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章太炎伦理思想的矛盾性（论文文献综述）
朱浩[1]（2021）在《章太炎哲学思想研究综述》文中提出在中国近代思想家中,章太炎的哲学思想因其艰涩和深邃而着称,历来受到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不少学者在探讨了章氏哲学思想中的本体论部分后,深刻意识到庄子思想、唯识思想在其哲学思想中的核心地位,也就是说,章太炎是借助二者跳出理性主义的窠臼,尝试构建全新的本体论学说的。以研究章氏哲学中的本体论为起点,学者们认为,章太炎从宇宙、自然、人类发展的角度,探求了进化的两面性,再以"俱分进化"说警示社会发展之苦。在考察章氏的道德哲学时,学者更意识到,太炎通过批判一切旧的道德规范来挖掘人性的本真,意图从人性角度激发起人们独立、自尊的抗争精神。
倪晓明[2]（2021）在《《论衡》会通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从“会通”的角度切入《论衡》的研究。文章从书与人两条线交融的视角出发,试图挖掘作家身份与文本形态的融会贯通属性。总体上,文章又分文体、文本、文心、文脉四个范畴,而王充的士大夫身份是勾连四个范畴的桥梁。第一章谈王充的文体意识及其文化动因。《论衡》是王充创作实践与认识观念的统一体。在“论”体层面,王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文体意识。与兰台文人作家群相比,王充的批判气质使其能对“论”体进行深入探索。从王充到刘勰,展现的是文体探究由朦胧模糊到逐渐清晰的文体发展历程。“论”体的正俗功能,促使王充将其作为“疾虚妄”的选择;王充的博通之学,则为其驾驭“论”体提供客观保障。越文化、书肆、班氏家族,共同铸就王充的博通学风。王充的个人气质与学术素质使其与“论”体交融为一,相互成就。第二章从文本素材角度还原了王充的士大夫身份。《验符》篇涉及的素材大多是汉代的文书,王充对文书内容进行节录与转写处理后,将其移入《论衡》的文本之中,而官吏身份是其能够阅读官方文书的前提,他对文书的熟悉也是其官吏身份的反映。这表明王充的真实身份应当是融“文人”与“官吏”于一身的士大夫。王充征引文书有两大意义:其一是文书的史料价值。《论衡》所载汉事与常见史书存在详略不同、文字出入等差异。其二是征引素材的宣汉意义。王充将政府公文用于文章写作,含有宣汉的政治意味。此举致力于匡正儒生的复古观念,是从素材到理念的双重纠偏。第三章谈王充颂汉的文化意味。为汉辩护是王充创作《论衡》的首要动机,是其为文之用心。首先,王充的颂汉理念与其对《春秋》的继承密不可分。《春秋》“惩恶劝善”的理念为王充“颂汉”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其次,王充与东汉前期的其他文士存在颂汉理路的细微差异。王充依违五经,东汉文士依附五经。东汉其他文士对汉德的歌颂不出经义的范畴,王充的颂汉则超出了五经的界限。东汉文士通过依附往圣的方式抬高汉圣,王充则通过对比往圣的方式以凸显汉帝王的优越性。第四章谈《论衡》在后世的接受。总体来讲,20世纪以前的《论衡》评价呈现出褒贬不一的态势。由于历代的文章评判标准不同,《论衡》的评价也随之起伏不定。黄晖撰写的《论衡校释》是融“会校”与“通释”于一体的“会通型”学术专着。张舜徽先生对《论衡》之接受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张氏由《论衡》崇博尚通的学风奠定自身博通的治学路径。其二,张氏服膺《论衡》贬斥师法与其自身转益多师的学术阅历有关。其三,张氏以《论衡》“作”、“述”、“论”三科为依托,由考辨体例到编纂语选,实现了体用的会通。其四,张氏由认同《论衡》“反是古非今”理念,到推崇知今之学,将教学与科研、时代与学术融会贯通,知行合一。
刁春辉[3]（2021）在《“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论文以廖平的经学思想,特别是他的“大统小统”论为研究对象,“大统小统”论是廖平在他的经学三变时期提出的,在四变、五变中进行了理论完善。其定型基本是在他的五变时期。我们的研究集中于他定型期,即四变、五变时期的“大统论”。研究他的大统论试图解决两大主题:第一,廖平大统论中的改良经学与汉宋主流经学形态——郑学和朱子学相比,其在经学基本观念和处理方法上的差异;第二个主题是处理廖平大统论的时代性意义、实用性意义。我们的题目也明白的揭示出这两个主题,“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就是第二个主题,“廖平的经学研究”则是指的第一个主题。廖平作为一个经学家、思想家,不论在中国经学史中,还是在中国思想史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本文着重从几个方面对廖平经学的思想和价值进行了阐扬。首先,作者从廖平的着作中抽绎出他的“大统”制度论,并指出这种制度论实具有“宪制”意涵。廖平虽没有使用这一词语,但他将经学的性质类比为西方法政学,就已经透漏出他对经学“法典”性质的确认。廖平对此“宪制”的内容说明是特别广泛的。可以分为央地制度、中央官制和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其中,廖平的疆域论就包含了央地制度和国际制度两个方向的意涵。就央地制度而言,实际上廖平一直在谈的是天下体系中的“畿地”,随着王统、帝统、皇统疆域的逐次扩大,畿地所控制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从原来的千里“王畿”变成三千里“帝畿”、六千里“皇畿”,而畿地之内的管理方式并不是松散的封建制,而更像是秦朝以后建立的普遍性的中央集权式郡县制。虽然皇、帝、王、伯被廖平建构成主要是经学的制度体系,但因为廖平信守的“经为百世之书”原则,经学的制度必会在历史中有所呈现,因此从秦朝统一后在全国推行的郡县制开始,实际上就是廖平经学中畿地制度的推行,并且从秦至清,中国所实行的郡县制范围是不断扩展的,这就对应于畿地从王畿到皇畿的转变,特别是清朝后期,通过将东北划省、新疆建省等举动,开始在边疆区域加强完善管理方式,确立了边疆郡县体制,这一体制在后来的共和国时代实际上也得到了继承。清朝在疆域和管理体制上所完成的事业在廖平经学中实际暗示了中国为未来天下“大统”时代的“皇畿”地位。同时,廖平也为郡县制在历史中国的长期施行提供了经学说明,在以往的经学思想史中,长期存在经制“封建”与史制“郡县”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也让深受经学影响的中国历史经常出现复封建的理论呼吁和现实行动。廖平的经学努力正是试图调和解决这种矛盾。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廖平依然坚信经学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价值标准和中国制度的治理价值。在国际秩序的制度建设上,经学依然有其丰富的智慧,实际上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东亚秩序就是一种“小统”实现,“小统”是“大统”的次级实现,是“大统”的“模范”。世界转入“大统”阶段,意味着新天下时代的到来,也就是整个世界都逐渐卷入到一个关联更加密切同时争斗也更加激烈的关系系统中,这样一个关系系统的初始阶段必然是各行其是的,但这种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相互争夺占领生存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权力意志的流行最终会让位于具有更高统领性的一体化进程。当然,这个一体化进程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它首先是几个区域性组织的出现,也就是廖平所讲“帝”统的出现,多个“帝”统下的每一统都既是经济上的一体性化组织,也是政治上次序井然的区域治理性组织,更是在文明上达成了一定程度一致性的文明共同体。因其每个帝统下均有“帝畿”的存在,而“帝畿”就是那个区域内道德、文明的核心地域。但多个帝统的存在也表示这还是一个多核心的多元化“天下”,廖平对此的论述是在“九帝”说和“四帝”说,从“九帝”到“四帝”是这个多元化天下的进一步精简化发展,这也是文化、经济、社会进一步融合发展的结果。但“五帝”说的出现改变了天下格局,“五帝”格局乃是一中四方格局,此格局的出现预示尽管天下仍是多元天下,但普遍化、融合化的一统性思想和现实层面的政治经济综合实体已经出现,未来的大同化趋势不可避免的出现。所以最后会有“皇统”的出现。“皇统”是人学大统的最终实现,其本身也并非不再变化,而是仍有主客易位的“三统”循环,最终达至泰皇之局。第三,廖平从中央官制层面叙述了经典变化:从王统的三公制到帝统的五官制,最后到皇统的六官制,其中的核心经典是《王制》和《周礼》。廖平将《王制》文本次序进行了大幅改动,写就《王制订本》发行,其中的指导性思维是将《王制》中的官政思维凸显出来,通过对《王制》官制的叙述体现出中国政治哲学中养在教先、教为政鹄、民本政治、审慎政治等特点。廖平将《王制》三公设定为王统制度,将《周礼》五官设定为帝统制度,三公到五官的一个变化,体现了从王统到帝统的时代转变,即天下由《春秋》五千里天下变为《尚书》三万里天下,而中国从《春秋》的天下“中国”变为了“大统”时代的众多“中国”中的一员。中国在其中的变化则被广泛描述为从天朝上国成为了属于国际法体系下形式平等的万国之一的民族国家。而实际上,国际法下的国家虽然形式平等,但国家基于经济、军事、文化等的综合实力,自然有强弱大小之分,国际间的互为“夷狄”的状态不可避免,特别是在晚清刚刚接触西方的情况下。因此,廖平在经学官制上的变革有其现实政治上的明确目的,即优化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通过天子、三公五官职能体系的变革,构建天子、三公五官为中心的决策和行政体系,突出政权的公共性质,并且强调这背后所体现的纲常意识,既是建设统一高效的领导体系,也体现这一系统需通盘考虑国家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同时亦强调制度运行的法度意识、责任意识。而其对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的具体职责的分化,则是体现廖平针对时代变化,提升国家能力,强化国家实力,提高人民生活,而其中六工、六府的论述更体现出他重视经济,强调国家工业发展能力的重要性。最后宗伯代司徒的变化则是他面临帝统、王统的时代变化,强调先进性教化先于普遍性教化,力图培养具有政治能力、共享价值追求的士人团体,这才是国家治理能力优化的关键所在。第四,廖平历来被认为是今文学家,但他的经学看法、经学诠释方向都祛除了今古文经学原来共有的历史化特征,也与朱熹为代表的内倾化的经学诠释方向相反对,可以说廖平的经学体系以解决今古问题为导向,但却采用了不同于原有诠释方式的解经方法,同时这一思想体系也涵容了宋学的教化问题,所以可以说廖平的经学思想体系是一综合今古、涵容宋学的综合性经学体系。在近代古今中西的学术激荡中,此一经学体系在总结经学史、认知中国历史、回应时局等各方面都在近代诸经学家的理论中是出类拔萃的。第五,廖平对现代经学的发展也是影响深刻的。现代今文学和古文学都共享着一个历史前提,即他们不再像他们的前辈经师一般,以三代圣王之制确立制度的权威性。古代的经师对于圣王时期的三代夹杂着历史的理性和信仰的元素,而现代经学家比较普遍地没有了对于三代的信仰意识,而这种三代理想信仰原来本是经学的基础,这种基础的消失则要求另一基础的填补。廖平为这一基础的确立提供了经学上的说明,他首先是通过孔子制作六经、古史渺茫击溃了对于三代的理想认识,进而代之以素王立法,从而巩固了经学对孔子的崇仰。古文学者或者在他的经学分类基础上固守原来对于三代的崇信,如老辈的柳诒徵、唐文治等,而对于现代的古文学家,则能够破除对三代制度的绝对信服,转而从历史经验肯定秦汉以后制度的适用性,这同样是基于廖平对三代时期的经学说明。从这一意义上,廖平的经学开启了现代经学制度经世的不同路径的起点。总之,廖平的经学是属于“新天下时代”的经学,他利用经学资源,结合时代感受,定义了时代,也重新定义了经学。他对“天下”的重新论述综合了他的经学认知、时代感知,他认为近代是一个新天下时代——帝统时代,这一个判断,现在依然适用,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他在制度层面全面说明了经学在央地关系、中央官制、国际体系的见解,在经学诠释方面不同于汉宋学术的诠释方向,影响了现代经学的发展。
徐艳兰[4]（2020）在《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旨从“中原文献之传”这一独特视角,探讨吕祖谦如何重建儒学学统。宋学的问题意识是重建内圣外王之道,而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正是对这一时代问题意识的回应。吕祖谦将传统思想之继承与时代思想之变革结合起来,走了一条以儒学学统为骨骼、以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为血脉的儒学复兴之路。这条路既有别于朱熹以天理论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建构,又迥异于陆王挺立心本体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他以“中道”作为贯穿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方法论,又以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打通内圣与外王的关隘,使得儒学重归内圣外王的格局。此种儒学学统建构方式,对宋元明清儒学尤其是清代儒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透过吕祖谦学术地位的演变,发现宋元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学统到道统再复归注重学统的演变历程。虽然朱子以道统论为核心,以《四书》学为经典体系构建的理学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核心,回归五经,统合孔孟,包举汉唐的学统论建构亦是儒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股暗流。学统与道统相角逐且学统传衍至清代而复兴。其次,吕祖谦的学术体系是围绕着儒学学统而展开的,其所得“中原文献之传”的确切含义是“儒学学统之正”。这既是与金朝争正统的产物,也是吕祖谦对儒学发展的整体性思考的结果。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总纲;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关键;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基石;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归宿,它们共同构成了吕祖谦学问之整体。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面向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义理之学代表道统,辞章考据代表文统,经济之学代表治统。吕祖谦以学统去统合道统、文统与治统,既不割裂儒学发展的连续性又注重时代创新性,使得其中原文献之学呈现出与同时代人迥异的面貌。最后,透过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理据重建宋学,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吕祖谦在思想史、学术史以及文化史上的地位。强调内圣与外王是儒学重要的特质,也是儒学区别于道家、佛家的显着特征。修己治人、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的中原文献之学是吕祖谦学术的核心。在理学家转向内在心性修养,忽略外王事功的时代背景下,重建内圣外王之道成为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吕祖谦在儒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既是宋学建构的参与者,又是婺学开拓者,更是儒学学统建构的完成者。宋代浙东事功学派、明清实学、清代朴学、浙东史学皆深受其影响。总之,中原文献之学展现了吕祖谦博杂思想背后的系统性及其为宋元明清儒学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巩艳[5]（2020）在《刘师培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刘师培的国民性改造思想以基本理论为依据,以现实批判为起点,开辟了以“完全之人”、“完全社会”为目标的国民性改造路径,内容丰富。刘师培提倡人的平等与独立,强调社会公德和爱国精神,主张通过国民性的改造实现社会稳定、民族独立和国家发展。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爆发的民族危机是刘师培国民性改造思想产生的直接原因,在此危机下产生的知识分子文化价值危机,形成了刘师培“历史的理想主义心态”;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学说以及西方近现代学说与思潮是刘师培国民性改造思想的理论渊源,由此刘师培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得以形成。刘师培从心性论、良知说、伦理进化论三个方面构建其理论前提,尖锐地批判了国民性的现实表现,他认为当时的国民保守愚昧、无独立自主人格,羸弱怯懦、少刚健奋进之气,自私自利、缺乏社会公德和爱国精神;由此,刘师培提出了国民性改造的两种基本途径,以“完全之人”为目标的个体国民性改造,具体内容包括“治身之道”、“立身之道”和“卫身之道”,以塑造具有独立自主人格的完全纯正之人;以“完全社会”为目标的集体改造,具体内容包括包含倡平等——改良传统家族伦理、彰公德——强调社会伦理两个方面,以实现平等、正义、和睦的“完全社会”。刘师培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具有三方面特点:崇实尚德以推行伦理教育与道德实践、训诂考据以剥离封建纲常与传统美德、护持传统以阐扬文化精粹与重塑国民。由于思想的内在矛盾性和历史局限性,他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只能停留在理论构想层面。但他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对当下提高公民思想道德水平、解决现代道德危机、增强文化自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袁一楠[6]（2020）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功利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及影响研究》文中提出二十世纪上半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和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断地探索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西方学术思想全面开始在中国进行传播,其中,西方功利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在那个救亡图存呼吁变革的年代,以正视利益,关注现实为着称的西方功利主义无疑引起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们的高度重视,并为他们提出的社会进步、国家富强的学说以及其他的有关构想提供了理论支持。从早期西方传教士的零星传播到后期梁启超、严复、康有为等先进知识分子们的广泛传播,西方功利主义通过译着、期刊等主要的传播途径在中国近代学术界产生巨大的震动,它不仅重新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利益”、“私欲”、“道义”的学说,更是赋予这些学说现代性内涵,在思想层面上,西方功利主义引发了对传统“理欲之辩”的反思,承认“人欲”是合乎人性的,不但应该加以抑制反而应该接受对人性“趋乐避苦”这一天性的肯定;西方功利主义的传入使传统封建礼教中统治阶级强制性的控制个体意识的模式不复存在,国人进一步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并在近代救亡的主题之下,“国家”这一概念开始被世人所接受,并渐渐取替了原来的“天下”观念;西方功利主义强调引导群众主动了解利益与道德原则之间的关系,积极主动的在保障群体性利益的前提条件下获取自身更多的利益,鼓励中国社会的每一个人争取自己合法合理的需求,启迪个体存在的价值,促进了中国近代“权力观”的出现及“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在政治上,西方功利主义激发了先进知识分子们主张出现一场政治变革的诉求,最终促进了戊戌变法的实施并达到高潮;通过对西方功利主义的批判,弘扬的那种不计个人功利、舍生忘死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斗志和勇气,树立了远大的革命理想,影响了近代革命的进程。本文将从多角度系统性阐明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功利主义在我国传播的历史脉络并分析其对中国社会的思想变革及政治走产生的影响。
王宏强[7]（2019）在《韩非君道论研究》文中认为先秦诸子大多将重建秩序和实现治世寄托在“明君”身上,他们的“治道”因而往往最终落实在“君道”上。所谓君道是思想家对理想君主所赋予的政治目标、政治原则以及政治规范。有别于其他诸子,韩非试图为“中主”设计一套为君之道,意在使资质平平的君主也能够实现高效统治。如何确保君主权位的恒久稳固,并能够有效运用绝对化的权力,使国家机器高效运转,是韩非君道论的核心问题。韩非一方面反对“必待贤而治”,刻意遮蔽中主极易沦为暗主的问题,为中主进行集权统治提供了合理性说明;另一方面反对任何形式的君臣易位,将君主永享国祚视为天经地义。运用“法治”进行社会控制是韩非君道论的重要内容。从先秦礼法转变、儒法之争和驱民于农战三个维度看,韩非的法治具有“绝对性”的特征,即一方面君主绝对控制臣民,另一方面臣民绝对顺从君主。官僚控制是韩非君道论最独特的部分,它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君主对官僚系统的整体控制,二是君主对官僚系统中重臣的重点控制。所谓“整体控制”是指君主将官僚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以“法术”来选拔、课考和规范官僚,使官僚系统得以高效运转,从而成为忠实贯彻君主意志的工具。所谓“重点控制”是指君主将重臣作为重点控制对象,以“术”来防范、伺察和严惩重臣,消除对君权直接或潜在的威胁。君主的社会控制和官僚控制归根结底均是对“人”的控制,“人情”便是君主控制臣民最切实的着力点。韩非的“人情”仅仅指人趋利避害的本性,缺少“人之为人”的内涵。“因人情”实际上是君主“用人情”基础上对“人”进行控制的方略,具有鲜明的将“人”工具化的倾向。韩非君道论本身呈现出君主由自我控制向自我膨胀演化的轨迹,这一演变轨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专制君主从自信自律向自圣自负演变的趋势,即“体道守法”和“虚静无为”势必朝“依道弄法”和“贪躁妄为”的方向演进,这样“因人情”最终必然逻辑地转变为“逆人情”。总之,韩非君道论的要旨是君主简便高效地控制官僚系统进而控制社会,意在构建一个强大到极致的君主权力系统和一个萎缩到极致的编户齐民社会,从而以富强之资一统天下。研究韩非君道论既有助于理解周秦之变的历史趋势,也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得君行道”的政治思维和理论困境。
唐凯麟,刘燕奇[8]（2018）在《明清时期伦理思潮的社会历史性质论辩》文中研究表明明清时期伦理思潮的社会历史性质,向为学界所关注,至今歧见犹存。是早期启蒙性质还是"理学余绪或完善",尤为争论的焦点。这一争论关涉到认清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的创造活力和文化自信观念确立的问题。因而对所谓"理学余绪或完善"论所持基本论据、历史观基础和应有的历史启示作出分析和澄清,无疑有利于加深对包括伦理思想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为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历史的资源和现实的依托。
李静娴[9]（2018）在《章太炎“依自不依他”道德主体性思想研究》文中认为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中国近代学术文化史上的国学大师、着名思想家。在近代中国,中西方文化碰撞、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体系逐渐瓦解,甚至走向崩溃。值此,一大批忧国忧民的思想家试图建立新的道德价值体系,章太炎无疑是近代伦理思想史上最自觉、最有建树者之一。他提出的“依自不依他”思想突显了道德的主体性价值,在其伦理思想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本文的研究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章太炎“依自不依他”道德主体性思想的渊源和理论基础。章太炎的“依自不依他”道德主体性思想受先秦伦理和佛教伦理的影响很大。“依自不依他”思想的源头来自于孔子,章太炎认为破坏鬼神之说,使中国文化实现由“依他”向“依自”的转变,要归功于孔子。在孔子之前,还有尊天敬鬼的说法,外在于人的天神、鬼神等主宰着人类的精神世界。到了孔子,开始排挤抛弃鬼神、天神。在先秦伦理思想史上殷商的神本思想向周朝的敬德保民思想转变的大背景下,人类意识的觉醒,章太炎确立以人为主体的道德思想就更顺理成章了。其次章太炎借鉴佛教思想,为自己所倡导建立的“依自不依他”的新宗教寻找一种合理的存在依据。他吸取了唯识宗的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无神论主张,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当代功利主义,希望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他提出了“无恶无善”的人性论,他认为人心的向真、向善是与世俗社会分不开的,只有正确认识世俗社会,人们的内心才能形成一定的善与恶的标准,才能完成“求真”的过程。第二部分阐释了章太炎“依自不依他”道德主体性思想的主要内容。章太炎“依自不依他”道德主体性思想的核心是以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为前提,包括废除“前识”、摒弃“天”、否定“鬼神”、反对“偶像崇拜”。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如果外在于人的上帝、鬼神占据了主体地位,则会从根本上影响和动摇人在道德生活中的主体性地位。因此,章太炎用了大量的论述来努力摈弃一切非人力的因素,其中包括上帝,鬼神等,旨在从根源上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因为只有消解人可以依靠的外在力量,人才可能会转身自身,全力依靠自己,在自己的内在世界中寻求依托,与此同时,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也可以确立。同时章太炎致力于研究国粹和弘扬国粹,企图以国粹激发民族群众的爱国情感,并希望以宗教发起民众的道德信心。章太炎正是敏锐地看到了道德情感的巨大推动力,才强调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最重要的拯救办法是通过培养爱国爱族的感情来增加民族的力量,提升本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从而实现民族、国家的主体性,解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实现民族的富强。章太炎一生的学术活动可以概括为“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第三部分对章太炎“依自不依他”道德主体性思想进行理论评析。章太炎对国民道德现状的批判,可以说是对传统文化劣根性的深刻反思,显示出一种文化批判的价值;他不仅在实践中身体力行,而且不惜以奉献生命为代价,创造了一个具有颠覆性的时代。更重要的是他还提出了一种注重情感治疗的伦理思想,这不仅使其道德主体性思想更加完善,而且对当时萎靡不振的人心起到了激励作用;章太炎曾说,虽然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方法多种多样,但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即以“依自不依他”为最高原则。在今天看来,我们不是还在提倡“独立自主”,要“自立自强”吗?这在某种程度上与章太炎的“依自不依他”思想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因此,“依自不依他”,既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精髓,也是我们今天道德教育的重要课题。然而,他过于强调人的主观意志自由,否认了社会规律,否认了事物的客观必然性,在宣扬人自身主体性和意志自由性的同时,推翻了一切符合客观规律的规范、规则,表现出强烈的唯意志论倾向,甚至陷入了无政府主义,这也是他“依自不依他”伦理思想结出的最不良的果子。
吴晓欣[10]（2017）在《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研究 ——以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学衡派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代乾嘉时期,墨学得以复兴。进至20世纪,西方文化的涌入促进了墨学研究的进一步繁盛。其时,关于墨学与西学、墨学与儒学以及儒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成为学者治墨过程中的关注点,他们希望通过这三个方面的比较为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寻求理想的出路。儒墨的比较是学者们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围之内对其构成要素的认识和反省。他们充分意识到,未来文化的发展有赖于中西文化的相互融合,而这必须以承认中国固有文化的内在价值为前提。可以说,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虽然呈现出了不同的形态,但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中西两种文化的关系问题,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和学衡派同时活跃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思想界,他们的根本任务是在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与交流的时代背景下为现代新文化的发展探寻切实可行的途径。儒墨的比较,作为重审中国传统文化之价值的重要手段,分别得到了他们的重视。本文即以20世纪初期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和学衡派的儒墨比较思想作为研究对象,然后由儒墨的比较扩展到中西文化的比较,借此把握这一时期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第一章对20世纪以前中国历史上的儒墨比较思想进行梳理,旨在为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研究作一铺垫。儒墨的对立关系正式形成于战国时期孟荀的批墨以及墨家的非儒和批孔。在其后的两千多年中,随着朝代的更替,关于儒墨的比较可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先秦时期,儒、墨、道、法、杂基于各家的学术立场分别对儒墨关系作出了评说,这时的儒墨比较思想是诸子百家自由竞争的表现。自西汉初儒学确立了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墨学便随之走向了衰微,尤其经过宋代理学家对儒学道统的扞卫,墨学更是日渐消沉。在此期间,虽然有学者站出来为墨学辩护,但终究无法抗衡儒学正统的权威。清乾嘉时期至20世纪初,墨学虽得以复兴,韩愈的“孔墨相用”说被时人重新关注,“西学墨源”论者也将目光集中投向于墨学,但他们同样未能脱离儒学正统的束缚。第二章围绕“变”与“不变”这一组关键词对梁启超的儒墨比较思想进行重点考察。梁启超的墨学研究有前后期之分,且前后期相距近二十年,时代环境的不同以及梁启超人生经历的变化导致他在这两个阶段的墨学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区别。无论是对《墨经》的处理方式,还是对兼爱、天志、明鬼等学说的评价,梁启超的观点均发生了变化。这是梁启超思想中“变”的一面。梁启超虽然在儒墨的比较中对儒家的命定论作出了批评,还在引入西方资产阶级先进学说的过程中对儒学的专制性有所攻击,但他始终没有偏离儒家的基本立场。这是梁启超思想中“不变”的一面。虽然一生都与儒学相“纠缠”,但在不同的时期,梁启超对儒学的理解有所不同,他经历了从“保教”到儒家人生哲学的回归。这又是梁启超思想中“变”的一面。第三章对新文化阵营的儒墨比较思想进行考察,借此重审“扬墨抑儒”和“反传统”这两种评价。如何更加合理有效地吸收西方文化是摆在新文化阵营面前的急迫任务。在他们看来,一方面,儒学的专制弊端成为引入西学的严重阻碍;另一方面,墨学与西学的相通性为新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出路。因此,他们在儒墨的比较中一致地偏向了墨学。他们认为儒墨在立论根基上存在专制与平等的区别,而仁爱与兼爱也就相应地成为专制与平等的象征;在哲学方法以及与西学的关系上,儒学都明显逊色于墨学,这便是“扬墨抑儒”说的由来。实际上,新文化阵营对儒学采取了分层处理的方式,他们所批判的只是作为复辟帝制之手段的封建儒学,而非原始意义上的儒学。他们既没有彻底否定儒学,又宣扬同为传统文化构成要素的墨学,由此,“反传统”之说自然无法成立。第四章对学衡派的儒墨比较思想进行探讨,由此把握他们的中西文化观。学衡派坚决扞卫以孔子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同时期出现的“右墨而左孔”的学术思潮作出反驳。在儒墨关系的处理上,学衡派成员的观点有极端与缓和之分。极端者力陈儒墨的不同并且崇儒抑墨;缓和者虽以儒学为本,却承认墨学的相应价值。具体到“兼爱”的评价上,极端者坚持孟子的辟墨立场,对兼爱予以彻底的否定;缓和者则将孟子的批评对象限定为墨家后学,而肯定兼爱的原始要义。实际上,学衡派的目的并非推翻墨学或排斥外来文化,而是通过墨学这一桥梁来对新文化阵营处理儒墨、中西之关系的不合理方式作出批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创刊宗旨也可表明,学衡派同样致力于新文化的发展。从这一点来看,他们与新文化阵营又是相通的。第五章旨在对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作一个深层的反思。其一,是儒墨的问题。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和学衡派虽然对儒学的处理方式各具特色,但最终在承认儒家人生哲学的价值上达成一致,这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对儒学的不同处理方式决定他们对墨学“各有所用”:梁启超在儒墨的比较中实现了向儒家人生哲学的回归,新文化阵营将墨学用作批判儒学专制的工具,学衡派则通过批墨来扞卫儒家立场。其二,是文化的问题。对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和学衡派来说,儒墨的比较只是一个起点,终点则是中西文化的问题。虽然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与处理方式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努力寻求在中西文化相融合的基础上建设一种现代新文化,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共同使命。
二、试论章太炎伦理思想的矛盾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章太炎伦理思想的矛盾性（论文提纲范文）
（1）章太炎哲学思想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关于章太炎哲学思想的本体论研究 |
| 二、关于章太炎哲学思想中的发展观研究 |
| 三、章太炎的道德哲学研究概况 |
| 四、对章太炎哲学思想研究的展望 |
（2）《论衡》会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综述 |
| 二、本文的研究思路 |
|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论”体意识与博通之学 |
| 第一节 自然与自觉:王充文体意识的过渡性 |
| 一、关于“文体意识” |
| 二、自然:王充文体意识的整体面貌 |
| 三、自觉:王充“论”体意识的明确 |
| 四、王充文体意识的过渡性 |
| 第二节 王充“论”体意识的文学史意义 |
| 第三节 “论”体与王充的博通学风 |
| 一、王充与“论”体的交融 |
| 二、博通与越文化 |
| 三、博通与书肆 |
| 四、博通与班氏家族 |
| 第二章 士大夫身份与《论衡》征引文书的意义 |
| 第一节 文本素材与身份重估 |
| 一、以叙述代议论:从《验符》篇“庐江湖水出金事件”谈起 |
| 二、偏重主旨:《验符》篇研究史略 |
| 三、以文书为素材:《验符》篇素材来源剖析 |
| 四、士大夫:王充身份重估 |
| 第二节 史料与宣汉:《论衡》征引文书的双重意义 |
| 一、史料价值:对东汉史书记载的补充 |
| 二、政治意味:文书与宣汉 |
| 第三章 《论衡》颂汉的文化意味 |
| 第一节 《春秋》与颂汉:王充颂汉动因析论 |
| 一、历史意识的缺失:王充颂汉动因研究史略 |
| 二、采善贬恶:王充对《春秋》的接受及其颂汉学术基础的确立 |
| 第二节 依违五经:王充颂美汉帝王的独特理路 |
| 一、 “五、三”与王充颂美汉帝王的背景 |
| 二、高汉于周:王充对汉代圣王图谱的勾勒 |
| 三、依违与依附:王充与东汉文士颂汉的差异 |
| 第三节 颂汉视野与王充对东汉文章的推崇 |
| 一、知行合一:王充对兰台文士颂汉理念的认同与实践 |
| 二、颂汉无罪:王充赋论观平议 |
| 第四章 《论衡》接受发微 |
| 第一节 历代《论衡》接受举隅 |
| 一、六朝:对书与人的全面肯定 |
| 二、唐代:肯定《论衡》与贬低王充 |
| 三、宋代:“非圣无法”与“以人废言” |
| 四、清代:官学打压与私学赞扬 |
| 第二节 文脉不绝:黄晖及其《论衡校释》平议 |
| 一、黄晖与《论衡校释》成书始末 |
| 二、“会校”:校勘的方法与理念 |
| 三、“通释”:归纳与分类方法的结合 |
| 第三节 通人通学:《论衡》对张舜徽先生治学理路的影响 |
| 一、弃专尚通:博通的治学路径 |
| 二、不拘师法:学术为天下公器 |
| 三、体用结合:考辨体例与撰述实践 |
| 四、古为今用:知今之学最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廖平生平与着述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基本问题说明:题目与章节解义 |
| 六、创新点说明 |
| 第一章 民族危机下的近代经学流派 |
| 第一节 晚清古文经学的经世策——以孙诒让和曹元弼为例 |
| 一、《周礼政要》——孙诒让的经世书 |
| 二、孝为政教本原:曹元弼的经世策 |
| 三、古文经学的经世特点 |
| 第二节 作为理学家的唐文治的性理救世说 |
| 一、性理为本 |
| 二、性理学的救世之策 |
| 三、国性与天下 |
| 第三节 宋育仁的经学与建国 |
| 一、《孝经》:文明的发生 |
| 二、《周礼》:政治文明的创设 |
| 三、《春秋》:宋育仁的天下 |
| 第四节 廖平时代的经学发展 |
| 第二章 廖平的“大统”天下 |
| 第一节 大统先声:廖平的王统疆域论 |
| 一、小王天下的疆域与结构 |
| 二、小王天下与《谷梁》《王制》 |
| 三、大王天下的疆域 |
| 四、小王、大王之局的中国、天下变化 |
| 第二节 新天下时代——大统“九帝”说 |
| 一、方三万里之新天下 |
| 二、九千里一州说 |
| 三、各为中国、互为四夷:大统格局的起始九帝说 |
| 四、九帝说与文明冲突论 |
| 第三节 九帝后的帝统天下格局 |
| 一、四帝天下 |
| 二、五帝天下 |
| 三、二帝天下 |
| 第四节 大同的实现——皇统天下 |
| 一、皇统的天下结构 |
| 二、皇统天下的三皇之局 |
| 第五节 秦制的经学说明:廖平大同天下的王畿制度 |
| 一、古代对秦制的认识 |
| 二、廖平的秦制认识 |
| 三、学校与选举 |
| 四、王畿封国——秦制肯定的关键 |
| 五、廖平肯定秦制的现实意图 |
| 第三章 大统新天下时代的中国中央官制 |
| 第一节 作为小统论的《王制》中央官制 |
| 一、廖平改定《王制》的过程 |
| 二、天子之礼 |
| 三、《王制》之冢宰 |
| 四、《王制》之司空 |
| 五、《王制》之司马 |
| 六、《王制》之司徒 |
| 第二节 廖平《王制》官制的制度精神 |
| 一、官政 |
| 二、养在教先,教为政鹄 |
| 三、为民政治 |
| 四、审慎政治 |
| 第三节 帝统中央官制 |
| 一、古代的《周礼》冬官论 |
| 二、廖平帝制五官说的确立过程 |
| 三、天六人五之职官结构 |
| 四、官联结构与官属结构 |
| 五、帝制五官 |
| 第四节 大争时代的制度选择——从王制三公到帝制五官的经学治理意图 |
| 一、帝统时代的性质 |
| 二、冢宰之变 |
| 三、天子之变 |
| 四、司空代冢宰义 |
| 五、民智与士智——司徒教化之责的更替 |
| 六、小结 |
| 第五节 皇制大同时代的官制:六相制度 |
| 一、由人而天:皇统官制的性质 |
| 二、皇制六官 |
| 三、六官与帝制五官、王制三公 |
| 总论 |
| 第四章 经学史中的廖平经学 |
| 第一节 从汉代经学的历史化特征看廖平经学的性质 |
| 一、郑玄经学:经学的历史方法 |
| 二、汉代今文经学:寓言与微言 |
| 三、廖平经学的性质重订 |
| 第二节 修身之义与典制之书——从廖平与朱熹的经学观比较看廖平的经学史意义 |
| 一、修身与典制:朱熹与廖平对经学主旨的认知差异 |
| 二、《大学》与《王制》:朱子与廖平的经学文本纲领 |
| 三、朱子、廖平经学体系建构的完成 |
| 四、廖平、朱子经学范式的意义 |
| 第三节 新天下时代的廖平经学特质 |
| 一、经学体系的主动建构 |
| 二、经学独立性的看重与建设 |
| 三、廖平经学对中国历史的积极性理解 |
| 四、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价值与天下主义的关怀 |
| 第五章 廖平经学与现代 |
| 第一节 现代经学的制度经世路径—廖平与现代经学的关系 |
| 一、行意与史佚:《今古学考》之后 |
| 二、孔子制度抑或儒者理想——现代今文家谈中国制度 |
| 三、中国制度的历史辩护——现代古文家谈中国制度 |
| 四、现代经学的经世之路与中国的制度选择 |
| 第二节 廖平经学与传统学术发展的可能性 |
| 一、复兴中的中国 |
| 二、廖平经学“大统论”的当代可能性 |
| 总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理论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吕祖谦思想总体研究 |
| 1.2.2 吕祖谦义理之学的研究 |
| 1.2.3 吕祖谦辞章之学的研究 |
| 1.2.4 吕祖谦考据之学的研究 |
| 1.2.5 吕祖谦经济之学的研究 |
| 1.3 研究的意义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6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中原文献之传”与吕祖谦儒学学统建构 |
| 2.1 “中原文献之传”的内涵考辨 |
| 2.1.1 南宋时人之认同:“中原文献之传”乃儒学之正统 |
| 2.1.2 宋元朱熹后学之新诠:“中原文献之传”为伊洛渊源之道学 |
| 2.1.3 明清学者之复归:“中原文献之传”即图书资料之学 |
| 2.1.4 现当代学者的多维视域:“中原文献之传”古今内涵之融合 |
| 2.2 儒学学统及其四个面向的学理依据 |
| 2.3 学统与道统的角逐: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 |
| 2.3.1 “升—降—升”:吕祖谦学术地位之演变 |
| 2.3.2 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探析 |
| 2.4 中原文献之传的传承脉络考 |
| 2.4.1 高平、庐陵、鄞江、西湖五传 |
| 2.4.2 安定、泰山、濂溪、焦氏、荆公、横渠、百源、清敏四传 |
| 2.4.3 涑水、二程、荥阳、了翁、廌山、和靖三传 |
| 2.4.4 二传元城、龟山、谯氏、武夷、横浦之学 |
| 2.4.5 一传白水、玉山、三山、芮氏之学 |
| 2.4.6 兼传三苏、王苹、胡宏之学 |
| 2.5 从“中原文献之传”到中原文献之学 |
| 2.5.1 义理之学的传承 |
| 2.5.2 辞章之学的承传 |
| 2.5.3 考据之学的的承袭 |
| 2.5.4 经济之学的承继 |
| 2.6 中道:吕祖谦构建儒学学统的方法论 |
| 2.6.1 中庸之道的常道特征 |
| 2.6.2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中庸之道的方法论意义 |
| 第3章 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 |
| 3.1 义理之学的来源 |
| 3.2 义理之学的总体架构 |
| 3.2.1 无极而太极:道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2.2 相倚又相成:整全之道的展开方式 |
| 3.2.3 分立而不分离:道之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 |
| 3.3 理气论:理气合一 |
| 3.4 心性论:心与天一、心与理一、心性合一 |
| 3.5 工夫论:工夫须从心上做 |
| 3.6 道器不离:理——心——气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6.1 理事一致 |
| 3.6.2 理礼合一 |
| 3.6.3 心史合一 |
| 第4章 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 |
| 4.1 求道于经,以经为文:吕祖谦文道合一的思想 |
| 4.1.1 重道轻文的时代背景 |
| 4.1.2 以学统统合文道 |
| 4.2 “巧”在文道并进的文章工夫——吕祖谦斯文重建的旨趣 |
| 4.2.1 “东莱之弊尽在于巧” |
| 4.2.2 巧之所指:文章工夫 |
| 4.2.3 “巧”之旨归:重建斯文 |
| 第5章 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 |
| 5.1 语言文字学 |
| 5.1.1 承汉儒之旧的音韵学 |
| 5.1.2 守旧与创新并举的训诂学 |
| 5.2 古籍编纂与史学考订 |
| 5.2.1 吕祖谦对《古周易》的复原及其意义 |
| 5.2.2 吕祖谦对《程氏易传》的整理与刊刻 |
| 5.2.3 史学考订 |
| 第6章 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 |
| 6.1 吕祖谦之政治思想与实践 |
| 6.1.1 政治伦理思想 |
| 6.1.2 政治生态思想 |
| 6.1.3 德法并行:政治制度思想 |
| 6.1.4 政治实践 |
| 6.2 经济思想与实践 |
| 6.2.1 寓兵于农,提高土地生产力 |
| 6.2.2 取民有制,宽省民力 |
| 6.2.3 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 |
| 6.2.4 农商并重、工商各有其分 |
| 6.2.5 经济实践 |
| 6.3 教育理念与实践 |
| 6.3.1 学以成圣的人格教育目标 |
| 6.3.2 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
| 6.3.3 讲实理、育实材、求实用的教育方针 |
| 6.3.4 教育实践 |
| 6.4 推势阐理之经世史学 |
| 6.4.1 吕祖谦的史学渊源 |
| 6.4.2 经史一体的史学观 |
| 6.4.3 读史之法 |
| 6.4.4 推势阐理,以史经世 |
| 6.4.5 以“礼”为核心的史学特色 |
| 第7章 中原文献之学的旨趣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
| 7.1 重建内圣外王之道: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 |
| 7.1.1 通世务、实践履的经学主旨 |
| 7.1.2 文贵有用、文以宣言文学功用观 |
| 7.1.3 通古今之变,用于当世的治史目的 |
| 7.2 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对后世的影响 |
| 7.2.1 对浙东事功学派的影响 |
| 7.2.2 对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 |
| 7.2.3 对清代朴学的影响 |
| 7.2.4 对浙东史学的影响 |
| 7.3 博杂抑或博洽?——吕祖谦学术的再评价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刘师培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1.选题缘起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民性”研究综述 |
| 2.刘师培伦理思想研究综述 |
| 三、主要研究内容及方法、创新点 |
| 1.主要研究内容 |
| 2.研究方法 |
| 3.创新点 |
| 第1章 刘师培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形成 |
| 1.1 刘师培国民性改造思想形成的背景 |
| 1.1.1 社会历史背景 |
| 1.1.2 思想文化背景 |
| 1.2 刘师培国民性改造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
| 1.2.1 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 |
| 1.2.2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学说 |
| 1.2.3 西方近现代学说与思潮 |
| 第2章 刘师培国民性改造思想的主要内容 |
| 2.1 刘师培国民性改造思想的理论前提 |
| 2.1.1 心性论 |
| 2.1.2 良知说 |
| 2.1.3 伦理进化论 |
| 2.2 刘师培对国民性的现实批判 |
| 2.2.1 保守愚昧,无独立自主人格 |
| 2.2.2 羸弱怯懦,少刚健奋进之气 |
| 2.2.3 自私自利,缺乏社会公德和爱国精神 |
| 2.3 刘师培国民性改造的基本途径 |
| 2.3.1 以“完全之人”为目标的个人改造 |
| 2.3.2 以“完全社会”为目标的集体改造 |
| 第3章 刘师培国民性改造思想的特点与价值 |
| 3.1 刘师培国民性改造思想的特点 |
| 3.1.1 崇实尚德以推行伦理教育与道德实践 |
| 3.1.2 训诂考据以剥离封建纲常与传统美德 |
| 3.1.3 护持传统以阐扬文化精粹与重塑国民 |
| 3.2 刘师培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局限 |
| 3.2.1 思想的内在矛盾 |
| 3.2.2 思想体系的缺陷 |
| 3.3 刘师培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借鉴意义 |
| 3.3.1 有利于国民独立自主人格的塑造 |
| 3.3.2 有利于国民社会公德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培育 |
| 3.3.3 有利于国民文化自信的增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功利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及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方法和论文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西方功利主义哲学思想简介 |
| 2.1 西方功利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 |
| 2.2 西方功利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 |
| 2.2.1 边沁功利主义思想概要 |
| 2.2.2 穆勒思想概要 |
| 第三章 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功利主义在我国的传播背景 |
| 3.1 文化背景 |
| 3.1.1 中国有无“功利主义”之讨论 |
| 3.1.2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功利”思想资源 |
| 3.1.3 超越千年的“义”“利”之辩 |
| 3.2 历史背景 |
| 3.2.1 两次鸦片战争后的被迫开放 |
| 3.2.2 甲午海战失败和洋务运动的破产 |
| 3.3 社会背景 |
| 3.3.1 社会思潮对传统封建思想的质疑 |
| 3.3.2 梁启超《论译书》掀起的译着热 |
| 第四章 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功利主义在我国的传播过程 |
| 4.1 早期西方传教士的传播 |
| 4.2 知识分子的广泛传播 |
| 4.2.1 严复的相关论述及传播 |
| 4.2.2 梁启超的相关论述及传播 |
| 4.2.3 康有为的相关论述及传播 |
| 4.2.4 谭嗣同的相关论述及传播 |
| 4.3 西方功利主义在我国传播的主要特点 |
| 第五章 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功利主义在我国的影响 |
| 5.1 西方功利主义思想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影响 |
| 5.1.1 对传统“理欲之辩”的反思 |
| 5.1.2 对传统“天下观”的冲击及对“国家”概念形成的促进 |
| 5.1.3 近代“权力观”的出现及“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 |
| 5.2 西方功利主义对我国近代政治的影响 |
| 5.2.1 将“变法”运动推向高潮 |
| 5.2.2 对“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攻读硕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韩非君道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韩非研究述评 |
| 一、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法家与韩非研究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的韩非研究 |
| 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港台地区的韩非研究 |
| 四、国外的韩非研究 |
| 五、韩非思想的专题研究 |
| 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方法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本文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本文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韩非其人其书及韩非思想的背景 |
| 第一节 韩非其人其书 |
| 一、韩非的生平 |
| 二、《韩非子》一书的编纂、传承、版本与真伪问题 |
| 第二节 韩非君道论的历史背景 |
| 第三节 韩非君道论的思想背景 |
| 第二章 韩非君道论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道理论与以道论君 |
| 第二节 变化史观与新圣登场 |
| 第三节 矛盾观与敌对意识 |
| 第四节 人情论与君臣市交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韩非的“势”论与绝对君权理论的建构 |
| 第一节 以赏罚权为核心的君主之“势” |
| 第二节 韩非“势”论所内含的绝对尊君意识 |
| 第三节 追求明主、批判暗主与绝对尊君 |
| 第四节 韩非绝对尊君的原因探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韩非的“法治”与社会控制 |
| 第一节 从礼法转变看韩非“法治”的社会控制 |
| 第二节 从儒法之争看韩非“法治”的社会控制 |
| 第三节 从驱民于农战看法家“法治”的御民逻辑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韩非的“术”与官僚控制 |
| 第一节 韩非的“法术”与君主对官僚系统的“整体控制” |
| 第二节 韩非的“术”与君主对重臣的“重点控制” |
| 一、重臣对君主的壅蔽 |
| 二、君主的防壅之术 |
| 第三节 韩非官僚控制理论的内在悖论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韩非的“因人情”与君道论的建构 |
| 第一节 不以“人之为人”为内涵的“人情” |
| 第二节 “因人情”与“人”的工具化 |
| 第三节 有关君之“人情”的问题 |
| 第四节 余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韩非君道论的政治逻辑与内在矛盾 |
| 第一节 体道守法与依道弄法 |
| 第二节 虚静无为与贪躁妄为 |
| 第三节 顺人情与逆人情 |
| 第四节 韩非君道论的内在逻辑 |
| 第五节 余论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明清时期伦理思潮的社会历史性质论辩（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关于“理学余绪或完善”论 |
| 二、关于“转型内部机制缺乏”论 |
| 三、几点重要的历史启示 |
（9）章太炎“依自不依他”道德主体性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章太炎“依自不依他”道德主体性思想的渊源和理论基础 |
| (一)章太炎“依自不依他”道德主体性思想的渊源 |
| 1.先秦伦理的主体意识 |
| 2.佛教伦理的主体思想 |
| (二)章太炎“依自不依他”道德主体性思想的理论基础 |
| 1.“无善无恶”的人性论 |
| 2.非功利主义 |
| 二、章太炎“依自不依他”道德主体性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确立人主体地位的前提：“不依他力” |
| 1.废除“前识” |
| 2.摒弃“天” |
| 3.否定“鬼神” |
| 4.反对“偶像崇拜” |
| (二)个体的道德主体性 |
| 1.转“俗”成“真” |
| 2.回“真”向“俗” |
| (三)群体的道德主体性 |
| 1.以国粹激发民众爱国情感 |
| 2.以宗教发起民众道德信心 |
| 三、章太炎“依自不依他”道德主体性思想的理论评析及当代启示 |
| (一)章太炎“依自不依他”道德主体性思想的理论贡献 |
| 1.文化批判的彻底性 |
| 2.情感救治的方式 |
| 3.理论体系的完备性 |
| (二)章太炎“依自不依他”道德主体性思想的理论缺失 |
| 1.否认了社会规律和客观必然性 |
| 2.陷入了无政府主义 |
| (三)章太炎“依自不依他”道德主体性思想的当代启示 |
| 1.加强主体性道德教育 |
| 2.注重个人道德修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10）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研究 ——以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学衡派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范围和对象及选题意义 |
| 二、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的创新之处 |
| 四、本文的研究思路 |
| 五、本文的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20世纪以前的儒墨比较思想 |
| 第一节 儒墨并存:百家争鸣时期的儒墨关系论说 |
| 一、儒家视域中的墨子:孟、荀论墨 |
| 二、墨家的非儒与批孔 |
| 三、道、法、杂家视野中的儒墨关系 |
| 第二节 尊儒抑墨:儒学大一统下的儒墨关系论说 |
| 一、两汉:儒墨并举、孔墨同称 |
| 二、唐宋:儒学统制、墨学受创 |
| 三、明代:墨学盛行、儒学主导 |
| 四、清初:儒学专制、墨学低沉 |
| 第三节 融墨于儒:墨学复兴时期的儒墨关系论说 |
| 一、乾嘉墨学复兴时期的儒墨比较思想 |
| 二、“孔墨相用”说在清代后期的发展 |
| 三、“西学墨源”说引发的儒墨、中西比较 |
| 第二章 “变”与“不变”:梁启超的儒墨比较思想及其内在理路 |
| 第一节 梁启超的儒墨比较思想之概况 |
| 一、关于梁启超学术思想阶段的划分 |
| 二、梁启超儒墨比较的两个阶段 |
| 第二节 梁启超的儒墨比较思想 |
| 一、梁启超对儒墨之“爱”的比较 |
| 二、梁启超对儒墨宗教思想的比较 |
| 三、梁启超对儒墨“利”观的比较 |
| 四、梁启超对儒墨政术的比较 |
| 第三节 梁启超前后期墨学研究的不同及其成因 |
| 一、梁启超前后期墨学研究之不同的表现 |
| 二、梁启超前后期墨学研究之不同的成因 |
| 第四节 以儒为本:梁启超儒墨比较思想的内在理路 |
| 一、关于梁启超前后期儒墨比较之立场的讨论 |
| 二、儒墨比较思想中所见梁启超的儒学立场 |
| 三、梁启超学术思想的演变及其儒学情结 |
| 第五节 梁启超的儒墨比较思想之评价 |
| 一、梁启超思想中的“变”与“不变” |
| 二、梁启超学术研究中的比较方法 |
| 第三章 新文化阵营的儒墨比较思想:重审“抑儒”与“反传统” |
| 第一节 新文化阵营墨学研究热潮的缘起 |
| 一、西方文化的挑战 |
| 二、儒学发展的困境 |
| 三、墨学提供的出路 |
| 四、前期学者的影响 |
| 第二节 新文化阵营墨学研究的关注点 |
| 一、救亡图存的需要 |
| 二、批判专制的依据 |
| 三、融合西学的前提 |
| 四、引入新说的媒介 |
| 第三节 新文化阵营儒墨比较的四个维度 |
| 一、儒墨立论根基的比较:专制与平等 |
| 二、儒墨具体学说的比较:以仁爱和兼爱为例 |
| 三、儒墨哲学方法的比较:胡适的“实证主义”研究视角 |
| 四、儒墨与西学之关系的比较:背离与契合 |
| 第四节 重审新文化阵营的“抑儒”说 |
| 一、新文化阵营对“儒学”“孔子”之义涵的分层认识 |
| 二、新文化阵营的“还原儒学”说 |
| 三、“尊孔复辟”背景下新文化阵营的“反孔非儒”说 |
| 第五节 重审新文化阵营的“反传统”说 |
| 第四章 学衡派:新人文主义视域下的儒墨比较思想 |
| 第一节 学衡派治墨之概况 |
| 一、学衡派墨学研究的背景 |
| 二、学衡派墨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和论着 |
| 第二节 学衡派的儒墨比较思想之立论根基 |
| 一、孔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 |
| 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 |
| 第三节 学衡派论儒墨之异同 |
| 一、极端派:崇儒抑墨 |
| 二、缓和派:儒墨各有所用 |
| 第四节 学衡派的“兼爱”诠释与儒墨比较 |
| 一、儒墨难以调和:柳诒徵对墨家兼爱说的批评 |
| 二、缓和儒墨对立:对孟子批评对象的界定与兼爱之内涵的诠释 |
| 第五节 学衡派论《墨子》要旨及其对中西比附研究思路的批评 |
| 一、20世纪初期墨学研究的主流方向 |
| 二、学衡派对主流墨学研究方向的批评 |
| 第六节 学衡派的儒墨比较思想之评价 |
| 一、学衡派对墨学的批评:手段而非目的 |
| 二、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 |
| 三、由“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看学衡派的中西文化观 |
| 四、对学衡派“中正之眼光”的质疑 |
| 第五章 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反思 |
| 第一节 儒墨的问题 |
| 一、对儒学的态度:殊途同归 |
| 二、对墨学的态度:各有所用 |
| 第二节 文化的问题 |
| 一、梁启超:由中西文明“结婚论”到“化合论” |
| 二、新文化阵营:西学的输入与中西文化相发明 |
| 三、学衡派:“昌明国粹”基础上的“融化新知” |
| 结语 论墨评儒、中西融合: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特点及意义 |
| 一、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基本特征 |
| 二、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影响和意义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的科研情况 |
| 致谢 |
四、试论章太炎伦理思想的矛盾性（论文参考文献）
- [1]章太炎哲学思想研究综述[J]. 朱浩.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2021(05)
- [2]《论衡》会通研究[D]. 倪晓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3]“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D]. 刁春辉. 山东大学, 2021(11)
- [4]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D]. 徐艳兰. 湖南大学, 2020(02)
- [5]刘师培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D]. 巩艳.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6]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功利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及影响研究[D]. 袁一楠. 长沙理工大学, 2020(07)
- [7]韩非君道论研究[D]. 王宏强. 兰州大学, 2019(08)
- [8]明清时期伦理思潮的社会历史性质论辩[J]. 唐凯麟,刘燕奇.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8(06)
- [9]章太炎“依自不依他”道德主体性思想研究[D]. 李静娴. 河北师范大学, 2018(07)
- [10]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研究 ——以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学衡派为中心[D]. 吴晓欣. 武汉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