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校实验室人才“闹荒”(论文文献综述)
王可园[1](2016)在《从生存政治到权利政治: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研究 ——以1949-2014年间的浙北优新村为个案》文中指出有关建国以来农民政治行为的研究重点分为两大阶段,一是考察改革开放前国家权力建构乡村过程中,以农民为主体的底层社会的应对方式。二是考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农民的维权抗争行动,这方面的研究早期主要考察引发农民维权抗争的原因,近来则转向重点分析农民维权行动的事件和过程。这种研究的优点是可以对每个时段农民政治行为做出比较清析的分析,缺点则是忽略了不同时段农民政治行为逻辑的转变。用“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选择浙北嘉善县一个村庄——优新村作为田野调查点,结合历史档案、官方文件和相关报刊资料等,分析建国以来六十多年间,宏观的政治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微观领域农民不同的政治行为,并将个案村庄农民的政治行为融汇到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当中,探讨其政治社会效应。作为长线段的历时性分析,本文没有对每一时段农民的细小行为进行具体分析,而是重点考察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性事件对农民政治行为的影响,以及农民政治行为在政治社会领域的反馈性结果,如带来的公共政策变迁等。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每一个时段内农民政治行为的宏观环境发生了何种变化;二是宏观领域的变化促成了怎样的农民政治行为;三是农民政治行为又如何引致新的宏观领域的改变。在此基础上,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政治行为逻辑正在从“为生存而行动”向“为权利而行动”转变,分析这种转变的原因,并指出这种转变对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历史上,优新村农民的行为主要受到生存压力的支配。频繁的自然灾害、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和混乱的政治时局,都使得优新村农民不得不为生存而费尽心思。建国之后,随着共产革命的胜利和政权的新建,中国共产党带领农民在农村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第一次实现了贫苦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热情,初步缓解了农民的生存压力。但党与农民之间短暂的蜜月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农业集体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人民公社时期,像全国其它很多地方农民一样,优新村农民也面临饥饿甚至死亡的威胁。面对日渐沉重的生存压力,优新村农民选择了现在人们熟知的“反行为”或“弱者的武器”作为应对。农民对集体化的抵制性行为所带来的制度变迁虽在五十年代即已出现,但至六十年代初基本陨落,整个毛泽东时代农村政策都未再发生新的重大变迁。真正的转变自改革开放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邓小平的主导下,包产到户获得重生,农民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获得了王地,农民与国家进入了第二次“蜜月”时期。人民公社固有的弊端导致公社的组织权威不可避免地衰落,促使它们最终解体。农业经营体制的变革和农村社会组织结构的改变,恢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农民的生存境遇逐渐改善。但是,公社体制的解体,政治权力向上收缩,在向社会释放空间的同时,也使原本由公社负责的村庄公共事务陷入困境。虽然优新村的干部在分田到户之后仍关心村庄事务,但集体经济的窘迫却令他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农民不得不开始自主管理的实践,他们集资、筹劳以修桥、修路,填补了公社解体之后留下的空间。农民的自主管理实践在八十年代末得到官方的正式回应,村民自治制度应声落地,实现了赋权农民的最初尝试。村民自治所实现的政治赋权一定程度上是国家权力退出村庄后的无奈之举,没能在农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农民权利缺乏有效保障,导致出现大量的农民维权抗争行动。九十年代,农民的维权抗争主要集中于“税费”领域。乡镇政府将收税任务下派给农村干部,至于农村干部用何种方式完成任务则并不多问,这给农村干部提供了一条侵犯农民权利的绿色通道,农民反抗在所难免。这一时期,与全国其它许多地方农民主要因税费过重而发起抗争维权行动不同,优新村农民在“税与费”之间摇摆不定,他们认可国家的农业正税,但对此之外的附加收费则想方设法进行抵制。相对来说,此时的农民政治行为相对缓和。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优新村农民因在“征地拆迁”中权利受到侵害而发起了多轮上访,直到走上“进京”上访之路。全国性的农民体制外维权行动弱化了农民的政治认同,使中央进一步调整农村政策,取消了在中国实行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对农民的土地权利进行了再确认,缓解了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取消农业税等农村经济政策的改变,恢复了农民的政治认同,但农民生存压力的彻底解除,促使他们有更多的诉求。只有政治上的深化赋权,才有可能更进一步促进农民的政治整合。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农村干部能够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农民希望有更多的民主权利以制约干部的行为。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村基层民主经历了一个从参与到选举的扭曲发展历程,在优新村,农村基层民主已经从选举向监督迈进,并更进一步向参与和协商回归。赋予农民监督村庄精英权力的权利,和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机会,提高了农民对村庄公共权力的认可和信任,以及他们对村庄共同体的归属感,有效促进了农民的政治一体化,使一度“天下大乱”的优新村重新恢复秩序。对优新村建国以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与一般人们认为生存诉求主导了农民的行动不同,农民的政治行为逻辑经历了一个从“为生存而行动”到“为权利而行动”的转变。其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促成了农民生存政治的消逝,以国家权力从农村社会退出为主要特征的体制变革带来了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农民生活空间的转换,特别是农村一些公共空间的形成,助推了农民维权行动的展开;教育水平的提高,大众传媒的发展,使得农民能够超越村庄而接触来自更广领域的信息,这些现代性因素的导入对农民的权利政治起到了促进作用。农民政治行为逻辑的转变在三个层面上对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有积极影响。宏观上来看,农民的权利政治有助于促进党和国家权力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现代转换,中观上则会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转型,对农民个人来讲,农民的公民能力将会在维权行动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裔兆宏[2](2013)在《美丽中国样本》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引子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洪泉极深,何以(?)之?……河海应龙?何尽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这是屈原在《天问》中几句关系治水的诘问。我始终相信苍天有眼。大自然的一切变化,都是有规律的,任何对大自然的犯罪行为,都将会受到惩罚,只有顺应自然,利用规律,才能趋利避害。
董强[3](2012)在《近代江南公共危机与社会应对》文中提出近代江南社会正值转型与变革。一方面,以灾荒为代表的灾害性公共危机事件日趋频仍;一方面,以瘟疫为代表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此起彼伏;一方面,以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社会公共危机使得江南社会持续动荡。在近代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下,以官赈为代表的传统危机应对机制渐趋衰弱,以义赈、教赈为代表的近代危机应对机制悄然兴起。本文以近代江南作为研究背景,以公共危机事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公共危机管理理论的研究方法,希冀廓清近代江南危机应对机制的变迁,以期用微观研究的视角,探析近代社会变迁的基本脉络。就公共危机事件而言,近代公共危机事件具有复合性、延续性、异质性等诸多特征,胶着了政权合法性危机、异质性民族危机、民众挫折感危机等,引发了传统权利结构的锐变与儒学价值观的反思。就危机应对机制而言,以政府为主导的一元危机应对模式俨然无法改变传统社会的衰竭,以官民合作、中外合作等形式为主的二元危机应对机制逐步兴起,从而构建起官赈、义赈、教赈三足鼎立的局面。危机应对机制的改变,愈发凸显了社会资源的凝聚力与整合力,引发了江南社会结构变革。就危机应对的方式而言,传统的灾荒赈济手段已然乏力,危机事件的决策者充分运用现代金融手段与募赈方式,开创了传统应对机制向近代危机应对模式的转变,是顺应时势的体现。江南公共危机应对机制的迭变,并非一触而就,而是呈现出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以1894年的粤港鼠疫为例,当时的江南民众对公共卫生危机缺乏基本的明晰,决策者茫然无措。租界当局的危机应对模式,使国人意识到建立公共危机体系的重要性。在1910年的鼠疫风潮中,江南在应对态度上已由被动、消极转变为主动、积极,已初步构建起了一套公共卫生应对体系。囿于西方列强的强权,使得华人在卫生检疫中处于劣势,激起了检疫风潮,从而引发了华人的抗争与自主检疫。1915年的南汇风灾赈济,是江南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事。在风灾应对过程中,除采用传统的应对措施外,开始尝试运用金融手段,多渠道的筹措资金,从而扩大善款来源,推动应对模式的革新。由此观之,公共危机事件并非孤立事件,它引发了政治、经济、社会的连锁反应,与时代背景相关。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只有充分探究近代江南公共危机的应对机制,才能使我们清晰地认识近代江南社会的本来面目,从而构建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笔者不揣谫陋,妄提拙见,从宏观史学到微观史学的研究路径是史学发展的必然,这种研究方法必将推动历史学朝新的方向发展。
肖静[4](2009)在《天降大任——吴栋材与一个村庄的命运》文中认为引言不久前我去了一个颇为神奇的村庄——每天有许多城市精英开着轿车来这里上班,一些着名的专家学者每月乘飞机往返于这个乡村;这里有近百名农民开着轿车送自己的孩子去城市读重点高中;这里投资了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国家级的工业园
二、高校实验室人才“闹荒”(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高校实验室人才“闹荒”(论文提纲范文)
(1)从生存政治到权利政治: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研究 ——以1949-2014年间的浙北优新村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 选题背景 |
(二) 研究意义 |
二、核心概念与理论资源 |
(一) 核心概念 |
(二) 理论资源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创新 |
(一) 研究方法 |
(二) 研究创新 |
四、分析框架与章节安排 |
(一) 分析框架 |
(二) 章节安排 |
第一章 研究综述与个案择取 |
一、海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一) 海外中国农民政治行为研究综述 |
(二) 国内中国农民政治行为研究综述 |
(三) 国内学术期刊相关研究综述 |
(四) 文献评价与本文思路 |
二、研究样本与资料来源 |
(一) 研究样本 |
(二) 资料来源 |
第二章 权利之前:生存压力及其对农民政治行为的塑造 |
一、农民生存压力的自然历史根源 |
(一) 频繁的自然灾害 |
(二) 落后的生产条件 |
(三) 不合理的土地制度 |
(四) 混乱的政治时局 |
二、土地改革与农民生存压力的缓解 |
(一) 革命胜利与政权新建 |
(二) 土地改革的宣传与发动 |
(三) 农民“身心”的初步解放 |
三、集体化、人民公社与农民生存压力之复杂变奏 |
(一) 从互助组到高级社:农业集体化的启动与加速推进 |
(二) 人民公社:“大跃进”引来的歧路 |
(三) 集体化时期农民生存压力的复杂变奏 |
四、生存压力与农民政治行为的多重面相 |
(一) 生存压力下农民的政治行为 |
(二) 农民的政治行为和制度变迁的兴起与陨落 |
第三章 接触权利:自主管理与政治赋权的最初尝试 |
一、农民与国家的第二次“蜜月” |
(一) 包产到户的重生 |
(二) 短暂的第二次“蜜月” |
二、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 |
(一) 难以避免的弊端 |
(二) 组织权威的衰落 |
(三) 公社制度的终结 |
三、农民的自主管理实践和初获赋权 |
(一) 困境中的村级公共事务 |
(二) 自主管理在行动 |
(三) 赋权农民的最初尝试 |
第四章 徘徊与反复:权利贫困与农民的体制外维权行动 |
一、贫困的农民权利及其成因 |
(一) 权利贫困下的农民 |
(二) 农民权利贫困的多种成因 |
二、权利贫困与农民的体制外维权行动 |
(一) 摇摆于“税与费”之间的农民 |
(二) “征迁”引发的“上京”行动 |
(三) 体制外维权与农民政治认同弱化 |
三、农民的体制外维权与农村政策的进一步调整 |
(一) “千年”农业税的取消 |
(二) 农民土地权利的再确认 |
第五章 朝向权利:政治赋权与农民的政治一体化 |
一、从参与到选举:农村基层民主的兴起与扭曲 |
(一) 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
(二) 民主在农村基层的兴起 |
(三) 被扭曲的农村基层民主 |
二、深化赋权:拓展的农村基层民主及其回归之路 |
(一) 从选举到监督:拓展中的农村基层民主 |
(二) 从监督到协商:重新迈向民主的本质 |
三、赋权农民及其政治一体化 |
(一) 农民的政治一体化 |
(二) 农村政治秩序的重建 |
第六章 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的动力与意义 |
一、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的动力 |
(一) 经济发展与农民生存政治的消逝 |
(二) 体制变革与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 |
(三) 生活空间的转换与农民维权行动的展开 |
(四) 现代因素的导入对农民权利政治的促进 |
二、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的政治学意义 |
(一) 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转换 |
(二) 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转型 |
(三)农民公民能力的提升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第一部分 中文着作、论文;博、硕论文;网络及报刊资料 |
第二部分 英文着作、论文、博士论文 |
第三部分 个案相关资料(档案、史志、文件选编及其它) |
附录 |
一、优新村行政(村域)变迁 |
二、访谈提纲 |
三、访谈顺序及访谈对象概况 |
四、读博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后记 |
(3)近代江南公共危机与社会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缘起 |
二、 概念界定 |
三、 学术史回顾 |
四、 相关文献资料 |
五、 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六、 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近代江南的公共危机与应对机制 |
第一节 近代江南公共危机概述 |
一、 江南的地理与社会环境 |
二、 近代江南的灾害性公共危机 |
三、 近代江南的公共卫生危机 |
四、 近代江南的社会公共危机 |
第二节 公共危机应对机制的变迁 |
一、 传统应对机制的衰弱 |
二、 近代应对机制的兴起 |
第二章 多方参与的应对模式:以清末两次鼠疫为例 |
第一节 1894 年鼠疫中上海与相关各方的应对 |
一、 1894 年鼠疫概况 |
二、 相关各方的应对 |
三、 上海的应对及其特点 |
第二节 1910 年鼠疫中上海与相关各方的应对 |
一、 1910 年鼠疫概况 |
二、 相关各方的应对 |
三、 上海的应对及其特点 |
第三节 近代江南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 |
一、 近代公共卫生观念的东渐 |
二、 近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 |
第三章 绅商主导的应对模式:以民国初年南汇风灾为例 |
第一节 南汇县情与自然灾害 |
一、 县情概况 |
二、 自然灾害 |
第二节 应对机制的历史基础 |
一、 传统的官赈 |
二、 清末的义赈 |
第三节 1915 年的南汇风灾 |
一、 风灾概况 |
二、 民众闹荒 |
三、 风灾的人为因素 |
第四节 南汇风灾应对机制的轨迹 |
一、 传统应对机制的延宕 |
二、 近代应对机制的承续 |
三、 南汇义赈公所的建立与运营 |
第五节 南汇风灾应对机制的成效与影响 |
一、 应对机制的成效 |
二、 应对机制的影响 |
第四章 近代公共危机应对机制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
第一节 近代公共危机应对机制产生的原因 |
一、 责任政府的缺失 |
二、 士绅力量的崛起 |
三、 外来势力的扩张 |
第二节 近代公共危机应对机制的影响 |
一、 政权危机的产生 |
二、 社会舆论的传播 |
三、 民族危亡意识的产生 |
结语 |
附录:晚清江南地区重大自然灾害年表(1840——1911) |
征引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着 |
后记 |
四、高校实验室人才“闹荒”(论文参考文献)
- [1]从生存政治到权利政治: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研究 ——以1949-2014年间的浙北优新村为个案[D]. 王可园.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2]美丽中国样本[J]. 裔兆宏. 中国作家, 2013(20)
- [3]近代江南公共危机与社会应对[D]. 董强. 苏州大学, 2012(09)
- [4]天降大任——吴栋材与一个村庄的命运[J]. 肖静. 雨花, 20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