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喜读《当代美国经济》（论文文献综述）
吴筱婕[1]（2020）在《多向度的探索 ——新时期以来“冰心传”写作现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周子薇[2]（2020）在《新时期以来林徽因批评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林徽因在现代史上有着多重身份,她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建筑研究,本职是一名建筑学家;她同时还是一位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被归为新月派诗人与京派作家;她更是文艺沙龙“太太客厅”的女主人。正是因为林徽因身份内涵丰富,所以林徽因批评也涵盖了极广的范畴。本文正是以林徽因的批评作为研究对象,从不同的角度对林徽因的批评文章进行一番梳理与考察,试图探究不同时期的林徽因批评与当时文化思潮的复杂关系。文章主要是分四章对问题进行阐述。第一章主要是以1980年代对林徽因的研究作为主要考察对象。林徽因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回归大众视野,在建筑领域,林徽因生前协助梁思成完成的《中国建筑史图释》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在文学领域,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了《林徽因诗集》。本章从文学与建筑学两个视角出发,试图对林徽因于八十年代重新被发掘的原因进行分析。以林徽因的性别身份作为批评角度的评论文章是第二章的主要研究对象。1980年代后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兴起,到了1990年代,性别视角成为审视林徽因文学的新研究视角。与此同时大众文化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文化潮流,在大众文化与消费市场的推动下,林徽因由学者转变为“民国名媛”。本章正是从女性主义批评与大众文化这两个视角出发,试图阐述林徽因的女性身份在九十年代经历的误读。第三章是从文化批评出发,在林徽因的文学作品中,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袭与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始终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自新时期至新世纪,如何处理本土的传统文化与外来的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一直都是文化界关注的论题。在林徽因的创作中,中西文化能够以一种和谐的方式并存,为新时期和新世纪如何处理中西方文化关系提供了优秀的范本。新时期以来对林徽因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研究视角是对“太太客厅”的研究。新时期以来的研究者一反《我们太太的客厅》与《猫》中对“太太客厅”的嘲讽,以精英文化的视角对“太太客厅”的文化意义进行了肯定。本章正是以中西文化与精英文化两个文化视角的评论文章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对研究者的批评动机与研究心态进行阐释,探析林徽因批评与当今文化思潮之间的关系。第四章作为文章的最后一章,试图对林徽因当今的批评现状进行综合总结与评价,在此基础上对林徽因批评进行反思。在林徽因批评中始终存在学术性与商业性的博弈,在学院研究者把林徽因定义为“学者”时,大众文化与消费市场却把林徽因塑造为“民国名媛”。在学术性与商业性之间,本章想要指出林徽因批评现状中的成就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探讨一种新的研究思路。
秦洁[3]（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王海艳[4]（2020）在《《文艺报》“热议小说”与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形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初期文学的“一体化”并非一蹴而就,至1966年后方最终基本形成。在此之前,尽管毛泽东有一言九鼎之尊,但他的文艺思想被准确、彻底地理解有一个不太短的过程,加之他本人的文艺思想也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期间与国内各种不同的文艺思想免不了有所碰撞。这些碰撞每每以对具体作家作品或文艺现象的大批判、大讨论或文艺运动的方式显示。与新中国几乎同时诞生的《文艺报》是新中国初期最权威、最重要的文艺刊物之一,是新政权、新社会、新历史时代背景下,为建构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文艺发展未来而进行的组织化、制度化的权力运作产物,是被赋予了政治文化使命的国家级重要期刊媒介。鉴于《文艺报》的特殊地位,该期刊上曾热烈议论过的小说作品是考察当时文学思潮、文艺政策演变的重要文本。1949-1966年期间《文艺报》上的“热议小说”往往具有某种标本意义,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先锋性、多义性和探索性,反映出那段特定时期文艺的新动向、新方向,具有主流文艺思想和社会思潮的引领性。而围绕“热议小说”出现的批评文章则反映出文艺界领导乃至最高领导人、文学批评家及社会各阶层读者思想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及其时代演变。尤其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新旧伦理观和审美观的冲突与撞击尤为引人瞩目、意味深长。梳理剖析1949-1966年间《文艺报》上的“热议小说”,可以发现当代文学“一体化”形成的具体脉络,也可对相关文本所受不同褒贬遭遇予以新的更具深度和宏观视野的阐释。深入分析1949-1966《文艺报》“热议小说”文本及围绕其产生的评论文章,可发现“十七年”文学创作及批评的内部话语如何从多元、冲突到同一与“规范”。本文锁定热议聚焦点,并解析聚焦点产生的原因及周围文学生态环境,从而更深地理解小说热议背后的社会思潮变化、意识形态冲突、文化背景冲突、文学权力博弈、文艺政策演变等以及其中各种力量之间的分布、抵牾、冲突、消解,以及最终如何被体制所规训。1949-1955年是文学“一体化”过程的开端时期。这一阶段,“热议小说”作品所塑造的多是贴近现实的工农兵人物形象,作品内容主要是对当时新时代新生活的反映和过往革命历史故事的讲述;创作风格以现实主义为主;创作主体是分层分等的存在,工农兵作家开始成长,而部分资深老作家处境开始变得艰难。围绕“热议小说“的批评文本以批判性的为主,政治性批评话语和简单粗暴式批评风格开始出现,对更高、更正面的新人物及英雄形象塑造的期待,是这一时期批评文本较为一致的指向,批评主体主要是精英批评家,但普通读者的激进批评话语开始显现。《金锁》的创作及引发的批评拉开了文学体制“一体化”进程的序幕。1956-1962年是文学“一体化”的发展时期。这一阶段,“热议小说”作品中高大、理想的人物形象开始出现,光辉的革命历史、崭新的建设时代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显现成为主要创作点,创作主体也较为多元,创作风格则主要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较为和谐的统一。因1960-1962年前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这一时期“热议小说”的相关批评文本不仅数量多,而且批评文本话语之间出现可贵的论争与交锋现象,创作规范和标准问题在争议中初步确立,而作品的艺术性也受到批评家的珍视,批评主体中工农兵群众力量开始增强,激进的政治评论者开始登场,但部分精英评论家还坚守着批评个性与思想的独立。1963-1966年是文学“一体化”的最终完成时期。这一阶段,“热议小说”作品中开始出现完美典范的“超人”形象,阶级斗争话语在作品中凸显,创作风格已远远偏离现实主义,走向极端浪漫主义,创作主体构成较为单一,大都是工农兵出身的作家,他们有趋同的政治形态化写作模式,有共性的创作指导思想和创作话语。围绕”热议小说”的批评文本与创作文本话语类同、评价标准及指导思想渐趋一致,更加重视作品的教育与宣传功能。批评主体方面,精英评论者的个性与独立性消失,评论主体工农兵化、与创作主体同一化。《欧阳海之歌》的创作及其相关批评,标志着文学“一体化”的最终形成。文学“一体化”的建构过程,不是单一行进式的,始终伴随着文艺界各种力量、各种矛盾、各种关系的斗争和角力,发展到1966年,公开发表的创作文本及批评文本最终形成“一体化”形态。从文艺理论上看,以1949-1966《文艺报》“热议小说”及相关批评为中心来考察“十七年”文学“一体化”的形成与分期问题,不仅符合两者间实际的因果逻辑关系,而且显示了一种以小见大、从点到线、由线构面、注重文本及背景、强调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从研究实践上看,“十七年”小说创作及批评,不是一种简单、纯粹的艺术活动,而是一种被深深制约、严格规范、不断演进的社会体制内的活动。之前的研究者,大都倾向于把“一体化”文学视为“十七年”文学发展时期一个已然的、静态的、固化的形态,对它进行描述式、呈现式、阐述式、论争式的共时性研究。本论文在认真、深入研读小说文本和批评文本的基础上,综合考察时代背景、社会思潮、文艺政策、小说文本、小说批评文本、小说家及小说批评家主体特征,使关于“十七年”文学“一体化”的论题,在历时性、阶段性、动态化的研究视野下展开,以彰显学术研究所应具备的历史纵深感与科学学理性。
吴文静[5]（2020）在《常任侠及其戏剧研究》文中提出常任侠1904年1月31日出生于安徽省颖上县东学村,幼年私塾学习,后入南京美术专科学校,再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毕业之后留校执教,抗日宣传,赴日留学,研究学术。从小常任侠就喜读诗书,家乡许多有名望的先生都是他的老师。在大学就读期间,更是师从吴梅、胡小石等人。常任侠一生喜爱交友,各个领域的好友甚多,如王季思、黄芝冈、田汉等人与他都是挚友,良师益友伴随了常任侠的一生。他还与众多的演员、导演有着密切交往,如梁小鸾、董莲枝、白杨、阳翰笙等人,这为常任侠今后从事话剧表演、导演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常任侠毕生勤于写日记,记录自己每日的生活。目前出版的有《战云纪事》《春城纪事》《东瀛印象记》,收录了1937年—1952年间的日记,这些日记将常任侠的演剧活动经历和观剧买书经历都记录在册,从中可知他出演过《父归》《未完成的杰作》《茶花女》《娜拉》一系列话剧,组织学生、剧团演出了《械门》《夜上海》《雾重庆》《前夜》。常任侠创作的剧本有《田横岛》（杂剧）,《祝梁怨》（杂剧,附南北曲散套）,《妈勒带子访太阳》（六折杂剧）,《后方医院》（独幕剧）,《亚细亚之黎明》（四幕创作歌剧）,《海滨吹笛人》（三幕诗剧）,《木兰从军》（三幕歌剧）,《龙宫牧笛》（四幕音乐话剧）共八部。据常任侠的日记中记录,他曾经还创作过《鼓盆歌》（杂剧）,《劫馀灰》（杂剧）,目前已佚。常任侠的三部杂剧《田横岛》、《祝梁怨》、《妈勒带子访太阳》在戏曲史上也有着一定的地位,创作动机分别来自对时局的忧愤、对爱情的向往、对进取精神的歌颂,本事来源于史书和民间故事。由于是晚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所以曲词宾白特征逐渐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不似明清时期的辞藻华丽,但也有典雅整洁的特点。这三部杂剧均为短剧,通过简短的话语将一个完整的故事呈现了出来。音乐体制运用了南北合套、联章体、集曲和缠达体。在常任侠的作品中,关目已经退居到次要位置,脚色数量也明显减少,多以抒发自己的感情为主。常任侠的日记中曾写到,小时候每当村庄有戏曲演出,他总是聚精会神的观看,深深地被吸引其中。正是因为从小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常任侠在戏剧学方面也有一定的研究。总的来说,常任侠一生交游广泛,戏剧活动经历丰富,着作宏富,相关戏剧理论自成一体。他的经历和作品可以作为民国时期戏剧的一些缩影。
丁燕燕[6]（2020）在《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文中研究说明包括五四乡土文学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之诞生绝不仅是单纯的文学事件,它还涉及种种制度性创建。现代教育制度就是其一。通过它,五四乡土文学拥有了“民族国家文学”品格。二者的互动关系表现为:现代教育培养了五四乡土文学的作者与读者,影响了人们的文学观念、左右着作家对乡土中国的书写;而五四乡土文学又通过进入现代教育成为法定知识获得制度支持,从而实现知识生产与再生产。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内容是:考察现代教育制度对五四乡土文学的建构功能,分析五四乡土文学对现代教育的文学想象和它作为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论文除绪论和余论共分五部分。绪论介绍研究缘起、思路方法,对“现代教育”和“五四乡土文学”进行概念界定,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从而辩明本论题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现代教育”是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一系列教育观念、形态和特征的总称,包括宏观层面的教育制度、管理体系、教育宗旨、思想以及微观层面的课程、教科书、教育方式方法等教学运行活动。广义的“五四乡土文学”是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蓄势产生并发展的、以乡土生活为表现题材的小说创作。除了鲁迅在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定义并指出的作家作品外,还包括新文学第一个十年进行乡土文学题材创作的其他相关作家作品。第一章现代教育与乡土中国。五四乡土作者多出生或成长于乡村小镇,他们求学的年份正是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由传统走向现代并逐渐完备的时期。博采众长的教育经历使他们既接受了传统文化熏陶也有机会浸润现代文明。从乡村到都市、从中国到异域的空间转移,从传统知识体系到现代文明的思想过渡,既引发了作家浓郁的思乡病、激烈的文化冲突,也为其观照“自我”、回望“故土”提供了“他者”的参照。一方面,知识新变引发了他们的乡土关注,文化冲突带来的身份危机催生了其乡土认同观念。另一方面,“他者”的参照又使他们重新发现了“乡土中国”的内涵。乡土中国既代表占国土大部分、广袤的乡村大地,也是一种将乡土看作民族国家象征的文学观念和写作范式。其中,作为小学乡土教科书的“乡土志”对一代国人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初步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第二章教育变革与文学启蒙。语文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向学生传授文学创作的方法技巧外,还给予学生文化滋养和心灵启迪。随着语文学科的独立,教科书编写和教学方法变革等活动更新了现代学生的文学观念。它包括白话文学语言、小说文学体裁和文学审美意识等多层面内容。外语教学携带的异域文学资源则为学生的文学阅读、仿制和创作提供了条件。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以鲁彦为代表的世界语学习者,他们深受人道主义思想影响,翻译弱小民族文学并从中汲取营养。现代教育重构了学生的知识和思想体系形成了五四乡土文学作者独树一帜的现代思想内涵。科学教育思潮向学生普及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培养了他们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品格;新的教育目标和教学方法培养了学生的民主自由思想;作为公共交往空间的现代校园则为学生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创立校园社团、期刊有利于他们民主自由思想的形成。第三章现代教育影响下的五四乡土文学。“儿童本位”教育观将儿童从封建伦理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儿童特别是儿童身体的发现使五四乡土作者将笔触对准儿童,他们开始以儿童为主角,借用儿童的想象和视角、模拟儿童的语气和口吻创作小说,在身体解放中重新发掘恐惧、欲望、喜悦等“人”的情感。知识分子的归乡之旅因现代教育的介入发生变化。衣锦还乡的欣喜一变而为守旧愚昧的民众对知识者的误解、冷落甚至排挤,与无知无识乡村女性的狭路相逢引发了他们对自身启蒙身份的反思和失望。“归乡再离乡”成为必然。现代教育加深了知识者对文明新变的体验。现代性的时空并置引发了他们对故乡的全新感受。故乡不仅是可供停泊的地理空间,还是一处凝结着丰富内涵、值得时时返顾的文化空间。五四乡土文学中的乡愁意象开始由传统的意象抒发走向细节化记叙和整体化象征。五四乡土作者以接受现代教育后的启蒙视野观察乡村,乡间的风景和民俗便因知识者主体意识的确立而被重新发现。科学方法训练和人类学、社会学知识的学习则有利于作家科学区分民俗与封建迷信。作为民俗知识的方言土语在五四乡土作品中频繁出现。它符合汉语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规律,也顺应了教育领域重视口语教学的发展趋势。第四章互为镜像的教育与文学。五四乡土文学的生成离不开现代教育的建构。反过来,文学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想象和书写现代教育,二者互为镜像。五四乡土作者“学生-教师-作家”三位一体的身份决定了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会以甘苦自知的心态将现代教育素材纳入笔端。无论是现代学校、教师、学生还是与乡村教育息息相关的乡绅形象都留有教育变革带来的社会文化印记。它既包含丰富真切的生活经验也寄寓着作家对乡土中国前途的深沉思索。现代学校在知识分子和普通乡民眼中呈现出“乐园”与“窘境”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影。围绕启蒙职责,五四乡土作者塑造了许多形象各异的乡村教师形象。与教师形象的多样化不同,五四乡土文学中的学生形象呈现出统一的负面化倾向。这既有现代学生自身的原因,也源于他们面临的社会、政治、文化特别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矛盾。“女学生”则成为承载制度变革压力和接受性别审视的双重压抑的形象。乡绅作为乡土世界的知识者,他们的命运沉浮反映出现代教育变革下的乡村权势变迁。第五章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的经典化。五四乡土文学自鲁迅开创先河便开启了进入现代教育领域的过程,通过入选教科书、教师的课堂讲授,它渐渐成为一种法定知识被人们所接受。这既是五四乡土文学作为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也是它通过现代教育的制度性力量实现经典化的过程。以鲁迅作品为代表的五四乡土文学通过教科书和学院机构对其概念、理论的总结梳理与相关篇目、文本、作家的选编评介成功地进入文学史叙事,青年学生对乡土文学的阅读传播,作为教师的鲁迅在课堂内外的知识传授和思想感召都保证了五四乡土文学的代际传承与发展。余论民族再造:教育与文学的殊途同归。自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就在追求国家民族现代化的进程中艰难摸索,无论是现代教育还是五四乡土文学其实都只不过是从不同维度出发对同一目标的追求。教育通过知识权力,文学借助艺术想象最终达到民族再造的结果。
韩敏[7]（2020）在《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文中认为自汉代起,《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即一直绵延不绝,成为一种特别的文化现象,几乎贯穿了我国整个传统时代。而明代的《楚辞》接受自前代沉寂之后,在理学等思潮的影响下又表现出新的特点,呈现出新的发展格局。本文即在学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表现为南多北少的格局。而明代阅读《楚辞》的读者群体也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此外,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先进的刻印技术,《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社会各个阶层。最后,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概述明前《楚辞》传播与接受的几个重要阶段,并对接受《楚辞》的重要人物的接受观进行了分析。本章认为《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在各个时期均有不同,从汉代开始,“以经解骚”的风气逐渐形成,至南朝萧梁时的昭明太子萧统首先打破了传承数百年以来的“以经解骚”的传统,对《楚辞》华丽的文采、浪漫的文风、比兴手法的运用等美学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之后唐宋元时期皆根据时代背景的不同,对屈骚的接受即存在贬抑与赞颂并存的局面。第二章对《楚辞》在明代广泛传播的原因、传播地域及传播循环模式等情况进行探讨,分析认为明代《楚辞》的广泛传播,是受到诸如读者、原料供应商、印刷商、书坊主等众多人员和社会各阶层在内的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的共同作用下才兴盛起来的,离开了其中任意一个环节,对其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同时,通过对明代刊刻的《楚辞》的刻印地点的分析,笔者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最后,借鉴法国书籍史家达恩顿先生的“传播循环模式”理论,对《楚辞》在明代的传播循环模式进行分析。第三章主要论述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主体,即《楚辞》读者的阅读情况,主要分为皇室成员阅读、士人生员阅读、大众读者阅读和李氏朝鲜读者的阅读四个类型。分析认为从现有史料来看,明代《楚辞》阅读的主体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特别是儒学文化圈的李氏朝鲜王朝读者,也有深谙《楚辞》的庞大的读者群体。他们都从《楚辞》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为自身从事赋体文学的创作奠定了基础。第四章通过对明代藏书家收藏、借阅、刊刻与传抄《楚辞》,以及《楚辞》在明代的刊刻与买卖情形,《楚辞》借助私学讲授的大众传播情况进行论述,探讨了《楚辞》在人际传播、交换渠道、流通渠道等方面的传播情况。分析认为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校勘的精美,《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各个阶层。第五章以明代学术发展脉络为轨迹,考察明代各个文学流派的《楚辞》接受情况。分析认为明初,朱熹的理学思想占据主导,使得《楚辞》的接受即长期笼罩在朱熹的理学思想的影响之下。其后,以李东阳等人为代表的“师古派”兴起,使得《楚辞》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的机遇。然而,“师古派”仍未脱离理学思想的影响。明代后期,阳明心学思想开始统治明代文坛,“师心派”开始兴起,对旧注大胆质疑,提出了许多创见,为《楚辞》接受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此时期《楚辞》评点类作品也开始兴盛起来。最后,明末东林党人以君子、小人之理念接受《楚辞》,成为开启经世致用的理念研究《楚辞》的开端。第六章对明代《楚辞》传播和接受的特点进行探究,分析认为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不迷信前人的注解,同时集评类着作开始盛行起来,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
孙吉娟[8]（2020）在《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方梦之是我国当代着名的翻译理论家,其在科技翻译研究、译学辞典编撰、翻译期刊创办等领域均作出了卓越的奠基性工作,其构建的应用翻译学范畴框架开中国乃至世界应用翻译学科体系研究之先河。方梦之用宏观、中观、微观的三分法来研究翻译:宏观上,翻译的原则有达旨、循规、共喻三端,“一体三环”的时空图展示了当代翻译理论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内涵,翻译活动参与者以作者、译者、读者为三要;中观上翻译策略追溯其理论渊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以直译、意译、零翻译的三元图包罗其详;微观研究则侧重在语法、修辞和逻辑三科。本文重点对方梦之一分为三的方法论与应用翻译学研究成果之间的关联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阐述该方法论对当下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借鉴意义。与文学翻译研究的历史悠久,理论庞杂相比,国内的应用（文体）翻译起步较晚,理论视域窄化。具体来说,在方梦之等国内学科领航人的带动下,应用翻译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强到精的发展历程,走出了理论建构的困难期,在本体论、认识论、教学论、方法论、技术论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走上了独立学科的发展方向,走出了一片不断拓展的学科体系疆域。其中很多研究成果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国内学界对此尚未展开系统研究。本文的价值之一就是完善学术思想史上这一重要的环节。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处处体现着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识。打破二分的对抗和隔阂,继承古代文论、借鉴西方译论学说,提倡“一”中不仅有“二”,更要有“三”的整体、动态、分层、发展的译论观。笔者在文中有意识地揭示该方法的独特性、合理性和现代性,努力尝试提升此法在翻译研究中的普遍性。所以,一分为三正是方梦之译学思想和翻译活动的主旨要害,是其译学观的关键,也是方梦之整体译学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浓缩。因此,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三:一是国内首次对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进行系统的专题研究,具有丰富翻译家史料,完善中国应用翻译思想史的历史价值;二是方梦之作为我国应用翻译学科体系建构的领军性代表人物,对其个体的研究也是对我国应用翻译学发展历史脉络的梳理和反思,具有学科建构、发展、反思和批判之学科促进建设意义;三是一分为三哲学方法论视角的提出,对方梦之译学思想和译学活动具有提纲挈领之用,同时也为翻译学的元理论发展提供方法论的哲学关照和启示。论文正文共分为八章内容,以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为主线,以方梦之对应用翻译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的本体研究为主体,以同时期东西方相关译论为参照,以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与翻译学术活动（创办期刊、主持会议、编撰辞典等）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呼应。宏、中、微三论结构平衡,翻译理论探究与翻译活动实践同条共贯,共显其一分为三的要义。“绪论”中,在综述方梦之的学术成果、代表作评论、学术思想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本课题的研究缘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二章是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总论,也是本文的灵魂。笔者通过梳理“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历史渊源和前沿要点,将一分为三定位于翻译学的哲学方法论层面,其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意义。后面三至五章侧重阐发方梦之在应用翻译学理论体系建构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研究主张及其一分为三方法论的研究意义。分别指向: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体系,应用翻译的中观策略研究,翻译技巧微观研究的三基础:语法、修辞和逻辑。宏观体系建构系统、辩证;中观凸显“三”的要素,具有拓展学科理论发展的潜力;微观研究三位一体,激活了翻译实践提升为翻译理论的生命力。基于以上翻译理念,紧接的两章分别探讨了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之创办《上海翻译》期刊和编纂译学辞典。这一部分既是作为对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的总结,也是对应用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批判,同时,论述过程本身特别加强了对方梦之提出或者应用的一分为三方法论的逐层剖析。结语部分,一方面对方梦之的译学贡献进行总结和研判,尤其是充分肯定其对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的成功运用;另一方面指出本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的可拓展领域。总之,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挖掘具有中国哲学色彩的一分为三方法论与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契合,具有重要的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复兴民族精华的现实意义。
李薇[9]（2020）在《明清时期山陕会馆崇拜体系及其伦理意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清时期的山陕商人,为了推进他们的商贸事业,在经商各地捐资修建了数量众多的山陕会馆,并将敬神庥作为会馆的基本功能之一。但是,对于明清山陕会馆崇拜体系,以及这种崇拜体系所体现的伦理思想,无论是中国思想史研究抑或是明清会馆史研究,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以往的山陕会馆神只崇拜研究仅是从商人祈福免灾的角度,探讨了山陕会馆神只崇拜产生的原因,人们几乎没有将山陕会馆神只崇拜放到明清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从而无法揭示山陕会馆崇拜体系及其伦理意涵。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出现了士向商靠拢与商向士看齐上下交互移动导致士商合流的出现。在这种士商合流背景下,儒家欲通过“化俗为任”,将儒家的伦理思想向商贾靠拢而世俗化为指导商业活动的行为规范;而商贾通过向儒家看齐欲将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升到思想体系的高度,在这种双向需求和彼此互动中,商业伦理的出现就成为了可能。而明清时期儒释道的三教融合以及世俗化发展路径,也为明清时期商业伦理的出现提供了思想来源。因此明清时期工商会馆特别是山陕会馆所以将敬神庥作为会馆功能的第一要务,不仅是为了满足商人们祈福免灾和联络乡情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是适应明清时期儒家伦理世俗化的需要,是通过神只崇拜的宗教信仰方式唤醒商人们的人格自尊与职业自觉,促使明清时期的中国商业走上规范化、伦理化的发展道路。就山陕会馆而言,形成的是以关公崇拜为主、道教佛教崇拜为辅的崇拜体系。关公作为会馆的主祭之神,是宋代以来关公崇拜日渐兴盛的表征,然而山陕会馆的崇拜关公,除为山陕商人护持财富外,更重要的是山陕商人以关公为亲缘关系,甚为敬爱。其次,关公在《三国演义》中被塑造的忠义仁勇伦理特质,也是儒家伦理观念的下落,是明清时期士商合流的“契合点”。再次,关公因具有一定的超验力,又可保证赏善惩恶的公正,对于商人的利益有重要的保障作用。总之,关公作为山陕会馆的崇祀主神,体现了作为世俗化的神灵在商人心中的价值,这较之于超脱性的佛道更应和了当时的整个精神氛围。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还将道教崇拜导入其中,这不但表现在对道教神只的崇拜上,还表现在对会馆的选址、会馆的布局等体现着道教思想的诸多方面,而山陕会馆的道教崇拜又将道教的道法自然呈现以“尊道贵德”的伦理意涵,以此形成山陕商人“利而不害”的经营理念和“生活简朴”的生活观念。山陕会馆还将佛教崇拜导入会馆的崇拜体系之中,山陕会馆的佛教崇拜主要通过会馆对佛教神只的崇拜、会馆戏楼屋顶的神龛佛像、会馆聘请的主持僧等方面表现出来,并以佛教“善恶果报”的伦理观念,规劝山陕商人惩恶扬善。而山陕会馆的行业神崇拜,对山陕商人在实际的商业经营中更起到了德业相劝和德业自律的作用。正因为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是以关公崇拜为主、以道教佛教崇拜为辅的崇拜体系,因此就使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呈现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特点。但在山陕会馆这种“三教合一”的崇拜体系之中,“三教”之间并不是平分秋色,形成的是以儒家崇拜为主、以道教和佛教崇拜为辅的序列层级崇拜体系。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为山陕商人提供了市场行为必需遵循的伦理标准和经商业贾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因此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对于安抚山陕商人异地经商的不安心理、对于促进商贸活动的和顺发展以及维护山陕商人的共同利益具有抚慰、激励和向心的功能。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还发挥着文化融合与文化认同作用。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文化融合作用主要表现为对同籍文化、异籍文化和客地文化的融合,而在对异籍文化的融合中突出的方面就形成了关公崇拜社区信仰中心和关公崇拜祭祀文化圈。而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文化认同旨在说明明清时期由于士商之间的相互影响,在山陕会馆神只崇拜体系之下的山陕商人所具有的文化自觉和山陕商人对商业风险的正确认识。
吕姝焱[10]（2019）在《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文中研究指明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诗歌创作,是笔者对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诗歌活动和诗学理念的梳理与讨论。吴蔚光、孙原湘相继主持了乾嘉之际的虞山诗坛,此时性灵诗风最受推崇。道光九年（1829）孙原湘去世,这标志着虞山诗坛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虞邑诗人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民生苦难及自身不幸遭际的诗歌。同治、光绪与宣统三朝,同光体风靡诗坛,虞邑诗人仍然坚守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学传统。特别是在光绪末年,张鸿等人组织了吴下西昆派,他们以诗笔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与时代。受“诗界革命”和“革命诗潮”的影响,此期的虞邑诗人也有从事新诗创作者,更有加入革命团体的革命诗人。民国时期,虞邑的宗唐派诗人开始向其他诗派寻求新路,但他们不忘汲取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史精神,以诗歌关注社会时事与民生疾苦。虞邑文人十分重视乡邦文化,他们从中汲取营养助益地域诗学的发展。虞邑诗人对凝结着钱谦益精神的红豆特别关注,他们创作了大量红豆题材的诗歌。藏书、读书、文学创作更是相互促进,他们将藏书活动引入诗歌,充实了诗歌题材。糅合了诗、书、画艺术之长的题画诗,则丰富了本邑诗学图景。有清以来,虞邑地域文化繁盛,这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出现提供了重要保障。晚清虞山地区涌现出以席佩兰、归懋仪、屈秉筠为首的众多才媛,她们与才子夫婿联吟唱和,并承担起教育子嗣的重任,这为文学世家的延续作出了巨大贡献。常熟的士绅贵族也多设有义庄、义田,这为家族教育提供了充裕的经济支持。母教与义庄的兴盛直接推动了虞山地区科举事业的发展,由此造就了众多科举世家。举业兴盛的家族,其文学创作也往往可以取得丰硕成就。家集和乡镇诗歌选本是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交互与呈现的重要载体,文学世家以保存家族文脉、传承地域文化为己任。得益于对虞邑乡贤的感召、旧学知识的累积和发达报刊业,清末民初虞邑文人的结社酬唱活动特别频繁。它们勾连起家族内部、家族之间、虞邑与其它地区的诗歌交往活动,并为丰富和传播虞邑诗学做出贡献。晚清民国的虞山诗坛涌现出许多极具代表性、影响巨大的文学世家。孙原湘引领了虞邑的性灵诗风,他是虞山乾嘉诗坛向晚清诗坛过渡的关键。清末民初,孙原湘的裔孙孙雄在经学、诗文创作、选诗等领域均有建树,孙雄在承继家学的同时,也能够结合时代的变化,对家族诗学作出适时调整。杨氏家族的学诗过程有明显的宗宋倾向,杨沂孙在咸同时期创作了大量忧时悯乱的作品。杨圻诗学盛唐,这与其家族诗学异趣,也在清末民国的诗坛独树一帜。翁心存雅好苏轼而独崇唐诗,“结道光前宗唐之局”。翁同龢推崇苏轼、黄庭坚,诗歌重典实、尚真挚,显赫的政治地位更是助力他成为清末虞山诗坛的盟主。清初钱谦益、二冯、钱陆灿等人领衔的“虞山诗派”,其诗论主张在清末民初再次兴盛。汪氏、钱氏与单氏家族是追效钱氏诗学的代表。钱氏家族直承钱谦益兼采众长而去门户之见的诗学思想。汪氏家族与单氏家族则通过学习钱陆灿、钱良择、陈祖范、王应奎等人的诗学思想,上承钱谦益“学人之诗”的传统。庞氏、张氏家族是宗二冯诗学的典范,庞树典、庞树阶以及张鸿均学习李商隐,他们是清末吴下西昆派的主要力量。宗氏家族学诗兼采众长而自出机杼,诗歌反映时变,颇能代表虞山地域诗学的诗史精神。民国时期的宗威将诗歌融入大学课堂,影响了一批批青年学子的旧体诗词创作。
二、喜读《当代美国经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喜读《当代美国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期以来林徽因批评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重述 |
| 第一节 作家身份的再发现 |
| 第二节 建筑学家身份的追溯 |
| 第二章 消费语境下的女性身份 |
| 第一节 女性主义批评下的身份错位 |
| 第二节 大众消费下的民国名媛 |
| 第三章 文化批评下的多重阐述 |
| 第一节 中西文化交汇下的文学审视 |
| 第二节 精英文化视野下的“太太客厅” |
| 第四章 林徽因批评的反思与可能 |
| 第一节 学术性与商业性的悖论 |
| 第二节 现实题材中的真实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文艺报》“热议小说”与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基本概念和需要说明的问题 |
| 1.3 研究历史与现状 |
| 1.3.1 《文艺报》相关研究综述 |
| 1.3.2 《文艺报》“热议小说”研究 |
| 1.3.3 “一体化”问题的相关研究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与意义 |
| 第二章 “一体化”开端期:批判与希冀(1949-1955) |
| 2.1 真实、多元的文本世界:“热议小说”作品本体分析 |
| 2.1.1 工农兵人物形象的真实塑造 |
| 2.1.2 新生活与革命历史的如实讲述 |
| 2.1.3 现实主义创作下的多元艺术风貌 |
| 2.2 层级与体制的建立:“热议小说”创作主体分析 |
| 2.2.1 文艺界“会师”队伍构成 |
| 2.2.2 工农兵作家的成长与培养 |
| 2.2.3 资深作家的艰难与贡献 |
| 2.2.4 作家体制化的开始 |
| 2.3 “破”与“立”之间:“热议小说”批评文本分析 |
| 2.3.1 对新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的期待 |
| 2.3.2 “浇花”与“锄草”的并存 |
| 2.3.3 政治性批评话语凸显 |
| 2.4 丰富的构成:“热议小说”批评主体分析 |
| 2.4.1 精英评论家的“定位”与“保卫” |
| 2.4.2 普通读者的“愤怒”与“扞卫” |
| 2.4.3 作者的自我批评与自我争辩 |
| 2.4.4 《文艺报》编者的“引领”与“裁判” |
| 第三章 “一体化”发展期:中断与推进(1956-1962) |
| 3.1 超越现实的理想与浪漫:“热议小说”作品本体分析 |
| 3.1.1 高大理想人物形象的出现 |
| 3.1.2 理想烛照下的人民内部矛盾书写 |
| 3.1.3 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贡献 |
| 3.1.4 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交映 |
| 3.2 “大我”与“小我”的融合:“热议小说”创作主体分析 |
| 3.2.1 创作主体多元化与群体化 |
| 3.2.2 个体生命的历史化书写 |
| 3.2.3 主流创作思想的表现与迎合 |
| 3.3 平等地“争鸣”:“热议小说”批评文本分析 |
| 3.3.1 “争鸣”现象的出现 |
| 3.3.2 创作规范和标准的初步确立 |
| 3.3.3 对作品艺术性的珍视 |
| 3.4 喧嚣的大多数:“热议小说”批评主体分析 |
| 3.4.1 群众批评力量的增强 |
| 3.4.2 激进政治评论者的登场 |
| 3.4.3 精英评论家的独立与坚守 |
| 第四章 “一体化”形成期:统一与确立(1963-1966) |
| 4.1 完美与纯粹:“热议小说”作品本体分析 |
| 4.1.1 完美典范“超人”形象的出现 |
| 4.1.2 阶级斗争主题的一致表现 |
| 4.1.3 极致浪漫主义风格的趋同 |
| 4.2 体制内的“建设者”:“热议小说”创作主体分析 |
| 4.2.1 工农兵作家中心化 |
| 4.2.2 趋同的政治化写作模式 |
| 4.2.3 独立性与个性渐趋消失 |
| 4.3 同一与统一:“热议小说”批评文本分析 |
| 4.3.1 与创作话语“同质”的批评 |
| 4.3.2 批评标准的确立与统一 |
| 4.3.3 宣传教育功能的重视 |
| 4.4 主流与合流:“热议小说”批评主体分析 |
| 4.4.1 批评主体工农兵化 |
| 4.4.2 精英评论者的独立性消失 |
| 4.4.3 批评主体与创作主体合一 |
| 第五章 结语 |
| 5.1 1949-1966“热议小说”创作再认识 |
| 5.2 1949-1966“热议小说”批评新思考 |
| 5.3 文学“一体化”的形成与消解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赵魁元先生访谈录 |
| 附录二 丁玲最后一任秘书王增如女士访谈录 |
| 附录三 赵树理孙女赵飞燕女士访谈录 |
| 附录四 原《文艺报》、《红旗》杂志编辑雷声宏老师访谈录 |
| 附录五 姚雪垠之子姚海天先生访谈录 |
| 附录六 原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郑一奇先生访谈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5）常任侠及其戏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常任侠生平 |
| 第一节 早期(1904年—1931年):私塾学习,南京深造 |
| 第二节 中期(1932年—1949年):留校南京,执教外国 |
| 第三节 后期(1950 年—1996 年): 文化活动,教书育人 |
| 第二章 常任侠交游考 |
| 第一节 与戏剧作家的交游 |
| 第二节 与学者的交游 |
| 第三节 与现代文学家的交游 |
| 第四节 与导演、演员的交往 |
| 第三章 常任侠戏剧活动经历 |
| 第一节 演剧活动经历 |
| 一、话剧演出活动 |
| 二、组织演出经历 |
| 第二节 写剧活动经历 |
| 一、对国家的赤胆忠心 |
| 二、对美好生活的希冀 |
| 第三节 读曲、观剧活动 |
| 一、《东瀛印象记》中的读曲、观剧活动 |
| 二、《战云纪事》中的读曲、观剧活动 |
| 三、《春城纪事》中的读曲、观剧活动 |
| 第四章 常任侠戏曲创作研究 |
| 第一节 戏曲创作动机探论 |
| 一、对时局的忧愤 |
| 二、对爱情的向往 |
| 三、对进取精神的歌颂 |
| 第二节 本事来源与剧本内容 |
| 一、取材自史书 |
| 二、取材自民间故事 |
| 第三节 戏曲艺术特征探析 |
| 一、曲词与宾白特征 |
| 二、文本与音乐体制特征 |
| 三、关目设置与脚色特征 |
| 第五章 常任侠戏剧学研究 |
| 第一节 原始戏剧研究的拓展 |
| 一、原始乐舞的探析 |
| 二、原始戏剧的探究 |
| 第二节 皮影戏研究的学术成就 |
| 一、皮影戏的本源研究 |
| 二、皮影戏的形态特征研究 |
| 三、皮影戏的改进创新研究 |
| 第三节 傀儡戏研究的学术贡献 |
| 一、傀儡戏的本源研究 |
| 二、傀儡戏的形态特征研究 |
| 三、傀儡戏的改进创新研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研究方法和意义 |
| 四、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第一章 现代教育与乡土中国 |
| 第一节 知识新变引发的乡土关注 |
| 一、“别求新声”的教育经历 |
| 二、平民教育、职业教育的兴起 |
| 第二节 身份危机催生的乡土认同 |
| 第三节 乡土中国再发现 |
| 第四节 乡土志(教科书)形塑的“乡土中国” |
| 一、由爱乡到爱国:乡土中国的同理推衍 |
| 二、《中国矿产志》与鲁迅的乡土中国观 |
| 第二章 教育变革与文学启蒙 |
| 第一节 白话文学观念的形成 |
| 第二节 外语教学与异域文学启迪 |
| 第三节 现代思想内涵的确立 |
| 一、科学教育思潮引领的思想启蒙 |
| 二、现代校园培养的民主自由思想 |
| 第三章 现代教育影响下的五四乡土文学 |
| 第一节 “儿童本位”教育观与儿童的发现 |
| 第二节 “归乡”模式新变 |
| 第三节 文化空间下的乡愁书写 |
| 一、乡愁意象的转换运用 |
| 二、主体性建构下的两种乡愁与风景 |
| 第四节 作为知识的民俗书写 |
| 一、民俗知识与家国想象 |
| 二、庙产兴学运动影响下的乡村信仰--以庙宇祠堂为例 |
| 第四章 互为镜像的教育与文学 |
| 第一节 “学生-教师-作家”三位一体 |
| 第二节 现代学校:“乐园”与“窘境” |
| 一、解放天性的乐园 |
| 二、窘境:封闭乡村中的异质化存在 |
| 第三节 教师角色与启蒙职责 |
| 第四节 学生、女学生的乡村境遇 |
| 第五节 乡绅与教育变革中的乡村权势变迁 |
| 一、教育变革下的乡绅形象流变 |
| 二、从《孔乙己》到《离婚》:乡绅权势的常与变 |
| 第五章 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的经典化 |
| 第一节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遴选评介 |
| 一、文学史教学研究的基本格局 |
| 二、乡土文学概念的确定 |
| 第二节 教科书编写与文学史叙事 |
| 一、教科书编写的权力 |
| 二、文学史叙事的力量 |
| 第三节 教育与知识生产 |
| 一、知识教授与文学传承 |
| 二、作为教师的鲁迅与五四乡土文学 |
| 余论 民族再造:教育与文学的殊途同归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7）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及论题意义 |
| 二 相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 (一) 楚辞学研究史的梳理 |
| (二) 《楚辞》文献学方面的研究 |
| (三) 国内《楚辞》传播和接受研究 |
| (四) 海外《楚辞》传播和接受研究 |
| 三 研究范围界定 |
| 四 相关理论、概念介绍及本文研究方法 |
| (一) 概念介绍 |
| (二) 相关理论及本文研究方法 |
| 五 创新点 |
| 第一章 明前《楚辞》传播与接受 |
| 第一节 汉魏六朝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一、汉代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一、隋唐时期的《楚辞》传播 |
| 二、隋唐时期的《楚辞》接受 |
| 第三节 宋元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一、宋代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二、元代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楚辞》传播的地域与传播循环模式 |
| 第一节 《楚辞》的传播在明代兴盛的原因 |
| 第二节 明代《楚辞》刊本的刻印地域 |
| 一、明代《楚辞》刊刻的地域分布 |
| 二、明代《楚辞》刻本传播地域形态分析 |
| 第三节 明代《楚辞》传播循环模式 |
| 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主体 |
| 第一节 阅读《楚辞》的读者类型 |
| 第二节 皇室成员的《楚辞》阅读 |
| 一、皇帝阅读 |
| 二、太子及诸宗室子弟阅读 |
| 第三节 士人生员读者的《楚辞》阅读 |
| 一、明代士人生员读者概况 |
| 二、代表性的士人生员读者 |
| 第四节 大众读者的《楚辞》阅读 |
| 一、明代大众读者概况 |
| 二、代表性的大众读者 |
| 第五节 李氏朝鲜读者的《楚辞》阅读 |
| 一、《楚辞》在李氏朝鲜的流传 |
| 二、代表性的朝鲜《楚辞》读者 |
| 小结 |
| 第四章 明代《楚辞》的传播渠道和传播类型 |
| 第一节 收藏、抄本与借阅——《楚辞》的人际传播 |
| 一、《楚辞》的收藏与传播 |
| 二、《楚辞》的抄写、借阅与传播 |
| 第二节 刊刻与买卖——《楚辞》的商业传播 |
| 一、明代的官刻 |
| 二、明代的坊刻及私人刻书 |
| 第三节 明代的书院讲学——《楚辞》的大众传播 |
| 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的《楚辞》接受 |
| 第一节 程朱道学影响下的《楚辞》接受 |
| 一、文道合一论下的《楚辞》接受 |
| 二、台阁派的《楚辞》接受 |
| 三、道学家的《楚辞》接受 |
| 第二节 师古说者的《楚辞》接受 |
| 一、茶陵派的《楚辞》接受 |
| 二、前七子的《楚辞》接受 |
| 三、唐宋派的《楚辞》接受 |
| 四、后七子的《楚辞》接受 |
| 第三节 师心说者的《楚辞》接受 |
| 一、师心说概述 |
| 二、师心说者的《楚辞》接受 |
| 第四节 东林中人的《楚辞》接受 |
| 一、东林中人概述 |
| 二、东林中人的《楚辞》接受 |
| 小结 |
| 第六章 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特点 |
| 第一节 文学特点 |
| 一、楚风的形成 |
| 二、序跋的广泛使用 |
| 第二节 学术特点 |
| 一、个人体悟注解《楚辞》成风 |
| 二、《楚辞》评点类着作大行其道 |
| 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致谢 |
（8）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方梦之研究综述 |
| 1.2.1 方梦之成果掠影 |
| 1.2.2 对代表作的评论 |
| 1.2.3 对方梦之学术思想的评价 |
| 1.2.4 方梦之批评中存在的问题 |
| 1.3 方梦之其人其事 |
| 1.3.1 方梦之的学生时代 |
| 1.3.2 厂矿工作及翻译 |
| 1.3.3 研究所翻译 |
| 1.3.4 步入教坛(1978年至今) |
| 1.4 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 |
| 1.4.1 本课题的理论价值 |
| 1.4.2 本课题的实际应用价值 |
| 1.4.3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第二章 方梦之一分为三翻译观的形成 |
| 2.1 “一分为三译学观”之解读 |
| 2.2 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哲学内涵 |
| 2.2.1 一分为二的利弊 |
| 2.2.2 一分为三的显现 |
| 2.2.3 一分为三的优势 |
| 2.3 一分为三与翻译学方法论 |
| 2.3.1 一分为三与哲学方法论 |
| 2.3.2 翻译学的方法论 |
| 2.3.3 一分为三与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 一分为三:从翻译标准到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1 作为翻译标准的一分为三 |
| 2.4.2 翻译哲学方法论关照的一分为三 |
| 2.5 方梦之的一分为三译学观 |
| 第三章 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研究体系 |
| 3.1 应用翻译研究(学)学科体系建设历程 |
| 3.1.1 文体研究切入,扩大翻译语域 |
| 3.1.2 宏观构思,分层建构 |
| 3.1.3 本体三分,自成一体 |
| 3.2 应用翻译研究自成体系 |
| 3.2.1 “应用文体翻译”范畴 |
| 3.2.2 在译学体系中的方位 |
| 3.2.3 宏观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义 |
| 3.3 翻译活动三要素:作者、译者、读者 |
| 3.3.1 三要素整体观 |
| 3.3.2 译者主体的研究历程 |
| 3.3.3 译家研究的时空与学科三维考量 |
| 3.4 应用翻译标准:达旨、循规、共喻 |
| 3.4.1 应用翻译原则之现实关照 |
| 3.4.2 达旨:达到目的,传达要旨 |
| 3.4.3 循规:规范之常在 |
| 3.4.4 共喻:译文适应性 |
| 第四章 方梦之的中观策略思想研究 |
| 4.1 中观策略概说 |
| 4.1.1 国内外关于“翻译策略”的研究概述 |
| 4.1.2 中观策略研究的意义 |
| 4.1.3 方梦之对翻译策略的研究路径 |
| 4.2 翻译策略三要素:理论因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 |
| 4.2.1 理论因子的考量 |
| 4.2.2 目的指向的诠释 |
| 4.2.3 技术手段的考察 |
| 4.2.4 译学方法论的启示 |
| 4.3 翻译策略三元图：直译、意译、零翻译 |
| 4.3.1 三元图的翻译语言意义观 |
| 4.3.2 直译、意译的重新范畴化 |
| 4.3.3 零翻译的理论研究 |
| 4.4 我国三位一体的翻译策略类聚研究 |
| 4.4.1 本土研究的理据 |
| 4.4.2 自主开发的策略述评 |
| 4.4.3 应用翻译策略之走势 |
| 4.5 中观策略之批评 |
| 4.5.1 中观策略的评价 |
| 4.5.2 方法论意义 |
| 第五章 方梦之微观技巧研究:语法、修辞和逻辑三位一体 |
| 5.1 翻译技巧的历史性和当代性 |
| 5.2 技巧理论化的理据 |
| 5.2.1 上下贯通、立足实践 |
| 5.2.2 从实践总结走向理论研究 |
| 5.2.3 理论发展性 |
| 5.3 语法学视角 |
| 5.3.1 语法(言)学在翻译学体系中的位置 |
| 5.3.2 方梦之的翻译语言等值观 |
| 5.3.3 翻译技巧与语言学理论同步发展 |
| 5.4 修辞学视角 |
| 5.4.1 修辞与翻译的契合 |
| 5.4.2 应用翻译修辞观——译文的得体 |
| 5.4.3 对方梦之翻译修辞观的评价 |
| 5.5 逻辑学视角 |
| 5.5.1 逻辑思维与语言翻译 |
| 5.5.2 “逻辑学”是“翻译学”的基础学科 |
| 5.5.3 逻辑对翻译研究的功用 |
| 5.5.4 应用文体翻译需要逻辑思维 |
| 5.6 语法贯通、修辞立诚、逻辑关联 |
| 第六章 创办《上海翻译》,构建应用翻译之三维阐释 |
| 6.1 创办过程 |
| 6.1.1 创刊背景 |
| 6.1.2 创刊特色 |
| 6.1.3 创刊艰辛 |
| 6.2 创办思想:作者—编者-读者三结合 |
| 6.2.1 稳定的作者队伍 |
| 6.2.2 做专家型主编 |
| 6.2.3 与读者的互动 |
| 6.3 引领前沿 |
| 6.3.1 国际译学视野 |
| 6.3.2 凸显刊物的战略导向 |
| 6.4 应用翻译研究之三维阐释 |
| 6.4.1 聚焦应用(文体)翻译 |
| 6.4.2 探讨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 |
| 6.4.3 关照应用型翻译问题 |
| 第七章 编撰译学辞典,创立“一体三环”译学观 |
| 7.1 方梦之与辞典编纂 |
| 7.1.1 衷怀辞书 |
| 7.1.2 编纂历程 |
| 7.2 译学辞典批评 |
| 7.2.1 编纂译学观 |
| 7.2.2 编者主体性 |
| 7.2.3 读者意识 |
| 7.3 编纂思想:一体三环 |
| 7.3.1 一体三环论 |
| 7.3.2 一体三环论之评价 |
| 7.3.3 一体三环的方法论价值 |
| 7.4 辞典与构建中国译学话语体系 |
| 第八章 结语:方梦之与中国翻译思想史 |
| 8.1 方梦之译学思想的总体特征 |
| 8.2 方梦之译学思想对当下译学研究的启示 |
| 8.3 本研究的局限和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方梦之着译年表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的论文 |
| 致谢 |
（9）明清时期山陕会馆崇拜体系及其伦理意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的山陕会馆与神只崇拜 |
| 第一节 山陕商帮和山陕会馆 |
| 一、山陕商帮 |
| 二、山陕会馆 |
| 第二节 山陕会馆神只崇拜的产生与历史变迁 |
| 一、山陕会馆神只崇拜的产生 |
| 二、山陕会馆神只崇拜的发展 |
| 三、山陕会馆神只崇拜的消亡 |
| 第三节 山陕会馆神只崇拜产生的原因及山陕会馆的“馆庙合一”特点 |
| 一、山陕会馆神只崇拜产生的原因 |
| 二、山陕会馆的“馆庙合一”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 |
| 第一节 山陕会馆的关公崇拜 |
| 一、山陕会馆关公崇拜的缘起 |
| 二、山陕会馆关公崇拜的表现和仪式 |
| 第二节 山陕会馆的道教崇拜 |
| 一、山陕会馆道教崇拜的缘起 |
| 二、山陕会馆道教崇拜的表现 |
| 第三节 山陕会馆的佛教崇拜 |
| 一、山陕会馆佛教崇拜的缘起 |
| 二、山陕会馆佛教崇拜的表现 |
| 第四节 山陕会馆的行业神崇拜 |
| 一、山陕会馆行业神崇拜的缘起 |
| 二、山陕会馆行业神崇拜特点 |
| 第五节 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特点与功能 |
| 一、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特点 |
| 二、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伦理意涵 |
| 第一节 儒家伦理与关公崇拜 |
| 一、关公崇拜的忠义仁勇 |
| 二、关公崇拜的伦理体验 |
| 第二节 道教崇拜与尊道贵德 |
| 一、道教的尊道贵德 |
| 二、尊道贵德的伦理实践 |
| 第三节 佛教崇拜与善恶果报 |
| 一、佛教的善恶果报 |
| 二、善恶果报的伦理实践 |
| 第四节 行业神崇拜与德业相功 |
| 一、行业神崇拜与德业相劝 |
| 二、行业神崇拜与德业自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文化融合与文化认同 |
| 第一节 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文化融合 |
| 一、同籍文化的融合 |
| 二、异籍文化的融合 |
| 三、客地文化的融合 |
| 第二节 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文化认同 |
| 一、明清时期的文化冲突和文化认同 |
| 二、山陕商人的文化自觉 |
| 三、山陕会馆商业风险中的神灵性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附录一 明清时期(部分现存)山陕会馆神只崇拜一览表 |
| 附录二 河南、安徽、山东等省山陕会馆及解州关帝庙考察情况 |
| 参考文献 |
| 学术简历 |
| 致谢 |
（10）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原因及意义 |
| 二、课题名称的范畴界定及学理依据 |
| 三、本课题的学术研究回顾 |
| 四、既往研究成果的反思 |
| 五、研究内容概述 |
| 上编 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的形成 |
| 第一章 晚清民国虞山诗人的诗学思想演进 |
| 第一节 道咸时期虞山诗坛:“性灵”风落潮与“虞山诗派”回春 |
| 一、延续、修正孙原湘的性情说 |
| 二、承继清初虞山诗派 |
| 三、虞山诗人对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的现实书写 |
| 第二节 同光宣时期虞山诗人对宗宋祧唐及宗唐诗学传统的坚守 |
| 一、承继钱谦益宗宋祧唐的诗学思想 |
| 二、与同光体异趣的宗宋诗人 |
| 三、同治、光绪、宣统时期虞山宗唐诗风 |
| 四、光宣时期虞山诗坛的新诗接受者及革命诗人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虞山诗人的诗史精神与诗学宗向新变 |
| 一、虞邑诗人对钱谦益的尊崇 |
| 二、宗唐诗人的诗学变化及革命诗人的诗风转变 |
| 三、虞山诗人保存国粹的努力 |
| 四、虞山诗人重视乡邦文化建设 |
| 第二章 乡邦文化与晚清民国虞山地域诗学的发展 |
| 第一节 虞山文人诗歌中的“红豆”意象——兼谈钱谦益在虞山后学中的接受进程 |
| 一、芙蓉庄红豆与虞山文人的“红豆”情结 |
| 二、虞山红豆诗歌的多样内涵 |
| 三、民国时期虞邑文人引领的红豆研究热潮 |
| 四、钱谦益在虞山后学中的接受过程 |
| 第二节 藏书、读书与虞山文人的诗歌创作 |
| 一、虞山藏书流派的形成及其特色 |
| 二、藏书、读书、诗歌创作的相互促进 |
| 第三节 诗画互动关系与虞山文人题画诗创作 |
| 一、虞山画派的艺术特色及诗画的互动关系 |
| 二、以人物情事为主的题画诗 |
| 三、虞邑题画诗创作的家族性 |
| 四、以画理阐诗学 |
| 第三章 才媛、义庄、科举与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形成 |
| 第一节 才媛与文学世家网络的形成、延续 |
| 一、文学夫妻 |
| 二、母教与家学的传承 |
| 第二节 义庄、家训与家族教育 |
| 一、义庄为家族教育提供经济支撑 |
| 二、家训为家族教育提供制度保障 |
| 第三节 科举与诗书之家 |
| 一、科举:世家望族形成与维持的正途 |
| 二、科举仕宦对诗歌创作既促进又制约的双重关系 |
| 三、科举家族对晚清民国虞山地域诗学的贡献和影响 |
| 第四章 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的交互与呈现 |
| 第一节 常熟家集的编刊及其文化意蕴——以对家集序跋为中心的考察 |
| 一、晚清民国常熟家集的存目及其时间分布 |
| 二、家集:家谱的另一种呈现形态 |
| 三、晚清民国常熟家集的形态 |
| 四、家集的主要内容:诗歌与试艺 |
| 五、家集中的女性 |
| 第二节 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存目、编选及其诗学特色 |
| 一、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存目 |
| 二、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编选 |
| 三、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选诗特征 |
| 第三节 结社酬唱活动盛况 |
| 一、晚清民国虞山地区诗社简况 |
| 二、晚清民国虞山地域文士联吟酬唱活动 |
| 三、晚清民国虞山文士结社酬唱之风兴盛原因、特色及对地域诗学的贡献 |
| 下编 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专题研究 |
| 第五章 虞山诗坛“性灵诗风”的风靡与消解——以孙氏家族为考察对象 |
| 第一节 孙原湘与晚清虞山诗坛的演进 |
| 一、虞邑文化与孙原湘诗学理念的形成 |
| 二、孙原湘与吴蔚光诗歌创作理路的异同 |
| 三、“性灵之风”与嘉道时期的虞山诗坛 |
| 四、清末民初性灵诗风的消解 |
| 第二节 孙雄诗学思想中的家学渊源——兼谈《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的编刊及选诗理念 |
| 一、性情·诗史·忠孝——孙雄于孙原湘诗学思想的继承 |
| 二、《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的刊印 |
| 三、由《四朝诗史·甲集》论及孙雄的选诗理念 |
| 第六章 杨氏家族的诗艺传承与诗学宗向变化 |
| 第一节 晚清民国虞山杨氏家族行传、着述 |
| 第二节 杨氏家族的诗艺传承——兼论杨沂孙诗作中的劫后记忆 |
| 一、杨景仁:诗学陶、苏,诗风本色无雕琢 |
| 二、杨希钰:诗近陶、苏、陆,诗风率直 |
| 三、杨沂孙诗歌内容与诗学宗向 |
| 第三节 清末民国杨氏家族诗学代表——力振唐音的杨圻 |
| 一、杨圻研究综述及上图藏《江山万里楼诗钞》誊清稿本发掘 |
| 二、杨圻宗唐趣尚 |
| 三、杨圻诗学风格的转变 |
| 第七章 翁氏家族的隆起及其在清末虞山诗坛地位的确立 |
| 第一节 晚清民国常熟翁氏家族的生平及着述 |
| 第二节 翁心存早年的学习经历及其诗歌创作 |
| 一、家庭教育与幕府生涯——翁心存早年的学习经历 |
| 二、翁心存的诗歌创作 |
| 三、翁心存对子女及虞邑后学的教育与提携 |
| 第三节 从消遣到遮蔽:翁同龢诗歌创作的心理变迁 |
| 一、翁同龢诗集的刊印及文献缺失 |
| 二、“君亦能诗耶”:翁同龢居京时期的诗歌创作 |
| 三、古籍的鉴赏、收藏活动与翁同龢的诗歌创作 |
| 四、翁同龢晚年诗歌中的“庙堂”想象 |
| 第八章 晚清民国虞山诗坛的“唐宋兼采”——以汪氏、钱氏、单氏家族为中心 |
| 第一节 汪氏家族的学韩风尚 |
| 一、汪氏家族的“状元诗人” |
| 二、汪佑南 |
| 第二节 兼采众长、关注民生:虞山钱氏家族的诗学及诗艺 |
| 一、钱氏家族的世袭及对钱谦益的追忆 |
| 二、钱氏家族的诗歌创作 |
| 三、钱育仁领导下的虞社 |
| 第三节 晚清民国虞山单氏家族诗学研究 |
| 一、诗法少陵与昌黎:康乾时期的单氏诗人 |
| 二、兼采众家:晚清的单学傅与单良玉 |
| 三、《海虞诗话》的编纂及其编选特色 |
| 第九章 虞山文学世家的西昆风尚——以庞氏、张氏家族为中心 |
| 第一节 庞氏家族的崛起及庞树阶“不专事色相”的西昆诗风 |
| 一、庞氏家族成员的生平及着述 |
| 二、积学励行与“贻安堂”庞氏的崛起 |
| 三、虽尚西昆然更崇本色——庞氏家族的诗学实践与新变 |
| 第二节 张氏家族的诗风演进与张鸿掀起的清末虞山西昆热潮 |
| 一、张燮的藏书与写诗 |
| 二、张定鋆 |
| 三、伉俪情深的张蓉镜与姚畹真 |
| 四、吴下西昆的旗帜——张鸿的生平及其诗歌创作 |
| 第三节 清末民初吴下西昆的诗风演进、诗歌理念及其诗学成就 |
| 一、“西砖酬唱”与清末吴下西昆诗风的兴起 |
| 二、吴下西昆的诗歌理念及其兴盛原因 |
| 三、以史入诗、以诗鉴史——吴下西昆的诗学特色及其艺术上的得失 |
| 第十章 宗氏家族兼采众长与自抒机杼诗学路径的形成——兼论民国教授诗人宗威、宗白华 |
| 第一节 虞山宗氏家族的源流世系与诗文着述 |
| 第二节 承继家学与转益多师:晚清宗氏家族的诗歌创作 |
| 一、吾家多闺秀,俱各擅文辞 |
| 二、承继家学与转益多师 |
| 三、宗氏家族的诗学主张 |
| 第三节 传道授业、竞艳诗坛——民国宗威、宗白华的诗歌创作 |
| 一、宗威的诗歌活动 |
| 二、宗白华的旧体诗创作及其诗学思想 |
| 结语 |
| 参考书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喜读《当代美国经济》（论文参考文献）
- [1]多向度的探索 ——新时期以来“冰心传”写作现状研究[D]. 吴筱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2]新时期以来林徽因批评的研究[D]. 周子薇.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4]《文艺报》“热议小说”与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形成[D]. 王海艳. 河北大学, 2020(08)
- [5]常任侠及其戏剧研究[D]. 吴文静.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8)
- [6]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D]. 丁燕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7]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D]. 韩敏.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8]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D]. 孙吉娟. 上海大学, 2020(03)
- [9]明清时期山陕会馆崇拜体系及其伦理意涵研究[D]. 李薇. 南京大学, 2020(04)
- [10]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D]. 吕姝焱.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