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人到老板

一、从打工者到当上老板（论文文献综述）

刘宏志^[1]（2021）在《多重话语变奏中的打工者的多种面貌——初期打工文学中的工人叙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打工文学已经出现。在早期的打工文学中,作品中的打工者呈现出多种面貌,既有高度强调阶级话语的反资本的工人,也有抓住了新的时代契机从而改变自身命运的时代弄潮儿。打工者形象的多样性,既是这个时代思潮复杂性的反映,也和背后的各种话语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联。

伍佩桢^[2]（2020）在《新时期农民工题材小说研究》文中提出农民工流动是当代中国重要的社会现象。伴随着改革开放,农民工大量流动的现象随之产生,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逐渐受到大众关注,之后便出现了以他们的生活状态为主要表现内容的文学创作。从作家身份出发,农民工文学的创作群体可以分为草根作家和精英作家,这两类的群体创作又由于作家群体的个性、阅历等不同,导致创作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本文拟分别考察新时期农民工题材小说草根创作与精英创作在主题表现、文本特征、叙事特征等方面的异同及各自的缺陷与不足,同时从农民工题材小说包含的两类创作出发,对农民工题材小说进行价值意义分析。绪论对于农民工题材小说产生的历史背景及概念定义进行了介绍。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出现了农民工这一群体。“农民工”指拥有农业户口,但主要在城镇和城市从事非农业的第二、三产业工作的农村人口。“农民工题材小说”即指以“农民工”为书写对象的小说。第一章论述农民工题材小说草根创作在书写内容和文本特征方面的特点。从书写内容来看,草根作家多展现农民工艰难困窘的生存境况,表现底层的相互质疑与伤害,聚焦打工群体道德失落引发的情感失落,整体体现为一种负向情感的生存性迷茫。也有一些草根作家注重勾勒农民工群体积极向上、奋力拼搏的精神样貌,这类小说对于农民工群体的自身发展具有一定的正面引导作用。草根作家的文本特征则主要体现在平民性、真实性以及艺术的芜杂性三个方面。第二章论述农民工题材小说精英创作在主题表现和叙事特征方面的特点。从整体来看,草根作家对于主题的展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农民工苦难生活的展现,二是对于现代性的质疑与反思。精英作家在主题表达方面也存在一些缺憾,这主要体现在缺乏对于农民工的正面引导与激励,以及缺少对于农民工身份转变等未来生存发展问题的思索。农民工小说精英创作的叙事特征主要表现为叙事的悲情化和叙事的精英化。第三章从农民工题材小说与文学史、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入手,深入挖掘农民工题材小说的价值意义。农民工题材小说本质是一种“向城求生”的生命书写,体现了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转型,具有重要的时代记录意义。农民工题材小说是在原有的乡土文学之上掺入城市因素由此形成的创作,现代性的加入导致创作群体阐释视阈的变化,给作家带来了新的思考与挑战。根据农民工题材小说的具体创作情况,发掘农民工题材小说本身就是一种话语交杂的创作,其中包含了“表述底层”与“底层表述”。

车志远^[3]（2020）在《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文中提出“中国工人”是一个复数概念,其本身包含着中国经济社会构建与转型的特定指向:一类是东南沿海等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产生的“新工人”,一类是作为“共和国长子”的老工业基地转型下的“老工人”。20世纪90年代,几千万的国企“老工人”下岗和数以亿计的“新工人”进城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他们始终都内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多年来,文学研究者们往往用“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农民工文学”等词语来命名“新工人”题材的文学创作,但这种称谓却失去了与“老工人”对照中应有的历史意识,消解了为“新工人”争取劳工权益、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待遇等方面的文化政治意味。如何通过文学实践来表现“新工人”的真实诉求、建构新型的社会文化、想象一个更加平等与公平的未来是本文的切入点和主题。无论是老工人,还是新工人,他们都始终内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以一种历史意识来追溯梳理“新工人”的“前生今世”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更有“方法论”意义。一方面要从“启蒙话语”“革命话语”“底层话语”三个视角来发现这一群体是如何纳入“政治规划”与“文学想象”的,另一方面,更要看到这些复杂的形象是如何被呈现的。如果我们要从整体上观察新世纪文学,那么,曹征路《那儿》的发表及其讨论所带来的知识界和整个社会关注对象的转变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标志性事件。从《那儿》到《问苍茫》勾连出“底层话语”与“左翼话语”,并以反思“纯文学”,恢复了“文学”与“现实”的关联,文学由“怎么写”转变为“写什么”与“为谁写”和“谁来写”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新世纪“新工人”书写逐渐成为一个重要写作趋向。在《那儿》之后,讲述“新工人”已经由“应不应该讲述”向“如何讲述新工人”转向。在讲述方式上,以人道主义情怀和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现实主义重新介入转型期社会语境之中,现实主义成为讲述“新工人”的重要方式;在讲述主体上,一方面是从“代言者”以观看“他人”之痛方式聚焦“新工人”,另一方面文学创作主体不断下移,“新工人”也开始表达自身;在讲述空间上,讲述“新工人”离不开城乡关系书写,城与乡不仅是作为有关“新工人”空间想象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另外本论文选取了“新工人”诗歌、“新工人”非虚构写作以及“新工人”影像表达作为切入点,来进一步探求其艺术形式的意义、局限及可能性,以期为新世纪文学增添新的文化想象与表现形式,最后我们既要能看到其意义和价值,也要看到其限度和可能,以期“新工人”书写能够为新世纪文学提供一个新的思考的基点。“新工人”书写不只是特定群体的文学形态,而是一种更具代表性的、回应现代危机的文学表达。对“新工人”的建构与想象既是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有关“人的可能性问题”。在搜集整理分析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本文结合社会历史现状探索使用了文化研究等方法,并在行文中有所归纳。

谢清伦^[4]（2019）在《企业共创共享管理模式及其运行机理 ——盛隆“群体老板制”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互联网+”和分享经济引发共创共享的新经济,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中国政府持续的深化改革倡导共创共享的发展理念。企业作为改革开放的主力军和创新主体,实现共创共享已成为深化改革的当务之急。然而企业如何实现共创共享?其关键不仅在于组织本身,而在于企业中的每个个体创造力的被激发及个体间的有效协同,从而实现共享价值的创造。那么,如何让组织中的个体发挥其潜在的才能,实现组织与个人的融合、共创、共享,使“我”成为“我们”,“个体价值”成为“整体价值”,已成为当前管理领域面临的难题。以往的文献对企业共创或共享的某个方面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比较零散和呈现碎片化。本研究以企业案例出发系统探讨共创共享管理及其运行机理。本研究以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优秀民营企业——盛隆电气集团及其独创的“群体老板制”为案例,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方法、扎根理论、比较研究方法论;结合自组织理论、目标融合理论、竞合理论等理论,探索构建整体的企业共创共享管理模式的要素模型、组织结构、背后的管理哲学基础,全面解析包括形成条件控制、动力机制、耦合机制、演化机理等相互联系的各个层面的运行机理;并提炼、对比分析本研究构建的共创共享管理模式的特点和优缺点,提出普适性的问题解决思路和实施策略。首先,通过对盛隆“群体老板制”典型案例进行扎根理论分析,提炼出“群体老板制”的内涵结构维度,在对各维度进行内容解析和内在关系解析的基础上,阐明共创共享内涵本质,构建企业共创共享管理模型理论框架。并详细阐释了模型构成要素的内涵及其内在联系,研究结果呈现了“以哲学共有为基础,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全新企业构建理念,以及以此为基础发展出的独特分配机制和运营机制,通过实现组织和个人目标融合形成共创共享的命运共同体。其次,论文深入解构盛隆“群体老板制”的组织结构特征,提出了共创共享组织三维结合的组织结构。一维的是化小、化简的自我管理的“自组织体”,组成多元化、网络状;一维的自组织结构又经过成长再分立,形成二维的自相似、自嵌套的分形结构。分形结构表现为不断产生新的细节,又不只是简单的放大,而是可以最少的资源使系统功能最大化。最后是三维立体的人才活水的超链接结构,充分激活员工个体,使组织结构具有高度动态性,可以对不可预测的环境波动迅速反应。同时,论文进一步探究了企业如何通过三维结构的适应性扩展和动态协同,实现的组织与个人的共创共享。再次,论文运用自组织理论的系列方法论,结合盛隆“群体老板制”案例的深入研究,全面分析企业组织与个人共创共享的运行机理。一是运用耗散结构方法论探讨共创共享自组织的条件控制,总结出了文化开放、组织无边界、组织高度流动性和敏捷性、组织内部的开放性和磁石效应5大系统开放策略;借助心理所有权理论,总结出系统远离平衡态的4个条件,即管理者对员工所有权的高度认可、员工对所有权的合法性认知、“自我实现”的晋升机制,以及提高员工期望满足程度和成就感;二是运用协同学方法论解析共创共享自组织的动力机制,即共创共享系统的序参量是“优秀案例调控”,提出制造智力型涨落的3个途径,包括建立以盛隆大学为主体的学习型组织、目标扰动和充分给予内部各业务单元自由度;三是运用超循环方法论构建共创共享体系个人和组织结合的循环耦合环节,揭示“群体老板制”的超循环耦合机制是帮扶传承;四是运用混沌方法论演绎共创共享自组织的演化过程,明确了共识、共治、共创、共享和共赢,与奇异吸引子、系统的初级有序、混沌和高级有序状态间的关系,揭示了在混沌状态中系统如何通过开放、序参量、涨落、超循环耦合等的相互作用,推动系统向更高级有序演化,进而螺旋进化。最后,基于对案例的系统剖析总结出企业共创共享管理模式的特点,并综合对比分析企业共创共享自组织管理模式与传统“以企业为中心”的他组织管理模式,深入解析二者的特点及其优缺点,从而揭示这两种管理模式的管理哲学基础存在的本质差别,及其适应的不同环境条件,提出推动共创共享管理模式的原则性、思路:首先要判断实际应用的管理哲学与环境的匹配性,依据环境要求来调整变革管理哲学基础;基于不同管理哲学发展而来的管理模式及其管理工具,不能互为解决方案;而要在理解共创共享管理哲学的基础上去发展、完善新的管理手段。并从实践的角度提出了构建共创共享管理模式的普适性的实施策略。本研究试图将企业内部组织与个人如何实现共创共享的路径和机制,从管理模型、组织结构设计、自组织特点、动力机制、演化过程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论文在分析构建共创共享管理模式时,不仅关注其管理机制和组织结构的研究与设计,更重视其背后的哲学基础和管理理念的分析;通过盛隆案例,深入分析了企业管理的“中国经验”与“中国哲学”的结合关系,建立共创共享管理的理论框架,更有利于中国企业在转型升级的实践中加以借鉴。本研究的研究贡献包括如下方面:1、构建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共创共享管理理论框架,为动态变化环境下的企业管理模式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该理论模式的典型意义在于:不同于现代主流管理学研究“以企业为中心”的基本假设和根本依托点,共创共享管理模式下组织核心不再是实现企业目标,而是个人的成长、成功、成才;人不再作为企业发展的战略资源来看待,而企业则成为培养人的个性健康发展的资源和平台。2、本研究以系统整体为出发点,遵循系统分析的思路,以确保对共创共享组织机理研究的系统完整性和结构严谨性,有利于弥补现有共创共享研究过于零散和碎片化的不足。3、以自组织理论体系为研究基石,系统性地研究共创共享运行机理。从而能为共创共享组织构建提供从前提条件、动力机制、到结构、耦合、演化等全面系统的理论和策略支持。同时可以更好地揭示自组织各理论研究侧重点之间的密切内在关联性,为自组织理论体系应用于管理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范例。4、在详细对比共创共享自组织管理模式与传统他组织管理模式在管理哲学、管理特点和管理优缺点差别的基础上,提出共创共享组织的问题解决原则:两类管理模式不能互为解决方案,而要在理解其管理哲学的基础上去发展、完善新的管理手段,并由此提出了新的管理实施策略以切实地指导实践。这对纠正共创共享管理实践中已经出现,以及潜在的观念误区,进而引导新生的管理模式持续地发展完善具有重要的管理启示。

邓丽梅^[5]（2019）在《论新时期以来小说中底层知识青年形象的变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时期以来,很多作家笔下出现了一批底层知识青年形象,如接受过一定教育的进城务工者金狗、高加林、孙少平、汪长尺,来自农村或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及大学毕业生沈萍、孙兰香、邓一群、田萌生、蔡水清、涂自强、安小男、包兰等。这些在恢复高考、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他们的成长经验、奋斗历程、精神面貌等成为作家书写的重要内容,并且随着社会变革和时代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特性。本文将这些底层知识青年形象的变迁分为自我想象与诗性建构、欲望膨胀下的自我堕落与精神迷失、当下无法改变命运的现实焦虑三个阶段,并结合各个阶段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语境对这一群体的成长历程作综合考察。对这群体进行分析,不仅有利于探索新时期以来底层知识青年形象的变迁及其异同,理解他们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悲哭欢歌,还可以看到时代变化对作家认知的影响,反映出文学与现实的密切关系。绪论部分,对底层知识青年这个概念的来源及本文研究的具体对象进行界定,第一章立足于改革开放背景,主要分析1980年代小说中底层知识青年的自我觉醒及奋斗历程,探索他们思考自身发展的问题。第二章以1990年代至20世纪初的小说为例,从权势、色欲、金钱等方面去分析造成底层知识青年成长偏离的原因,并对其在世俗欲望驱使下造成的自我迷失等精神困境进行反思。第三章以新世纪以来的作品为例,分析底层知识青年在阶层固化加剧的社会背景中所面临的新困境,并探究其原因,以观照底层知识青年当下发展问题。第四章主要对底层知识青年形象变迁的作家书写进行总结,指出这一书写的现实意义和思想价值,并对书写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

全芳^[6]（2017）在《农村留守家庭离散问题治理的公共政策调适研究 ——基于可行能力视角》文中指出留守群体的家庭处于离散状态是当下中国农村面临的具有普遍性的重大问题。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4年,举家外出农民工所占比例始终徘徊在20%左右,也即意味着有近八成的农村家庭常年处于夫妻分居或父母与子女分离的离散状态。留守群体的最典型特征就是家庭离散。家庭离散指家庭成员在空间上处于分散生活的境况,并非指家庭的离异或解体。以家庭功能残缺和亲情缺失为主要表现的家庭离散问题,是留守群体面临的众多问题的归结点。留守家庭离散不仅造成原有的家庭功能缺陷,作为治理单元的家庭,其“齐家”而成“治国”的基础显然也受到损害,这既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子,也成为未来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隐患。因此,消除农村家庭离散,推动留守家庭实现团聚是当前国家和社会亟需解决的民生问题。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农村留守群体家庭离散问题。研究的进路聚焦于两点,其一,在城镇化大趋势下农村及农村家庭的位置如何安放?从实践看,治理家庭离散有两条并举的路径——举家迁移进城或者回家安居农村。前一条路径因为符合城镇化的发展趋势,成为当前国家的主流政策导向;后一条路径在城镇化主流趋势下被主流忽视,导致乡村愈加衰落,留守家庭的群体依然庞大,留守家庭和乡村一起被抛弃在现代化的边缘。实践证明,城镇化并不能快速解决农村留守家庭的离散问题,也并不意味着农村和农民的消失,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农业、农村及农民的发展问题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社会的安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需要另一条路径——农村建设——来补充,治理农村留守群体家庭离散问题应该是两条腿齐步前行。本文基于现代化之下乡村衰落的理论反思,研究的思路侧重于第二条路径,从农村复兴或农村建设视域探索留守家庭离散的治理之道,推动留守群体公平共享自由体面劳动和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这既是本文的研究思路之一,也是努力想要回答的问题。其二,治理农村留守群体家庭离散用何种政策工具、制度安排及治理措施?目前的治理措施是致力于城镇融入,政策工具主要是行政支持或经济补偿,但是,这种政府主导下的路径选择和补差原则下的经济帮扶是否回应留守家庭的真实需求,制度安排能否实现公平正义,尚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而从“赋予农村留守群体可行能力、给予更多社会机会、帮助他们依据自己的能力达成过自己珍视生活的目标”,这样的政策工具、制度安排和治理行动供给不足,本文选取“乡村发展和农民赋能”作为研究思路之一,是研究着力的第二个聚焦点。本文选取的理论工具为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可行能力视角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对经济发展中因社会安排不公而导致的各种非正义问题提供了极强的解释力,对解决在发展途中被迫离散的留守家庭问题具有指导意义。阿玛蒂亚森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以“可行能力”为中心,通过对“社会正义”,“权利”、“自由”等的论述搭建了一个庞大的理论网络,形成了他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独特反思。2017年2月国务院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推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新的进展,同时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培养新型农民,将赋能作为国家治理农村,推动农村、农业、农民发展的核心思想和主要举措,将赋能于农村、农业、农民列入农村发展的关键要素,“赋能”被置放在解决农村问题的凸显位置。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国家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实践,创新和发展了赋能的理论认知,为我们解决农村留守家庭离散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基于对农村留守群体家庭离散问题的研究,选取可行能力理论中的三个主题——社会正义、社会安排、社会性别作为本文的理论框架,从可行能力的哲学基础、工具性自由清单和性别视角探究留守家庭离散的生成逻辑,从乡村发展和农村公共政策调适角度提出治理对策。在研究方法上以质性研究与规范研究为主,通过田野调查,选取中西部的五个村庄作为个案研究点,通过丰富的案例呈现描述留守家庭离散样态。力图使论述“有理有据,言之有物”。文章主要观点如下:（1）受制于可行能力的剥夺,留守家庭离散生活方式的选择是一种实质的不自由,严重损害了农村和农民的发展。（2）国家农村发展政策的价值偏差是家庭离散生成的根本性因素。公共政策与公共行动的核心价值是公平正义,但功利主义的正义着眼于社会福利的总和,导致农村的衰落,农民“安居农村”的可行能力受制;罗尔斯的补差正义只是针对极少数处于极不利状态的人,没有将可行能力纳入扶贫内容,无法改善整个家庭的劣势处境。（3）国家农村发展政策的价值取向偏差,使农村的社会安排在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五个方面降低（甚或剥夺）了留守家庭的可行能力,导致其留村安居能力贫困。（4）在性别中立的系列公共政策中,农村留守妇女的主体性缺失是导致其无法跟随丈夫进城的主要原因。（5）治理农村留守家庭离散的公共政策（或者说制度安排）着力点是扩展其可行能力,包括政策的价值层面和政策实施层面的调适。全文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绪论和第一章。主要通过问题背景引入,提炼研究的问题,梳理相关文献,规划研究的进路,选取及调整合适的理论工具和方法论,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基础。绪论:主要阐述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研究思路、内容与研究方法,研究创新性和不足。第一章,理论工具与分析框架。通过对可行能力理论的阐释,从“正义理论,社会安排,社会性别”三个层面构建本文的分析框架,论述理论工具与研究对象的契合性。第二部分,本文的主体部分,包括第二至第五章。第二章,留守的村庄:田野调查。本章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桥村、星村、潘村、会村、龙村五个个案村庄进行简介,并以桥村为主对留守家庭的离散状况进行总结。通过个案村庄的“摸底”,展现当前农村留守家庭离散现象的普遍性和留守问题的严重性。然后通过案例呈现和访谈材料描述该群体的生活水准,试图通过其低水平的生活质量展现他们处境的劣势,提出家庭离散是对留守家庭成员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第三章,何为正义:留守家庭离散治理政策的价值反思。本章是从价值层面对影响留守家庭离散的农村政策的正义性进行探讨,这些农村政策主要体现为功利主义导向和罗尔斯的正义论导向。通过借鉴森的思想,对两类政策取向进行正义性评判,揭示出它们在治理留守家庭离散方面的非正义性,提出以可行能力为信息基础的正义思想。第四章,何种社会安排:可行能力视角下留守家庭离散的工具性自由清单。本章从工具性自由的五个方面——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分析相关的社会发展政策是如何导致留守家庭的可行能力贫困,引发家庭离散。第五章,何种性别建构:留守家庭离散中的差异性主体地位。本章从可行能力的性别视角分析留守妇女在家庭离散中的能力剥夺问题。通过农村政策中的性别关照分析留守妇女的能力剥夺,进而回答留守妇女为什么不能进城的问题。第三部分,主要放在第六章,即可行能力建设:农村留守家庭离散治理的路线图。本章围绕“留守家庭离散治理”提出对策建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方面,在价值层面树立以“人的可行能力拓展为核心的”农村政策取向,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政策议程,大力推动“人的新农村”建设,为农村家庭留村安居创造条件,坚持留守家庭权利维护和能力培育,赋予留守家庭平等的发展权利和机会,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进行政策调适,以扩展可行能力为目标,提出农村留守家庭治理的政策调适建议。第四部分,结论与展望。这是本文的结语部分,主要对全文进行总结,提出本研究的不足,并展望留守家庭离散问题的发展前景。本文的创新努力主要放在了研究视角和研究观点两个着力点上。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的特色在于:（1）以“家庭离散”为切入点分析留守问题。家庭离散是农村留守群体非常态生存的本质特征和困难的归结点,也是解决留守老人、妇女、儿童问题的关键。对留守群体家庭层面的关注有助于从根源思考留守问题的实质。（2）以“乡村发展中的政策调适”为视阈治理家庭离散问题。在城镇化的主流话语体系下,选取一条关注较少但不容忽视的路径——通过发展乡村,促进留守家庭就地安居农村,这既是对新型城镇化主流路径的反思,也是对农业现代化的响应。（3）以“可行能力”为理论工具,致力于对留守家庭进行“赋能”,从农民主体性角度促进其实质自由的发展。在研究观点方面,本文认为,农村家庭之所以产生离散的根本原因在于“实现家庭团聚”的自由的缺失,这种自由实质上是选择他们珍视的生活的可行能力被剥夺。农村留守家庭可行能力的贫困与我国长期以来坚持的城乡政策导向及具体的公共政策安排密切相关。解决问题的途径就在于在农村建设视阈下通过调适农村公共政策,扩展农村留守群体的可行能力。

王十月^[7]（2015）在《收脚印的人》文中研究指明第一章女士们、先生们:首先声明一点,我不是疯子。下面的陈述可能会超出你们惯常的生活经验,但绝不是疯人疯语。我以我的健康对灯起誓,明亮的灯啊,请您见证我的清醒。各位睿智的女士先生们,听完我的故事,你们会确信这一点,并且会在我的精神状况评估报告上给出公正的评价。我不希望以疯狂为藉口逃避法律的审判,我要证明我是理智的健康的有完全民事及刑事行为能力的,我愿为我的言行负责。我犯下杀人的罪行并非一时糊涂,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只是可惜,在操作时出了意外,结果未能

何虹江,郑兴隆^[8]（2013）在《李亨松养豪猪年赚80万元》文中研究说明一个22岁的小伙子,6年前远赴浙江省打工。经过几年打拼,他开起发廊,当上了老板。去年,他毅然返乡,搞起了豪猪养殖,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名人"。近日,笔者前往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中都镇采访了李亨松,听他讲述了自己从打工者到养猪致富者的成长经历。走出去开发廊再做"豪猪梦"李亨松是屏山县中都镇新坪村五组村民。2002年,16岁的他随村里人赴浙江省打工,随后又学习理发技术,开了一家发廊。到2006年,这家理发小店已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时尚发廊,"工人有10多名,每年有四五万元的纯利润。"他说。

林智超^[9]（2013）在《郑小琼诗歌研究 ——以“打工文学”为背景》文中研究说明“打工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学现象，它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南下“打工潮”现象密切相关。然而，这种文学现象长期以来为学界忽视。郑小琼作为21世纪的打工诗人，其诗歌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惊人的，她的出现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打工文学”正式进入主流文坛的视野。本文拟结合“打工文学”这一背景，对郑小琼的身世及其诗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等方面问题进行研究。本文一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对象，文献综述，研究内容等。第二章在探讨郑小琼的人生经历和创作成果的基础上，引出一系列问题，诸如，身份转变的原因问题，命名问题和普适性问题。笔者认为，郑小琼身份转变是内外因共同驱动的结果，既有自身努力的动因，也有时代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命名问题牵涉到名实关系的探讨，认为把诗人称为“珠三角外来打工女诗人”比较公允可靠。郑小琼诗歌创作和成名现象在性别、受教育程度和诗歌本体上等方面都不具有普适性。第三章论述了郑小琼诗歌的思想内容，笔者在对郑小琼诗歌分类的基础上展开对其诗歌思想性的探究，认为郑小琼诗歌具有紧贴底层、抵制异化、积极乐观、思念故土、追求真理等思想内容。第四章论述了郑小琼诗歌的艺术特色，笔者分别从语言、手法、结构、风格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笔者认为：第一，在语言上，郑小琼诗歌善用基本词汇和反常句。第二，从手法方面看，（1）郑小琼诗歌善用比喻、拟人、反复、排比等几种修辞手法；（2）象征和反讽是郑小琼诗歌比较突出的表现手法；（3）善用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第三，从结构方面看，郑小琼诗歌具有对比反差效果强烈和善用超语言要素的特点；第四，从风格方面看，郑小琼诗歌具有气势如虹、情感多元、粗粝凝重、诗如其人的特点。笔者拟在风格特色方面对于前面所阐发的各种艺术特色作总结说明、补充阐释和升华深化，使该部分浑然一体。第五章从郑小琼诗歌创作的微观维度过渡到“打工文学”发展的宏观维度，探讨了“打工现象”和“打工文学”的成因，“打工文学”的发展概况和现状，以及促进“打工文学”发展的建议和措施。最后，探讨了郑小琼诗歌的影响，在社会、文学和文化层面上揭示出郑小琼诗歌创作和“打工文学”发展的关系。

王彬彬^[10]（2013）在《论《推拿》》文中研究说明毕飞宇自《青衣》开始,明确转身,从此注重讲故事和写人物,也找到了自己的语言。没有《青衣》的转向,就没有《推拿》的成功。《推拿》的关键词是"尊严",这也是毕飞宇全部创作中的关键词之一。《推拿》通过对一群盲人形象的塑造,反思了主流社会长期以来对残疾人的态度,反思了"慈善"背后的冷酷与自私,更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表达了对人类尊严的思考。《推拿》让我们看到,歧视和伤害,有时恰恰是以慈善和关爱的面目出现的。

二、从打工者到当上老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打工者到当上老板（论文提纲范文）

（1）多重话语变奏中的打工者的多种面貌——初期打工文学中的工人叙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期农民工题材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论文提纲范文）

（4）企业共创共享管理模式及其运行机理 ——盛隆“群体老板制”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论新时期以来小说中底层知识青年形象的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6）农村留守家庭离散问题治理的公共政策调适研究 ——基于可行能力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7）收脚印的人（论文提纲范文）

（8）李亨松养豪猪年赚80万元（论文提纲范文）

（9）郑小琼诗歌研究 ——以“打工文学”为背景（论文提纲范文）

（10）论《推拿》（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打工者到当上老板（论文参考文献）

• [1]多重话语变奏中的打工者的多种面貌——初期打工文学中的工人叙述研究[J]. 刘宏志. 南腔北调, 2021(06)
• [2]新时期农民工题材小说研究[D]. 伍佩桢. 长沙理工大学, 2020(07)
• [3]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D]. 车志远.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2)
• [4]企业共创共享管理模式及其运行机理 ——盛隆“群体老板制”实证研究[D]. 谢清伦. 武汉大学, 2019(03)
• [5]论新时期以来小说中底层知识青年形象的变迁[D]. 邓丽梅. 广西民族大学, 2019(02)
• [6]农村留守家庭离散问题治理的公共政策调适研究 ——基于可行能力视角[D]. 全芳.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7]收脚印的人[J]. 王十月. 红岩, 2015(04)
• [8]李亨松养豪猪年赚80万元[J]. 何虹江,郑兴隆. 农村新技术, 2013(10)
• [9]郑小琼诗歌研究 ——以“打工文学”为背景[D]. 林智超.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3(11)
• [10]论《推拿》[J]. 王彬彬.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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