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世”对计量科技提出的要求（论文文献综述）
姜帅帅[1]（2021）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加成率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贸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不确定性明显增强,2020年新冠疫情的大流行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在全球化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剧必然推动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将对一国对外贸易产生多维度的影响,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我国已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出口产品竞争需要从价格竞争向质量竞争转变,出口产品加成能力的提升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那么,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我国出口产品加成率如何才能获得快速的提升,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从哪些路径对出口产品加成率产生影响,这些作用路径的方向和程度又如何,政府和企业应该怎样去应对?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企业产品加成率影响为主题,着重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侧重从哪些路径对我国出口产品加成率产生影响进行深入探讨。在理论分析层面,基于异质企业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分析框架,沿用Handley（2014）的基本思路,从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入手,首先论证了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因素及临界条件。以关税变化作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因素的替代变量,模型中纳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因素,论证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条件下,企业出口决策的条件;最后,结合模型推导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产品加成率的关系式,通过使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论证并得出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出口产品加成率提高这一基本理论假设。在实证层面,论文使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在已有文献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产品加成率测度方法的基础上,测算并改进了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出口产品加成率的测算方法,同时分别对这两个关键变量进行了测算和特征事实描述;其次,基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做为准自然实验,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倍差法）,系统评估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加成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大样本来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会提升我国出口产品加成能力,且此研究结论比较稳健;机制考察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及出口产品质量并降低出口产品边际成本路径刺激我国出口产品加成率的提升,研究结果并没有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会通过影响出口产品价格路径刺激我国出口产品加成率提升。最后,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产品加成率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异质性特征。进一步地,论文还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行业加成率的动态影响效应,首先借鉴Melitz和Polanec（2015）的生产率分解思路对行业加成率的增长率进行分解。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使得企业内加成率显着提升,但并没有使加成率较高企业的市场份额提高,地区要素市场化程度的改善却存在显着的市场份额改善效应;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使得部分加成率较低的企业进入了市场,从而降低了行业加成率平均水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加速了加成率较低企业市场退出的概率。论文研究结论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我国出口产品加成率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为有效规避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企业出口产品加成率的不利冲击提供了决策依据。
卢晓菲[2]（2020）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以英国硬脱欧、美国频频加税等为代表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国际贸易的突出特点,由此导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世界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在这种环境下,贸易壁垒、贸易保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贸易萎缩、经济损失等关键词频频出现,由此,学术界展开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丰富研究。本文基于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这一背景,深入研究了2002年中国入世期间、入世之后的过渡期和2018年前后中美贸易摩擦期这三个不同阶段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理论分析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效应。然后,利用中国海关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UNcomtrade数据、Feenstra等（2002）提供的关税数据和WTO的Tariff Download Facility数据等,使用引力模型估计、双重差分估计（DID）、高维面板固定效应估计、泊松模型和分位数估计等方法,针对三个阶段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以往经验表明,美国市场对中国来说具有重要地位,占中国总出口的18%左右。中国入世以来,输美出口主要以制造业为主,商品结构日益高级化,出口商品的价值链嵌入日益高端化,出口产品技术水平逐渐提高。第二,中国入世背景下,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着促进了出口规模扩张,TPU下降0.1单位,导致行业出口规模提高4.59%。这一结论十分稳健,且消费品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规模扩张效应显着大于其他行业。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效应的作用机制主要是沉没成本效应以及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效应。第三,在中国入世的过渡期,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之间显着正相关,在控制一系列因素的条件下,TPU提高的企业相较于TPU没有提高的企业,其出口规模要高15.6%、出口产品质量要高1.2%、新增出口产品数量要低5.6%、退出出口产品数量要高28.4%。这一倒逼升级效应具有良好的稳健性,且加工贸易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出口规模扩张和出口质量升级效应显着强于其他企业,国有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效应显着强于其他企业。就行业异质性而言,消费品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的出口产品规模扩张效应和产品转换效应显着强于其他行业,而资本品和中间品行业或高技术行业的出口质量升级效应显着更强。就出口市场异质性而言,美国市场或高收入市场的出口产品规模效应显着强于其他市场。最后,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效应的作用机制略有差异,出口规模扩张和出口质量升级效应主要是通过企业自选择行为和市场再分割机制,而出口产品转换则主要是由于企业生产率的的中介效应。第四,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中国输美产品水平出口规模负相关,即TPU每提高1个单位,中国输美产品出口额降低7.6%。这一影响效应非常显着且稳健,具有异质性:加工贸易产品受到的抑制作用显着强于一般贸易;中间品显着强于资本品和消费品;高技术显着强于中低技术行业,主要原因可能是美国此次掀起贸易摩擦重点针对的是中国小规模的高技术出口。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产品出口规模的作用机制体现出明显的市场替代效应和产品调整效应。本文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内涵。全球贸易紧张局势日益升级的国际大背景下,各国均致力于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以突破当前的低迷时期。无论是对政策制定者,还是对微观企业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尽管中美贸易摩擦抑制了宏观行业出口,但中国目前正在全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产业竞争力,出口贸易仍是推动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美国也仍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所以在目前的经济转型关键期,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更应该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扩大贸易自由化。对微观企业而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导致外贸市场进入门槛提高,市场竞争持续升级,原本靠出口低附加值、低质量产品而生存的企业纷纷退出,对出口企业构成了挑战。但另一方面,市场环境的恶化也形成新一轮的“洗牌”:出口企业各自凭借产品竞争力重新分割出口市场份额,倒逼企业不得不放弃“薄利多销”、只为短期获利的低质量出口,转而加强研发、提高质量、提高核心竞争力实现出口结构的转型。因此,企业更应该借此迎难而上、破茧成蝶。
刘刚[3]（2019）在《行业法治研究》文中认为当前,我国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思想。到2035年,我国还要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的目标。如何判断法治社会基本建成,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迫切的实践问题。社会是由行业组成的,法治社会的建成可以走一条行业法治之路。法治社会是社会领域实现法治化的治理状态,而行业法治可以理解为是指行业领域的法治化的治理过程。先有法而后才有法治,先有行业法而后才有行业法治。因此,要研究行业法治,需要先研究行业法;而要研究行业法,则需要先研究“行业”。改革开放后,我国立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行业”入法现象,汇聚成“法律中的行业”这个独特命题。对“行业”入法现象的实证分析表明,“行业”已经从一个古老的经济概念变成一个新生的法律概念。“行业”入法现象在所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总体上占到了三成,席卷了除诉讼法及非诉讼程序法之外的所有部门法,甚至现行宪法也对“行业”做出了明确规定,宣示了“行业”的宪法地位。“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包括行业规划、行业标准、行业自律、行业诚信、行业垄断、行业主体、行业协会和从业人员等。“行业”入法现象有力的支撑了行业法的存在,宣告了行业法治的潜在可能。“行业”入法现象是对行业在社会结构中的变迁的法律响应,行业法是法律社会化发展的最新表现。系统梳理行业法的历史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虽然学界还存在分歧,但也形成了一些理论共识,即行业法是兼顾“硬法”和“软法”在内的体系。新兴的行业法有助于一并解决传统部门法体系的学科壁垒问题、稳定性不足的问题以及部门法的局限性问题。行业法应该继部门法之后,成为我国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中的新成员。行业法与部门法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交叉与重叠关系,二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建基于法治概念的宽泛性和灵活性。行业法治是一种“混合”法治,其内涵表现为“硬法”之治和“软法”之治的结合、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横向体系（各行各业的法治）和纵向体系（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在内）的结合。行业法治是一种“复杂”法治,其特性包括法治主体的多元性、法律规范的复合性、行业治理的差异性、运行机制的共治性和调整范围的全面性。行业法治是一种真法治,而不是假法治,其理念包括权利保护理念、公平正义理念、科学发展理念和自治理念。行业法治是一种有意义的法治。从法治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也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还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从行业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也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还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行业法治体现了行业与法治的互动关系,促进了法治发展和行业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社会基础、法律基础四个方面。其中,经济基础是指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基础是指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步建立;社会基础是指行业组织的大量出现;法律基础是指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与法治社会一样,行业法治也包括主体要素、制度要素与实践要素。这三种要素共同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与“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主要形式样态基本一致,行业标准、行业协会和行业自治构成了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是广义的行业标准,行业标准是一种“软法”,可以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柔性化和可操作性。行业协会是行业法治的重要主体,行业协会通过参与行业立法、行业纠纷化解、行业监管和行业管理等来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既是权利,也是权力。行业自治首先通过行业自治规范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但是,在行业法治的运行中,行业监管与行业自治始终需要处于动态平衡的态势中,只有这样,行业自治才能最大限度的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理想的行业法治是完美的,但是行业法治的现实运行,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等,还存在若干缺陷,因而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完善措施。其中,行业立法存在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行业法律滞后、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等缺陷。对此,一是可建立专业工作委员会提出立法草案的体制,取代现有的行业主管部门主导立法的立法体制,并建立第三方如行业协会等接受立法机关委托起草行业立法的立法体制;二是应将行业标准的制定权赋予行业协会,取代现有的行政机关制定行业标准的体制,并建立跨行业的标准协调制度,加大推广综合标准制度;三是应及时修订行业立法。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包括重审批轻监管、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不健全,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等。对此,一是需要将监管理念从“重审批轻监管”转变为“轻审批重监管”,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二是政府应建立包括企业、非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在内的全国统一信息共享平台,并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在信用监管中的作用;三是应当从监管主体、监管模式、监管手段和监管过程等四个方面完善综合监管体制;四是对新兴行业应遵循政府适度监管的原则。行业纠纷化解存在行业调解制度公信力有待加强、认同度和成功率都不高、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等问题。对此,一是应进一步增强行业协会的代表性,提升行业调解的公信力;二是应积极推动行业协会设立专业性调解组织,提高行业调解人员的准入资格条件,以提升行业调解制度的利用率和成功率;三是应当建立专门的行业调解程序;四是健全行业仲裁制度,可考虑由行业协会组建行业仲裁委员会,并修订《仲裁法》,赋予行业仲裁应有的法律地位;五是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尽可能减少行业纠纷的产生。行业自治方面,存在着立法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消除等不足。对此,一是应该突出“行业自治”的理念,将法律条文中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二是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不再干预行业协会的内部事务;三是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只要不违反法律,行业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皆由行业协会自行解决。同时,国家需保留对行业协会的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综上,通过对“行业”入法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对行业法和行业法治的研究成果进行历史分析,对行业法治的内涵、特性、理念、实践意义等问题进行概念分析、对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和基本要素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行业法治的理论框架体系得以初步建立。只要有效解决行业法治在现实运行中的不足,作为法治社会的建设途径,行业法治一定会拥有美好的未来。期待有朝一日,行业法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行业法治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周金凯[4]（2019）在《产业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结构性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经贸关系更是双边关系的重中之重。中美贸易总额不断增长的同时,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也在不断扩大。中美贸易发展和失衡问题并存,但贸易失衡问题更为敏感突出。特朗普执政后,尤其对此问题高度关注,并试图通过单边主义政策加以解决。中美对于贸易失衡问题的共识与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双方关系的未来走向。因此,深入研究中美贸易失衡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贸易逆差是一个宏观经济的总量概念,但贸易竞争更多体现在产业层面,恰恰正是产业竞争对一国产业发展和就业状况产生直接影响。在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上,当前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的关注点多集中在贸易逆差这个总量概念上,以两国间产业竞争为视角的研究略显不足,特别是对产业层面上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究竟如何、这种竞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究竟如何、以及美国单纯以贸易逆差的表象作为其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依据,忽略产业竞争因素,是否是实现其政治意图的一种有意为之等等,这些事关两国切身利益的问题,缺乏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因此,从产业视角研究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影响,不仅扩展了贸易失衡的理论研究,为中美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我国构建全方位开放的贸易格局战略提供政策制定、评估和改进依据。本文从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和原因入手进行分析。首先,本文参考美国产业就业率、选举政治、中美贸易逆差程度和美国贸易救济措施等因素选定代表性产业,包括纺织业、塑料和橡胶业、金属制造业、化工业、机械制造业、电器及电子设备制造业。接下来,文章对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及原因进行分析。分析表明,美国对华代表性产业的贸易逆差不断增长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其与中国全球代表性产业的贸易差额同步变化,二者的比重整体保持平稳,中美贸易逆差变化是相对的。究其原因,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主要是美方贸易统计数据高估、美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替代效应与贸易创造效应、中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深入分析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关系,本文分别利用贸易与就业、贸易与产出、贸易与工资的回归模型,通过贸易与利润关系的经验分析,研判中美贸易失衡是否对美国代表性产业构成结构性冲击。结果表明:中美贸易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及其分类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就业、产出、工资和利润的影响具有产业差异性,以正向影响为主,并未对美国代表性产业构成结构性冲击。因此,一直以来,美国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对华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并非基于“产业严重受损”的事实。为了佐证实证分析结果,本文结合“232调查”的主要产品——钢铁和高新技术产品——苹果手机两个典型产业案例,详细剖析了中美高新技术产业贸易失衡的本质和中美钢铁贸易是否对美国钢铁产业构成竞争与冲击,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本文通过中美与日美对比分析,以历史事实阐释美国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是客观事实,还是有意为之。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全面升级时,美国以日美贸易失衡冲击其产业为由对日本进行贸易制裁,要求减少双方贸易差额。当前中国与日本面临的情形看似一样,但二者却有本质不同,包括:贸易摩擦全面升级时中美与日美的产业发展阶段不同,日美产业结构以竞争为主,中美产业结构以互补为主;中国对美国出口企业涉及美国在华投资公司,日本对美出口企业主要是日本本土企业;日美同属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有意加强对华出口管制。结果表明:日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主导产业构成实质性冲击,这与中美贸易失衡有着本质不同。因此,美国大肆宣扬中美贸易失衡对其构成“产业冲击”即存在夸大其词,又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不论美国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是夸大其词,还是有意为之,其目的都是为制定和实施对华贸易政策服务。在中美贸易失衡、产业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方面,美国产业界不仅鼓吹中美贸易失衡威胁国家产业安全,而且直接游说政府和国会,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因此,本文以美国产业界（企业和产业利益集团）的态度为联结,基于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影响,分析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本文通过对美国产业界的态度分析得出:一方面,在美国企业界中,传统“夕阳产业”企业,如钢铁业和纺织业,受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较重,是“中国产业冲击”言论的主要制造者。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美国跨国公司则很少关注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另一方面,在产业利益集团中,主要关注中美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的是传统制造业的代表,如美国劳联-产联、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全国纺织产业委员会等。受益于贸易自由化的利益集团,如美国商会、美国商业圆桌会议等则很少提及中美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基于美国产业界的态度,本文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归纳总结,得出结论: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经历了以“交往”为主向以“遏制”为主的转变。其中,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主要奉行以“交往”为主的对华贸易政策,中美经贸关系得到迅速发展;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倾向奉行以“遏制”为主的对华贸易政策,中美经贸关系面临新的考验。这一转变与美国产业利益集团的态度变化密切相关,即长期以来,美国很难通过“贸易交往政策”全面迅速打开中国市场,将中国发展置于“美国规则”约束下。美国需要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改变现有局面,以求在中美战略竞争中进一步遏制中国发展,维护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话题正好成为美国实现其对华战略目标的托辞。综合本文分析,在中美贸易失衡的背景下,美国以“产业冲击”为由,对华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贸易政策,并非真的构筑在产业严重受损的事实基础上。美国有意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一方面为迎合利益集团的诉求,以服务于国内选举政治;另一方面旨在借机大肆炒作该问题,将中美贸易问题政治化,最大限度遏制中国发展,维护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最后,本文针对研究结论,提出加快中国产业升级、多措并举应对中美贸易失衡和防止中美金融战等建议。
马琳（Mastiaeva Mariia）[5]（2019）在《中国服装出口俄罗斯市场的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作为中国传统产业,服装行业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服装生产和销售国家。服装出口贸易是中国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近年来,随着中外贸易往来日渐增多,中国服装制造业的实力也日益凸显,更多的服装品牌在中国设厂,甚至把创意设计中心开设在此。在从事服装行业的国家中,俄罗斯也是其中不可缺的重要参与者。二十多年来,俄罗斯是中国服装的重要出口市场,双边贸易中,服装一直占有很大比重,对双边经贸合作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中国与俄罗斯开展服装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发展潜力巨大。俄罗斯棉、毛原料匮乏,纺织加工工艺陈旧,设备落后,服装及其它各类制成品生产能力不足,无法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中国服装在俄市场已占有相当比重,拥有较固定的消费群体。购买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已成为俄中下收入阶层的首要选择。从1998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先享受了快速增长,后来经受了 2014-2016年的经济危机的影响。这些改变了俄罗斯消费者的偏好,对中国出口商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目前中国企业要改善其营销策略以保持市场份额并吸引新的消费者,提高中国服装商品在俄罗斯市场上的竞争力。本文就中俄两国经济文化合作的历史和现状,服装业发展以及俄罗斯服装市场进行研究并提出问题加以分析。最后对中国服装企业出口到俄罗斯的营销策略提出一些建议。
詹淼华[6]（2019）在《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出口贸易规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然而,随着人口、土地和政策等比较优势逐渐弱化,资源和环境约束逐步加剧,国际市场需求持续低迷,近几年中国出口贸易增速明显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的趋势。在此背景下,为摆脱当前困境、实现中国出口贸易的持续稳定发展,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成为重要途径之一。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出口产品质量问题,尤其是进入新新贸易理论发展阶段,得益于数理模型的不断优化,诸多国外学者试图从出口产品质量的视角解释国际贸易新现象并探索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内在机理。相比之下,中国出口产品质量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现有关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基本特征的研究中,鲜有文献从出口产品质量分布特征展开分析;同时,关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大多文献又忽略了贸易伙伴国经济发展水平及收入分配状况和贸易自由化等因素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可能产生影响。鉴于此,本文从总体、行业和贸易伙伴国层面考察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分布及水平特征变化。在此基础上,分析贸易伙伴国经济发展水平及收入分配状况和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然后,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剖析中国出口产品在不同贸易网络中地位的演化趋势,以此提出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战略和路径。随后,本文考察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分布特征及其变化趋势,发现目前中国出口产品仍以低质量产品出口为主,产品质量仍有待提高,但低质量产品出口比重呈现下降态势,中等质量产品出口比重呈现上升态势,高质量产品出口比重基本保持不变。其次,从行业层面看,食品、饮料、酒醋及烟草产品,木、稻草秸秆及制品,木浆、纸及制品这3个行业以中等质量产品的出口为主,其余18个行业则以低质量产品的出口为主,其中植物产品和动植物油及脂类产品中的高质量产品出口比重相对较高,机械、电气设备及运输设备等行业的中等质量产品出口比重呈现上升趋势。从贸易伙伴国层面来看,中国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高质量产品、中等质量产品占比要高于中低收入国家。从出口产品质量分布的国际比较来看,发达国家的高质量产品出口比重要高于其他国家及地区,而低质量产品出口比重要明显低于其他国家及地区。接着本文实证考察了贸易伙伴国经济发展水平及收入分配状况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发现随着贸易伙伴国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单位价值也会提高,同时,中等收入国家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也有利于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单位价值。更进一步,本文将出口产品分为同质产品与差异产品以及不同技术水平的产品,发现贸易伙伴国经济发展水平及收入分配状况对中国不同出口产品单位价值的影响各不相同。然后,本文还实证分析了最终产品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发现中间品关税减让有利于中国出口产品单位价值提升,而最终产品关税减让对中国出口产品单位价值的影响并不明确。分行业来看,中间品关税减让仅有利于提高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出口产品单位价值,而最终品关税的减让仅有利于提升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出口产品单位价值。为了分析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战略和路径,本文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来剖析中国出口产品在高质量产品、中等质量产品与低质量产品等3种类型的全球贸易网络和“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中地位的演化趋势。研究发现,中国在中等质量产品与低质量产品的全球贸易网络以及“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中已经处于核心控制地位,但在高质量产品的全球贸易网络中,地位不及美国、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那么,本文认为进一步加强与发达国家的高质量产品贸易合作和把握“一带一路”战略是目前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主要战略和路径。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是:为了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摆脱当前贸易困境,实现出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应把握核心地位优势,优化出口市场布局;深化贸易自由化改革,完善关税政策体系建设,改善啊关税调控作用;完善高技术产业政策;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企业研发投入。
诸竹君[7]（2018）在《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决定因素及动态演进：从低加成率陷阱向优质优价升级》文中研究说明进入WTO以来,中国企业依赖劳动力等成本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通过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获得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前置文献大都从出口数量或者“二元边际”等视角出发,解释中国出口高速增长的理论机制,阐释“中国奇迹”的出口端原因。伴随中国出口增速的显着放缓、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性日益突出,近期文献从关注出口的“量”转向“质”,从生产率、技术复杂度、出口产品质量等视角研究了出口企业的绩效情况。但是从盈利水平出发,分析出口企业盈利情况和市场势力的文献还较为鲜见,企业盈利水平可以通过加成率这一指标加以刻画。本文旨在通过构建一个理论框架分析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机制、决定因素和动态演进,这是对现有国际经济学实证研究的边际拓展和基于“中国事实”的现实研究。传统理论观点是出口企业加成率高于不出口企业,本文的重大实证发现是中国出口企业存在“低加成率陷阱”,即出口企业加成率低于同行业不出口企业。这一发现证实了中国企业并未通过出口显着提升盈利水平,出口主要表现为数量增加而非盈利强化。在此基础上,通过扩展基准理论模型,本文对中国出口企业“低加成率陷阱”进行了机制分析,理论研究表明企业进入出口市场面临“竞争加剧效应”和“质量升级效应”,而中国企业较低的生产率水平决定了其以较低产品质量嵌入国际市场,“竞争加剧效应”大于“质量升级效应”,获得较低的加成率水平。在静态分析基础上,本文通过动态效应扩展深入探讨了破解中国出口企业“低加成率陷阱”的主要渠道,从进口中间品、产品创新和出口模式转换等视角分析了其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动态影响,发现上述变量可能是推动中国出口企业向“优质优价”转型的重要渠道。最后,本文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推动我国出口企业向“优进优出、优质优价”转型的政策建议,这对于培育我国外贸竞争新优势,推动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通过扩展MO模型建立了本文的基准模型,理论模型显示出口企业加成率并非是随生产率的线性关系,而是随生产率呈“U型”曲线关系,即生产率较低的出口企业加成率低于相应生产率的不出口企业,只有当生产率超过门槛值时企业加成率才会与生产率呈现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引入产品质量的影响,发现出口企业加成率决定因素是最优产品质量选择。研究发现出口企业面临“竞争加剧效应”和“质量升级效应”,存在正向“质量升级效应”门槛值,只有当企业跨越这一门槛值时才会选择“高质量、高价格、高加成率”的出口模式,反之当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较低时,会选择“低质量、低价格、低加成率”的出口模式,从而引致出口企业“低加成率陷阱”。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出口企业仅有约25%越过这一门槛值,即大多数出口企业处于“低加成率陷阱”,这是基准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对这一学术命题的刻画和检验。（2）基准模型通过全样本数据对“低加成率陷阱”进行了分析,但是忽略了可能存在的子样本异质性。Ahn et al.（2011）指出中国存在较为广泛的贸易中间商问题,大量企业通过间接贸易出口。通过扩展基准模型,本文提出企业加成率除了由生产率决定外,还受到“需求冲击效应”影响,需求冲击越大企业出口加成率水平越低。引入出口模式的动态扩展模型表明,出口企业在动态下面临“出口中学效应”和“需求冲击适应效应”,直接出口企业相比于间接出口企业具有更加显着的正向“出口中学效应”和“需求冲击适应效应”,因而面临出口市场竞争时,直接出口企业的加成率水平显着提升,而间接出口企业加成率水平显着弱化,正是由于不同的贸易模式造成了出口企业“低加成率陷阱”。（3）在静态模型基础上,本文通过对企业加成率动态的研究,试图回答促使中国出口企业跨越“低加成率陷阱”的重要渠道,其中可能的路径之一是通过进口中间品。根据新增长理论进口中间品通过水平效应和垂直效应提升企业生产率水平,本文重点考察了更多进口中间品的水平效应。出乎理论预期的结果是中国进口中间品企业的加成率显着低于非进口中间品企业,这是本文提出的第二个重要学术命题“低加成率之谜”。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发现通过加工贸易嵌入全球价值链并不能改善企业竞争力水平,而一般贸易进口中间品企业的加成率则显着提升。本文通过纳入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释。一种潜在的可能性是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由于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更倾向于通过加工贸易进口中间品,而贸易分成决定于企业的前置成本负担,融资约束较紧的企业由于较少的初始成本投入缺乏最终利润议价权,因此其贸易分成相对较少,加成率未能显着改善。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对这一机制进行了检验,并提出应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4）除了通过进口中间品提升企业加成率外,产品创新也是动态改进企业加成率的重要路径之一。本文将企业产品创新简化为垂直层面的质量创新,理论结果表明企业的产品创新行为可通过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作用到加成率,但是产品质量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不是单调的,而是呈现“U型”曲线关系,只有当企业产品质量提升到一定程度时,创新才能提升出口企业加成率水平。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产品创新提升了出口企业加成率,在各个子样本中均存在显着正向效应,这证实了产品创新是中国出口企业动态提升加成率的重要路径,创新驱动战略从实证层面确实是提升我国出口企业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吴梦[8]（2018）在《中国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毫无疑问,中国在对外贸易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推行的以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主要内容的贸易自由化改革是紧密相连的。然而,高速度的发展并不意味着高质量的发展,在贸易繁荣发展的背后,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与挑战。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发展究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问题展开了大量的探索与研究。而关于贸易自由化福利效应的探讨,是其中古老且核心的问题。然而,迄今为止,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并没取得一致的结论。那么,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对中国的福利水平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在不同地区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在不同群体之间是否存在区别?显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评价中国贸易自由化改革的“得”与“失”,同时也为未来的贸易政策调整与深入改革提供参考。基于上述现实背景,本文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与工业企业、家庭收入调查微观数据,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全面系统地考察贸易自由化对中国生产者福利、消费者福利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具体地,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以及贸易政策的阶段性演进特征,构造了贸易自由化水平的测度指标,进一步对中国整体贸易自由化水平以及各类货物、各行业的贸易自由化水平的测算结果进行定量分析。进而就贸易自由化影响生产者、消费者与社会福利水平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并在分析的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考察贸易自由化对生产者福利、消费者福利与社会福利的影响。最后得到本文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给出相应的政策启示,进一步总结本文的研究不足以及未来可以扩展的方向。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贸易自由化的生产者福利效应为:中间投入品关税减让通过成本节约效应显着提高了企业的利润率水平,而最终产品关税减让则通过进口竞争效应降低了企业的利润率水平,贸易自由化短期内不利于企业福利水平的提升;最终产品关税减让与中间投入品关税减让对本土企业、非出口企业利润率水平的影响程度分别大于外资企业、出口企业。第二,中国贸易自由化通过关税削减所产生的消费者福利效应为:从消费效应来看,所有省份都在关税削减带来的消费品价格下降中受益,东部地区平均消费效应较高,西部地区较低,随着家庭人均收入逐渐提高,消费效应呈现下降趋势;从工资效应来看,所有省份都在关税削减带来的劳动者工资收入上升中受益,西部地区的平均工资效应较高,东部地区居中,而中部地区较低,随着家庭人均收入逐渐提高,工资效应呈现先升后降趋势;从福利效应来看,贸易自由化提高了所有家庭的福利水平,且低收入水平家庭在贸易自由化中受益更大,贸易自由化更倾向于提升低收入家庭的福利水平。第三,中国贸易自由化通过进口种类增长所产生的消费者福利效应为:首先,在1998-2001年间,由于忽略进口种类的增加导致中国进口价格指数向上偏误3.78%,中国消费者可以从进口种类增加中获得相当于2001年GDP的0.44%的福利增长;在2001-2005年间,由于忽略进口种类的增加使得中国进口价格指数向上偏误6.69%,消费者由此获得的福利增长相当于2005年GDP的1.08%;在2005-2010年间,传统进口价格指数向下偏误7.01%,消费者从中国进口种类变动中损失的福利相当于2010年GDP的1.08%。其次,从中国进口价格偏误指数的货物大类分解来看,消费品与资本品对中国进口价格指数偏误的贡献度显着高于初级品与中间品;从行业分解来看,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41）、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40）两个行业对中国进口价格指数偏误的贡献度最高。第四,中国贸易自由化的社会福利效应为:贸易自由化与社会福利水平之间存在显着且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初级品、资本品、中间品、消费品四类货物贸易自由化对社会福利水平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其中,消费品的福利提升作用更为显着,而资本品的作用相对较小;贸易自由化对西部地区社会福利的影响程度最大,东部地区次之,而对中部地区社会福利水平的改善作用并不明显;贸易自由化对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较大,对生态建设与民生改善的影响较小,而对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着。综上,从宏观层面来看,贸易自由化促进了中国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但是对不同地区、不同发展方面的影响存在差异;从微观层面来看,贸易自由化提高了消费者的福利水平,但是短期内不利于生产者福利水平的提升,同样,对于不同类型的群体,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苗双有[9]（2017）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技术选择、产品质量和加成率》文中研究说明为了加大对外开放程度和融入世界多边贸易化体系,中国在2001年末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WTO后,中国按照入世承诺在2002-2005年间逐步较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水平,2005-2010年间小幅度降低进口关税水平,并于2010年彻底实现关税削减承诺。在履行关税削减承诺时,中国削减了部分关键零部件等中间品的进口关税水平,这一外生的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政策无疑会对中国制造业企业行为与绩效造成重要的影响。在此政策背景下,深入探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行为与绩效的影响将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强烈的政策意义。本文在新新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下,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通过构建理论建模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研究了入世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技术选择、出口产品质量和加成率的影响。与以往大部分文献不同,本文专注研究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并深入探讨其作用机理。发现以下核心结论:第一,入世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并非促进所有中国制造业企业应用高生产技术,仅促进中等生产率的出口企业应用高生产技术。探讨其作用机理时,本文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高生产技术的促进作用与初始生产率水平有关。通过行业异质性分析,我们也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技术密集型企业生产技术的促进作用最强,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技术选择的影响最弱。第二,入世后中间品关税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加成率呈非线性U型关系,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总体作用方向首先为负向抑制作用,后转变为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探讨作用机理,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可通过成本渠道和竞争渠道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加成率。通过分析两渠道的作用方向与作用大小,可成功解释入世后中间品关税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加成率呈现U型关系的原因。
文武[10]（2015）在《研发投入与经济周期相关性研究 ——从融资约束与金融发展视角的考察》文中指出研发投入随经济周期变动而表现出周期性特征并对不同经济周期阶段做出非对称反应,这对一国研发投入力度进而经济长期增长动力有重要影响。目前,创新理论研究视角已转向金融因素和研发投入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作用机制。现实经济中,金融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代理成本等问题存在使经济主体研发投入决策受制于金融因素,因此,本文从融资约束与金融发展的视角考察研发投入与经济周期的相关性。理论分析中,本文在两期世代交替模型中引入融资约束,深入剖析经济周期与研发投入之间的作用机制,指出:融资约束是研发投入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当融资约束程度较高、足以抵消机会成本效应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时,研发投入顺经济周期变化,且融资约束程度越高,研发投入水平越低,其顺经济周期变化的特征越明显。研发强度是研发投入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是衡量一国研发投入水平与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依据,为此,本文随后在此基础上讨论研发强度周期特征以及经济周期波动对研发强度的总效应,并基于金融功能观分析了金融发展对研发强度周期特征的影响,发现融资约束程度足够高时,持续的经济波动将对研发强度有负效应,而金融发展有助于减少这个负效应。实证分析中,基于29个发达国家、26个发展中国家与我国30个省市19982011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各国融资约束程度较高,足以抵消机会成本效应的影响,研发投入顺经济周期变化,其中,发展中国家研发投入顺经济周期变化的特征更明显。随后,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引入“扩张期”和“紧缩期”两个经济周期指标,考察研发强度对不同经济周期阶段的非对称反应,揭示各国研发强度周期特征、差异及成因。分阶段考察后发现,首先,发达国家研发强度呈增长型周期特征,而发展中国家研发强度逆经济周期变化,且对经济周期的反应力度呈现出扩张期强于紧缩期的特征,从而在长期中,持续经济波动对发展中国家研发强度有负效应,这是经济主体面临较高融资约束的结果;其次,研发投入水平不同的国家,研发强度周期特征也存在明显差异;最后,我国转型期现实情况的考察结果表明,研发强度逆经济周期变化,其对经济扩张的负向反应力度强于对经济紧缩的正向反应力度,持续的经济波动对我国研发强度有负效应,不利于提高研发强度,而这个负效应在西部区域更强;分不同研发主体看,经济波动对我国研发强度的负效应主要来源于其对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强度的负向影响。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经济主体面临较强融资约束,使我国研发投入在经济扩张期的提高幅度远远小于发达国家,并导致持续经济波动对我国研发强度产生负效应,这个负效应力度甚至强于其他发展中国家,鉴于此,本文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与金融效率三个维度考察金融发展对我国研发强度周期特征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可降低研发强度对经济扩张的负向反应力度并提高其对经济紧缩期的正向反应力度,减小持续经济波动对我国研发强度产生的负效应,其中,金融结构的改善最有利于减少这个负效应;而我国由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失衡,金融发展在降低经济波动对西部区域研发强度的负效应时,作用相对有限。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最后提出的政策启示为:首先,针对经济发展不同周期阶段在各区域合理定位科技政策;其次,为提高研发强度,应实施适度温和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减少经济波动,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最后,合理控制金融规模,优化金融结构与金融资源的区域间分布,实施差异化金融发展战略,并促进直接融资途径发展。
二、“入世”对计量科技提出的要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入世”对计量科技提出的要求（论文提纲范文）
（1）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加成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 |
| 2.1.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经济效应 |
| 2.1.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述评 |
| 2.2 加成率影响因素研究 |
| 2.2.1 企业加成率影响因素研究 |
| 2.2.2 行业加成率影响因素研究 |
| 2.2.3 产品加成率影响因素研究 |
| 2.2.4加成率影响因素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3章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品加成率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1 基准模型构建 |
| 3.1.1 消费者偏好 |
| 3.1.2 生产和进口关税 |
| 3.1.3 企业出口临界条件 |
| 3.2 模型拓展: 纳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因素 |
| 3.2.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情形下的企业出口决策 |
| 3.2.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产品加成率的影响 |
| 3.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品加成率的作用路径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产品加成率特征事实 |
| 4.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测度与特征事实 |
| 4.1.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测算 |
| 4.1.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动特征事实 |
| 4.2 出口产品加成率测度与特征事实 |
| 4.2.1 出口产品加成率测度方法 |
| 4.2.2 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加成率特征事实描述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产品加成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设计、变量构造与数据来源 |
| 5.1.1 计量模型设计 |
| 5.1.2 变量构造 |
| 5.1.3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5.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2.1 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
| 5.2.2 稳健性分析 |
| 5.2.3 异质性分析 |
| 5.3 作用机制考察 |
| 5.3.1 融资约束路径 |
| 5.3.2 产品价格路径 |
| 5.3.3 技术复杂度路径 |
| 5.3.4 出口产品质量路径 |
| 5.3.5 边际成本路径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行业加成率的动态影响 |
| 6.1 行业加成率分解与测算 |
| 6.1.1 行业加成率的分解方法 |
| 6.1.2 行业加成率分解结果与分析 |
| 6.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行业加成率动态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2.1 计量模型设计 |
| 6.2.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行业加成率变动的水平效应 |
| 6.2.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行业加成率变动的资源再配置效应 |
| 6.2.4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行业加成率变动的市场进入效应 |
| 6.2.5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行业加成率变动的市场退出效应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理论研究结论 |
| 7.1.2 实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政府层面的政策建议 |
| 7.2.2 企业层面的对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及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框架、内容和方法 |
| 1.2.1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1.2.2 研究主要内容 |
| 1.3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3.1 创新点 |
| 1.3.2 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起源 |
| 2.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投资 |
| 2.1.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贸易 |
| 2.1.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其他经济要素 |
| 2.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方法 |
| 2.2.1 关税测算法 |
| 2.2.2 非关税壁垒识别法 |
| 2.2.3 文本提取法 |
| 2.2.4 测算方法比较 |
| 2.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
| 2.3.1 贸易协定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
| 2.3.2 贸易协定背景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
| 2.3.3 无贸易协定背景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美贸易和贸易摩擦演变特征事实 |
| 3.1 中美贸易演变历程和特征事实 |
| 3.1.1 总贸易规模及地位趋势演变 |
| 3.1.2 贸易顺差趋势演变 |
| 3.1.3 行业分布特征演变 |
| 3.2 中美贸易摩擦演变历程和典型特征 |
| 3.2.1 摩擦初发时期 |
| 3.2.2 摩擦爆发时期 |
| 3.2.3 摩擦频发时期 |
| 3.2.4 摩擦高发时期 |
| 3.2.5 摩擦全面升级时期 |
| 3.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演变和典型特征 |
| 3.3.1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趋势特征 |
| 3.3.2 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趋势特征 |
| 3.3.3 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趋势特征 |
| 3.4 日美贸易摩擦演化及经验启示 |
| 3.4.1 摩擦初发时期 |
| 3.4.2 摩擦爆发时期 |
| 3.4.3 摩擦高发时期 |
| 3.4.4 摩擦全面升级时期 |
| 3.4.5 中美贸易摩擦和日美贸易摩擦对比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出口升级的理论分析 |
| 4.1 相关概念辨析 |
| 4.1.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
| 4.1.2 出口升级 |
| 4.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进入决策的理论建模 |
| 4.2.1 基本假设 |
| 4.2.2 考虑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企业进入 |
| 4.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出口升级的理论机制 |
| 4.3.1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 |
| 4.3.2 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 |
| 4.3.3 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出口升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升级 |
| 5.1 数据、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
| 5.1.1 数据来源 |
| 5.1.2 计量模型设定 |
| 5.1.3 变量选择和统计描述 |
| 5.2 双重差分模型(DID)基础回归结果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3.1 平行趋势检验 |
| 5.3.2 非关税壁垒 |
| 5.3.3 替代弹性变化 |
| 5.3.4 不可观测的供给侧冲击 |
| 5.3.5 不可观测的需求侧冲击 |
| 5.4 行业异质性影响 |
| 5.4.1 行业价值链嵌入异质性 |
| 5.4.2 行业技术异质性 |
| 5.5 机制分析 |
| 5.5.1 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 |
| 5.5.2 沉没成本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升级 |
| 6.1 数据、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
| 6.1.1 数据说明 |
| 6.1.2 计量模型设定 |
| 6.1.3 变量选择和统计描述 |
| 6.2 基础回归结果 |
| 6.2.1 企业出口产品规模效应 |
| 6.2.2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效应 |
| 6.2.3 企业出口产品转换效应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3.1 序列相关 |
| 6.3.2 逆向因果 |
| 6.3.3 入世效应 |
| 6.3.4 多纤维协议废除 |
| 6.3.5 金融危机冲击 |
| 6.4 企业异质性 |
| 6.4.1 企业贸易模式 |
| 6.4.2 企业所有权性质 |
| 6.5 行业异质性 |
| 6.5.1 价值链嵌入 |
| 6.5.2 技术水平 |
| 6.6 出口市场异质性 |
| 6.6.1 国家差异性 |
| 6.6.2 收入水平 |
| 6.7 机制检验 |
| 6.7.1 出口产品规模效应 |
| 6.7.2 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效应 |
| 6.7.3 出口产品转换效应 |
| 6.8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 |
| 7.1 数据、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
| 7.1.1 数据来源 |
| 7.1.2 计量模型设定 |
| 7.1.3 变量选择和统计描述 |
| 7.2 引力模型基础回归结果 |
| 7.3 稳健性检验 |
| 7.3.1 季节性因素调整 |
| 7.3.2 时间趋势因素 |
| 7.3.3 产品编码差异 |
| 7.4 异质性影响 |
| 7.4.1 出口规模异质性 |
| 7.4.2 产品贸易方式异质性 |
| 7.4.3 价值链嵌入异质性 |
| 7.4.4 行业技术异质性 |
| 7.5 机制检验 |
| 7.5.1 市场替代效应 |
| 7.5.2 产品结构调整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创新点、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得的科研成果 |
（3）行业法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法律中的“行业”与行业法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比较 |
| 一、行业与事业 |
| 二、行业与产业 |
| 第二节 “行业”入法的实证分析 |
| 一、法律文本的选择 |
| 二、“行业”的检索结果 |
| 三、“行业”入法的主要领域 |
| 四、部门法中的“行业” |
| (一)宪法中的“行业” |
| (二)经济法中的“行业” |
| (三)行政法中的“行业” |
| (四)社会法中的“行业” |
| (五)民商法中的“行业” |
| (六)刑法中的“行业” |
| 五、“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 |
| (一)行业规划 |
| (二)行业标准 |
| (三)行业主体 |
| (四)行业协会 |
| (五)行业垄断 |
| (六)行业自律 |
| (七)行业诚信 |
| (八)从业人员 |
| 第三节 行业法的提出 |
| 一、行业法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一)从部门法的角度来理解行业法 |
| (二)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理解行业法 |
| (三)对行业法的深入研究 |
| (四)行业法与领域法的比较研究 |
| 二、行业法研究的理论共识 |
| 三、行业法与部门法的关系 |
| (一)交叉与重叠关系 |
| (二)包含与被包含关系 |
| 第二章 行业法治的概念分析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的提出 |
| 一、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 |
| 二、行业法治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三、行业法治的理论主张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的内涵 |
| 一、“硬法”之治与“软法”之治的结合 |
| 二、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 |
| 三、横向体系和纵向体系的结合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的特性 |
| 一、法治主体的多元性 |
| 二、法律规范的复合性 |
| 三、行业治理的差异性 |
| 四、运行机制的共治性 |
| 五、调整范围的全面性 |
| 第四节 行业法治的理念 |
| 一、权利保护理念 |
| (一)通过公众参与实行权利保护 |
| (二)通过救济实现权利保护 |
| (三)通过行业监管实行权利保护 |
| 二、公平正义理念 |
| (一)行业准入公平 |
| (二)行业运行公平 |
| (三)行业结果公平 |
| 三、科学发展理念 |
| (一)创新理念 |
| (二)协调理念 |
| (三)绿色理念 |
| (四)开放理念 |
| (五)共享理念 |
| 四、自治理念 |
| 第五节 行业法治的实践意义 |
| 一、法治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 |
| (二)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 |
| (三)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
| 二、行业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 |
| (二)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 |
| (三)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 |
| 第三章 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 |
| 第一节 经济基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
| 第二节 政治基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渐确立 |
| 一、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检索结果 |
| 二、各行业推进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情况举例 |
| 三、对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检索结果的分析 |
| 第三节 社会基础:行业组织的大量涌现 |
| 一、政策和法律对行业组织的扶持 |
| 二、行业组织数量显着增长 |
| 第四节 法律基础: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 |
| 一、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后到九十年代中期 |
| 二、第二阶段:九十年代后期至今 |
| 第四章 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 |
| 一、行业标准的广义界定 |
| 二、标准化对国家治理的作用 |
| 三、行业标准的法律性质 |
| 四、行业标准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标准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 |
| (二)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柔性化 |
| (三)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具有可操作性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协会 |
| 一、行业协会的法律定位 |
| 二、行业协会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立法 |
| (二)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纠纷化解 |
| (三)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监管 |
| (四)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管理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 |
| 一、行业自治的法律性质 |
| 二、行业自治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第五章 行业法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 第一节 完善行业立法机制 |
| 一、行业立法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 |
| (二)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 |
| (三)行业法律的滞后性 |
| (四)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 |
| (五)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 |
| 二、行业立法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立法体制 |
| (二)完善行业标准立法 |
| (三)及时修订行业立法 |
| 第二节 完善行业监管机制 |
| 一、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 |
| (一)重审批轻监管的传统仍然存在,事中事后监管不健全 |
| (二)传统监管不适应新的形势,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 |
| (三)传统监管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 |
| 二、行业监管问题的完善 |
| (一)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完善信用监管和综合监管 |
| (二)贯彻政府适度监管原则 |
| 第三节 完善行业纠纷化解机制 |
| 一、行业纠纷化解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调解组织主要靠公权力推动,公信力有待加强 |
| (二)行业调解制度的认同度不高,导致利用率过低 |
| (三)行业调解的成功率不高,没有实质性发挥作用 |
| (四)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 |
| 二、行业纠纷化解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调解制度 |
| (二)健全行业仲裁制度 |
| (三)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预防行业纠纷的产生 |
| 第四节 完善行业自治机制 |
| 一、行业自治存在的问题 |
| (一)立法和政策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 |
| (二)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 |
| (三)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根除 |
| 二、行业自治问题的完善 |
| (一)将立法上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 |
| (二)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 |
| (三)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主要行业法律的梳理 |
| 附录 B 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政策性文件清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4）产业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结构性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中美贸易失衡成因的研究 |
| 1.3.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依据 |
| 1.3.3 贸易失衡、产业冲击与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研究 |
| 1.3.4 现有文献述评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1.5 研究方法、数据资料的取得及论文可行性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数据资料的取得及论文可行性 |
| 1.6 拟创新点 |
| 第2章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
| 2.1 中美代表性产业的选取 |
| 2.1.1 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来自制造业 |
| 2.1.2 中美代表性产业的选取依据 |
| 2.2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 |
| 2.2.1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差额整体呈上升态势 |
| 2.2.2 中美产业贸易差额占中国全球同类贸易差额的比重保持平稳 |
| 2.3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原因分析 |
| 2.3.1 美方统计口径对中美贸易失衡程度存在严重高估 |
| 2.3.2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加剧了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 |
| 2.3.3 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逐步上升,美国逐步下降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结构性冲击的分析 |
| 3.1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产出的影响 |
| 3.1.1 美国代表性产业产出的现状 |
| 3.1.2 贸易与产出模型 |
| 3.1.3 实证分析 |
| 3.2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利润的影响 |
| 3.2.1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变化分析 |
| 3.2.2 美国代表性产业利润的变化分析 |
| 3.2.3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与产出利润的关系 |
| 3.3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就业的影响 |
| 3.3.1 美国代表性产业就业的现状 |
| 3.3.2 贸易与就业模型 |
| 3.3.3 实证分析 |
| 3.4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工资的影响 |
| 3.4.1 美国代表性产业工资的现状 |
| 3.4.2 贸易与工资模型 |
| 3.4.3 实证分析 |
| 3.5 中美贸易中的典型产业案例分析 |
| 3.5.1 中美钢铁贸易与产业竞争 |
| 3.5.2 iPhone手机全球价值链与中美贸易失衡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产业冲击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与日美贸易失衡的对比分析 |
| 4.1 日美贸易摩擦的简要回顾 |
| 4.2 日美汽车产业贸易失衡与产业竞争 |
| 4.2.1 日美汽车贸易差额是双方贸易失衡的主要来源 |
| 4.2.2 日美汽车产业贸易以直接竞争为主 |
| 4.2.3 日美汽车产业竞争与“自愿出口限制” |
| 4.3 日美半导体产业贸易失衡与产业竞争 |
| 4.3.1 日美半导体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激烈 |
| 4.3.2 日美半导体协定与美国竞争力的恢复 |
| 4.4 中美贸易失衡的本质异于日美贸易失衡 |
| 4.4.1 贸易摩擦全面升级时中日所处的产业发展阶段不同 |
| 4.4.2 中日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不同 |
| 4.4.3 贸易失衡对美国产业就业的影响程度不同 |
| 4.4.4 美国对于中日产品的需求程度不同 |
| 4.4.5 美国对中日的出口管制程度不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影响下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演变 |
| 5.1 美国产业界对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态度 |
| 5.1.1 美国企业界对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态度 |
| 5.1.2 产业利益集团对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态度 |
| 5.2 美国产业界态度影响下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演变 |
| 5.2.1 美国产业界影响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主要路径 |
| 5.2.2 小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
| 5.2.3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
| 5.2.4 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中美贸易失衡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 |
| 6.1.2 美国宣扬的“产业冲击”并非基于产业严重受损的事实 |
| 6.1.3 日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本质异于中美 |
| 6.1.4 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是美国对华贸易政治的托辞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做好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
| 6.2.2 积极应对美国以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为由制造的摩擦 |
| 6.2.3 做好应对美国金融战的准备 |
| 6.3 研究局限与进一步工作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中国服装出口俄罗斯市场的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本文的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研究思路 |
| 1.3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3.1 创新点 |
| 1.3.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中国对俄服装出口相关的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国际贸易理论 |
| 2.1.1 比较优势理论 |
| 2.1.2 要素禀赋理论 |
| 2.1.3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 2.1.4 产业内贸易理论 |
| 2.2 国际营销理论 |
| 2.2.1 SWOT分析理论 |
| 2.2.2 STP分析理论 |
| 2.2.3 4P理论 |
| 2.3 文献回顾 |
| 2.3.1 中国国内文献综述 |
| 2.3.2 国外文献综述 |
| 第3章 俄罗斯服装市场现状分析 |
| 3.1 俄罗斯服装市场情况分析 |
| 3.2 俄罗斯服装市场的变化趋势 |
| 3.2.1 奥特莱斯、低价零售商和网购的高涨 |
| 3.2.2 对儿童与运动商品的兴趣仍然高涨 |
| 3.2.3 服装价格上涨以及其对服装市场的影响 |
| 第4章 中俄服装贸易历程与现状 |
| 4.1 中俄贸易合作现状与前景 |
| 4.2 中俄服装贸易发展历程 |
| 4.3 中俄服装贸易前景 |
| 4.4 中国对俄服装出口的管理政策及投资环境 |
| 4.4.1 俄罗斯纺织服装的管理政策 |
| 4.4.2 中国对俄投资行业分析 |
| 第5章 中国对俄罗斯服装出口贸易主要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
| 5.1 模型的构建 |
| 5.1.1 变量指标的选取 |
| (1)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2) 变量指标的选取 |
| 5.1.2 模型的建立与数据来源 |
| 5.2 实证检验 |
| 5.2.1 相关性分析 |
| 5.2.2 单位根检验 |
| 5.2.3 协整检验 |
| 5.2.4 模型回归分析 |
| 5.3 影响中国对俄服装出口主要因素——实证检验结论 |
| 第6章 中国服装出口到俄罗斯的SWOT分析 |
| 6.1 微观环境因素分析 |
| 6.1.1 中国服装企业的优势(strengths) |
| 6.1.2 中国服装企业的劣势(weaknesses) |
| 6.2 外部环境分析 |
| 6.2.1 中国服装出口到俄罗斯的机会(opportunities) |
| 6.2.2 中国服装出口到俄罗斯的威胁(threats) |
| 第7章 中国服装出口到俄罗斯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7.1 生产方面的原因 |
| 7.1.1 出口成本相对优势逐渐缩小 |
| 7.1.2 纺织品产业结构不合理 |
| 7.2 国际贸易方面的原因 |
| 7.2.1 俄入世对双边服装贸易合作带来了挑战和压力 |
| 7.2.2 贸易壁垒加大法发展阻力 |
| 7.3 通关方面的原因 |
| 7.3.1 清关手续繁琐,通关时间长 |
| 7.3.2 “灰色清关”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
| 7.4 营销方面的原因 |
| 7.4.1 缺乏自由品牌支撑 |
| 7.4.2 对俄罗斯文化以及消费者偏好的了解不充分 |
| 7.4.3 缺乏符合俄罗斯服装市场的营销策略 |
| 第8章 中国服装出口到俄罗斯的对策 |
| 8.1 STP分析 |
| 8.1.1 俄罗斯服装市场的细分 |
| 8.1.2 目标市场选择 |
| 8.1.3 中国服装的定位和品牌化 |
| 8.2 中国服装出口到俄罗斯的建议 |
| 第9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及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及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可能的创新点 |
| 2 相关研究综述 |
| 2.1 出口产品质量的定义 |
| 2.2 国际贸易中出口产品质量的理论研究 |
| 2.2.1 基于新贸易理论的出口产品质量研究 |
| 2.2.2 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出口产品质量研究 |
| 2.3 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 |
| 2.3.1 需求因素 |
| 2.3.2 供给因素 |
| 2.3.3 其他因素 |
| 2.4 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相关研究 |
| 2.4.1 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基本情况研究 |
| 2.4.2 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5 相关评述 |
| 3 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分布演化的特征事实 |
| 3.1 出口产品质量的测算方法 |
| 3.1.1 出口产品质量的常用测算方法 |
| 3.1.2 本文的测算方法 |
| 3.2 中国出口贸易总体特征 |
| 3.2.1 中国出口贸易规模 |
| 3.2.2 中国出口贸易方式 |
| 3.2.3 中国出口企业所有制类型 |
| 3.2.4 中国出口产品结构 |
| 3.2.5 中国出口产品种类 |
| 3.2.6 中国出口市场 |
| 3.3 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分布演化特征 |
| 3.3.1 总体层面 |
| 3.3.2 行业层面 |
| 3.3.3 贸易伙伴国层面 |
| 3.4 出口产品质量分布的国际比较 |
| 3.4.1 样本国的选择 |
| 3.4.2 中国与主要国家的比较分析 |
| 3.5 小结 |
| 4 贸易伙伴国经济水平及收入分配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 |
| 4.1 中国出口到不同经济体的产品质量水平分析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理论模型 |
| 4.2.2 实证模型构建 |
| 4.2.3 计量方法 |
| 4.3 模型估计与分析 |
| 4.3.1 整体样本估计 |
| 4.3.2 产品分类估计 |
| 4.3.3 稳健性说明 |
| 4.4 小结 |
| 5 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的分析 |
| 5.1 贸易自由化对出口的影响研究综述 |
| 5.2 中国贸易自由化和出口产品质量水平的特征事实 |
| 5.2.1 中国贸易自由化水平 |
| 5.2.2 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水平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理论模型 |
| 5.3.2 实证模型构建 |
| 5.3.3 计量方法 |
| 5.3.4 变量及数据说明 |
| 5.4 模型估计与分析 |
| 5.4.1 整体样本估计 |
| 5.4.2 分行业样本估计 |
| 5.5 小结 |
| 6 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战略和路径分析 |
| 6.1 中国出口产品在不同贸易网络中地位的演化趋势 |
| 6.1.1 研究设计 |
| 6.1.2 中国出口产品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地位的演化趋势 |
| 6.1.3 中国出口产品在“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中地位的演化趋势 |
| 6.2 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战略和路径分析 |
| 6.3 小结 |
| 7 结论与启示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3 进一步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的研究工作和获得的学术成果 |
（7）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决定因素及动态演进：从低加成率陷阱向优质优价升级（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框架与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3.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3.3 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 |
| 1.3.4 多种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加成率的内涵及早期研究 |
| 2.1.1 加成率的内涵 |
| 2.1.2 有关加成率的早期研究 |
| 2.2 加成率的测度方法 |
| 2.2.1 宏观层面加成率的测度方法 |
| 2.2.2 行业层面加成率的测度方法 |
| 2.2.3 企业层面加成率的测度方法 |
| 2.2.4 企业—产品层面加成率的测度方法 |
| 2.3 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决定因素 |
| 2.3.1 出口贸易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 |
| 2.3.2 进口中间品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 |
| 2.3.3 产品创新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 |
| 2.4 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前置研究 |
| 2.5 简要述评 |
| 3 加成率的测量模型:基于生产函数法 |
| 3.1 企业层面加成率 |
| 3.2 企业—产品层面加成率 |
| 3.2.1 企业数量法加成率 |
| 3.2.2 出口企业—产品层面加成率 |
| 4 出口与中国企业加成率:低加成率陷阱的事实与机制 |
| 4.1 引言 |
| 4.2 理论模型及命题提出(静态基准模型) |
| 4.2.1 需求与消费者偏好 |
| 4.2.2 供给与生产者行为 |
| 4.2.3 企业平均加成率计算 |
| 4.2.4 引入产品质量的机制解释 |
| 4.3 数据、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
| 4.3.1 数据来源 |
| 4.3.2 变量构造、估计与描述性统计 |
| 4.4 计量模型与实证结果 |
| 4.4.1 计量模型设定 |
| 4.4.2 基准回归结果 |
| 4.4.3 引入产品质量的回归结果 |
| 4.4.4 分组回归的结果 |
| 4.4.5 稳健性检验 |
| 4.5 进一步分析:纳入出口模式的结构视角 |
| 4.5.1 理论模型扩展及命题提出 |
| 4.5.2 数据、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
| 4.5.3 特征性事实 |
| 4.5.4 计量模型与实证结果 |
| 4.6 本章小结 |
| 5 出口与中国企业加成率动态演进:进口中间品的视角 |
| 5.1 引言 |
| 5.2 理论模型及命题提出(基准模型扩展) |
| 5.2.1 引入进口中间品影响的分析框架 |
| 5.2.2 分析框架扩展:一个全球价值链和融资约束的视角 |
| 5.3 数据、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
| 5.3.1 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构造及估计 |
| 5.3.3 描述性统计 |
| 5.4 特征性事实 |
| 5.4.1 中间品进口企业与非中间品进口企业加成率差异 |
| 5.4.2 不同类型企业的数量和进口中间品额统计 |
| 5.4.3 不同类型企业平均加成率及其差距 |
| 5.5 计量模型与实证结果 |
| 5.5.1 计量模型设定 |
| 5.5.2 基准回归结果 |
| 5.5.3 分组回归的结果 |
| 5.6 进一步分析:纳入进口中间品动态的视角 |
| 5.6.1 计量模型设定 |
| 5.6.2 基准回归结果 |
| 5.6.3 子样本回归结果 |
| 5.6.4 影响机制的进一步检验 |
| 5.6.5 稳健性检验 |
| 5.7 本章小结 |
| 6 出口与中国企业加成率动态演进:产品创新的视角 |
| 6.1 引言 |
| 6.2 理论模型及命题提出(静态基准模型扩展) |
| 6.2.1 引入产品质量的模型扩展 |
| 6.2.2 引入产品质量的成本函数 |
| 6.2.3 企业最优产品质量选择 |
| 6.3 数据、变量及特征性事实 |
| 6.3.1 变量构造及估计 |
| 6.3.2 特征性事实 |
| 6.4 计量模型与实证结果 |
| 6.4.1 计量模型设定 |
| 6.4.2 基准回归结果 |
| 6.4.3 分组回归的结果 |
| 6.4.4 作用机制检验 |
| 6.4.5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 出口与中国企业加成率动态演进:出口模式转换的视角 |
| 7.1 引言 |
| 7.2 动态理论模型及命题提出 |
| 7.3 计量模型与实证结果 |
| 7.3.1 计量模型设定 |
| 7.3.2 动态基准回归结果 |
| 7.3.3 分组回归的结果 |
| 7.3.4 影响渠道检验结果 |
| 7.3.5 稳健性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政策含义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含义 |
| 8.3 进一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8）中国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点 |
| 2 中国的贸易自由化：测度、进程及特征事实 |
| 2.1 贸易自由化的测度 |
| 2.2 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进程 |
| 2.3 中国贸易自由化的特征事实 |
| 3 中国贸易自由化的生产者福利效应 |
| 3.1 问题提出 |
| 3.2 理论分析与典型事实 |
| 3.3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
| 3.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 中国贸易自由化的消费者福利效应：基于关税削减的分析 |
| 4.1 问题提出 |
| 4.2 理论分析与典型事实 |
| 4.3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 中国贸易自由化的消费者福利效应：基于进口种类增长的分析 |
| 5.1 问题提出 |
| 5.2 估算方法 |
| 5.3 典型事实与数据说明 |
| 5.4 估算结果与分析 |
| 6 中国贸易自由化的社会福利效应 |
| 6.1 问题提出 |
| 6.2 理论分析与典型事实 |
| 6.3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9）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技术选择、产品质量和加成率（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目标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创新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创新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 |
| 2.1.1 生产率异质性 |
| 2.1.2 产品质量异质性 |
| 2.1.3 简要评述 |
| 2.2 贸易自由化、企业出口行为与绩效 |
| 2.2.1 贸易自由化与企业出口行为 |
| 2.2.2 贸易自由化与企业生产技术选择 |
| 2.2.3 贸易自由化与企业产品质量 |
| 2.2.4 贸易自由化与企业加成率 |
| 2.2.5 简要述评 |
| 第3章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技术选择 |
| 3.1 引言 |
| 3.2 理论模型 |
| 3.2.1 国内需求和生产 |
| 3.2.2 企业决策 |
| 3.2.3 市场均衡 |
| 3.3 计量模型、度量指标和数据说明 |
| 3.3.1 计量模型的设定 |
| 3.3.2 指标说明 |
| 3.3.3 数据说明 |
| 3.4 实证分析 |
| 3.4.1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选择的影响 |
| 3.4.2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出口企业的差异性作用 |
| 3.5 稳健性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
| 4.1 引言 |
| 4.2 验证中间品关税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关系 |
| 4.3 理论模型 |
| 4.3.1 消费者行为 |
| 4.3.2 生产者行为 |
| 4.3.3 市场均衡 |
| 4.4 变量指标测算和数据说明 |
| 4.4.1 变量指标测算 |
| 4.4.2 数据说明 |
| 4.5 基准分析 |
| 4.6 机制分析 |
| 4.6.1 成本渠道验证 |
| 4.6.2 竞争渠道验证 |
| 4.6.3 成本渠道与竞争渠道的共同作用 |
| 4.7 稳健性分析 |
| 4.7.1 基准回归的稳健性分析 |
| 4.7.2 作用机制的稳健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加成率 |
| 5.1 引言 |
| 5.2 验证中间品关税与企业加成率之间关系 |
| 5.3 理论模型 |
| 5.4 变量指标测算和数据说明 |
| 5.4.1 企业加成率的测算 |
| 5.4.2 数据说明 |
| 5.5 基准分析 |
| 5.6 机制分析 |
| 5.6.1 成本渠道验证 |
| 5.6.2 竞争渠道验证 |
| 5.6.3 成本渠道与竞争渠道的共同作用 |
| 5.7 稳健性分析 |
| 5.7.1 基准回归的稳健性分析 |
| 5.7.2 作用机制的稳健性分析 |
| 5.8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关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企业生产技术选择 |
| 6.1.2 关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
| 6.1.3 关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企业加成率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研发投入与经济周期相关性研究 ——从融资约束与金融发展视角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经济周期 |
| 1.2.2 融资约束 |
| 1.2.3 金融发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3.1 研究的核心问题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研究内容安排 |
| 1.4 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研发投入影响因素 |
| 2.1.1 主要内部影响因素 |
| 2.1.2 主要外部影响因素 |
| 2.2 研发投入的周期特征 |
| 2.2.1 逆经济周期变化的研发投入 |
| 2.2.2 顺经济周期变化的研发投入 |
| 2.3 金融发展对研发投入的影响 |
| 2.3.1 金融功能观视角下金融发展与研发投入的理论研究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金融发展与研发投入的理论研究 |
| 2.3.3 公司金融理论下的融资约束与研发投入理论研究 |
| 2.3.4 基于结构观的金融发展与研发投入理论研究 |
| 2.3.5 金融发展和研发投入的实证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3 研发投入与经济周期的理论分析——融资约束与金融发展的视角 |
| 3.1 融资约束、经济周期与研发投入 |
| 3.1.1 模型假设 |
| 3.1.2 完善金融市场中的分析 |
| 3.1.3 不完善金融市场中的分析 |
| 3.1.4 模型理论解释及进一步讨论——研发强度与经济周期 |
| 3.2 金融发展、经济周期与研发强度——基于金融功能观的分析 |
| 3.2.1 金融发展与融资约束、研发项目风险 |
| 3.2.2 金融发展、经济周期与研发强度 |
| 3.3 本章小结 |
| 4 研发投入的周期特征 |
| 4.1 对各国研发投入周期特征的考察 |
| 4.1.1 研究设计 |
| 4.1.2 实证结果——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 |
| 4.1.3 实证结果——基于我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的研究 |
| 4.2 融资约束对研发投入及其周期特征的影响研究 |
| 4.2.1 研究设计 |
| 4.2.2 实证结果 |
| 4.3 本章小结 |
| 5 研发强度周期特征及其对经济周期的非对称反应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计量模型的建立 |
| 5.1.2 数据说明 |
| 5.1.3 估计方法 |
| 5.2 实证结果——基于国际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 |
| 5.2.1 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考察 |
| 5.2.2 对不同研发投入水平国家的考察 |
| 5.3 实证结果——基于我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的研究 |
| 5.3.1 我国研发强度的周期特征 |
| 5.3.2 分区域考察 |
| 5.3.3 分不同研发主体考察 |
| 5.3.4 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考察 |
| 5.4 估计结果的讨论 |
| 5.4.1 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估计结果的讨论 |
| 5.4.2 对我国研发强度周期性反应函数估计结果的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6 金融发展与我国研发强度的周期特征 |
| 6.1 我国金融发展的历程与特征 |
| 6.1.1 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历程 |
| 6.1.2 金融改革深化阶段我国金融发展特征 |
| 6.1.3 我国金融发展的问题与困境 |
| 6.2 金融发展对研发强度周期特征的影响 |
| 6.2.1 研究设计 |
| 6.2.2 实证结果——基于我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的考察 |
| 6.2.3 实证结果——分区域考察 |
| 6.2.4 实证结果——对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考察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3 进一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入世”对计量科技提出的要求（论文参考文献）
- [1]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加成率的影响研究[D]. 姜帅帅. 山东大学, 2021(11)
- [2]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D]. 卢晓菲.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3]行业法治研究[D]. 刘刚. 吉林大学, 2019(02)
- [4]产业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结构性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D]. 周金凯.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5]中国服装出口俄罗斯市场的问题研究[D]. 马琳（Mastiaeva Mariia）. 苏州大学, 2019(03)
- [6]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D]. 詹淼华. 浙江工业大学, 2019(07)
- [7]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决定因素及动态演进：从低加成率陷阱向优质优价升级[D]. 诸竹君. 浙江大学, 2018(01)
- [8]中国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研究[D]. 吴梦.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9]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技术选择、产品质量和加成率[D]. 苗双有. 厦门大学, 2017(08)
- [10]研发投入与经济周期相关性研究 ——从融资约束与金融发展视角的考察[D]. 文武. 浙江工业大学, 20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