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空想论”对建国前后30年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吴曼榕[1](2021)在《建国初期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文中认为陈云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面对建国初期严峻的经济形势,陈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的经济思想。研究建国初期陈云经济建设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学习陈云从事经济工作的理论方法,也对指导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史料进行重新梳理、归纳和总结,在探究建国初期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基础上,总结其建国初期经济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并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其经济思想与今天我国经济发展现状相结合,说明建国初期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当代价值。建国初期陈云经济建设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新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党内其他领导人的经济思想是其思想的理论渊源;建国初期的国内国际形势和陈云个人的工作经历是其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文章从以农为本思想;财政平衡、按比例发展思想;对外贸易发展思想;社会主义私营工商业改造思想;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思想五方面对建国初期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阐述。并由此得出建国初期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具有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性;经济建设为人民的人民性;重视统筹兼顾的平衡性以及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性的特点。同时,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实践对建国初期经济建设实践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促进国民经济有序恢复;促进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实施;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稳步前进。建国初期陈云经济建设思想蕴含了重要的当代价值,包括农业是国计民生的基本问题;经济发展要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工作中遵循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经济平稳运行为国家发展带来有力保障。
赵子晗[2](2020)在《十七年时期苏联戏剧在中国的传播研究》文中认为“十七年”是新中国戏剧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苏联戏剧与中国的关系最为特殊与紧密。本文通过对十七年时期苏联戏剧在中国的传播研究,发现传播过程中的特点与问题,探讨苏联戏剧对建国初期当代话剧创作的影响。十七年时期中苏戏剧交流深受双方国家政治关系的影响,具有不平衡性和大起大落的特点。苏联戏剧在中国的传播为国内戏剧发展指明方向的同时,其自身的局限性也深刻影着这国内戏剧的发展。建国初期,国内急需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来教育人民,宣扬共产主义理想。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自然成为了国内文化建设方面主要的学习对象。苏联文化为国内文化建设提供先进经验的同时也鼓舞了国内人民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苏联戏剧作为苏联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份,在双方文化交流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对国内当代话剧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十七年时期,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为特殊。苏联作为当时国内主要的外来文化国家,对国内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作用。这种影响伴随着双方关系的变化而出现了阶段性的景象,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因此客观梳理十七年时期苏联戏剧在国内传播概况是认识国内当代话剧发展的重要途径。深刻剖析十七年时期不同阶段的变化,对解读当代话剧创作发展道路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因此,研究十七年时期苏联戏剧在中国的传播对重新看待新时期国内话剧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价值。结合特定时期的国际形式以及我国实际情况,本文着眼于十七年时期,以苏联剧作传播与中国当代话剧为主线,通过阐述苏联剧作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方式,去探寻二者其中的关联性以及不同阶段的传播特点,译介与演出情况并不平衡的问题;并从当代中国话剧的创作方法和创作思想两个方面,着重讨论了苏联剧作的传播对于中国当代话剧发展的影响。综上所述,基于共同的国家学说和特殊的国内国外情况,十七年时期的确译介了大量的苏联戏剧作品,其作品中的理论与内容也对国内产生了指引性的作用。但在演出方面却是选择性的上演了其中的一些剧目,特别是当时报刊杂志对于苏联上演剧目的报道更是不多。这种多与少、热与冷的反差形成了看待中国话剧探索民族化道理的另一个视角。从苏联戏剧传播也刺激加快了中国话剧探索民族化的道路。在那个政治与文化深入交融的时代,中国当代话剧也在苏联戏剧传播的过程里探索着自己新的发展方向。
田天亮[3](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文中提出毛泽东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社会主要矛盾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占据支配地位、发挥主导性作用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形式和外化表现,是标注社会发展历史方位、揭示国家基本国情、体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特定范畴。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基础上,党才能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辟中国特色社主义新道路、迎来民族复兴新征程,才能推进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进入新时代,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党和人民面临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依然十分繁重,要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就必须深入研究和掌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规律,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成功经验。本文坚持整体性的研究视角,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为研究目标和任务,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共党史等学科研究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产生的基本条件、认识的发展历程、理论内涵、价值评价、基本特征及经验启示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地分析和探讨。引言主要阐释了本研究所涉及的基本概念、范畴及相关命题,概括了选题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思路、创新与不足之处,同时对“矛盾”、“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等概念及相关命题进行了科学界定。第一章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产生的基本条件。本章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中国古代哲学的矛盾思想等其他思想理论,是认识产生的理论渊源;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探索,特别是在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过程中推进了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认识的产生提供了历史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我国基本国情及其阶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自身状况及认识能力的变化,是认识产生的现实条件;东欧和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探索社会矛盾问题的经验教训,是认识产生的重要国际借鉴。第二章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进程。本章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程度作为划分阶段的标准,集中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所经历的“重新认定”、“逐步深化”、“重大突破”三个比较大的发展阶段进行了概述,重点分析了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新时代”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两次重大判定”,力求既能从整体上揭示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全貌,又能凸显不同阶段的认识特点。第三章归纳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所涵盖的理论内涵。本章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双方及其关系变化的揭示,阐明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涵及其变化,揭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关系;通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及其表现、地位及其作用、变化规律等问题的总体把握,揭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属性及其表现;围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所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战略、路线、方针和政策,则从多重向度上回答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路径。本章还对“新旧”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社会主要矛盾同初级阶段、新时代的关系”以及“党在十八大前后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内在关联”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第四章阐释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矛盾认识的价值意义与基本特征。本章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评价理论,建构起融理论创新、实践论证、揭示现实、引领未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评价体系,从多重向度上分析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取得的重大成果,同时阐明了完善和发展这些认识所应坚持和努力的方向。在认识特征的把握上,从前进性与上升性、总体性量变与阶段性质变、党性与人民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继承性与发展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世界性与本土性相统一的角度,归纳了认识的基本特征。第五章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经验启示。本章认为,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必须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根本指导,坚持以全面认识和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及其变化为主要现实依据,坚持在我国社会矛盾全局中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坚持以不断推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为主要目的,坚持将中国共产党作为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领导核心。结论部分在对全文内容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总结了本文的主要观点,同时也对深化本研究作出了进一步的展望。
杨景交[4](2020)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与“十七年文学”的正名》文中研究说明1979年10月30日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作为中国当代社会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重大文学会议,它是新时期文艺工作得以蓬勃开展的新起点。这次会议从筹备到议题的选取,都受到了党中央、文艺领域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会前,文艺界为如期召开会议铺平道路;会上,就如何处理“十七年文学”遗产问题展开了热议;会后,对会议精神予以传达、贯彻和落实。凡此等等,都使本次文大会与中国当代文艺体制在新时期的再建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开端,它是复杂历史和政治语境下的文学遗留物。在建国三十年期间,如何看待它的影响和价值,文坛、学界仍莫衷一是,有着非常大的争议。在第四次文代会召开之后,有关“十七年文学”的文学史定位问题才逐渐明朗化。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是新时期初文艺领域的一场“拨乱反正”大会,它承担了回顾、反思、总结建国三十年文学艺术价值,为新时期文艺发展提供方向指导的时代重任。它的召开过程,与“十七年文学”以新的形态和方式重新参与新时期文艺体制建构有着微妙的联系,它是“十七年文学”在新时期顺利完成“拨乱反正”的发生器和动力源。为了更好地探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是如何推动“十七年文学”在新时期初顺利完成自身的“正名”之路,以此审视“十七年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体制演变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拟从以下三个维面进行论述:1.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与“十七年”文艺体制的正名。“十七年”文艺体制的形成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全国第四次文代会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理性辨证地看待和继承毛泽东的文艺思想。2.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与“十七年”作家队伍的正名。第四次文代会对在政治运动和“文革”中罹祸的“十七年”作家进行了身份的官方认可和肯定,“十七年”作家们也借由此次会议契机,完成了自身身份的“辩诬”行为。3.第四次文代会与“十七年”文学作品的解禁。第四次文代会以官方的权力,为一大批在“文革”期间被以各种名目划为“毒草”的“十七年”文学作品进行了“解禁”,肯定了这些文艺作品里承载的文学价值和艺术魅力,促进了“十七年”文艺作品的“人道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以“重放的鲜花”重新参与新时期的文学创作。
赵兴银[5](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由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的政治地位、中心任务和面对的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面对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党主动适应社会变革带来的新任务新要求,积极领导和推动了全国范围的社会变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下,主动适应国内外形势发生的新变化,抓住历史发展的潮流,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中努力探索执政条件下党的群众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在七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没有全面执政经验的前提下,短时间内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建设成就,根本原因在于各项事业的发展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经济社会发展极为落后的条件下,党始终能把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紧紧依靠人民,作为战胜一切困难、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先决条件,并为此作出了持续的、不间断的努力。在初建政权的特殊时代背景中,中国共产党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不动摇、不走样,明确了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的历史方位,在此基础上成功实现了工作任务的转型和工作方式的转变,并在艰难的转型中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为推动新中国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本文立足1949年至1956年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从多个层面、多个视角探究和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实践,并结合相关问题的研究,分析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巩固政权、化解危险、领导建设和发展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为开辟新的历史条件下群众工作的新境界,做好群众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文共分七部分,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绪论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内容,分别为:一、论文选题的背景与依据,包括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二、目前研究现状分析,包括国内研究现状、国外研究现状分析以及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和评价;三、相关概念界定,主要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间界定、“群众”内涵的界定、“群众工作”“群众运动”、“党群关系”等概念的界定;四、主要研究方法;五、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等。正文部分分六章进行了详细阐述,具体如下:第一章论述了党的群众工作的理论依据。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关于“人民群众”的论述,确立了党的群众工作的理论基础;二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明确了执政党建设与群众工作之间的关系,为党的群众工作的开展明确了方向;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奠定了群众工作的社会理论基础。第二章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历史进行了考察。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依靠各阶级、阶层的广大人民群众成长、发展、壮大起来的政党,其群众工作的好与坏、成与败,直接影响并决定了这个政党的生命力的存续与发展。本章通过对民主革命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具体实践的历史考察,对各个历史时期党在开展群众工作方面的经验和有效做法的系统总结,进一步明确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之间的继承性和连续性,进一步为当前如何做好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提供了思路借鉴和方法指导。这一章共分五个部分,分别是: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积极发展;抗日战争时期的有力推进;解放战争时期的全面收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经验与启示。第三章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社会背景。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思路和举措,其内在的逻辑思维和工作方式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密切的联系。因此,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各个阶层社会心理发生的变化。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立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客观的条件,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进程实现了有机融合。党的群众工作的对象是一个复杂的群体,这个群体在几千年的传统封建社会中形成了较为稳定和牢固的社会心理。这种复杂的社会心理带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即使在社会发生重大转型后,群众对社会的认识水平和认可度仍然会用传统的视角来看待新事物、新现象。因此,本章首先对不同社会群体,包括工农群众、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心理变化进行了具体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党围绕不同社会群体社会心理的变化,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对群众工作政策进行了调整,实现了群众工作方式方法上的转变。第四章重点回顾并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实践进程。群众工作的开展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群众工作是在相对比较特殊的时代条件下推进的。处理好执政党与各阶级阶层的关系,反映到群众工作的目标和要求上来,就要通过具体的工作实践在党的政策层面进行调整。本章通过党的群众工作的内在运行机制、内在监督机制、内在长效机制三个方面对党的群众工作实践机制建设进行了具体阐述。在此基础上,党的群众工作方法围绕机制的建设也随着发生相应的变化。第五章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价值意蕴。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一个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为党完成执政任务、实现执政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体而言,本章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研究,认为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为执政条件下完成党的工作任务、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践行党的宗旨意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提供了动力保障、建设思路、实践标准,并在此基础上积累了经验,明确了目标和要求。第六章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现实启示。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关键要为当前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启示。本章前三部分分别从群众工作应探索其规律性,把握特点,研究方法,做到因时因势而异;群众工作的实践应在丰富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中体现时代性;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应成为党的群众工作始终秉持的核心价值理念,三个方面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第四部分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当代启示,通过对党的群众工作的时代背景、具体举措、历史价值和实践经验的分析,指出对当前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启示。结语部分主要总结了本文研究成果,并为下一阶段的研究工作提出思路及方向。
王锐[6](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文中指出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研究思路,较为系统地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探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新中国的成立是我国开展经济建设的历史前提。这个历史前提的实现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经历了十四年抗日战争与三年国内战争的洗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卓绝、排除万难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面对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七十年的探索历程依据经济建设工作在全部工作中的地位进行划分,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建设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济主体参与经济建设的方式转变为高度集中化、组织化的生产方式的过程。第二个阶段为改革开放以来到世纪之交。这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的阶段。这一阶段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先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显示出市场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第三个阶段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阶段。我国市场化的改革,逐步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上升到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的趋势日益突出。经济建设在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同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进程的系统考察和思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只有让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享有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二是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我国的综合优势体现在全党全国对正确认识我国国情有正反两方面经验、经济建设必须充分发挥规模效应以及社会主义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三是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在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的基础上,我国进一步实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出多种所有制结构,并且不断健全法制体系为我国的所有制多样化提供持续保障。四是适合国情的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作用下,改革成为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我国改革的动力性体现在改革能够释放红利,而改革的稳定性体现在渐进的改革方式上。五是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必备条件。这个条件性体现在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实践中对深化改革具有促进作用,而闭关自守无异于自取灭亡。六是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并且使经济工作作风不断改善。本文所总结的我国经济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人口众多、工业体系完善、市场体量宏大等多个方面的规模优势,取得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水平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主体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分散化到高度体制化、组织化再到逐步走向自主发挥能动性的独立化过程。同时,也伴随着所有制的不断健全,通过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最大限度的赋予劳动者以获得感,以此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释放和发展。从宏观层面,实施改革和开放两大基本国策的良性互动,实现改革促进开放、开放推动改革,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当然,上述各个经验的发挥,离不开党对国家的统一领导,离不开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离不开方方面面的顶层设计,这不仅是我国过去、当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
国家睿[7](2019)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产生过程和历史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重要原则,是我们党的一贯作风,是我们党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重要保证。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党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的典范之作,是我们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一重要原则的集中体现。《决议》的通过和发表,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产生了伟大深远的影响,也为我们当前如何用历史的、动态的、辩证的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事件,并做出符合时代要求和人民意愿的决策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文在较为丰富的史料和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必要性和可能性两方面分析了《决议》产生的历史背景,再现了《决议》的产生过程,对《决议》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进行了梳理,从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指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进方向两大方面强调了《决议》的历史影响,并着重分析了《决议》的科学启示,明确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党的历史,注意把握主题主线,正确分析错误产生的原因,正确评价党的领袖人物;强调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现党的自我革命,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
韩联郡[8](2019)在《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文中研究说明“制度重于技术”,发展科学技术的关键是建构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制度体系,其落脚点则是制定和实施高质量的科技人才政策,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此方能形成科技人才促进科技发展、科技发展造就科技人才的生动局面。因此,本文以新中国60年(1949-2009年)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进行分析评价,旨在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代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文首先从资源视角对人才资源的特性以及科技人才的制度安排进行了定性分析,然后对新中国60年不同经济体制下的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宏观历史分析,并基于政策文本对科技人才政策从政策数量、政策发布机构、政策对象称谓和政策体系四个维度进行了统计分析,之后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绩效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的比较分析,最后借助阿兰·斯密德的SSP范式理论探讨了科技人才政策绩效不断提升的内在逻辑。全文分七章展开。第一章为绪论,阐述了选题的缘由和研究意义;对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进行了界定;对科技人才政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等。第二章为立论基础。本文主要从经济学视角考察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故首先在人才资源视角下对科技人才政策促进人才资源开发以及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统化的科技人才政策的制度安排。第三章主要对60年间的科技人才政策进行宏观历史梳理。首先,对建国后的中国科技人才政策进行了简单的历史溯源;其次,以经济体制变革的重要节点对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变迁进行了历史分期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计划经济体制阶段(1949-1976年)、经济体制探索阶段(1977-1991年)和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1992-2009年);然后,对三个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本文的重点部分。第四章主要是基于政策的文本对不同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进行了分阶段统计和分析,统计分析的维度有四个方面:政策数量、政策发布机构、政策对象的称谓和政策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的特点进行了总结。第五章将描述性分析和实证性分析相结合,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绩效进行了初步比较。描述性分析以官方统计数据为依据,主要包括科技人才数量、留学生人数与归国留学生比例、R&D经费及其强度、专利授权量、论文产出、成果数量和新产品增加值等数据,实证性分析则是以科技进步贡献率为科技人才政策绩效的测度指标。描述性分析和实证性分析的结果都表明: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得到了持续的提升。第六章是在前两章研究的基础上,借鉴阿兰·斯密德的SSP范式理论,即“状态-结构-绩效”分析框架,探讨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得到持续提升的内在逻辑。首先,对SSP范式理论做了概述;其次,对SSP范式在本研究的适用性以及科技人才政策绩效分析SSP范式下的三要素进行了阐释,并对SSP范式下科技人才政策绩效分析的基本框架进行了初步设计;再次,通过具体分析科技人才政策的状态、结构、政策收益,总结科技人才政策的结构演变与政策绩效提升的关系;最后,在前述分析基础上,探讨科技人才政策绩效持续提升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科技人才政策的“状态-结构-绩效”函数的对应规则建立在结构与状态匹配度基础之上,在三个历史阶段,科技人才政策的结构与状态的匹配度不断提高是科技人才政策绩效持续提升的直接原因,而推动结构与状态的匹配度不断提高的动因主要有两点,即“超越意识形态”思想的应用、科技人才市场化的管理范式的形成。作为全文的结尾,笔者在第七章对本文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对科技人才政策的变迁与经济体制的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本文认为科技人才政策的演进历程与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国家经济体制从宏观上决定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发展和演变,经济体制的转型是科技人才管理体制范式转变的根本原因。此外,科技人才政策的发展也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探索不受外在环境影响(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的科技人才政策发展规律对于科技人才政策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本文认为,尊重市场、尊重科技人才,深入推进科技人才市场化是未来科技人才政策发展应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不应再受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或者受新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
邱晓丹[9](2018)在《中国当代文学英雄书写与儒家传统》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后,1950-70年代的文学为了服务中国社会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政治的规训和自己的主动谋合下,产生了将文学人物形象,特别是主人公形象,塑造为符合该时期一定道德、精神、才能、阶级等标准的“英雄”的书写倾向。本文将具有这种书写倾向的文学文本称之为“英雄书写”。英雄书写作为一种既描写了英雄人物、又描写了非英雄人物的立体的文学表达,一方面通过对英雄人物的塑造展现了该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意志,另一方面又在非英雄人物形象在塑造中隐藏下诸多与之相去甚远的异质成分。这使得英雄书写较为全面地呈现了该时期社会各阶层的思想状况,是分析当时社会整体思想形态的理想文本。关于1950-70年代的社会思想状况,由于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在该时期社会运行中振聋发聩的一统性地位,学界长期忽略了潜藏在其笼罩之下的其他思想学说的影响。建国后,中国社会进一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也从另一层面反映了它依然受着儒家传统多方面的影响。1950-70年代英雄书写所竭力塑造的、作为该时期国家话语重要内容的“人民英雄”形象,以集体主义为其核心价值取向,其重要社会功能是提供一种道德规训。道德规训是英雄书写与儒家传统的重要联结点。“人民英雄”概念中包含着诸多复杂矛盾的内涵特质,这其中隐藏着对儒家思想的变异性继承。英雄书写所展现的社会生活,对儒家传统社会中的小农社会、宗法制度和社会理想等方面都有所衔接和继承。这表明1950-70年代社会在其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规训之下,仍隐藏着一幅儒家传统社会图景。儒家传统在1950-70年代社会的命运,虽然主要表现为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破坏和压制,但也有因其社会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回归而得以加强的一面。儒家学说是一种具有整体观框架的学说,它得以形成,并与社会兼容的基础是中国传统社会具有的一种天然独立的整体性社会形态。1950-70年代社会人为的封闭状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该时期社会整体性形态的回归。改革开放以后,全球化的融合使中国社会的这种整体性形态再次打破,再次成为全球化世界中的一个部分型社会。这与具有整体观性质的儒家思想体系是不兼容的。进入新时期以后,坚持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具有道德规训特质的英雄书写式微,文学书写朝着彰显个体欲望、去道德化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文学承担的道德规训功能式微,在很大程度上,回归到文学本身。而社会在全面经济转向的冲击下,呈现出人文精神危机和道德困局。1990年代的儒学“复兴”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其中大陆新儒家的一支表达了如同传统社会时期的用儒家思想干预社会运行的“政治儒学”的构想。中国当代社会这一思想脉络的流变,在文学的英雄书写中得到了完美的映照和见证。此后的文学,还将继续承担这一作用和功能。
陈印静[10](2018)在《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管理体制的重建 ——以武汉为中心(1949-196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为重审与再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本论文以地方政府的商业管理为视角,阐释在国家有序计划与主动介入下,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轨道,以价值规律为调节手段的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地位被国家计划所取代的进程。从而揭示1949年至1966年国家如何推进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此时段国家权力、政府干预如何影响市场经济?在研究思路上,本论文以各时期商业所有制的演进作为逻辑主线展开,并选取具有特殊性的小商业作为专题研究,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进行系统论述。中共建政早期,国家引导武汉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可分为四个主要阶段。首先,新旧政权更替与商业秩序重建。中共建政以前,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已形成,建政后中共实践了新民主主义商业,并通过改组“大公”与“小公”商业、整顿合作社商业的“商人路线”、对私营商业实行分利政策等举措进行调整以适应新形势。武汉在新旧政权过渡时期采取了鼓励商业转业、开展物资交流、建立新商事制度等办法恢复与发展商业。其次,“五反”运动与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武汉在中央的号召下开展了商业从严的“五反”运动,政府加强了对私营商业的计划干预,由于限制与排挤私商过头导致商业结构失衡,政府不得不进行商业计划结构的再次调整,其结果是新民主主义商业提前走向终结,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条件。再次,资本主义商业改造与社会主义商业的形成。计划市场与自由市场的矛盾推动“一五”时期商业体制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转型过程中借助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手段,形成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对批发商业、零售商业、小商业等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商业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社会主义改造方式。最后,巩固计划体制与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一五计划”后计划体制得以建立,国家开始致力于稳固社会主义商业。由于国家局势不断变化,社会主义商业亦随之多次调适。国家对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主要从计划性和非计划性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进行政府商业管理体制改革,从国家制度与行政管理层面设计与安排计划性商业;另一方面,对自由市场进行管控,打击自发商业行为,限制非计划因素。在阐释国家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般性政策的基础上,选取小商小贩分析其特殊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小商小贩与批发商、零售商相比,具有特殊性所在,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属于国家计划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徘徊者”,国家一方面努力把其纳入计划轨道,另一方面又迫于流通需求保持其市场属性。因此,国家对引导小商小贩走社会道路过程中采取了相对特殊的吸纳方式,小商小贩处于市场与计划之间的边缘身份体现了国家在处理政府与市场问题的因人制宜政策与取向。通过对以上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949年至1966年,国家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经历了建政前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的形成、建政初期新民主主义商业的建制与改组、“五反”运动后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由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向社会主义商业的过渡、巩固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对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的历史演进。国家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途径为扩大计划市场、缩小自由市场,商业管理权力陷入“上收——下放——上收”的反复循环。作为兼具“双重身份”的特殊存在,国家在引导小商贩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出现了“安排政策倾斜”与“安排过宽限制”之间的徘徊、“吸收进来”与“调整出去”的矛盾,小商贩从而成为纳入国家计划与保持市场性的“徘徊者”。在这一时期,市场与政府双方展开了长时段的博弈拉锯。面对政府在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高压管控,市场并非“坐以待毙”,其“自发力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势与政策变化中寻求可行的生存策略而难以消灭,国家面对市场的主动性一次又一次地采取了妥协姿态,乃至不惜采用阶级斗争与阶级对立的方式对其发展进行限制。武汉商业社会主义道路与湖北省其他地区相比具有特殊性,从消费城市向工业城市的转型中,呈现具有更多自主性、更注重强化商业管理权力、更加注重对小商业的改造和安排、更注重处理商业转业所引发的利益重组、更加强调内外物资交流等特征;与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直辖市城市相比较,武汉具有行政层级的一般性,因此武汉商业政策的制定与运作的自主权相较于以上城市难免受到更多限制,尤其是受到来自于省级党政等多方的影响。
二、“空想论”对建国前后30年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空想论”对建国前后30年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建国初期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选题背景 |
2.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1.国内研究综述 |
2.国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方法 |
1.文献研究法 |
2.理论联系实际法 |
3.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
(四)本文创新与不足 |
1.创新之处 |
2.不足之处 |
一、建国初期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与实践基础 |
(一)建国初期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
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建设的理论 |
2.列宁关于经济建设的理论 |
3.党内其他领导人关于经济建设的理论 |
(二)建国初期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
1.建国初期的国内国际形势 |
2.陈云主要经济工作经历 |
二、建国初期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一)以农为本思想 |
1.农业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基础 |
2.高度重视粮食生产 |
(二)财政平衡、按比例发展思想 |
1.做好财政平衡工作 |
2.搞好国民经济中各部门的比例关系 |
(三)对外贸易发展思想 |
1.新中国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对外贸易 |
2.依据国情制定进出口政策 |
(四)社会主义私营工商业改造思想 |
1.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
2.将社会主义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 |
(五)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思想 |
1.集中与分散相结合 |
2.主体与补充相结合 |
三、建国初期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主要特点 |
(一)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性 |
1.经济发展要稳中求进 |
2.社会主义建设应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 |
(二)经济建设为人民的人民性 |
1.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
2.解决实际问题就是为人民服务 |
(三)重视统筹兼顾的平衡性 |
1.国家经济要保持平衡发展 |
2.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 |
(四)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性 |
1.依据国情制定经济政策 |
2.在经济工作中重视调查研究 |
四、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实践对建国初期经济建设实践的积极影响 |
(一)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有序恢复 |
1.国家财政统一收支平衡 |
2.国内物价稳定各行业有序恢复 |
(二)有利于促进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实施 |
1.成功主持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 |
2.各生产部门按比例协调建设 |
(三)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稳步前进 |
1.用定息的方式成功实践和平赎买政策 |
2.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
五、建国初期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当代价值 |
(一)农业是国计民生的基本问题 |
1.解决好“三农”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 |
2.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并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 |
(二)经济发展要以人民为中心 |
1.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 |
2.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三)经济工作中遵循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 |
1.认清国情科学制定国家经济政策 |
2.重视调查研究着力解决突出问题 |
(四)经济平稳运行为国家发展带来有力保障 |
1.经济平稳运行是抵御贸易保护主义的坚实力量 |
2.经济平稳运行是处理突发公共事件的坚强后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2)十七年时期苏联戏剧在中国的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s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 |
二、研究回顾与述评 |
(一)专着 |
(二)论文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四、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一)重点难点 |
(二)创新之处 |
一、苏联戏剧在中国传播的背景 |
(一)以苏为师:全面向苏联学习 |
(二)以苏为鉴:批判反思苏联模式 |
(三)与苏决裂:全面摒弃苏联经验 |
二、苏联戏剧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内容 |
(一)剧本的译介 |
1.绝对推崇期:全面译介苏联剧作 |
2.逐步分化期:大量译介苏联剧作 |
3.选择接受期:选择性译介苏联剧作 |
4.逐渐关闭期:停止译介苏联剧作 |
(二)剧目排练与演出 |
三、苏联戏剧在中国传播的影响 |
(一)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
1.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播的升温与降温 |
2.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性与政治性之争 |
3.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接受末流 |
(二)创作思想:英雄主义思想 |
1.个人型的英雄主义 |
2.群众型的英雄主义 |
3.英雄主义的泛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附录1:1949-1954 苏联戏剧在中国的演出情况 |
附录2:1949-1966 年苏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出版情况一览表 |
附件3:1949-1966 苏联戏剧在中国的上演情况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引言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评述 |
三、基本概念及其相关命题释义 |
(一)矛盾 |
(二)主要矛盾 |
(三)社会主要矛盾 |
(四)社会主要矛盾同其他层次的社会矛盾的关系 |
(五)其他相关概念和命题的界定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产生的基本条件 |
一、认识产生的理论渊源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 |
(三)其他重要思想资源 |
二、认识产生的历史根据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探索实践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探索实践 |
三、认识产生的现实条件 |
(一)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 |
(二)我国基本国情及其阶段性特征的变化 |
(三)中国共产党自身状况与认识能力的变化 |
四、认识产生的国际借鉴 |
(一)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社会矛盾问题的经验教训 |
(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探索社会矛盾问题的经验教训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演进 |
一、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认定 |
(一)重新认定的基本前提 |
(二)重新认定的思想脉络 |
(三)重新认定的主要表现 |
二、认识的逐步深化 |
(一)实现认识深化的必要性 |
(二)认识深化的思想脉络 |
(三)认识深化的主要表现 |
三、认识的重大突破 |
(一)认识突破的客观依据 |
(二)认识突破的思想脉络 |
(三)认识突破的主要表现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理论内涵 |
一、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涵及其变化的深刻揭示 |
(一)由“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
(二)由“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 |
(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双方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 |
(四)辩证把握“一个转化”和“两个没有变”的关系 |
二、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属性及其表现的总体把握 |
(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特点及其表现 |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导地位及其作用 |
(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主要规律及其表现 |
三、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路径的探索与完善 |
(一)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
(二)坚定不移地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 |
(三)适时调整和更新发展思想和发展理念 |
(四)制定和实施科学的战略部署和政策方针 |
(五)不断充实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主体力量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价值意义与基本特征 |
一、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价值意义 |
(一)价值评价的基本向度 |
(二)认识取得的重大成果 |
(三)努力完善和发展认识的方向 |
二、认识的基本特征 |
(一)前进性与上升性的统一 |
(二)总体性量变与阶段性质变的统一 |
(三)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
(四)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
(五)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 |
(六)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
(七)世界性与本土性的统一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经验启示 |
一、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 |
(一)深入地学习、研究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 |
(二)在实践中不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 |
二、继续全面认识和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及其变化 |
(一)始终坚持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
(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及阶段性特征 |
(三)将认识“基本国情”同世情、党情相结合 |
三、坚持在社会矛盾全局中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
(一)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自身变化的特点 |
(二)把握其他层次社会矛盾变化的特点 |
四、始终致力于推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解决 |
(一)在科学界定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确定解决思路 |
(二)在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基础上调整解决思路 |
五、坚持将党作为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领导核心 |
(一)继续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 |
(二)坚持将党的领导和依靠人民群众相结合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与“十七年文学”的正名(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二、学界研究概述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第一章 第四次文代会与“十七年”文艺体制的正名 |
第一节 会议关键:还原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本来面貌 |
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主导作用 |
二、毛泽东文艺思想受到林、江集团的歪曲利用 |
三、文代会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正本清源” |
第二节 会议热点:“双百”方针的恢复 |
一、“双百方针”带来的新气象 |
二、“双百方针”的重新张扬 |
第三节 会议精神:“二为”口号的修正 |
一、“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弊端 |
二、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审视 |
三、“二为”方针的具体提出 |
第二章 第四次文代会与“十七年”作家队伍的正名 |
第一节 “十七年”作家群体的尴尬身份 |
一、纳入体制 |
二、批判改造 |
第二节 与会代表的选取:“十七年”作家们的辩诬 |
一、与会代表名单的选取和拟定 |
二、“胡风”集团平反最佳的时机 |
三、丁玲政治名誉的恢复 |
第三节 第四次文代会对作家身份价值的确认 |
一、胡耀邦的总体设计 |
二、会议筹备小组的最大努力 |
三、“五代同堂”的盛况 |
第三章 第四次文代会与“十七年”文学作品的解禁:“重放的鲜花” |
第一节 “毒草”的解禁 |
一、“文革”时期确认的“毒草”类型 |
二、为“毒草”正名的举措 |
第二节 对“十七年”人道主义精神的接续 |
一、“十七年”人道主义思潮的退隐 |
二、文代会对“十七年”人道主义的回应 |
三、新时期文学人道主义思想的显现 |
第三节 对“十七年”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正名 |
一、“十七年”的现实主义探索到“文革”的伪现实主义 |
二、文代会对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肯定 |
三、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在新时期文学的复归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选题意义 |
二、目前研究现状分析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五、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理论依据 |
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
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 |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
第二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历史借鉴 |
一、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 |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积极发展 |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力推进 |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全面发展 |
五、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经验与启示 |
第三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社会背景 |
一、党的群众工作的社会历史条件 |
二、党的群众工作与群众复杂多变的社会心理 |
三、党的群众工作面临的新任务新挑战 |
第四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推进 |
一、以任务为导向明确群众工作的新使命 |
二、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机制 |
三、党的群众工作方式方法的转变 |
四、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创新 |
第五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价值意蕴 |
一、群众工作为各项目标任务的完成发挥了保障作用 |
二、群众工作为执政条件下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思路 |
三、群众工作为践行党的宗旨意识拓宽了实践路径 |
四、群众工作为执政条件下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积累了经验 |
五、群众工作为新形势下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明确了新任务 |
第六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现实启示 |
一、群众工作应遵循其内在的规律性,做到因时因势而异 |
二、群众工作应在丰富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中体现时代性 |
三、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党的群众工作始终秉持的核心价值理念 |
四、做好群众工作需要厘清的几个关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序言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与述评 |
(一)研究现状 |
(二)研究现状的述评 |
三、基本概念的界定 |
(一)经济建设 |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三)规模效应 |
四、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6 年)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1949-1956 年) |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制度准备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济状况 |
三、新中国成立后应对困难的经济措施 |
四、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确立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曲折(1956-1966 年) |
一、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
二、经济上初步纠正“左”倾错误与庐山会议“反右倾” |
三、对国民经济和党内关系的调整 |
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和“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 |
五、“四清”期间的三年经济调整与三线建设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严重挫折(1966-1976 年) |
一、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抓革命与促生产 |
二、国民经济发展跌入谷底 |
三、七十年代初国民经济的恢复 |
四、政治经济的全面整顿与粉碎“四人帮” |
小结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第二章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1976-2002 年)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76-1982 年) |
一、经济建设的徘徊与思想解放的兴起 |
二、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国民经济调整 |
三、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 |
四、对外开放与特区建设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全面探索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82-1992 年) |
一、“三步走”七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 |
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
三、推行财政、计划管理体制改革 |
四、价格改革与整顿经济秩序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转轨(1992-2002 年)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 |
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 |
三、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建立 |
五、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 |
小结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2002 年至今) |
第一节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转型(2002-2012 年) |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 |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 |
三、区域、城乡向协调发展转型 |
四、宏观调控机制向治理体系转型 |
五、对外开放向“开放型经济体”转型 |
第二节 经济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2012 年至今) |
一、“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战略 |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 |
四、“新发展理念”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五、“一带一路”提升对外开放格局 |
小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阶段性总结 |
第四章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 |
第一节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一、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
二、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 |
三、最大限度的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第二节 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 |
一、正确认识我国国情 |
二、充分发挥规模效应 |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
第三节 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 |
一、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 |
二、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功得益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 |
三、健全法治体系为我国所有制的多样化持续提供保障 |
第四节 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 |
一、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
二、改革红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 |
三、渐进式改革是我国改革的基本特点 |
第五节 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国策 |
一、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
二、闭关自守无异于“慢性自杀” |
三、开放型经济体对国内深化改革具有“倒逼效应” |
第六节 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 |
一、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 |
二、党的领导在经济决策中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 |
三、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作风的不断改善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产生过程和历史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1、选题缘起 |
2、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1、国内研究综述 |
2、国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方法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 |
一、《决议》产生的历史背景 |
(一)《决议》产生的必要性 |
1.拨乱反正成为当务之急 |
2.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偏差 |
(二)《决议》产生的可能性 |
1.对“两个凡是”的坚决抵制 |
2.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
3、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 |
二、《决议》的产生过程 |
(一)对历史问题初步分析和探讨 |
(二)建国三十年以来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 |
(三)《决议》正式起草 |
(四)《决议》的修改通过 |
三、《决议》的主要内容 |
(一)《决议》的基本框架 |
(二)《决议》对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总结 |
1、充分肯定了新中国以来的伟大成就 |
2、分析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 |
(三)《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全面客观的评价 |
1、《决议》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地位 |
2、《决议》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
四、《决议》的历史影响和启示 |
(一)《决议》的历史影响 |
1、《决议》实现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
2、《决议》指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
(二)《决议》的启示 |
1、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党的历史 |
2、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现党的自我革命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缘由 |
1.1.2 研究意义 |
1.2 概念与研究范围的界定 |
1.3 研究现状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 |
1.5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第二章 “第一资源”视角下的科技人才政策供给 |
2.1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 |
2.1.1 人才资源的概念 |
2.1.2 人才资源的特性 |
2.1.3 “第一资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2.2 人才政策与人才资源开发 |
2.2.1 人才资源开发与中国的现代化 |
2.2.2 人才政策促进人才资源的开发 |
2.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建构 |
第三章 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历程 |
3.1 科技人才政策的历史溯源 |
3.2 科技人才政策的历史分期 |
3.3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3.3.1 过渡时期政策框架的形成 |
3.3.2 全面建设时期政策的曲折 |
3.3.3 “文革”期间政策的偏离 |
3.4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3.4.1 知识分子政策的拨乱反正 |
3.4.2 科学建制化的恢复和发展 |
3.4.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初步建立 |
3.5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3.5.1 “第一资源”共识的形成 |
3.5.2 科技人才管理体制的变革 |
3.5.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完善 |
第四章 基于政策文本的统计与分析 |
4.1 文献来源与样本选择 |
4.2 政策分类的依据 |
4.3 各阶段科技人才政策的初步统计 |
4.3.1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 |
4.3.2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 |
4.3.3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 |
4.4 科技人才政策演变模式与特征 |
4.4.1 数量的演变 |
4.4.2 发布机构的演变 |
4.4.3 政策对象称谓的演变 |
4.4.4 体系的演变 |
第五章 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评估 |
5.1 评估方法的选择 |
5.2 各阶段政策绩效的描述性评析 |
5.2.1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的政策绩效 |
5.2.2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的政策绩效 |
5.2.3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的政策绩效 |
5.3 基于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实证分析 |
5.3.1 测算方法与参数选择 |
5.3.2 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 |
5.3.3 科技进步贡献率与政策绩效的关系 |
第六章 基于SSP范式理论的绩效分析与检验 |
6.1 SSP范式理论概述 |
6.2 政策绩效SSP范式分析的初步设计 |
6.2.1 SSP范式对本研究的适用性 |
6.2.2 SSP范式下绩效分析的三要素 |
6.2.3 SSP范式下绩效分析的基本框架 |
6.3 SSP范式下的科技人才政策分析 |
6.3.1 政策状态 |
6.3.2 政策结构 |
6.3.3 政策选择的收益分析 |
6.3.4 结构演变与绩效提升 |
6.4 政策绩效提升的动因分析 |
6.4.1 超越意识形态:绩效提升的逻辑起点 |
6.4.2 人才市场化:绩效提升的基本途径 |
6.5 提升政策绩效的一个框架 |
第七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9)中国当代文学英雄书写与儒家传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0. 绪论 |
0.1 研究缘起 |
0.1.1 文学的“英雄”主题 |
0.1.2 建国后的“英雄”书写 |
0.1.3 英雄书写与儒家传统 |
0.1.4 英雄书写的80年代转向 |
0.2 研究意义 |
0.2.1 社会思想史意义 |
0.2.2 文学意义 |
0.3 研究方法 |
0.4 文献与研究综述 |
0.4.1 50-70年代的英雄研究 |
0.4.2 新时期的英雄研究 |
0.4.3 现当代文学中的儒家传统研究 |
0.5 论文大纲 |
1. 文学英雄书写的形成 |
1.1 当代文学的权力受封 |
1.1.1 “一体化”研究范式之外 |
1.1.2 文学的主动性 |
1.2 社会建设事业与文学部门 |
1.2.1 建国初社会的理想氛围 |
1.2.2 胡风的诚挚理想 |
1.2.3 文学内部的竞争与格局确立 |
1.3 革命思维与文学真理标准 |
1.3.1 社会建设的革命思维 |
1.3.2 革命的文学标准 |
1.4 文学的英雄书写时代 |
1.4.1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两结合” |
1.4.2 “谁当主角”? |
1.4.3 英雄的“工农兵”出身 |
1.4.4 说不尽的“知识分子”与《青春之歌》 |
1.4.5 文学的选择与浩然的崛起 |
2. 道德:英雄特质与儒家伦理 |
2.1 成长型英雄与神化型英雄 |
2.1.1 集体的“人民”与个体的“英雄” |
2.1.2 成长型英雄书写 |
2.1.3 神化型英雄书写 |
2.2 英雄与儒家的道德联结 |
2.2.1 儒学的道德教化历程 |
2.2.2 英雄书写的道德规训:正己与正人 |
2.2.3 儒家方法的运用:“致广大,尽精微” |
2.3 文本英雄的儒家道德特质 |
2.3.1 “公私”观念向宋学传统的回归 |
2.3.2 “人人英雄”与“满街皆圣人”? |
2.3.3 从积极入世到“人定胜天” |
2.3.4 圣人“三不朽”与英雄“立功” |
3. 英雄书写中的儒家传统社会图景 |
3.1 小农社会特质的遗存 |
3.1.1 向土地回归的“人民” |
3.1.2 《武训传》与扫盲运动 |
3.1.3 《不能走那条路》与农地欲望 |
3.2 宗法:“女英雄”书写中的男权机制 |
3.2.1 女性事业心:最合乎理想的嫁妆 |
3.2.2 《李双双小传》与孙庄 |
3.2.3 《春暖时节》:启蒙人丈夫对妻子的改造 |
3.3 宗法:“改造”不了的家庭与血缘 |
3.3.1 “落后”人物集锦 |
3.3.2 《山乡巨变》与家庭价值认同 |
3.3.3 《艳阳天》与“阶级”概念的儒化 |
3.4 “大同社会”还是“共产主义”? |
3.4.1 《吃饭不要钱的日子》与《礼运篇》 |
3.4.2 《吃饭不要钱的日子》与《答顾东桥书》 |
3.4.3 《吃饭不要钱的日子》与《大同书》 |
3.4.4 《吃饭不要钱的日子》与共产主义 |
3.4.5 两种乌托邦理想的融合 |
4. 历史转型与英雄书写的没落 |
4.1 整体中国与儒学基础 |
4.1.1 “完整的历史世界” |
4.1.2 儒家的自然整体观 |
4.1.3 近代历史的转型 |
4.2 50-70年代的回归与终结 |
4.2.1 《叶里藏金》与一元价值 |
4.2.2 《千重浪》与自力更生 |
4.2.3 《铁军的步伐》与路线斗争 |
4.3 整体观与英雄书写 |
4.3.1 天地万物非一体下之“仁” |
4.3.2 50-70年代的整体观与集体主义 |
4.3.3 加入全球化 |
5. 美丽新世界 |
5.1 英雄书写的余韵 |
5.1.1 “伤痕”文学与英雄的“思想解放” |
5.1.2 新时期的社会共同理想 |
5.1.3 社会经济转向与理想书写转型 |
5.2 现实主义文学的拐点:从路遥到王朔 |
5.2.1 路遥理想中的集体性取向 |
5.2.2 王朔反叛的个体性倾向 |
5.2.3 文学显学地位与80年代文学 |
5.3 成为“文学”的文学 |
5.3.1 “人文精神大讨论” |
5.3.2 《我爱美元》与去道德化的90年代文学 |
5.3.3 纯文学的失落 |
结语:道德困局与儒学“复兴”?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10)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管理体制的重建 ——以武汉为中心(1949-1966)(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 近代中国商业史研究 |
(二) 计划经济时期商业史研究 |
(三) 改革开放初期商业体制改革的研究热潮 |
三、问题意识与创新空间 |
(一) 关键词释义 |
(二) 问题意识 |
(三) 研究思路 |
四、研究重点与局限 |
(一) 研究重点 |
(二) 研究局限 |
五、主要研究资料 |
(一) 档案类资料 |
(二) 报刊类资料 |
(三) 汇编类资料 |
(四) 其他类资料 |
第一章 政权更替与商业秩序重建 |
一、中共建政前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的形成 |
(一) 建政前的中共与商业 |
(二) 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的特征及对中共建政的影响 |
二、中共建政初期新民主主义商业的建制 |
(一) “大公”、“小公”商业的改组 |
(二) 合作社“商人路线”的整顿 |
(三) 私营商业的分利政策 |
三、武汉商业秩序的新旧过渡 |
(一) 商业转业 |
(二) 物资交流与商业联营 |
(三) 新商事制度的建立 |
小结 |
第二章 “五反”运动与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 |
一、“五反”运动的起因 |
(一) 从增产节约运动到“三反”运动 |
(二) 从“三反”运动到“五反”运动 |
二、武汉“五反”运动始末 |
(一) 由工商界“四反”走向“五反” |
(二) “五反”运动的四个阶段 |
三、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 |
(一) “五反”运动的特征 |
(二) “五反”运动对商人的过度打击 |
(三) 商业、市场与商人思想的变化 |
(四) “五反”运动后的经济变局 |
小结 |
第三章 资本主义商业改造与社会主义商业的形成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局势变动 |
(一)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二) 武汉商业的新形势与商人的新矛盾 |
二、武汉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 |
(一) 动员与起始阶段 |
(二) 经销为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阶段 |
(三) 全行业公私合营为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阶段 |
(四) 经济改组与安排阶段 |
三、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的建构与运用 |
(一) 借助国家资本主义商业进行社会主义过渡的缘由 |
(二) 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的管理 |
(三) 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的运用——以零售商改造为例 |
四、社会主义商业的形成 |
(一) 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向社会主义商业的过渡 |
(二) 商业过渡的困境与曲折——以武汉绸布座商为例 |
(三) 社会主义商业的确立 |
小结 |
第四章 巩固计划体制与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 |
一、保障计划性: 商业行政管理体制的三次改革 |
(一) 商业机构市区分工改革 |
(二) “大跃进”与“大商业”管理体制的形成 |
(三) 国民经济调整与改进零售商业管理体制 |
二、限制“非计划”因素: 自发商业的市场管理 |
(一) 自发商业的生存策略 |
(二) 自发商业的限制与管理——基于1957年的分析 |
(三) 取缔计划商品流入自由市场 |
小结 |
第五章 计划与市场间的“徘徊者”:小商贩的特殊社会主义之路 |
一、小商贩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 |
(一) 小商贩的改造办法 |
(二) 小商贩改造的定税政策 |
二、小商贩的安排及其调整 |
(一) 安排小商贩的政策倾斜 |
(二) 安排偏宽及其限制 |
三、残存小商贩的整顿改造 |
(一) 残存小商贩的分类整改 |
(二) 残存小商贩整顿改造的矛盾 |
(三) 残存小商贩整顿改造的争议及处理 |
四、商业整改与调整退出小商小贩 |
(一) 恢复合作商店与合作小组 |
(二) 退出国合商业小商贩的安排政策 |
五、自发个体商贩的清理整顿 |
(一) 自发个体商贩的井喷 |
(二) 清理整顿自发小商贩的政策界限 |
小结 |
结语 |
一、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的社会主义道路 |
二、市场与政府间的“应然”与“实然”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空想论”对建国前后30年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建国初期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D]. 吴曼榕.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2]十七年时期苏联戏剧在中国的传播研究[D]. 赵子晗. 云南艺术学院, 2020(12)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D]. 田天亮.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与“十七年文学”的正名[D]. 杨景交.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5]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研究[D]. 赵兴银. 扬州大学, 2019(06)
- [6]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D]. 王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产生过程和历史影响研究[D]. 国家睿.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2019(01)
- [8]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D]. 韩联郡.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9]中国当代文学英雄书写与儒家传统[D]. 邱晓丹.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10]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管理体制的重建 ——以武汉为中心(1949-1966)[D]. 陈印静.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