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我国产权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寻租（论文文献综述）
邢伟[1]（2020）在《“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普遍存在以下问题:集体资产股权流转过程中权利边界模糊、交叉,影响部分权能实现;所有权缺位、虚化、弱化,行使主体不明确,造成集体资产流失;部分权能流转范围受限,流转市场不完整,有偿退出难,抵押担保难;农村宅基地、承包地“三权分置”中权属杂糅,财产性权能流动性低,财产性权益难以充分实现,与改革目标相违背;农村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产权范围不明,行权主体缺位,管理机制不畅,导致合作制性质不明,股份制作用发挥不畅;农村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界定不明、权属缺失,公益性功能发挥不充分,存在管理空白。以上这些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普遍存在,严重制约着改革进程,阻碍着产权各要素权能的充分实现,影响着农村发展效果和治理效能。本文共分八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重点阐释本文选题背景与意义、理论综述、研究框架与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与不足。第二部分“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以农村集体所有制为基础,论述农村所有权、承包权（资格权）、经营权（使用权）、经营性资源资产产权、公益性资源资产产权等相关概念,结合建国后各个时期农村产权制度过程进行深入剖析。第三部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依托河北省部分地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现状,结合全国各地改革情况,深入剖析产权制度改革中存在的现实困境与问题。第四部分“‘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设计”,探索建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分别负责行使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公益性资源资产和经营性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人权能。第五部分“‘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实施主体”,构建与新时代乡村治理模式相适应的“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第六部分“科斯定理视角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成本-效益分析”,用法经济学方法对“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进行全面剖析。第七部分“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以期实现细化各项权能、明晰产权归属、严格产权保护、顺畅产权流转目标。第八部分“结论”,回答了在导论部分提出的、本文致力于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注重以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所有资源资产进行了系统梳理,根据不同资源资产的形态、功能、使用方式以及产权构成、行权模式,将其划分为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和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四种类型。在坚持农村集体制度不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底线不变、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固定不变基础上,剥离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权、经营性资源资产股东权、公益性资源资产管理权中所包含的身份性权能,在分权基础上将包含身份属性的权能（成员权）统一归位于所有权,形成所有权权利组织体,即“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根据不同资源资产性质及其权能构成,分别搭建由不同成员组成的“农村承包权人集体”“农村资格权人集体”“农村股东成员集体”和“农村全体农户集体”,分别行使农村承包地、宅基地、经营性资源资产和公益性资源资产的所有权权能和身份权权能。以此为基础,重新构建“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在农村集体所有权现行模式向“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转换过程中,严把“目标层+准则层+决策层”三大环节,统筹宏观设计与微观运行,找寻出一条可以最大限度明晰产权界限、充分发挥产权权能、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运行体系,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乡村治理效能。
林明灯[2]（2020）在《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认为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曾经是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特有的经济现象,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也以其为研究对象,成果丰富且已形成较为完善理论体系。然而近十年,中国OFDI呈几何式增长,即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仍逆势上扬,并于2016年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企“走出去”发展轨迹,无法用传统OFDI理论中利益最大化解释: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趋势下,中企留在国内深耕发展才是合理选择,加之中企整体呈现国际化经验匮乏,自主品牌与技术拥有度较低等特征。传统理论无法从微观视域对中企OFDI行为做出合理解释,究其原因,发达经济体国内制度质量较高,营商环境优越,企业开展跨境投资无“后顾之忧”,无需考虑制度成本与政府寻租,母国制度可视为基本“背景”,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制度建设滞后,政府干预较高,尤其是处于转轨时期的中企OFDI收益更多体现宏观经济利益,而企业微观利益是被兼顾的,其OFDI行为势必受区域制度政策、地方政府治理、国际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应下述核心问题:国际投资领域中,母国制度包含哪些维度?它们间关系是什么?是否都能显着影响企业OFDI?母国制度能否与经典OFDI理论中的资源观、区位观相结合?最后,基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区域间制度体系演化差异大,地方政府调控力度高、范围广,涉外（投资）协议种类多、缔约频繁的特点,区域制度质量和企业OFDI选择是否具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据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1）在梳理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与研究基础上,综合中国对外投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有效评估母国制度影响中企OFDI的有效性。（2）以新制度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为基础,解析母国制度的理论内涵与框架结构,并在修订OLI范式基础上构建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3）以2003-2015年上市企业OFDI决策为样本,通过Logit模型实证检验母国制度对中企国际化选择的直接影响与调节效应。（4）为中国政府提升区域OFDI水平提供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思路线索,本文得出结论可归纳为下:（1）母国制度分为国内层面（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国际层面（涉外制度）,共三个维度。国内层面:税制结构优化、信贷制度改革、技术市场成熟、知识产权完善,政府干预降低,补助补贴增多、审批效能提升,腐败活动减少,都能激励中企境外投资,呈现对OFDI的“挤入”效应,另一方面,物权保护力度提升,契约机制有效实施,政府支出规模增加,公共品高质量供给,反而会抑制中企“走出去”,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国际层面: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与双边投资协议多以资本流入国身份签订,中企在“走出去”进程中无法得到缔约国高标准待遇,因而两类协议无法促使中企OFDI,甚至避免双重征税制度更多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与之相反,自由贸易协定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投资保护与投资激励态度更为积极、开放程度更高、范围更广、条款更具操作性,激励中企到缔约国投资作用效果更佳。（2）母国制度也能以企业所有权优势（或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媒介,间接影响企业OFDI选择。国内层面:物权制度、契约制度、信贷制度、技术交易市场与知识产权制度提升,以及政府干涉降低,补贴规模增大,寻租行为减少,都能赋予创新型中企更高水平的技术所有权优势,呈现母国制度“强化”技术所有权优势特征;而企业承担税率降低,公共品供给效率提升,研发投入较多企业倾向留在国内发展,呈现母国制度“弱化”创新型企业OFDI意愿特征。国际层面:涉外制度能优化东道国较低的法治质量与营商环境（如双边投资协议与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东道国沉重的税收负担与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中资流入的抑制作用（如境外经贸合作区）,鼓励中企到制度区位优势缺失的缔约国OFDI,呈现涉外制度“强化”东道国区位优势特征。（3）从“两个统筹”到“三个统筹”是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水平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国内层面,制度环境作为母国制度最为稳定的制度内核,其本身是静态框架,需要政府构建与之适应的执行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本文考察国内制度的十二个子制度对微观特征异质企业OFDI影响差异,可以帮助地方政府重新审视如何利用中企在OFDI决策上表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精准激励目标企业“走出去”;国际层面,既需要中国研究借鉴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国内制度,为中企培育“走出去”能力提供良好的国内环境,也要求政府调整国内制度政策工具,配合涉外（投资）制度体系效率效能发挥,以争取国际投资领域更大的制度性权力。本文考察中企至签订不同涉外（投资）制度的缔约国OFDI呈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所得结论能帮助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进程中更好实现“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母国制度视角对OFDI研究,建立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OFDI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第二,本文将母国制度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OL优势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投资理论。第三,本文的研究对将从国际规则国内化以及国内规则国际化两条路径着手,推动现有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变革的中国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
胡伟斌[3]（2020）在《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村庄作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问题关乎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村庄治理是农村集体制度与村民自治制度耦合下的治理,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村庄治理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对村庄的公共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实现资源使用的高效率和高效益,以满足农民群众高质量生产、生活以及生态的需要。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作为农村产权制度的一次重要变迁,不仅涉及到农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发展以及农民群众的财产权益,而且对村庄治理改善具有重要影响,对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治理有效更是意义重大。于此,本文主要围绕以下四个主要内容展开研究。第一,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的总体影响研究。主要通过对杭州市江干区的案例剖析来考察这些影响。首先,股份合作制改革促进了村庄治理结构的优化,构建了治理主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的村庄治理体系。其次,改革促进了村庄治理主体的强化,促进村庄代理人向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再是,改革促进了村庄治理机制的完善,对村庄流失的信任机制和民主机制具有较好的修复与增强作用。最后,改革提升了公共服务水平和村民满意度,实现了村庄治理绩效的提高。第二,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信任的影响研究。信任作为一种非契约性互动机制,是村庄治理的关键向度。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将信任分为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研究发现,就制度信任而言,除县乡政府信任外,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党支部信任、村委会信任和司法部门信任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其中对村党支部的信任最强,村委会的信任次之;从人际信任来看,股份合作制改革对亲友信任、近邻信任、同村人信任和外来人信任的影响也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其中对同村人信任影响最大。第三,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制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民主的影响研究。民主作为一种契约性互动,是村庄治理的另一关键向度。研究发现,股份合作制改革具有民主增进效应,能显着促进村庄民主化治理。从村庄层面看,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新型村庄或是社会关联和宗族势力更强的村庄里,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农户民主参与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农户层面看,发现在低年龄、低教育程度以及有跨县外出务工经历组中,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农户民主参与的正向影响更显着。通过机制分析发现,除了直接影响外,股份合作制还通过提高农户的民主认知来促进其民主参与行为。第四,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研究表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关联和宗族势力均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进一步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就公共品类型而言,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医疗、环境卫生等关乎民生的公共产品的促进作用更加显着;从村庄类型来看,改革对公共品供给效率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的传统村庄更加明显。此外,股份合作制改革还通过民主效应与信任效应来间接影响村庄公共品的供给效率。本文研究的贡献在于:首先,本研究主题为当下中国“三农”发展中的焦点问题,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产权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村庄治理问题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主攻方向之一,以往研究大多只关注股份合作制改革对经济层面的影响,而本文将研究重心转移到改革对村庄治理影响上,将两个焦点命题进行实证研究是本文主要贡献。其次,本文跳出了传统研究视角的局限性,将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视角来探讨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的影响。最后,以往对该问题的研究大多以定性研究为主,而本研究在案例研究基础上,并运用基于较大样本的调研数据进行计量实证分析,使研究更具科学性。但囿于村庄样本量与数据结构等因素,本研究也存在较多不足之外。基于上述研究,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深化与村庄治理优化的相关政策建议,并根据本文研究的不足及局限进行了研究展望。
张毅[4]（2020）在《产权与治权关系视野下农村政治生态研究 ——以山西省L村为例》文中认为产权和治权是乡村治理的核心要素,产权是奠定乡村治理的基础要素,治权则是规范乡村治理的结构要素,两者的互动关系共同影响和形塑着乡村的政治生态。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实施30多年以来,既是中国农村基层民主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也是乡村治理中治权不断下放和分散的过程。同时,由于乡村集体产权的松动,导致村集体资源日益被少数村干部垄断,造成了村庄内部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和干群矛盾。而且,产权分化严重影响了乡村治权结构,掌握公共权力的村干部不仅霸占集体资源,与此同时又通过集体资源所带来的财富继续巩固其对村庄的治权。随着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村庄治权逐步从村干部手中分散到村民手中,于是就产生了围绕村庄公共权力和集体产权的激烈竞争和争夺。本文以一个典型的煤炭资源型村庄L村为案例,具体描述该村由集体化时期的富裕村到改革开放后的贫困村,村委会选举由村民直选开始时的选举竞争和天价选票,到中期的村“两委”矛盾,再到村委会选举走向规范并趋于平稳的历史过程,重点分析该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围绕煤矿资源利益而进行的权力争夺与权力运作,分析不同时期背景下的煤矿集体产权对乡村治理的冲击及其由此产生的政治生态,进而探索乡村振兴背景下资源型农村政治生态的优化路径。本文除导论外,主要包括五个部分的内容:第一章主要介绍集体化时期,L村的集体煤矿在村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采取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方式,壮大了集体经济,实现了村庄的共同富裕,以及由此带来的村庄良好治理与全面发展;第二章通过对L村第六届换届选举中“金钱竞选”和“天价选票”的全景描述和系统解剖,分析集体产权失效后造成乡村治理的要素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生态恶化与村庄衰败;第三章以L村第八到第十一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为例,分析资源整合和煤矿利益消失后乡村权力运行状况以及由此造成的村干部无人竞选、村庄公共事务无人管理的治理困境;第四章通过对L村煤矿产权变迁下乡村权力运作轨迹和治理结果的分析,探索资源型农村政治生态的优化路径;最后一部分是文章的结论,即产权与治权密切关联,直接形塑乡村的政治生态,决定农村的发展命运。L村自治异化主要是缘于集体产权失效而非农民素质低下,优化资源型农村的政治生态关键要实现产权与治权的良性互动。
马池春[5]（2020）在《秩序再造：资本下乡的实践图景 ——以育村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随着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资本下乡日趋活跃和频繁,对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潜在推动着乡村社会的秩序变革。当前,围绕资本下乡议题学界争论不断,既有资本下乡的坚定支持者,也有资本下乡的强烈反对者,争论双方的核心关切是资本下乡究竟促进还是损害农民利益?本文以粤东北地区的育村为研究个案,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实地调查等研究方法,采用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等理论分析框架,详细考察了资本下乡在个案村的具体实践过程。资本下乡中的村庄秩序形态变革是本研究所关注的核心内容。资本下乡能否促进农民利益根本上取决于多元主体间利益秩序均衡与否,关键在于资本下乡良性机制的建构。而资本下乡良性机制的建构过程本质上是资本下乡中多元主体利益博弈的过程,是农民利益发展与利益保护的均衡过程,也是村庄秩序再造和乡村社会制度变迁的过程。本研究聚焦资本下乡中的政府、企业与农民,深入分析资本下乡中的利益主体行为,全景展现资本下乡中村庄秩序再造的过程及其结果,并试图揭示资本下乡良性机制建构的内在逻辑机理。本文主要由导论、正文、结论与讨论三部分组成。导论部分主要回答本选题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回顾和梳理相关文献并进行简要评述,介绍主要的研究方法和案例概况及本研究的创新和不足之处。正文部分共由五个章节构成,围绕资本下乡中的政府、企业与农民,按照事件发展的过程脉络,论述和呈现资本下乡对村庄秩序的再造过程和结果,揭示和分析村庄秩序再造的逻辑进路、治理效应及其限度。第一章主要从政府、企业和村集体三个层面分析资本下乡中的利益主体行为逻辑,研究认为政府的治理逻辑、村庄的发展逻辑与企业的生存逻辑具有内在契合性,推动了资本下乡中利益主体行动路径的适应性耦合,实现了乡村关系、政企关系和村企关系的再造,形塑了资本下乡中的动态“三角平衡”格局。第二章主要呈现资本下乡中政府和企业对村治精英的双重吸纳过程,分析认为村治精英在资本下乡中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加速了资本下乡中利益主体间的信任建构进程。企业的“需求—回应”机制和政府的体制压力传导是资本下乡中精英吸纳的主要动力来源。资本下乡中政府与企业对村治精英的双重吸纳实现了对村治精英的再造,引致村治精英“政治化”。第三章主要展现资本下乡中企业主导的现代规则与乡土规则的碰撞过程,分析认为资本下乡为重塑和再造乡村社会的规则体系提供了契机。资本下乡中乡村社会基于共同需要具有规则再造的内在动力,而政府的强制性矫正则为乡土规则再造提供了外部辅助。同时,资本下乡中企业理性与农民理性的耦合过程也内涵着企业对乡土规则的再造。第四章主要分析资本下乡中农民再组织化的动因,呈现农民再组织化过程。资本下乡中企业基于生产成本控制需要,具有吸纳农民参与的内在动力。而企业基于交易成本控制需要,则将分散化的农民参与推向了再组织化。研究认为资本下乡中的农民再组织化有助于乡村社会自主性“集体”建构。农民再组织化搭建了农民组织化利益表达新秩序,重塑了农村政治经济格局,拓展了乡村精英成长空间,推动了村社集体再造。第五章主要分析资本下乡中村庄秩序再造的逻辑进路、治理效应及其限度。研究认为资本下乡中村庄秩序再造遵循内在多重逻辑进路,具有积极治理效应,对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助推作用。同时,现代性与地方性知识的潜在冲突、政企关系诱变、间接信任背景下的松散型村企关系使得资本下乡中的村庄秩序再造有其限度。基于对案例的分析研究,围绕如何建构和完善资本下乡良性机制,推动资本下乡秩序均衡,促进农民利益,本文得出以下结论:资本下乡中利益主体间的信任建构是基础;新型政企关系是资本下乡可持续的保障;有效的利益联结分配机制是稳定村企关系的关键;村治精英是资本下乡中的主要桥梁和纽带;打造党建引领下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是资本下乡进程中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方向。
徐添桧[6]（2020）在《公立中小学管办评分离的障碍研究》文中提出教育现代化要求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推进管办评分离则是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建立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基本路径。虽然我国对公立中小学管办评分离已做出较多探索并取得一定的成绩,但管办评分离仍有浮于表面、敷衍应付之现象。而且,有关研究成果也未能触及管办评难以分离的深层次原因。其实,以制度分析为工具看,公立中小学管办评难以分离的深层机理主要还在于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性障碍问题。首先,受各种主客观因素影响,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过于强势、学校不够独立、教育评价方非常迷茫的非均衡权责利博弈关系保留下来,形成路径依赖,并对管办评三方关系的演化产生了十分深刻的长远影响。其次,面对管办评分离改革实践,重重困难使各主体得不偿失,因此各主体缺乏参与变革与创新的动力;面对管办评未能分离的现实情形,既有制度使各主体有利可图,因此各主体选择保留并维持现状。在这两种成本-收益比较中,交易费用的存在是关键要素。最后,管办评各主体在多重委托-代理过程中既面临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也面临各种困境。这使得在管办评三方的权责利博弈关系中,政府过于强势又稳定性丧失,学校不够独立又自主性萎缩,教育评价方非常迷茫又独立性缺乏。因此,公立中小学管办评三方之间教育权责利关系的失衡与模糊,即政府过于强势、学校不够独立、教育评价方非常迷茫的教育产权障碍,以及三者之间的教育产权非均衡博弈,是公立中小学校管办评分离的根本障碍。这种障碍经历了源起、固化以及延续等三个主要阶段。进一步规制政府权力、厘清学校与教育评价方的自主权并培育其自主性,进一步完善、深化管办评三方之间沟通协商、互动合作的整体性制度与机制,必将有利于克服和消除管办评三方之间的教育产权障碍,进而促进管办评三方有序相对分离并有效互动协调。
杜兴华[7]（2017）在《公共采购制度发展中的腐败治理研究 ——以政府投资建设工程招投标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我国一直处在工程建设的高峰期。与此同时,工程建设领域腐败案件发案率居高不下,不是说工程招投标导致腐败,而是招投标的不规范操作给腐败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工程建设领域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招投标制度,适应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市场化的要求,在节省投资和提升经济效益方面成效明显。此后不久,政府采购、产权交易、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医疗用品及器材采购等领域普遍采用公开招标和拍卖方式,加速了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进程。公共采购活动是政府管理和市场交易直接发生接触的一个环节,发生公权力滥用和以权谋私的机率较大,成了大面积滋生腐败的温床,引起了社会普遍关注。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要求,正确处理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发挥好政府作用之间的关系,推进公共采购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加强对公共权力行使的约束,有效预防和治理腐败,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以政府投资建设工程招投标为例,运用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等理论视角,对市场化公共采购制度的发展进行研究,重点从制度诱因、产权基础和社会心理三个方面对公共采购领域招投标腐败多发的原因进行分析,进而对公共采购招投标中的腐败治理提出对策。我国公共采购制度创新是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高度集权的体制结构下,政府出于政治合法性的追求,偏好渐进的改革方式,通过增量改革的办法引入市场机制,采用试点方式先在一定范围内试验,然后再推广。我国公共采购制度变迁的路径为招投标实践先行和相关制度逐步完善的一个适应性的调整和演化。从统收统支的国家财政到市场配置资源的公共采购政策转向适应了市场化改革目标,从刚开始的制度移植时受到外力压迫和内在改革动力的共同作用,到公共采购领域的拓展完全是各级政府自发的行动,公共采购制度演变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是经济效益得到提升的同时,公共性有所缺失,很多招投标的违规操作是各种腐败问题滋生的根源。行政部门主导的立法、国有产权约束不到位和制度贯彻执行中的变通是我国公共采购制度变迁和发展面临的三个主要困难。分行业监管的体制是适应当时条件做出的不得已选择,较快地建成了公共采购的政府监管体系,也拓展了公共采购招投标的适用范围,却引发了不少监管方面的体制性障碍。统一监管平台的构建和各地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建设的兴起,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分行业监管的体制性障碍,但一些涉及权钱交易的串通投标问题仍无法得到根治,问题的关键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国有体制造成的产权激励约束不到位,委托代理中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搭便车”问题,造成招标人按招投标规范操作的内在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历史形成的政策执行变通问题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惯性思维导致了制度得不到严格执行。因此,我国公共采购制度的发展完善必须从制度创新和制度执行等层面去考虑。一是要遵循制度变迁发展的规律,建立健全操作层面制度规范。针对行政部门主导的立法和分行业治理带来的体制弊端,需要创新科技手段为公平公正交易提供技术保障,通过体制的设计甚至是政治制度安排,有效解决公共采购政策实施中的问题。二是强化国有产权的约束机制解决公共采购招标人行为失范的问题。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在不改变国有产权基本属性的前提下,探索以公益性机构投资者作为“国有产权替身”,解决国有产权的“所有者缺位”,通过明确公有产权的激励和约束,为公共采购招标提升经济效益目标提供内在动力。立足于现代企业“三权分离”的发展趋势,将国有产权转变为国有股权资本,把国有产权转化为真正的社会化产权,由公益性基金持有（包括实物形态和证券化形态）,提出分两步走的具体设想,通过社会事业类基金持有实物形态的国有股权和机构投资者（公益性共同基金）通过资本市场实现证券化流通基础上持股来实现所有权的社会化。三是以强力反腐推动招投标制度的规范化执行。强化招投标制度的规范化执行,按照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和各归其位、各尽其职的思路,分清中央和地方的权利义务,强化中央权威,确保政令畅通。厘清部门的监管职责,规范行政权力,防止公权力的不当行使。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突出案件查办的惩治功能,用治标的办法为治本赢得时间,通过实施强力反腐的一系列举措,改变了各级官员对违规成本的心理预期,为下一步完善采购招标制度和建成标本兼治的惩治预防腐败体系打好基础。
燕丽娜[8]（2015）在《规制理论下的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电力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能源行业,科学合理的电力监管体制是保证电力供应安全稳定,促进电力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必需的制度条件。伴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进程,我国引入了电力监管制度,成立了专业化监管机构,建立了垂直管理的电力监管框架。现行监管体制在推行竞争性电力市场建设,促进政府电力管理方式和管理观念的转变、提高管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在电力监管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逐步加以完善。因此,当前电力市场化改革中的政府监管体制建设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本文从政府管制的制度背景着手,把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作为研究对象,以行政学视角,在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兼用比较和实证研究方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中国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缺陷及成因进行深入分析,针对中国与发达国家在自然垄断行业管制改革中的显着不同特点,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借鉴发达国家成功改革经验,在能源行业大部制改革背景下,试图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电力监管体制,为电力监管制度设计提供理论与政策支持,也为中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管理模式的变革作探索性研究。本文对当代中国电力监管体制的变迁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归纳,认为现行电力监管体制改革很不彻底,仍保留着以行政干预为主的传统管理方式,有限的“政监分离”与“多头管理”的格局并存,尚未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存在着监管法律改革滞后、核心监管职能缺失、监管力量严重不足、监管俘获和监督缺失并存等问题,无法满足电力工业发展和电力市场化改革的需要,也影响了电力行业进一步提高效率和提升服务质量,难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本文重点讨论了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缺陷的主要成因,认为管制机构被俘获、信息不对称的制约、计划经济体制惯性的影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以及行政垄断的弊端是造成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缺陷的主要原因。针对上述成因,本文提出了与当下中国大部制改革背景相结合的电力监管的“政监分离”模式,并系统地、科学地论证了选择该模式的理由。本文侧重于实证研究,通过对大量典型案例深入剖析,使得研究结论更为有力。本文认为,电力监管是电力市场化改革中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以规制理论为指导,借鉴国外管制改革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电力监管的历史变迁和改革实践,建议调整我国电力监管机构设置模式,在“政监分离”的基础上,优化电力监管的职能配置,最终实现依法、独立、高效的电力监管目标。电力监管体制的改革、建设和运营是一项系统工程,改革必须要有相关配套政策跟进,需要深化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能源法制建设,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同步推进。
罗湖平[9]（2013）在《中国土地资源配置中的隐形市场研究》文中认为作为财富之母的土地,能够尽快兑现其财富的“捷径”只能是改变用途或改变所有权。在中国土地资源配置过程中,不尽完善的土地治理结构、产权制度安排以及不尽规范的政府土地管制行为等共同作用,诱发着当事人在土地级差收益追逐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擅自走“捷径”以尽快兑现土地财富,由此,一种无序的、价格机制扭曲的、畸形发育的土地隐形市场在全国各地自发形成,成为当前的社会焦点和难点之一。所谓土地隐形市场,是指在我国特殊的土地产权制度下,各利益主体在土地产权权能流动过程中绕开现行土地法律法规擅自行动而形成的一切土地交换关系之和,通常是指当事人因利益驱使擅自改变原有土地用途或使用类型而形成的土地交易市场,它具有隐蔽性、自发性、非国家正式认可性、产权权能流动性和利益驱动性等特征。在我国土地资源配置中,主要包括农用地承包经营权隐形市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隐形市场、农地非农化隐形市场、国有划拨土地隐形市场和有偿性国有土地隐形市场等基本形态。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沿着资源配置效率改进路径,系统考察中国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进程中的治理结构效率和制度环境效率状况,发现曾经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或契约设计正逐渐成为无谓损失之源,土地隐形市场正隐匿于其中。进一步研究发现,土地市场治理结构中的隐形市场出现因应了政府的双层垄断性,土地市场制度变迁中的隐形市场出现因应了产权制度的内在规定性,城乡建设用地隐形市场的出现因应了土地管制中的政府失灵。中国土地资源配置中的隐形市场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它既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对土地有形市场造成了消极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而成为诱发土地制度创新或变革的动力源。因此,在中国土地隐形市场显形化的路径选择中,既要强化土地行政,对刚性执法型土地隐形市场进行严厉打击和坚决取缔,又要对柔性执法型土地隐形市场进行正面引导,诱致土地制度改革和创新。由此,需要分层分类分阶段推进中国土地隐形市场显形化,一是在还权赋能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和创新中优化土地制度环境,二是在打破政府垄断和推进征地制度改革中优化土地治理结构,三是在规范政府行为和推进管理体制改革中优化政府土地行政系统。当务之急,是要积极推进土地确权、登记和颁证工作,这是中国土地隐形市场显形化效率选择的第一步。研究还通过动态建构无缝隙的产权制度变迁模型发现,我国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过程中的产权制度效率呈现出同一轨迹上“先增后减”的倒“U”型规律,同时又在不同轨迹上呈现出间断性的改进特征,有效率的无缝隙产权制度变迁周期将呈现出衰减规律。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没有一劳永逸的产权制度变迁,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变迁越来越依赖于产权制度变迁。在政府双层垄断的治理结构状态下,现行制度中带有模糊性质的所有权和相对独立的使用权等组成的土地产权结构早已陷入“路径锁定”的低效状态,呼唤着新一轮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到来。
刘卫东[10]（2013）在《当代中国公共产品供需选择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公共产品包括了基础教育、社会医疗，公共服务，公共交通等基本社会福利，涉及到人们基本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近年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公共产品供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围绕着公共产品如何生产、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一系列制度建设和制度选择的研究由此而生。本文认为，中国的公共产品供需制度的发展历程是一个“选择”的历程，它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公共选择过程，不是以个人主义为社会的中心，而是以一种集体主义的形式出现，这种集体选择，包括决策的形成，选择制度的构建，是建立在集体主义原则上的一种选择，它不是简单的个人选择的累加，而是最优策略的集体决策方法和社会意志的表达。这种选择是中国政治体制中公民参政议政的方式。中国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仅是改革现有的政府职能和政府管理模式，而且是改变一种集体的选择方式，这种方式的改革，是我国政府和全体人民在寻找适合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和政治制度的一次艰难选择，更是一次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这种制度选择，不仅影响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意味着我们在管理方法、方式和政府职能等方面的艰难转变，中国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改革与创新，集中地体现了这一选择的过程，也反映了这种集体选择的改革与创新。本文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以马克思对社会产品的分类和分配的思想为研究出发点，结合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福利经济学，财政学和政治学中的“治理”理论，考察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演进历程，分析了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产生原因、变迁诱因、发展中的路径依赖。本文通过比较国外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介绍了福利型、自由市场型，社会市场型三种典型国家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经验和教训，针对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问题和问题成因，在供给主体选择、主体激励、资金来源制度等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设计、制度选择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论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交代了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本文的视角和论文的框架，主要初步介绍了将公共产品选择制度置于国家和政权体系下研究的观点。第二部分分析了本文所使用的主要概念，主要介绍了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公用选择和集体选择制度、公共产品供需中的个人行为分析、制度性公共产品和技术性公共产品的分类。分析了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者对公共产品选择制度的相关理论，同时，介绍了国内同行在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观点和方法。第三部分介绍了中国公共产品供需选择制度的发展状况，首先梳理了中国公共产品选择制度的发展历程，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其次分析了“议行合一”的国家制度和政权体制下公共产品选择制度形成的机理；再次剖析了公共产品供给的方式，政府、社会和经济组织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角色扮演；最后回顾了中国集体选择制度的公共产品的发展状况。第四部分分析中国公共产品选择制度中的问题和成因，认为中国公共产品制度选择问题主要表现在制度的公平性、制度原则的协调、制度的执行、制度的自我调整机制几个方面。形成这一系列问题的原因在于：制度的理想主义与非理想主义的制度实践、精英政治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人性矛盾、人格化的志愿主义和非人格化制度的设计困境、结构先于制度的被动性创新等几个方面。第五部分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产品公共选择制度和发展历程进行了比较，选取了三个代表性的国家，一是自由市场经济下的美国公共产品的公共选择制度和发展，二是高福利制度国家瑞典公共产品公共选择制度和发展，三是市场社会型的德国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和发展。这三个国家在公共选择过程中分别体现了自身的特点。美国为市场主导、政府补救型，瑞典为一党独大普济式选择制度，德国为计划和市场综合的“共决制”。从这三个国家公共选择制度来看，分别对应我国共产党与多党合作执政下市场和社会组织共同提供公共产品的制度研究。第六部分是中国公共产品供需选择制度的改革与创新。首先，完善中国公共产品选择的决策制度，健全公民需求显示制度，使公民的需求偏好能够通过畅通渠道得到有效的表达，然后再研究投票规则对公民个人偏好表示的影响，完善个人偏好的社会转化机制，设计激励公民表达需求偏好的规则。其次，在政府的决策执行方面，重构中国公共产品的决策执行方式，改革中央和地方层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等，提高政府行政管理能力和水平，强化对政府行为的监控。再次，健全完善公共产品选择制度的保障。
二、试论我国产权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寻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我国产权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寻租（论文提纲范文）
（1）“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理论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重点、难点 |
| 五、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 |
| 第一节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相关理论 |
| 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
| 二、法与经济学视角下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构成 |
| 三、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权能分析 |
| 四、国外土地产权构成及权能分析 |
| 第二节 1949 年以来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概况 |
| 一、第一阶段(1949 年—1956 年):合作化运动时期 |
| 二、第二阶段(1956 年—1978 年):人民公社时期 |
| 三、第三阶段(1978 年—2012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 |
| 四、第四阶段(2013 年至今):“三权分置”改革实施期 |
| 第三节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博弈分析 |
| 一、演化博弈理论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 |
| 二、对各个阶段产权变革的演化博弈分析 |
| 第二章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以河北省部分地区产权制度改革实践为样本 |
| 第一节 河北省个别地区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基本情况 |
| 一、邢台市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基本现状 |
| 二、定州市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基本现状 |
| 第二节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中存在的困境与问题 |
| 一、农村集体资产难核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难确定、集体资产股权难设定 |
| 二、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流转难、抵押担保难和有偿退出难 |
|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权能规则不完善 |
| 四、农村宅基地、承包地“三权分置”中权属杂糅 |
| 五、农村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界定不明、权属不清 |
| 六、农村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范围不明、改革不畅 |
| 第三节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中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
| 一、乡村治理机制不完善,影响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程 |
| 二、统分结合经营体制长期失衡,制约集体产权改革进程 |
| 三、法律法规不健全,影响集体产权改革进程 |
| 第三章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设计 |
| 第一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概念界定 |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内涵与外延 |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性质与特征 |
| 第二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治理作用 |
| 一、明晰产权结构、释放产权权能 |
| 二、实化农村所有权 |
| 三、推进乡村振兴 |
| 四、优化乡村治理机制 |
| 第三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治理路径 |
| 一、提升农村各治理主体间的协调性 |
| 二、提升农村治理主体及体系的科学性 |
| 三、提升农村治理主体及体系的保障性 |
| 四、提升农村治理主体及体系的合法性 |
| 第四节 农村产权现行模式向“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转换路径 |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模型架构的静态设计 |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架构的动态运行 |
| 第四章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实施主体 |
| 第一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四大行权主体 |
| 一、“农村承包权人集体”——承包地所有权 |
| 二、“农村资格权人集体”——宅基地所有权 |
| 三、“农村股东成员集体”——农村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所有权 |
| 四、“农村全体农户集体”——农村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所有权 |
| 第二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行权模式 |
| 第三节 “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架构 |
| 第四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实施主体的治理问题分析 |
| 第五章 科斯定理视角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架构的成本效益分析 |
| 第一节 科斯定理及成本—效益分析 |
| 第二节 科斯定理视角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运行审视 |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决策事项与程序 |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科斯定理审视 |
| 第三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架构的成本——效益分析 |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成本—效益分析的前提 |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成本—效益分析的关键 |
| 三、“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模型成本效益SWOT分析 |
| 第四节 经济绩效管理视角下的“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 |
| 一、绩效管理与“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 |
| 二、“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绩效管理剖析 |
| 第六章 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 |
| 第一节 产权归属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化 |
| 一、构建流程规范、账实清晰、公开公正的清产核资大格局 |
| 二、构建设置科学、动静结合、权能完整的股权管理模式 |
| 三、构建主体明确、范围清晰、分配合理、渠道科学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体系 |
| 第二节 产权流转与农村集体产权的市场化 |
| 一、基础——由“确权确地”向“确权确股不确地”转变 |
| 二、关键——由“政府干预”向“市场运作”转变 |
| 三、核心——由“单一形式”向“协调联动”转变 |
| 四、支撑——由“重流转轻保障”向“流转保障并重”转变 |
| 五、突破——由“权能杂糅”向“赋权明责”转变 |
| 第三节 产权保护与农村集体产权的法治化 |
| 一、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
| 二、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认的相关规定 |
| 三、成立独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机构 |
| 第四节 智慧产权与农村集体产权的科技化 |
| 一、区块链技术作为关键支撑 |
| 二、构建“区块链+农村土地确权及流转”模型体系 |
| 第五节 信息披露与农村集体产权的公开化 |
| 一、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原则 |
| 二、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内容、标准与方式 |
| 三、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风险 |
| 四、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结果保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2）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理论述评与文献综述 |
| 2.1 传统OFDI理论 |
| 2.1.1 垄断优势理论 |
| 2.1.2 内部化理论 |
| 2.1.3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投资论 |
| 2.1.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2 发展中国家OFDI理论 |
| 2.2.1 小规模技术理论 |
| 2.2.2 技术地方理论 |
| 2.2.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 2.2.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
| 2.3 OFDI理论的新发展 |
| 2.3.1 战略管理理论—产业观、资源观、制度观 |
| 2.3.2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 2.3.3 新新贸易理论 |
| 2.4 关于中国OFDI的研究 |
| 2.5 中国OFDI的竞争优势与来源——制度视角提出 |
| 2.5.1 传统理论对中国OFDI行为的适用性分析 |
| 2.5.2 制度因素的提出 |
| 2.6 制度视角下的OFDI研究 |
| 2.6.1 东道国视角 |
| 2.6.2 制度距离视角 |
| 2.6.3 母国制度视角 |
| 2.7 理论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OFDI制度变迁与发展现状 |
| 3.1 制度视角下中国OFDI发展历程 |
| 3.2 当前中国OFDI突出问题 |
| 3.2.1 境内主体结构失衡 |
| 3.2.2 投资产业结构失衡 |
| 3.2.3 投资区域结构失衡 |
| 3.3 制度视角下原因分析 |
| 3.3.1 非国有资本在境外投资重点领域的“母国制度优势”有待提升 |
| 3.3.2 金融税收制度改革滞后与外企超国民待遇造成大量的返程投资 |
| 3.3.3 区域市场化改革进程差异造成各地投资主体结构分布差异显着 |
| 第四章 母国制度影响企业OFDI理论模型构建 |
| 4.1 理论基础 |
| 4.1.1 母国制度的定义与构成 |
| 4.1.2 母国制度三个维度的框架构建 |
| 4.1.3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竞争优势来源:母国制度安排 |
| 4.2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理论模型构建 |
| 4.2.1 前提假设 |
| 4.2.2 函数设定 |
| 4.2.3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的经济学分析 |
| 4.3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制度环境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5.1 研究假设 |
| 5.1.1 产权制度 |
| 5.1.2 经济制度 |
| 5.1.3 创新制度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5.2.2 计量模型构建 |
| 5.2.3 变量说明 |
| 5.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3.1 制度环境对中企OFDI行为的直接影响 |
| 5.3.2 制度环境对东部企业OFDI行为的调节效应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4.1 所有制差异 |
| 5.4.2 要素密集度差异 |
| 5.4.3 产业差异 |
| 5.4.4 行业集中度 |
| 5.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5.6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政府治理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6.1 研究假设 |
| 6.1.1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
| 6.1.2 市场主体激活效率 |
| 6.1.3 行政权利运行效率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3.1 政府治理对中企OFDI决策的直接影响 |
| 6.3.2 政府治理对东部企业OFDI决策的调节效应 |
| 6.4 异质性检验 |
| 6.4.1 所有制异质性 |
| 6.4.2 要素密集异质性 |
| 6.4.3 产业异质性 |
| 6.4.4 行业集中度异质性 |
| 6.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6.6 母国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异质性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6.7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7.1 研究背景与理论假设 |
| 7.1.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7.1.2 国际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BIT)与自由贸易协定(FTA) |
| 7.1.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2 回归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7.2.3 描述性统计 |
| 7.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7.3.1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直接影响 |
| 7.3.2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调节效应 |
| 7.4 异质性检验 |
| 7.4.1 以自然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2 以战略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3 以廉价劳动力寻求为动机 |
| 7.4.4 以规避贸易壁垒为动机 |
| 7.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7.6 制度环境、政府治理、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7.7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完善母国制度环境 |
| 8.1.1 契约制度 |
| 8.1.2 物权制度 |
| 8.1.3 税收制度 |
| 8.1.4 信贷制度 |
| 8.1.5 知识产权制度 |
| 8.1.6 技术交易市场 |
| 8.2 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
| 8.2.1 政府支出 |
| 8.2.2 供给效率 |
| 8.2.3 政府干预 |
| 8.2.4 政府补贴 |
| 8.2.5 行政审批 |
| 8.2.6 政府腐败 |
| 8.3 构建涉外(投资)制度体系 |
| 8.3.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8.3.2 国际投资协定 |
| 8.3.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8.4 管理启示 |
| 8.4.1 对政府的启示 |
| 8.4.2 对企业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一、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 二、主持及参与项目 |
| 致谢 |
（3）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数据来源 |
| 1.5.1 案例研究数据 |
| 1.5.2 计量研究数据 |
| 1.6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6.2 研究的不足 |
| 2 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集体经济 |
| 2.1.2 股份合作制 |
| 2.1.3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 |
| 2.1.4 村庄治理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制度变迁理论 |
| 2.2.2 产权理论 |
| 2.2.3 公共治理理论 |
| 2.2.4 委托代理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农村股份合作制研究 |
| 2.3.2 村庄治理 |
| 2.3.3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村庄治理关系研究 |
| 2.3.4 文献述评 |
| 2.4 分析框架 |
| 3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与村庄治理发展 |
| 3.1 农村集体产权变革与村庄治理的历史演进 |
| 3.1.1 农业合作化时期（1951－1957）：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萌芽阶段 |
| 3.1.2 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8）：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强化阶段 |
| 3.1.3 改革开放早期（1978 至 1992 年）：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变革阶段 |
| 3.1.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92 年至今）：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创新阶段 |
| 3.2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动因与实施 |
| 3.2.1 制度变迁视角下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动因 |
| 3.2.2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内容 |
| 3.2.3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发展与问题 |
| 3.3 村庄治理视角下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度的改革绩效 |
| 3.3.1 改革效率评价:基于一致性同意的分析 |
| 3.3.2 村庄治理视角下的改革绩效 |
| 3.4 本章结论 |
| 4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与村庄治理改进:杭州市江干区的案例研究 |
| 4.1 杭州市江干区基本概况及案例选择理由 |
| 4.1.1 江干区基本概况 |
| 4.1.2 案例选择理由 |
| 4.2 江干区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历程 |
| 4.2.1 第一轮改革(2002-2010):实施改革、建构制度 |
| 4.2.2 第二轮改革(2011-2016):完善改革、双向探索 |
| 4.2.3 第三阶段改革(2017年至今):深化改革、股社分离 |
| 4.3 江干区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社治理的影响 |
| 4.3.1 村庄(社区)治理结构的优化 |
| 4.3.2 村庄(社区)治理主体的强化 |
| 4.3.3 村庄(社区)治理机制的完善 |
| 4.3.4 村庄(社区)治理绩效的提升 |
| 4.4 治理改进的一个例证:农村集体资金民主管理的制度创新 |
| 4.4.1 农村集体资金管理的问题解析 |
| 4.4.2 农村集体资金民主管理的制度创新 |
| 4.4.3 江干区农村集体资金竞争性存放的制度设计及绩效 |
| 4.5 本章结论 |
| 5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信任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文献综述 |
| 5.3 理论分析框架 |
| 5.3.1 股份合作制改革与制度信任 |
| 5.3.2 股份合作制改革与人际信任 |
| 5.4 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
| 5.4.1 数据来源 |
| 5.4.2 变量设置与说明 |
| 5.4.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4 模型构建与内生性探讨 |
| 5.5 实证分析 |
| 5.5.1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制度信任的影响 |
| 5.5.2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
| 5.5.3 稳健性检验 |
| 5.6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信任的影响差异 |
| 5.6.1 村庄层面的影响差异分析 |
| 5.6.2 农户层面的影响差异分析 |
| 5.7 进一步讨论:代理人角色增强与村庄信任增进 |
| 5.8 本章结论 |
| 6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民主的影响 |
| 6.1 引言 |
| 6.2 文献综述 |
| 6.3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
| 6.3.1 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民主增进效应 |
| 6.3.2 民主认知的中介效应 |
| 6.4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6.4.1 数据来源 |
| 6.4.2 变量设置与说明 |
| 6.4.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4 模型构建与内生性讨论 |
| 6.5 实证分析 |
| 6.5.1 基准回归 |
| 6.5.2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民主的影响差异分析 |
| 6.5.3 中介效应分析 |
| 6.5.4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结论 |
| 7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绩效的影响——基于公共品供给的视角 |
| 7.1 引言 |
| 7.2 文献综述:历史维度的分析 |
| 7.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7.3.1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公共品效率的影响 |
| 7.3.2 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 |
| 7.3.3 村庄社会关联和宗族势力的调节作用 |
| 7.3.4 股份合作制改革影响村庄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内在机理 |
| 7.4 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
| 7.4.1 数据来源 |
| 7.4.2 变量设置与说明 |
| 7.4.3 描述性统计 |
| 7.4.4 基本模型构建 |
| 7.5 实证分析 |
| 7.5.1 基准回归 |
| 7.5.2 稳健性检验 |
| 7.5.3 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效应 |
| 7.5.4 社会关联和宗族势力的调节效应 |
| 7.6 影响差异分析 |
| 7.6.1 公共品类型差异的比较分析 |
| 7.6.2 村庄类型差异的比较分析 |
| 7.7 影响机制分析 |
| 7.8 本章结论 |
| 8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调查问卷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4）产权与治权关系视野下农村政治生态研究 ——以山西省L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与问题提出 |
| (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 研究问题 |
| 三、研究方法与案例介绍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案例介绍 |
| 四、相关概念及基本理论 |
| (一) 产权与集体产权 |
| (二) 煤矿产权的内容及特点 |
| (三) 治权及乡村治权 |
| (四) 政治生态与资源型农村的政治生态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 |
| 六、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权力共有与利益共享:产权与治权统一下的农村政治生态 |
| 1.1 集体化时期农村集体煤矿的经营与管理 |
| 1.1.1 人民公社时期社队煤矿的形成过程 |
| 1.1.2 农村社队煤矿的管理和经营形式 |
| 1.1.3 社队煤矿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
| 1.1.4 社队煤矿对农村政治生态的影响 |
| 1.2 集体所有与统一经营:集体化时期L村煤矿产权形式 |
| 1.2.1 L村集体煤矿的形成过程 |
| 1.2.2 L村集体煤矿的产权形式 |
| 1.3 党的领导与社员大会:集体化时期L村的治理形态 |
| 1.3.1 L村村庄治理的演变历史 |
| 1.3.2 集体化时期L村的治权结构 |
| 1.4 产权与治权统一下的治理成效 |
| 1.5 小结 |
| 第二章 自治异化与村庄衰败:产权与治权分离中的农村政治生态 |
| 2.1 改革开放后农村集体煤矿的兴起与村民自治的实行 |
| 2.1.1 改革开放后农村集体煤矿的兴办与产权分化 |
| 2.1.2 村民自治的实行与农民的政治热情 |
| 2.1.3 村民自治的实行与集体煤矿私人承包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
| 2.2 产权松动与治权垄断:L村集体煤矿的私下承包与贫富分化 |
| 2.2.1 权力垄断资源:村干部私下承包与转让村集体煤矿 |
| 2.2.2 资源巩固权力:选举竞争与煤矿承包者当选 |
| 2.2.3 贫富分化与干群矛盾:村干部掌握集体资源的结果 |
| 2.3 产权分化与治权分散:昂贵的选票与派系斗争 |
| 2.3.1 村民直选中激烈的竞争与“金钱大战” |
| 2.3.2 产权与治权分离后的村企对立与治理瘫痪 |
| 2.3.3 “两委”矛盾——派系斗争背后的资源争夺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竞争消失与发展困局:产权与治权解挂后的农村政治生态 |
| 3.1 山西煤炭资源整合的政策演变及过程 |
| 3.1.1 安全整治,关小上大 |
| 3.1.2 有偿使用,兼并重组 |
| 3.1.3 国进民退与集团经营 |
| 3.2 煤炭资源整合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
| 3.2.1 集体收入减少影响村庄公共建设 |
| 3.2.2 补偿纠纷下社会矛盾增多 |
| 3.2.3 采煤沉陷区治理难开展 |
| 3.3 L村集体煤矿整合后的自治转移与发展困境 |
| 3.3.1 一次性海选与严格投票规则 |
| 3.3.2 村民参选的理性回归 |
| 3.3.3 平稳连任与“一肩挑” |
| 3.3.4 竞争消失后村庄公共事务的发展及困境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集体产权与民主治理:资源型农村政治生态优化路径 |
| 4.1 建立科学合理的煤矿产权制度体系 |
| 4.1.1 厘清产权关系 |
| 4.1.2 稳定产权政策 |
| 4.1.3 规范矿业权市场 |
| 4.1.4 畅通社会参与渠道 |
| 4.2 坚持并有效发挥集体产权的双重功能 |
| 4.2.1 集体产权是村民自治的核心和实质内容 |
| 4.2.2 坚持与明晰集体产权,增强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 |
| 4.2.3 强化治权的民主运行,保障集体产权的政治功能 |
| 4.3 加强农村民主制度治理 |
| 4.3.1 加强选举后的民主制度运行,避免“自治异化” |
| 4.3.2 完善村务监督的制度建设,强化“四权同步” |
| 4.3.3 提高村民监督意识和能力,提升“公共意识” |
| 4.4 发挥农村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 |
| 4.4.1 夯实领导地位,理顺两委关系 |
| 4.4.2 加强党员教育,带动农民参与 |
| 4.4.3 优化党员结构,抓好“关键少数” |
| 4.4.4 加强作风建设,重塑干部形象 |
| 4.5 重塑农村良好的政治文化 |
| 4.5.1 深入挖掘乡土社会传统优秀文化资源 |
| 4.5.2 加强乡村诚信、法治和民主等现代文明建设 |
| 结论与讨论 |
| 一、产权与治权关系是形塑资源型农村政治生态的主要因素 |
| 二、自治异化缘于制度缺陷而非农民素质低下 |
| 三、集体产权功能失效是农村政治生态恶化的关键 |
| 四、实现产权与治权的良性互动是农村健康发展的保障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秩序再造：资本下乡的实践图景 ——以育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文献回顾与评述 |
| (一)资本下乡研究综述 |
| (二)乡村治理研究综述 |
| (三)政企关系研究综述 |
| (四)村企关系研究综述 |
| (五)农民组织化研究综述 |
| (六)对既有研究的评述 |
| 三、关键词的界定 |
| 四、研究方法与案例概况 |
| (一)主要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案例概况 |
| 五、分析框架与结构安排 |
| (一)论文分析框架 |
| (二)论文结构安排 |
| 六、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利益主体行为逻辑及其关系再造 |
| 1.1 引资入村:政府的治理逻辑 |
| 1.1.1 以资引资:国家资源下乡的策略 |
| 1.1.2 政府入股:政治资源的隐性配置 |
| 1.1.3 政府的市场观与市场化中的政府 |
| 1.2 乡村争资:村治逻辑转换与权力内嵌 |
| 1.2.1 产业振兴:村集体的富民兴村策略 |
| 1.2.2 社会资本获取:工商资本的政治表达 |
| 1.2.3 竞争捷径:主动谋求政府支持 |
| 1.3 选村投资:政府干预下的资本下乡 |
| 1.3.1 情感偏好:资本下乡中的政府意志 |
| 1.3.2 企业配合:寻求政策倾斜与扶持 |
| 1.3.3 村企共谋:强化获取政府资源的能力 |
| 1.4 资本下乡中的利益主体关系再造 |
| 1.4.1 企业参与下的乡村关系再造 |
| 1.4.2 村庄参与下的政企关系再造 |
| 1.4.3 政府参与下的村企关系再造 |
| 1.4.4 资本下乡中的动态“三角平衡”格局 |
| 1.5 小结 |
| 第二章 村治精英吸纳与乡村精英再造 |
| 2.1 经济精英主导下的村庄治理 |
| 2.1.1 做企业家:从“草根”到经济能人 |
| 2.1.2 张榜竞选:从经济能人到村治精英 |
| 2.1.3 精英的困局:村庄治理内生性缺失 |
| 2.2 资本下乡中企业对村治精英的吸纳 |
| 2.2.1 情感俘获:私人关系的公共性拓展 |
| 2.2.2 需求对接:对村治精英破局构想的回应 |
| 2.2.3 信任建构:企业股权结构的社会效应 |
| 2.3 资本下乡中政府对村治精英的吸纳 |
| 2.3.1 先建后补:政府对村治精英的承诺 |
| 2.3.2 垫资建厂:村治精英对政府承诺的回应 |
| 2.3.3 褒奖与荣誉:政府对村治精英的反馈 |
| 2.4 精英吸纳的动力来源及其再造结果 |
| 2.4.1 可信承诺:企业的政治关联效应 |
| 2.4.2 “三强四带”:政党能力建设机制 |
| 2.4.3 “联乡兴村”:政府权力下沉机制 |
| 2.4.4 再造结果:村治精英“政治化”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现代规则下乡与乡土规则再造 |
| 3.1 资本下乡中的现代规则下乡 |
| 3.1.1 股份合作:企业的利益联结策略 |
| 3.1.2 市场排斥:村集体反对股份合作制 |
| 3.1.3 按价收租:村集体的确定性追求 |
| 3.2 乡土规则运行下的秩序冲突 |
| 3.2.1 宗族认同:乡土规则的生成机理 |
| 3.2.2 规则碰撞:产权与收益单位的分合 |
| 3.2.3 祖宗与神明:分配失序下的暴力抗争 |
| 3.2.4 资本逃离:地方性知识的挤压 |
| 3.3 政府参与下的乡土规则再造 |
| 3.3.1 寻找土地:选定新址与产权重构 |
| 3.3.2 利益均沾:秩序建构的均衡过程 |
| 3.3.3 程序再造:权力渗透与强制性矫正 |
| 3.3.4 资本回流:乡土规则再造的效应 |
| 3.4 企业参与下的乡土规则再造 |
| 3.4.1 拒绝签约:农民的理性选择策略 |
| 3.4.2 寻找中间人:企业的行动逻辑 |
| 3.4.3 推举代理人:农民的行动逻辑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农民再组织化与村社集体再造 |
| 4.1 农民再组织化:企业的治理逻辑 |
| 4.1.1 企业成本控制:农民再组织化缘起 |
| 4.1.2 向政府说好话:重新俘获中间人 |
| 4.1.3 为政府造亮点:寻求政府支持 |
| 4.2 “四社协同”:农民再组织化的过程 |
| 4.2.1 劳务合作社:闲散劳动力组织化 |
| 4.2.2 产业合作社:产业过程组织化 |
| 4.2.3 资金合作社:农民分散资金集聚化 |
| 4.2.4 土地合作社:土地碎片化及其整合 |
| 4.3 组织化利益表达:农民的集体行动 |
| 4.3.1 表达梯度:从中间人到代理人 |
| 4.3.2 理性抗争:利益再表达的过程 |
| 4.3.3 “新中间人”的诞生:政府 |
| 4.4 集体再造:农民再组织化的效应分析 |
| 4.4.1 权力渗透:经济过程中的政治表达 |
| 4.4.2 政经分离:农村政治经济格局重塑 |
| 4.4.3 精英塑造:农民的“新代理人”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秩序再造的逻辑进路、治理效应及其限度 |
| 5.1 村庄秩序再造的逻辑进路 |
| 5.1.1 利益主体关系:从失衡到均衡 |
| 5.1.2 制度建设:从碎片化到体系化 |
| 5.1.3 组织建设:从失序到有序 |
| 5.1.4 农民能力建设:从单一到全面 |
| 5.1.5 农民认知转型:从封闭走向开放 |
| 5.2 村庄秩序再造下的乡村治理 |
| 5.2.1 秩序再造下的乡村治理体系 |
| 5.2.2 秩序再造下的乡村治理能力 |
| 5.2.3 资本下乡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
| 5.3 资本下乡中村庄秩序再造的限度 |
| 5.3.1 现代性与地方性知识的碰撞冲突 |
| 5.3.2 政企关系的诱变及其风险 |
| 5.3.3 间接信任背景下的松散型村企关系 |
| 5.4 小结 |
| 结论与讨论 |
| 一、基本结论 |
| (一)资本下乡中利益主体间信任建构是基础 |
| (二)村治精英是资本下乡的主要桥梁和纽带 |
| (三)新型政企关系是资本下乡可持续性的保障 |
| (四)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是稳定村企关系的关键 |
| (五)资本下乡中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是根本 |
| 二、进一步讨论 |
| (一)如何完善资本下乡中的企业治理 |
| (二)如何构筑更为合理的利益增长分享机制 |
| (三)如何实现乡村传统治理资源的现代性转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公立中小学管办评分离的障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研究价值 |
| 一、研究设计 |
| (一)理论基础 |
| (二)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收集 |
| 二、管办评分离障碍的形成 |
| (一)制度变迁与交易费用分析 |
| (二)制度变迁过程导致交易费用“递增” |
| (三)制度变迁过程导致交易费用“递减” |
| (四)教育市场的混淆导致交易费用“递减” |
| (五)教育产权障碍的形成 |
| 三、管办评分离障碍的延续 |
| (一)委托-代理分析 |
| (二)稳定性丧失:委托-代理中的政府 |
| (三)自主性萎缩:委托-代理中的学校 |
| (四)独立性缺乏:委托-代理中的教育评价方 |
| (五)教育产权障碍的延续 |
| 四、基于产权障碍消解的管办评分离对策 |
| (一)管办评分离的教育产权障碍 |
| (二)推进管办评有序相对分离 |
| (三)促进管办评有效互动协调 |
| 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过程回顾 |
| (二)研究结论 |
| (三)研究不足之处 |
| (四)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类 |
| (二)外文类 |
| 附录 |
| 致谢 |
（7）公共采购制度发展中的腐败治理研究 ——以政府投资建设工程招投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和文献综述 |
| 一、基本概念 |
| 二、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和主要内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框架 |
| 三、创新点 |
| 第二章 公共采购领域引入招投标制度:变迁发展历史 |
| 第一节 从“摸着石头过河”改革起步 |
| 一、放权让利的市场化改革 |
| 二、公共采购的财政基础 |
| 第二节 招投标制度移植和公共采购领域拓展 |
| 一、招标拍卖的起源和发展 |
| 二、我国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引入招投标制度 |
| 三、招投标制度在公共采购领域的拓展 |
| 第三节 招投标制度移植效果 |
| 一、工程招投标制度规范从无到有 |
| 二、招投标制度移植效果堪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招投标腐败现象的制度诱因 |
| 第一节 分行业监管的体制弊端 |
| 一、行政主导立法的管理体制 |
| 二、“九龙治水”的监管乱象 |
| 第二节 监管体制改革调整尚未走出困境 |
| 一、政府投资项目的强制招标规定 |
| 二、轰轰烈烈的工程专项治理冷清收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招投标腐败问题的行为分析 |
| 第一节 串通投标背后的权钱交易 |
| 一、博弈分析模型 |
| 二、招投标博弈中的合谋——串通投标 |
| 三、招投标市场主体之间的一般博弈分析 |
| 四、串通投标背后的权钱交易 |
| 五、招标采购中串通投标的危害与治理 |
| 第二节 公共采购招标人行为失范的产权分析 |
| 一、从私有产权到公有产权 |
| 二、公共采购中官员的私利 |
| 三、公共采购招标人的产权约束 |
| 四、政府采购市场监管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串通的产权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招投标腐败多发的社会基础 |
| 第一节 社会转型对招投标带来负面影响 |
| 一、社会转型带来的冲击 |
| 二、转型社会公共采购腐败新特点 |
| 第二节 政策执行中的变通行为对招投标带来冲击 |
| 一、公共采购的政策目标 |
| 二、招投标政策执行中的变通机制 |
| 三、加强招投标监管防止政策变通 |
| 第三节 建设国家治理体系要求招投标制度的规范执行 |
| 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二、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 |
| 三、对公共采购的权力行使加强执纪监督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防治工程腐败的公共采购制度创新 |
| 第一节 构建统一监管平台提升招投标监管效率 |
| 一、构建统一的监管平台 |
| 二、以信息技术进步推动招投标制度创新 |
| 三、创新招投标行政监督机制 |
| 第二节 分步实施公共采购产权约束的现实路径 |
| 一、国有产权的改革出路 |
| 二、“两权分离”和政府投资工程代建制 |
| 三、“三权分离”和“所有权替身”的选择 |
| 第三节 以强力反腐策略改变公共采购制度违规成本的心理预期 |
| 一、以加强监督和揭露来推动公共采购招投标规范化执行 |
| 二、以强力反腐策略改变公共采购制度违规成本的心理预期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8）规制理论下的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框架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述评 |
| 1.3.1 国外相关研究 |
| 1.3.2 国内相关研究 |
| 1.3.3 文献评价 |
| 1.4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电力监管的理论基础 |
| 2.1 电力监管的核心概念 |
| 2.1.1 规制（Regulation) |
| 2.1.2 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 |
| 2.1.3 市场失灵与监管失灵 |
| 2.2 电力监管的基础理论——规制理论 |
| 2.2.1 公共利益理论 |
| 2.2.2 规制俘获理论 |
| 2.2.3 可竞争市场理论 |
| 2.2.4 激励性规制理论 |
| 2.3 电力监管的必要性 |
| 2.3.1 电力监管需求产生的基础 |
| 2.3.2 电力监管的内涵和必要性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电力监管体制的变迁 |
| 3.1 中国传统电力管理体制(1949—2002年) |
| 3.1.1 计划经济时期电力管理体制变革(1949—1978年) |
| 3.1.2 改革探索时期电力管理体制变革(1979—1992年) |
| 3.1.3 改革深化时期电力管理体制变革(1993—2002年) |
| 3.1.4 传统电力管理体制简要小结 |
| 3.2 中国现行电力监管体制(2003—2012年) |
| 3.2.1 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的监管主体 |
| 3.2.2 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的监管客体 |
| 3.2.3 现行电力监管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
| 第四章 中国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缺陷成因分析 |
| 4.1 管制机构被俘获 |
| 4.1.1 公共利益理论假设与实际并不完全一致 |
| 4.1.2 规制俘获理论阐明管制机构被俘获的诱因 |
| 4.2 信息不对称的制约 |
| 4.2.1 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
| 4.2.2 消费者与电力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
| 4.3 计划经济体制惯性的影响 |
| 4.3.1 市场经济发育不充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尚未厘清 |
| 4.3.2 市场主体发育不健全,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尚未形成 |
| 4.4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 |
| 4.4.1 以行政命令代替法治,法律制度基础薄弱 |
| 4.4.2 以行政权力干预市场,政府职能尚未完全转变 |
| 4.5 行政垄断的弊端 |
| 4.5.1 行政垄断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 |
| 4.5.2 区域垄断严重分割了电力市场 |
| 第五章 发达国家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
| 5.1 英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及其启示 |
| 5.1.1 改革背景 |
| 5.1.2 改革内容 |
| 5.1.3 改革成效 |
| 5.1.4 经验启示 |
| 5.2 美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及其启示 |
| 5.2.1 改革背景 |
| 5.2.2 改革内容 |
| 5.2.3 改革成效 |
| 5.2.4 经验启示 |
| 5.3 日本电力监管体制改革及其启示 |
| 5.3.1 改革背景 |
| 5.3.2 改革内容 |
| 5.3.3 改革成效 |
| 5.3.4 经验启示 |
| 5.4 各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的比较和借鉴 |
| 5.4.1 改革的异同点 |
| 5.4.2 改革的经验借鉴 |
| 第六章 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设想 |
| 6.1 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总体目标和基本思路 |
| 6.1.1 改革总体目标 |
| 6.1.2 改革基本思路 |
| 6.2 调整电力监管机构设置模式 |
| 6.2.1 电力监管机构的基本属性 |
| 6.2.2 电力监管机构设置模式比较 |
| 6.2.3 中国电力监管机构设置模式的选择及理由 |
| 6.3 优化电力监管职能配置 |
| 6.3.1 准确界定电力监管的职能边界 |
| 6.3.2 理顺监管机构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 |
| 6.3.3 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监管职权 |
| 第七章 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配套政策措施 |
| 7.1 深化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培育竞争性的市场力量 |
| 7.1.1 继续深化国企改革,不断完善产权制度 |
| 7.1.2 全面拓宽融资渠道,鼓励民资投资电力 |
| 7.1.3 大力推进市场建设,注重培育市场主体 |
| 7.2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
| 7.2.1 尊重国情和传统,兼顾当前与长远 |
| 7.2.2 建立大能源部,实行统一管理 |
| 7.2.3 打破行政垄断,转变政府职能 |
| 7.3 加强能源法制建设,完善监管的法律体系 |
| 7.3.1 积极推动修订《电力法》 |
| 7.3.2 抓紧研究制定《能源法》 |
| 7.3.3 构建完善的监管法律法规体系 |
| 7.4 创新经济性监管的方式,建立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 |
| 7.4.1 消除电价改革的体制性障碍,明确电价管制的目标 |
| 7.4.2 以大用户直购电为突破口,探索合理的电价形成机制 |
| 7.4.3 以输配电价改革为核心,选择合理的电价定价模式 |
| 7.5 重视社会性管制的作用,完善监管的内容体系 |
| 7.5.1 加强电力安全监管,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
| 7.5.2 加强普遍服务监管,不断提高供电服务质量 |
| 7.5.3 加强环境保护监管,控制和减少污染物排放 |
| 第八章 结论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录A 社会用电满意度调查问卷 |
| 附录B 电力主要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
| 附录C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和参与课题研究 |
（9）中国土地资源配置中的隐形市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关于隐形市场的研究 |
| 1.2.2 关于土地市场的研究 |
| 1.2.3 关于土地隐形市场的研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资源配置及其经济效率追求：理论解释框架 |
| 2.1 资源配置：基本假设及理论回顾 |
| 2.2 资源配置的原则及方式 |
| 2.2.1 资源配置原则 |
| 2.2.2 资源配置方式 |
| 2.3 资源配置与效率损失 |
| 2.3.1 资源配置与市场失灵 |
| 2.3.2 资源配置与政府失灵 |
| 2.3.3 资源配置“双重失灵”下的路径思考 |
| 2.4 资源配置的效率追求：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框架 |
| 2.4.1 社会分析的四个层次 |
| 2.4.2 新制度经济学框架下的资源配置效率追求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中的效率考察 |
| 3.1 中国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
| 3.1.1 土地资源及其优化配置 |
| 3.1.2 中国土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进程 |
| 3.2 中国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中的二阶效率考察 |
| 3.2.1 土地治理结构状况 |
| 3.2.2 土地治理结构效率分析 |
| 3.3 中国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中的一阶效率考察 |
| 3.3.1 土地产权制度结构状态 |
| 3.3.2 土地产权制度变迁效率分析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追求中的隐形市场形成分析 |
| 4.1 中国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追求中的双重效应与隐形市场的形成 |
| 4.2 中国土地市场治理结构中的隐形市场形成：政府垄断的产物 |
| 4.2.1 治理结构与土地隐形市场分析 |
| 4.2.2 政府垄断与土地隐形市场分析 |
| 4.3 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中的隐形市场形成：产权模糊的产物 |
| 4.3.1 产权制度变迁与土地隐形市场分析 |
| 4.3.2 产权制度模糊与土地隐形市场分析 |
| 4.4 中国城乡建设用地管制中的隐形市场形成：管制失灵的产物 |
| 4.4.1 管制失灵与城市建设用地隐形市场分析 |
| 4.4.2 管制失灵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隐形市场分析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土地隐形市场的现实形态分析 |
| 5.1 中国土地隐形市场的内涵及特征 |
| 5.2 中国土地隐形市场存在的基本形态分析 |
| 5.2.1 农村集体土地隐形市场形态及其细分 |
| 5.2.2 城市国有土地隐形市场形态及其细分 |
| 5.3 中国城乡结合部土地隐形市场形态的地方实证 |
| 5.3.1 样本点的选取 |
| 5.3.2 长沙市城乡结合部土地隐形市场的主要表现形态 |
| 5.3.3 长沙市城乡结合部集体建设用地隐形市场形成的农户意愿分析 |
| 5.3.4 进一步思考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土地隐形市场显形化的路径选择 |
| 6.1 中国土地隐形市场显形化的基本思路 |
| 6.2 中国土地隐形市场显形化的路径思考 |
| 6.2.1 制度环境优化路径：还权赋能,推进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创新 |
| 6.2.2 治理结构优化路径：打破政府垄断,推进征地制度改革 |
| 6.2.3 土地行政优化路径：规范政府行为,推进管理体制改革 |
| 6.3 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7.1 现实思考及研究创新 |
| 7.1.1 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现实呼唤 |
| 7.1.2 本研究的有限回应和可能创新 |
| 7.2 主要观点和基本结论 |
| 7.2.1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 |
| 7.2.2 本研究的基本结论 |
| 7.3 研究不足及未来展望 |
| 7.3.1 本研究中的不足 |
| 7.3.2 后续研究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件一：调查问卷 |
| 附录二：社会调查数据统计表 |
| 附件三：调查纪实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 在读期间相关学术科研成果目录 |
（10）当代中国公共产品供需选择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方法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本文的视角和框架 |
| 1.3.1 本文的视角 |
| 1.3.2 本文的框架 |
| 1.4 论文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创新点 |
| 1.4.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公共产品供需选择制度理论综述 |
| 2.1 基本概念内涵解析 |
| 2.1.1 公共产品 |
| 2.1.2 公共选择和集体主义原则下的制度选择 |
| 2.1.3 个人行为选择 |
| 2.1.4 公共产品制度选择的一般逻辑 |
| 2.1.5 公共产品的选择制度 |
| 2.2 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供给思想 |
| 2.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公共产品供给的观点 |
| 2.2.2 列宁对公共产品选择的制度实践 |
| 2.2.3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公共产品选择制度的再认识 |
| 2.3 中国学者对公共产品及制度的理论探讨 |
| 2.3.1 公共产品的性质 |
| 2.3.2 公共产品的供需均衡 |
| 2.3.3 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形成 |
| 2.3.4 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视角 |
| 2.3.5 国内学者观点总结 |
| 2.4 西方经济学公共产品制度选择的理论 |
| 2.4.1 公共选择理论 |
| 2.4.2 公共产品供需原理 |
| 2.4.3 交易成本与制度经济学理论 |
| 2.4.4 其他相关思想 |
| 2.4.5 国外理论述评 |
| 第3章 中国公共产品供需选择制度的发展状况 |
| 3.1 公共产品选择的制度形成与发展 |
| 3.1.1 公共产品选择制度的初步建立 |
| 3.1.2 计划经济体制下公共产品选择制度的发展 |
| 3.1.3 公共产品计划供给制度的瓦解 |
| 3.1.4 公共财政的确立和公共产品选择制度的演变 |
| 3.2 公共产品的制度选择机理 |
| 3.2.1 “议行合一”的公共产品集体选择 |
| 3.2.2 民主集中制下的多数票原则 |
| 3.2.3 多元主体的公共产品供给博弈规则 |
| 3.2.4 公民需求偏好显示制度 |
| 3.3 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 |
| 3.3.1 公共产品的独家供给方式 |
| 3.3.2 多重主体的公共产品供给方式 |
| 3.4 中国公共产品的发展状况 |
| 3.4.1 公共产品范围不断变化 |
| 3.4.2 公共产品绝对数量增加和平均量不足 |
| 3.4.3 公共产品选择的自发性与自觉性并存 |
| 第4章 中国公共产品供需选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4.1 现存的问题表现 |
| 4.1.1 制度公平的欠缺 |
| 4.1.2 制度原则的背反 |
| 4.1.3 制度执行的乏力 |
| 4.1.4 制度自我调整机制的缺失 |
| 4.2 中国公共产品选择制度问题的成因 |
| 4.2.1 理想主义的制度设计与非理想主义的制度实践 |
| 4.2.2 精英政治主张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冲突 |
| 4.2.3 人格化的志愿主义和非人格化的制度设计 |
| 4.2.4 结构先于制度的被动性创新 |
| 第5章 国外公共产品选择制度的经验与借鉴 |
| 5.1 美国的自由主义供给选择模式 |
| 5.1.1 公共产品选择制度的一般规则 |
| 5.1.2 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发展 |
| 5.1.3 公共产品选择制度的特征 |
| 5.2 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供给选择模式 |
| 5.2.1 公共产品选择制度的基本规则 |
| 5.2.2 公共产品选择制度的演进 |
| 5.2.3 公共产品选择制度的特点 |
| 5.3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供给选择模式 |
| 5.3.1 公共选择制度的原则规定 |
| 5.3.2 公共产品选择制度的发展历程 |
| 5.3.3 公共产品选择制度的特征 |
| 5.4 经验与借鉴 |
| 5.4.1 公共产品选择制度必须彰显权利平等性要求 |
| 5.4.2 效率优先是制度选择的基本规则 |
| 5.4.3 公共产品供给方式选择体现政府主导意向 |
| 5.4.4 制度健全的公民权益保障 |
| 第6章 中国公共产品供需选择制度改革与创新 |
| 6.1 完善公共产品决策制度 |
| 6.1.1 健全公民需求显示制度 |
| 6.1.2 完善个人偏好社会转化机制 |
| 6.1.3 制定激励公民需求偏好表达规则 |
| 6.2 提高公共产品决策的执行能力 |
| 6.2.1 公共产品的供给要体现财权与事权对等 |
| 6.2.2 尽快转变政府行政管理方式 |
| 6.2.3 实施对政府行为的效果监督机制 |
| 6.3 强化公共产品选择权利的保障 |
| 6.3.1 改善公民民主权利实施的制度环境 |
| 6.3.2 提高公民实现民主权利的物质保障水平 |
| 6.3.3 丰富公民民主权利的实现渠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试论我国产权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寻租（论文参考文献）
- [1]“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研究[D]. 邢伟.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2]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D]. 林明灯. 苏州大学, 2020(06)
- [3]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的影响研究[D]. 胡伟斌. 浙江大学, 2020(01)
- [4]产权与治权关系视野下农村政治生态研究 ——以山西省L村为例[D]. 张毅. 山西大学, 2020(12)
- [5]秩序再造：资本下乡的实践图景 ——以育村为例[D]. 马池春. 山西大学, 2020(07)
- [6]公立中小学管办评分离的障碍研究[D]. 徐添桧. 西南大学, 2020(02)
- [7]公共采购制度发展中的腐败治理研究 ——以政府投资建设工程招投标为例[D]. 杜兴华. 南京大学, 2017(05)
- [8]规制理论下的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研究[D]. 燕丽娜. 南京大学, 2015(01)
- [9]中国土地资源配置中的隐形市场研究[D]. 罗湖平. 湖南农业大学, 2013(07)
- [10]当代中国公共产品供需选择制度研究[D]. 刘卫东. 吉林大学, 201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