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蚕基因组研究又获重大突破的消息受到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论文文献综述）
马诗雯[1]（2020）在《合成生物学的伦理学反思 ——一种责任伦理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合成生物学是新兴生物科学技术中具有重大潜力的一个分支领域。它旨在通过重新设计和改造现有的生物系统,或者从头设计与构建新的生物部件、装置和系统,进一步加深我们对自然和生命本质的理解,在此基础上,生产和发展出有利于人类美好生活的生物技术产品。合成生物学在生物能源与生物医药等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和应用价值,因此受到科学技术界和企业界的广泛重视。然而,由于合成生物学涉及对生物系统和生物体的操作,因而存在着潜在的风险与伦理问题。正因如此,合成生物学自诞生起,就引起学界对其伦理问题的极大的关注。合成生物学的伦理研究,就是为了在追问合成生物学的伦理问题及其产生的语境的基础上,探讨如何规范和促进合成生物学的负责任发展。基于这一背景,文章将责任伦理学作为探讨合成生物学的基本理论框架。首先,文章在对合成生物学的学科内涵及其哲学思想进行概述的基础之上,追问合成生物学为什么会产生伦理问题。借助于“构物致知”与“构以致用”这两种技术研究范式,分析了合成生物学的主要特征,讨论了合成生物学集科学、技术与工程一体化的学科特点。其次,通过对汉斯·尤纳斯（Hans Jonas）和汉斯·伦克（Hans Lenk）的相关责任伦理思想进行概括与分析,从“责任”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构建了合成生物学的责任伦理研究框架,围绕责任伦理可以为合成生物学研究带来怎样的启示,为什么要开展合成生物学的负责任创新等问题展开讨论。第三,深入合成生物学的伦理问题,针对合成生物学两类不同的伦理问题,即概念性与非概念性的伦理问题,区分不同的责任类型。文章将概念性的伦理问题与合成生物学的“叙事”和“隐喻”相结合,指出对合成生物学的伦理担忧与关于合成生物学的不同叙事视角和叙事方式,比如“隐喻”的运用相关。而这些伦理担忧和争议实际上主要是一种对未来风险的“推测”和“预设”。合成生物学的非概念性伦理问题,包括安全性、风险与机遇的公平分配等,与其他技术伦理学问题相比,并不是全新的问题。因此,有必要根据其不同的伦理类型有针对性地开展责任伦理的研究。第四,根据合成生物学责任伦理研究的理论框架,要求以前瞻性的责任视角看待合成生物学的发展,因此对合成生物学未来发展方向的预测和展望离不开相关的技术评估。除了考虑风险评估外,对一些概念性的伦理争议还应当借鉴远景评估的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于合成生物学实践当中的责任问题,有必要将合成生物学的伦理监管及其责任体系结合在一起加以分析,依据不同的责任主体,尝试提出合成生物学伦理监管的责任体系,就相关责任归属问题进行了探讨。最后,基于我国合成生物学伦理监管的相关法规与条例,提出了合成生物学研发行为的基本伦理原则和伦理规范,针对合成生物学研发人员提出了相应的社会责任和行动规范建议。讨论如何在责任伦理的指导下促进我国合成生物学研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侯琨[2]（2020）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天体生物学的起源、发展与建制化》文中研究表明天体生物学是一门伴随着生命起源研究和航天实践而兴起的交叉学科,自20世纪50年代莱德伯格提出地外生物学的概念以来距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过程。在天体生物学的发展过程中,它广泛吸收了不同学科领域的最新成果,从陨石学、无线电通讯、嗜极生命、遗传学等诸多研究中汲取养分,拓宽了自身的学科范畴。从技术性视角来看,天体生物学的学科发展始终与航天、生命领域的技术进展相一致,它的发展反映出时代的进步。自从美国在20世纪末完成了天体生物学的学科建制化以来,世界各国各地区纷纷成立了隶属本国的专门研究机构来推动学科进展,但我国尚没有这一学科的专门研究机构。本篇博士论文通过回顾天体生物学半个世纪的发展历史,希望能够理清其学术脉络,对于我国学界正确认识该学科、推动本土研究进展有所裨益。第一章主要研究了天体生物学在20世纪50年代得以起源的历史条件,即米勒实验的突破性成果推动了生命起源研究从思辨到实证的转变,第一届国际生命起源大会的召开促进了生命起源研究的制度化、专业化进展。生命起源领域的进展为地外生物学的出现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人才储备,在莱德伯格的推动下,地外生物学概念被提出,美国国家航天局在科技竞赛的支配思想下也开始投资支持生命起源和地外生物学研究。第二章则考察了生命起源研究之外天体生物学得以成立的另一种学术研究传统——火星生命争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火星运河争论促进了美国国内火星科幻的繁荣,对在20世纪中叶成长起来的一批天文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天文学界对太阳系内行星认知的逐渐加深,火星在学理上和文化上都成为了地外生命探测最重要的目标天体。20世纪60-70年代,借着美苏航天竞赛的东风,美国国内地外生物学研究群体参与到了一系列火星探测活动的仪器研发、成果解读中,这一时期也是地外生物学实践的高潮期。但随着海盗号登陆火星表面对与火星生命说的否定性结果,地外生物学逐渐进入低谷。第三章分析了美航局航天实测之外的多学科参与的地外生物学研究,它们的成果为学科复兴埋下了种子。默奇逊陨石中氨基酸以及星际空间中有机分子的发现为业已沉寂的胚种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嗜极生命的新的研究进展则加深了学界对于极端环境中生命的认识水平;SETI理论的提出和相关搜索计划的启动则推动了对于地外文明的探测热潮;新的生命起源理论也在遗传学发展的大背景下斩获新生。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和发现为地外生物学拓宽了学科边界,成为了天体生物学学科知识的重要来源。第四章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天体生物学完成建制化的过程。ALH84001火星陨石的发现以及激进的解读（即在陨石中存在火星生命遗迹）使得火星生命再次成为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政治性力量的站台也为天体生物学复兴奠定了基础。随着美航局天体生物学研究所的成立、专业性学术杂志的发行以及学术教材的编排出版,天体生物学逐步完成了建制化,相较于以往的地外生物学研究,天体生物学不但拓宽了视野,也更加注重下一代学者的培养。第五章关注到新世纪以来天体生物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拓展,系外行星的发现和宜居带概念的提出使得科学界对于太阳系之外的行星系统加深了认识,同时对于适合生命产生的环境条件有了新的理解;而太阳系内巨行星卫星系统中,木卫二与土卫六因冰层与大气的存在成为了天体生物学最为关注的新的目标天体。这股向内与向外的目标天体延伸成为了新世纪天体生物学发展的重要标志性成果。第六章针对我国民国时期对于生命起源理论的接受与21世纪以来天体生物学相关知识在中国的传播现状进行了梳理,以试图解释天体生物学在我国的缺位原因,这其中意识形态上认知的差异是关键性因素。可喜的是,进入新世纪,我国学术研究者在《天体生物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逐步进入到该研究领域中,我国进行天体生物学建制化的契机也逐步形成。通过这些分析和讨论,可以看出天体生物学在当代科技史上的重要地位,它始终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相结合,并且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推动了当代科技的进步,天体生物学的科学实践还对于人类重新思考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起到了重要作用。天体生物学在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诸多方面都展示出其深刻的影响。随着新一轮火星探测的热潮,世界各主要大国都出台了各自的航天规划,天体生物学因航天而起,也因航天而兴,我国的航天事业终将建立自己的天体生物学研究体系。本文希望通过对于天体生物学历史的梳理,为天体生物学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做出贡献。
潘玉[3]（2019）在《沟通“不确定性”：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建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0年以来,转基因议题逐渐转变为全球性的社会公共议题,引发广泛关注。转基因技术与应用迅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各方对转基因的争论从未终止,科学的“不确定性”特征突显。相对于其他公共议题的知识构建,科学议题有其特殊性:一方面,由于科学议题造成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媒介场域中的各利益相关者都可能会传达有效信息之外的信息,造成科学认知的混乱;另一方面,社会公众由于知识结构与个人经历的局限,很难直接对某一科学知识进行全面、深入地了解。因而,公众对于转基因议题的科学认知与理解往往更容易受到媒介场域的影响,媒体在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建构中承担重要作用。由此,本研究通过对转基因这一科学争议中的“不确定性”进行综合而深入的考察,帮助社会各方更好地理解科学知识内涵,参与科学决策,从而缓解当前日趋矛盾的科学争议。媒体通过转基因议题的知识表征,可以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用,为科学的“不确定性”沟通提供知识对话空间与传播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与规避转基因所引发的科学风险,从而减缓社会公共危机。同时,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建构过程反映出科学议题的知识表征特征、实践规律与协商机制的转向,研究试图从理论层面完善与扩展科学知识传播内涵与理论框架。本研究较全面地论述了媒介与科学知识建构的关联性研究,搭建了媒介建构科学知识、引导科学理性的阐释框架,体现了科学传播领域的现实关切与理论关照,赋予该研究领域一定的创新性。本研究基于知识社会学视角,围绕科学的“不确定性”这一核心话题,就转基因议题的“不确定”语境及其要素研究、“不确定性”呈现内容研究、“不确定性”沟通意义研究、“不确定性”管理研究逻辑,探究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建构过程——转基因议题的知识表征、知识实践、知识争论与知识共享。研究分为四大部分:第一,转基因议题的“不确定性”语境考察。“不确定”语境有哪些要素?呈现出怎样的语境特征?第二,转基因议题的话语变迁与知识实践研究。基于“不确定性”语境特征,从历时性维度,研究选择中美媒体关于转基因议题的媒体报道为研究文本进行梳理与总结,进而探讨不同社会语境下转基因议题的媒体“注意周期”与空间互动特征;从共时性维度,研究就议题内容、消息来源、话语立场与知识属性四个方面考察转基因议题的媒体框架与知识实践过程。第三,转基因议题的知识争论研究。依据反思冲突、化解冲突、超越冲突的研究逻辑,探讨不同相关利益主体如何围绕科学争议的“不确定性”展开知识的协商与对话?媒体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采用哪些话语修辞策略?科学与社会之间如何达成知识对话与共识?第四,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共享与“不确定性”管理探究。如何反思风险社会的转基因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怎样完善与提升社会公众对转基因科学知识的理解?进而对我们反思科学知识传播的理念与模式有何启示?研究试图通过对上述研究问题的探讨,考察转基因议题的话语实践,并基于更宏观地社会语境,思考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影响。研究以转基因这一争议性科学议题为研究对象,选择2000-2018年期间的媒体报道本文进行话语分析、对比分析与个案探究。通过阐释转基因议题的话语建构特征反映科学议题的知识建构过程。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实践最终目的是为了使社会各相关利益主体更好地理解科学知识,并在科学话语的互动协商中将专业的科学知识进行整合,形成日常化的、已被社会接受的“公共知识”,进而参与到科学知识的再生产与“不确定性”管理过程中。因此,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社会中,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的争议与冲突的释放与调试需要科学的对话与理解,完善与提升社会公众的科学素养以加强科学知识理解,搭建基于科学议题的“知识联盟”可实现转基因这一争议性科学议题传播的知识共享与理解,探索和推动多样化社会讨论与科学对话方式的形成,以消除知识间的差异与不对等,管理争议性知识建构过程中的科学“不确定性”,进而助力科学决策的制定与完善。
符露文[4]（2019）在《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科技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微信借助自身传播特性与科技传播融合,利用新媒体的优势,搭建出一个开放创新的科技传播平台。《知识分子》是典型的科技类自媒体公众号,其传播内容、传播主体、传播方式都具有特色。就科技传播内容而言,《知识分子》重点传播各个学科领域的科技信息知识和科技研究成果,重视科技人物事迹,积极讨论科学问题。结合议程设置中媒体显着性理论,通过内容分析法分析得出科学领域、科学主题、推文来源是影响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推文顺序、推文篇幅、情感倾向的主要因素,总结出《知识分子》的科技传播内容具有科学领域丰富多元、科学主题生动实际、推文内容坚持原创、深度内容突出等特点。就科技传播主体而言,《知识分子》传播主体主要由科学家群体、专业媒体人、普通用户构成。科学家群体在科技内容的选题、生产、传播上具有专业性强的特点;专业媒体人媒介业务水平高,他们熟知新媒体发展规律,在科技内容的编辑上具有天然的优势;普通用户在主动为《知识分子》输出观点意见的同时,呈现出用户参与度上升的特点。就科技传播方式而言,《知识分子》通过多种媒体渠道实现科技内容的聚合分发;通过科技群体促进专业交流;通过融合使用多媒体、上线“创作性非虚构写作”等提升科技内容的传播效果;重视推广展开科技主题活动,进而达到提高用户参与度,优化用户体验的效果。根据对《知识分子》科技传播内容、传播主体、传播方式的分析,总结出现阶段《知识分子》科技传播存在媒介手段使用方式简单、重内容输出轻用户互动、科技信息传播存在少量差错、专业性过强形成知识屏障等问题,并从创新使用媒介传播形式、建立多元有效互动方式、严格把关避免传播失误、拓展选题贴近用户生活四个方面提出改进建议,以期能够为其他相关科技传播类微信公众号的发展提供启示。
冷冰冰[5]（2017）在《科普杂志翻译规范研究 ——基于SciAm三个译本的调查》文中提出在我国,科普翻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李大光（2008）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西学东渐所引发的科学翻译;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最初20年,中国留美学者以创办《科学》和建立“中国科学社”,试图完整介绍科学的概念、价值和文化为主要目的的翻译高潮;第三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科学翻译呈现出不稳定、但是持续发展的趋势。可以说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科普翻译长期以来发挥着开启民智的重要作用。然而从国内科普翻译的研究现状来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科普翻译的研究成果匮乏、现有研究大多聚焦在翻译策略上,更重要的是科普翻译研究者的研究起点都是围绕传统科普翻译的目标,即用通俗易懂的文字传递科学信息;然而事实是科普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将要经历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传播等各个阶段的发展,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我国自2006年前后逐渐走出传统科普阶段,向第二、三阶段发展。无论是公众理解科学阶段还是科学传播阶段,都强调与公众进行交流互动,而并非是传统的单向交流。如何在科普翻译中吸引公众兴趣、开启对话是需要研究的与时俱进的课题。第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科普工作者就将科普的文体类型分为“讲述体、文艺体、新闻体、辞书体和图说体”五种,但长期以来我国科普翻译呈现“文艺体”一枝独秀的研究局面。此外,科普译文可以有多种载体,如书籍、电影、电视纪录片、杂志或是网页,近十年西方翻译研究者开启了“翻译与（载体）物质形态（materiality and translation）”的研究流派,这种研究流派认为“没有超越物质形态的信息,所有意义的生成都受限于该意义所依托的物质载体和传播渠道（Mitchell,C.,2010）”。本研究对科普杂志的选材是试图探索新的科普翻译载体,希望能够引起广大研究者对于科普书籍之外其他传播媒介的兴趣。例如,虽然活力四射的综合科普杂志能在科普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但是二十世纪初许多科普名刊的中译本却命运多舛:如创刊于1872年、销量全球第一的美国生活科学杂志Popular Science,其中文版《科技新时代.Popular Science》创刊于1996年1月,一度是中国读者享受现代科技成果的指南、走近最新生活科技的桥梁,却于2014年10月终止,后来改版成为现在的《科技生活·Popular Science》;创刊于2000年的《大众机械师》是美国主要的机械科普杂志Popular Mechanics的中文版,在中国发行量低迷无法突破,于三年后停刊;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科学与生活》杂志获得美国迪斯尼公司《DISCOVER》杂志授权,在中国大陆的中文版《Discover·科技与生活》读者反响平平,与其在美国原版120万册的发行量来说,有天壤之别;还有意大利科普名刊Newton中文版昙花一现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科普翻译研究者从更大的社会语境下探讨背后的原因。第三,目前科普翻译研究角度多限于翻译策略研究,从而使研究格局单一,缺乏层次性。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选取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的三个中译本进行调查,这三个中译本分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创刊的《科学》、2002年在台湾创刊的《科学人》（繁体）以及2006年创刊的《环球科学》,调查的译文主要取自1979-2007近三十年间的SciAm期刊的新闻特写。Scientific American是美国经典科普杂志,具有170多年的创刊历史,其中的新闻特写在整个杂志中占有重要地位;标题是新闻的“眼睛”,导语是新闻最重要的部分,标题和导语是抓住读者兴趣的最重要的语篇构成。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描写科普翻译作为社会活动的本质,所有语料以SciAm标题和导语的译文作为分析样本。研究借助的理论框架是彻斯特曼的翻译规范理论,整个研究划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采用历时的视角对比《科学》（1979-2000）、《科学》（2002-2005）和《环球科学》（2006-2007）三个时期SciAm译文规律性的译者行为,语料来自创刊初期和重要转折时期的译文,以便较为准确把握译者的翻译策略。基于大量案例统计分析,本文发现:1979-2000年《科学》译文主要采取“直译+意译”的翻译策略,翻译目的是为了满足国家对科技情报准确性及高级科普群体的需求;2002-2005年《科学》杂志被赋予了“将科学知识普及给大众”的新任务,使用翻译变体的策略在标题和导语翻译中渐露端倪,但由于相关翻译策略研究的不成熟,传统的“直译+意译”仍然是主流翻译策略;2006-2007年《环球科学》杂志在中国科学传播发展日益成熟的时期确立了“建立科普话语体系”的办刊原则,译者大量采用了各种翻译变体,其使用频率远远超过直译和意译的使用频率。从第一部分三个时期翻译规范的对比分析,本文可以得出科普翻译活动的社会属性:科普翻译承担了一定时期的社会历史使命,其传意规范要根据赋予的历史使命来确定。研究发现,翻译变体在实现大众科普的社会目的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研究的第二部分采用共时对比的视角,对比了《环球科学》（2006-2007）和《科学人》（2002-2005）两期刊译者社会性最为凸显时期翻译变体的使用规范。对比的基础是译者采用的是翻译变体、并且是规律性的译者行为。这一部分采用“编译”代替第一部分翻译策略的“变译/非正法翻译/翻译变体”,来凸显本研究之新闻体科普文的文本属性。对比从“编译者扮演的交流角色”、“通俗易懂文风的实现”、“感叹号和插图承载的编译目的”等角度着手研究。这些对比基于的传意目的是“教化与娱乐兼具、重视人文关怀和开启公众交流”等现代科普的特征,而不仅仅是“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兼具文采”的传统科普特征。通过对两杂志的对比发现:《环球科学》和《科学人》译者在译文中扮演了社会评论家、科普教师、科技倡导者、科技产品推销员、文学家和寓趣者等角色,其中文学家和寓趣者两种角色是《科学人》杂志经常扮演的,而《环球科学》杂志则较少使用。“通俗易懂”的文风实现方面,研究从“专业词汇、逻辑的处理”和“大众语言”的使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两杂志编译者主要使用删除不译、用熟悉的内容来类比（或建立关联）、直接阐释等方法;而实现译文的“语言大众化”,主要采用三种方法:“与读者对话”、“采用积极修辞”和“使用口头语或俚语”;对比发现,在“采用积极修辞”方面,《科学人》的修辞使用更为丰富,除了比喻、拟人等用于传意清晰化外,还使用了映衬、辞趣等使语言生动活泼的修辞方法,在使用“口头语”方面,《环球科学》较少使用口头语,而《科学人》杂志在标题和导语的翻译上则频繁使用口头语,甚至还使用俚语。感叹号作为非语言交流模式承载了“兴奋与惊讶、强调与召唤、呼告科技产品”的传意功能;而《环球科学》和《科学人》在插图与标题和导语传意关系上的差别在于:后者对标题和导语的设计更重视对插图的阐释。翻译策略是实现翻译规范的重要手段,作为模因具有传承性和模仿性,研究的第三部分试图梳理SciAm三个中文版中的精彩编译案例,建立新闻体科普编译模因池。本研究试图建立四个编译模因子池:目的模因池、手段模因池、位置模因池和积极修辞模因池;其中,目的模因池分为寓趣、求近、通俗化、开启对话、引导评价、政治守门等;手段模因池分为译写模因、改译模因、改写模因、减译和删译模因等;位置模因池分为常在段首的“解释预设点”、分散分布的“解释传意焦点”和常在段末的“总结主题意义”;积极修辞模因池则涵盖实现生动活泼文风可采用的摹声、拟人、映衬、譬喻、辞趣、仿拟、呼告、对偶、概数、设问和感叹等11种修辞手段。“模因”是同一文化的成员间散布的点子、行为、风格或惯用法,这一部分研究意在最大程度地汇集包括台湾在内的华语译者的科普编译策略,来致力于我国科普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因此,本研究三个主体部分分别着眼于新闻体科普翻译活动的社会本质、新闻体科普的编译规范、新闻体科普编译方法库的构建。笔者坦言,以上三方面的研究都是非穷尽的,因为科普翻译活动的历史背景描述可以更细致,编译者对语言和非语言符号的驾驭研究绝无止境,编译方法库也可以不断添加、没有穷尽。希望后续对新闻体科普翻译的研究能够不断丰富这些研究愿景,从而为建立中国科普话语体系建立坚实的后盾。
章米力[6]（2016）在《《黄帝内经》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文中提出中国传统医学的起源一直是个无法下定论的谜,与任何一种技术的起源一样,它之所以陷入谜团,是因为在远古时期并没有这样一个独立的命题。它是早期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将中国医学的起源置于整个华夏文明发端的大传统中考察,是本研究的基本前提。医学起源难以定论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早期文本的缺失。治疗作为一门古老的技艺,几乎与人类发展同步,早在文字诞生之前就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在研究中国医学史的材料中,《黄帝内经》是留存至今最早的完整医学典籍,它系统地展现了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医学主流思想,与百家争鸣的诸子哲学处于类似的时空背景中,深受先秦各流派思想的影响,反之也影响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对《黄帝内经》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丰富的成果,部分结论已经在学界达成基本共识,比如它的成书背景,它所展现的主要哲学思想,它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基础指导作用,它以身体为象征的一系列政治隐喻等。此外,伴随着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志等学术研究在中国的蓬勃发展,新面世的材料与传世医学文本互证,一些《黄帝内经》中引用的古医书似乎找到了应证,传统医学理论与其他材料的比较研究也逐渐受到重视,上述学术进步为研究提供了很多支持。本文是从文学人类学角度来考察《黄帝内经》中的神话历史,通过揭开以神话面貌笼罩在早期传统医学发展上的面纱,理解中国医学文化渐进的内在动力,以及它与华夏文明其他方面的互相影响。文学人类学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尝试之一,它把文献记载与活态文化、考古实物做比较研究,使单薄的证据得以丰富,形成多重释古的立体证据链。因袭前辈学者的创造性思维,目前文学人类学研究已经形成了大、小传统论,“四重证据法”等几个主要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这正是本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论。《黄帝内经》蕴含的“人文治疗”也是传统医学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医学起源与大传统文化无可分割,因此作为技艺的治疗与作为文化的“大文学”亦是无可分割的。西方后现代学派在近半个多世纪进行了深刻反思,对传统文明提出了重新审视的重要见解。医学是这个反思中重要的载体之一,医学与文化的紧密关系,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深刻体现出来。本研究的观察重点是传统医学与华夏文明的关联性。表现方式是将《黄帝内经》及其所代表的传统医学,作为华夏传统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行展示。研究主体部分采用了“四重证据法”,通过传世文献、文字、考古材料、活态文化等证据,论述传统医学中的几个经典概念:道、阴阳、气、风、神明、身体隐喻、神圣数字“五”、祝由,以及黄帝作为有熊氏在早期文明信仰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略作一简述。论述“道”与“阴阳”时,本文将道家理论中的“返胎”作为重要的理解路径,“道”的原型是感生神话,“阴”、“阳”两字含有生殖的意义,从而揭示“卵生—母生—返胎”的古老生命发生轨迹,推理出“混沌神话—母神神话—父权神话”这样一个社会学演变路径。对“气”的认识从开天辟地的神话中开始,“气”的文字演变记录了祭祀仪式和少数民族中仍然保持着的宗教仪式。“气”是想象中人神沟通的载体,墓葬中的金缕玉衣、九窍塞、玉璧以及玉璧上的谷纹等纹样都显示出古人对“气”的运用。“风”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具有感天动地之效,甲骨卜辞和古代文献中的“风”透露出神格,“风”一系的象征体系包括了凤鸟、四方风、四方神。在取象思维的医学体系中多用到“风”的概念,结合西汉年间的占盘、式盘,甚至可以看到科学的萌芽。医学名词“神明”透露出医学相授的秘密社团特性,郭店楚简《太一生水》指示了“神明”是华夏文明创世纪中的“上帝”。从文字角度考察,“神”与“明”结合构成了生化万物,代表天地大道力量的神圣角色。身体与政治的互为象征是传统医学的常见文学表现,“德”字的构造揭示了身内之物“心”与身外之物“道德”的关联。医学史材料中,文献生动记录了麻风病的身体污名化与身体外延的呼应。在考古材料中,两汉墓葬中金缕玉衣是古人成就最高道德的登峰造极之作。“五”是神圣数字,也是传统医学中的生命之数,代表中央,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源于四柱擎天的创世神话,乃天绳交午形成的中央之位。在民俗仪式中,端午节作为阴阳之气交午之节点,蕴含了水与火的对偶模式。被学者推测为河图洛书的凌家滩玉龟玉版的布数方法也体现了中央五的特点。古老的“祝由”通常被认为是情志治疗的一种手段。结合史前及殷周时期的人牲斩首礼、头骨饮器、人头骨祭祀、神兽噬人造型青铜器,可知头颅承载着人之精,人之魂,乃最核心所在。祝由术的目的在于移精变气,道家修炼房中养生术对还原祝由术有一定帮助。此外,黄帝作为《黄帝内经》的依托撰人,实则是“有熊氏”崇拜的无意识延续。“阴阳”、“三阴三阳”观念都与熊崇拜有关。熊是史前神圣动物中的重要角色。楚帛书、楚简记录了熊与帝王身份相合的渐进过程,“熊经鸟伸”等拟熊仿生养生法是大传统中的小传统,以熊为造型的玉器、青铜车进一步证明了熊与伟大生命力之间的关系。总之,《黄帝内经》中所体现的传统医学发生史,与华夏文明发生史高度契合,借助于大传统新知识观,医源考察的时间长度和材料宽度都能够被大大拓展。在现代医学看来,《黄帝内经》的谬误比比皆是,但传统医学整体论的思想体系是值得称道的。如果不将《黄帝内经》的文化价值释放出来,它将在现代医学的批评中沦为历史“糟粕”,埋没了其对中国文学史、哲学史的可期贡献。时至今日,治疗神话仍在延续,了解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在人类无法彻底消解对死亡的畏惧之前,治疗的需求必将伴随整个生命过程。在医学科学求新求变的过程中,反观历史,从而追求生命观的成熟,是《黄帝内经》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期盼所在。
易清清[7]（2014）在《《科技日报》转基因技术报道的框架分析（2000至2014）》文中研究指明从认识动植物的形态与分类到探寻细胞的裂变与遗传,生物学史上每个里程碑式的进展都是人类智慧的伟大结晶。1972年“重组DNA技术”的诞生标志着生物技术的发展进入到以转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时代。转基因技术以飞快的速度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医药、环保、能源以及农业等诸多领域。许多国家将转基因技术作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然而,在转基因技术迅猛发展的同时,其风险也逐一显露并迅速引发国内外公众的关注与探讨。随着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转基因技术风险争议性事件的爆发,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恐惧与抵触情绪不断上升,风险争论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去科学化”与“非理性化”的现象,这不利于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客观认知的形成。新闻媒体,作为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其对“真实”的建构塑造着人们脑海中的“图像”。然而,新闻媒体总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来组织与生产新闻,即新闻框架。新闻框架决定着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以及看不到什么。本研究选题来源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转基因生物风险交流平台构建与沟通平台示范运行”（编号：2011ZX0801）,试图以新闻框架理论为指导,总结国内主流科技媒体《科技日报》转基因技术报道新闻框架的特点,探寻其新闻框架与社会现实中议题演变的关系以及新闻框架形成与变迁的原因。研究发现,《科技日报》的报道框架紧跟现实议题演变,议题框架突出科学技术的积极效益,呈现科学技术的多面风险,总结风险管理的现状与经验；人物框架形成了以专家学者、政府机构与商业团体为话语中心的沟通模式,虽然公众的参与与决策的主体地位逐渐受到重视,但他们仍然徘徊于话语中心的“外围”。时代背景与科技政策、媒体定位与报道风格、新闻常规与内部控制以及新闻记者的个人认知结构是《科技日报》转基因技术报道新闻框架形成与变迁的重要原因。新闻媒体,既是科学家发布科技进展的信息渠道,也是公众参与风险交流与决策的沟通平台。《科技日报》对科技议题的传播方式仍旧过于重视媒体的告知与言说功能,公众则是被动接受知识宣传的“客体”。本文认为只有给予公众平等的沟通与参与机会,才能实现人、科技和社会的良性互动,真正发挥其风险沟通平台的作用。
王保红[8]（2013）在《基于Nature和Science20世纪内容计量分析的科学发展态势研究》文中认为描述科学发展的历史本身就是科学史研究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到目前为止,对20世纪科学的发展态势,很少有全面系统地给予科学史视角的分析论证。因此,本论文将20世纪的科学整体作为研究的对象,选取在国际上影响卓着的最典型的两份综合性科学期刊——Nature和Science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采用内容定量分析方法,分别对Nature和Science1901～2000年各100年间的内容做计量分析,并对20世纪科学发展的内史做了进一步阐释,将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梳理20世纪科学发展的微观历史过程,探索20世纪科学发展动态与趋势,并对21世纪科学发展做一点预测。计量分析的基础是针对计量对象设置出科学有效的计量指标。本文计量指标的设定关键是要对科学进行分类。因此我们首先对现今存在的科学分类方式分六个维度进行了分析,从宏观上对科学分类做了探讨,同时也为本文涉及到的科学的相关词汇进行了界定或说明；其次对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体系及现今采用的实用信息资源学科分类体系,进行了微观上的实证研究。这两方面的研究从理论上厘清了科学的分类,为本文计量分析提供了理论保障和实践基础,也是本文探讨科学发展趋势的理论依据和实际指导。结合计量对象Nature和Science本身所使用的科学分类方式,最后确定了本文的计量指标,并对资料概况、指标的范畴、计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做了详细的陈述。分别对Nature和Science进行计量分析是本文的重点和难点。将Nature内容分13类学科、Science内容分11类学科进行分类统计,按照年代和期刊号生成相应的学科分布表,将此作为原始数据进一步做出学科发展曲线图、柱形图以及比较图,阐明就此反映出的学科发展态势,并将其归于基础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应用科学三大类,分别讨论了其学科发展态势,并与国内外相关研究做了比较分析,得出由Nature和Science各自反映出的20世纪科学发展态势。进一步将Nature和Science共有的六大基础科学、两个人文社会科学以及两个应用科学,分别做相对应的比较分析,得出各个学科的发展态势,以及三大类的相应发展态势,再与国内外相关研究做对比分析,得出Nature和Science共同反映出的20世纪科学发展态势。在此基础上,继续考察各个学科20世纪的发展内史,将计量分析结果与内史的分析论证相结合,归结出各个学科20世纪发展的特点和态势,以及各个学科可能的21世纪发展趋势,最后利用物质层次结构与科学学科结构的关联性分析,阐明了科学发展的关联性、整体性、共融性和逻辑层次性。关于20世纪科学发展总态势,本文提出几点结论：20世纪科学发展以物理学为先导,带动其他基础科学发展,到20世纪下半叶已经成为生命科学的时代；20世纪科学发展整体上是上升的,但有兴盛期、静默期,甚至是停滞和消退阶段的存在；基础科学发现、应用技术发明、改变人类生存模式、再到人文社会价值体系的转变,是科学发展的完整链条等。在20世纪科学发展态势研究的基础上,对21世纪的科学发展做了一点科学预测,认为生命科学、信息科学、材料科学和能源科学将是21世纪的科学前沿,而且物理学和生命科学仍然是可能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学科,21世纪科学将是充分考虑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将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高度融合并生成崭新的综合学科发展的时代。
方益昉[9]（2012）在《生命科技政治特征分析和案例比较研究 ——以黄禹锡事件为轴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者从单向研究科技的进步，到多维关注科技的失衡，从而开始逐步聚焦导致生命科学技术扩张异化的历史与现实案例，以及构成这些案例的相关背景因素,近年来逐步将科技畸化的阐述和讨论，作为主要的学术研究方向之一。本文聚焦当下生命科学技术赖以生存的环境空间，试图建立以政治元素为重点的科学技术历史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①作者研究生命科技异化的目的，无非希望生命科学技术回归本义，让生命科学技术一如既往地成为人类个体和谐生存，人类社会公平正义的推动因素之一。本文关注的科学政治研究和写作，是基于生命科学技术的角度逐步拓展的。这种有关科学政治的研究视角和研究的原则与方法，应该也是可以在科学技术史的其他研究领域中，重复尝试和反复验证的。上述思考与研究，始于2005年下半叶爆发的韩国黄禹锡干细胞生物技术事件。为此，本文就以该事件为轴心，辅以中外科技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以及发生在当下现实生活中的鲜活案例，展开比较研究和平行分析。本文第一章主要阐述了课题缘起、案例选择、立论假设、方法结构、概念界定、目的意义、研究背景以及创新特色。本文的研究特色在于，围绕韩国的黄禹锡事件，通过生物医学专业视角跟踪和剖析了该事件发生以来数年间不断披露和出现的细节，平行分析了决定黄禹锡科学研究成果影响力的其他关键因子。本文主要将发生在中国近代与当代社会的生物医学技术研究与应用案例，比对黄禹锡事件，致力于发掘现实生命科学技术发展中值得警示的因素。本文目前主要关注影响生命科学技术发展的六项关键因素，逐章细化分析：本文第2章讨论科学伦理遭遇国家利益时的历史尴尬，即意识形态往往任意突破科学伦理的底线。通过剖析国家主义在韩国科学巨星黄禹锡腾空与陨落中的表现特征，分析了中国近代科研史上的创举，第一次人工合成胰岛素项目过程中国家主义对科研的影响。此事并非孤例，上世纪50-60年代，李森科主义和遗传学理论在中国遭遇，成为生物学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历史现象。将生命绑架于技术的案例，二次大战中的曼哈顿计划是先例，即将核子技术偏离治病救人的核医学的轨道，转向摧毁生灵的核武器研发。上述案例的共性是，普遍存在违背科学共同体基本原则和基本程序，突出了政治需要、政治正确、违背科学精神、引入军事思维等国家主义的表征。在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下，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与伦理规范全部让位于国家利益，最终干扰着科学进程的纯洁，阻碍着生命科学的健康发展。历史表明，政权维护中不惜将生命科学拿来陪绑，这样一味崇尚国家利益至上，往往会将科学技术研究导向歧路，生命科技最终也会导致对生态的伤害。第3章主要回顾近5年中的干细胞克隆生物科技在新世纪的发展历程。2005年以后，黄禹锡中断干细胞克隆研究，但世界主要干细胞和克隆技术实验中心继续探究，对黄禹锡所有工作成就加以复核与认定，肯定了其在无性繁殖或孤雌繁殖的研究方向上，为干细胞克隆领域获得长足进取提供了依据。于是，生命话语的重心，再次转移到了西方学术共同体，东西方争夺学术话语权的波澜风起云涌。一方面，黄禹锡事件之后，西方获得丰盛的生物克隆和干细胞成果，直至合成生物学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人工生命。另一方面，就在西方抓住机遇全线突破的同时，东方特别是中国生命科学技术的开发应用领域，却倒退至原始竞争阶段，某些骨干企业与技术人员不惜劫持生物技术，频频暴露出滥用技术与概念、危及生命健康的群体性丑闻。中国生命科学相关领域的科学伦理和道德危机集中爆发，直接危害着世界1/5人口的健康与未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来自东西方技术精英再度携手合谋，左右转基因主粮的东进战略。在第4章中，文章不仅将黄禹锡事件中的主要角色黄禹锡个人，还将其他相关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内精英人士的个性特征和所作所为，作为研究重点。同时，作者继续比较了曼哈顿计划中成功反击法西斯的精英共同理念，近代中国生命科学历史事件中，形形色色专业精英人士在阶级斗争年代以来的学术操守，有科技精英自动畸化，沦为行政工具；有科技学术被动畸化，成为外交工具；也有与奸商为伍，出卖灵魂与技术的个体。当下，生物科学技术正在成为政治巨鳄控制政权的玩物，转基因主粮种植的政治博弈中，隐现国际巨鳄的背影，居然有人熟视无睹。文章化繁为简，引证一位中学生的论文，旨在戳破类似皇帝新衣的转基因主粮包装。科学技术由人类发明和利用，研究科学技术首先依赖于从事研究的人类本质，或曰科学精英素质。关键科研人员的关键素质和研究背景，对核心科学技术的发明与维护，对核心专利技术的掌握与应用，对于社会效益可以产生不容忽视的结局。个人的社会属性，愈来愈作用于科技项目。当代历史表明，科学工作者个体无法摆脱政治纠葛的现实困境。在中国生命科学技术领域，更要有针对性地重新呼唤学者的公共意识、独立意志和敬畏精神。第5章解析韩国卢武玄政府为了扶持黄禹锡团队，在人力、财力和国家政策等方面，大开绿灯的细节。但政府在黄禹锡遭受学术争议后，极力利用公权力，力图在第一时间摆脱与黄的瓜葛。至今，韩国政府的举国力挺模式，一直获得中国科技部的极力赏识，类似的政府行为在中国农业部运作转基因主粮市场化过程中集中体现，摆明了政府角色与利益集团的柔性联系。公权在生命科学中的位置相当微妙，美国利用宗教敬畏，试图制衡公权机构在生命科技上的过度出位。目前伦理框架下，到位的公权有助约束民间科学狂人冲撞生命科技伦理底线的危机事件。在我国，芸芸众生满怀善良与感恩之心，习惯将国家与政府概念合二为一，为此，必须明晰概念，国家是一种象征，政府则由一批代表人物集合而成，是行使公权的利益集团，不管他们声称代表国家利益、民众利益、还是其他利益，总之是有着明确利益导向的实体。政府的作为与政府的行政目标，最终有其政治目的，征收巨额税收是其中之一，托词包括维系国家机器的运转能力。学者需要看清政府在科学技术中的角色与目的，即他们坚定的利益诉求。第6章重点讨论资本对于科技发展的现实意义。人类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光游牧在农业社会，产生了生物技术历史上的童贞交流与人文牧歌，无欲无求，延绵生灵。公权与资本尚未崛起之时，技术与产品传播全球，养育人类。遇到全球航海契机，一面带来技术与产品的交流，同时也带来了控制和征服。封建时代利用生物技术，比如中国的茶叶技术与产品，可以统治约束异族，但是中国从来没有过度利用这项先进武器。西方最后操起生物技术武器，大打经济战略，鸦片贸易就是西方击溃中国的技术亮器之一，烟草紧随其后，至今遗患中国。新世纪以来，西方的资本与技术结合，不仅在中国、韩国等东方国家的技术领域，同时也在与其相关的金融资本领域展开全面防线与围剿，韩国黄禹锡事件与中国的股市新宠海普瑞，以及外资操控下越来越多中国张略农产品等，先扬后抑，笼罩在西方战略的阴影下。资本市场上生物技术产业的波动，与国际资本在生物技术研发、产业化和资本化上的作为，不仅是新兴的高技术博弈领域，也是资本追逐利润的新天地。生物技术和产品的战略规划布局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同步关联，为新世纪资本寻求技术中的利润，铺垫了逻辑依据。今日西方继续施展掌握生物技术控制力量的决心，启示我们不能轻视转基因主粮技术与产品背后的政治力量。资本与政治的天然联系，在现代生命科技中具有历史性的同盟关系。第7章讨论了黄禹锡事件中媒体报道及其产生的效果，这一结论的获得，部分是通过统计分析主要网络媒体的海量报道数据，了解了东西方媒体报道中的系统性倾向，揭示了大众文化与科技传媒的关系。在科技媒体报道诠释生命科学技术主题及其文化外延中，要求自律负责的媒体主动提升科技素质与职业道德，从而达到促进社会公众科学文化提升的目的，共同抵御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负面误导。近年来，我国媒体做出大量的“洪氏人人百岁”报道，“张氏绿豆治病”报道，“马氏独创治病”和“李氏道家养生”报道等等，大众媒体在涉及生命话语时，不断表现失常。我们主张科学传媒的专业精神与现实意义，重视它对公众生命话语把握的导向作用。为此，不仅需要鼓励媒体在社会发展中的正面作用，也要警惕一旦出现媒体运作泛滥，将对生命健康的产生无穷威胁。合理运用信息化时代媒体技术，是生命科技话语掌控，及其影响力施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关键因素。本文最后一章概括了四项研究结论：1．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已经不再是实验中隔离净化培养出来的尤物。2．现代生命科学技术至少与意识形态、话语竞争、学者操守、政府作为、资本野心和文化传媒等外界因子具备互动联系。3．现代生命科学的良性发展环境与健康运用背景，取决于上述外部因子的综合平衡。4．生命科学政治研究项目，着力揭示与探讨涉及上述研究因子的平衡艺术。最后，基于目前的初步研究，文末也强调了未来的研究重点有待深化，制定了预计的研究框架，即从单一因子的科学相关元素分析，开始侧重二元复合因子分析。
李嘉[10]（2010）在《生物经济引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初探》文中研究指明人类社会迄今已经经历了四个经济时代的变迁,相应的形成了狩猎采集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四种经济形态。目前,信息经济已由创新阶段进入成本竞争阶段,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内在冲动会激励技术不断创新和突破,以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研发与应用为基础的生物科技革命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又一次伟大的技术变革,由此形成的生物产业将成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主导或支柱产业和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其必将启动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生物经济时代的来临。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日益关注,在医药保健、营养卫生、资源环境等领域产生了强烈预期和需求。与之相对应,“人口剧增、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等痼疾深深困扰着人类的发展和进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基础研究不断取得重大突破,由此引发的生物技术原始创新成果在医疗保健、农业、环保、再生能源、轻化工、食品及生物智能等重要领域对改善人类健康与生存环境、提高农牧业和工业产量与质量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日趋显着。生物科技已经成为国际科技竞争的焦点和全球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统计结果显示,生物产业的销售额每5年翻一番,增长率高达25%-30%,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10倍左右。照此发展趋势,2020年以后,生物产业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生物经济也将进入其成熟阶段。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印度、古巴、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政府都对生物经济的发展在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上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支持,其中发达国家政府在生命科学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及产业化方面政策灵活、投入充足、体制先进,整体处于领先水平。我国生物技术产业总体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领先地位,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在生命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及生物技术产业化方面存在较大差距。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领土、领海广袤的发展中国家,生物种质资源丰富,发展生物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综观世界生物产业发展趋势,未来15年左右的时间将是我国生物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当前我国生物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口,抓住这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遇,我国就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先进水平的差距,甚至有可能在某些领域或某些行业实现赶超,带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反之,我国不能突破在资金、技术、人才、政策及法律等方面的制约因素,将会使我国生物技术产业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不断扩大。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下,一旦跨国公司形成市场垄断后,我国不仅失去跨越式发展的先机,民族生物产业也将走向边缘化,再次与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失之交臂。通过对国内外生物经济发展实践进行科学、全面地分析和总结,梳理凝练出十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生物经济发展模式范例:一、二、三产业相融合发展模式;高原山区沟域发展模式;并购、合作发展模式;生物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以价值链为核心的网状和条状集聚模式;产、学、研、官、金相结合发展模式;“分散-集中式”—公司+科研+政府+基地+农户发展模式;国际合作发展模式;生物技术自主创新模式;大型跨国生物公司及生物技术创业公司发展模式,这些经验模式必将对我国现有的生物企业、生物技术创业公司以及即将介入生物产业的大型国企产生示范和推动作用。综合以上分析,针对性提出我国生物经济发展对策建议。（1）生物产业立国战略。我国生物产业秩序尚不规范,相关产业政策缺失,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物产业政策体系十分必要。我国生物产业即将成为国家“十二五”规划新兴战略产业之一,通过制定“中国生物产业政策大纲”;建立健全生物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尽快提升其到立国战略高度。（2）体制创新战略。根据生物经济特征和成长规律,切实形成有利于加快产业发展的体制和制度。政府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增加市场要素的流动效率和保证其正确的流向,并对有着很大外部效应、逐利性私人企业不愿投入的要素予以支持。（3）技术创新战略。我国应当推进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创新,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并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从而加强我国基础研究和前沿高技术研究的原始性创新,努力实现从以跟踪模仿为主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深刻转变,才能提高我国的生物技术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水平。（4）知识产权、标准化战略。技术标准的实质和核心就是技术体系中对于技术所拥有的知识产权。为此,培育和发展国家综合竞争能力,大幅度提高自主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的综合能力,推动技术创新、技术扩散,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完善知识产权的法律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5）人才战略。我国应当推进科技人才制度创新,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培养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并吸引海外优秀留学人员归国创业,从而造就一支尖子人才队伍,这是生物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6）资金战略。我国要形成既有政府拨款、又有企业自筹资金,既有国内金融贷款、又有国外金融投入,既有无偿使用的经费、又有有偿使用的资金,从而建立全社会多渠道、多形式的投融资体系,为生物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7）生物资源保护战略。完善生物资源管理的法规和制度,建立和健全国家生物资源的收集、整理、保藏与利用体系,建立濒危野生动植物基因资源库,进一步加强我国濒危野生动植物基因资源的保护和管理,防止我国重要基因资源流入别国。（8）国际化战略。我国利用潜在的巨大市场的比较优势,按照国际惯例积极与大型跨国公司建立战略联盟关系,在国内合作建立合资企业,合作开发新产品,合作开拓国际市场,学习发达同家的高科技企业的管理经验。（9）其他对策建议。制定适应生物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增值税、所得税等税种进行改革;优化组织管理体系,加强组织领导和统一规划,促进生物产业健康、协调、快速发展;优化管理基础,加强统计工作;优化国民教育,举国各界同心合力,积极营造生物经济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以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研发与应用为基础的生物科技革命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又一次伟大的技术变革,我们由于闭关锁国已经错过工业革命发展的良机,由于十年文革已经痛失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黄金发展机遇,我们没有理由再次丧失生物技术革命带来的这次飞跃式发展的良机。目前,只有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生物经济发展现状,找到限制其发展的制约因素,并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采取相应的发展模式和一系列的对策措施,我国才能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占有一席之地,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家蚕基因组研究又获重大突破的消息受到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家蚕基因组研究又获重大突破的消息受到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论文提纲范文）
（1）合成生物学的伦理学反思 ——一种责任伦理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2. 合成生物学何以成为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
| 2.1. 什么是合成生物学? |
| 2.1.1. 人类认识生命的里程碑: 从分析还原到合成建构 |
| 2.1.2. 合成生物学的研究内容 |
| 2.2. 合成生物学的研究范式 |
| 2.2.1. “构物致知”的合成生物学 |
| 2.2.2. “构以致用”的合成生物学 |
| 2.3. 合成生物学的本质 |
| 2.3.1. 合成生物学的特征 |
| 2.3.2. 科学、技术还是工程? |
| 2.4. 本章小结 |
| 3. 合成生物学责任伦理研究的理论框架 |
| 3.1. 汉斯·尤纳斯的“形而上学”责任伦理 |
| 3.1.1. 未来导向的伦理学 |
| 3.1.2. 责任伦理的理论论证 |
| 3.1.3. 责任伦理对合成生物学研究的启示 |
| 3.2. 汉斯·伦克的责任伦理体系 |
| 3.2.1. 责任类型的划分 |
| 3.2.2. 明晰责任类别对合成生物学研究的启示 |
| 3.3. 负责任创新的责任伦理基础 |
| 3.3.1. 负责任创新的概念及内涵 |
| 3.3.2. 合成生物学的负责任创新 |
| 3.4. 本章小结 |
| 4. 合成生物学的伦理问题与责任 |
| 4.1. 合成生物学的概念性伦理问题 |
| 4.1.1. “扮演上帝”的伦理争议 |
| 4.1.2. 合成生物学对生命概念的挑战 |
| 4.1.3. 合成生物实体的道德地位 |
| 4.1.4. 合成生物学对人类尊严的挑战 |
| 4.2. 合成生物学的非概念性伦理问题 |
| 4.2.1. 生物安全风险 |
| 4.2.2. 生物安保风险 |
| 4.2.3. 新物种的挑战 |
| 4.3. 合成生物学的伦理问题与“叙事” |
| 4.3.1. 围绕合成生物学的不同叙事视角 |
| 4.3.2. 联想、科学想象与共情 |
| 4.3.3. 合成生物学叙事中的隐喻及其伦理意涵 |
| 4.4. 针对不同的伦理问题应该树立不同的责任观 |
| 4.5. 本章小结 |
| 5. 负责任地发展合成生物学 |
| 5.1. 合成生物学的未来展望 |
| 5.1.1. 合成生物学的风险评估 |
| 5.1.2. 合成生物学与远景评估 |
| 5.2. 合成生物学的伦理监管及其责任体系 |
| 5.2.1. 合成生物学的伦理监管原则 |
| 5.2.2. 合成生物学伦理监管的责任体系 |
| 5.3. 我国合成生物学研发的伦理与行动规范建议 |
| 5.3.1. 合成生物学研发行为应遵循的基本伦理原则 |
| 5.3.2. 合成生物学研发行为应遵循的伦理规范 |
| 5.3.3. 合成生物学研发人员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
| 5.3.4. 合成生物学研发人员的行动规范建议 |
| 5.4.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创新点 |
| 6.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2）20世纪50年代以来天体生物学的起源、发展与建制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问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 前人研究综述 |
| 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创新点与基本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地外生物学的兴起——20 世纪50 年代的科学变革 |
| 1.1 米勒实验与生命起源理论的范式转变 |
| 1.1.1 米勒实验的历史过程 |
| 1.1.2 米勒实验引发的科学争议 |
| 1.1.3 米勒实验的社会影响 |
| 1.1.4 米勒实验的意义探讨 |
| 1.2 国际生命起源大会与生命起源研究的组织更新 |
| 1.2.1 国际生命起源大会的历史背景 |
| 1.2.2 首届国际生命起源大会概况 |
| 1.2.3 生命起源大会的制度化与学科发展 |
| 1.3 地外生物学——航天竞赛与行星免疫 |
| 1.3.1 人造地球卫星1 号带来的冲击 |
| 1.3.2 莱德伯格关于太空探测的思考:行星免疫学 |
| 1.3.3 地外生物学的提出及内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火星生命探测——20 世纪60-70 年代的地外生物学实践 |
| 2.1 火星生命的历史渊源 |
| 2.1.1 月亮骗局 |
| 2.1.2 火星运河与火星科幻 |
| 2.1.3 新技术与新证据 |
| 2.2 水手4 号——火星生命探测争论及影响 |
| 2.2.1 火星生命探测的历史背景 |
| 2.2.2 三次研讨会与逐步推进的火星生命探测计划 |
| 2.2.3 学术争议:科学界的反对方 |
| 2.2.4 水手4 号探测结果与争议 |
| 2.3 海盗计划与地外生物学的沉寂 |
| 2.3.1 地外生命探测仪器的研制 |
| 2.3.2 海盗计划的实施与生物实验结果 |
| 2.3.3 生物解释与化学解释的争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航天实测之外的地外生物学研究——20 世纪60-80 年代的多学科参与 |
| 3.1 默奇逊陨石与星际分子——地外有机物与天地统一性 |
| 3.1.1 默奇逊陨石的发现与解读 |
| 3.1.2 星际有机分子的确认 |
| 3.2 嗜极生命——原始生命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
| 3.2.1 沃尔夫阱与南极生物 |
| 3.2.2 海底热液喷口的古细菌 |
| 3.3 搜寻地外文明计划——理论与实践 |
| 3.3.1 SETI的理论基础 |
| 3.3.2 SETI的初期实践 |
| 3.4 类蛋白质微球到RNA世界——代谢优先到遗传优先 |
| 3.4.1 福克斯的类蛋白质微球学说 |
| 3.4.2 RNA世界假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天体生物学的复兴与建制化——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学科建设 |
| 4.1 陨石背后的科学与政治 |
| 4.1.1 火星陨石的发现和确认 |
| 4.1.2 ALH84001 的解读与争议 |
| 4.1.3 火星政策转向——陨石解读背后的政治因素 |
| 4.2 美航局天体生物学研究所的创立与发展 |
| 4.2.1 天体生物学的名称来源与学科范畴 |
| 4.2.2 美航局天体生物学研究所的创立 |
| 4.2.3 天体生物学研究所的发展与成果 |
| 4.3 学术刊物与学科教材——科研与教育的主阵地 |
| 4.3.1 《天体生物学》的10 年计量分析(2001-2010) |
| 4.3.2 天体生物学学科教材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系外行星与系内新目标——21 世纪新研究动向 |
| 5.1 系外行星与宜居带——宇宙微观结构再认识 |
| 5.1.1 系外行星的发现 |
| 5.1.2 系外行星的搜寻及特征 |
| 5.1.3 宜居带的定义与意义 |
| 5.2 欧罗巴与泰坦——巨行星卫星的宜居性 |
| 5.2.1 先驱者号、旅行者号与外太阳系探测 |
| 5.2.2 欧罗巴与泰坦的宜居性——新证据与新方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天体生物学相关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
| 6.1 20 世纪上半叶生命起源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
| 6.1.1 随《字林西报》传入中国的生命起源知识 |
| 6.1.2 中国学者主动翻译、引进的生命起源学说 |
| 6.1.3 生命起源传播影响——以罗广庭事件和奥巴林学说为例 |
| 6.2 天体生物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
| 6.2.1 新媒体中的天体生物学 |
| 6.2.2 通过翻译引入的学术与科普作品 |
| 6.2.3 本土天体生物学研究与航天战略演变 |
| 第七章 结语 |
| 天体生物学兴起的两股历史传统 |
| 天体生物学发展的历史脉络 |
| 天体生物学的发展逻辑 |
| 天体生物学的意义探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词 |
（3）沟通“不确定性”：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转基因议题的发展与影响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作为社会公共议题的科学知识传播 |
| 一、科学知识传播的演变与实践 |
| 二、“科学媒体化”：转基因议题的媒体呈现 |
| 三、转基因议题带来的“不确定性”沟通与知识争论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转基因议题、沟通“不确定性”与知识传播 |
| 一、科学知识传播中的转基因议题研究 |
| 二、媒体与转基因议题的“不确定性”沟通研究 |
| 三、媒体与科学家、社会公众的关系探讨 |
| 四、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建构研究 |
| 第三节 理论工具：理解科学的知识社会学取向 |
| 一、作为知识的转基因议题 |
| 二、科学知识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
| 三、语境成为科学知识传播的重要变量 |
| 第四节 研究意义与研究目的 |
| 一、研究意义与价值 |
| 二、研究目的与内容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文本选择与说明 |
| 第二章 转基因议题的知识表征与“不确定性”语境 |
| 第一节 转基因议题的演变逻辑与知识特征 |
| 一、转基因议题的演变逻辑 |
| 二、转基因议题的知识构成要素及特征 |
| 第二节 转基因议题的多元知识争论 |
| 一、转基因技术与产品的安全性问题 |
| 二、转基因的引进与商业化推广问题 |
| 三、转基因技术与产品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问题 |
| 第三节 转基因议题的“不确定性”语境特征 |
| 一、科学技术自身的“不确定性” |
| 二、被媒体建构的科学“不确定性” |
| 三、被各相关利益主体认知的科学“不确定性” |
| 第三章 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实践与“不确定性”呈现 |
| 第一节 中美转基因议题的媒体报道趋势变化 |
| 一、我国转基因议题的“注意周期” |
| 二、美国转基因议题的“注意周期” |
| 三、中美转基因议题的空间互动 |
| 第二节 我国转基因议题的媒体框架与知识实践 |
| 一、议题内容与分布：经济与全球化议题占据主导 |
| 二、消息来源：科学专家成为重要信源 |
| 三、话语立场：先“挺”后“反”的话语实践 |
| 四、知识属性：陈述性知识与程序性知识生产呈现不对等特征 |
| 第三节 转基因议题的科学“不确定性”呈现 |
| 第四章 转基因议题的知识争论与“不确定性”沟通 |
| 第一节 反思冲突：转基因议题的知识生产困境 |
| 一、“挺转”、“反转”之争背后的冲突性科学话语 |
| 二、转基因议题的理性冲突与多元对话 |
| 三、冲突性科学话语开启“不确定性”沟通的可能性 |
| 第二节 化解冲突：转基因议题传播的修辞策略 |
| 一、修辞资源：运用科学理论与论证依据 |
| 二、修辞工具：引入专业身份与知识背景 |
| 三、修辞技巧：使用数据/实例 |
| 四、修辞手段：诉诸于权威声誉 |
| 第三节 超越冲突：科学与媒体的冲突与合作 |
| 一、媒体在转基因议题传播中的角色功能 |
| 二、科学家与媒体的互动关系 |
| 三、科学家与媒体的知识对话与沟通 |
| 第四节 转基因议题的科学“不确定性”沟通 |
| 第五章 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共享与“不确定性”管理 |
| 第一节 由“专业知识”到“公共知识”：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共享 |
| 一、新的科学概念与转基因议题的勾连关系 |
| 二、由“科学问题”向“社会公共议题”的构建 |
| 三、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协商与共享 |
| 第二节 由“知晓”到“理解”：公众科学素养的完善与提升 |
| 一、跨越公众与科学之间的知识鸿沟 |
| 二、打破公众与专家之间的专业壁垒 |
| 三、建立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对话关系 |
| 第三节 “知识联盟”：转基因议题的“不确定性”管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4）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科技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科技传播理论与实务研究 |
| 1.2.2 微信公众号平台与科技传播研究 |
| 1.2.3 科技类微信公众号的个案研究 |
| 1.2.4《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相关研究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知识分子》科技传播的内容 |
| 2.1 研究样本的选取及类目建构 |
| 2.1.1 研究样本选取 |
| 2.1.2 类目建构 |
| 2.2《知识分子》推文内容分析 |
| 2.2.1 科学领域分析 |
| 2.2.2 科学主题分析 |
| 2.2.3 推文来源分析 |
| 2.2.4 情感倾向分析 |
| 2.2.5 推文篇幅分析 |
| 2.3《知识分子》推文内容特点 |
| 2.3.1 包含丰富的科学内容 |
| 2.3.2 科学主题紧密联系社会实际 |
| 2.3.3 推文内容坚持原创 |
| 2.3.4 突出内容深度 |
| 2.4《知识分子》科技传播内容媒体显着性及其影响因素 |
| 2.4.1 科技传播内容媒体显着性 |
| 2.4.2 科技传播内容媒体显着性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三章《知识分子》科技传播的主体 |
| 3.1《知识分子》科技传播主体的类型 |
| 3.1.1 科学家群体 |
| 3.1.2 专业媒体人 |
| 3.1.3 普通用户 |
| 3.2 《知识分子》科技传播主体的特点 |
| 3.2.1 内容生产者专业能力强 |
| 3.2.2 媒体编辑者业务水平高 |
| 3.2.3 普通用户参与呈上升趋势 |
| 第四章《知识分子》科技传播的方式 |
| 4.1 多种媒体渠道传播 |
| 4.1.1 微信公众号聚合科技内容 |
| 4.1.2 新媒体平台分发科技内容 |
| 4.2 科技群体传播 |
| 4.2.1 组建科学家群体 |
| 4.2.2 组织科技传播者群体 |
| 4.3 多种表现形式传播 |
| 4.3.1 融合使用多媒体 |
| 4.3.2 准确使用参考资料 |
| 4.3.3 上线“创作性非虚构写作”项目 |
| 4.4 科技活动传播 |
| 4.4.1 举办公众号福利活动 |
| 4.4.2 举办线下主题活动 |
| 第五章《知识分子》科技传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
| 5.1《知识分子》科技传播存在的问题 |
| 5.1.1 媒介手段使用方式简单 |
| 5.1.2 重内容输出轻用户互动 |
| 5.1.3 科技信息传播存在少量差错 |
| 5.1.4 专业性过强形成知识屏障 |
| 5.2《知识分子》科技传播的改进建议 |
| 5.2.1 创新使用媒介传播形式 |
| 5.2.2 建立多元有效互动方式 |
| 5.2.3 严格把关避免传播失误 |
| 5.2.4 拓展选题贴近用户生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调查问卷 |
| 附录B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附录C 攻读学位期间所参加的学术实践活动目录 |
| 致谢 |
（5）科普杂志翻译规范研究 ——基于SciAm三个译本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意义 |
| 1.5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科普概念研究”综述 |
| 2.1.1 科普模式的演进 |
| 2.1.2 以“公众理解科学”为核心的西方现代科普 |
| 2.1.3 现代科普的内涵特征 |
| 2.1.4 现代科普的重要手段：新闻体科普文 |
| 2.2“科普翻译研究现状”综述 |
| 2.2.1 立足于“传统科普” |
| 2.2.2 研究成果匮乏 |
| 2.2.3 研究内容简述 |
| 2.2.4 国内科普翻译研究的缺陷 |
| 2.3“翻译规范理论”综述 |
| 2.3.1 翻译模因与翻译规范 |
| 2.3.2 翻译规范理论解析 |
| 2.3.3 翻译策略与翻译规范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及中译本 |
| 3.1 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简介 |
| 3.2 SciAm的三个中译本 |
| 3.2.1《科学》发行背景及命运 |
| 3.2.2《环球科学》发行背景及现状 |
| 3.2.3《科学人》发行背景及现状 |
| 3.2.4 小结 |
| 3.3 SciAm文本分析 |
| 3.3.1 科普杂志与新闻特写 |
| 3.3.2 标题和导语 |
| 3.3.3 SciAm标题与导语的分析 |
| 3.3.4 小结 |
| 第四章《科学》—《环球科学》翻译规范的历时分析 |
| 4.1《科学》（1979-2000）译文的分析 |
| 4.1.1 关系规范：译文与原文极似 |
| 4.1.2 传意规范特点 1：消极传意 |
| 4.1.3 传意规范特点 2：社会文化语境不连贯 |
| 4.1.4 期望规范：科技情报与高端科普 |
| 4.2《科学》（2002-2005）译文的分析 |
| 4.2.1 关系规范：极似与近似交融 |
| 4.2.2 传意规范：意译和变译优化传意 |
| 4.2.3 新旧翻译规范的竞争共存 |
| 4.2.4 期望规范：向“大众科普”转变 |
| 4.3《环球科学》（2006-2007）译文的分析 |
| 4.3.1 关系规范：“不似”成为主流 |
| 4.3.2 传意规范特点 1：社会文化语境连贯 |
| 4.3.3 传意规范特点 2：积极传意 |
| 4.3.4 期望规范：科学传播与科普话语体系 |
| 4.4 科普翻译规范历时对比阐述 |
| 4.4.1《科学》（1979）—《环球科学》（2007） |
| 4.4.2《环球科学》（2007）—《环球科学》（2009） |
| 第五章《环球科学》与《科学人》翻译规范的共时对比 |
| 5.1“编译”：新闻文本中的“变译” |
| 5.2 编译者扮演的角色 |
| 5.2.1 社会评论家 |
| 5.2.2 科普教师 |
| 5.2.3 科技倡导者 |
| 5.2.4 科技产品推销员 |
| 5.2.5 文学家 |
| 5.2.6 寓趣者 |
| 5.2.7 小结 |
| 5.3 编译者对通俗文风的创造 |
| 5.3.1 对专业词汇、逻辑的处理 |
| 5.3.2 大众语言的使用 |
| 5.3.3 小结 |
| 5.4 编译者对感叹号的使用 |
| 5.4.1 兴奋与惊讶 |
| 5.4.2 强调和召唤 |
| 5.4.3 呼告—特殊的召唤 |
| 5.4.4 分析与小结 |
| 5.5 编译者对插图的利用 |
| 5.6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新闻体科普编译模因池的构建 |
| 6.1“模因”的内涵 |
| 6.2 编译目的模因 |
| 6.2.1 寓趣 |
| 6.2.2 求近 |
| 6.2.3 通俗化 |
| 6.2.4 开启对话 |
| 6.2.5 引导评价 |
| 6.2.6 政治守门 |
| 6.3 编译手段模因 |
| 6.3.1 译写 |
| 6.3.2 改译 |
| 6.3.3 改写 |
| 6.3.4 减译和删译 |
| 6.4 编译位置模因 |
| 6.4.1 段首：预设点 |
| 6.4.2 分散：传意焦点 |
| 6.4.3 段末：主题意义 |
| 6.5 积极修辞模因 |
| 6.5.1 摹声 |
| 6.5.2 拟人 |
| 6.5.3 映衬 |
| 6.5.4 譬喻 |
| 6.5.5 辞趣 |
| 6.5.6 仿拟 |
| 6.5.7 呼告 |
| 6.5.8 对偶 |
| 6.5.9 概数 |
| 6.5.10 设问 |
| 6.5.11 感叹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内容总结 |
| 7.2 局限与不足 |
| 7.3 前景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6）《黄帝内经》的文学人类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内经》研究回顾 |
| 第三节 “文学治疗”研究回顾 |
| 本章小结：研究缘起与文献综述 |
| 第二章 理论与方法 |
| 第一节 大、小传统视野 |
| 第二节 突破文献的知识考古 |
| 第三节 神话—原型批评 |
| 第四节 “四重证据法”探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治疗中的“文学” |
| 第一节 文学及其人类学转向 |
| 第二节 文学中的“医者”、“病”与“治疗” |
| 第三节 疾病的神话历史 |
| 第四节 华夏文明大传统中的治疗 |
| 第五节 “文学”在《内经》中的体现 |
| 第六节 《内经》“文学”的疗效 |
| 本章小结：神话与治疗谱系的梳理 |
| 第四章 《内经》大传统原型详析 |
| 第一节 圣熊与“黄帝” |
| 第二节 “道”与“阴阳”生殖起源说 |
| 第三节 与“神明”对话 |
| 第四节 身体与德政 |
| 第五节 风的神格与物格 |
| 第六节 生命之数“五” |
| 第七节 神话之“气” |
| 第八节 祝由的隐喻 |
| 第五章 “文学治疗”建构文化 |
| 第一节 医学与文学 |
| 第二节 医学与哲学 |
| 第三节 《内经》与“文学治疗” |
| 第四节 现代社会需要“文学治疗” |
| 第五节 永不消失的“文学”疾病 |
| 本章小结：为什么需要“文学治疗”？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论文表格列表 |
| 附录二 :论文插图列表 |
| 附录三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在读期间发表媒体文章情况 |
| 致谢 |
（7）《科技日报》转基因技术报道的框架分析（2000至201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现状 |
| 1.2.1 国内外转基因技术媒体报道现状 |
| 1.2.2 传播学视野下转基因技术的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及思路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思路 |
| 2.研究准备：核心概念、理论基础、研究设计 |
| 2.1 核心概念：转基因技术 |
| 2.2 理论基础：框架理论 |
| 2.2.1 框架理论的学术渊源 |
| 2.2.2 框架与新闻框架 |
| 2.2.3 框架分析的研究路径 |
| 2.2.4 国内外框架理论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3 研究设计 |
| 2.3.1 媒体的选择 |
| 2.3.2 时间的限定 |
| 2.3.3 样本的收集 |
| 3.《科技日报》转基因技术报道的框架分析 |
| 3.1 《科技日报》转基因技术报道框架的类目设置 |
| 3.1.1 《科技日报》转基因技术报道消息来源的类目设置 |
| 3.1.2 《科技日报》转基因技术报道报道主题的类目设置 |
| 3.1.3 《科技日报》转基因技术报道新闻体裁的类目设置 |
| 3.1.4 《科技日报》转基因技术报道文本叙述策略的类目设置 |
| 3.2 《科技日报》转基因技术报道的框架分析 |
| 3.2.1 《科技日报》转基因技术报道的人物框架分析 |
| 3.2.2 《科技日报》转基因技术报道的议题框架分析 |
| 3.3 《科技日报》转基因技术报道的框架变迁 |
| 4.研究结论与原因探析 |
| 5.研究局限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论文数据来源 |
| 附录二：研究生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8）基于Nature和Science20世纪内容计量分析的科学发展态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1 选题目的与意义 |
| 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3 研究思路及内容结构 |
| 4 难点、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科学的分类与计量的基础 |
| 1.1 科学分类的维度分析 |
| 1.1.1 科学的一维分类 |
| 1.1.2 科学的二维分类 |
| 1.1.3 科学的三维分类 |
| 1.1.4 科学的四维分类 |
| 1.1.5 科学的五维分类 |
| 1.1.6 科学的六维分类 |
| 1.2 科学分类的实证研究 |
| 1.2.1 国际标准学科分类体系 |
| 1.2.2 国际标准自然科学学科分类体系 |
| 1.2.3 国际实用信息资源学科分类体系 |
| 1.2.4 国际实用信息资源自然科学学科分类体系 |
| 1.2.5 结论与启示 |
| 1.3 计量指标的设定 |
| 1.3.1 资料来源 |
| 1.3.2 计量指标的确定与范畴 |
| 1.3.3 计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 第二章 NATURE 1901-2000内容的计量分析 |
| 2.1 NATURE的综述 |
| 2.2 NATURE 1901-2000内容的计量分析 |
| 2.2.1 NATURE反映的基础科学发展态势 |
| 2.2.2 NATURE反映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态势 |
| 2.2.3 NATURE反映的应用科学发展态势 |
| 2.2.4 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比较分析 |
| 2.3 从NATURE反映出的20世纪科学发展态势 |
| 第三章 SCIENCE 1901-2000内容的计量分析 |
| 3.1 SCIENCE的综述 |
| 3.2 SCIENCE 1901-2000内容的计量分析 |
| 3.2.1 SCIENCE反映的基础科学发展态势 |
| 3.2.2 SCIENCE反映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态势 |
| 3.2.3 SCIENCE反映的应用科学发展态势 |
| 3.3 从SCIENCE反映出的20世纪科学发展态势 |
| 第四章 NATURE和SCIENCE的计量结果比较分析及验证 |
| 4.1 总信息量的比较 |
| 4.2 NATURE和SCIENCE反映出的科学发展态势对比分析 |
| 4.2.1 基础科学发展态势对比分析 |
| 4.2.2 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态势对比分析 |
| 4.2.3 应用科学发展态势对比分析 |
| 4.2.4 与国内外对NATURE和SCIENCE相关研究的比较分析 |
| 4.3 NATURE和SCIENCE共同反映出的20世纪科学发展态势 |
| 第五章 20世纪科学发展态势分析 |
| 5.1 20世纪基础科学发展态势研究 |
| 5.1.1 20世纪生物学发展态势 |
| 5.1.2 20世纪化学发展态势 |
| 5.1.3 20世纪地球科学发展态势 |
| 5.1.4 20世纪数学发展态势 |
| 5.1.5 20世纪物理学发展态势 |
| 5.1.6 20世纪天文学发展态势 |
| 5.2 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态势研究 |
| 5.2.1 20世纪人类学发展态势 |
| 5.2.2 20世纪历史学及艺术与文学发展态势 |
| 5.3 20世纪应用科学发展态势研究 |
| 5.3.1 20世纪医学发展态势 |
| 5.3.2 20世纪工程技术发展态势 |
| 5.4 20世纪科学发展总态势分析 |
| 结束语 21世纪科学发展趋势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NATURE 20世纪内容统计表 |
| 附录2 SCIENCE 20世纪内容统计表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生命科技政治特征分析和案例比较研究 ——以黄禹锡事件为轴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研究方法与学术背景 |
| 1.1 课题缘起与案例选择 |
| 1.2 立论假设与研究方法 |
| 1.3 概念界定与论文结构 |
| 1.4 研究目的与创新意义 |
| 1.5 科学政治学研究背景 |
| 第2章 科学伦理遭遇国家利益：意识形态至上任意突破科学底线 |
| 2.1 黄禹锡崛起过程中蕴涵国家主义特征 |
| 2.1.1 从高高举起到轻轻放下 |
| 2.1.2 GDP曲线上的一个拐点 |
| 2.1.3 黄禹锡事件并非孤立的科学史案例 |
| 2.2 从化学合成胰岛素案例看国家主义特征 |
| 2.2.1 兵团决战挤破急功近利的科研泡沫 |
| 2.2.2 回归科学共同体研究范式收获成果 |
| 2.2.3 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拒绝诺贝尔情结 |
| 2.2.4 政治意识指导科研模式完全失败 |
| 2.3 遗传学理论也要服从革命需要 |
| 2.3.1 生物学概念丰富了毛泽东思想 |
| 2.3.2 李森科学说挑动国家政治利益 |
| 2.3.3 遗传学终究只是权争的牺牲品 |
| 2.4 曼哈顿计划中的国家主义特征 |
| 2.4.1 放射医学:核子技术的理想归宿 |
| 2.4.2 原子弹:曼哈顿计划毁灭了生灵 |
| 2.5 我国生命科技史上的国家主义：衰落还是兴起 |
| 第3章 西方的进展与东方的失衡：后黄禹锡时代生命科技的发展与应用 |
| 3.1 聚焦“孤雌繁殖”：黄禹锡启发了干细胞学术思路 |
| 3.2 二年突破三项干细胞研究纪录的西方学术圈奇迹 |
| 3.3 后黄禹锡时代的干细胞与克隆技术研究成果总汇 |
| 3.4 合成生物学引领人类科技制造首例人造生命雏形 |
| 3.5 缺乏科技敬畏的中国社会技术开发危及生命健康 |
| 3.5.1 粗放型的添加剂技术泛滥在危害生命健康的食品安全领域 |
| 3.5.2 专业监管缺位下引进的新技术意外加剧了食品安全危机 |
| 3.5.3 技术与资本的内外勾结主导了转基因主粮种植逐利中原 |
| 第4章 人格操守影响科学伦理：解读生命科学事件中的精英作为 |
| 4.1 黄禹锡事件中的关键人物与行为操守 |
| 4.2 曼哈顿计划的成功与反法西斯精英的共同理念 |
| 4.3 近代中国生命科学历史事件中的形形色色专业人士 |
| 4.3.1 科学精英的内在人格与学术多元 |
| 4.3.2 阶级斗争年代中的学术精英操守 |
| 4.3.3 科技精英自动畸化沦为行政工具 |
| 4.3.4 科技学术被动畸化成为外交工具 |
| 4.3.5 与奸商为伍出卖灵魂与技术的个体 |
| 4.4 生物科学技术成为政治巨鳄控制政权的玩物 |
| 4.5 转基因主粮种植的政治博弈中隐现国际巨鳄的背影 |
| 4.6 高中生凭借基础知识关注着转基因粮食的十大疑问 |
| 4.7 生命科学工作者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和敬畏言行 |
| 第5章 崛起的冲动依托权力的本能：解析生命科学背后的政府作为 |
| 5.1 紧握政府无形之手数年造就黄禹锡“大师” |
| 5.2 韩国政府力挺模式获得中国科技部极力赏识 |
| 5.3 生命科学中的宗教敬畏得以制衡美国公权机构 |
| 5.4 美国通过制度设计提升科学技术去政治化的水准 |
| 5.5 利用公权约束民间科学狂人冲撞生命科技伦理底线 |
| 5.6 转基因主粮市场化过程中政府角色与利益集团诉求 |
| 5.7 巨额税收是维系国家机器运转能力的主要来源 |
| 第6章 资本的欲望：千年生物技术产品史中资本的逐利生存战略 |
| 6.1 光环下的韩国生物医药资本市场集体亢奋 |
| 6.2 生物医药产业链中的国际资本追逐暴利野心 |
| 6.3 横扫国际生物制品市场的千年资本逐利历史 |
| 6.3.1 国际资本高盛公司捧杀中国企业海普瑞 |
| 6.3.2 外资操控下的农产品制造潜伏隐性危机 |
| 6.3.3 生物技术历史上的童贞交流与人文牧歌 |
| 6.3.4 资本左右下的茶叶生理性依赖成为战略武器 |
| 第7章 多媒体时代的话语角力：科学精神与公民素养的平衡 |
| 7.1 黄禹锡事件中的大众媒体角色 |
| 7.1.1 事件发端阶段 |
| 7.1.2 事件发酵阶段 |
| 7.1.3 事件高潮阶段 |
| 7.1.4 事件后续阶段 |
| 7.2 媒体对于生命科技新闻热点选择性关注的统计分析 |
| 7.3 解构MBC商业电视台的从业行为 |
| 7.4 科学文化与传媒在韩国当代生命科技中的作用 |
| 7.5 理性报道生命事件可以引导正面社会效应 |
| 7.6 政府与媒体沟通处于失灵阶段的生命科技应用现况 |
| 7.7 大众媒体急需提高自身科学素养以适应科技时代 |
| 7.8 科学传媒的专业精神与现实意义 |
| 第8章 总结 |
| 附表：黄禹锡事件时间表 |
| 附表：2005 年 12 月-2011 年 6 月间黄禹锡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 致谢 |
|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决议书 |
（10）生物经济引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1章 对生物经济的基本认识 |
| 1.1 生物经济产生的基础 |
| 1.1.1 生命科学的进展 |
| 1.1.2 生物技术的发展 |
| 1.1.3 生物产业的产生 |
| 1.2 生物经济的特征 |
| 1.2.1 创新性 |
| 1.2.2 三要素的密集性和四高一长性 |
| 1.2.3 关联性和渗透性 |
| 1.2.4 多样性和广泛性 |
| 1.2.5 依赖性 |
| 1.2.6 可持续性和发展的阶段性 |
| 1.3 生物经济遵循的基本法则 |
| 1.3.1 生物科技知识倍增法则 |
| 1.3.2 生物经济的全球化范围与研究对象的微小规模成反比法则 |
| 1.3.3 逐渐加速的垂直成长速度法则 |
| 1.3.4 生物经济资源可再生性法则 |
| 1.3.5 生物经济的“人本化”考核体系法则 |
| 1.4 生物经济的发展趋势 |
| 1.4.1 世界许多国家不断加大对生物科技研发投入力度 |
| 1.4.2 世界生物产品市场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 |
| 1.4.3 生物技术正在向工业领域拓展 |
| 1.4.4 全球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 |
| 1.4.5 生物产业由幼稚期进入成长期 |
| 1.4.6 生物经济的市场份额绝大部分仍来自于生物医药产业 |
| 1.4.7 生物产业投资向好 |
| 1.4.8 转基因产品在质疑反对中快速增长 |
| 1.4.9 生物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关键点 |
| 第2章 新型经济形态的生物经济 |
| 2.1 经济形态演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 2.1.1 经济形态的理论分析 |
| 2.1.2 生物经济与其他经济形态的关系 |
| 2.1.3 生物经济发展阶段及划分标准 |
| 2.2 新型经济形态的生物经济社会再生产过程分析 |
| 2.2.1 生物经济的生产 |
| 2.2.2 生物经济的交换 |
| 2.2.3 生物经济的分配 |
| 2.2.4 生物经济的消费 |
| 2.3 生物经济与其他新经济的关系 |
| 2.3.1 生物经济与循环经济的关系 |
| 2.3.2 生物经济与低碳经济的关系 |
| 2.3.3 生物经济与知识经济的关系 |
| 2.4 生物经济的作用及影响 |
| 2.4.1 生物经济的作用 |
| 2.4.2 生物经济的影响 |
| 第3章 国外生物经济发展实践 |
| 3.1 北美地区 |
| 3.1.1 美国 |
| 3.1.2 加拿大 |
| 3.2 欧洲地区 |
| 3.2.1 基本概况 |
| 3.2.2 各国概况 |
| 3.3 亚太地区 |
| 3.3.1 基本概况 |
| 3.3.2 各国概况 |
| 3.4 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 |
| 3.4.1 古巴 |
| 3.4.2 巴西 |
| 3.5 对国外生物经济发展的思考和总结 |
| 第4章 我国生物经济发展现状 |
| 4.1 我国生物经济发展概况 |
| 4.1.1 生物医药产销快速增长，效益大幅上升 |
| 4.1.2 生物农业平稳增长 |
| 4.1.3 生物能源产销平稳 |
| 4.1.4 生物制造业产业化进程加快 |
| 4.1.5 生物服务业等一批新兴产业正在形成 |
| 4.1.6 投资增长强劲，发展后劲较足 |
| 4.1.7 国际化步伐加快，出现新的亮点 |
| 4.1.8 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的发展，提高了自主创新能力 |
| 4.2 我国生物经济发展基础分析 |
| 4.2.1 科技基础 |
| 4.2.2 人才基础 |
| 4.2.3 丰厚的资源基础 |
| 4.2.4 广阔的市场基础 |
| 4.2.5 初具规模的产业基础 |
| 4.3 我国生物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
| 4.3.1 生物产业政策问题 |
| 4.3.2 法律、法规保护体系没有建立 |
| 4.3.3 体制、制度的缺陷 |
| 4.3.4 对知识产权制度和标准化战略认识薄弱 |
| 4.3.5 生物技术创新体系不完善、创新能力不足 |
| 4.3.6 产业化运行机制不健全、产业化程度低 |
| 4.3.7 生物科技人力资源短缺 |
| 4.3.8 金融创新不足，风险投资短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比例失调 |
| 4.3.9 税收等政策不合理，生物经济发展的整体环境欠佳 |
| 4.3.10 产业规模小、企业效益差，出口水平低、缺乏国际竞争力 |
| 4.3.11 政出多门，生物产业领导部门设置有待商榷 |
| 4.3.12 市场机制失灵，宏观调控不利，市场环境有待完善 |
| 4.3.13 统计工作滞后 |
| 4.3.14 国家生物安全体系不健全 |
| 第5章 生物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 |
| 5.1 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原则 |
| 5.1.1 理论性 |
| 5.1.2 多目标性 |
| 5.1.3 系统性 |
| 5.1.4 科学性 |
| 5.1.5 可操作性 |
| 5.1.6 可比性 |
| 5.2 生物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内容 |
| 5.2.1 生物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成 |
| 5.2.2 评价体系中的指标说明和分析 |
| 5.3 生物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系统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
| 5.3.1 生物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系统模型构建 |
| 5.3.2 实证分析 |
| 第6章 我国生物经济的发展模式 |
| 6.1 一、二、三产业相融合发展模式 |
| 6.1.1 工业化和生物产业化同步发展 |
| 6.1.2 生物经济一、二、三产业相融合发展 |
| 6.2 高原山区沟域发展模式 |
| 6.2.1 高原模式 |
| 6.2.2 发展沟域经济，结合当地资源优势发展生物产业的模式 |
| 6.3 并购、合作发展模式 |
| 6.3.1 国际企业并购、合作情况 |
| 6.3.2 我国生物企业并购、合作情况 |
| 6.3.3 企业并购合作促进风险投资发展 |
| 6.3.4 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并购合作步伐 |
| 6.4 生物产业集群发展模式 |
| 6.4.1 实行集聚化是生物经济发展的最显着的特征 |
| 6.4.2 生物产业集群的二个模式 |
| 6.4.3 我国生物产业聚集式发展的意义 |
| 6.5 以价值链为核心的网状和条状集聚模式 |
| 6.6 产、学、研、官、金相结合发展模式 |
| 6.6.1 企业带动的产、学、研、官、金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
| 6.6.2 技术先导型的学、研、产、官、金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
| 6.6.3 政府主导型的官、产、学、研、金相结合发展的模式 |
| 6.7 “分散-集中式”—公司+科研+政府+基地+农户发展模式 |
| 6.8 国际合作发展模式 |
| 6.9 我国生物技术自主创新模式 |
| 6.9.1 细胞经济模式是自主创新的基础性模式 |
| 6.9.2 生物技术平台资源共享模式是自主创新的战略性模式 |
| 6.9.3 加强原始创新发展生物农业的模式 |
| 6.9.4 加强集成创新，全面开发产业链，生物质资源多级生物利用、大循环模式 |
| 6.9.5 生物医药引进吸收再创新，优先研发非专利药的发展模式 |
| 6.10 大型跨国生物公司及生物技术创业公司发展模式 |
| 6.10.1 美欧大型跨国生物公司创新模式 |
| 6.10.2 美欧生物技术创业公司发展的基本模式 |
| 第7章 我国生物经济发展对策建议 |
| 7.1 生物产业立国战略 |
| 7.1.1 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生物产业政策体系的必要性 |
| 7.1.2 制定我国生物产业政策的建议 |
| 7.2 体制创新战略 |
| 7.2.1 根据生物经济特征和成长规律，切实形成有利于加快产业发展的体制和制度 |
| 7.2.2 创新所有制结构 |
| 7.2.3 创新分配机制和制度创新 |
| 7.3 技术创新战略 |
| 7.3.1 实施“高科技产业发展模式”实践行动，创写“中国模式”新篇章 |
| 7.3.2 实施“创新体系建设”行动，构筑国际一流生物技术创新体系 |
| 7.3.3 实施“企业创新引导”行动，加速技术创新主体的转变 |
| 7.3.4 实施“科技创新引领”行动，加速原始创新 |
| 7.3.5 实施“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和集成创新”行动，加强自主创新 |
| 7.3.6 实施“创新支撑保证体系建设”行动，建立完善的创新支撑保证体系 |
| 7.4 知识产权、标准化战略 |
| 7.5 人才战略 |
| 7.5.1 推进科技人才制度创新 |
| 7.5.2 完善人才激励机制 |
| 7.5.3 改革教育体制，培养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
| 7.5.4 进一步加大对海外优秀留学人员的吸引力度 |
| 7.5.5 发展生物经济，开辟科技人员与大学生创业、就业途径 |
| 7.6 资金战略 |
| 7.6.1 提高认识解放思想、汲取国际金融风暴的教训，做好我国的金融创新工作 |
| 7.6.2 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
| 7.6.3 改善银行信贷支持，创新生物产业发展融资模式，搭建多种形式融资平台 |
| 7.6.4 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融资渠道 |
| 7.6.5 建立风险投资渠道，完善风险投资机制，积极培育和大力发展创业投资业 |
| 7.7 生物资源保护战略 |
| 7.8 国际化战略 |
| 7.9 其他对策建议 |
| 7.9.1 制定税收优惠等政策 |
| 7.9.2 优化组织管理体系，加强组织领导和统一规划，促进生物产业健康、协调、快速发展 |
| 7.9.3 优化管理基础，加强统计工作 |
| 7.9.4 优化国民教育，举国各界同心合力，积极营造生物经济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家蚕基因组研究又获重大突破的消息受到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论文参考文献）
- [1]合成生物学的伦理学反思 ——一种责任伦理视角[D]. 马诗雯. 大连理工大学, 2020(01)
- [2]20世纪50年代以来天体生物学的起源、发展与建制化[D]. 侯琨.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3]沟通“不确定性”：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建构研究[D]. 潘玉.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4]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科技传播研究[D]. 符露文. 湖南大学, 2019(07)
- [5]科普杂志翻译规范研究 ——基于SciAm三个译本的调查[D]. 冷冰冰.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7(01)
- [6]《黄帝内经》的文学人类学研究[D]. 章米力.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3)
- [7]《科技日报》转基因技术报道的框架分析（2000至2014）[D]. 易清清. 华中农业大学, 2014(09)
- [8]基于Nature和Science20世纪内容计量分析的科学发展态势研究[D]. 王保红. 山西大学, 2013(12)
- [9]生命科技政治特征分析和案例比较研究 ——以黄禹锡事件为轴心[D]. 方益昉. 上海交通大学, 2012(01)
- [10]生物经济引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初探[D]. 李嘉. 吉林大学, 2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