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歌采歌求新知——民国“歌谣运动”对民俗资源的利用与偏离

一、采歌集谣与寻求新知——民国时期“歌谣运动”对民间资源的利用和背离（论文文献综述）

刘璐^[1]（2020）在《《歌谣周刊》研究》文中认为《歌谣周刊》作为我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学科第一部专业的刊物,从1922年12月17日创刊至今已接近百年,但它依然光彩照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新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歌谣运动,包括其文化产物《歌谣周刊》所体现的民主、科学和民族觉醒意识深深激励和鼓舞着现代的莘莘学子。笔者将通过讨论《歌谣周刊》缘起的背景与刊物之间的关系,厘清时代背景对刊物产生的影响。歌谣运动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分支,其蕴藏的自由民主、思辨批判的启蒙思想对它的创刊精神、搜集歌谣的倾向、讨论和同情民间歌谣中的社会群像的影响值得研究;同时也要考虑歌谣运动的政治抱负、文学观念和艺术审美对刊物的学术倾向和文艺审美机制的影响。其次,作为一部学科刊物,早期学者在采集、整理、分类歌谣时候的困境和解决办法,为以后研究学者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同时整理知识分子和学者主动探讨《歌谣周刊》中歌谣研究引发的热潮,为其之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然后,从其“民间性”的特点介入,从“民间性”体会其民间文学的创作特征和思想内涵;同时关注《歌谣周刊》中与民众息息相关的“民生”和“民俗”中来体会《歌谣周刊》的实质内核“民间性”。最后从其“学术的”和“文艺的”创刊目的来论证刊物的价值意义。一方面肯定其在学术领域的成就主要在于对民俗学资料搜集,另一方面鼓励《歌谣周刊》的文艺审美价值来自于以刘半农为主体,追求歌谣文艺审美,同时以新诗取法于歌谣创作来推动新诗革命的学者。通过以上的探讨来把握《歌谣周刊》对中国的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从而为我国当前的民间文学研究注入新的生命活力。所以,《歌谣周刊》对于我国学科史和文学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对于民间文学,一方面自主自主结合中国的民间特色,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学理论成果,比如“古史辨派”、“双重文学观”等等;另一方面通过描写乡村民俗、旧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生存状况的歌谣,为新文学开拓了新的艺术视野,扩大了新文学创作的题材范围,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内容;而且新诗以歌谣作参考跳出了格律的框架,挣脱了语言的束缚,使方言入诗成为新诗革命的一大亮点。与此同时,由于民间歌谣本身依靠人民的特性,更是直接推动了新诗界出现民歌体叙事诗。所以,研究《歌谣周刊》的价值意义就在于此,不仅仅是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的纪念,更重要的是对社会现实的价值导向意义,即引导民间文学学科发展重心重回资源搜集、调查、研究、采风的初心,缓解当前无人关注民间文学资源的尴尬处境。

魏蒙^[2]（2020）在《《歌谣》周刊中的儿歌研究 ——以《歌谣》周刊第一册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五四时期,北京大学以《歌谣》周刊为阵地,掀起了征集民间歌谣、研究歌谣的热潮。《歌谣》周刊是歌谣运动的产物,收集有丰富的民间歌谣和歌谣研究资料。歌谣运动是“五四”知识分子新诗民间化探索的有益尝试,现今重新审视这场五四时期的歌谣运动,研究《歌谣》周刊,对于思考民间歌谣与新诗的关系、民间歌谣与现代大众思想启蒙研究都有着较重要的意义。本论文以《歌谣》周刊第一册（1922年-1924年,共48期）的儿歌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五四时期民间儿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探究其与五四时期大众思想启蒙、儿童现代教育以及“五四”白话新诗的语言和审美趣味的关联及其意义。论文主体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关于北大歌谣运动和《歌谣》周刊的介绍,梳理北大歌谣运动的历史概况,包括歌谣运动的产生、发展、落潮的历史过程及歌谣研究会和《歌谣》周刊的相关情况。通过对《歌谣》周刊第一册中儿歌的整理研究,以表格形式呈现相关数据,具体介绍、分析儿歌的征集情况和内容特色。第二章主要是探究《歌谣》儿歌对“五四”大众思想启蒙的意义。此章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梳理歌谣运动与清末民初语言运动的联系,分析歌谣运动与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的相互关系。第二部分分析儿歌对“五四”大众思想启蒙的影响,阐释儿歌体现的儿童个体意识和儿歌中反映的妇女问题,揭示儿歌对于大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启发民智的重要作用。第三部分的内容是关于儿歌与儿童现代教育问题的探讨,儿歌表现形式生动活泼,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对儿童的日常生活知识教育和价值观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第三章分析儿歌与“五四”白话诗歌语言的关系。儿歌的语言生动活泼,是“五四”白话新诗语言的重要资源之一。以白话口语入诗的儿歌语言,增强了白话新诗语言的大众性与表现力。另外,自然的节奏韵律与可歌唱性特征的儿歌对白话新诗的音乐形式产生重要影响,为白话新诗突破旧传统的束缚,形成自然和谐的节奏韵律提供了重要助力。第四章探讨了儿歌与“五四”白话新诗的审美趣味。儿歌自由活泼的文体、生动多趣的表现方法、率真朴实的情感特征构成其独特的审美性,刘半农、胡适等“五四”白话诗人积极向民间儿歌取法,丰富了“五四”白话新诗多样化的文体形式和表现手法,儿歌的率真朴实丰富了白话新诗的诗歌内质,对早期白话新诗的创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张远满^[3]（2020）在《传统出版物对学科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晨报副刊》中民间歌谣的考察》文中认为中国民俗学的发生与发展离不开报刊的支撑和推动。以传统报刊与民间歌谣的关系而言,《晨报副刊》是一个较为典型的研究个案。一方面,《晨报副刊》以其广大的受众成为民间歌谣的主要传播媒介;另一方面,民间歌谣的刊登是《晨报副刊》多元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报刊对民间歌谣的呼吁和支持,不仅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园地和舞台,而且为中国民间歌谣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民俗学学科的纵深发展。

付华桥^[4]（2019）在《刘半农诗歌的民间化探索》文中指出1918年至1925年间,在刘半农的倡议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沈尹默等人的支持下,北京大学面向全国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歌谣运动。刘半农、沈尹默等人以歌谣运动为中心的民间化探索活动,对新诗发生期产生了重要影响,构成了五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歌谣运动已经诞生100余年,本论文以五四时期刘半农的民间化探索为研究对象,探讨民间化探索兴起的背景、对新诗的影响以及失败的原因等相关问题。论文绪论介绍论文选题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和拟采用的研究方法等几方面的内容。第一章阐释刘半农“取法民间”的诗学理论。在厘清民间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刘半农的诗歌所创作体现出来的民间价值立场。歌谣“率性而为、自由表达”情感表达方式与刘半农倡导的“真诗”的诗学观念不谋而合,民间资源成为刘半农积极挖掘和学习的对象。第二章立足刘半农的诗歌创作实践,从诗质、诗语、诗体三个方面阐释其民间化探索对新诗的影响,探讨歌谣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和内部原因。求“真”成为刘半农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其诗歌的审美趣味倾向于“自然的言词、自然的声调、自然的情感”,他还从民间资源中汲取养料,积极践行“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增多诗体”等诗学主张。第三章探讨五四时期刘半农民间化探索的意义和局限性。刘半农的民间化探索丰富了创作主体的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形成了富有本土内涵的个性化艺术风格。对民歌的挖掘、整理和大胆模仿体现了作者的平民立场与重视民间文化的审美趣味。“民间”这一中间地带,作为沟通古今中外的桥梁,五四文人学者对新诗的发展道路作了多种有益的探索,共同促进了新诗的发展。但是,由于新诗自身的局限无法继续支撑新诗走向现代化,民间化探索最后以失败告终。结语对论文作简要总结,并简要表达对五四时期刘半农诗歌民间化探索研究的一些展望。

李欣颖^[5]（2019）在《民俗学视野下的新文学发生研究 ——以北大歌谣运动为例》文中认为民俗学对新文学的发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五四新文学变革的关键时期,作为助力,极大地推动了新文学的前行。从民俗学的角度考察新文学的发生,北大的歌谣运动是其中的关键一环。歌谣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学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这一运动始于五四知识分子对平民文学和人的文学的呼唤,是知识分子们在新时期价值取向的必然选择,又反过来赋予了新文学更加浓厚的平民色彩。在新文学建设初期,五四知识分子以北大歌谣研究会为阵地,以《歌谣》周刊为载体,不仅搜集和介绍民间文学,为新文学语言的变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还引起了新文学作家们对民俗文化的关注和探索,为新文学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民间资源和崭新的发展道路,也促进了各地民俗文化的传播。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主要说明本文的选题缘由,介绍国内外关于民俗学和新文学关系的研究现状,阐述了文章的行文思路和创新之处。正文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论述了五四知识分子在启蒙思潮的影响下对民间的自觉选择,重点论述了知识分子们围绕北大歌谣研究会做出的具体活动以及围绕在北大歌谣研究会周边的知识分子为这场平民运动做出的贡献。第二章首先从新文学语言变革的角度入手,发现白话文运动中知识分子极其关注俗语、俗字,而方言中蕴藏着丰富的俗语、俗字,为新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大量的资源,基于这一原因歌谣研究会同仁们展开了对方言的调查和研究,这一研究又极大地推动了五四新文学语言的革新。接着,从翻译、新诗、小说、散文等新文学创作的实例中分析了方言、俗语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第三章论述了歌谣运动对新文学创作的影响。歌谣的自由形式和真挚的情感为新诗的创作提供了可效仿的审美标准;歌谣研究会对民俗的研究为新文学作家提供了文学创作的灵感,促进了新文学内容的革新。最后分析了歌谣运动对中国新文学持久深远的影响。余论分析了五四知识分子在经历歌谣运动之后,对民间的态度的转变,即由一味地批判到欣赏与同情,由利用民间资源启迪愚昧的底层民众到欣赏民间文化中的真善美,对民间充满浪漫的幻想。

张课^[6]（2018）在《论中国现代新诗的歌谣化》文中认为中国诗歌的产生早于文字,其发展源远流长。晚清时期,黄遵宪和梁启超等人发起了“诗界革命”。诗歌呈现出自由化和通俗化的新形式,为新诗向民间借鉴资源作了铺垫。中国现代新诗的歌谣化以此为开端,在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史上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并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歌谣成为诗歌创作借鉴的资源,除了前期文人和学者对于歌谣的内在价值感兴趣外,还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本文分析了从1917-1949年这三十多年间新诗歌谣化的具体内容,并对其原因作了具体的探讨。通过对于历史的审视,梳理出歌谣和这一时期新诗的关系,揭示歌谣入诗的深刻根源。论文的绪论部分主要涉及了选题的缘起,整理了中国现代新诗的歌谣化的研究现状,并对论文的研究意义进行了简要的说明。论文的主体部分主要从歌谣入诗的发展进程,中国现代新诗歌谣化的原因探析及文学史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新诗的歌谣化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新诗歌谣化的发展演进围绕歌谣的起源、新诗和歌谣的关系来阐述,并以《歌谣》周刊为中心,阐述了文学者对于歌谣起源、诗歌和歌谣关系以及歌谣对于新诗的作用的认识。该章以中国诗歌会的机关刊物《新诗歌》和毛泽东的《讲话》为依托,具体分析了歌谣入诗的发展历程;此外,摘取了作家对于新诗歌谣化的实践的文学作品,如刘半农的《一个小农家的暮》、温流的《打砖歌》、解放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国统区袁水拍的《张百万》等。其次,分析了歌谣成为新诗可供借鉴资源的缘由。在抗日战争时期,歌谣化的新诗成为救国的工具,发挥着宣传性和鼓动教育大众的功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经发表,在文学界引起强烈的响应,诗人们纷纷将目光投向民间。由此,新诗歌谣化由潜流转为主流。最后,第三章把新诗歌谣化的利弊和对后期诗歌发展的影响放入到文学史中考察。该章认为歌谣化的新诗益处在于战时成为了人民的代言人,并充分发挥了教化和鼓动大众的功用,但歌谣化的新诗明显呈现出“非诗化”的倾向,缺乏诗意。这一现象对于后期新民歌运动也间接的产生了影响。结语部分,从学理层面对全文进行归纳演绎,总结歌谣对于新诗的影响,并对歌谣化的新诗的利弊进行了分析。探析文学的发展进程,即是对于文学所处时代背景的深刻剖析,总结出三个时期新诗歌谣化的不同目的和发挥的不同功用。总之,文学乃是服务于政治和人民的。

胡蕴文,凌亦巧,徐渊洁^[7]（2017）在《浅论1922到1924年《歌谣周刊》中的歌谣》文中指出1922到1924年《歌谣周刊》中共收录民歌2351首,地域上以河北、河南、山西最多,江浙沪次之,辽宁、江西、福建最少,侧面反映出投稿来源与当时文化运动的关系。题材包括了婚姻爱情、妇女问题、日常琐事、劳作辛苦、生计艰难、景物风光、民间习俗、神话传说、儿歌童谣、生活道理、政治讽刺和战争灾害等;歌谣大量使用了比拟、反复、定叠和嵌句等修辞手段。民国时期的歌谣运动对白话诗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金玉洁^[8]（2014）在《学术行为还是文学行为?——“民歌”发生的社会机制流变审视》文中提出本文对二十世纪初"民歌"发生的社会学机制,以及围绕"民歌"界定的充满争论性的话语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在"民歌"发生一开始,就存在"界定"的"两难"问题。"民歌"的发生和兴起脱胎于"新文化运动",它在"界定"问题上"两难"是与"新文化"本身所包蕴的矛盾性联系在一起的。"新文化"的分化,也直接带来"民歌"问题的争议。

赵瑶丹^[9]（2009）在《中国古代谣谚研究三十年（1978～2008）》文中研究指明

颜同林^[10]（2007）在《方言与中国现代新诗》文中提出本论文主要从方言这一语言学视角来切入中国现代新诗，可概述为对方言入诗的诗学考察，重点在于论述方言与现代新诗的复杂关系。方言入诗作为中国现代新诗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诗学现象，它一直在一个不断出场与入场、提倡与质疑、诱惑与困惑相互纠缠的语境下艰难浮现。论文主要内容是从一直被遮蔽的方言角度，来重审现代白话诗的发生、转轨乃至演化的全过程；考察方言在这一过程中演变的线索、扮演的角色与担当的历史使命；同时分析它因自身优劣所导致不断论争的各种现象及其内在原因。这一切，实际上已成为这个具有挑战性重要课题的不同侧面。在注重对原始、零碎材料的搜集整理，以及现有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在方言与白话新诗这两端之间搭建较为开阔的学术研究空间。对这方面的思考主要牵涉到许多重要的问题，如文言与白话作为工具相比，在诗性负载层面有何异同；书面语与口语之间的张力如何产生，其缝隙又怎样弥补。换一个角度，与白话、口语密切相关的、流动不居的方言土话，它如何去冲涮、更新日益老化、僵化的旧诗语言系统，如何替白话为文学惟一工具论张目。这样，站在整体意义上的白话基点上，本文通过重审方言与新诗之勾连，既力求在新诗与旧诗之间划出一道界线，又通过方言来返观新诗语言的现代性历程。具体的阐述辨析与全文的结构设计相互依托。全文可分为以下二个较为独立的部分，因二部分本身内容的差异与讨论角度的不同，因此也相应纳入上下两编。具体结构安排如下：上篇按历时性这一时间性质的角度，把本课题本身所涉及的历史时段范围内的方言入诗现象，截分为三个小的时间段落来论述，并分别归入第一章至第三章这一整体之中。在具体论述展开过程中，一般的处理模式是先总后分，在总述部分以新诗语言为纲，以新诗流派、诗潮为骨架，清理新诗发展的脉络，突出方言在内的语言因素在不同时期的特色、作用、意义，以及方言进入新诗的途径、效果等相关内容。在分述部分则是以个案为主。考虑到原始资料的残缺，在分述部分标举有代表性的诗集或诗人，与习见的论述因角度材料的迥异而有所区别，主要企图以新鲜独特的个案见长。下编的基础是上编，讨论的重点相应挪移到了对本论文各论题所牵涉到的系列问题的解决上，体现了某种宏观性、结构性上的综合思考，这样使上下两篇相互辉映、互为阐述而又融会贯通为一体。下编涉及到的内容，主要有方言入诗的社会文化背景与文学语言背景，方言入诗的审美效果与社会效果，方言入诗与新诗去方言化之间张力形成及其实质渊源等相关论域。具体论题细节如文体优劣比较，歌谣语言影响分析，方言音韵意义与价值评估，方言化与去方言化之消长以及文化认同焦虑与否，等等，这些都将在一个整体性框架中一一展开。上下两篇均可纳入正文范围，在正文前后则分别有导言与余论，为具体详实起见，现把各章各节的内容逐一简述：导言部分主要概述本论题产生的缘起及其原因分析，清理目前学术界相关的研究现状，并试图作出合乎实际的评估；同时在反思研究条件与背景的基础上，补充提出在本论文研究对象的预设、方法论的选取与结构安排上所作的综合性思考。论文涉及的若干关键词、本人的代表性观点，在导言中均已贯注其中。第一章从语言学角度梳理由旧体诗到白话新诗的转型过程，以及整个过程中方言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同时把胡适与郭沫若的白话诗创作，作为重点予以阐述。阐述的内容因不能面面俱到而有所偏重，主要集中于他们的代表性诗集，即胡适的《尝试集》与郭沫若的《女神》。两者都是新诗史上影响显着、与新诗语言变革关系紧密的作品集，同时两者也因生成面貌、风格迥异而影响了以后新诗的不同发展。第二章集中论述新诗语言取向上白话与土白重新刷新、对峙的过程。从白话入诗到土白入诗，又一轮搏弈之路已非对称性地展开。其中内容包括群体流派如新月诗派对土白入诗的集体尝试，也包括不同个体如刘半农、卞之琳对方言话语资源的汲取、调用。在这一章中，除了对个案的选取有代表性外，还首次提出“化土”这一术语，便于在新诗语言的“化古”与“化欧”之间，形成一种新的视野。第三章则强调战争语境对新诗的深刻影响。因开启民智及宣传教育等缘故，新诗语言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知识分子口语化与群众口语化这两种倾向。诗歌的大众化、诗的民族形式因素，使得新诗语言再一次大面积地散文化与口语化；夹杂各地民众方言在内的日常口语，成为战争语境下新诗语言的常态。就当时创作的具体情形而论，最具代表性的是以上海方言为基础的马凡陀山歌，以陕北方言为载体的《王贵与李香香》，以及沙鸥以四川方言为语言资源创作的绝大部分方言新诗。以上三章统辖在上篇之中，以下数章则为下篇内容。第四章集中探讨方言入诗潮流中，新诗与歌谣、方言文学的关系。通过方言入诗的文学背景与艺术借鉴等因素的考察，进一步识辩方言入诗的缘由，以及新诗吞纳方言的文体特质。另外，在作为现代白话新诗研究关键词之一的“口语”概念中，方言入诗本身的口语化与它也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第五章集中将方言入诗放在声音的诗学这一宏大的视野下加以重审，主要目的是从声音的角度探讨方言韵律、音节在新诗中的意义与价值；同时通过具体分析读诗会与诗朗诵及其运动的整个演变过程、意义与得失，来反思它们从语词到声音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对习见的观念提出了自己的质疑。第六章具体论述方言入诗与去方言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两者互动、转化的过程中，一方面既关系到方言因素在新诗中的去与留，也牵涉到新诗语言风格取向上的雅与俗；另一方面，这一过程既是其合法性论争的主要导火线，还是新诗何去何从的重要环节。新诗的方言化与去方言化，无形中构成一个钟摆现象。围绕这一现象的各种论争此起彼伏，呈现出极为复杂的胶着状态。余论部分以困惑与诱惑相互纠缠这一形象性归纳来收束全文。方言入诗的困惑与诱惑，构成现代白话新诗带有张力的两端，具体偏向依赖于特定历史时期差异性因素的角逐。其中论者对方言入诗积极意义的肯定也蕴含其中。总之，不论是纵的承继与流变，还是横向维度上方言入诗内部的细节展开，现代白话新诗都展示了因语言整体结构上的白话化、口语化倾向而与原生态方言所保持的密切关系。方言入诗，作为一种不可重复的语言与精神资源，它伴随着新诗发生、发展、演变的整个过程，至今仍在为新诗的生成以及诗史的延伸继续作出独特而重要的贡献。

二、采歌集谣与寻求新知——民国时期“歌谣运动”对民间资源的利用和背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采歌集谣与寻求新知——民国时期“歌谣运动”对民间资源的利用和背离（论文提纲范文）

（1）《歌谣周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歌谣》周刊中的儿歌研究 ——以《歌谣》周刊第一册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4）刘半农诗歌的民间化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5）民俗学视野下的新文学发生研究 ——以北大歌谣运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论中国现代新诗的歌谣化（论文提纲范文）

（8）学术行为还是文学行为?——“民歌”发生的社会机制流变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古代谣谚研究三十年（1978～2008）（论文提纲范文）

（10）方言与中国现代新诗（论文提纲范文）

四、采歌集谣与寻求新知——民国时期“歌谣运动”对民间资源的利用和背离（论文参考文献）

• [1]《歌谣周刊》研究[D]. 刘璐.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2]《歌谣》周刊中的儿歌研究 ——以《歌谣》周刊第一册为中心[D]. 魏蒙.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3]传统出版物对学科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晨报副刊》中民间歌谣的考察[J]. 张远满. 民间文化论坛, 2020(01)
• [4]刘半农诗歌的民间化探索[D]. 付华桥.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5]民俗学视野下的新文学发生研究 ——以北大歌谣运动为例[D]. 李欣颖.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6]论中国现代新诗的歌谣化[D]. 张课. 河南大学, 2018(01)
• [7]浅论1922到1924年《歌谣周刊》中的歌谣[J]. 胡蕴文,凌亦巧,徐渊洁. 文教资料, 2017(Z1)
• [8]学术行为还是文学行为?——“民歌”发生的社会机制流变审视[J]. 金玉洁. 文教资料, 2014(31)
• [9]中国古代谣谚研究三十年（1978～2008）[J]. 赵瑶丹. 社会科学评论, 2009(01)
• [10]方言与中国现代新诗[D]. 颜同林. 四川大学, 2007(05)

标签：刘半农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民俗学论文;  诗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