居民健康水平与健康素养5个靶点;服务支持作用于健康知识传播、制度压力、机构管理水平、服务规范与服务能力、村服从管理程度、人员协作收益7个靶点;绩效考核作用于制度压力、机构管理水平、服务规范与整体效益、村服从管理程度、人员协作收益6个靶点;资金管理作用于制度压力、村服从管理程度、机构效益、人员协作收益4个靶点;靶点之间相互影响,且影响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医患关系,因此分别通过8条、24条、129条、40条作用路径,形成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作用于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复杂机制。【结论与建议】结论:目前乡村卫生稳定协作普遍处于中等水平。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通过服务提供、服务支持、绩效考核、资金管理,影响社会、组织、关系、个体四个层面中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关键要素,从而对乡村卫生稳定协作产生作用。因此,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优化可以促进乡村卫生协作稳定状态的提高与维持。在社会层面,通过健康知识传播,改善居民健康水平与健康素养,从而协调居民与卫生人员间关系,与服务项目形成的社会宏观制度压力共同发挥作用;在组织层面,通过增加管理渗透与县级对服务规范监管,提高机构服务能力与整体效益发挥作用;在个体层面,通过保障卫生人员收益发挥作用;在关系层面,通过影响组织与个体层面因素,改善乡村两级人员信任、对县级部门管理制度信任、居民信任的程度,共同产生作用。建议:社会层面,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制度化”进程,调节卫生人员的制度压力感知;组织层面,以“公共卫生”促“基本医疗”,优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设计,提高基层机构整体效益与服务能力;关系层面,改善协作关系,促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发展与基层卫生改革相衔接;个体层面,兼顾供需双方利益,加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监管与结果应用。【创新与不足】创新:(1)研究视角的创新。以促进农村基层卫生改革为目标,完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价值研究的全新视角,弥补了过往研究中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供方价值研究的不足。(2)研究理论的创新。构建涵盖社会、组织、关系、个体的多层面理论整合模型作为研究的理论指导;结合场域理论推断乡村卫生稳定协作各个主体的动力作用。在此基础上,构建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实现模型、动力分析框架,以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作用机制模型。(3)研究方法的创新。以往的研究中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对卫生服务体系的作用研究以实践经验总结为主。本研究分别采用模糊决策实验与实验评估法、Spearman一致性相关分析、系统动力学等多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服务提供、服务支持、绩效考核、资金管理四个维度梳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对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作用路径。不足: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作用机制的验证采用典型案例分析,但典型案例无法代表全国其他地区的情况,因此存在一定局限性。基于数据样本的可获得性限制,对县级卫生行政部门与辖区居民促进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较少的样本量难免出现偏倚。研究的机构样本中以实施乡村一体化的样本单位为主,缺乏对未推行乡村一体化的机构进行分析研究,样本的代表性不够充足。
胡伟斌[6](2020)在《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村庄作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问题关乎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村庄治理是农村集体制度与村民自治制度耦合下的治理,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村庄治理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对村庄的公共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实现资源使用的高效率和高效益,以满足农民群众高质量生产、生活以及生态的需要。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作为农村产权制度的一次重要变迁,不仅涉及到农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发展以及农民群众的财产权益,而且对村庄治理改善具有重要影响,对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治理有效更是意义重大。于此,本文主要围绕以下四个主要内容展开研究。第一,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的总体影响研究。主要通过对杭州市江干区的案例剖析来考察这些影响。首先,股份合作制改革促进了村庄治理结构的优化,构建了治理主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的村庄治理体系。其次,改革促进了村庄治理主体的强化,促进村庄代理人向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再是,改革促进了村庄治理机制的完善,对村庄流失的信任机制和民主机制具有较好的修复与增强作用。最后,改革提升了公共服务水平和村民满意度,实现了村庄治理绩效的提高。第二,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信任的影响研究。信任作为一种非契约性互动机制,是村庄治理的关键向度。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将信任分为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研究发现,就制度信任而言,除县乡政府信任外,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党支部信任、村委会信任和司法部门信任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其中对村党支部的信任最强,村委会的信任次之;从人际信任来看,股份合作制改革对亲友信任、近邻信任、同村人信任和外来人信任的影响也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其中对同村人信任影响最大。第三,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制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民主的影响研究。民主作为一种契约性互动,是村庄治理的另一关键向度。研究发现,股份合作制改革具有民主增进效应,能显着促进村庄民主化治理。从村庄层面看,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新型村庄或是社会关联和宗族势力更强的村庄里,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农户民主参与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农户层面看,发现在低年龄、低教育程度以及有跨县外出务工经历组中,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农户民主参与的正向影响更显着。通过机制分析发现,除了直接影响外,股份合作制还通过提高农户的民主认知来促进其民主参与行为。第四,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研究表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关联和宗族势力均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进一步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就公共品类型而言,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医疗、环境卫生等关乎民生的公共产品的促进作用更加显着;从村庄类型来看,改革对公共品供给效率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的传统村庄更加明显。此外,股份合作制改革还通过民主效应与信任效应来间接影响村庄公共品的供给效率。本文研究的贡献在于:首先,本研究主题为当下中国“三农”发展中的焦点问题,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产权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村庄治理问题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主攻方向之一,以往研究大多只关注股份合作制改革对经济层面的影响,而本文将研究重心转移到改革对村庄治理影响上,将两个焦点命题进行实证研究是本文主要贡献。其次,本文跳出了传统研究视角的局限性,将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视角来探讨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的影响。最后,以往对该问题的研究大多以定性研究为主,而本研究在案例研究基础上,并运用基于较大样本的调研数据进行计量实证分析,使研究更具科学性。但囿于村庄样本量与数据结构等因素,本研究也存在较多不足之外。基于上述研究,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深化与村庄治理优化的相关政策建议,并根据本文研究的不足及局限进行了研究展望。
夏敬[7](2019)在《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研究》文中指出人民健康水平的高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富强昌盛的重要标志,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更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体现,社会保障权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作为基本人权的健康权的保障,是各国政府重要的社会目标。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截至2017年,人口总量达13.93亿,其中,农村人口占比41.48%。医疗卫生是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的民生事业,为广大公民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是政府职能的体现。党的十七大把“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在改革基本原则中提出:向全民提供作为公共产品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并将“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①,”确定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在中央部署与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进程中,随着新医改的进一步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正在由理论到实践,由局部向整体全面推进。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基本公共服务范畴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向城乡居民均等地提供是现代文明政府的重要职能,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是指全体城乡居民无论身份高低、收入水平如何,均能依据自身的需求获得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它是基于公平正义原则提出的一项公共性的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城乡二元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转变。由于政府投入、城乡医保制度、区域经济发展、居民收入等方面的原因,导致我国基本医疗卫生的服务在很多方面仍呈现出较大的城乡差异,无论是医疗卫生费用的筹资、医疗卫生资源的占有、医疗保障水平乃至健康消费等方面均表现为城乡的不均等。这种不均等不仅影响着广大人民的健康水平的整体提高,也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在统筹城乡发展,深化医改的当下,让城乡人民如何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实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是一个值得研究与思考的问题。本文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及均等化的内涵、发展逻辑、测量评价、原因分析等多方面,对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做系统、全面的分析研究,围绕着所构建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及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实践,提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全文共分九个章节,五大部分。第一部分,即1、2章,是论文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在阐述了论文的立题意义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关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及其均等化的内涵、属性、内容进行了界定,同时,阐述了公共品理论,公平正义理论、福利经济理论,及共享发展理论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支撑理论。为本论文的主题研究提供经度与维度的基础。第二部分,是全文的重点。即文中的第3、4、5章。对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回顾我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依据投入-产出-结果的视角,从卫生筹资,资源配置,服务利用,质量与效率、健康水平等多项指标综合考量,构建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依据指标,利用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和各年度的卫生与计划生育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统计分析了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现状(均等化水平)。同时,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指标的可代表性(参照性),利用泰尔指数对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的实现程度和发展趋势做了定量评价与相关分析。同时在对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现状把握的基础上,探求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不均等的成因。重点从国家发展战略、医疗卫生财政制度以及医疗保障制度等制度根源探究了造成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不均等的原因。第三部分,即第6章。基于我国目前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尚不均等的现实,依据本人对我国某地区(D市)农村的实地调查,了解农村居民的医疗卫生诉求,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现实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对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影响。在供给方面,侧重对新农合的覆盖范围与保障水平等制度目标实现程度,以及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保障能力的考察。在需求方面,则注重对农村居民的就医选择、新农合以及定点医疗机构提供的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相关满意度的调查。以点概面,为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尤其是满足广大农村地区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保障农村居民的健康权益,提供有针对性建议的现实依据。第四部分,是对策和建议部分。即文中第7、8章。在借鉴国外相关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理顺实现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基本思路。立足我国当前的基本国情,提出实现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基本理念,并重点从财政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等角度探讨了均等化的实现路径以及相关配套机制。第五部分,为结论部分。提炼基本观点和建议,对全篇论文研究进行概括总结。本文在以下几方面有所尝试和创新:一是强调公平公正的立场与原则,站在统筹城乡、共享、发展的视角,思考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的实现。每个人都能享有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是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的基本保障,是促进卫生正义价值的创新理论支持和阐释。资源的稀缺性,使得人类的经济及一切活动都将面临着选择,人的需求是无限的,对保障健康的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也是无限的,而相对于人们无限的需求,医疗卫生资源无论是总量还是相对量都是有限的。如何将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科学合理地配置和利用较为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是各个国家政府以及医疗卫生服务研究人员都在努力追求的目标。众所周知,医疗行业素以供需矛盾突出饱受争议。在我国,医疗资源呈现出优质的医疗资源稀缺,而基层的医疗资源闲置的双重性。如何以共享经济发展的内核,促进医疗资源在不同机构之间、不同地域之间、城乡之间更好的优化配置,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定位,无疑是对医疗供给侧改革,国家多点执业、分级诊疗等政策落地的有力推动,从而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实现。二是基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结合当前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进展,对我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进行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研究。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国家发展理念、总体规划与战略,医疗卫生事业的相关政策直接影响着均等化的实现。本文结合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进程,对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从动态的角度,予以认识与判断。试图从投入-产出-结果的视角设立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指标体系,利用泰尔指数对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实现程度和发展趋势做定量评价与定性分析。三是在文献综述、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深入农村地区做实地调研,从供需角度,对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现状有了更直观、更明确、更清醒的认识。调研结果表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对推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效果显着。但是,应该看到,现阶段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与城市尚有较大差距。为满足广大农村地区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保障农村居民健康的权益,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应尊重农村居民对医疗卫生的现实利益诉求,加强财政支持、医疗卫生等配套改革,合理优化配置农村的卫生医疗资源,进一步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和可及性。当然,由于“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研究”涉及到人口学、社会学、健康经济学,卫生管理学、政治学乃至哲学等诸多学科,因此,尽管已作了大量工作,但是对相关主题的文献和理论梳理仍旧存在着不足,论文的理论广度与深度尚有待提升。同时,基于我国长期以来,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涉及的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医疗保险等边界不清、内容交叉,加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城乡边界问题,与此相关联的统计口径并不完全统一,尤其涉及到乡乡村村最基层的城乡对比基础数据更为缺乏,这对准确把握和测度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水平并予以评价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因此,本人所构建的均等化指标体系,或许尚不能完全反映均等化的全貌。同时,基于我国地区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我国医疗卫生服务无论是地区间、城乡间、甚至人群间差异很大,同时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与我国目前进行的新医改密切相关,涉及到财政、医疗卫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民政等多部门的配合联动,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各部门也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本人也及时做了跟进,但是,围绕“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主题,提出因地制宜更加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的政策建议,尚需做进一步的研究。-----健康中国 2020、2030.......!
魏景明[8](2020)在《浙江省县域医疗服务共同体建设试点评估》文中提出研究目的浙江省于2017年10月在11个地区开展县域医共体建设的试点改革,通过把握―三统一、三统筹、三强化‖的要点,以县级医院为龙头,构建县级医院与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县域医疗服务共同体,旨在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进而提高基层就诊率和县域内就诊率。本研究运用结构-过程-结果研究方法,了解县域医共体关于―三统一、三统筹、三强化‖总体架构实施情况,从公平、效率、质量和满意度四个角度阐述县域医共体试点建设运行一年产生的效果,研究政府、县级医院、基层医院和患者等不同利益者在发生医疗服务过程中的交互作用,发现医共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寻找原因,为进一步深化医共体改革提供政策建议。研究方法本研究运用―结构-过程-结果‖的研究方法,通过专家咨询法从管理部门、医方和病方三个角度构建评估框架和指标,从结构、过程、结果三个方面全面地了解浙江省各医共体建设试点的建设情况,以及实施一年取得成效,通过统计描述、数据包络分析以及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寻找医共体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为浙江省医共体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政策建议。研究结果(结构过程结果)11个试点县各组建了1-4个数量不等的医共体或医疗集团,但各试点都尚未全部完成医共体建设要求,其中东阳市医共体建设相对比较完善。医共体实施一年以来,大部分试点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所有试点的基层就诊率虽均未达到65%。在医共体建设过程中,11个试点加大资源投入,改善医保支付方式,提高卫生服务利用,优化县乡两级资源配置结构,基层技术效率增加,均实施临床路径,控制医疗费,加强医共体宣传,使医患双方满意度不断上升。但医共体内部仍存在权责划分不一致,医共体架构脆弱,医疗服务缺乏同质化管理,下沉形式大于内容,医共体效率整体偏低,县乡医疗机构效率均存在问题,双向转诊机制仍然存在问题,需要进一步改善。研究结论医共体试点改革初期取得良好的效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医共体实施一年,各试点尚未按照―三统一、三统筹、三强化‖要求全面完成医共体建设工作,部分试点存在―形式大于内容‖,县乡两级医疗机构尚未形成紧密的医疗共同体;专家下沉存在―行政下沉‖嫌疑,卫生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部分基层医疗机构有待进一步建设;部分医共体规模过大,县级医院技术效率过低,在一定程上造成医共体运行效率低下;县乡两级医疗服务质量差距太大,基层就诊率较低,患者随专家走的现象仍然存在;医务人员对医共体满意度比患者高,医疗费用、住院天数和医疗环境等仍是影响患者满意度的主要因素。
郎杰燕[9](2019)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制度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贯穿于政治学发展的始终。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性制度,其改革、发展与完善不仅能够分散农民疾病风险、降低农民医疗负担、增进农民健康福祉,而且有利于缓解社会利益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升国家政权合法性。可见,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体现其社会性的同时也显现出很强的政治性。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从建国之初的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到如今城乡一体化整合期的“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走过一条“跌宕起伏”的制度变迁之路。时至今日,仍存在管理经办体制不顺畅、筹资结构不合理、待遇支付制度不健全、监督控费机制不完善、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等诸多问题,给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国家能力和政府信任带来巨大挑战。诚然,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形成了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路径。但是,对于由宏观管理、筹资、待遇支付三项核心要素制度构成,关系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两个市场”,关涉国家、政府、社会团体及农民个人等多元利益,并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具有高度耦合性的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而言,单一角度的分析难免有失偏颇,难以揭示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与内在逻辑。综合“结构”、“行动”与“历史”要素全面解释制度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为理解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提供了一个广阔视角,以期探寻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深层逻辑,为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指明方向、提供路径。为此,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关于依据历史发展关键节点划分制度变迁阶段的方法,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历程划分为建国初期(1949-1957)、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7)、改革开放初期(1978-2001)、新世纪初期(2002-2008)、城乡一体化加速期(2009-今)五个阶段。通过全面、系统梳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演变历程,总结归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并着重探寻其变迁的内在逻辑。由此得出以下三个主要结论:其一,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具有复杂变迁历程与多元变迁特征。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经历了“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制度断裂——‘初级社会保险型’医疗保险——‘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五次重大变迁。并且,每次大的制度变迁阶段下均有制度创新、制度扩散、制度完善等连续的、有所差异的制度变迁过程。同时形成分层分序的变迁路径,诱致性与强制性并行、内源性与外源性交揉、渐进性与突变式共存、合意性与意外性同在的多样化变迁方式,以及利弊相随的制度变迁绩效。其二,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遵循“环境·主体·时间”三重复合式逻辑。制度环境通过粘嵌耦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结构性影响,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中的宏观管理、筹资和待遇支付制度分别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高度粘嵌,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性变迁。行动主体通过价值偏好与利益博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自主性影响,即建国初期农民的共同行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的整体性动员,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医疗机构、农民等多元主体的非合作博弈,新世纪初多元主体的合作博弈以及城乡一体化加速期人社与卫生两个主管部门之间的管理权争夺,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自主性变迁。另外,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近百年变迁历史中形成对“国家主导”、“自愿合作”以及“二元保障”路径的强劲依赖,并且还受到诸多偶然性事件以及关键节点等时间要素的深刻影响。其三,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应在优化制度环境、规范各行动主体行为、突破路径依赖、把握关键节点的基础上向着更加公平、健康、高效、可持续方向发展。
何辰波[10](2019)在《王枕心的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国时期,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涌现出一批乡村建设人物,他们所开展的乡村建设活动,对于缓解民国严峻的乡村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33年7月13日,江西农村改进社万家埠实验区在安义县万家埠成立,以王枕心为首的乡村建设人员试图通过改良的方式解决当时江西农村贫、愚、弱、乱等问题。1937年8月20日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王枕心辞职投身抗战,被迫停止他的乡村建设活动。本文以民国时期江西的乡村建设运动为背景,以王枕心为研究对象,对王枕心的生平进行梳理,并提炼王枕心的乡村建设思想,总结王枕心的乡村建设实践,评析其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的成就与不足,探讨王枕心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的意义,从而获取王枕心的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活动对当下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启示。首先为绪论,介绍了笔者的选题缘由、学术界的研究现状以及文章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接着将王枕心的生平分为研修农学、上下求索,五年乡建、躬身实践,抗战救国、迎接解放三部分,本文利用档案等材料对王枕心的生平经历进行介绍。随后提炼了王枕心的乡村建设思想。王枕心在借鉴他省经验的基础上,以恢复农村经济为中心,以完善农村组织、发展农村教育为两翼,针对当时中国农村普遍贫、愚、乱、弱的基本问题,以惠农、智农、聚农、强农为法宝结合自身乡村建设实践,逐渐形成了减税惠农,促进生产;办学智农,改进教育;培干聚农,推进自治;联众强农,增进合作的乡村建设思想。而后总结了王枕心的乡村建设实践。王枕心从乡村经济、乡村政治、乡村文化教育卫生三个方面推进他的乡村建设实践,采取了推广信用合作、成立群众组织、完善农村医疗等措施,改善了万家埠地区的乡村面貌。然后对王枕心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进行评析。本文分析了王枕心的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活动所具有的四大成就,也指出了其所存在的两大不足。最后为结语,探讨了王枕心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活动的意义以及对当下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启示,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江西,王枕心的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活动改善了万家埠地区乡村的面貌,培养了一批乡村建设人才,并在江西开创了一套乡村建设理论,为日后江西的乡村建设活动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同时,王枕心所主张的从供给侧调整农村的生产;大力推行智识教育;完善保障措施,吸引人才主动下乡;经验与信息共享,放眼全国统一布局等策略可以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带来启示。
二、《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杂志2001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杂志2001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学术史综述 |
三、研究框架 |
四、资料概述 |
第一章 朱村早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 |
第一节 村落形成与对外联系 |
一、傍水而居的生态地理 |
二、自然灾害与宗族迁居 |
三、经济地理空间 |
四、婚姻圈与社会交往 |
第二节 文化背景与社会变革 |
一、科举传统与文化教育 |
二、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
三、土改与朱村权力结构 |
小结 |
第二章 集体化与朱村的人口家庭变迁 |
第一节 人地冲突与调整 |
一、人口增长与人地失衡 |
二、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影响 |
三、人地冲突与人口外迁 |
第二节 人口增长与家庭制度的变迁 |
一、家庭规模变化 |
二、核心家庭趋向 |
三、家庭周期与经济负担 |
第三节 家庭困境及其应对 |
一、合作化前的家庭经济 |
二、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 |
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收入 |
四、灾荒与家庭经济生活 |
小结 |
第三章 集体财产与家庭经济 |
第一节 集体财产与家庭财产 |
一、合作社与生产资料的集体化 |
二、“大跃进”与资产的“再集体化” |
三、核算单位变更与资产下放 |
四、农村改革与资产分配 |
第二节 超支借款与家庭经济 |
一、集体化与超支欠款 |
二、借款与经济依赖 |
三、欠款问题的解决 |
小结 |
第四章 国家、乡村与公共权力 |
第一节 组织与管理者 |
一、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 |
二、主要干部的新陈代谢 |
三、家族关系的强化 |
第二节 制度建设与权力制约 |
一、“四清”与财务整顿 |
二、整党与队伍净化 |
三、民主理财与政治、经济路线的监督 |
四、双向表达与“向下”的权力 |
第三节 公共权力与乡村秩序 |
一、“看青”与社会管理空间 |
二、多维利益与“公”“私”界限 |
三、围绕公共食堂的利益冲突 |
小结 |
第五章 经济变迁中的乡村理性 |
第一节 农业种植的有限自主 |
一、生产计划中的国家与乡村 |
二、计划中的“反行为”视角 |
三、种植结构的人为因素 |
第二节 劳动力分配 |
一、合作化与劳动定额 |
二、劳动报酬与“退社”风波 |
三、公社时期的劳动管理 |
四、集体经济与联产承包 |
第三节 劳动力、机械化与集体经营 |
一、集体经营与密集型生产 |
二、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化发展 |
三、剩余劳动力与副业生产 |
第四节 土地、水利与作为共同体的乡村 |
一、土地登记与地权集中 |
二、水利占地与林业发展 |
三、维权与共同行动 |
小结 |
结语: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
一、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 |
二、集体行为的经济理性 |
附录 |
附录一 《庭训琐言》 |
附录二 常胜社部分社员土地股金登记表(1955年) |
附录三 金星社固定财产投资表(1955年) |
附录四 朱村固定财产统计表(1975年) |
附录五 部分朱村人口迁出表(1940-1963年) |
附录六 部分家庭土地、住宅情况表(1952年) |
附录七 部分家庭户口统计表(1958年) |
附录八 阶级家庭阶级成分统计表(1966年) |
附录九 部分家庭土地收入表(1953年) |
附录十 朱村劳动致富登记表(部分)(1983年) |
附录十一 小麦、地瓜劳动定额分类表 |
附录十二 朱村主要粮食作物面积表(集体经营)(1958—1977年)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附图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一)学生时代 |
(二)军旅生涯 |
(三)成为“反革命” |
(四)接受改造 |
(五)成为“群众”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二)改造生活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一)求学 |
(二)工作 |
(三)管制 |
(四)改造 |
五.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一)大队书记 |
(二)大队长 |
(三)其他干部 |
三.小队干部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一)党课制度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三)作风问题 |
六.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一.制造模范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二.解读模范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三)模范的奖励 |
三.典型模范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五.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三)效果和经验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一)新的要求 |
(二)新的举措 |
(三)新的变化 |
四.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三.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一)人数统计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三)年龄分析 |
(四)基本情况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四)评优制度 |
(五)问题及对策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一)改造种子山 |
(二)抗旱蓄水 |
(三)抗洪抢险 |
(四)科学种田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五.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对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目的与内容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方法 |
1.3.1 资料收集方法 |
1.3.2 资料分析方法 |
1.4 论文思路与结构 |
1.5 技术路线 |
2 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与核心概念分析 |
2.1 理论基础 |
2.1.1 社会交换理论 |
2.1.2 组织制度理论 |
2.1.3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
2.1.4 场域理论 |
2.2 乡村卫生稳定协作 |
2.2.1 内涵界定 |
2.2.2 变量归纳 |
2.3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
2.3.1 发展历程 |
2.3.2 内容分析 |
2.3.3 价值探讨 |
2.4 本章小结 |
3 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动力主体及作用分析 |
3.1 动力主体的识别 |
3.1.1 识别过程 |
3.1.2 识别结果 |
3.2 动力主体的作用分析 |
3.2.1 乡镇卫生院的动力作用 |
3.2.2 村卫生室的动力作用 |
3.2.3 县级卫生行政部门的动力作用 |
3.2.4 辖区居民的动力作用 |
3.3 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动力分析框架构建 |
3.4 本章小结 |
4 乡村卫生稳定协作实现机制分析 |
4.1 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现状评价 |
4.1.1 样本基本情况 |
4.1.2 评价指标 |
4.1.3 评价结果 |
4.2 乡村卫生稳定协作影响因素分析 |
4.2.1 乡镇卫生院稳定协作影响因素分析 |
4.2.2 村卫生室稳定协作影响因素分析 |
4.2.3 县级卫生行政部门保障稳定协作影响因素分析 |
4.2.4 辖区居民促进稳定协作影响因素分析 |
4.3 乡村卫生稳定协作影响因素关系分析 |
4.3.1 乡镇卫生院稳定协作影响因素关系分析 |
4.3.2 村卫生室稳定协作影响因素关系分析 |
4.3.3 县级卫生行政部门保障稳定协作影响因素关系分析 |
4.3.4 辖区居民促进稳定协作影响因素关系分析 |
4.4 乡村卫生稳定协作实现模型构建 |
4.4.1 实现路径梳理 |
4.4.2 实现模型构建 |
4.5 本章小结 |
5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与稳定协作关系分析 |
5.1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运行情况 |
5.1.1 调查样本与方法 |
5.1.2 运行模式梳理 |
5.1.3 运行情况评价 |
5.1.4 运行问题挖掘 |
5.2 服务项目与乡村卫生稳定协作关系分析 |
5.2.1 服务提供与稳定协作关系分析 |
5.2.2 服务支持与稳定协作关系分析 |
5.2.3 绩效考核与稳定协作关系分析 |
5.2.4 资金管理与稳定协作关系分析 |
5.3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作用靶点确定 |
5.4 本章小结 |
6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作用机制分析 |
6.1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作用机制复杂反馈模型构建 |
6.1.1 流位流率系确定 |
6.1.2 流位流率入树模型构建 |
6.1.3 极小基模构建 |
6.1.4 系统结构流图生成 |
6.2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作用路径分析 |
6.2.1 服务提供作用路径 |
6.2.2 服务支持作用路径 |
6.2.3 绩效考核作用路径 |
6.2.4 资金管理作用路径 |
6.3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作用机制模型构建 |
6.4 实证分析 |
6.4.1 提出研究假设 |
6.4.2 典型案例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7 讨论与建议 |
7.1 讨论 |
7.1.1 作用机制理论模型分析 |
7.1.2 社会层面的作用机制分析 |
7.1.3 组织层面的作用机制分析 |
7.1.4 关系层面的作用机制分析 |
7.1.5 个体层面的作用机制分析 |
7.2 建议 |
7.2.1 社会层面:以“制度”代“项目”,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制度化”进程 |
7.2.2 组织层面:以“公共卫生”促“基本医疗”,优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设计 |
7.2.3 关系层面:改善协作关系,促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发展与基层卫生改革相衔接 |
7.2.4 个体层面:兼顾供需双方利益,加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运行监管与结果应用 |
8 研究创新与不足 |
8.1 创新与价值 |
8.2 不足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研究综述 |
参考文献 |
附件1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附件2 调查工具 |
(6)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思路 |
1.3.2 技术路线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与结构 |
1.4.2 研究方法 |
1.5 数据来源 |
1.5.1 案例研究数据 |
1.5.2 计量研究数据 |
1.6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1.6.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1.6.2 研究的不足 |
2 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
2.1 概念界定 |
2.1.1 集体经济 |
2.1.2 股份合作制 |
2.1.3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 |
2.1.4 村庄治理 |
2.2 理论基础 |
2.2.1 制度变迁理论 |
2.2.2 产权理论 |
2.2.3 公共治理理论 |
2.2.4 委托代理理论 |
2.3 文献综述 |
2.3.1 农村股份合作制研究 |
2.3.2 村庄治理 |
2.3.3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村庄治理关系研究 |
2.3.4 文献述评 |
2.4 分析框架 |
3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与村庄治理发展 |
3.1 农村集体产权变革与村庄治理的历史演进 |
3.1.1 农业合作化时期(1951-1957):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萌芽阶段 |
3.1.2 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8):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强化阶段 |
3.1.3 改革开放早期(1978 至 1992 年):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变革阶段 |
3.1.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92 年至今):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创新阶段 |
3.2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动因与实施 |
3.2.1 制度变迁视角下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动因 |
3.2.2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内容 |
3.2.3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发展与问题 |
3.3 村庄治理视角下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度的改革绩效 |
3.3.1 改革效率评价:基于一致性同意的分析 |
3.3.2 村庄治理视角下的改革绩效 |
3.4 本章结论 |
4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与村庄治理改进:杭州市江干区的案例研究 |
4.1 杭州市江干区基本概况及案例选择理由 |
4.1.1 江干区基本概况 |
4.1.2 案例选择理由 |
4.2 江干区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历程 |
4.2.1 第一轮改革(2002-2010):实施改革、建构制度 |
4.2.2 第二轮改革(2011-2016):完善改革、双向探索 |
4.2.3 第三阶段改革(2017年至今):深化改革、股社分离 |
4.3 江干区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社治理的影响 |
4.3.1 村庄(社区)治理结构的优化 |
4.3.2 村庄(社区)治理主体的强化 |
4.3.3 村庄(社区)治理机制的完善 |
4.3.4 村庄(社区)治理绩效的提升 |
4.4 治理改进的一个例证:农村集体资金民主管理的制度创新 |
4.4.1 农村集体资金管理的问题解析 |
4.4.2 农村集体资金民主管理的制度创新 |
4.4.3 江干区农村集体资金竞争性存放的制度设计及绩效 |
4.5 本章结论 |
5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信任的影响 |
5.1 引言 |
5.2 文献综述 |
5.3 理论分析框架 |
5.3.1 股份合作制改革与制度信任 |
5.3.2 股份合作制改革与人际信任 |
5.4 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
5.4.1 数据来源 |
5.4.2 变量设置与说明 |
5.4.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5.4.4 模型构建与内生性探讨 |
5.5 实证分析 |
5.5.1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制度信任的影响 |
5.5.2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
5.5.3 稳健性检验 |
5.6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信任的影响差异 |
5.6.1 村庄层面的影响差异分析 |
5.6.2 农户层面的影响差异分析 |
5.7 进一步讨论:代理人角色增强与村庄信任增进 |
5.8 本章结论 |
6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民主的影响 |
6.1 引言 |
6.2 文献综述 |
6.3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
6.3.1 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民主增进效应 |
6.3.2 民主认知的中介效应 |
6.4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6.4.1 数据来源 |
6.4.2 变量设置与说明 |
6.4.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6.4.4 模型构建与内生性讨论 |
6.5 实证分析 |
6.5.1 基准回归 |
6.5.2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民主的影响差异分析 |
6.5.3 中介效应分析 |
6.5.4 稳健性检验 |
6.6 本章结论 |
7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绩效的影响——基于公共品供给的视角 |
7.1 引言 |
7.2 文献综述:历史维度的分析 |
7.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7.3.1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公共品效率的影响 |
7.3.2 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 |
7.3.3 村庄社会关联和宗族势力的调节作用 |
7.3.4 股份合作制改革影响村庄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内在机理 |
7.4 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
7.4.1 数据来源 |
7.4.2 变量设置与说明 |
7.4.3 描述性统计 |
7.4.4 基本模型构建 |
7.5 实证分析 |
7.5.1 基准回归 |
7.5.2 稳健性检验 |
7.5.3 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效应 |
7.5.4 社会关联和宗族势力的调节效应 |
7.6 影响差异分析 |
7.6.1 公共品类型差异的比较分析 |
7.6.2 村庄类型差异的比较分析 |
7.7 影响机制分析 |
7.8 本章结论 |
8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启示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 调查问卷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7)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相关研究述评 |
1.2.1 关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及其均等化内涵的研究 |
1.2.2 关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测度(评价)方法的研究 |
1.2.3 关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影响因素(非均等原因)的研究 |
1.2.4 关于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策略的研究 |
1.2.5 研究述评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与不足 |
1.4.1 主要创新 |
1.4.2 不足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基础理论 |
2.1 相关概念的界析 |
2.1.1 城乡 |
2.1.2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
2.1.3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 |
2.1.4 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 |
2.2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基础理论 |
2.2.1 公共经济理论 |
2.2.2 福利经济理论 |
2.2.3 公平正义理论 |
2.2.4 共享经济理论 |
2.2.5 医疗服务市场的一般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3 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变迁历程 |
3.1 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变迁阶段 |
3.1.1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低水平均等的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8年) |
3.1.2 社会化、市场化改革时期(1979—2005年) |
3.1.3 强化政府责任,公益性回归的新医改时期(2005年至今) |
3.2 本章小结 |
4 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现状评价 |
4.1 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评价指标 |
4.1.1 指标体系设计原则与构成 |
4.1.2 评价方法 |
4.2 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现状的统计分析 |
4.2.1 医疗卫生筹资 |
4.2.2 医疗卫生资源配置 |
4.2.3 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
4.2.4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
4.2.5 健康水平 |
4.3 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现状评价 |
4.3.1 国际组织的评价 |
4.3.2 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现状的实证测度与结果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5 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影响因素 |
5.1 国家发展战略对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影响 |
5.1.1 二元经济结构,“重城轻乡”的发展战略 |
5.1.2 “重城轻乡”下的区域发展战略的侧重点不同 |
5.1.3 以GDP衡量政绩的弊端 |
5.2 公共财政体系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影响 |
5.2.1 卫生财政总量投入不足 |
5.2.2 财政支出偏向城市的惯性 |
5.2.3 政府间事权划分改革滞后,卫生财权与事权的长期不匹配 |
5.2.4 收入分配制度的偏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 |
5.3 医疗保障体系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影响 |
5.3.1 保障对象以正规就业为标准进行制度设定和人群划分 |
5.3.2 统筹层次低弱化了医疗保险的风险分担机制、保障水平差异大 |
5.3.3 多头管理有失效率 |
5.4 供给主体结构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影响 |
5.5 农民的参与意识及“话语权”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影响 |
6 我国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与意愿分析-基于D市的调查 |
6.1 样本点选择与调查方法 |
6.2 调查地区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现状 |
6.2.1 调查地区农村居民的就医选择 |
6.2.2 调查地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情况 |
6.2.3 调查地区农村居民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满意度评价 |
6.3 调查结论 |
7 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国际经验 |
7.1 主要国家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实践 |
7.1.1 英国的国家卫生服务体系 |
7.1.2 德国的社会医疗卫生保障服务体系 |
7.1.3 日本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体系 |
7.1.4 美国的混合式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体系 |
7.2 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 |
7.2.1 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 |
7.2.2 强调政府责任 |
7.2.3 发挥基层基本医疗保障功能,有效合理配置基本医疗卫生资源 |
7.2.4 坚持政府和市场相结合 |
7.2.5 高度的政策可操作性与规范的医疗法制体系 |
7.3 本章小结 |
8 推进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对策建议 |
8.1 实现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的总体思路 |
8.1.1 公平、正义、共享的价值理念 |
8.1.2 实现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基本思路 |
8.2 实现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对策建议 |
8.2.1 统筹城乡,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
8.2.2 明确政府主导地位,合理配置基本医疗卫生资源 |
8.2.3 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优化转移支付制度 |
8.2.4 整合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全民健康保险 |
8.2.5 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立健全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
8.2.6 提高农民的参与意识,畅通参与渠道保障农民话语权 |
9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8)浙江省县域医疗服务共同体建设试点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第2章 研究假设和理论基础 |
第3章 研究设计 |
3.1 研究对象 |
3.2 研究内容 |
3.3 研究方法 |
3.4 技术路线 |
第4章 结果 |
4.1 结构评价 |
4.1.1 医共体构建 |
4.1.2 医共体现代管理制度 |
4.2 过程评价 |
4.2.1 “三统一” |
4.2.2 “三统筹” |
4.2.3 “三强化” |
4.3 结果评价 |
4.3.1 公平 |
4.3.2 效率 |
4.3.3 质量 |
4.3.4 满意度 |
第5章 讨论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6.1 结论 |
6.2 建议 |
参考文献 |
综述 县域医共体研究 |
参考文献 |
附件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9)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价值 |
(一)问题提出 |
(二)研究价值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 |
(二)关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研究 |
(三)已有研究评述 |
三、核心概念界定与相关阐释 |
(一)制度及制度变迁 |
(二)医疗保险制度及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
(三)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四、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 |
(一)研究视角:历史制度主义 |
(二)分析框架:环境·主体·时间与制度变迁 |
五、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之处 |
六、总体思路与结构安排 |
(一)总体思路 |
(二)结构安排 |
第1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基本历程 |
1.1 建国初期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 |
1.1.1 制度生成:米山联合保健站建立 |
1.1.2 制度扩散: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推广 |
1.2 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 |
1.2.1 制度创新:稷山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建立 |
1.2.2 制度扩散: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大力推广 |
1.2.3 制度衰退:国民经济调整下暂时性式微 |
1.2.4 制度高潮:“六·二六”指示下走向“顶峰” |
1.3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 |
1.3.1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雪崩式”解体 |
1.3.2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首次恢复重建失败 |
1.3.3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再度恢复重建无果 |
1.4 新世纪初期“初级社会保险型”医疗保险 |
1.4.1 制度创新:新农合政策出台 |
1.4.2 制度试验:新农合试点启动 |
1.4.3 制度扩散:试点扩大与“全覆盖” |
1.5 城乡一体化加速期“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 |
1.5.1 制度创新:地方自发探索城乡医保制度整合 |
1.5.2 制度扩散:中央顶层政策倡导性整合 |
1.5.3 制度完善:中央和地方上下联动式整合 |
小结 |
第2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 |
2.1 分层分序: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路径 |
2.1.1 分层变迁:三项核心要素制度的相对独立性 |
2.1.2 分序变迁:三项核心要素制度的相互关联性 |
2.2 多样并存: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方式 |
2.2.1 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并行 |
2.2.2 内源性制度变迁与外源性制度变迁交揉 |
2.2.3 渐进性制度变迁与突变式制度变迁共存 |
2.2.4 合意性制度变迁与意外性制度变迁同在 |
2.3 利弊相随: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绩效 |
2.3.1 农村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2.3.2 “集体福利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2.3.3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式”变迁绩效 |
2.3.4 “初级社会保险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2.3.5 农村“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小结 |
第3章 结构性变迁:制度环境与农村医疗保险 |
3.1 制度环境与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3.1.1 粘嵌耦合:制度环境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 |
3.1.2 农村医疗保险与制度环境的嵌入关系 |
3.2 政治嵌入性:政治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3.2.1 国家缺位与“俱乐部式”管理 |
3.2.2 “全能主义”与官僚化管理 |
3.2.3 行政分权与管理主体缺失 |
3.2.4 民生政治与政府垄断性管理 |
3.2.5 政府治理变革与社会化管理 |
3.3 经济嵌入性:经济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3.3.1 合作经济与农民自愿集资 |
3.3.2 封闭性集体经济与强制性筹资 |
3.3.3 经济性分权与医疗保险筹资不力 |
3.3.4 经济发展奇迹与财政主导型筹资 |
3.3.5 分配格局调整与社会化筹资 |
3.4 社会嵌入性:社会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3.4.1 社会弥散与低水平医疗保健 |
3.4.2 “总体性社会”与集体医疗福利 |
3.4.3 社会转型与医疗自费 |
3.4.4 社会权利诉求与初级医疗保险待遇 |
3.4.5 社会公正与统一医疗保险待遇 |
小结 |
第4章 自主性变迁:行动主体与农村医疗保险 |
4.1 偏好与博弈:行动主体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 |
4.1.1 价值偏好:单一行动主体与制度变迁 |
4.1.2 利益博弈:多元行动主体与制度变迁 |
4.2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行动主体及其利益诉求 |
4.2.1 国家/政府的利益诉求 |
4.2.2 医疗机构的利益诉求 |
4.2.3 农民的利益诉求 |
4.3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利益博弈 |
4.3.1 农民的共同行动与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 |
4.3.2 国家的整体性动员与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 |
4.3.3 多元主体的非合作博弈与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 |
4.3.4 多元主体的合作博弈与“初级社会保险型”农村医保 |
4.3.5 管理权之争与“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 |
小结 |
第5章 历史性变迁:时间中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
5.1 路径依赖、偶然事件、关键节点与制度变迁 |
5.1.1 自我强化: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5.1.2 意外结果:偶然事件与制度变迁 |
5.1.3 “遗产”的产生与再生产:关键节点与制度变迁 |
5.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5.2.1 “国家主导”路径的依赖 |
5.2.2 “自愿合作”路径的依赖 |
5.2.3 “二元保障”路径的依赖 |
5.3 偶然事件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5.4 关键节点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小结 |
第6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三重逻辑与未来改革 |
6.1 “环境·主体·时间”三重复合式制度变迁逻辑 |
6.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及原则 |
6.2.1 共享、健康与幸福:制度改革目标 |
6.2.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原则 |
6.3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策略选择 |
6.3.1 优化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环境 |
6.3.2 规范各行动主体行为 |
6.3.3 突破路径依赖 |
6.3.4 注重关键节点 |
小结 |
结论与讨论 |
一、主要结论 |
二、进一步讨论 |
(一)研究不足 |
(二)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10)王枕心的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缘由与意义 |
1.2 研究综述 |
1.2.1 文献资料 |
1.2.2 学术史回顾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基本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与不足 |
第2章 王枕心的生平 |
2.1 研修农学上下求索(1897-1932 年) |
2.2 五年乡建躬身实践(1932-1937 年) |
2.3 抗战救国迎接解放(1937-1967 年) |
第3章 王枕心的乡村建设思想 |
3.1 减税惠农,促进生产——缓解农村之贫 |
3.2 办学智农,改进教育——化解农村之愚 |
3.3 培干聚农,推进自治——疏解农村之乱 |
3.4 联众强农,增进合作——破解农村之弱 |
第4章 王枕心的乡村建设实践 |
4.1 乡村经济建设 |
4.1.1 进行农事实验 |
4.1.2 推广信用合作 |
4.2 乡村政治与社会建设 |
4.2.1 提升公共服务 |
4.2.2 恢复乡村秩序 |
4.2.3 开展民众运动 |
4.3 乡村文化、教育与卫生建设 |
4.3.1 举行文娱活动 |
4.3.2 普及基础教育 |
4.3.3 培训乡建人才 |
4.3.4 建设医疗体系 |
第5章 王枕心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评析 |
5.1 王枕心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的成就 |
5.1.1 政学合作的乡村建设模式 |
5.1.2 全面覆盖的乡村建设方式 |
5.1.3 博采众长的乡村建设思路 |
5.1.4 详细完备的乡村建设计划 |
5.2 王枕心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的不足 |
5.2.1 没有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
5.2.2 没有因地制宜地采取对策 |
第6章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A 王枕心简谱 |
附录B 王枕心的着述 |
附录C 《农村》各期目录一览表 |
四、《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杂志2001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卫生署与全面抗战时期的医疗卫生动员[D]. 邢功伟.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3]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黄润青. 山东大学, 2020(09)
- [4]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5]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对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作用机制研究[D]. 毛一晴. 华中科技大学, 2020(01)
- [6]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的影响研究[D]. 胡伟斌. 浙江大学, 2020(01)
- [7]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研究[D]. 夏敬.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8]浙江省县域医疗服务共同体建设试点评估[D]. 魏景明. 浙江大学, 2020(02)
- [9]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D]. 郎杰燕. 山西大学, 2019(01)
- [10]王枕心的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研究[D]. 何辰波. 南昌大学, 2019(02)
标签:医疗卫生论文; 公共卫生论文;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论文; 农村改革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