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向朝鲜提出对话建议（论文文献综述）
柳承址（SEUNGJI RYU）[1]（2021）在《冷战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以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为中心》文中认为冷战时期韩国政府通过韩美同盟提高防卫力,推进了旨在减少国家安全脆弱性的政策。但是,卢泰愚政府为了适应冷战的结束,推进新的对朝政策,采取了以和解合作改善韩朝关系为核心的政策,以解除安全威胁。为保障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创建了由东北亚六国参加的东北亚和平协议会,通过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使朝鲜半岛和平体制制度化,并营造引导朝鲜走向改革开放的环境。当时卢泰愚政府推进的对朝政策和多边安全合作构想,在此后历任政府的对朝政策和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中都得到继承。但是,尽管韩国历届政府数十年来在政策上进行了各种试图消除朝鲜威胁的努力,朝鲜对韩国的安全威胁仍然无法消除,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增大,作为韩国国家安全政策中心的对朝政策呈现出前进与倒退的反复的问题。由此出发,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冷战结束以来历届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与多边安全合作构想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并归纳其特点,分析其成果及局限性等,以找出上述问题的答案。为了更具体、更全面地探讨和评估,本论文将立足于历史研究分析方法与文献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笔者发现,在既有研究中,对冷战后时代韩国历届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既缺少系统、全面的梳理,也没有对它们的演变、异同、不同的特点及造成这种异同的原因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因此本研究主要阐述的内容及创新点是从国家安全视角,通过系统、全面梳理韩国历届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分析韩国对朝政策和多边安全合作构想的演变、异同以及造成异同的原因。通过本研究,能够了解冷战后时期韩国安全政策的特点。其特点是从冷战时期开始逐步演进的,并不是其政策方向发生了急进的转变,而且比冷战时期更加具体化、体系化,其领域也日益扩大。但是,由于历届政府的政策都只是暂时改善了韩朝关系,所以韩朝关系反复出现前进和倒退的循环,对解除传统安全威胁并没有做出太大贡献。不过,通过和解合作改善韩朝关系和与国际社会的多边安全合作,试图使朝鲜半岛和平体制制度化的政策方向是正确的。今后,韩国政府应克服各种变数,为制定能够消除安全威胁的对朝政策,并实现多边安全合作构想而努力。
张舒君[2]（2020）在《从文化想象到政治建构 ——美国对华冷战政策中“西藏议题”之缘起与发展（1945-197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方对西藏的文化想象,意指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出发,以“他者”的眼光看待西藏,包含“想象”“误读”“偏见”“歧视”等含义。美国对华冷战政策中“西藏议题”的政治建构,指通过政治手段,在高政治与低政治的相互作用下,将“西藏议题”建构为一个冷战政治议题。文化想象是政治建构的基础,并在建构过程中为其赢得话语权和合法性。政治建构加深并进一步塑造了文化想象。两者前后相继,同时共存,相互加强。本文以西方对西藏的文化想象为切入点,首先解释了美国对西藏的整体认知来源。带着对中国西藏的文化想象,美国在英国的许可和帮助下实现了与中国西藏地区“有战略意义”的接触。1948年,“西藏商务代表团”成功赴美后,美国国务院认真审视了对中国西藏地区的政策,于1949年出台了“培根备忘录”,首次系统讨论了美国的对藏政策。1950年旧西藏分离主义势力递交《致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书》,萨尔瓦多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有关西藏的提案。在此过程中,面对全面继承英国在藏利益的印度,美国找到战略空隙,与旧西藏分离主义势力建立了联系,并游说和帮助他们与中国对抗,劝说西藏地方政府拒绝“十七条协议”,并允诺提供避难帮助。随后,本文详细讲述了美国经历了涉藏的战略模糊期,在与旧西藏分离主义势力的交往中,发现其摇摆不定且极其缺乏国际政治经验。随着冷战的发展,美国决定加大对中国西藏事务的介入。然而,起初单纯的高政治建构努力不断失败,收效甚微。美国调整战略,借助西方对西藏的文化想象,辅以强大的意识形态宣传,重新塑造了西方西藏观的同时,打通了高政治与低政治的壁垒,为自己的政治行动赢得了民意与所谓“合法性”,从而最终完成了美国对华冷战政策中“西藏议题”的政治建构。艾森豪威尔当政后,美国在西藏的隐蔽行动逐渐达到顶峰。美国将秘密训练的西藏地方叛乱分子通过空投等其他方式输送到中国西藏地区,这些人除了在当地组织叛乱武装,向美国输送情报外,还参与了1959年的西藏叛乱,而后在尼泊尔边境靠近中国西藏地区的木斯塘建立了叛乱武装营地,持续接受美国政府的资金、武器等援助,侵扰并破坏中国西藏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然而,美国这一系列的高政治建构行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得不到印度及国际社会的支持,前期活动多以失败告终。但美国在西藏的隐蔽行动最终促成了西藏叛乱的发生。1959年西藏叛乱后,美新署在全球对西藏叛乱的进行意识形态宣传,配合美国在联合国对“西藏议题”的大力炒作,西藏被错误地恶意地对比为“亚洲匈牙利”,使得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产生了严重偏差,并影响至今。然而,美国冷战对华政策中“西藏议题”构建取得成果的同时,美国政府的政治意图也表露无遗,此时,美国国内原本蒙在鼓里的政治力量对美国政治建构“西藏议题”提出了异议,并促使美国政府重新审视这一政治行动。六七十年代,美国国内民权运动的高涨更是增加了“西藏议题”在美国国内的热度,进一步形塑了美国人对西藏的文化想象,为后期美国对该问题的持续关注提供了民意基础。随着中美关系缓和以及冷战形势的变化,“西藏议题”的政治建构进一步淡出了美国对华战略舞台。在美国国内政治博弈和政策考察后,作为冷战工具和抓手的“西藏议题”被暂时搁置,美国政府也开始拒绝与旧西藏分离主义势力的公开接触。中美得以在相对友好的氛围里重新建交。然而,“西藏议题”作为美国对华冷战政策的政治建构成果,并没有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至今的中美关系中时隐时现。“西藏议题”不再仅仅是一个冷战工具,而是带着浓重意识形态色彩与文化想象成分的对华政策工具。根据形势的变化,美国不时重提“西藏议题”,以此敲打、威胁、打压中国,意图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
于红丽[3]（2020）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就开始持续上升。美国作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国,自然愈发重视亚太地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国际体系开始发生深刻变革,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被空前重视。为应对国内外危机,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奥巴马政府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宣称要把全球战略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其目标是通过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和伙伴关系网络,加大亚太地区军事投入,参与并主导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以保证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防止崛起大国对美国主导权的挑战。“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冷战结束后首次遭到质疑。为了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开始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全面重视对其造成挑战的亚太地区。这一战略也是此后特朗普强化对华竞争的先声,是中美关系进行深度调整的前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的实质,也是奥巴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伸和发展。相比较特朗普“印太”战略推进进程的尚未完成,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显得更加完整,且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深入研究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可以让我们更客观理性地认识特朗普“印太”战略的实质。同时,对于我们有效应对美国亚太战略带来的挑战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目标、实施、评价及影响,分析了美国亚太战略的实质,以及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与特朗普总统新“印太”战略的联系与区别,论述了中国应对美国亚太战略的战略与对策。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分析,主要分析了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和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形成。首先,研究了全球国际体系出现的转型取向和亚太地区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美国的相对性衰落和中国的结构性崛起对于全球以及亚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其次,梳理了冷战后到奥巴马政府之前的美国的亚太战略,意在阐述美国亚太战略的连续性。最后,论述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酝酿过程,分析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从“重返亚太”到“转向亚太”,再到“亚太再平衡”所经历的演进过程。第二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与依托。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是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权力主导,拓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扩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价值观影响。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美国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牢靠的同盟体系和霸权威望等战略资源可资利用。第三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奥巴马政府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首先,美国军事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提高美军在亚太地区“反拒止”和作战能力,降低对其他地区的战略介入。其次,巩固美国的亚太辐辏安全体系。其中包括优化美国亚太同盟体系,重塑安全伙伴网络等。最后,打造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新体系。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合作,扩展在本地区内的价值观同盟。第四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评价。首先,对“亚太再平衡”的本质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是“离岸平衡”战略传统的延续和“选择性干预”战略的强化,是两者的战略复合。其次,评价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成效,认为美国取得了一定的战略红利,但并没有达到既定目标,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且付出了巨大战略成本。最后,分析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系列国内国际反响,美国国内、亚太地区国家和全球其他地区国家对该战略有着差别化的反应。第五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与启示。“亚太再平衡”战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中国持续崛起的势头没有发生改变,导致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更趋消极。特朗普政府在同样重视亚太地区的前提下,改变了战略实践的风格与方式。美国对华战略思维更趋“冷战化”,放弃了“离岸平衡”的做法,更强调单边性质的强力施压,更重视军事手段的使用,其实质是对“亚太再平衡”战略否定之否定的加强版。“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我国因应“印太”战略提供了战略启示,我国应对美国对华认知有着清醒的认识,对美国的战略限度有着明确的判断,坚持核心国家利益的底线思维,坚定不移地发展国家实力,进一步加强经略周边以对冲美国的战略压力。
游启明[4]（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指出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杨晨[5]（2020）在《朝核问题起源中的苏联因素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朝核问题是指朝鲜因为发展核电站项目获取核技术和核废料,并逐渐有了开展其核计划的能力和意愿,给地区安全和国际防止核扩散带来冲击并引发地区危机。朝核问题的缘起最早可以追溯到苏联援助朝鲜核反应堆并帮助建设核电站,之后朝鲜不断派技术人员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学习并开展本国的原子能研究。20世纪80年代之后,苏联要求朝鲜加入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并且采取措施限制朝鲜发展核武器的行为。此后一直到苏联解体,苏联向朝鲜提供核保护伞但限制对朝核技术援助,可以说苏联因素显着影响朝鲜核技术的水平。苏联解体对朝核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苏联解体让朝鲜彻底丧失了最重要的政治同盟和安全保障,世界范围内的冷战的结束反而恶化了朝鲜半岛的局势,朝鲜拥核以自保并扭转自身实力不足的动机越来越明显,并在随后转化为自力更生的核武计划。另一方面,朝鲜核技术的发展一直离不开苏联的技术援助。苏联的限制和管控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朝鲜向核武计划迈进的步伐。苏联解体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发挥苏联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从本质上来讲,苏联的解体彻底地让朝核问题失去了约束。
崔翠翠[6]（2020）在《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研究（1945-1968）》文中提出冷战时期,美国出于本国和盟国安全考虑,向盟国及占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提供了长期军事、经济援助。美苏冷战爆发后,菲律宾由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成为美国在亚洲地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重要基地之一。菲律宾独立后,为了继续维护在菲律宾的特殊权利,美国向菲律宾提供了相当规模的军事、经济援助,以此来影响菲律宾国内政治、经济情况,使菲律宾的发展符合美国的利益,志在把菲律宾打造成亚洲地区宣扬其民主的“橱窗”,并在国际上做出有利于美国的外交选择,把菲律宾变成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前沿阵地。本文以美国对菲律宾提供的军事、经济援助为研究内容,从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角度研究美国对菲律宾的外援政策,以具体数据分析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数额和援助实施的效果。在此基础上认识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基本情况,以及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变化的原因,并深层次分析引起援助政策变化的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及其原因,剖析美国外交政策变化和美国外援及外援政策变化之间的关系。第一章为了使研究内容更加明确,综述了美国外援的发展历程,明确对外援助的相关概念并界定对外援助的相关范围。美国是近现代西方国家中对外提供援助最具典型性的国家之一,这种典型性不仅表现在其外援政策在国内备受争论,支持和反对论者针锋相对,而且表现在美国把外援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实现手段。总体上来看,其援助主要历经了四个阶段的发展,每个阶段的发展变化都与冷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一层面上可以说美国外援是冷战的催生物。而菲律宾作为美国唯一的殖民地,在独立后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战后由于冷战的影响,菲律宾成为美国推行其亚洲战略的重要前沿阵地。菲律宾在二战中损失巨大,美国通过各种援助维持在菲律宾的特殊地位。通过对美菲关系的回顾和梳理,能更加清晰的展现菲律宾的历史发展以及菲律宾在美国外交中的战略地位。第二章分析受冷战影响的美国对菲律宾外交政策的变化,以及受外交政策变化所引起的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政策的调整和变化。战后初期,由于美国“先欧后亚”的防御政策,东南亚地区未成为美国关注的重点。所以此时的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更多的是临时救济援助,相关援助工作多是在联合国善后救济属的项目下进行的。且美国为了实现本国利益,不惜以菲律宾先通过贝尔贸易法案美国才通过菲律宾复兴法案相要挟,足见此时菲律宾在美国的战略安排中的地位并不十分明显。新中国的成立使美国利用中国防御苏联的计划破产,导致美国最初的外交构想流产,亚洲地区的权力平衡面临重组。美国重新调整其亚洲政策,扶植日本,构建沿海岛链防御线,菲律宾成为美国防御共产主义的重要沿海岛链,并加强了对菲律宾的援助,意在把菲律宾打造成美国在亚洲地区宣扬其民主的代表。但面对战后残败的菲律宾,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带有严重的应急性,且数量不足,这使得美国对菲律宾目标与实际行动之间有所脱节,援助效果欠佳。第三章论述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菲律宾援助。这一阶段的援助带有明显的冷战色彩,所以军事援助占主要地位,经济援助只是作为军事援助的补充,提供经济援助的目的是为了更大限度的发挥军事援助的作用。并且随着冷战的发展,美国调整了亚洲政策,积极扶植日本。为了配合美国的日本政策,美国积极推进菲日战争赔偿问题的解决。可以说菲日条约的签订,与美国对菲律宾的逼迫密不可分,而菲律宾为了获取美国援助,也只能吞下这个苦药丸。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亚洲地区的冷战转为热战,为了稳定亚洲局势,美国加速对日媾和进程,积极促使菲日就战争赔偿问题达成和解。与此相关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也进入白热化阶段,安全、遏制成为此阶段美国外援的中心目标。为了更好的实施对菲援助,美国派遣“贝尔调查团”专门赴菲开展实际调查,以调查结果作为对菲律宾援助的指导。这一阶段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无论从援助的数量还是方式上来看,军事援助都占有大量比重。这也构成了此阶段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显明特点,以军事援助为主,经济援助则是为了更好的配合军事援助。第四章主要研究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美国在60年代的援助政策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最明显的变化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援助范围上来看,扩大到广大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并不仅仅局限于与美国安全利益相关的国家和地区;二是援助更加制度化,颁布了《外援法案》,并增加了经济援助的比重。美国的外援政策之所以调整,与60年代美苏冷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密不可分,美苏两国争夺的范围延伸到全世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由于欠发达国家特殊的国情,这些国家对于发展经济的渴望非常强烈,所以美国外援政策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削减了军事援助的数量,增加经济援助的比重。在此指导下,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也相应的进行了调整,改变以往注重菲律宾安全、遏制方面的作用,更加关注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情况,着力解决菲律宾面临的国内经济问题。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政策的调整也与当时美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相关,当时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外交上处于孤立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局势,美国急于想获得菲律宾对其越战政策的支持,并积极促使菲律宾出兵越南,为此美菲就菲律宾出兵越南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周旋和谈判。诚然在外交地位上,菲律宾是小国,美国是超级大国,菲律宾明显处于劣势。但是菲律宾利用美国想借助菲律宾改变其在越南政策上的孤立地位,也相应的获得了因出兵越南的援助。最终菲律宾出兵越南,美国增加对菲律宾的援助,并且菲律宾也借机解决了两国之间拖了将近20年的战争赔偿问题。第五章从总体上评述了美国对菲律宾的外援政策。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在不同时期就援助的特点和内容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与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政策以及外交政策的变化相关。但无论援助及援助政策如何变化,其安全和防御政策的主基调始终未变。外援作为美国实现在菲律宾外交目标的地位和手段未变,都是美国实现亚洲政策,防御共产主义颠覆的重要工具。从这一点来分析,外援在实现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具有独特的地位。战后美国通过各种援助来影响菲律宾的国内政治经济,并使菲律宾做出有利于美国的外交选择。菲律宾作为小国、弱国,在于美国交涉的过程中,并非一无所获,而是或多或少的拥有一定的发言权,甚至在与美国的周旋过程中,部分的实现了自己的诉求。从根本上来看,这与菲律宾在美国亚洲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有关。冷战爆发后,菲律宾作为美国战略防御的沿海岛链,其战略地位备受美国重视,可以说借助自身的战略优势,菲律宾也拥有了一些有限的话语权。但是只要美苏对立的局势不变,冷战仍是双方的较量方式,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就不会出现根本性变化。余论部分考察了70年代后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基本情况。总体而言,由于菲律宾外交自主性的提高和美国外援效果的有限性,美国主张大范围的缩减对菲律宾援助,并对菲援助提出种种限制条件。但在援助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对菲律宾援助并未出现大范围的减少,这反映出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矛盾心理。一方面由于菲律宾的国内政治、经济情况,美国不愿过多的承担对菲律宾援助责任;另一方面,美国出于安全利益的考虑又不能放弃对菲律宾援助。归根结底美国在菲律宾的利益和菲律宾在实现美国的外交政策方面的有限性,使得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成为美国食之无味又不能放弃的鸡肋。国际局势纷繁复杂,千变万化,而菲律宾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也会因亚洲局势的变动变得紧密或疏远,但无论怎么变化,只要菲律宾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战略地位不变,美菲之间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不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王雪莲[7]（2020）在《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1969-1991）》文中提出在当代社会中,信息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信息正在影响着国家战略决策和国际关系的走向,掌握全面而准确及时的信息,成为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会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参与者,美国国会在参与美国的外交政策时同样需要信息。国会研究服务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CRS）作为美国国会的专属思想库,在为国会提供信息服务与决策研究分析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国会研究服务局拥有同其他思想库相同的功能,同时还有别于其他思想库,在为国会提供政策理念、政策主张、决策研究、提供讨论平台、举办研讨会的同时,还为国会提供各种信息数据支持服务,即数据储存服务、研究问题背景材料支撑、文摘汇编等服务,是国会的重要信息来源与政策咨询部门。美国国会的主张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起着相对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对中国政策上,国会内部的看法经常不统一,因为国会中数百位的议员代表不同的党派和利益集团,受党派和院外集团的影响,难以达成统一的观点和意见。利益集团的游说和思想库的研究,对国会立法也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作用。在美国对中国的外交决策中,美国总统的作用当然是最关键的,然而美国国会也是影响美国对中国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尤其在本文所关注的冷战中、后期,受国际关系以及中美两国国情变化的影响,国会对中美关系以及对中国的看法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中美关系起起浮浮,从中美关系打开僵局到缓慢发展,再到僵持和化险为夷,建立中美正常化外交关系,中美正式建交后两国的关系也是不断出现危机,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两国关系中的“难点问题”,是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是国会中较为敏感、重点关注的政策议题。本文通过对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研究,力图证明国会研究服务局是国会的一个重要的专属思想库,在国会的外交政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分为引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引言部分提纲携领地分析课题的缘起、研究内容、研究空间、研究意义。通过研究综述,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扫描总结。正文由四章组成,论述了1969年至1991年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决策研究,具体如下:第一章对本文所讨论的思想库的概念和分类进行界定,追溯美国思想库的历史发展,思想库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特别分析和论证了国会研究服务局和绝大多数思想库的相同及不同之处,提出美国国会的信息需求和信息来源,以及国会研究服务局对国会各专门委员会及议员们的秘书办公室服务及影响,最后对国会研究服务局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详细的论述。第二章主要是国会研究服务局对关于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的研究,围绕着美国对恢复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一历史问题的“不得不转变的观点”、美国与代表中国利益的国家代表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的争论、以及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美国对中国政策的研究分析。在对恢复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历史问题上,美国本着一贯阻挠的政策,在历史发展的趋势下,不断调整阻拦中国的政策,在联合国内整整阻拦了中国22年。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美国与代表中国利益的亚非拉等第三世界的国家进行争辩,最终以美国的失败告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国际形势也发生变化,美国内部对中国的认知有了不同的声音,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内政外交政策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这有助于美国国会相关机构及议员们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第三章主要是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的研究,分为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研究、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建立正常化关系对美国的影响、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政策的研究三个方面。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美国国会内部对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争辩,并提出建立正常化关系的两种提案。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法国、日本、澳大利亚、西德等国已经与中国建立正常化外交关系,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与中国建交的四个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分析,分析他们与中国建交后给本国带来的影响。中美建立正常化外交关系后,因为美国政府调整对中国的政策,美中实行战略合作,美国政府的一些作法引起国会的不满和担忧。第四章主要是关于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正式建交后的台湾问题研究的研究。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的壁垒,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与美国不断出现摩擦,国会是台湾的主要支持者。这反映了台湾当局投入巨额资金扶植院外集团来影响美国国会和政府政要的事实。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台湾问题越发重要,本章从美国对台湾的政治、安全、经济三方面的政策进行研究论述。结语部分对本文的总体脉络进行了梳理,总结了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华政策上的研究分析。由于国会的关注,因此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政策尤其关注,国会研究服务局针对中美关系的不同时期,分析中国问题,笔者力图证明国会研究服务局的分析与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关系。
尹玲[8]（2019）在《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研究（1961-1989）》文中研究说明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与日本就驻日美军基地及防务费用分摊问题持续出现争端,这主要是基于美日两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差异性。利益是同盟牢固的纽带,美日同盟的再定义本身就是美日两国国家利益的重新界定、分配和创造的问题。冷战结束后,美国仍以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思想看待亚洲事务,并利用西太平洋地区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满足其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利益,对亚太国家进行封锁战略。而日本则认为美国的要求并未对日本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产生太多直接影响。这也就是两国在防务争端的根源——国家核心利益。从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看,美日两国在防务领域的纷争可追溯到冷战时期。冷战时期的美日安保体制成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遏制共产主义力量的重要支柱。然而,随着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日本逐渐在经济领域成为了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两国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必然会引发在政治、军事与安全等领域的连锁反应。其实,美日两国在安保体制语境下各怀心事:日本希望在与美国亚太区域利益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提升日本在同盟关系中的地位,借此机会突破在安保体制上的限制,向“正常国家”迈进一步;而按照美国的意愿,美日同盟的目标应该是让日本在军事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又必须受到美国的制约,使日本为其全球战略服务。因此,美日两国在安全问题上出现纷争也在所难免。本文旨在从中国学者角度看待美国对日安保政策,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对课题的源起、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研究难度和研究创新进行阐释。正文由四章组成,以时间为节点,以美日两国安保体制的调整与变革为架构,侧重把美国对日安保政策放在美国亚太战略利益、整体战略调整以及随之而来的亚洲政策变化中,以揭示美日安保体制重构与美日同盟关系“再定义”的深层原因与深刻影响,即在冷战思维下,美日安保体制与同盟关系的不断调整与定义是美日两国为适应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同盟体制现状,两国在同盟体制内部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通过调整、缔结新的条约或合作指针,实现美日两国的利益分配与同盟关系的“再平衡”。具体如下:第一章,主要对冷战初期美国的国家战略以及对日驻军问题进行述评。美国国家战略是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基础,该战略贯穿于美国战后历届政府的外交战略之中。美国的亚太战略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而美国对日政策又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集中体现。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深受国际战略环境的影响,其目标是在亚太地区建立霸权,将日本塑造成美国在该地区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沿阵地。为此,美国制定了以全面巩固和发展与日本的政治、军事关系,强化美日安全保障体制为核心的对日政策。第二章,主要论述了60年代美国对日安保政策的演变。这一时期美日两国进入了调整期和适应期,美日两国关系也从冰点转向蜜月期。1960年美日两国对安保条约的首次“再定义”使美日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当时的美国仍然视日本为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防波堤”,并且试图进一步控制与管理日本。然而,进入60年代末,美日两国的贸易摩擦进入逐步激化时期。虽然此时美日两国的摩擦体现在了经济领域,然而这种贸易上的不平衡实际上是美日两国在各个领域中出现的经济摩擦的起点与中心,也成为了美日双方日后在争夺政治与军事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章,主要论证了70年代美国对日安保政策的期待与不安。自《新美日安保条约》生效后,日本开始更加积极地谋求改变“美主日从”的关系状态。在这一时期,两国在经济领域的摩擦也开始向军事与安全领域蔓延,即使两国都力图朝着符合双方国家利益的方向改善两国关系,但两国间的竞争关系成为了双方在经济、军事与安全等诸多领域产生争论与摩擦的关键的基础。第四章,主要探讨了80年代美日两国在军事与安全领域的合作与摩擦。80年代,美国的“世界霸权”与日本的“国际国家化”成为了两国在美日同盟框架下的共同目标,美日同盟关系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提升。从这一角度讲,由美日“安保关系”向“同盟关系”的进化,赋予了美日同盟体制以新的地位与作用。“中曾根康弘—里根时代”的到来、美日“同盟关系”的明确表述,表明了日本在同盟事务中主动性的加强与维系同盟利益的倾向。美日同盟关系与日本实现大国化目标之间的联系逐渐得以建立,这也使美日共同体的思想得到了明显的加强。结语部分,通过对冷战时期美日安保体制进行述评,揭示两国政策转变的深层原因,同时对美日两国军事与安全政策的特点进行论述,对两国同盟关系的未来走向进行评估。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与同盟体制内部的现状,美日两国就同盟体制与两国同盟关系以各种方式不断地进行着适应性的调整与重新定义,实现美日两国同盟关系与利益分配的“再平衡”。通过对美国对日政策,尤其是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的发展与演变的研究,准确认识并勾勒出冷战时期美日两国军事与安全政策演变的历史轨迹,力求把握两国关系演变的一般规律,从现实层面揭示美国对日军事与安全政策与美日关系之于亚太地区安全的时代意义。
唐诗[9]（2019）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走过70个年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经历了国内国际形势的重重考验,已经成为地区性和世界性大国,并稳步向世界强国迈进。新时代的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在经历了不同阶段的继承、总结、发展、探索和创新后,形成了成熟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为其精髓也不断发展完善,与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和任务相配合,与中国外交同步迈向新阶段。自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就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确定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1953年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中国共产党始终继承和发展这一外交智慧,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环境做出不懈努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和国际格局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中国外交政策第一次被明确地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写入党代会报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正确选择,也是和平外交政策的支撑和依据,这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对外理念,这标志着中国外交的目标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外交对内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对外为实现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服务。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外交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化解压力、抓住机遇也成为新时代中国和平外交必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九大作出重要政治论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要论断开启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和外延得到进一步升华。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深化发展的进程中,维护国家利益是其基本出发点。从建国之初为维护新中国的政权安全和国家独立,到为扞卫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再到为努力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和助推经济建设发展,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立场。中国外交战略经历了最初的“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再到“一条线、一大片”上的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在外交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外交规范。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始终顺应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国际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注重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中国外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构建安全环境的同时,也为世界和平贡献了重要力量。基于上述背景,研究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演变和基本经验十分必要。本文的主要叙述脉络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引言、正文及结语。引言部分主要对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及研究重点与难点进行了论述,是对论文整体架构的把握,为论文的渐次展开提供了依据。正文部分由七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主要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相关理论进行阐释,对其基本内涵、基本属性、影响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相关因素和基本逻辑进行了分析,从整体上对和平外交政策进行了论述。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来源,其一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其中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和平观、时代观和国际关系思想;其二来自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平观念;其三来源于近代中国以来晚清、民国、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三个阶段的和平观念,其中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为重点论述,此外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资源进行了简要分析。第三章主要阐释了建国初期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在分析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内外背景后,详细分析了中国外交原则的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奠基作用,同时对这一阶段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进行评价。第四章的时间跨度相对较长,在国内政策发生重大转向、国际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本文以对官方文本的分析得出和平外交政策在这一阶段徘徊发展的结论,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发生了重大转折,以“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和中美关系的突破为关键节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得以继续发展。第五章记述了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发展,其内涵不断深化并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引领中国外交走向全方位发展阶段。此后中国外交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走向,中国选择了和平发展道路,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在这一阶段,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及多边外交全面开展。第六章以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主要叙述内容,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使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迈向新阶段。第七章主要是总结了和平外交政策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对和平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也进行了简要分析。本文的主体部分按时间脉络进行阐述,但不单纯叙述历史事件,在分析不同阶段影响和平外交政策的多种因素,如时代背景、国内外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对和平外交政策内涵的丰富与发展进行阐释,对其实践成果加以分析,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发展历程、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点和阶段性特点进行总结和评价。结语部分对本论文的观点进行了总体概述,再次强调了本论题的研究意义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外交未来走向进行简要说明,同时对中国外交工作满怀希望,其必将走向日益精进与成熟。
许以民[10]（2019）在《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政策研究（1947-198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二、美国向朝鲜提出对话建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向朝鲜提出对话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1）冷战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以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欧美学术界关于国家安全的研究 |
| 1.2.2 韩国学界关于国家安全及安全政策的研究 |
| 1.2.3 中国学界关于韩国安全政策及朝鲜半岛安全的研究 |
| 1.2.4 既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
| 1.3 研究方法及研究范围 |
| 1.4 创新点 |
| 第二章 关于国家安全政策的理论考察 |
| 2.1“国家安全”与“安全威胁” |
| 2.1.1“国家安全”的概念 |
| 2.1.2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
| 2.1.3“安全威胁”的概念 |
| 2.1.4“安全威胁”的认知 |
| 2.2 国家安全政策 |
| 2.2.1 对国家利益的追求 |
| 2.2.2“国家安全政策”的定义和范围 |
| 2.2.3 “国家安全政策”与国防、外交、经济之间的关系 |
| 2.2.4 关于“多边安全合作” |
| 第三章 关于韩国的国家安全及安全政策 |
| 3.1 韩国的国家安全及安全威胁 |
| 3.1.1 关于韩国的国家安全及其目标 |
| 3.1.2 韩国的战争历史及威胁认知 |
| 3.1.3 韩国面临的现实安全威胁 |
| 3.1.4 韩国国家安全与现有威胁、潜在威胁的关系 |
| 3.2 关于韩国的国家安全政策 |
| 3.2.1 韩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与“国家安全战略” |
| 3.2.2 冷战时期韩国的国家安全政策 |
| 3.2.3 韩国的安全政策与对朝政策、多边安全合作构想的关系 |
| 第四章 韩朝关系的转换时期:对话与对立的共存 |
| 4.1 卢泰愚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1988-1993) |
| 4.1.1 对朝政策的主要推进内容 |
| 4.1.2 多边安全作的构想-“东北亚和平协议会” |
| 4.1.3 卢泰愚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4.2 金泳三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1993-1998) |
| 4.2.1 对朝政策的主要推进内容 |
| 4.2.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东北亚多边对话” |
| 4.2.3 金泳三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第五章 韩朝关系的前进与发展时期:探索合作与共赢 |
| 5.1 金大中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1998-2003) |
| 5.1.1 和解合作政策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 5.1.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的六国宣言” |
| 5.1.3 金大中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5.2 卢武铉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2003-2008) |
| 5.2.1 和平繁荣政策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 5.2.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东北亚时代构想” |
| 5.2.3 卢武铉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第六章 韩朝关系的倒退时期:矛盾与对话的断绝 |
| 6.1 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2008-2013) |
| 6.1.1 相生共荣政策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 6.1.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新亚洲构想” |
| 6.1.3 李明博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6.2 朴槿惠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2013-2017) |
| 6.2.1 “韩半岛信任进程”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 6.2.2 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 |
| 6.2.3 朴槿惠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6.3 现任文在寅政府的安全政策现状(执政中前进和倒退的循环) |
| 6.3.1 文在寅政府“韩半岛政策”的基本内容 |
| 6.3.2 “东北亚+责任共同体构想” |
| 6.3.3 安全政策现状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韩国历届政府安全政策的演变 |
| 7.2 冷战后韩国历届政府的安全政策的特点 |
| 7.3 冷战后韩朝关系前进与倒退的反复的原因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发表和完成的论文 |
| 附录A:冷战后时期历届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和主要内容-卢泰愚政府-朴槿惠政府 |
| 附录B:冷战后时代历届韩国政府的多边安全合作构想:卢泰愚政府-朴槿惠政府 |
| 附录C: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的演变及继承 |
| 致谢 |
（2）从文化想象到政治建构 ——美国对华冷战政策中“西藏议题”之缘起与发展（1945-197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由来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1、国内研究 |
| 2、国外研究及其反思 |
| 三、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文化想象与政治建构:西方“西藏观”的形成与发展 |
| 一、污名化之肇端:神学“发现”与哲学阐释 |
| 二、从妖魔化到神化:欧美文艺作品中的西藏“意象” |
| 三、高原圣地——政治形象的初步塑造 |
| 小结 |
| 第二章 冷战格局下的美国对华政策与“西藏议题”的缘起 |
| 一、冷战前美国对西藏的考察 |
| 1、美国人首次入藏 |
| 2、西藏作为军事基地的可能性 |
| 二、冷战初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与涉藏政策的初步明确 |
| 1、西藏商务代表团赴美 |
| 2、美国首份涉藏政策报告:培根备忘录 |
| 三、美国对西藏的双重态度 |
| 1、拒绝为西藏与中共公开对抗 |
| 2、美藏频繁接触 |
| 小结 |
| 第三章 “西藏议题”的政治建构(1950-1960) |
| 一、联合国热点问题的制造 |
| 1、昌都战役后美国寻求印度支持 |
| 2、美英印就西藏问题在联合国的首次交锋 |
| 3、印度:美国最大的障碍 |
| 二、美国对西藏分裂主义势力的游说 |
| 1、抛出诱饵:避难与援助 |
| 2、美方的条件:拒绝《十七条协议》 |
| 三、隐蔽行动在西藏 |
| 1、美国赴藏特工之死 |
| 2、西藏隐蔽行动的计划与执行 |
| 小结 |
| 第四章 1959:美国对西方“西藏观”的再塑造 |
| 一、全球舆论热点的制造 |
| 1、美新署与“亚洲匈牙利” |
| 2、国家法学家协会的“法律支持” |
| 二、模糊策略:“入侵”与人权 |
| 三、“西藏研究”在美国大学的初设 |
| 小结 |
| 第五章 “西藏议题”的隐性化(1961-1972) |
| 一、美国重新审视“西藏议题”的政治建构 |
| 1、国内政策意见的反弹 |
| 2、联合国西藏提案的沉寂 |
| 3、拒绝支持所谓“西藏流亡政府” |
| 二、冷战形势的变化与美国对华缓和:基辛格的现实主义 |
| 1、303 报告 |
| 2、搁置“西藏议题” |
| 三、中美关系正常化与“西藏议题”的时隐时现 |
| 1、40 委员会报告:削减资助、中止行动 |
| 2、拒绝达赖访美 |
| 3、1972 及其后的“西藏议题”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3）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结构与框架 |
| 四、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 |
| 一、亚太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 |
| (一)国际体系全球转型 |
| (二)亚太地区地位上升 |
| (三)美国的相对性衰落 |
| (四)中国的结构性崛起 |
| 二、美国亚太战略的历史沿革 |
| (一)克林顿政府的亚太战略 |
| (二)小布什政府的亚太战略 |
| 三、“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酝酿 |
| (一)从“重返亚太”到“转向亚太” |
| (二)从“转向亚太”到“亚太再平衡” |
| 第二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 |
| (一)巩固主导地位 |
| (二)拓展经济利益 |
| (三)扩展价值观念 |
| 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硬实力依托 |
| (一)综合国力 |
| (二)同盟体系 |
| 三、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软实力依托 |
| (一)霸权威望的作用 |
| (二)亚太身份的强化 |
| 第三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重点 |
| 一、军事战略重心的转向 |
| (一)强化军事存在 |
| (二)提高作战能力 |
| (三)集中战略资源 |
| 二、辐辏安全体系的巩固 |
| (一)修复信任关系 |
| (二)升级同盟体系 |
| (三)塑造伙伴网络 |
| 三、多边合作关系的推进 |
| (一)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 (二)创新盟国多边军事合作机制 |
| (三)深化与东盟的多边领域合作 |
| (四)扩展亚太地区的价值观同盟 |
| 第四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本评价 |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质 |
| (一)“离岸平衡”传统的延续 |
| (二)“选择性干预”的战略强化 |
| 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成效 |
| (一)获取部分战略红利 |
| (二)增加地区不稳定性 |
| (三)升高战略实施成本 |
| 三、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反响 |
| (一)美国国内的战略定性 |
| (二)亚太国家的战略反应 |
| (三)其他国家的战略认知 |
| 第五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及启示 |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 |
| (一)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更趋消极 |
| (二)“亚太再平衡”向“印太”的转变 |
| (三)“印太”战略更加趋于“冷战化” |
| 二、“亚太再平衡”对中国因应“印太”战略的启示 |
| (一)明确美国对华战略定位与战略限度 |
| (二)坚持底线思维以实力应对中美竞争 |
| (三)加强经略周边以对冲美国战略压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相关专业术语首字母缩写说明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文献分类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对既有研究的反思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战略 |
| (二)战略竞争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 |
| 一、主流范式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 |
| (一)霸权转移范式下的遏制战略 |
| (二)自由主义范式下的对冲战略 |
| (三)建构主义范式下的情境战略 |
| 二、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标准 |
| (一)霸权国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反应:承认或蔑视 |
| (二)霸权国对崛起国实力增长的态度:容纳或限制 |
| 三、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类型的再划分结果 |
| (一)对冲战略 |
| (二)竞争战略 |
| (三)鸵鸟战略 |
| (四)顺应战略 |
| 四、历史时空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 |
| (一)一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870-1914) |
| (二)二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933-1939) |
| (三)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战略(1993-2016)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基因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文化 |
| (二)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实践 |
| 二、“美国优先”下的对华战略校准 |
| (一)对“接触中国”的战略失望 |
| (二)对“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 |
| (三)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 |
| 三、中国崛起引发美国战略焦虑 |
| (一)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引发美国恐慌 |
| (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激发美国担忧 |
| (三)中国奋发有为外交催发美国猜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目标分析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政治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经济目标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安全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硬实力依托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软实力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施 |
| 一、单边层面:多领域施压中国 |
| (一)经济施压:挑起贸易摩擦 |
| (二)政治施压:挑战“一个中国”政策 |
| (三)安全施压:强化威慑 |
| 二、双边层面:多点布局压制中国 |
| (一)借“朝核问题”,增大地缘风险 |
| (二)探索“离间中俄”,破坏周边稳定 |
| (三)强化东亚双边同盟,增加地缘压力 |
| 三、多边层面:携手多方打压中国 |
| (一)推进“印太”战略,挤压中国地缘空间 |
| (二)拉拢东盟国家,平衡中国地区影响 |
| (三)推动多方协调,压制中国经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与趋势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 |
| (一)竞争目标的压制性 |
| (二)竞争领域的多样性 |
| (三)竞争手段的激进性 |
| (四)竞争主体的国家性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效果评估 |
| (一)政治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二)经济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安全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 |
| (一)全面强化战略竞争的风险加大 |
| (二)存在“竞和”型对冲的可能 |
| (三)迈向战略顺应的不确定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对策 |
| 一、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战略思维 |
| (一)坚持和平发展,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 |
| (二)保持战略自信,型塑中美互动 |
| (三)坚守战略底线,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
| 二、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具体方略 |
| (一)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应对能力 |
| (二)稳步发展伙伴关系 |
| (三)营造友善的周边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朝核问题起源中的苏联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档案解密情况 |
| 三、主要创新点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苏联与朝鲜核计划的缘起 |
| 第一节 苏联扶持下的朝鲜核能源开发 |
| 第二节 苏联的核管控与朝鲜核开发规模受限 |
| 第三节 朝鲜的核发展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
| 第二章 苏联解体后走向失控的朝核问题 |
| 第一节 第一次朝核危机的爆发 |
| 第二节 苏联解体后的权力真空 |
| 第三节 作为冷战遗留物的朝核危机 |
| 第三章 从苏联因素看朝鲜核意图变化 |
| 第一节 冷战期间的朝鲜核意图分析 |
| 第二节 苏联解体后的朝鲜核意图分析 |
| 第四章 结论 |
| 一、苏联基于国家利益援助及限制朝鲜核项目 |
| 二、苏联解体对朝核问题的影响 |
| 三、苏联因素分析视角对解决朝核问题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朝核问题起源大事年表 |
（6）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研究（1945-196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 |
| 1.国内学术界关于美菲关系的研究 |
| 2.国外学术界关于美菲关系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及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研究思路 |
| 2.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美国对外援助的历史考察及美菲关系回顾 |
| 第一节 美国对外援助综述 |
| 一、关于对外援助的概念及内容的题解 |
| 二、美国外援的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美菲关系历史回顾 |
| 第二章 战后初期东南亚的战略地位及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确立(1945-1950) |
| 第一节 战后初期美国东南亚政策的调整 |
| 一、美国东南亚冷战政策的确立 |
| 二、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确立:从詹姆斯·雷报告到NSC48 号文件 |
| 第二节 战后初期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调整 |
| 一、通敌者问题 |
| 二、军事基地与贸易问题 |
| 第三节 战后初期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 |
| 一、战后初期的救济工作 |
| 二、菲律宾复兴法案 |
| 第四节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效果 |
| 第三章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菲律宾援助(1951-1960) |
| 第一节 菲律宾对美国东亚政策的反应及美菲关系的再次调试 |
| 一、菲律宾对美国朝鲜政策的支持 |
| 二、美国援助菲律宾镇压国内“胡克”运动 |
| 三、NSC84/2 号文件 |
| 四、美菲就贸易、军事基地问题的重新调整 |
| 第二节 美国菲律宾就菲日战争赔偿问题的周旋 |
| 一、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及菲律宾的反应 |
| 二、美国以援助相要挟迫使菲律宾降低赔偿要求 |
| 三、《菲日赔偿协定》的最终签订 |
| 第三节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政策导向 |
| 一、从NSC124/1 号文件到NSC5429/2 号文件 |
| 二、NSC5413/1 号文件 |
| 第四节 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 |
| 一、美国派遣贝尔调查团调查菲律宾国内政治经济情况 |
| 二、以《季里诺—福斯特协议》为开始的美国对菲律宾经济援助 |
| 三、追求安全利益下的美国对菲律宾军事援助 |
| 四、美国对菲律宾以军事为主的援助 |
| 第四章 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美国对菲律宾援助(1961-1968) |
| 第一节 肯尼迪政府时的国际局势和美菲关系 |
| 一、亚洲局势 |
| 二、经济霸主地位的丧失 |
| 三、菲律宾就出兵越南问题与美国的周旋 |
| 第二节 美国菲律宾战争赔偿问题的解决 |
| 一、对菲赔偿的12078 号提案 |
| 二、对菲赔偿的8617 号提案 |
| 三、对菲赔偿问题的最终解决 |
| 第三节 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美国外援政策的调整 |
| 一、开发援助思想对美国外援政策的影响 |
| 二、肯尼迪的发展援助理论 |
| 三、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攻势 |
| 四、美国外援的变化及《外援法》的颁布 |
| 第四节 发展援助名义下的美国对菲律宾援助 |
| 一、和平队在菲律宾的情况 |
| 二、改善菲律宾政府腐败与财政问题 |
| 三、乡村发展项目下的援助 |
| 第五节 美菲两国就菲律宾出兵越南问题进行的军事援助协商 |
| 一、60年代初期菲律宾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二、马卡帕加尔当政时美菲两国就出兵越南之间的协商 |
| 三、援越法案通过与菲律宾出兵越南 |
| 第六节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变化 |
| 一、对菲律宾农业的援助 |
| 二、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分担机制的变化 |
| 三、军事援助未见明显减少 |
| 第五章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述评 |
| 第一节 战略利益是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根本原因 |
| 一、美对菲援助在战略利益驱使下的发展轨迹 |
| 二、影响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变化的直接因素 |
| 第二节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特点 |
| 一、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持续性与长期性 |
| 二、美国对援助的严格控制和对菲律宾经济的垄断 |
| 第三节 美国亚洲政策的派生物——对菲律宾援助 |
| 第四节 美援在实现美国对菲律宾外交目标中的作用 |
| 一、美援在实现对菲外交目标的有限性 |
| 二、美援在实现对菲外交目标的独特性 |
| 余论 |
| 附录 |
| 附录1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大事年表 |
| 附录2 :主要人物人名职位对照表 |
| 参考资料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1969-199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和方法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综述 |
| (一)文献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国内研究综述 |
| (四)研究空间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美国国会与国会研究服务局 |
| 第一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与思想库 |
| 一、思想库的概念及分类 |
| 二、思想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
| 三、全方位的思想库:国会研究服务局 |
| 第二节 美国国会与思想库 |
| 一、美国国会的信息需求与信息来源 |
| 二、美国国会的附属机构 |
| 第三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的成果及作用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的信息来源及研究成果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对国会的支持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美国作用分析 |
| 一、1969年前美国与中国代表权问题 |
| 二、1970年以后美国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态度转变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联合国的影响研究 |
| 第二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研究 |
| 一、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投票 |
| 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
| 第三节 中国恢复联合国代表权后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的研究分析 |
| 一、国会议员对中国的新认知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70年代政策的分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的研究 |
| 第一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可行性分析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争论的研究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的方案研究 |
| 三、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美国国会的立法作用 |
| 第二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对其他国家与中国建交影响的研究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日正式建交的影响研究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澳正式建交的影响研究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法正式建交的影响研究 |
| 四、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德(西德)正式建交的影响研究 |
| 第三节 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国会研究服务局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 |
| 一、美国政府内在对华政策上的不同态度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战略合作的研究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共同关注问题的政策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建交后的台湾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建交后美国与台湾关系的政策研究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建交后台湾的政治环境的研究 |
| 二、中美建交后白宫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台政策的研究 |
| 第二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台湾安全问题研究 |
| 一、台湾的安全问题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政策的研究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台军售的具体措施分析 |
| 第三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台湾的经济政策研究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建交后的台湾经济概况的研究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与台湾的经济关系研究 |
| 三、美国针对台湾经济政策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的地位 |
| 二、中美正式建交前后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政策的分析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建交前后台湾问题的看法 |
| 四、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1951年-1960年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投票表决记录 |
| 附录二 :第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有关中国问题的提案投票结果 |
| 附录三 :1961年-1970年关于“重要问题”的投票结果 |
| 附录四 :1961年-1970年关于恢复中国联合国代表席位和驱逐台湾当局的投票结果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着情况 |
（8）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研究（1961-198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问题 |
| 二、 研究意义和方法 |
| （一） 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综述 |
| （一） 文献综述 |
| （二） 国外相关研究 |
| （三） 国内相关研究 |
| （四） 国内外研究存在的不足 |
| （五） 研究空间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冷战初期美国的国家战略与对日驻军问题 |
| 第一节 美国亚太战略初步设想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 |
| 一、 美国遏制战略的提出与亚太战略的初步设想 |
| 二、 朝鲜战争：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助推器 |
| 三、 驻日美军的存在与美国对日媾和设想的提出 |
| 第二节 美日安保体制的确立 |
| 一、 美日同盟的构筑与驻日美军的合法化 |
| 二、 对驻日美军权利的界定 |
| 三、 50年代的驻日美军与基地建设 |
| 四、 驻日美军的活动与日本对其的反应 |
| 第三节 美国对驻日美军的调整与日本军事力量的初步建立 |
| 一、 “新面貌”战略与驻日美军政策的调整 |
| 二、 日本军事力量的初步建立 |
| 小结 |
| 第二章 从“冰点”转向“蜜月”：6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 |
| 第一节 美日关系“新时代”：60年代初期美日关系的开启 |
| 一、 条约的修订与美日关系的转变 |
| 二、 《美日安保条约》的修订与两国“新时代”的开启 |
| 第二节 肯尼迪政府的“冷战战略”与驻日美军的军力调整 |
| 一、 肯尼迪政府的“冷战战略” |
| 二、 肯尼迪政府对美日防务关系的评估 |
| 三、 美国政府对驻日美军军力的调整 |
| 四、 关于冲绳主权归属问题与返还问题的转圜 |
| 五、 关于驻日美军基地储备核武器的处置问题 |
| 第三节 “东亚错位”：约翰逊时期的美国与日本 |
| 一、 越南战争及其对美日安保体制的影响 |
| 二、 美国对日本的国防承诺与要求 |
| 三、 关于冲绳问题的协商与小笠原群岛的归还 |
| 四、 美日两国对《新美日安保条约》存续问题的探讨 |
| 小结 |
| 第三章 期待与不安：7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 |
| 第一节 缓和时代的到来：70年代的美国与东亚 |
| 一、 亚太战略收缩：“尼克松主义”与美国亚太战略调整 |
| 二、 分水岭：70年代的美日两国关系 |
| 三、 “心照不宣的同盟关系”：中美关系解冻 |
| 第二节 责任分担与军力部署：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对日安保政策 |
| 一、 美国与日本关于防务责任分担问题的争论 |
| 二、 美国与日本关于防务分担问题的认知变化 |
| 三、 美国与日本关于冲绳返还问题的交涉 |
| （一） 尼克松与佐藤的会谈 |
| （二） 美日两国关于冲绳返还过程中冲绳主权问题的交涉 |
| （三） 美日两国关于冲绳返还过程中核密约问题的协商 |
| （四） 美日两国关于冲绳返还过程中财政问题的商讨 |
| 第三节 从“太平洋主义”到现实主义的回归 |
| 一、 继承与发展：“太平洋主义”的提出 |
| 二、 现实主义的回归：卡特政府对日政策的平稳过渡 |
| 三、 美日防务关系新阶段：《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出台 |
| 四、 美国与日本关于防务责任与费用分担的再交涉 |
| 五、 卡特政府的核不扩散政策与日本的反应 |
| 小结 |
| 第四章 合作与摩擦：8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 |
| 第一节 联盟战略的提出：80年代的美国与日本 |
| 一、 80年代亚太局势对美日两国的影响 |
| 二、 “拥抱日本”：“里根—中曾根康弘”时代的开启 |
| 第二节 合作与摩擦：80年代美日两国军事与安全关系 |
| 一、 80年代美日两国的防务合作 |
| 二、 80年代美日两国的防务摩擦 |
| 第三节 经贸摩擦与联盟转型：美日经贸摩擦对军事防务的影响 |
| 一、 80年代美日两国经济关系的总体表征 |
| 二、 美日经贸摩擦对两国军事防务政策与关系的影响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重难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重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阐释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与内容 |
| (一)外交与外交政策的概念 |
| (二)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的内容 |
| (三)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
| (四)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和平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属性与本质属性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属性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本质属性 |
| 三、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逻辑 |
| (一)外交政策演进的一般逻辑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理论逻辑 |
| (三)影响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历史逻辑 |
| (四)基于二元维度变化的演进逻辑 |
| 第二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有关和平外交思想的考察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和平观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时代观 |
|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国际关系思想 |
|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和平观念的承继 |
| (一)“和合”思想 |
| (二)“和而不同”思想 |
| (三)“义利双行”思想 |
| 三、近代以来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一)晚清时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二)民国时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四、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资源 |
| (一)国家主权原则的法理依据 |
| (二)外交原则和惯例的基本规定 |
| 第三章 建国初期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初步探索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确立初期的背景 |
| (一)为巩固政权、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的必然选择 |
| (二)“一边倒”的战略选择 |
| (三)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及当前国际任务的判断 |
| (四)国际环境的重要影响 |
| (五)革命惯性的限制 |
| 二、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初步确立 |
| (一)新中国外交原则与框架的建构 |
|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石 |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评价 |
| (一)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取得重要进展 |
|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启中国外交崭新局面 |
| 第四章 和平外交政策在特殊阶段的曲折发展 |
| 一、影响和平外交政策曲折发展的因素分析 |
| (一)国内政策出现转向 |
| (二)动荡的国际形势 |
| (三)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 |
| 二、和平外交政策在曲折中发展 |
| (一)和平外交政策的曲折发展 |
| (二)从“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理论的发展 |
| 三、和平外交政策曲折发展阶段的实践依据 |
| (一)中国共产党为扭转“左”倾思想对外交事务冲击的实际行动 |
| (二)中美关系的缓和推动中国外交发生转向 |
| (三)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开展友好关系为和平外交政策的继承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
| (四)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推动中国重新融入国际体系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三十年和平外交政策的深化发展 |
| 一、推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发展的多重因素 |
| (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新阶段 |
| (二)改革开放的新任务促使中国和平外交政策进行调整 |
| (三)对国际局势的精准判断——“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
| (四)国家定位与国家利益观的调整 |
| (五)国际局势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
| 二、改革开放背景下和平外交政策的深化发展 |
| (一)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新内涵 |
| (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的提出 |
| (三)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
| (四)“和而不同”的新理念 |
| (五)“和谐世界”的新构想 |
| 三、改革开放三十年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实施 |
| (一)应用和平外交政策处理大国关系 |
| (二)积极推动国际军控与裁军,以切实行动维护世界和平 |
| (三)“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 |
| (四)实现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 |
| (五)重视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升华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背景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 (二)新时代下中国对时代的定位与判断 |
| (三)新时代面临的国际形势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与创新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创新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和平外交政策的升华 |
| 三、全方位、立体化外交的推进 |
| (一)构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 |
| (二)构建睦邻友好的周边关系 |
| (三)秉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
| (四)以结伴不结盟政策带动多边外交发展 |
| (五)“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 |
| (六)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
| (七)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
| 第七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经验 |
| 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根本保障 |
| 二、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相结合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必要方法 |
| 三、内政外交的互动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内生动力 |
| 四、坚决扞卫国家利益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出发点 |
| 五、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依据 |
| 六、国家角色定位的变化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发展诉求 |
| 七、意识形态因素是影响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重要变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美国向朝鲜提出对话建议（论文参考文献）
- [1]冷战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以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为中心[D]. 柳承址（SEUNGJI RYU）. 北京大学, 2021(09)
- [2]从文化想象到政治建构 ——美国对华冷战政策中“西藏议题”之缘起与发展（1945-1972）[D]. 张舒君. 南京大学, 2020(02)
- [3]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D]. 于红丽. 吉林大学, 2020(08)
- [4]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5]朝核问题起源中的苏联因素分析[D]. 杨晨.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6]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研究（1945-1968）[D]. 崔翠翠.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7]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1969-1991）[D]. 王雪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8]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研究（1961-1989）[D]. 尹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7)
- [9]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D]. 唐诗.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10]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政策研究（1947-1980）[D]. 许以民. 华中师范大学,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