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政协主席团召开3次会议

一、省政协会主席团举行三次会议（论文文献综述）

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1]（2019）在《黑龙江省大事记》文中研究指明（2019年1月）2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张庆伟主持召开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2019年第一次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部署要求和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交流学习体会,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张庆伟强调,2019年是脱贫攻坚关键之年,任务艰巨、

李艳红^[2]（2018）在《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文中指出左舜生是中国青年党的重要领导人,与曾琦、李璜被称为中国青年党“曾、左、李”三驾马车。他作为民国知名的政治活动家、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对民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受革命史研究范式影响,对左舜生研究重视不够,缺乏系统研究。本文以时间为轴,以政治和社会活动为纬,对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实践、政治活动及其思想主张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并将左舜生的学术活动穿插于本文的各章节之中,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左舜生,拓展与深化民国人物研究。出生于1893年的左舜生,成长在一个典型的耕读之家。早年所受的家庭教育、私塾教育、新式学校教育、教会学校教育,以及近代湖湘文化的熏陶,都影响到了他的治学风格和个性思想。他作为典型的湖湘人物,处在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时代,积极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选择了国家主义的政治信仰,终身追求民主自由,难脱书生议政的本色。左舜生以难得的历史机缘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社团活动及学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的编辑工作,在少年中国学会中担任评议部主任,热心处理学会成员间的各种事务,充当学会的联络中枢。他发表对于“小组织”问题、家庭教育等热点问题的主张和见解,并参与学会的主义之争、会员能否参与政治活动等问题的论战,并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其组织能力、社会活动能力、书刊编辑与发行能力、学术研究能力,以及社会地位等都得到了提升,并积累了相当的社会资源,为后来的社会活动尤其是政治活动奠定了基础。左舜生在中华书局从事新书出版工作十余年,出版发行了“新文化丛书”、“教育丛书”、“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等系列丛书,为中华书局和他个人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为新文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以中华书局编译所新书部为中心,出版了系列国家主义理论着作,为中国青年党国家主义理论传播提供便利,也为其个人的政治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受聘中华书局期间,他开始了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收集整理史料,出版史学着作。在中国青年党早期活动中,左舜生承担了青年党“舆论造党”、党义传播和干部培训等重任。左舜生长期担任青年党宣传部长,负责党务宣传、联络与组织工作,先后参与《中华教育界》《醒狮周报》《铲共半月刊》《民声周报》《申江日报》等报刊的创办或编辑工作,鼓吹反共抗俄,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创建知行学院以培养青年党党政干部,并在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在左舜生所创办的系列报刊中,《醒狮周报》是中国青年党的机关刊物,也是影响最大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份杂志。他在发表了系列论文,宣传反共反苏和鼓吹国家主义,也发文反对西方列强对华的军事、经济与文化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反对教会教育,主张收回教育权,主张平等外交等。他参与共青两党论战,发表系列时评,为国家主义张目,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主义。九一八事变后,左舜生全身心投入抗战救国活动,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北上游说张学良、吴佩孚出兵抗日未果;创办报刊（《国论月刊》《国论半月刊》《国光旬刊》）,宣传抗战救国。他整顿青年党党务,与黄郛交谊,居间引领中国青年党其他领导人上庐山与蒋介石会面,促成国青两党共同合作抗日。西安事变后,左舜生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做出了颇为准确的预测,凸显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左舜生担任国防参议员以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多次以在野党身份提出议案,主张抗战救国,鼓吹民主宪政。他参与皖南事变善后调处,参与筹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担任民盟秘书长,居间调和国共关系。在此期间,左舜生投身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和第二次宪政运动,竭力倡导抗战建国与民主宪政。抗战胜利后,左舜生关注战后局势,积极参与国共调停,力争和平建国,反对国共内战。在国共调停失败之际,他向“右”转,退出民盟,率领中国青年党参加制宪国大,参加政府改组,出任农林部长,实现了从在野到当政、从问政到从政的身份转换。但随着民国政局的剧变,左舜生的从政生涯昙花一现,实际上仅充当了国民党的“政治花瓶”,难以实现其书生“干政”的政治理想。纵观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考察其思想主张,他具有典型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特征,兼具报人、学者、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后来演变成政客）等多重身份,具有多面性,融进步与反动、激进与保守、反蒋与拥蒋于一体,是一个复杂多变、多重矛盾的集合体。评价左舜生的社会实践与政治活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既不能因左舜生秉持反共抗俄的国家主义信条与社会实践而彻底否定他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功绩,也不能因左舜生在教育救国、学术救国以及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主张抗战建国、民主宪政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忽略他一些反动错误的思想行径。面对左舜生的功与过、是与非、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倒退,我们必须予以客观公正地评价。

牛翠萍^[3]（2018）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一次会议研究》文中指出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当前,中国仍然处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道路上,需要从历史中借鉴探索民主政治的经验。今天的协商民主、统一战线和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都深深地打上了中国革命的烙印,都与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一次会议有着密切关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一次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起点,是协商民主和政治协商的典范,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式,并规定了暂代行人大的职能。因此,对这次会议召开的演进历程进行深入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本文从大历史视角对会议过程进行系统的考察和分析,以中国时局的变化为行文背景,围绕“为什么要召开”、“谁召集”、“协商什么”、“怎样协商”等基本问题进行研究,深入探讨中共与各方民主人士协商建国中的求同存异过程。从会议的全过程看,“既透视着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特殊轨迹,又昭示着中国协商民主的旺盛生命力。”本文的结构设计,是按时间顺序展开来阐述人民政协第一届一次会议的全过程。第一部分,绪论。阐述了论文的缘起及研究意义,并对论文的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和不足作了简要介绍。第二部分,正文。正文分为6章。第一章,政治协商会议的由来与战后政局。重点考察了政治协商思想来源,追溯到孙中山党派团体制思想,演变为中国党派政治协商思想。梳理了党派团体制思想在实践上发展为新形式的过程。抗战胜利后各方力量促成了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围绕国民大会、建国纲领、军队整编等基本问题进行了政治协商。虽然国民党撕毁了政协决议,但政治协商会议的精神和原则却保留了下来。第二章,“五一”号召:中间党派与中共达成初步共识。首先分析了中共发布“五一”号召的背景,即国共双方军事、经济、政治力量对比有利于中共的情况下召开的。中间党派对“五一”号召的反应绝大多数是热烈的,但有少数持观望和怀疑态度。中间党派对新政协的分歧,认为“五一”号召的核心主张并非中共所独有,由中共召集还是三党联合召集?尽管存在着分歧,但基本一致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中共发动和领导下,开展了以香港为中心的新政协运动,从而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协商建国的序幕。第三章,毛泽东8月复电与新政协的全面发动。首先对毛泽东对民主人士的8月复电及复电迟缓原因展开分析,指出新政协进入了“正式决定和实行时期”。其次,分析中共政治上准备新政协,设计新中国基本格局;军事上发动战略决战以配合政治上的筹备。再次,为推进新政协运动,中共克服困难把大量民主人士运送到解放区与中共商讨建国大计,统一思想。最后,重点阐述中共与民主人士围绕新政协的召开时间、地点、参加范围及建国程序等基本问题展开协商,双方本着平等协商精神、求同存异原则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第四章,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共识与协商建国。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进行,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形势迅速恶化,国民党发动了“和平运动”,美苏支持国共和谈,一部分中间派发生动摇,支持李宗仁的和谈活动。毛泽东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中间党派纷纷回应,并公开明确承认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领导,全力投入到了新政协的筹备中,开始了和中共的全面协商建国。第五章,时局的根本变化与新政协召开的实质性筹备。国民党内外交困下,李宗仁试探“和平”,国共开启北平谈判,由于国民党缺乏诚意,谈判失败。中共与民主党派加快了协商建国步伐,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各地各界以各种形式祝贺政协筹备会的召开。新政协筹备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新政协代表的产生问题。积极推动全国各界人民团体的建立和完善,为新政协的召开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第六章,政治协商精神的实践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这次新政协会议尤为集中体现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对政治协商精神的理解。商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选、奠基新中国三个历史性文件及其他重大事宜,尤其就“人民政协是否长期存在”、“要不要提社会主义”、“要不要联苏”等问题求同存异,是中共和各方民主力量政治协商的产物,是政治协商精神的彰显。第三部分,结论。纵观人民政协第一届一次会议的全过程,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建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相互尊重、充分协商、求同存异,是协商建国的必要条件;各界社会团体的建立是多党合作的必要补充。

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研究室^[4]（2018）在《黑龙江省大事记》文中提出（2018年1月）2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伟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集体收看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新年贺词,传达学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陆昊、陈海波、王常松、李海涛、甘荣坤、王爱文、张雨浦、贾玉梅出席会议。杜宇新、符凤春、黄建盛、郝会龙、吕维峰、孙东生、胡亚枫、毕宝文、张秋阳列席会议。会议传达了全国组织部长会议、全国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精神,并研

田小青^[5]（2017）在《省政府2017年5月份大事记》文中研究表明5月2日至4日副省长匡涌前往曲麻莱县调研督导脱贫攻坚工作。5月2日至3日副省长高华赴天峻县调研督导脱贫攻坚工作,深入天峻县织合玛乡卫生院、曲陇村卫生室,乌兰县人民医院、蒙医医院、希里沟镇卫生院、东庄村卫生室调研基层医改工作。5月3日省长王建军到互助土族自治县实地调研光伏扶贫、"第一书记"带动贫困户发展扶贫产业、"合作社+基地+农户"产业发展、扶贫互助资金使用、电商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后

曾荣^[6]（2017）在《民国《地政月刊》（1933-1937）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33年1月在南京创刊发行的《地政月刊》是民国时期第一个较全面地讨论地政问题的学术刊物。它附属于中国地政学会,是民国地政人士“研究的园地及实际运动报告的喉舌”。它通过关注和研究欧、美、日、苏俄等国家地政问题以获取西方先进理念经验,并结合我国以往土地治理情况以及当时基本国情,探究解决当时我国地政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地政月刊》的内容涵盖了土地制度、土地改革、土地管理和利用、土地经济理论等方面,涉及地方经济发展问题、土地与人口问题、三农问题等话题。本文从《地政月刊》所涉内容及其自身发展等情况入手,运用历史事实与经济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地政月刊》作全面系统的考察,以展现民国时期我国地政研究情况及地政思想的发展历程,发掘探究《地政月刊》的学术价值、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第一章首先对本研究基本情况作了概述,就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等进行了说明。在完成相关文献综述后,笔者认为《地政月刊》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民国地政情况的重要参考材料,但目前仍无研究对其进行专门的梳理发掘。对《地政月刊》进行梳理可以较为全面和清晰地展现民国时期土地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情况,因此本研究就显得极具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第二章介绍了《地政月刊》总体概况。《地政月刊》自1933年1月发行第一期起,至1937年5月发行最后一期止,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每月编印一期,期间未有任何间断,据统计共发行五卷五十四期。《地政月刊》以“穷欲藉以聚集一切有关系之文献,虽不能兼容并蓄,巨细菲遗,亦将集中文稿,沟通消息,兼为研究该问题之向导,应达促进土地改革之目的”为其宗旨,即希望通过《地政月刊》的创办与发行,集中专家学者的研究与讨论,从而推动民国时期地政事业发展。《地政月刊》的编作者阵容十分强大,基本涵盖了当时地政方面的专家学者与政府官员,这使得它能形成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诸如对土地经济理论的研究、对国外土地问题的研究、对我国土地制度的研究、对我国土地管理的研究等。这些成果无疑是我们进行相关研究时重要的材料来源,是我们在进行相关问题探究的重要参考借鉴。而后,本文三至七章又对《地政月刊》所涉及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分析:第三章以《地政月刊》涉及土地经济理论的研究为对象进行了考察,主要包括对国外土地经济理论的分析考察和我国土地经济理论的分析考察,以期从这些文章的介绍和评论中,寻找出地政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发展脉络和应用情况。笔者以为,就其历史贡献来看,《地政月刊》上关于土地经济理论的介绍只有寥寥几篇,不能完全反映民国时期土地经济思想脉络,但它们却是我们现在研究土地经济理论的重要史料补充。第四章以《地政月刊》关于国外土地问题的研究为对象进行了考察,涉及日本、欧美以及苏俄等的国家和地区。笔者从土地制度、土地政策、土地改革等角度入手,对这些区域或国家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从中总结出这些区域或国家的先进的地政思想。通过这部分的分析,笔者得到两点启示:一是发达国家较为完备的土地制度、合理的土地政策以及积极的土地改革为其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二是我国土地改革事业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国家的土地改革的经验。第五章以《地政月刊》关于我国土地制度的研究为对象进行了考察,主要从土地制度、土地所有权、土地改革等方面入手分析。在这部分研究中,笔者以为完备的土地制度体系是我国破解土地难题的关键所在,《地政月刊》实现“平均地权”的思路是正确的,不过由于时局和政治立场的原因使得它维护地主阶级利益而迟迟难以推动土地改革,没有实现其“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至少它的思想是正确的,日后台湾土地改革的成功也证明了这一点。国民党推行土地改革的前后对比,进一步说明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土地制度的关键性。第六章以《地政月刊》涉及我国土地管理问题的研究为对象进行了考察,主要从土地利用管理、土地政策、土地法规等方面入手分析,以期全面客观地展现民国时期我国土地管理情况。笔者以为,民国政府绕过了土地所有制的问题而研究土地管理体系不失为一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思路,但应该明白土地所有制问题是最基础的,不解决大量农民少地无地的情况而谈土地利用是不切实际的。但《地政月刊》对于土地集约利用、土地整理、土地税赋、土地法等问题的研究倒是非常有见地,有一些研究在今天看来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七章以《地政月刊》涉及其他的土地问题的研究为对象进行了考察,主要从土地与金融问题、土地与地方经济、土地与人口问题、土地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等方面入手分析。通过这一章的分析,笔者以为其一,《地政月刊》上关于其他土地问题的介绍和分析能很好地反映民国时期土地问题的重要性,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其二,《地政月刊》关于其他土地问题的介绍和分析,其中有许多做法值得当今借鉴和学习。在文章的最后,笔者对《地政月刊》进行了总体考察,在学术贡献、历史影响以及现实启示对《地政月刊》进行了总结,同时也考察了《地政月刊》存在的一些局限性和不足,希望通过正反两方面的思考来客观地评价《地政月刊》。

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研究室^[7]（2017）在《黑龙江省大事记》文中研究指明（2017年1月）3日下午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科技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哈尔滨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陆昊,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出席签约仪式。副省长胡亚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亚平签署《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科技合作协议书》。签约活动中,还举行了黑龙江中科良大生物燃料科技有限公司揭牌仪式。该公司由哈尔滨良大实业有限公司与中科院广州能源所合资成立,标志

孙士庆^[8]（2017）在《战后舆论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研究（1945-1949）》文中研究指明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着光明还是黑暗、进步还是倒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面对中国向何处去,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作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重庆谈判、军事调处和中间势力的斡旋未能改变各自的政治立场,最终导致战场上的兵戎相见。在国共政争的过程中,两党在军事战场的较量之外还进行着激烈的宣传战较量,并对战后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舆论宣传是国共两党对外宣示本党理念、方针和政策,打击对手和争取民心的重要手段。善用舆论宣传能争取民心,增加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和推动军事斗争的进程。否则,便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在战后国共舆论斗争中,中共主动调整宣传体制,始终坚持党对舆论宣传的领导,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根据不同阶段的战略目标制定相应的宣传内容和策略。中共正是通过灵活的宣传战术和对国民党舆论的反击,一方面赢得了民心,获得广大民众的一致支持,有力地配合了军事斗争的开展,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也分化了国民党的军心和民心,使其最终不敌中共的政治和军事攻势,输掉了战争和大陆政权。反观国民党,面对中共凌厉的宣传攻势,国民党党营新闻体系无法做出有力的反击。“以党治报”的新闻统制政策和国民党高层的过多干预,使舆论宣传呆板保守,严重影响到宣传的效果;对中共的诋毁和军事上的虚假宣传,使国民党丧失公信力;未能有效地动员和发动群众,又失去民众的支持。国民党就在政治、军事和舆论宣传都难以与中共抗衡的情况下,颓势无力挽回,最终丢掉大陆政权。而以“中立”自居,幻想走“中间道路”的中间势力,战后主张和平民主,反对内战。但随着国民党执意发动全面内战,在国统区实施恐怖统治,特别是变本加厉地对其实施政治迫害后,中间势力审时度势,最终集体转向共产党,成为历史的必然。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舆论宣传对战后国共政争的影响只是间接被动的,中共最后取代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主要还是“枪杆子”起的作用。同样,国民党的舆论宣传在其大陆败亡的过程中也并不起决定作用,军事上的失败才是最主要原因,舆论宣传的失利只是反映、并加速了这个败亡的进程而已。

白勇华^[9]（2016）在《十七年“戏改”过程中的民间与国家 ——以福建地方戏为考察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的现代性追求过程中,十七年“戏改”无疑是影响面极大,改革极为深入的一次文化实践。本论文将十七年“戏改”的焦点放在民间与国家的关系上面,以福建地方戏为考察中心,力图把研究拓展到“戏改”中的人、剧团组织形式乃至戏曲的地方市场建设等方面。通过研究十七年“戏改”过程中各种话语资源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试图从中剖析革命国家在介入传统戏曲过程的种种犹豫徘徊、前后冲突甚至走向彻底激进化的原因。国家话语进入民间,完成人民性对民间性的置换,但在历史戏、家庭戏和“鬼戏”的整理改编中展现出国家话语的裂痕,革命话语、启蒙个人话语、民间话语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在十七年“戏改”期间,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革命文艺理论不只是把传统的戏曲现代化、革命化,同时还应看作是把它独立化,变成一个现代的独立的艺术门类——戏剧艺术,从前者到后者,不只是在传统戏曲里面加入某些现代元素问题,而是艺术理念、艺术文本、艺术中人与人的关系都进行了结构性重组。而且,十七年“戏改”作为民族国家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分合博弈的过程,也不能看作国家话语力量对民间元素的单向规训,其中本土民间的要素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寻求到自身的存在形态,福建地方戏剧种的复杂多样导致传统戏曲中的民间社会文化元素的强力自我维护动能显得尤为突出。十七年“戏改”中“人的改造”是系统工程,并总是在国家与民间之间不断地左右摇摆,民间的因素或代表国家意志的因素在其中不断磨合,而逐步找到自己的位置,革命国家与民间力量的博弈存在诸多妥协,民间力量作为隐性的在场一直影响着戏曲的机构和生态。革命意识形态在重建戏曲市场与戏曲市场主体的过程中遭遇诸多困难,为了确保自身社会和文化理想能够有机地贯彻到戏曲当中去,强力的行政手段和革命样板戏的出现其实是改造精英话语如何在民间社会当中成功立足的一次逻辑延伸,是追求现代的民族国家大叙事合乎逻辑的产物,不能仅仅看作文革这一特殊时期的特例。

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研究室^[10]（2016）在《黑龙江省大事记（2016年1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元旦前夕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批复同意,东宁撤县设市。1日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陆昊采取随机抽查方式带队深入哈尔滨商贸企业、旅游景区和基层公安部门,检查消防、交通安全和安全保卫工作。5日上午省政府在哈尔滨举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共同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

二、省政协会主席团举行三次会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省政协会主席团举行三次会议（论文提纲范文）

（2）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一次会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民国《地政月刊》（1933-1937）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黑龙江省大事记（论文提纲范文）

（8）战后舆论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研究（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9）十七年“戏改”过程中的民间与国家 ——以福建地方戏为考察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四、省政协会主席团举行三次会议（论文参考文献）

• [1]黑龙江省大事记[J]. 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 黑龙江史志, 2019(02)
• [2]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D]. 李艳红.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一次会议研究[D]. 牛翠萍. 吉林大学, 2018(12)
• [4]黑龙江省大事记[J]. 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研究室. 黑龙江史志, 2018(02)
• [5]省政府2017年5月份大事记[J]. 田小青. 青海政报, 2017(10)
• [6]民国《地政月刊》（1933-1937）研究[D]. 曾荣. 武汉大学, 2017(06)
• [7]黑龙江省大事记[J]. 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研究室. 黑龙江史志, 2017(02)
• [8]战后舆论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研究（1945-1949）[D]. 孙士庆. 上海大学, 2017(02)
• [9]十七年“戏改”过程中的民间与国家 ——以福建地方戏为考察中心[D]. 白勇华.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4)
• [10]黑龙江省大事记（2016年1月）[J]. 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研究室. 黑龙江史志,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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