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日本政府对华发展援助政策的变化与趋势

一、冷战后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政策的变化及趋势（论文文献综述）

刘杨^[1]（2021）在《冷战后东南亚发展援助的困境与变革 ——基于国际机制变迁视角》文中认为

吴言^[2]（2021）在《“相对剥夺感”与弱盟友选择：冷战后美国东亚同盟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弱盟友选择是指不对称同盟中的非大国一方有意识地在同盟中作出带有能动性的行为选择,这种选择不会必然体现主导国的意志。从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和美国日益重视地区盟友作用的事实出发,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在同盟主导国所定义的外部威胁上升的前提下,不对称同盟中的弱盟友为何会作出不同选择?本文对以往与弱盟友选择有关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讨论,文献梳理从两大方向展开,分别是同盟理论研究以及美国东亚同盟体系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层次涉及或考察了小国在不对称同盟中的战略选择,但是它们的问题在于一是忽视了弱盟友作为行为选择者本身的能动性,二是缺乏微观层次的解释,三是没有完整认识或考察弱盟友的行为选项。考虑到既有研究的不足和启发,本文顺应同盟理论与国际政治心理学相结合的趋势,提出了一个关于“相对剥夺感”影响弱盟友选择的理论模型。模型建立在三个基本假定的基础之上,分别是国际关系中存在等级制、国家不是单一行为体以及有限理性。相对剥夺感是模型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本文将其重新界定为在有国际力量参与价值供给的环境下,国家内部不同行为体对于价值期望和价值获取不一致的认知。同样作为核心概念,弱盟友选择被分类为强化同盟、对冲和退出同盟。在外部新威胁上升的前提下,相对剥夺感发生作用的机制体现在两大过程中,即通过弱盟友内部社会运动和同盟中讨价还价影响决策者对同盟收益和同盟成本的权衡。两大过程中的干预变量分别是政治开放性和主导国的补偿信号。在干预变量的作用下,相对剥夺感会被激励或抑制,产生四种同盟收益成本组合,形成不同的决策情境。根据最后决策情境中相对剥夺感的强弱程度,本文提出了关于弱盟友不同选择的四种假设。以冷战后美国部分东亚盟友的选择为案例,本文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了验证。冷战结束后,美国逐渐将中国视为正在上升的新威胁,而日本、泰国和菲律宾在同盟中却作出了不同选择。日本民众和精英的相对剥夺感都被扼制,决策精英在理性的权衡后最终选择了强化美日同盟。泰国民众相对剥夺感较弱,国内“反美主义”未形成气候,而精英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却在冷战后一步步增强,最终促使泰国走向对冲。在阿基诺夫人执政前期,菲律宾民众的相对剥夺感在民主化进程中被激发,“反基地”运动形成了较强的国内压力,但菲律宾精英却不愿放弃从美国那里得到的好处,相对剥夺感被扼制并选择了对冲,从中美两边受益。而到了阿基诺夫人执政后期,菲律宾精英在美菲基地谈判中受挫,美国越来越不能满足于这一群体的需求,导致他们从对冲转向选择退出同盟。在当前大国竞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从理论层面探讨美国地区盟友的战略选择规律,有助于研判美国东亚同盟体系今后的发展走向,对于理解和把握地区秩序演变趋势,构建中国周边战略机遇与战略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聚焦于同盟政治研究中较少被关注的弱盟友一方,从微观层面强调相对剥夺感心理对于弱盟友行为选择的关键作用,对于小国能动性的强调也突显了加强对东亚地区美国盟友国内政治与社会研究的意义。

沈丁心^[3]（2021）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文中提出2020年9月,安倍晋三内阁闪电辞职,菅义伟接任,日本政治从此开启了“后安倍时代”。安倍晋三两次执掌日本政坛,创下了日本战后政治家最长执政记录。安倍时代已去,但却为日本政坛留下了诸多政治遗产,其中,安倍有关经济外交的构想、政策行动与成效,对日本政治、外交以及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影响依然深远广泛。“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将向何方,格外引人注目。因此,从了解菅义伟政府外交政策取向和展望未来日本外交发展趋势的意义上,回顾与总结安倍执政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自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渐趋展现为相对积极的态势。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促动国际社会复合相互依存的逐步发展与不断完善;同时,逆全球化的趋势,亦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化共生同行,在相当复杂的国际战略互动中展现出突出的影响。在上述时代发展变化的背景之下,日本经济外交的内涵与外延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其在日本对外交往和外交政策实行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目标锁定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经济外交相关变量之间的耦合与交叉互动等问题上,通过这项研究以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在新时代的现状与变化,把握其特征与发展趋势,为我国对日外交乃至我国外交的发展与未来方向塑造等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以日本官方数据和政府资料等为主要基础数据,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分析以安倍政府（第二次执政）时期为核心的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构想、实施内容、外延变化、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本文由绪论（研究目的、意义和研究现状分析）、正文（五章）和结论、以及参考文献等内容构成。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内生变化与外在变迁等作为问题导向,通过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等问题的梳理与分析,明确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前提,为其后展开的有关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构想、具体政策实践、政策实施的模式建构和发展趋势研究等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本文第一章以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与释义为核心内容,通过对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外交研究的相应理论解读来建构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解读,不仅意在充实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认知,而且能为解读21世纪日本经济外交发展的指导理念提供更为明晰的线索与方法。如何有效评估日本经济外交的现状与未来趋势,需要充分发挥国际关系理论和经济外交研究理论的指引作用。本文第二章以时代演变中的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为主题,梳理与解读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历史与现状,厘清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内涵,特别是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与发展趋势的基本内涵。从纵向的视角分析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构想、布局的变化及其五大支柱（对外贸易、经济援助、对外投资、经济制裁、经济合作）的基本内涵与进展,以及与安倍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实施日本经济外交的具体战略构想与具体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日本在经济外交的各个领域具体实施经贸外交、投资外交与援助外交,乃至制裁外交,例如签署CPTTP、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等等过程的分析,阐释经济外交与日本政治、经济与社会等的交互作用,展现日本经济外交在日本国家治理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第三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扩大为主题,通过对“大阪轨道”构想及其实施过程的全面分析和东日本大地震后危机外交公关的经济外交实施案例的实证分析,具体阐述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是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变化而实现自身理念与政策实践升级的过程。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解读,是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本章中对于“大阪轨道”的关注与研究,是针对日本外交整体实践中,基于主场外交与经济外交的关联性互动,阐释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研究。同时,针对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专门性案例研究,以“谣传损害”背景下的经济外交作为分析案例,从另一个侧面充实了有关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论证过程。同时,本章对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比较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通过对比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阐释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本文第四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动因、特点与评价为主题。对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研究,本文的关注不单局限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本身,更注重在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产生的动机与深层原因等问题方面。基于国家治理与国家战略的双重视角,尝试重新认识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变化特点等问题。本文第五章以“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与展望为题,在综合分析日本经济外交嬗变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对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构想、面临的困境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展望。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展望,是分析、研究与评价日本外交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不仅取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从国家治理到外交实践的相关构想与政策实践,而且与日本面临的外在国际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依据上述分析考察,本文尝试在结论部分提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本文尝试建构新的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通过理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三个维度,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政策及其属性嬗变进行梳理和分析,全方位地考察日本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实践与发展变化,转变现有日本外交研究的思维定势,实现日本外交研究的理论创新。本文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研究,是对于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优化与拓展。第二,日本经济外交的内在构成与自身的逻辑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的环境变化,特别是日本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断地完善内涵,适时地扩展外延的有机整体。应对中国国力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巨大变化,安倍政府重新认识和调整经济外交的价值与作用,是其现实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最明显体现。第三,本文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了经济外交内涵变化与外延扩大的问题。诸如经济外交中的文化属性问题、公共外交与国际文化传播与经济外交政策的交叉融合问题等,为全面认识和把握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独立的思考。本文认为,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既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在21世纪日本国家外交实践中的延续,也是安倍政府在和平主义外交与文化产业立国等治国理念指导下,主动顺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而适时调整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外交实践过程。第四,日本式的思维方式对日本经济外交特别是安倍经济外交提供了基本的理念基础和政策动力,同时也决定了日本经济外交的特性与发展困局。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既给日本振兴经济与国际合作,重振国家自信提供了助力,同时也无法避免受到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国际认知等等的局限与约束,从而导致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无法摆脱既有的发展思路与框架,无法完全回应日本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能否摆脱困局,在日本经济与日本外交、日本国家转型与国际社会发展等等交汇过程中,继续发挥有效的链接与平衡作用,为日本的国力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有待持续观察。

王家曦^[4]（2021）在《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对战后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外交所做之比较研究。本文认为,“经济外交”即某一国基于政治考量,透过权力相对关系,将经济工具作为媒介,针对特定的外交战略目标,由施动主体（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对受动主体（同样为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策动与控制,以引导或迫使受动主体服从施动主体的政策目标及利益诉求的行为。经济外交有两种形式,即“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其二,“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中最为典型的两种经济外交,其涉及对象的广泛性、战略目标的多元性、战略手段的丰富性和战略效果的显着性,都为探讨经济外交的性质、作用和意义指明了方向。经济外交实践又作为国际社会体系和权力结构中的能动因素,形成了一个交叉嵌套、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战略交汇与互动,这就为在层次分析的理论基础上对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进行比较研究创造了可能性。战后的美日经济外交处在相同或相近的时空背景下,面临共同但有所区别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所关注的即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对机遇和挑战的认知与因应,并尝试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加以探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战后不同阶段中,美日两国进行了哪些经济外交实践?其发展和演变呈现出哪些特点?从理论视角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存在哪些联系和区别?形成这些联系和区别的主要动因为何?这些动因又将如何影响美日两国经济外交的决策和实施?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和回答,是本文展开研究的主要脉络。通过梳理美日两国经济外交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本文根据战略核心指向的转换与战略的调整和演进,梳理出以下几点研究发现:其一,战后初期是国际经贸新秩序的形成阶段,美日两国由于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权力资源的不同,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外交路径。美国通过经济外交塑造了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贸新秩序,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维持经济权力的经济外交路径。而日本则通过积极在东南亚开展经济外交摆脱了战争带来的萧条与停滞,重建了自身的国际形象,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扩大经济权利和利益的经济外交路径。其二,进入冷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和全球经贸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外交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权重都在持续上升。安全关切也成为经济外交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能源、贸易、高科技产品等涉及国际经贸的议题成为外交战略中安全关切聚焦的重点。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拥有压倒性的体量和优势的美日两国,其经济外交中的安全化构建也随之展开。贸易壁垒、贸易保护和经济制裁成为经济外交的新工具,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安全内涵。这一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变了国际经贸发展的形式和方向,也对此后两极格局的瓦解和新的全球经贸秩序形成埋下了伏笔。其三,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瓦解释放了压在国际经济贸易头上的安全重负。从20世纪末至今,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国际经贸大繁荣、大发展的催化剂。在进入新的跨越式发展时代后,面对变化了的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对全球化和区域化这两大趋势做出战略回应。对于美国来说,“其他国家从自由贸易协定中获益过多”被界定为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威胁。“域外国家”和“亚太地区主要参与者”双重角色之下的美国为了应对此种威胁,确保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便通过经济外交对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这一战略挑战做出了回应。而面对亚太区域的整合和域内国家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日本有以下几个战略主张:第一,以经济为手段建立美国、日本与欧洲三极国际新秩序;第二,加强美日安保及突显自己为西方国家一员,除了运用美日同盟关系与亚太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外,日本也以亚太先进民主化国家自居,主导亚太民主化;认为身为亚太民主国家,必要努力使亚太稳定与和平共存。回顾美日经济外交从形成到发展的整个变迁过程不难发现,经济事务在外交中的地位和权重是持续增加的。作为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相交叉的特殊领域,经济外交是国际关系领域中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对经济外交的既有研究中,经济外交的性质、手段、地位和作用受到较多关注。纵观二战以来的外交史,经济外交的作用不断强化,影响不断外溢,特别是在全球化将全人类空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之后,经济外交的更加不可替代。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经济外交倡导的“合作、互惠、共赢”理念并非总能在外交政策中占据主导,甚至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经济外交本身就会成为冲突和对抗的诱因。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入口,如何通过经济外交框架下的合作共赢和包容性增长重建国际社会的领导力和进步主义,经济外交如何在防范和化解冲突风险、拓展人类共同福祉、促进国际经济制度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将是时代留给所有国际事务参与者们共同求索的一道考题。

孔祥琦^[5]（2021）在《安倍政府对缅甸官方发展援助及其有效性研究（2016-2020）》文中认为缅甸地处中南半岛西部,西北依靠印度和孟加拉,东北与中国相接,东南毗邻泰国和老挝,是连接东南亚、东亚和南亚的交通枢纽,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由于日本曾为缅甸脱离英国统治提供过帮助,缅甸又在战赔问题上对日本展现出了大度的姿态,使得日本与缅甸早在1954年11月就签署了《对日和约》和《赔偿协定》,开始了对缅甸的战争赔偿。日本于1968年第一次给缅甸提供了真正意义上的官方发展援助（ODA）即日元贷款,由此正式开启了对缅ODA的历程。1988年缅甸军事政变,军人政府上台,日缅关系降到了历史冰点,日本对缅ODA也一度中断,虽然之后日本重启了对缅ODA,但与日缅“特殊友好”时期相比,也相差甚远。直到2011年,缅甸民选政府上台,日本才逐步加大对缅援助力度,不断增加援助数额。2016年随着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政府上台执政以及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的正式出台,安倍政府基于推进其“印太战略”、促进日缅经济合作以及提升对缅软实力等多方面的考量,又一次加大了对缅援助的力度,投入的ODA数额大幅度增加。本文首先从政治、经济和软实力等三个方面,对安倍政府在“印太战略”背景下对缅援助的动因进行了深入剖析。然后根据日本对缅援助政策的变化,将日本对缅ODA的历程划分为了四个阶段,接着深入剖析了安倍政府深化日缅经济合作与加强ODA之间的联系,又对日本海外青年协力队参与对缅援助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和说明。最后,通过比较日本外务省对缅民调数据和观察缅甸对安倍版“印太战略”参与度,对日本在2016—2020年对缅ODA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再通过2011—2019年日缅两国政要互访和两国之间经贸往来情况,对之前的评估进行验证,得出日本对缅ODA在促进缅甸国民对日本的理解、两国政治互信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在制衡中国、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等方面起到的作用比较有限的结论。安倍政府对缅甸的官方发展援助（ODA）虽然未取得想要的效果,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达成了改善国家形象、提升自身影响力的目的,使缅甸国民增加了对日本的友好度和信赖度,提升了对缅软实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周边国家的支持与合作,汲取日本官方发展援助（ODA）的成功之处,将有助于推动中国更好、更高质量地实施对外援助,深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

柳承址（SEUNGJI RYU）^[6]（2021）在《冷战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以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为中心》文中指出冷战时期韩国政府通过韩美同盟提高防卫力,推进了旨在减少国家安全脆弱性的政策。但是,卢泰愚政府为了适应冷战的结束,推进新的对朝政策,采取了以和解合作改善韩朝关系为核心的政策,以解除安全威胁。为保障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创建了由东北亚六国参加的东北亚和平协议会,通过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使朝鲜半岛和平体制制度化,并营造引导朝鲜走向改革开放的环境。当时卢泰愚政府推进的对朝政策和多边安全合作构想,在此后历任政府的对朝政策和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中都得到继承。但是,尽管韩国历届政府数十年来在政策上进行了各种试图消除朝鲜威胁的努力,朝鲜对韩国的安全威胁仍然无法消除,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增大,作为韩国国家安全政策中心的对朝政策呈现出前进与倒退的反复的问题。由此出发,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冷战结束以来历届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与多边安全合作构想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并归纳其特点,分析其成果及局限性等,以找出上述问题的答案。为了更具体、更全面地探讨和评估,本论文将立足于历史研究分析方法与文献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笔者发现,在既有研究中,对冷战后时代韩国历届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既缺少系统、全面的梳理,也没有对它们的演变、异同、不同的特点及造成这种异同的原因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因此本研究主要阐述的内容及创新点是从国家安全视角,通过系统、全面梳理韩国历届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分析韩国对朝政策和多边安全合作构想的演变、异同以及造成异同的原因。通过本研究,能够了解冷战后时期韩国安全政策的特点。其特点是从冷战时期开始逐步演进的,并不是其政策方向发生了急进的转变,而且比冷战时期更加具体化、体系化,其领域也日益扩大。但是,由于历届政府的政策都只是暂时改善了韩朝关系,所以韩朝关系反复出现前进和倒退的循环,对解除传统安全威胁并没有做出太大贡献。不过,通过和解合作改善韩朝关系和与国际社会的多边安全合作,试图使朝鲜半岛和平体制制度化的政策方向是正确的。今后,韩国政府应克服各种变数,为制定能够消除安全威胁的对朝政策,并实现多边安全合作构想而努力。

陈姬文^[7]（2021）在《前景理论视角下日本与邻国的领土争端问题研究（1991-2020）》文中研究说明冷战结束至今,在日本与周边国家的三处领土争端,即中日钓鱼岛争端、韩日独岛争端和日俄北方四岛争端中,日本的态度有强硬和宽和之别。总体来说,日本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态度最强硬,在日俄北方四岛争端中态度最宽和,在韩日独岛争端中态度介于两者之间。从前景理论的角度来看,日本之所以在三处领土争端中态度有强硬和宽和之别,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日本对钓鱼岛实际占有、对北方四岛和独岛没有实际占有,依据前景理论损失厌恶的观点,日本对争端领土的心理参照点因为实际占有而更高,因此在面临领土争端时更倾向于为了实际占有的争端岛屿而投入更多的力量,否则就会进入损失区间,降低到心理参照点以下,因此日本必然会表现出更强硬的态度;二是日本对钓鱼岛争端的对象国中国要比独岛争端的对象国韩国和北方四岛争端的对象国俄罗斯存在更强的实力焦虑,依据前景理论战略框定的观点,日本在面对存在高焦虑的领土争端对象国时会更为看重争端领土,将其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重要外交牌,因而必然会表现出更为强硬的态度,以期在两国外交中取得更多的外溢效果。同时,从前景理论的视角来看,基于确定性效应的日美同盟、基于风险偏好的历史压抑、基于有限理性的民族性格对日本在三处领土争端中的态度也有深刻的影响。冷战后,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中的态度遵循着“宽和（1991年）-次强硬（2004年）-强硬（2012年）-次强硬（今）”的轨迹演变。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日本对中国的战略性框定发生变化,实力焦虑使得日本大大提高了钓鱼岛争端在中日关系中的地位,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中的态度愈加强硬,直至2012年达到强硬的巅峰;中国从2012年开始对钓鱼岛常态化巡航,使得日本的损失厌恶区间发生重大改变,心理参照点从“不能失去钓鱼岛”向“不能继续恶化钓鱼岛局势”变化,态度开始不再强硬,开始变的宽和;而美国对钓鱼岛争端的介入,以及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对美日同盟的依赖性程度加强,基于确定性效应,日本首先要确保自己的确定性收益,在钓鱼岛争端中也要参照美国的态度。冷战后,日本在独岛争端中的态度遵循着“宽和（1991年）-强硬（2012年）-宽和（今）”的轨迹演变。由于90年代日本对韩经济外交的需要,日本将韩国框定为“竞争性盟友”,在独岛争端中态度逐步强硬;随着对抗中国的需要,日本将韩国框定为“可拉拢的盟友”,日本在独岛争端中态度逐步宽和。基于确定性效应,日本在处理独岛争端时不能不考虑美国的利益,而美国基于遏制中国的需要,不希望看到日韩关系恶化,因此日本在韩国升级独岛争端时一直保持克制,保持宽和姿态,逐步将独岛争端搁置。冷战后,日本在北方四岛争端中的态度遵循着“宽和（1991年）-强硬（2000年）-次强硬（2012年）-宽和（今）”的轨迹演变。由于冷战后日本对俄罗斯战略框定为“衰落的国家”,于是想通过经济援助和合作来换取北方四岛的返还,因此在北方四岛中持宽和之态;在小泉纯一郎上台后日本重新对俄罗斯进行战略框定,认为俄罗斯实力已经恢复,经济手段已经无法推进北方四岛争端的解决,因此一改之前的宽和之态,逐渐强硬;安倍晋三上台后,日本再次对俄罗斯重新进行战略框定,认为俄罗斯仍需要日本的经济合作,于是企图重新通过经济手段作为北方四岛领土争端谈判的突破口,态度再次转为宽和。日本对俄罗斯存在根深蒂固的历史记忆,基于恐惧风险偏好,在俄罗斯重视北方四岛时,俄罗斯强大的军事实力对日本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威慑,在俄罗斯强硬的回击下,日本在北方四岛争端中束手无策,态度软弱,只能对北方四岛争端予以搁置。

王静^[8]（2021）在《后冷战时代日本对东南亚环境援助研究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文中指出对外援助是日本二战后恢复正常对外关系、重回国际舞台的重要外交手段之一。冷战结束后日本对外援助已经超出单纯的经济利益考量,开始重视全球性问题。随着气候变暖、森林破坏、海洋污染等全球各类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以及国际社会绿色援助潮流的兴起,日本也逐渐重视起在环境领域的外交战略,欲借助环境援助这一外交工具在国际环境议题上占据主导权。东南亚与日本地缘关系独特,对日本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利益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也是日本援助项目和资金投放的首选区域。日本自战后便以战争赔偿等形式向东南亚国家提供对外援助。随着双方关系的进一步深化,日本对东南亚的援助活动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其中环保项目也成为日本援助东南亚的重点内容之一。冷战期间日本对东南亚地区开展的环境援助项目主要集中于与环境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缺乏对当地环保问题的实际考量,因此收效甚微。冷战结束后,日本开始借助各类环境机制,积极同东南亚国家开展环境对话,并以与环保相关的政府开发援助为主要工具深化与东南亚的环境合作关系,大大改善了日本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同时也提升了日本在该地区环境议题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与欧美大多数国家将援助作为“慈善事业”的援助理念不同,日本对外援助的基本理念之一是“互利互惠”主义,即日本始终是将实现本国利益放在重要位置的同时,考虑援助受援国的发展问题。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相比,社会交换理论在研究对外援助问题时注意到了援助和受援双方之间的利益互惠关系,同时还强调了在总体权力对比上作为“弱”势一方的受援国在援助交换关系中所拥有的权力资源,其主要包括三类权力:自然性权力、制度性权力、派生性权力。在日本援助东盟实现低碳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日本与东盟受援国在这一援助交换关系中呈现出明显的利益互惠关系:对日本而言,开展环境援助有助于继续维持其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等多方面的利益诉求;对东盟受援国而言,环境援助项目所带来的资金、技术和治理经验本身就是一种获益,利用这些援助资源也能够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环境治理能力。另外,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对受援国在具体问题领域权力资源的分类,东盟受援国在环境援助交换关系中也拥有三类权力资源:在自然性权力上,东南亚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国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广大的商业投资市场等天然优势使其在援助交换过程中对日本形成一定的权力资源;在制度性权力上,东南亚国家作为国际社会成员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中的一员,能够同时利用国际组织和东盟组织等多类国际机制,在国际性以及地区性事务方面对日本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觑;在派生性权力上,其他援助国尤其是中韩等国对东南亚环境援助的投入给东南亚带来了更多的援助选择,降低了对日本环境援助的依赖,进而增加了东南亚与日本讨价还价的权力。尽管冷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环境援助具有较强的利益互惠性,但在实际的援助开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影响因素制约了双方环境援助交换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就日本而言,首先基于“自助努力”的援助理念使其对受援国实际状况的考量不够充分;其次,以贷款为主的援助结构也会降低受援国申请环境援助项目的积极性;再次,就援助内容上,日本在“一般环境保护”项目为主的援助活动投入比例较小,这也与其在国际舞台上争做“环保大国”所做出的承诺不太相符。就东南亚而言,一方面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政府都认为经济发展相较于环境保护更加重要;另一方面,大部分受援国自身的环境监管体系发展不成熟,管理能力较弱,导致援助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从发展长远的援助交换关系来看,这些影响因素都不利于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推进其环境援助项目。

姬世伦^[9]（2020）在《“印太”视域下的美澳同盟强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同盟是国际政治中最常见的现象之一,也是对地区安全产生深远影响的国际行为体。美澳同盟在美国地区同盟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印太”作为新兴的地缘政治概念逐渐被各主要大国所接受并运用。在这一全新的地缘视角下,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双边同盟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两国同盟关系的内涵随着国际局势的改变得到拓展和深化。澳大利亚在美国地区安全战略中的角色地位显着提高。正文第一章结合历史资料,对美澳同盟强化所需的基础与条件进行回顾。美澳两国的合作始于二战,并在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发展。对共同威胁的认知以及美澳两国西方国家身份的认同成为美澳同盟强化的两大客观基础,这给美澳同盟关系带来天然的情感基础与合作目标。牢固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关系成为了美澳同盟强化的必要条件,这得益于同盟形成后逐渐建立的良好磋商机制、完善的法律体系以及悠久的联合行动历史。正文第二章引入“印太”作为全新的地缘政治视角,通过梳理“印太”从地理概念逐渐变为地缘政治话语范式的过程,来阐述美澳同盟关系强化的时代背景:构建“印太”地区,进而分析美澳同盟强化的多个共同目标。正文第三章通过系统分析法,从政策协调、防务合作、参与地区构建等多个维度分析了美澳同盟强化的实施路径。美澳同盟的军事属性得到极大增强,在共同基地使用、部队建设、联合军演、防务贸易水平以及太空网络空间等新兴领域的合作力度都有着极大提高。美澳两国同时设计了介入地区热点问题的合作计划,针对中国的指向性十分明显。正文第四章对美澳同盟强化所引发的地缘影响进行了分析与评估,认为美澳同盟将会在时代背景转换下进一步深化内涵,美国地区同盟体系也将迎来分化重组,并逐渐形成更加灵活多元的合作网络体系。同时美澳同盟的强化将严重威胁印太地区的安全稳定,并可能引发新一轮地区军备竞赛。美澳同盟的强化对大国关系也将产生深远影响,中美关系、中澳关系均有下行风险。结语部分则给出了我国针对美澳同盟强化可以考虑的相关对策。为妥善应对美国地区同盟体系强化重组、美澳加强地区军事前沿存在等问题,中国应该:第一,妥善处理与美国及澳大利亚的双边关系,拓宽合作领域,构建共同利益;第二,加快部队现代化建设步伐,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与海外利益;第三,应始终致力于与世界各国构建新型伙伴关系,走合作共赢道路。

刘玉丽^[10]（2020）在《借力与平衡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南海周边区域处于亚洲大陆和大洋洲之间的连接带上,涵盖了全球商贸咽喉通道,是大国力量的激烈博弈区和各种政治势力的交叉辐射区。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政治中心正在向以印度洋-太平洋为中心的区域转移,包括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等各大国陆续将注意力转移至此地区。由于大国的存在,多重经济、政治地区机制安排交叉、重叠存在。从这点来看,南海已经成为上述国家谋划战略空间、进行战略互动及实施战略利益的延伸重叠地。在这样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南海主权争议因为各域外大国的存在而趋于多边化、复杂化和国际化。然而,海洋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南海主权争议能否顺利解决尤为关键。由于日本将南海问题与其海洋政策相关联,日本在南海地区的战略取向成为仅次于美国的重大干扰变量之一,也是中国能否成功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重大绊脚石。论文尝试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搭建了“战略认知与考量——战略选择——战略执行——战略评估”这样一个研究日本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行为分析框架,以厘清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的内在考量、战略决策及实施。论文共分六章。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起及意义,并通过回顾分析“2010年前日本对东南亚外交阶段的研究、2010至2016年间的研究以及2016年之后的研究”等以往成果,发现以往的研究存在着学理性不足,对2016年南海形势变化后的日本南海政策研究涉猎较少以及部分研究结论片面化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论文尝试从视角、观点两方面作为研究切入点和突破点展开论述。本章的最后部分对论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难点及不足进行了阐述。第一章简要概述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及理论模型,并构建起一个适用于本论题的逻辑分析框架。重点对该理论在解释本命题时的适用性进行了分析,同时也对地缘政治、结构现实主义、建构主义以及博弈论等的局限性进行了一一阐释。第二章明确了本论题的基础研究背景,包括南海地缘特征及日本地缘特征。在此基础上,简要回顾了南海问题的发展演化,回答了有关南海战略地位、大国南海博弈的动因以及日本涉入南海地区的地缘因素等相关问题。第三章尝试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模型,即“体系刺激——认知——政策选择”来解释日本南海大国博弈行为的政策出台逻辑。从体系与单元两个层面梳理了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所面临的来自国际体系及国内环境的变量因素。其中体系层面,日本明显受到了美国全球战略收缩、中国地区影响力上升以及中美竞争加剧的体系刺激。而在国内单元层面,日本战略文化中对“强者”、“大国定位”的追求、安倍作为领导人的“强势”个性以及首相官邸主导制度,使日本在回应上述体系刺激方面趋于主动积极、强势而且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安倍个人的政策主张。这一国内因素的影响解释了安倍缘何能在国内推动“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等违反战后和平秩序的系列举措。而日本文化中的“强者”心理使得日本在中国崛起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适应,这从某种程度上提示了中日不信任的根源,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在全球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南海问题上处心积虑地遏制中国。论文的第四章涉及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借力”战略。所谓“借力”即是指在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过程中,囿于自身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局限性,日本无法直接与之抗衡,而只能通过依赖中国或美国等大国力量去制衡或反制衡他们中的一方捞取实利。具体而言,在南海地区,为缓解中国的战略压力,日本试图通过借助美国的力量平衡中国影响力。同时面对美国在东南亚参与力度的减弱,日本的对华政策正变得愈加务实,即试图通过与中国缓和关系,以团结东南亚各小国,填补美国领导力的空白。第五章主要论述了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平衡”战略。不同于上章,本章在阐述日本的这一战略实施时,侧重于以日本自身为“主导”,其他南海地区国家在其中则扮演“参与”或“配合”的角色。同样受制于政治影响力不足及自身实力的制掣,日本试图利用在南海地区具有重要地缘战略意义的中小国家,包括东南亚各小国、澳大利亚甚至英法等重点国家,以南海问题为由实现既平衡中国影响力又规避美国安全承诺可能减少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平衡”策略是在日本自身日渐衰落且又希望在南海大国博弈中探索发挥一种更为明确、自主的政治大国作用时而实施的一种战略行为,也是在“积极和平主义”外交口号下,由“被动外交”转向“主动外交”的一种尝试。第六章尝试对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所实施的战略做出综合评估。首先论文尝试对日本所实施战略手段的合理性及隐蔽性进行论述,并对在这一战略实施中所凸显的日本外交战略特性予以剖析。其次,又关注了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面临的系列制约性因素,如联合力量的四分五裂、“印太战略”的不现实性等。最后,本章的后半部分则指出了日本行为的主要影响,即日本在南海地区的系列行为阻碍了东盟中心性、统一性的实现,使中日之间的不信任感加剧。对于日本在南海地区的涉入行为,中国一方面应继续强化对南海的海洋控制能力,增强海军的防御能力,提高自身;另一方面中国也可从多方面对日本实施战略上的压力,遏止日本南下干预南海问题的势头,将其战略活动限定在日本海附近海域。

二、冷战后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政策的变化及趋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冷战后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政策的变化及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2）“相对剥夺感”与弱盟友选择：冷战后美国东亚同盟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4）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安倍政府对缅甸官方发展援助及其有效性研究（2016-2020）（论文提纲范文）

（6）冷战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以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7）前景理论视角下日本与邻国的领土争端问题研究（1991-2020）（论文提纲范文）

（8）后冷战时代日本对东南亚环境援助研究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9）“印太”视域下的美澳同盟强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借力与平衡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冷战后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政策的变化及趋势（论文参考文献）

• [1]冷战后东南亚发展援助的困境与变革 ——基于国际机制变迁视角[D]. 刘杨. 上海师范大学, 2021
• [2]“相对剥夺感”与弱盟友选择：冷战后美国东亚同盟体系研究[D]. 吴言. 外交学院, 2021(10)
• [3]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D]. 沈丁心. 外交学院, 2021(10)
• [4]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D]. 王家曦. 外交学院, 2021(11)
• [5]安倍政府对缅甸官方发展援助及其有效性研究（2016-2020）[D]. 孔祥琦. 吉林大学, 2021(01)
• [6]冷战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以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为中心[D]. 柳承址（SEUNGJI RYU）. 北京大学, 2021(09)
• [7]前景理论视角下日本与邻国的领土争端问题研究（1991-2020）[D]. 陈姬文. 外交学院, 2021(11)
• [8]后冷战时代日本对东南亚环境援助研究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D]. 王静.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9]“印太”视域下的美澳同盟强化研究[D]. 姬世伦.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20(04)
• [10]借力与平衡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行为研究[D]. 刘玉丽. 吉林大学, 2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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