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缘与困境中的女性——妇女贫困问题的社会与文化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王妍[1]（2021）在《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研究》文中指出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经济和文化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受国家政策和影视制作行业的影响,我国乡村题材的影视作品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在制作水平、内容创作和主题表达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在这类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出现了反映这种社会巨变的思想主题和一系列从传统到现代转化的人物形象,其中最能体现时代思想和艺术变革的是乡村女性形象和女性意识,其具有多元的意识嬗变和形象创新。从二十世纪三十代开始,乡村女性形象在中国影视艺术中是一个常见的形象。与中国乡村社会传统观念和五四新文化启蒙主义思想相纠葛,乡村女性形象具有传统与现代双重意识。新时代与旧时代的文化冲突、思想冲突以及大环境的变迁,都是女性形象变迁的原因。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题材电影和电视剧创作,在新时期同类题材创作的基础上,再次肩负起了反映社会变革和变革中的乡村女性形象和女性意识的历史重任,呈现出当下中国乡村社会风貌和乡村女性群像。她们是传统文化的现实载体,更是思想解放的主体。我们在梳理和评价这些形象鲜明的乡村女性形象时,不能不思考几个问题:她们在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她们与新时期姊妹们有些什么样的异同?她们的形象塑造具有哪些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作为观众和研究者我们要以什么样的视角去诠释这些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及其塑造方式?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努力在新世纪以来的乡村影视作品中去寻找相关答案。从社会学和影视创作理论的角度分析并阐述新世纪以来乡村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的类型和呈现方式,以表现对乡村女性群体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注。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大潮的惯性影响下,新世纪影视剧中乡村女性的形象也在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以此其形象的变迁来印证中国改革开放的艰苦历程,并从中看到了乡村女性在人生价值观、道德取向、情感诉求等方面的变化。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女性的社会处境也发生进一步变化乃至分化。在市场化、都市化和网络化等浪潮冲击下,中国乡村社会结构、道德伦理、人生行为和家庭关系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其中乡村女性的身份、价值和命运的变化最为显着。以乡土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能够充分表征这种时代的新变化,另一方面也能够最适宜表达中国社会传统观念和人生价值观对于当下的深层影响。不同于以往或从电影或从电视的单一形式和单部作品的角度分析乡村女性形象的常见方式,本文以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创作为起点进行纵向梳理、以作品中女性形象类型及其特征横向比较的全方位视角,力求从中国乡村题材影视剧的发展演变和乡村女性形象谱系的延续中,去溯源乡村题材影视剧对乡土和乡村女性的重新审视和再塑造,同时从中探索新世纪中国乡土社会的变革及其引发的乡村女性社会地位、生活方式、职业身份、价值观念的变化过程。通过梳理乡村题材影视剧的女性形象谱系及其人生历程,发现当下乡村女性形象大致分为两大系列:一类是更加趋于开放和现代的乡村女性形象。她们接受了当代文明的洗礼,也留下了当代文明的伤疤。这类女性通过现实和网络接触到越来越多的现代文明和都市文化,并给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大的影响,她们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勇于挑战传统宗法观念和女性道德,争取自己应有的社会角色和家庭地位。这类女性形象包括乡村女干部、女性创业者和某些大学生女村官等。同时,在现代文明和都市文化的负面影响下,乡村女性形象也发生了现代性的畸变。她们从社会底层冲杀出来寻找自己新的人生之路,这是一种正常的人性需求。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将人性良知、自然身体和个人尊严都变成了改变自己命运的资本,金钱至上、自我中心、纵欲享乐成为其追求的价值观。当代乡村题材影视剧生动地刻画了这些堕落或复杂女性的形象,其中包括乡村女贪官、风尘女和留守情妇等。另一类是受传统道德影响和宗法观念迫害的传统乡村女性形象。中国乡村社会和农民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普遍和最持久的保守者,往往也是最终的受害者。由于乡村社会与现代文明的自然间隔,传统文化对于乡村女性的影响源远流长。这种影响培养和保留了中国乡村女性的传统美德,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表征,具有很高的道德境界和审美价值。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大量出现的贤妻良母形象是其中的代表,她们是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好儿媳和好邻居。在商品化大潮中,这类形象和这种思想性格成为现实生活的东方女性的楷模,也成为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审美价值中最诱人的艺术魅力。与此同时,贤妻良母式的传统乡村女性形象往往是建构在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坚忍性格之上的,她们往往是传统道德的崇高者,又是封建道德的殉葬者。因此,除去正常的贤妻良母之外,在传统乡村女性中还有传统道德的牺牲品。新世纪以来,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吸引了大量的农民进城,成为一支庞大的农民工队伍。他们抛家舍业辛勤劳作,为城市建设和城里人的生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支队伍在新时期是人数寥寥的,而进入新世纪之后,迅速壮大,同时也就在乡村社会产生出另外一支数量众多的队伍—留守妇女。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塑造了许多留守妇女这一新的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她们的人生处境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过去寡妇和弱女的命运。作品在描写这些人物形象时,充满了深厚的情感,但同时也表现出将其与贤妻良母形象融合的模糊认识。当然,不能简单地将是否走出家庭或乡村作为新旧女性和觉醒蒙昧女性形象的划分依据,因为从新世纪现代社会的发展来看,家务劳动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分工,家庭主妇或者全职太太也可能是一种新女性的形象。但是,在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这类的形象和观念还十分鲜见,可能就是因为乡村社会的现实状况和农民意识制约所致。论文在比较全面的对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类型进行了归类、界定的基础上,对于“留守妇女”“风尘女”等形象及其评价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解。这些问题与困惑不仅仅在影视作品创作中会遇到,而且还是“女性形象”在社会变革中必然面临的困惑。因此,以女性形象为理论出发点,将新世纪以来的乡村影视作品创作为背景,探讨未来女性形象塑造的发展新途径,试图为影视剧中的女乡村性形象的创作及批评提出一点有价值的参考。在这两大类乡村女性形象系列之间,还有两种跨界性的女性形象,那就是靠近现代文明的大学生女村官和靠近乡村民间文化的农村“泼妇”形象。大学生女村官严格来说不属于乡村社会中人,但是其中扎根农村就业的女村官从身份和生活来说,具有了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新女性形象特质;而“泼妇”形象既有传统乡村民间文化的源流,又有现代文化的自我意识张扬。应该说,乡村现代女性中的这两类形象大多并不是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才新出现的人物,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新时期文艺中已经登场,但是,在新世纪同类题材影视剧中这些人物形象更加突出和鲜明,而且这其中有的是新出现的女性形象。不同于二十世纪的乡村题材影视作品,新世纪同类题材的创作者具有了新的人学思想和美学理念,对于乡村女性形象的塑造手法更加多样,特别是受当代影视艺术观念和技巧的影响,在思想内涵上更加注重人物性格的多元性,显示出新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性。而在艺术手法上更加注意融会新的视听语言表现方式,特别是将传统的现实主义写实手法与现代主义表现技巧相结合,运用色彩、声音、构图和音乐等多种方式的不同变化来刻画各种女性形象,创造了比以往同类题材作品中更加丰富的乡村女性形象。本文力图从个案研究和文本细读中梳理总结出乡村女性形象并全面地分析其影像作品背后深刻的文化意蕴,结合跨学科跨文化研究方法,将所研究的影视作品放置在新世纪市场化、城市化的叙事语境下,对其进行全景式的解读和阐释,并努力综合社会学、传播学、电影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方法,以尽量扩展当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文中专门从视听语言的角度,对于乡村女性形象塑造的不同艺术手法进行细致的分区,努力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女性形象建构进行艺术本体分析。新世纪以来的乡村题材的影视作品较之以往有了长足的进步,用艺术形式展示了中国社会主义新乡村的新风貌,也引起了全社会对乡村女性群体命运的关注。当然,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女性意识还存在着许多不足,特别是在表达女性内在精神世界和人性的复杂性、丰富性方面还需要做更深入的探讨,进而塑造出具有文艺史价值的典型形象。
尤达[2]（2021）在《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美国创剧人,英文为the creator of American TV soaps,sitcoms and series,原指提供故事创意或者完成试播集剧本向各大电视网推销的人,在实际生产中演变为美剧的创作主体,即具有创作剧本能力的执行制片人。从历史观之,电视时代的创剧人在美剧生产过程中流露出普遍性特点,由此形成的群体特征深刻影响着创剧人自身的演变:从身份的确立到群体的形成,再到阶层的固化。网络时代的创剧人致力于群体特征的变革,以此打破阶层的桎梏。立足创剧人文本的内容与形式观之,所谓“变革”与以往并非只是理念上的区分,在实践场域的分野十分明晰。创剧人既对美剧成规化生产模式进行大胆革新,又依据“自我”的觉感与体认进行个性化创造。更为重要的是,创剧人调和了成规与个性间的对立关系,在文本的内容选择上追求“他者互文”与“自我表现”的紧密结合,表现形式上注重制作范式与创作风格的高度统一,由此在作品中反映出多元且精彩的主题,满足受众不断增长和变化的娱乐需求。这便使得创剧人不再只是播出机构定义下一味媚俗的符号客体,而是被赋予对超越性的追求。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探讨美国创剧人群体的演变;从文本的内容选择与表现形式上深入考察网络时代创剧人的变革举措,指出其群体特征的两个维度;进而分析这两个维度的相互关系与共同作用;最后基于媒介场域的变化探讨群体特征发生变革的外在成因,从创剧人心理探讨变革的内在动因。如此,形成了对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从表象到本质的考察。揆诸现实,这一研究的目的在于面对美剧在全球范围内卓越的传播力,从创作主体维度探寻美剧的成功之道,以求能在去芜存菁中有效“吸收外来”,为国产电视剧的发展带来启示意义。
张鹏程[3]（2021）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亨利街定居点研究》文中提出19世纪末,由于美国的快速城市化和移民的大量涌入而形成的城市问题,严重影响了美国城市文明的塑造。为了解决城市发展中的问题,社会定居运动被引入美国,开始在美国大城市繁荣发展。在社会定居运动的引领下,1893年莉莲·瓦尔德和玛丽·布鲁斯特在纽约合作创立“护士定居点”,并在1895年将定居点更名为“亨利街定居点”,并沿用至今。在瓦尔德的领导下,亨利街定居点内部管理严格、分工明确,组织严密,以探访护士制度为基础,在纽约树立起公共卫生护理的大旗。然而,由于早期力量较弱,难以兼顾庞杂的社区服务,亨利街定居点调整了策略,聚焦于改善底层民众的精神世界。20世纪初,亨利街定居点凭其杰出的贡献,收获了良好的声誉,开始参与全国性的制度改革,扩展了其职能。在济贫纾困原则的指导下,亨利街定居点通过与政府、全国童工委员会和妇女政治联盟的合作,针对弱势群体的迫切需求,向儿童和妇女伸出了援手,并为二者争取到了实实在在的权益。亨利街定居点在20世纪10年代中期走向顶峰,成为社会定居运动的标志性定居点之一。20世纪10年代末,亨利街定居点急转直下,走入了困境。一战时,定居点的和平主义观点受到了社会的质疑和批评,社会功能被限制在社区服务领域。1918年的“红色恐慌”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定居点的社会支持被切断,组织运转举步维艰。新政时期,定居点成为了福利计划的一部分,完成了从独立自主的社会公益组织到政府下属的社区服务部门的转型。亨利街定居点缓解了城市问题,推动了弱势群体权益的制度性变革,弥补了过度城市化的缺陷,不过运行资金来源单一,社区部门松散的底层结构和对领导人的过度依赖等问题,成为了制约亨利街定居点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亨利街定居点是考察20世纪美国城市发展和社会定居运动的重要窗口,定居点从成立到走向顶峰,再到重回社区服务的发展历程是美国社会救助责任从民间过渡到政府的变迁历程。亨利街定居点是社区服务的雏形,为政府与民间在社会救助领域的合作模式进行了有益探索,为社区工作的专业化、科学化进程提供了借鉴与参考。对亨利街定居点的研究,考察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城市底层和外来移民的生活场景,从中透视出美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弊病,以及基层社会力量对解决城市问题的积极参与和贡献。
崔锦媛[4]（2021）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妇女“边缘化”的问题研究 ——基于甘肃省G村的个案》文中认为伴随着农村农业生产中鲜明的“农业女性化”特征,贫困妇女成为农村脱贫攻坚的主体力量。然而在研究中发现贫困妇女由于个体因素与结构性因素的双重制约,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中被排斥,主体地位被忽略而处于边缘化的现象广泛存在。本文以社会性别理论和边缘化理论为分析视角,以甘肃省G村为研究个案,利用质性研究方法,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贫困妇女被边缘化的过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G村的脱贫项目与活动的进行忽略了贫困妇女的脱贫需求。主要表现为:（1）技能培训以男性为参考而忽略了妇女的脱贫需要;（2）农业合作社参与和管理中女性角色缺位;（3）针对妇女的扶贫车间变为考核指标而闲置;（4）精准扶贫小额信贷忽略了性别视角使得贫困妇女在产业发展时受阻。宏观的外在边缘加剧了贫困妇女的心理边缘,即对家庭贫困现状的不安和自我角色的固化使贫困妇女否定自我价值。宏观的外在边缘与微观的心理边缘造成了贫困妇女在脱贫过程中能力和机会的双重缺失,减弱了农村妇女的脱贫成效。本文进而探究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贫困妇女被边缘化的形成机制,发现农村社会结构中的性别不平等和精准扶贫政策缺乏性别视角是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贫困妇女被边缘化的形成机制。基于研究结论,本文在最后尝试性提出改变贫困妇女边缘化现状的积极措施,以期为相关决策者提供可借鉴的政策建议。
曹楠楠[5]（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坚持不懈的反贫困过程中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扶贫脱贫道路,创造了为全球减贫70%的“当惊世界殊”的瞩目成绩,这其中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对妇女在反贫困过程中的“半边天”作用的重视与发挥。伴随农村农业生产和经济结构呈现出鲜明的“农业女性化”结构性变化,广大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成为当前农村脱贫攻坚的主要对象和主体力量。无论基于妇女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视野,还是当前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现实需要及农村贫困家庭妇女作为主体的自我发展诉求,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更是当前脱贫攻坚全面决战阶段和2020年以后攻克相对贫困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为此,本文综合运用学科交叉、系统研究、比较分析、案例分析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等研究方法,着重从贫困现状、理论资源、历史进程、品牌项目、经验启示等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以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历史经验回应当前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困境,以求促进广大农村贫困家庭妇女尽快摆脱贫困并实现主体身份转变,在未来的反贫困事业中更好地发挥“半边天”的巾帼之力。具体来说,论文由六部分构成:第一章绪论部分。阐述论文研究依据、意义和系统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宏观介绍研究思路方法、基本内容、创新之处等,以阐释论文选题价值、把握论题研究动态、展现论文研究基本概况,为论文研究提供基本的逻辑起点。第二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概述。在对贫困、农村贫困家庭及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等基本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基于地理环境、制度设计、历史文化、社会参与等维度对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原因进行深度剖析,系统阐述农村贫困家庭妇女在贫困程度、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可行能力等方面的致贫表象及相应产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影响,宏观展现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概况,为深入研究奠定基础。第三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理论资源。从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外相关理论及中国传统文化四个维度,对相应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妇女解放思想和共同富裕理论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可行能力贫困理论和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想、中国传统妇女观和中国传统贫富观等相关理论思想进行阐述,为整个研究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撑。第四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意义及进程。以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对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意义为出发点,历史梳理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历史实践过程,将其划分为通过体制改革、开发式扶贫、“两轮驱动”扶贫、精准扶贫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四个阶段,展现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历史脉络,从宏观视野为探索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经验规律提供实践性基础。第五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品牌项目。围绕健康、科教、金融、就业创业、社会五大扶贫领域分别对母亲健康快车、农村妇女“两癌”检查、“降消”项目等健康扶贫脱贫项目,春蕾计划、“双学双比”活动、巾帼科技致富工程等科教扶贫脱贫项目,母亲小额循环、妇女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母亲创业循环金等金融扶贫脱贫项目,巾帼家政服务、手工编织、妈妈制造等就业创业扶贫脱贫项目,幸福工程、母亲水窖、母亲邮包等社会扶贫脱贫项目的发展状况、运行模式进行阐释分析,总结项目扶贫经验,从微观视野为探索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经验规律提供实践性素材。第六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经验启示。结合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历史实践,立足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主客体身份,从明确目标导向上要实现全面自由发展、推动脱贫致富、提升可行能力,重视主体能动作用上要激发主体意识、摆脱观念束缚、弘扬优良品质,增强综合脱贫素质上要提升科技文化水平、促进就业创业发展、保障平等发展权利,强化全方位扶贫格局上要坚持政府主导作用、发挥市场导向优势、加强社会联动参与四个维度揭示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经验启示,为新时代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事业提供经验遵循。
张琪[6]（2020）在《受暴女性的司法困境探析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涉家暴离婚案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调整私生活身份关系的家事审判活动中,离婚案件作为审判机关依夫妻一方之申请对夫妻间身份关系的重新调整,不可避免地带来主体间情感与伦理的双重震动。涉家暴离婚案件因其具有的暴力侵害的风险性以及与之关联的损害赔偿与子女抚养的特殊性,使得其与其他类型的离婚诉讼案件相比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样态。司法实践显示,无论是家庭暴力的实施对象还是因其产生的离婚诉讼都显现出典型的性别权力烙印,女性作为家庭暴力最主要的受害者,其经验在司法裁判中面临着被忽视的现状。而在传统社会学以及法学的研究中,基于理论的性别盲点,往往不能很好地解释家庭暴力的实质并为保护受暴女性免于暴力、实现女性人权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需要,女性主义的分析可以提供一种理论与方法的独特视角,发现受暴女性所面临的司法困境,分析司法困境产生原因并提供解决与完善的途径。无论是联合国于1967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宣言》,还是之后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宣言》,以及1995年在北京举办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都明确将家庭暴力问题列为女性保护的重点问题。除此之外,现行的《婚姻法》,还有即将于2021年1月1日实施的《民法典》以及《反家庭暴力法》等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都从立法角度对家庭暴力问题进行了规制,通过预防制止家庭暴力以及确立保障离婚自由的立法价值取向,为已婚受暴女性提供了司法救济的援引。但在司法实践中,受暴女性常常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即司法裁判与女性对自身经验的理解犹如两条平行线缺乏交集,对于作为婚姻无过错方的受暴女性,其在实践中往往基于多种原因不能通过离婚诉讼获得人身安全保障以及经济救济。家庭暴力认定难是受暴女性所面临的第一重司法困境。家庭暴力类型化的立法规制并不能概括受暴女性的实际经历,司法实践中所呈现出的复杂多样的女性受暴经验往往超越了法律规范对于女性经验的理解,这就造成了事实、理论、制度与实践之间的转化难题。法官对于家庭暴力的理解通常涉及到对家庭暴力类型、特征、程度、发生时限等多种因素的考察,当法官欠缺对家庭暴力以及受暴女性经验的理解时,则会造成对家庭暴力事实僵化的认定模式,在实践中以形式要件取代实质要件,造成明显的司法正义失衡。而法官对于证明标准高度“刑事证据化”的倾向,对家庭暴力证据的认定标准的个体化差异等等,都导致受暴女性举证责任畸重。除此之外,受害者往往面临着基于待证家庭暴力行为特征、受害者自身意愿、客观原因的取证不能、专业法律资源的运用限制等原因造成的取证困难。因此案件事实特殊性、法官执业能力水平、受害人举证限制是造成家庭暴力认定难的主要原因。离婚诉求实现难是受暴女性所面临的第二重司法困境。受暴女性往往面临这样的疑问,即认定了家庭暴力事实是否意味着可以获得离婚判决呢?该问题实质在于,家庭暴力是否构成法官认定双方感情破裂的充分条件,其直接关系到受暴女性诉求能否实现。实践中,从司法说理的逻辑分析中可以看出,部分案件中的法官对夫妻感情破裂的说理模式不仅存在着自相矛盾的情况,也违背了常人的情感认知。受暴女性在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离婚诉求实现难,向当前的司法实践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什么证据才能被认定感情破裂的证据,这种对证据的要求是否具有可实现性,是否变相加重了原告的举证责任,是否变相证明只有双方均同意离婚才能确实证明双方感情破裂;二是面对家庭暴力认定在司法确认阶段的消减现状,司法机关当如何落实在《反家庭暴力法》中所规定的相应保护义务。权益保障难是受暴女性所面临的第三重司法困境。司法裁判属于对家庭暴力的事后救济手段,除却对家庭暴力行为进行合乎情、理、法的司法反馈外,还要充分考虑判决后一系列的伦理关系与社会关系的重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虽然为保障受暴女性的人身安全权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实践中也存在着措施僵化导致的保护方式受限等情况。除却人身安全保障受限之外,受暴女性往往面临经济上的不利地位而未能通过判决予以弥补,部分裁判中所呈现的对施暴者不能“罚当其过”,不能充分体现法律对家庭暴力行为的否定性评价,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受暴女性却往往因养育子女等照顾义务而限制了自身发展。面对受暴女性在司法实践中所呈现出的困境,以及裁判者在涉家暴离婚案件中所呈现的性别意识形态,传统社会学以及法学研究在提供相应解释时存在着理论的局限性。面对这种局限,女性主义不仅作为一种理论更是一种方法可以丰富和补充对受暴女性的家庭研究。女性主义提供了一种性别的视角还原了受暴女性的真实生活经历,指出性别不只是一个可以忽略或控制的变量,而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通过反思女性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平等、正义和幸福等议题,指出女性的性别规范负担以及其遭受家庭暴力的可能性往往并不会随着女性的经济地位提高而得到彻底改变。通过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女性主义对父权制的批判,解释了家庭暴力的本质实际上是父权制下的性别暴力,以及受暴女性为何会出现“受害者退缩”的情况;通过女性主义方法的运用可以发现理性中立的法律规范是为何以及如何造成受暴女性的不利地位,对女性经验进行关注与解读使我们发现女性在生育、家务劳动以及对家庭成员照顾等方面的无形负担以及家庭暴力带给其的破坏性影响。女性主义并不是一种替代性的理论,其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是对传统法学实践推理的有益补充,使我们能够发现女性被忽略的经历以及基于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女性生存的不同样态。通过女性主义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受暴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现行法律规范对家庭暴力的规制局限是造成家庭暴力事实认定难的原因之一,法律规范对家庭暴力形式类型固化的表述方式,限制了法官对于法律适用的空间从而忽略了家庭暴力的本质特征。而一般性程序性规范的制约,导致法官基于中立的考量往往不能主动释明或依职权为受暴女性提供帮助。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家庭暴力话语以及父权制形塑下的法官对家庭暴力的认知偏好,体现了权力和文化在法官的家庭暴力认知中的双重作用,导致法官对家庭暴力形成了一定的认知偏好,呈现出排除受暴女性个体经验的样态。女性主义认识论指出,法官对受暴女性的认知优势地位的忽略以及基于认识论不公产生的偏见性认知,阻碍了法官对于受暴女性在家庭暴力中的真实经历的获取,并对家庭暴力的认知造成了认识上的障碍。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于家庭暴力后果基于公共秩序的考量,使得在家庭暴力理解与处置上呈现了典型的公私差异,导致了家庭暴力在事实认定过程中被人为淡化,在现实中强化了受暴女性的不利处境。在女性主义看来,除却家庭暴力认定难对受暴女性离婚诉求实现的限制外,尚有以下三方面原因造成了法官对于离婚诉求实现的限制。一是立法价值在个案中的冲突,在涉家暴离婚案件中法官往往需要在秩序、自由、安全等价值中做出选择,其价值选择的位阶差异实际上反映了“新家庭主义”与“女性主义”所体现的不同的理论倾向,而法官对于秩序的优先考虑,实际结果则会以牺牲受暴女性安全为代价。二是法律家长主义对女性自治的干预,使得法官往往认为受暴女性作出的离婚判断并不那么符合自身发展的利益,法律家长主义意识与对受暴女性自治能力之间的认知冲突阻碍了女性实现离婚的自主选择。三是以照顾者义务为主导的家庭责任歧视,使得女性被限制在性别规范当中,因受制于家庭生活中的照顾义务而不能实现从家庭事务以及家庭关系中脱离。在受暴女性的权利救济层面,受暴女性基于自身选择的适应性偏好,其权利救济的选择范围往往是受限的。而法官基于自我角色的限制,导致其对家庭暴力的干预力度不足以对离婚诉讼中出现的家庭暴力进行有效干预。而对于个案特殊性的忽略也常常导致法官未能及时有效的对受暴女性权利进行救济。因此面对受暴女在涉家暴离婚案件中的种种司法困境以及其背后复杂的结构性成因,受暴女性对案件中司法正义的实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对受暴女性的保障不仅需要强有力的法律通过保护与预防作为后盾,更需要在实践中将这些法律落到实处,司法实践中法官不仅应当对意识到裁判不仅是对个案中个体经验的关怀,还应注意到其形塑了司法对女性人权保障的具体形态,以及对社会行为指引的重要意义。除此之外,对受暴女性的救济不能仅仅依靠单一部门发挥作用,还应大力协调相关部门以及发动社会资源形成系统性保障。
何淼[7]（2020）在《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意大利重建共产党（Partito della Rifondazione Comunista）的前身是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20世纪90年代初,在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发展低潮、国内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以及自身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意大利共产党更名易帜为左翼民主党,走上了改良主义道路。1991年2月,坚持共产主义的党内力量在阿曼多·科苏塔①（Armando Cossutta）的带领下,组织了“重建共产主义运动”,并于同年12月正式更名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既是原意大利共产党共产主义遗产的主要继承者,也是一个革新共产主义政党。本文是关于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一项整体性研究。主要内容包括: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由来,组织结构与自身变革,理论、政策和实践探索,面临的发展困境,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启示。论文在对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由来背景、历史发展以及现实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从“理论认识”“政策主张”以及“实践探索”三个维度的内在统一上,对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价值定位、目标指向、实践内容和实践形态等问题作了全面阐述;从“自身因素”与“政党生态”两个方面对意大利重建共产党面临的发展困境作了深入分析,旨在从中得到若干有重要启示价值的认识。论文由导论、正文和结语构成。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思路、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第一章主要梳理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发展脉络,旨在揭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由来”问题。论文在分析其前身——意大利共产党70年风雨进程的基础上,阐述了意大利共产党转型和分裂为左翼民主党、重建共产党的背景性因素,进而揭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论文认为,意大利共产党的转型与重建是国际、国内及政党自身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欧洲特别是社会主义运动陷于低迷的环境之中,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近30年间呈现出“创立新党”“探索发展”以及“艰难前行”的发展态势。第二章主要分析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组织结构与自身变革,旨在揭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属性”问题。论文在阐述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较为完整的组织结构和常规化组织运行的基础上,认为党的指导思想从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党的组织原则由最初的民主集中制转变为民主制,党的组织属性由传统的工人阶级政党转变为代表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利益的现代群众性政党,党的组织运行也由传统的单纯靠组织体系运作转变为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加强组织管理。这是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自身建设与变革发展的主要内容与价值指向。第三章主要论述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理论认识与政策主张,旨在揭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基本主张”与“价值实现”问题。论文指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以及在意大利的可能性实践,在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外交等领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大体经历了从“激进—温和—激进—温和”的演变过程。第四章主要分析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实践探索及现实困境,旨在揭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在既定的政治环境中面临的历史性“难题”以及政党自身造成的主要“问题”。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积极参加议会选举、努力开展社会运动、广泛吸纳社会力量、重视开展左翼联合,在内外交困中求生存、谋发展。然而,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重建”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其发展态势以2008年为分水岭急剧下降。身份定位不明、意识形态模糊,党员数量下降、组织缺乏活力,理论探索乏力、政策可行性低,以及派系纷争不断、组织分裂频繁等问题既是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深陷困境的表现,也是造成选民基础不够稳固、选民对政党认同感下降的原因,进而造成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在议会选举频频失利,政治地位日趋边缘化的后果。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发展环境依然严峻,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的欧债危机以及2015年爆发的欧洲难民危机加剧了意大利政坛的波动,引发了意大利政党格局变化,传统执政党日渐衰颓,民粹主义政党迅猛崛起,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生存空间狭窄;意大利的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变革挤压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发展空间。此外,右翼势力对新闻媒体的控制也抢夺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话语空间。第五章主要论述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启示,旨在基于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个案分析形成一些带有规律性的思考。论文基于意大利重建共产党“重建”实践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从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巩固党的阶级基础与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以灵活多样的社会活动拓展党的生存空间、以更加广泛的力量联合求得自身的发展空间等方面,论述了对于身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的复兴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首要前提”“根本要求”“关键所在”“必要条件”和“必由之路”。结语部分评析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和发展前景。苏东剧变近30年来,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从未放弃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奋斗,但也走了一些弯路,比如:为了迎合多党议会民主制的政治规则而把自己塑造成纯粹的群众性政党的形象,过分强调民主以及放弃民主集中制造成党内分裂和思想分歧不断,政治立场不够坚定和理论政策左右摇摆,造成政党地位愈发边缘化。关于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等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面临的发展困境,我们应客观、冷静、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制度并不会在短期内全面崩溃,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复兴与崛起仍需付诸长期的努力,经历长期的考验。总的来讲,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跌宕起伏的宏观背景下,考察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历史与现实,研究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明晰意大利重建共产党面临的发展困境及蕴藏的发展潜力,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对21世纪资本主义环境下共产党生存、发展与价值实现的主观因素与客观条件进行准确把握,另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对世界社会主义复兴的探索性、长期性和艰巨性进行深刻认识与战略考量。
张海群[8]（2020）在《深度贫困地区妇女人文贫困及减贫对策研究 ——基于D县S乡的实地调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深度贫困地区妇女的贫困已不仅是传统单一的收入贫困,更是一种人文贫困。虽然国家现行的以“户”为单位的精准扶贫一定程度提高了对妇女的扶贫救助,但妇女主体多方面的发展需求仍有待重视。本研究以可行能力理论为基础,聚焦于深度贫困地区妇女群体,旨在通过客观分析其能力贫困、知识贫困和权利贫困现状,挖掘其人文贫困形成背后的症结所在,以探讨相关减贫对策。本研究采用实地研究的方法,通过问卷法、深度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在甘肃省D县S乡收集了有效问卷130份,对19名妇女进行了深度访谈。本文拟在问卷客观数据统计下,通过受访妇女的主体视角,从她们的话语世界对其生活贫困进行深入了解。调查发现,由于生活地区具有区域地缘特殊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妇女主体发展基础薄弱,加上政治、经济、社会机会、透明性保障和防护性保障环境存在诸多问题,受访妇女存在生存能力、发展能力不足的能力贫困问题,以信息资源的获取、理解和使用为主的知识贫困问题及综合政治、经济、资源、家庭地位各方面的权利贫困问题,而导致这多方面贫困的根源在于妇女可行能力的不足。因此,本研究认为应对人文贫困需要着眼于主体基本可行能力、内在可行能力和综合可行能力的培育发展。首先,解决能力贫困需要从改善受访妇女家庭生活条件和培育主体的基础发展能力入手,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基奠。其次,需要通过提升妇女内在可行能力以支持其应对知识贫困。再教育、知识信息渠道设施建设和从源头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是解决知识贫困的关键。最后,要密切联系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创造有利于妇女可行能力实践的环境。针对受访妇女的人文贫困减贫对策,本研究认为具体可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要推动基层群众自治发展,营造良好的社区参与机会环境,提高妇女的社区参与能力;第二,要增加妇女就业机会,以提高妇女的经济自主力;第三,要加大政府的投入力度,推进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公共服务事业建设;第四,要通过挖掘地方特色资源,打造妇女独特发展优势,为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取发展主动权;第五,要充分发展民族社会工作者在妇女减贫中的协助、引路功能,少绕弯路的同时避免资源浪费,以增加妇女自信直面减贫发展。
田蕊[9]（2020）在《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意蕴 ——基于企业女性管理者的质性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我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理念的深入贯彻,女性受教育水平显着提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半边天作用也日益彰显;同时,从世界范围来看,越来越多的女性可以平等行使民主权利、平等参与经济建设、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和工作权等,国内外妇女事业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缩小劳动力市场中职业地位的性别差距、促进女性卓越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真正实现男女平等的关键所在;而在促进女性获得高层次职业地位过程中,除了依靠政策、制度等外部社会力量外,作为型塑人格与培养价值理念的教育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13名企业管理层知识女性深度访谈,一方面,全面、生动地呈现了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动态复杂过程;另一方面,基于她们职业地位获得的经历,反观她们所接受到的教育,同时,鉴于教育对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具有连贯性,本研究很难割裂地分析某一种教育类型或教育活动对女性某一方面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不同教育时空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中,进一步将“教育意蕴”解构为三个层面,即教育的动力作用、阻力作用以及提升路径。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第一,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4A”路径。知识女性自身特质（Attribute）,即“双性化”特征、坚韧性、自信心、进取心,和所具备的能力（Ability）,即对职场环境的适应力、对职业发展的规划力、对行动计划的执行力以及对自我提升的学习力,是她们获得高层次职业地位的内在保障。在追求职业地位过程中,知识女性会展开一系列积极行动（Action）,包括物我互动——从容应对职场环境的“多重约束”、不甘于成为晋升“陪衬”、勇于尝试职场极限环境的挑战;人我互动——与领导之间“学会变通与坚持自我”的互动、与同事之间“获得工具理性与情感支持”的互动以及与下属之间“共促发展与相互支持”的互动;自我互动——冲破“玻璃天花板”、寻找“潜力发展区”与打造“核心竞争力”、持续学习与自我提升。最终,知识女性实现了不同层次的职业地位目标（Aim）,即“小我型”职业地位（物质性和精神性）和“大我型”职业地位（集体性和社会性）。第二,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动力。本研究从动力来源、作用路径及作用结果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不同时空的教育对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动力作用,具体地:（1）在生活时空的家庭教育中,知识女性通过家庭环境氛围的浸染、父母的身体力行和严格训练,知识女性在模仿学习、自我内化过程中,塑造了自身独特的性格品质、促进了情感的发展以及形成了基本的性别观念。（2）在学习时空的学校教育中,她们通过专业学习掌握基本的生存工具——扎实的专业知识,通过“第二课堂活动”获得综合职业能力的全面提升,通过积极的师生互动避免自己在课堂上被“边缘化”并帮助自己建立强大自信。（3）在职业时空的职后教育中,她们通过艰苦工作环境的磨炼学会职场生存,通过不断变化的工作挑战促进自我突破与持续前进,通过支持性人脉网络获得经验积累和情感支持。第三,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阻力。本研究从教育的负向功能视角,进一步分析了教育在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产生的阻碍作用。具体地:（1）带有性别标签的家庭教育中,父母对女性发展的低期待、对女性情感发展的忽视以及建立支配型亲子关系,限制了女性的发展、阻碍了女性积极情感的建立,同时,在无形中强化了她们的依赖性、弱化了独立性。（2）“去性别化”与“再性别化”的学校教育中,两性之间“均衡与同一”的背后隐藏着深层的性别不平等,并通过隐性校园文化对女性的性别观念进行了再塑造,同时,导致女性在课堂教学中的边缘化处境。这样的学校教育氛围使得女性忽视了性别不平等、强化了女性对传统性别观念的认同、导致女性产生“习得性无助”。（3）性别差异“合理化”的职后教育中,企业文化依然存在对女性的“轻视”,两性员工之间的教育与培训资源分配不均衡,同时,女性员工普遍缺乏工作导师的指导。最终导致女性员工无法充分提升能力水平、难以融入工作组织中的人际网络、缺乏工作和情感支持。第四,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提升路径。本研究基于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4A”路径、教育动力和教育阻力,进一步从教育观念和教育行动两个层面,为女性教育与人才培养提出了具体的教育提升路径,以期更好地助力知识女性获得高层次职业地位。在教育理念方面:不同的教育时空应构建基于“新型两性关系”的现代社会性别观、以“女性全面而卓越发展”为核心的女性素质教育观以及基于“自我发展”和“服务社会”的女性理想信念观。在教育行动方面:（1）在生活时空的家庭教育中,父母通过开展基于日常语言与行为互动的“濡化式”教育,促进女性现代社会性别观念和个人品质的形成。（2）在学习时空的学校教育中,基于秩序化学习时空,教师应将“现代社会性别观”融入课程设置,采用以“合作参与”为核心的教学法,并开展“关系性”教学实践;基于非秩序化学习时空,学校应为女性“参与学校各部门的管理工作、参与学生组织和社团的组织工作、参加社区和社会服务工作”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3）在职业时空的职后教育中,企业应将“现代社会性别观”融入企业文化,通过文化氛围的熏陶,实现对知识女性性别观念和职业情感的教育;通过艰苦的工作环境和有挑战性的工作任务的考验与磨练,促进知识女性“品格的次级社会化”,并推动她们不断寻求自我突破与持续学习;企业还应促进女性员工与工作导师以及“女性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双向交流,使她们不断积累工作实践经验、进一步提升职业能力以及持续获得情感支持。总之,知识女性在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她们能够积极适应职场环境、始终保持学习状态并不断寻求突破,这与她们成长发展所经历的不同时空的教育密不可分。本研究深入分析了教育在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中的动力作用并探寻行之有效的教育提升路径,对有针对性地开展女性教育与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王峰灵[10]（2019）在《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的女性书写研究》文中认为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在近60年的创作生涯中,潜心于短篇小说创作,共创作了 14部短篇小说集,近200个故事。门罗专注于书写小镇平凡人物,尤其是平凡女性的日常生活。她们的生活看似平淡乃至平庸,但她们的爱恨情仇都在这“死水微澜”里。这里蕴藏着女性微妙敏感又复杂难解的心理变化与情感成长。门罗特别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普通女性心理的隐情与波动,不仅彰显出不同于男性作家的特异气质,也书写出不同于一般女性主义的文学世界。门罗的写作姿态,明显受到了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社会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她完整经历了女性主义多个发展阶段,在女性书写中审视女性生活的诸多历史与现实问题,形成了独特的女性观。门罗的成长经历让她深刻体会到女性在两性世界的生存困境并以此作为其写作的主题。其独特的成长经历与多重身份、加拿大多元文化背景等赋予门罗女性书写以复杂性和深刻性。本论文通过精读门罗文本,梳理女性主义与门罗文学之路的关系,分析门罗笔下的女性形象,提炼其不同于一般女性主义的女性观,总结其女性书写的主题,从而揭示门罗女性书写的深刻内涵。全文包括以下主要内容:绪论着重阐述门罗文学之路及国内外对门罗短篇小说的研究现状,厘清国内门罗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而阐明本论文的研究要点与目标。第一章追述加拿大地域文化、个人成长经历对门罗写作的深刻影响,并由此进一步探寻门罗自身女性意识觉醒的可能轨迹,进而探讨其成熟理性、温和平静的女性观。门罗生长于加拿大一个美丽但又闭塞的小镇,这促使她萌生了一种文化意味上的“边缘心态”。边缘心态使门罗在生活上不同于传统的家庭妇女,在创作上也有异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加拿大文坛主流女性主义书写。第二章力图厘清女性主义与门罗女性书写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以此阐释门罗女性书写的特殊性与复杂性。门罗的文学创作几乎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思潮同步,但阅读其文本便不难发现门罗独有的女性主义特质。结合门罗的成长经历及其多次访谈记录,本章试图分析门罗独特的女性意识;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门罗不同于一般女性主义的女性观。门罗在长期的创作中逐步自觉地形成了一种温和的女性观,从而突破了传统书写对女性形象和性际关系的曲解,跳出了男女两性“非此即彼”的程式化循环。第三章着重分析门罗笔下不同的女性形象。细读其作品,我们便发现,地域色彩、女性主义只是其笔下女性人物的表面标签。她们有老有少,来自不同行业,仍然能够清楚地感知到男权社会的阴影存在。因此,她们或者面临某种生存困境,或者遭受某种误解,或者掀起某种情感和心理波澜,但她们最后都跟自己或他人达成了和解。她们的心理变化、情感成长已然超出二元对立的两性观,使我们看到更丰富、更真实的世界和人生。第四章总结门罗女性书写的主题意蕴。尽管每个女性人物的生活和故事不完全相同,但都不同程度地体验了婚恋、做母亲、年老和死亡等过程。在这些不同的人生过程中,不同的选择最终促成了不同的人生境遇。概括起来,门罗书写触及了成长、婚恋、母女、离开等主题,意在探讨女性在男权社会里怎样得到相对的独立空间,由此思索如何与这世界和谐相处而非破坏乃至颠覆这世界。第五章论析门罗小说的闪光点之一,即女性主题和叙事艺术的巧妙结合,旨在分析门罗小说的叙事策略、叙事视角、书信体叙事和开放式结尾对其女性书写的作用与意义。结语通过总结和引申“边缘”的文化意义审视门罗女性书写的意义。门罗的女性书写是一种融合共通的姿态,消解了男性/女性、男权中心/绝对女性、文明/野蛮、中心/边缘、城市/乡村等的对立对抗。沿着门罗的道路,文明可以思考,男女两性可以互融共通,其普遍的本质是人类性。同时,只有两种性状的动态互动才能够实现对对方的观察和反思,而静态对抗则难以实现。以此观之,“边缘”不是“有益而必要的补充”,而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场域,能够提供更丰富的文化资源、更多样的观察视角、更灵活的生存姿态、更柔和的处世态度。由此,门罗的文学世界才能被打开,其真正的价值才能被发现。
二、边缘与困境中的女性——妇女贫困问题的社会与文化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边缘与困境中的女性——妇女贫困问题的社会与文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依据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研究意义与创新 |
| 第一章 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的历史谱系 |
| 第一节 “定量”与“变量”:乡村题材影视剧的理论辨析 |
| 一、“乡村题材影视剧”和“乡村女性形象”的概念界定 |
| 二、影视剧对“乡村”的发现、叙述和再造 |
| 三、“乡村题材影视剧”中的文化之“根” |
| 第二节 “一体”与“多面”:“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的嬗变 |
| 一、1949-1978 年:在传统女性藩篱内外 |
| 二、1978-1992 年:革命女性的现代借用 |
| 三、1993-2000 年:世俗女性的“无名”和“分散” |
| 第二章 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的身份类型 |
| 第一节 德性与重负:传统乡村女性形象 |
| 一、传统的贤妻良母 |
| 二、被“遗弃”的女性 |
| 三、留守女童 |
| 第二节 乡土与城市:由乡入城的乡村女性形象 |
| 一、“打工妹” |
| 二、“风尘女” |
| 三、“泼妇” |
| 第三节 坚守与新生:乡村新女性形象 |
| 一、女村官 |
| 二、创业“女强人” |
| 第三章 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的主体意识 |
| 第一节 转型与裂变:乡村女性主体意识的重构与乡村伦理的转向 |
| 一、乡村传统伦理中的女性意识 |
| 二、“女性主义”、乡村传统伦理与女性主体 |
| 第二节 觉醒与新生:乡村女性意识的强化与乡村伦理的弱化 |
| 一、现代法理精神和女性主体意识的自审 |
| 二、现代生活和女性主体意识的唤询 |
| 三、身体爱欲和女性主体意识的激发 |
| 四、女性传统身份的转变和女性主体意识的超越 |
| 第四章 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塑造的艺术呈现 |
| 第一节 女性形象塑造与视听语言艺术手段 |
| 一、视觉与认知:画面元素交错间乡村女性形象的确立 |
| 二、听觉与情感:声音元素构架与乡村女性形象的烘托 |
| 第二节 乡村女性形象的审美意蕴 |
| 一、时代与环境中呈现的形象之美 |
| 二、传统与现代交融中的人伦之美 |
| 三、不同时空交错下的意象之美 |
| 第五章 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塑造的价值和愿景 |
| 第一节 困境突围与精神再造:乡村女性形象的两个价值维度 |
| 一、影视剧的商业困境与乡村题材的突围 |
| 二、乡村女性形象的精神意义与社会价值体系的完善 |
| 第二节 愿景与可能性:乡村女性形象塑造的几个维度 |
| 一、乡村女性道德和价值观念的理性化 |
| 二、乡村女性故事的现实化 |
| 三、乡村女性形象的多元化 |
| 四、乡村女性意识的内面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主要作品辑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身份与阶层:美国创剧人群体的演变 |
| 第一节 电视时代创剧人的身份界定(1928-1963) |
| 一、创剧人身份的探索:从发明家到电视人 |
| 二、创剧人身份的确立:首席编剧与执行制片人 |
| 第二节 电视时代创剧人的阶层分析(1964-1998) |
| 一、创剧人群体的形成:三大剧种创剧人群体 |
| 二、创剧人阶层的出现:三大阶层创剧人分布 |
| 第三节 网络时代创剧人的阶层突破(1999-2019) |
| 一、模型构建:多源异构数据下的第一阶层创剧人画像 |
| 二、画像分析:从第一阶层创剧人到创剧人“职业群体” |
| 第二章 他者与自我:网络时代创剧人文本的内容选择 |
| 第一节 他者互文:临摹现实文本下的客观写实 |
| 一、效仿现实生活:从真人真事中取材 |
| 二、互文经典作品:从文学与影视中取材 |
| 第二节 自我表现:“三重自我建构”下的主观抒情 |
| 一、对“个体自我”的探寻 |
| 二、对“关系自我”的定位 |
| 三、对“集体自我”的认知 |
| 第三节 紧密结合:创剧人文本内容层面的群体特征 |
| 一、他者故事中自我的汇入 |
| 二、自我镜像中他者的虚构 |
| 第三章 制作与创作:网络时代创剧人文本的表现形式 |
| 第一节 制作范式:视听电影化与叙事文学性 |
| 一、电影化影像策略:质感营造与“景观”制造 |
| 二、文学性叙事策略:叙事结构与叙事线索 |
| 第二节 创作风格:视听个性化与叙事风格化 |
| 一、个性化的长镜头与蒙太奇 |
| 二、风格化的“话语”建构 |
| 第三节 高度统一:创剧人文本形式层面的群体特征 |
| 一、制作范式中个性的凸显 |
| 二、创作风格中成规的体现 |
| 第四章 互构与升华:群体特征两个维度的相互关系与共同作用 |
| 第一节 相互关系:成规与个性的互构 |
| 一、同源性:相近起源与发展 |
| 二、同构性:相互建塑和形构 |
| 三、共生性:互相依存与协作 |
| 第二节 共同作用:多元且精彩的主题 |
| 一、世界观的引导:个人信仰与哲学思辨 |
| 二、人生观的认同:女性主义、反同性歧视和反种族歧视 |
| 三、价值观的迎合:反英雄、非英雄与集体无意识 |
| 第五章 环境与心理:网络时代创剧人群体特征的成因 |
| 第一节 外在环境之变:媒介场域架构下的特征成因 |
| 一、网络时代媒介场域的架构变化 |
| 二、媒介与受众博弈下的底层逻辑 |
| 第二节 内在心理动因:“人类动机理论”下的特征成因 |
| 一、自我求生:生活困难者的生理需要 |
| 二、自我救赎:面临威胁者的安全需要 |
| 三、自我倾诉:身份认同困惑者的归属需要与情感缺失者的情感需要 |
| 四、自我证明:事业受挫者的尊重需要 |
| 五、自我实现:美国创剧人的终极追求 |
| 结语 |
| 第一节 从传播到效仿:美剧强大的影响力 |
| 第二节 在分辨中学习:现状、启示与反思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取得的成果 |
| 致谢 |
（3）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亨利街定居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现状 |
| 1.国外研究现状 |
| 2.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相关概念说明 |
| 一、序中有乱:19 世纪末美国社会概况 |
| (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 |
| 1.工业化的蓬勃发展 |
| 2.城市化的迅速演进 |
| (二)繁荣表象下的城市问题——以纽约为例 |
| 1.“城市老板”混乱的城市管理 |
| 2.移民与廉租公寓问题 |
| 3.波涛汹涌的分化与对立思潮 |
| (三)社会定居运动的起源与发展 |
| 1.社会定居运动之源——英国汤因比厅 |
| 2.美国中产阶级的尝试 |
| 3.社会救助意识的彻底觉醒 |
| 二、理想之家:纽约的亨利街定居点 |
| (一)亨利街定居点的成立 |
| 1.亨利街定居点的领导者 |
| 2.亨利街定居点的成立历程 |
| (二)亨利街定居点的内部运作 |
| 1.亨利街定居点的组织架构 |
| 2.亨利街定居点的日常活动 |
| (三)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建树 |
| 1.探访护士制度 |
| 2.家庭健康保险项目 |
| 3.校内护士制度 |
| 4.婴儿关怀措施 |
| 5.护士培训制度 |
| (四)对社区服务的贡献 |
| 1.对青少年的教育 |
| 2.公共场所的建立 |
| 三、走入困境:亨利街定居点的转型之路 |
| (一)踏上更大舞台的亨利街定居点 |
| 1.谋求童工福利 |
| 2.维护妇女权利 |
| 3.抗击“西班牙大流感” |
| 4.反对“城市老板” |
| (二)困境之中的亨利街定居点 |
| 1.和平主义立场下的难题 |
| 2.财政困境中的亨利街定居点 |
| 四、鉴往知来:回望亨利街定居点 |
| (一)亨利街定居点的历史意义 |
| (二)亨利街定居点的特点 |
| (三)反思亨利街定居点的局限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4）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妇女“边缘化”的问题研究 ——基于甘肃省G村的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2 文献回顾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目的 |
| 1.4 本文的研究意义 |
| 1.4.1 理论意义 |
| 1.4.2 现实意义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2.1 研究思路 |
| 2.2 研究内容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社会性别理论 |
| 2.3.2 边缘化理论 |
| 2.4 概念界定 |
| 2.4.1 贫困妇女 |
| 2.4.2 边缘化 |
| 2.4.3 社会性别 |
| 2.5 研究方法 |
| 2.5.1 半结构访谈法 |
| 2.5.2 资料分析法 |
| 2.6 田野点的选取与进入 |
| 2.7 资料收集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妇女边缘化现象 |
| 3.1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妇女的宏观外在边缘化现象 |
| 3.1.1 “不适用”:技能培训中的男性优先 |
| 3.1.2 “被忽略”:农业合作社中的女性缺位 |
| 3.1.3 “被闲置”:指标化的妇女扶贫车间 |
| 3.1.4 “被拒绝”:缺乏性别考量的小额信贷 |
| 3.2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妇女的微观心理边缘化现象 |
| 3.2.1 不安:妇女对自身脱贫的担忧 |
| 3.2.2 失落:妇女对自我角色的固化 |
| 3.2.3 自卑:妇女对自我价值的否定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妇女边缘化的形成机制 |
| 4.1 社会结构中的性别不平等 |
| 4.1.1 家庭事务中男权决策 |
| 4.1.2 就业市场中的男性偏好 |
| 4.1.3 农村公共事务中的男性主导 |
| 4.1.4 男权主导下的妇女意识与能力的缺失 |
| 4.2 精准扶贫政策中性别视角的缺失 |
| 4.2.1 因户施策存在性别盲视 |
| 4.2.2 外源帮扶方式忽视妇女主体性 |
| 4.2.3 以考核为导向缺乏分性别施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讨论 |
| 5.1 研究结论 |
| 5.2 讨论与思考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读研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概述 |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2.1.1 贫困 |
| 2.1.2 农村贫困家庭 |
| 2.1.3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 |
| 2.2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原因 |
| 2.2.1 地理环境的约束 |
| 2.2.2 制度设计的性别盲视 |
| 2.2.3 历史文化的影响 |
| 2.2.4 社会参与力量的不足 |
| 2.3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表现 |
| 2.3.1 贫困程度深重 |
| 2.3.2 健康状况较差 |
| 2.3.3 受教育水平不高 |
| 2.3.4 可行能力缺失 |
| 2.4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影响 |
| 2.4.1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经济影响 |
| 2.4.2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政治影响 |
| 2.4.3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文化影响 |
| 2.4.4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社会影响 |
| 2.4.5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生态影响 |
| 小结 |
| 第3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理论资源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妇女扶贫脱贫的相关理论 |
| 3.1.1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
| 3.1.2 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扶贫脱贫的相关理论 |
| 3.2.1 妇女解放思想 |
| 3.2.2 共同富裕理论 |
| 3.2.3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 |
| 3.3 国外妇女扶贫脱贫的相关理论 |
| 3.3.1 可行能力贫困理论 |
| 3.3.2 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想 |
| 3.4 中国传统文化中妇女扶贫脱贫的相关理论 |
| 3.4.1 中国传统妇女观 |
| 3.4.2 中国传统贫富观 |
| 小结 |
| 第4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意义及进程 |
| 4.1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重大意义 |
| 4.1.1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
| 4.1.2 彰显我国政治优势的集中标识 |
| 4.1.3 提升我国文化实力的现实途径 |
| 4.1.4 巩固我国社会安定的必要保障 |
| 4.1.5 打造我国美丽生态的重要环节 |
| 4.2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历史进程 |
| 4.2.1 通过体制改革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脱贫 |
| 4.2.2 通过开发式扶贫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脱贫 |
| 4.2.3 通过“双轮驱动”扶贫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脱贫 |
| 4.2.4 通过精准扶贫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脱贫 |
| 小结 |
| 第5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品牌项目 |
| 5.1 健康扶贫脱贫项目 |
| 5.1.1 母亲健康快车 |
| 5.1.2 农村妇女“两癌”检查 |
| 5.1.3 “降消”项目 |
| 5.2 科教扶贫脱贫项目 |
| 5.2.1 春蕾计划 |
| 5.2.2 “双学双比”活动 |
| 5.2.3 巾帼科技致富工程 |
| 5.3 金融扶贫脱贫项目 |
| 5.3.1 母亲小额循环 |
| 5.3.2 妇女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 |
| 5.3.3 母亲创业循环金 |
| 5.4 就业创业扶贫脱贫项目 |
| 5.4.1 巾帼家政服务 |
| 5.4.2 手工编织 |
| 5.4.3 妈妈制造 |
| 5.5 社会扶贫脱贫项目 |
| 5.5.1 幸福工程 |
| 5.5.2 母亲水窖 |
| 5.5.3 母亲邮包 |
| 小结 |
| 第6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经验启示 |
| 6.1 明确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目标导向 |
| 6.1.1 实现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全面自由发展 |
| 6.1.2 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实现脱贫致富 |
| 6.1.3 提升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可行能力 |
| 6.2 重视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主体能动作用 |
| 6.2.1 激发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主体意识 |
| 6.2.2 摆脱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观念束缚 |
| 6.2.3 弘扬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优良品质 |
| 6.3 增强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综合脱贫素质 |
| 6.3.1 提升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科技文化水平 |
| 6.3.2 促进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就业创业发展 |
| 6.3.3 保障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平等发展权利 |
| 6.4 强化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全方位扶贫格局 |
| 6.4.1 坚持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政府主导作用 |
| 6.4.2 发挥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市场导向优势 |
| 6.4.3 加强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社会联动参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受暴女性的司法困境探析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涉家暴离婚案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受暴女性在涉家暴离婚案件中所面临的司法困境 |
| 第一节 我国当前涉家暴离婚案件的司法现状 |
| 一、审判程序相关情况 |
| 二、当事人及审判结果相关情况 |
| 第二节 家庭暴力认定难问题 |
| 一、家暴行为界定难 |
| 二、家暴事实举证难 |
| 三、家庭暴力认定难的个案呈现 |
| 第三节 离婚诉求实现难问题 |
| 一、家庭暴力与感情破裂的关联性认定 |
| 二、基于结果考量的家庭暴力淡化处理 |
| 第四节 权益保障难问题 |
| 一、受暴女性的人身安全保障现状 |
| 二、受暴女性的经济救济现状 |
| 第二章 女性主义理论与方法对涉家暴离婚案件研究的独特价值 |
| 第一节 传统社会科学研究对涉家暴离婚案件相关问题的解释限度 |
| 一、社会学研究对家庭暴力概念的解释限度 |
| 二、传统法学研究对受暴女性经验的考察限度 |
| 第二节 女性主义为涉家暴离婚案件研究提供的方法论支持 |
| 一、女性主义方法对分析涉家暴离婚案件的特殊意义 |
| 二、女性主义法学方法对涉家暴离婚案件研究的具体方法论支持 |
| 第三节 女性主义为涉家暴离婚案件研究提供的理论支持 |
| 一、女性主义法学研究兴起概况 |
| 二、以平等为主题的女性主义法学提供的理论支持 |
| 三、以差异为主题的女性主义法学提供的理论支持 |
| 四、以多样性为主题的女性主义法学提供的理论支持 |
| 第四节 女性主义法学为涉家暴离婚案件研究提供的具体分析框架 |
| 一、对法律父权制基础的批判 |
| 二、对形式平等的关注与批判 |
| 三、对女性经验与价值的关注 |
| 第三章 家庭暴力认定难的女性主义分析 |
| 第一节 现行法律规范对涉家暴离婚案件的规制局限 |
| 一、现行法律法规对家庭暴力概念的具体表述 |
| 二、现行实体规范对家庭暴力类型多样性的表述制约 |
| 三、现行程序规范对家庭暴力举证特殊性的规制缺失 |
| 第二节 父权制形塑下法官的家庭暴力认知偏好 |
| 一、父权制形塑下东西方法律文化中的家庭暴力话语 |
| 二、权力和文化在法官的家庭暴力认知中的结构性作用 |
| 三、法官对家庭暴力认知偏好的表现形式 |
| 第三节 法官对女性作为经验主体的忽视与偏见 |
| 一、法官对受暴女性作为经验主体认知地位的忽视 |
| 二、法官对受暴女性基于“认识论不公”的偏见 |
| 第四节 基于公共利益考量的家庭暴力认定限制 |
| 一、公私分域下司法对暴力行为的干预差异 |
| 二、基于公共利益考量的家庭暴力认定限制 |
| 第四章 受暴女性离婚诉求实现难的女性主义分析 |
| 第一节 法官在个案决策中的立法价值选择 |
| 一、涉家暴离婚案件中蕴含的立法价值 |
| 二、法官在个案中的价值选择偏好 |
| 第二节 法律家长主义对受暴女性自治的干预 |
| 一、法律家长主义与女性自治的内在冲突 |
| 二、法律家长主义下的双重话语对女性自治的限制 |
| 第三节 以照顾者义务为主导的家庭责任歧视的限制 |
| 一、基于母职的照顾义务对受暴女性的限制 |
| 二、基于妻职的照顾义务对受暴女性的限制 |
| 第五章 受暴女性权益保障难的女性主义分析 |
| 第一节 对受暴女性选择的适应性偏好的忽视 |
| 一、适应性偏好概念的理论内涵 |
| 二、适应性偏好对法官的影响 |
| 第二节 法官角色的自我限制 |
| 一、法官角色自我限制的表现形式 |
| 二、法官突破角色限制的重要意义 |
| 第三节 法官对涉家暴离婚案件相关问题的视角限缩 |
| 一、对受暴女性基于生理产生的脆弱性的忽略 |
| 二、对中国语境下代际暴力与婚姻暴力关联性的忽略 |
| 三、对涉家暴离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抚养特殊性的忽略 |
| 第六章 受暴女性权益保障的制度与实践 |
| 第一节 以家庭正义理论为指导的制度建设 |
| 一、家庭正义的理论内涵与时代精神 |
| 二、以完善婚姻家庭制度为基本框架 |
| 三、以丰富涉家暴案件专门规范为内容补充 |
| 第二节 以保障女性人权为目标的司法实践 |
| 一、强化法官反家暴知识培训力度 |
| 二、注重女性主义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
| 三、提升法官案件办理规范化水平 |
| 第三节 以消除家庭暴力为宗旨的部门联动 |
| 一、公安机关强化好家庭暴力警情的规范处置 |
| 二、检察机关发挥好依法公诉及法律监督职能 |
| 三、相关部门及组织完善好反家暴联动机制运行工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评析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由来 |
| 第一节 意大利共产党“重建”的背景 |
| 一、国际背景 |
| 二、国内背景 |
| 二、党内环境 |
| 第二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发展历程 |
| 一、酝酿与初创时期(1991年-1995年) |
| 二、探索与发展时期(1996年-2007年) |
| 三、低谷与奋进时期(2008年至今) |
| 第二章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组织结构与自身变革 |
| 第一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组织结构 |
| 一、组织体系:中央、地方和基层组织 |
| 二、党员队伍:领袖、干部与党员 |
| 三、外围组织:青年共产党与国家担保协会 |
| 第二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自身变革 |
| 一、指导思想:从教条化对待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 |
| 二、组织属性:从工人阶级先锋队转变为现代群众性政党 |
| 三、组织原则:从坚持民主集中制转变为民主制 |
| 四、组织运行:从单纯依靠组织体系运作转变为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加强组织管理 |
| 第三章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理论认识与政策主张 |
| 第一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认识 |
| 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 |
| 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分析 |
| 第二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政策主张 |
| 一、经济政策:反对新自由主义和紧缩政策 |
| 二、社会政策:重点保障底层民众的利益 |
| 三、文化政策:增加对教育和文化事业的投入 |
| 四、对外政策:反对欧盟的反共行径 |
| 第四章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实践探索及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实践探索 |
| 一、积极参加议会选举 |
| 二、努力开展社会运动 |
| 三、广泛吸纳社会力量 |
| 四、重视开展左翼联合 |
| 第二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发展环境依然严峻 |
| 一、意大利政党格局变化抑制了重建共产党的生存空间 |
| 二、意大利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变革限制了重建共产党的发展空间 |
| 三、右翼势力挤压了重建共产党的话语空间 |
| 第三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自身实力弱化 |
| 一、身份定位不明,意识形态模糊 |
| 二、理论探索乏力,政策可行性低 |
| 三、派系纷争不断,组织分裂频繁 |
| 四、组织缺乏活力,活动经费不足 |
| 五、党员数量下降,党员结构不优 |
| 第四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弱化 |
| 一、重建共产党的选民基础不够稳固 |
| 二、选民对重建共产党的认同度下降 |
| 三、重建共产党在议会选举中频频失利 |
| 第五章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启示 |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共产党生存的首要前提 |
| 二、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共产党团结统一的根本要求 |
| 三、巩固阶级基础和扩大社会基础是共产党坚强有力的关键所在 |
| 四、拓宽活动空间是共产党价值实现的必要条件 |
| 五、实现广泛联合是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图表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深度贫困地区妇女人文贫困及减贫对策研究 ——基于D县S乡的实地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人文贫困的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妇女贫困的相关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理论基础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与操作化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二)概念的具体操作化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田野点的选择 |
| 五、调研过程简介 |
| 六、样本基本概况 |
| 第二章 受访妇女人文贫困现状分析 |
| 一、田野点概况 |
| 二、能力贫困状况 |
| (一)生存能力贫困的表现 |
| (二)发展能力贫困的表现 |
| 三、知识贫困状况 |
| (一)人力资本匮乏 |
| (二)知识信息获取渠道窄 |
| (三)知识信息理解能力不足 |
| (四)知识信息再生产能力缺失 |
| 四、权利贫困状况 |
| (一)社区参与状况 |
| (二)经济权利状况 |
| (三)社区资源使用状况 |
| (四)个体家庭地位状况 |
| 第三章 受访妇女人文贫困致因分析 |
| 一、生活的区域地缘条件艰苦 |
| 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
| 三、妇女主体发展基础薄弱 |
| (一)教育资本缺失限制发展可能性 |
| (二)传统生育及性别文化影响妇女可行能力发展 |
| (三)家庭照料对妇女发展空间形成挤压 |
| (四)主体意识发展受约束 |
| 四、工具性自由发展受限 |
| (一)社区政治参与不足 |
| (二)经济条件不佳 |
| (三)社会机会缺失 |
| (四)透明性保证缺乏 |
| (五)防护性保障不健全 |
| 第四章 妇女人文贫困减贫对策探讨 |
| 一、保障妇女基本可行能力,解决能力贫困 |
| (一)改善家庭生活条件是解决生存能力贫困的根本 |
| (二)着眼于妇女基本的发展能力培育 |
| 二、提升妇女内在可行能力,应对知识贫困 |
| (一)加大知识扶贫工作力度 |
| (二)加快地区知识信息渠道建设 |
| (三)关注子代特别是女童教育 |
| 三、培育妇女综合可行能力,消减权利贫困 |
| (一)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调动妇女社区参与积极性 |
| (二)增加就业机会,鼓励妇女开展创收生产 |
| (三)加大政府支持力度,推动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事业发展 |
| (四)挖掘地方特色资源,塑造妇女特色发展优势 |
| (五)引入民族社会工作,助力妇女人文贫困减贫 |
| 第五章 结论与反思 |
| 一、结论 |
| 二、反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调查问卷 |
| 附录2:访谈提纲 |
| 附录3:深度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
| 附录4:实地调研照片 |
| 附录5:在校期间科研及获奖情况 |
| 致谢 |
（9）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意蕴 ——基于企业女性管理者的质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背景与缘起 |
| 二、研究问题与内容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职业地位的研究 |
| 二、关于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研究 |
| 三、关于教育对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研究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社会互动理论 |
| 二、教育与个体发展关系的功能主义视角 |
| 第二节 研究过程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抽样 |
| 三、数据搜集与分析 |
| 四、研究伦理与效度 |
| 第三章 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4A”路径 |
| 第一节 目标(Aim):获得多层次的职业地位 |
| 一、“小我型”职业地位 |
| 二、“大我型”职业地位 |
| 三、“小我型”职业地位与“大我型”职业地位的关系 |
| 第二节 行动(Action):物我互动、人我互动与自我互动 |
| 一、物我互动:积极应对职场环境的挑战和阻力 |
| 二、人我互动:巧妙地处理人际关系 |
| 三、自我互动:在突破与超越中前行 |
| 第三节 能力(Ability):知识女性的核心竞争力 |
| 一、对职场环境的适应力 |
| 二、对职业发展的规划力 |
| 三、对行动计划的执行力 |
| 四、对自我提升的学习力 |
| 第四节 特质(Attribute):知识女性的“魅力人格” |
| 一、“双性化”特征 |
| 二、坚韧性 |
| 三、自信心 |
| 四、进取心 |
| 第四章 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动力 |
| 第一节 生活时空:知识女性获得的家庭教育 |
| 一、父母的“严格训练”塑造独特品格 |
| 二、父母的“身体力行”胜过一切 |
| 三、家庭环境氛围:培养独立与提供支持的土壤 |
| 第二节 学习时空:知识女性接受的学校教育 |
| 一、掌握生存的基本工具——“扎实的专业知识” |
| 二、从零到“零”:能力的全面提升 |
| 三、积极的师生互动:“老师的关注拉了我一把!” |
| 第三节 职业时空:知识女性践行的职后教育 |
| 一、职场环境的磨炼:学会职场生存 |
| 二、不断变化的工作挑战:突破与前行并存 |
| 三、支持性人际网络:经验积累与情感交流 |
| 第五章 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阻力 |
| 第一节 生活时空:带有性别标签的家庭教育 |
| 一、对女性发展的低期待 |
| 二、对女性情感发展的忽视 |
| 三、支配型亲子关系限制女性发展 |
| 第二节 学习时空:“去性别化”与“再性别化”的学校教育 |
| 一、“均衡与同一”背后的性别不平等 |
| 二、隐性校园文化对性别观念的再塑造 |
| 三、课堂教学中女性的边缘化 |
| 第三节 职业时空:性别差异“合理化”的职后教育 |
| 一、企业文化中对女性的“轻视” |
| 二、继续教育与培训资源分配的不均衡 |
| 三、缺乏工作导师的指导 |
| 第六章 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提升路径 |
| 第一节 教育观念 |
| 一、基于“新型两性关系”的现代社会性别观 |
| 二、以“女性全面而卓越发展”为核心的女性素质教育观 |
| 三、基于“自我发展”和“服务社会”的女性理想信念观 |
| 第二节 教育行动 |
| 一、生活时空:性别观念和个人品质初步形成的家庭教育 |
| 二、学习时空:以“赋能”为基础的学校教育 |
| 三、职业时空:品格次级社会化与职业地位获得的职后教育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致可能参加此项研究的知识女性的邀请信 |
| 附录B:个人基本信息调查问卷 |
| 附录C:个人深度访谈的提纲 |
| 附录D:访谈协议 |
| 附录E:非参与式观察记录表 |
| 附录F:其他人员访谈的提纲 |
| 附录G:访谈资料一级编码(贴标签)结果汇总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10）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的女性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艾丽丝·门罗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概况 |
| 二、国内研究概况 |
| 三、门罗研究的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思路、方法和内容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三、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地域文化背景与门罗的女性书写 |
| 第一节 加拿大的多元文化背景 |
| 一、殖民史与边缘文化的“突围” |
| 二、移民潮与多元文化的形成 |
| 三、独特的地缘文化与宗教背景 |
| 第二节 门罗的边缘心态与女性书写 |
| 一、边缘心态——打开门罗女性世界的钥匙 |
| 二、小镇——边缘心态的表征 |
| 第三节 门罗的文学之路 |
| 一、独特的生命体验 |
| 二、加拿大女性主义运动与门罗的女性意识 |
| 三、加拿大英语文学传统与门罗的女性书写 |
| 第二章 女性主义与门罗的女性书写 |
| 第一节 女性主义思潮面面观 |
| 第二节 门罗女性书写的特点 |
| 第三节 女性意识与温和的女性观 |
| 一、女性意识的苏醒 |
| 二、温和的女性观 |
| 第三章 门罗短篇小说的女性形象书写 |
| 第一节 聪颖敏感而早熟的少女形象 |
| 第二节 “疯女人”形象 |
| 第三节 传统的家庭妇女形象 |
| 第四节 独立的职业女性形象 |
| 第四章 门罗女性书写的多重主题 |
| 第一节 成长:认知的觉醒与自我追求 |
| 第二节 婚恋:隐忍·觉醒与自我追寻 |
| 第三节 母女:对抗到和解 |
| 第四节 离开:家园隐喻与冲动 |
| 第五章 门罗短篇小说的女性叙事 |
| 第一节 女性视角的自我言说 |
| 第二节 碎片化情节的拼凑 |
| 第三节 书信体叙事的运用 |
| 第四节 含混的开放式结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四、边缘与困境中的女性——妇女贫困问题的社会与文化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研究[D]. 王妍. 吉林大学, 2021(01)
- [2]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D]. 尤达.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3]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亨利街定居点研究[D]. 张鹏程.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4]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妇女“边缘化”的问题研究 ——基于甘肃省G村的个案[D]. 崔锦媛. 兰州大学, 2021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D]. 曹楠楠. 吉林大学, 2020(03)
- [6]受暴女性的司法困境探析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涉家暴离婚案件研究[D]. 张琪. 吉林大学, 2020(04)
- [7]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何淼. 山东大学, 2020(01)
- [8]深度贫困地区妇女人文贫困及减贫对策研究 ——基于D县S乡的实地调查[D]. 张海群. 西北民族大学, 2020(08)
- [9]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意蕴 ——基于企业女性管理者的质性研究[D]. 田蕊. 天津大学, 2020(02)
- [10]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的女性书写研究[D]. 王峰灵.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