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断创新高等教育融资机制——与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博士的对话之一（论文文献综述）
王彩霞[1]（2021）在《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如何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实现不同需求层次的内外协调?本研究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在当前时代条件下,这项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就发展战略而言,成为现代化强国是中国预计于2050年实现的目标。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增强了海内外华人对中国实现该目标的信心,然而,中国当前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有鉴于此,明确现代化的引领性地位是中国今后坚定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基础与方向,这也为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理论研究提供框架与目标。为此,本文化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搭建国家需求层次分析框架,分析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国际发展合作历程,探讨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可行性路径。在分析框架创建方面,本文以人为标准,衡量国家建构,分别结合历史、时代与文化三种情境,推演出国家具备权力、利益与道德三类人格。由这一多元人格属性可见,国家是包含主权象征、利益集成与人本关切的复合体。因此,国家行为受多重因素制约,具有一定可观察性,可外化国家基本需求。考虑到,人的需求与国家需求具有通约性,故此,可借助人的需求类比国家需求,这构成跨学科应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前提。据此,国家需求分为主权需求、发展需求、国际责任需求、国际地位需求与现代化需求,不同需求层次的内涵因时因事因国别因形势而异。在需求正向转化上,后一需求以前一需求的实现为前提;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出现由较高层次需求向较低层次需求的逆转。在国际社会化情境中,国家对自身需求的调节以及国家间需求的调和,同属国家间互动与需求协调的研究议题,这构成本文的基本架构与主要内容。具体至案例选择,本文以中国自建国至今的国际发展合作进程与转型为研究重点。改革开放是分析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演化的时间分界线,受时代认知、路径抉择与规范扩散影响,自改革开放后,国家优先需求发生调整,由主权需求优先调整为发展需求优先。当前,在中美大国竞争升级、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发展格局亟需重塑等背景下,中国进入不同层次需求均需兼顾的新时期。由此,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亟待转型。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多重压力。新冠疫情引发全球公共危机,百年变局变数增多,全球化逆潮与民粹主义叠加。受此冲击,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难度加大。面对这一外部环境变化,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处境相同,既遭受外界对于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质疑,也承受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除环境不确定性、身份被质疑以及竞争多元化的外部挑战外,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外界过度关注特定经济发展指标,这会干扰国家对现代化目标的理性认识;历史已存的发展失衡程度与时剧增,这不仅阻碍国家发展模式调整,也会制约国际发展合作水平提升;国内与海外利益人为划界,这会固化国家对长远利益的统筹布局。总之,诸多因素导致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其次,国家自身需求认知失调。受主客观因素所限,国内与国际需求的分化大于整合;受国内外舆论影响,国际责任与国际地位需求所获关注不均;因目标宽泛,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关联不足。再次,国际社会对国家需求的认可不足。外界在关注中国发展的同时,对多边发展倡议存疑;制度性话语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外交在由双边互动向多边参与拓展的进程中,缺乏社会基础。最后,国家多元需求实现存在制度建设欠缺,长期延续的优惠型国际发展合作原则、实践与主流国际发展话语体系存在张力,尚无应对全策;在管理上,专业机构尚待加强能力建设;多边合作的路径选择受到既有经验的制约。为推进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稳慎转型,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具体应对举措。其一,为明确发展需求,基于科学了解的实际,创新发展质量评估;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提高不同区域人力资源积累;基于海内外利益关联性,增拓中国利益;基于对内生性需求的关注,培养随时而动的定力。其二,为整合需求层次,将国际责任需求及时适度纳入可持续发展范畴;将维护主权完整与坚定发展需求作为追求大国地位的前提;将国民理性培育与大国崛起难度,用于协调内外对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认知。其三,为提升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以切实的合作成效,破除外界疑虑;以运用话语扩散规律为前提,提升多边参与话语效能;以实际互动,消除各方假想,通过国际组织积累正向互动资源;以应对气候变化与疫情为契机,开展国际公共外交。其四,为完善国家需求实现机制,结合自身实际,针对性采纳国际发展规范;结合已有条件,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全面评估;结合能力与时机,推进三方合作制度化;结合内外机制现状,提高国际竞争抗风险能力。综上,这些路径有助于中国通过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向现代化目标稳健迈进。
骆明婷[2]（2021）在《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贫困是社会生活中普遍的经济现象,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指的是物质生活的匮乏,通常局限于一定区域或国家内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贫困问题突破地域和国界的局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某一特定人群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能力的社会性问题。联合国成立后,减除贫困、促进发展成为联合国的核心议题之一,联合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开展了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联合国的行动下,全球逐渐形成了一个涵盖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双边或多边协议、私营部门、公民自愿行动的庞大的减贫机制,旨在通过联合不同的力量,合理利用资源,应对单一国家无法独立解决的全球性贫困问题。本文的阐述基于以下假设:第一,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凌驾于各主权国家之上的强制性权力和有约束性的法律结构;第二,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的主要行为体,各国的行为决策是根据本国利益作出的,寻求在安全、权力、财富上的最大收益;第三,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良性合作预期会带来共赢的局面,但各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取决于行为体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和收益的综合考量,并符合某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合作的实现和维系是艰难的。本文试图采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全球贫困治理中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模式以及各行为体在其中的行为方式。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将发展议程作为核心议题之一,致力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减除贫困、提升各国人民福祉,从20世纪60年代起,其发展理念经历了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到试图“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再到“可持续发展”的演变,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为核心的全面的减贫体系,包括较为完善的决策程序、议事规程和监督体系。2015年,在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终期评估中发现,虽然千年计划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还有很多指标尚未达成,且出现了发达国家未履行筹资承诺、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供应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低收入国家减贫进展缓慢等现象。随后,联合国提出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千年发展目标的内容进一步扩展、深化,期待实现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包容性相结合的目标。本文认为造成全球减贫机制未能发挥有效作用的原因主要在于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是由发达国家供给、发展中国家消费,存在着供需不平衡的情况。发达国家根据本国的利益提供GPGs,由于减贫领域的GPGs供给成本高,见效周期长,且与供给国的核心利益关系不密切,通常不会获得优先投入,当投入成本过高或与国家核心利益产生冲突时,发达国家将减少或放弃对其的投入。发展中国家不能参与到GPGs供给的决策过程,无法根据本国需求改变GPGs供应和分配的规则,只能被动接受,这一过程是低效、混乱的。国际组织在GPGs供应和分配中发挥着激励和衔接的作用,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有强制力的权威机构,且随着减贫议题的扩大,国际机制呈现碎片化状态,导致国际组织指导的减贫机制效率低下,交易成本高。本文介绍了自2002年蒙特雷发展问题筹资会议以来国际社会关于MDGs筹资问题和GPGs供给模式的论争,通过这个案例进一步讨论了为什么在全球层面推进减贫领域的改革、重塑减贫GPGs筹资和分配体系存在着困难,并进一步佐证本文的结论。虽然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较于“千年发展目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但全球减贫机制的内核和运行模式没有本质性的变化,GPGs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联合国始终希望能通过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全球伙伴关系来保证减贫领域GPGs的充足供应,这个体系可以减轻发达国家在面临国内财政或政治危机中筹集资金所遇到的困难,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源以推进其减贫进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将中国经验传递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减贫机制,增加对外援助,并提出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援助理念,中国的援助模式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援助理念,但与联合国建立互利合作的新型减贫机制的理念更加契合。本文的创新和贡献在于:首先,梳理了联合国成立以来发展理念的变化和发展议程的推进、“千年计划”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总结了现有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减贫机制的决策过程、组织结构、运行模式和各行为体参与方式;其次,将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注意辨析市场中的“理性人”和全球公域中的“理性的国家”之间的行为差异;一国内部有强制性权力下的公共选择和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的公共选择之间的差异;以及全球不同问题领域（根据是否与国家核心利益相关、是否能取得即时的利益来划分）中行为体的行为决策的差异,并最终聚焦到全球减贫领域的相关问题。第三,通过分析全球减贫领域各行为体之间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的行为模式,论证为什么减贫领域公共产品的供需存在矛盾?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徐曼[3]（2021）在《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文中认为北极问题在21世纪伊始就已成为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冰川融化以及国际能源价格持续走高使该地区凸显出的经济价值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对北极地区巨大经济潜力和地缘政治地位的再认识使环北极国家和域外国家开始围绕北极发展勾织蓝图。在经济发展仍然处于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北极地区的发展是环北极国家整体实力的综合表现,国家能否采用合理开发政策来适应经济变化趋势、充分发挥本国的要素禀赋优势是北极开发的关键问题。俄罗斯作为北极地区面积最大、拥有最长海岸线的国家,在北极开发问题上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出台了积极的开发政策,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效果。实际上,俄罗斯北极开发在21世纪初的酝酿阶段到至今的强化运行阶段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本文试图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北极开发进行宏观性研究以窥探其开发路线与逻辑,并将重点放在21世纪以来的开发政策,主要研究对象为具有代表性的航道通行、油气资源开发以及“支撑区”建设领域。本文以要素禀赋、“增长极”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对俄罗斯北极地区十多年的开发演变进行归纳与剖析。本文发现,俄罗斯北极开发是在北极战略背景下进行的,它的核心实质上是安全与发展两大主题,两者之间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其中,北极地区核战略威慑的军事安全、北极大陆架划分的领土安全、北方航道通行控制的航道安全、自然资源开采的能源安全、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社会安全以及对气候环境进行保护的生态安全,都与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在这种战略逻辑下,俄罗斯北极开发的路径主要表现在开发动因和现实目标指导下的经济、社会、生态以及安全的政策实施。在这一路径下,俄罗斯北极开发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由笼统向重点领域展开、开发范围由宽泛向某些具体项目展开,开发方式由粗放向可持续发展展开,开发措施由单边管控向寻求国际合作展开。目前,北极开发的某些领域向良好的态势发展。21世纪以来,俄罗斯联邦在采取投资和税收等优惠经济政策,数字化医疗、住房安置和教育等社会保障政策,加强生态监控、消除积累污染物和保护居民传统生活方式等环境保护政策以及强化军事力量部署和应对开发中的紧急事故等地区安全政策的背景下,对北方航道通行、油气资源开采以及“支撑区”建设三个方面采取了既具共性也具特性的领域开发。共性主要体现在,首先,三个领域的开发与本国经济水平、世界格局和整个全球经济发展相关,经济的繁荣程度决定着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效果;其次,由于北方航道运输的主要货物集中在能源资源领域,能源资源开采程度以及“支撑区”项目建设的进展直接影响了航道通行的效率,三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特性则主要表现在,航道通行、油气开采和支撑区建设的模式、方向和评估的方法完全不同。首先,在开发模式和方向上,根据资源禀赋的特点,俄罗斯对航道进行了管理框架的构建、通航法律制度的规范以及发展一切与运行相关的运输工具、基础设施以及信息支持。利用资源禀赋的特点对北极地区陆上和大陆架的油气资源进行分析,总结了油气综合体战略管理模式和国际勘探开发模式,并探究油气未来发展的方向。运用增长极理论方法继续对推进北方海航道建设和能源资源开发两个战略目标而规划出的重点建设区域,虽然区域轮廓模糊,但也是旨在实现俄罗斯北极战略利益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前瞻区域;其次,在评价方法上,北方航道采用了总货物运输量、过境货物运输量及货物、重要港口货运量以及破冰船运行时给俄罗斯带来的经济收入分析了航道的利用率。油气资源开发从北极地区资源开采所占份额、开采量、对主要合作伙伴国的运输量以及促进本国技术和设备进口替代化的角度分析开采效率。因“支撑区”概念落实较晚,仅取得了一些效果,而它是以总体规划的实施阶段和项目开发进程以及是否建立以矿产资源为核心的产业集聚为评判标准。通过对航道、油气和支撑区建设三个层面的开发过程和成效分析,俄罗斯北极的主要开发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与取得的成果相比,实际上面临的阻碍因素更多,这些因素主要由整体上存在的短时间难以解决或调和的矛盾以及各领域在开发中面临的问题所组成。从整体来看,国际经济制裁的延长、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投资环境的持续恶劣、劳动力资源的不断减少、爆发地区冲突的预期以及生态环境的脆弱,这些都加大了俄罗斯北极开发难度,影响了北极开发进程。从重要领域来看,在航道通行方面,国际航运业危机、油气价格下跌、与传统航线的竞争以及气候条件的恶劣等降低了北极航道通行的红利;在油气资源开采方面,油气项目开采风险高以及俄联邦为保障能源安全而限制国内外企业参与油气使原本规划好的项目举步维艰;在“支撑区”建设方面,俄联邦对各支撑区投入的融资结构差距大、项目建设的资金筹措难度大和地区间发展水平差距太大使“支撑区”难以均衡发展。俄罗斯北极地区开发对本国经济的重要作用为其他国家发展进行北极活动提供了依据,为了最大限度地营造有利于北极开发的国际环境和氛围,俄罗斯以和平、开放的姿态加强同北极域内外国家的合作,可以说,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效果和克服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取决于国际合作的发展。但受西方制裁影响,俄罗斯与美欧开发合作的项目或推迟或停滞。在此情况下,中俄北极合作存在着利益诉求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实现全方位战略对接的可行性以及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的必要性,虽然两国合作存在一定的制约,但从长远来看,中俄北极合作不仅有利于成为两国关系中合作的新亮点,更有助于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时,树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以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大国典范。
闫晓燕[4]（2021）在《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以及国际分工的驱动,次区域合作蓬勃兴起,次区域合作理论也成为地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的新交叉方向和研究热点。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强化次区域合作成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战略选择。亚洲开发银行牵头建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下简称“GMS合作”）机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趋近于资源分配的“帕累托最优”;从经济贸易、基建水平、能源保障、非传统安全、民族团结、科教文卫事业等领域合作看,与澜湄次区域主体需求错配,趋近于一种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次区域合作的层次、范围、规模和水平迫切需要实现提升。中国倡导建立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以下简称“澜湄合作”）,可以看做是是次区域合作的提质升级版。自成立以来,澜湄合作进展良好,成效显着。作为一个崭新的合作机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行先试的典型引领方面,在中国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着力促进周边外交方面,显现出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的热点地区,澜湄次区域不可避免地受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和冲击。在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由于地缘重要性、民族宗教复杂、国家实力悬殊、民粹主义盛行、发展理念差异、深度贫困及大国博弈的影响等,导致次区域各国一边互动活动增多、程度增强,不断获取澜湄合作的利益;一边又出于各方面考量主动或被动地做出不同的决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次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在我国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进程中,除国家层面主导和助推之外,地方政府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云南省,地处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结合部,与流域内各国地缘区位临近、地域文化相通、边贸合作历史悠久、互联互通无缝衔接,具有先天地缘优势;而且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云南主动融入、积极参与澜湄合作,致力于实现“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和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参与次区域合作的积极性较高、能动性较强。鉴于次国家行为体融入次区域府际关系治理对于促进此区域合作具有现实意义和正外部性效应,通过次级政府府际合作和府际关系治理,不仅可以解决国家主体的功能不足或机制不畅问题,还能够实现地方政府自身发展利益,激活内生动力,借助外部推力,坚持重点带动、整体推进,对于拓展次级政府发展空间,推动次区域合作的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论文以澜湄合作为研究背景,围绕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的府际关系治理这一研究主题,以云南省参与澜湄合作的路径为实证内容,借助次区域合作理论、府际关系治理理论、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地缘经济外部性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等,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假设分析法、因子模型构建法、演化博弈分析等方法,通过分析澜湄合作的外部环境（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大国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变革与发展、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次区域的现实情况（外交取向选边站驱稳、发展梯度倒逼合作力度驱强、经贸合作向多领域拓宽、制定主张地缘战略趋同）,从微观机理、中观区域和宏观政策三个维度,对微观主体利益决策特征、博弈过程和驱动机理进行分析,厘清次区域主体利益诉求和决策特征,构建了一个次区域合作中府际关系治理驱动机制的微观机理分析框架—（APT—R）因子模型,并进行了多情境府际合作关系的模拟和验证,比较分析了三种策略扰动下的府际关系演化过程与机制运行效果,揭示府际合作实现的驱动机制与实现过程,从府际关系、策略扰动者利益承诺和策略随动者利益诉求三个方面揭示了驱动因素与驱动过程,表明了多主体、多领域、多层级的合作框架是澜湄机制的独特优势,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次区域合作研究的框架和方法论。为次区域合作中的府际治理的多主体磋商、多利益导向、多层级合作提供理论支撑。本文聚焦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等实践热点问题,以次区域经济地域分工新趋势和不同阶段主体利益诉求变化为线索,通过分析阐述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成效与利益契合度;澜湄合作成效与利益契合度;云南融入澜湄合作机制的必要性与路径选择,提出了如下观点:一是逆全球化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下,湄公河流域国家发展诉求由外向型经济向多领域合作共赢转变;二是澜湄合作机制契合了这一府际合作需求变化,强调多边网络化合作、多领域共建共享和命运共同体等合作理念与机制,是次区域合作的更高版本;三是中国作为大国,推进澜湄合作中不可避免的受到地缘博弈阻力,而云南在区位、文化、基础方面具有消除合作阻力的先天优势,因此得出“畅澜湄机制必先强云南功能”的结论,也为强化云南建设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功能,提出了路径设计与对策建议。在实际运用层面,对“黄金四角”府际合作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实施“黄金四角”府际合作,有助于将府际关系“问题区”向府际合作“试验区”转型。对于云南省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强化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功能,提出了路径设计与对策建议,对于云南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助推国家推进澜湄合作的进程具有一定的参考性。论文在理论分析框架、研究视角拓展、模型机制构建等方面的创新如下。一是将云南融入澜湄合作这一实践问题纳入框架进行分析,并建立次区域合作的演化博弈模型,比较分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澜湄合作机制两种情境下的演化博弈过程与合作驱动机制,模拟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澜湄合作和云南融入澜湄合作三种情境的演化过程,从驱动机制、情景模拟的微观层面论证得出“畅澜湄机制必先强云南功能”、“次区域府际治理需要的多主体磋商、多利益导向、多层级合作”的结论。二是将府际关系治理纳入次区域合作的研究中,是次区域合作研究的视角拓展。构建次区域府际关系治理的分析框架,丰富并拓展了传统国家内部次级政府合作研究。梳理了云南参与湄公河流域区域合作的历史进程、作用瓶颈和强化辐射功能的对策,验证次区域府际关系研究框架的可行性和云南开展次级政府府际合作的路径,为拓展云南参与的路径,强化云南辐射功能提供对策建议与科学机制支撑。三是构建APT—R因子模型。通过分析演化,强化“云南功能”在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对云南辐射功能的强化赋权、拓展路径、参与领域进行了政策框架构建,针对服务国家推进“命运共同体”需求和云南功能短板的供需矛盾,提出拓展云南参与路径的5大领域和增强云南功能的5点建议,充分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和开放功能,服务“一带一路”和澜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使云南省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
赵美艳[5]（2020）在《中国对外援助制度及其完善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对外援助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都将对外援助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努力促进本国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一直力所能及地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中国的对外援助增强了受援国自主发展的能力,丰富和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的对外援助,巩固发展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此外,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援助理念的对外援助实践,丰富了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在推动南南合作的同时,为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过去近70年的历程里,中国对外援助的内容、形式、规模和制度几经变化,配合了不同时期的外交工作,为维护国家利益、拓展外交空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对外援助国,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乃至整个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正日益增大。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也登上了国际发展合作的舞台,提供的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国际发展援助格局发生着深刻变化。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参与全球发展治理。然而对外援助作为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抓手和参与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切入点,还有一些亟需改善的地方,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中国的对外援助目前尚没有一套专门的法律,仅有零散的部门规章。作为政府的一种对外交往行为,对外援助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对外援助机关在行使国家权力时要有法律依据。有了对外援助基本法的相关规定,对外援助行为才会更加透明,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才能对中国的对外援助有更多的了解,避免不符合实际的批评和指责。二是对外援助决策、管理机制不健全,管理碎片化,援外部际协调机制所能发挥的作用与对外援助的现实需要差距还较大。三是监督评价制度不完善。目前对援外项目的监管只有对外援助管理机构自身（2018年3月之前为商务部,2018年3月之后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组织的监督和评估以及财政部对援外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的监督检查,缺乏外部监督评价机制。从国际法的视角来看,对外援助有可以适用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国际条约以及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决议。（1）在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中有半数以上的国家都制定了对外援助的基本法。（2）这些为中国的对外援助立法提供了借鉴。此外,传统援助国较为成熟的组织管理体系和监督评价体系也可以充分借鉴,以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对外援助制度。随着中国对外援助各领域制度的完善,中国的对外援助将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从而能够更好地主动设置国际发展议程,引领国际发展援助规范,在国际发展援助机制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本文采用历史分析、比较分析和案例分析等方法,从制度的视角对对外援助做出不同阶段的划分,结合具体的对外援助案例分析在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方面的欠缺之处以及其他国家在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方面的做法,为中国完善对外援助制度提供建议。同时,将对外援助制度的完善提升至参与全球发展治理的高度。本文除绪论外共分四章。绪论部分主要是提出研究问题,对国内外学术界在对外援助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文献综述,提出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及研究的创新点和难点。第一章对对外援助、制度、机制、治理结构等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引入了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并提出了适用于中国对外援助制度演变的分析框架。第二章从对外援助阶段划分、规制的演变和管理机制演变的维度介绍对外援助制度的演变,并根据提出的对外援助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分析其背后的演变逻辑。第三章分析对外援助规章制度和管理制度的欠缺,并以具体案例分析中国对外援助项目的组织管理。为对外援助立法提供国际规制依据,并对比发达国家在法律体系和管理体制方面的做法为中国完善对外援助制度提供借鉴。第四章提出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和原则,分析中国对外援助制度的理论逻辑、价值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对外援助制度在法律体系、机制建设和保障制度方面的完善建议。制度完善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治理能力,参与全球治理。这也是当前中国一系列改革推进的目标。对外援助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是参与全球发展治理的突破口。因此,本章还在分析全球发展治理新格局的基础上,论述中国如何以对外援助为抓手更好地参与到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发展治理中。通过本文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到,完善对外援助制度势在必行。中国应该进一步深化对外援助改革,完善对外援助的法律体系,完善对外援助的管理体制和监督评估机制,从而更好地应对国际发展援助格局的变化、更好地服务于参与全球发展治理。
季艳艳[6]（2019）在《21世纪世界银行与非洲国家科技教育合作项目研究》文中指出科技的迅猛发展为非洲国家竞争力的提升提供了可能,而发展的前提是非洲科学技术教育的进步。世界银行对非洲人力资本的重视推动其参与到非洲科学技术教育中来。2000年以来,世行与非洲国家的科教合作日益频繁。研究世界与非洲国家的科技教育合作,加强我国对该合作的了解,不仅有利于我国未来与非洲国家科技教育的合作,还有利于我国与世界银行合作伙伴关系的建设。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通过对新世纪以来世界银行与非洲国家之间的科技教育合作项目的研究,梳理并分析该时段内的项目数量、分布情况、项目资金和举措变化,探寻世行与非洲国家科教教育合作的发展轨迹,发现世行与非洲国家的科技教育合作进程经历了萌芽时期（2000-2005）,探索时期（2006-2013）发展到如今的系统发展时期（2013--）。通过分析各项目的目标、资金、运行方式将世行与非洲科教合作项目分为世行与单一国家科教合作项目和世行与非洲区域间科教合作项目两类。运用不对称合作理论和新结构经济学的知识梳理了两类项目各自的特点,发现基于达成单一国家科技教育目标的认知而出现的第一类合作项目,体现了明显的新结构经济学特点,强调政府在推动合作项目进展方面的作用,尽管合作双方对彼此的了解不深,仍能取得明显而直接的合作收益。基于提高非洲大陆科教整体水平的共识而出现的第二类合作项目的各参与方交流更为充分,维持合作的组织与制度完备,协作配合有效,项目影响范围更广且稳定性较强,项目强调大学和研究机构在科技教育合作中的作用,强调国际合作且具有强大的国际吸引力。通过对两类项目个案深入探究后归纳分析了两类世行与非洲科技教育合作的模式:“世行-非洲国家”的官方双边合作模式和“世行-非洲区域”的多边合作模式。通过对项目的系统分析后,发现世行与非洲国家的科技教育合作模式由单打独斗走向系统整合,科教合作的重心渐渐由基础教育转向高等教育,投资的重心由硬件建设走向软能力提升,并且越来越重视项目的区域和国际影响力。但是,非洲的大多数国家的贫困仍未解决,一部分非洲国家面临着粮食安全问题,非洲本土发展的脆弱性问题仍在。科技产业不发达,科学技术知识和科技人才储备量不足的缺陷限制了非洲自身科技教育的发展。因此,世行未来与非洲国家的科技教育合作方向可能会更为注重非洲本土科技和文化的积累,重视发展优先学科的科技教育,继续推进区域间的科教合作,吸引私营部门和更多的国际伙伴参与到合作中来。无论对我国未来开展与非洲国家科教合作还是参与世行与非洲国家科教合作项目成为第三方合作伙伴而言,都具有参考意义。我国在与非洲开展科教合作时必须制定明确的合作目标,建立有效且可持续的合作方式和运行制度,在重点领域通力合作,鼓励中非私营企业和民间组织参与到合作中来,利用“软合作”的方式推进中非关系发展。
金珍[7]（2018）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比较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中国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稳步提升,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与国际合作机制的关系正在逐渐由参与、融合,向塑造、引领转变,“中国倡议”“中国方案”在全球和地区合作中日益突出。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就是中国倡导和引领建设的次区域合作新机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是,作为次区域合作机制的“后来者”,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如何处理和协调次区域内既有机制尤其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关系,在学理和现实层面都面临着难题。1992年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国与湄公河五国共同参与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六国间最早且最为成熟最具影响力的合作平台。2014年,在国际和地区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国倡议并引领了次区域合作新机制的建设。2015年11月,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外长会议在中国云南顺利举行。2016年3月,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在中国三亚成功召开。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澜沧江—湄公河合作迅速发展成为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这一进程,一方面,反映出随着次区域合作的深化,中国正在由国际机制的参与者向倡导者、主导者的转变,这其中的经验值得探讨与总结。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卷入不断嵌套、重叠的多边地区机制之中,机制复杂性也日益成为中国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的结构因素。如何妥善处理新老机制的关系,成为当前面临的现实难题。由此,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在学理层面,有利于把握次区域合作演进发展的态势,为新的理论突破提供更为可靠的事实依据。在实践层面,对于我国处理国际机制复杂化的问题可以提供良好的参鉴样本。本文首先明晰次区域合作的基本概念,探究次区域经济合作与次区域合作的内在关联。结合区域主义、功能主义、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等相关理论,提出次区域合作机制间的比较分析框架,即纵向的历史比较,横向的机制间同类要素比较。第二,运用这个框架,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澜沧江—湄公河合作进行比较分析,探讨次区域合作演进发展的规律。纵向上,比较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各自的时代背景、发展历程、主要成果、主要困难,揭示后者对于前者的突破与发展。横向上,从合作领域、机制建设、合作主导权等方面进行比较,全面把握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在合作领域、合作主导权等方面的优势,也准确分析其在机制建设方面的相对不足。在此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剖析两项机制的内在关联,指出两项机制应该且可以实现协调发展,共同推进次区域的繁荣与稳定。第三,探究其对我国在新时期参与次区域合作的启示。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成熟到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的创设和推进,这一进程折射出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的合作已进入深度融合阶段,对于我国在周边外交新时代如何引领和深化次区域合作,以及如何处理既有机制与创设机制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参考和经验借鉴。通过以上研究,本文认为,一是依据合作的深度不同,次区域合作可以分为“低阶次区域合作”和“高阶次区域合作”两类。“高阶”相对“低阶”次区域合作而言,强调的是合作层次、合作水平及合作机制的提质升级。主要指原有的合作方式、合作领域、合作机制等不能很好地适用于新的发展形势,因此需要通过集体行动,来推进合作的调整和深化。这也是一个合作需求逐渐升级、合作领域不断拓展、以及合作机制不断演化的过程。二是,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的创建契合了澜湄次区域“高阶”合作发展趋势,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不是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另起炉灶”,尽管其有望建设成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升级版”,但是实现全面超越仍有待时日。在次区域的发展进程中,二者必然长期共存,只有正确处理二者的竞合关系,实现协同发展,才能切实降低各方参与成本,减少合作中的不确定性,提高资源利用率,进一步提升机制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三是周边地区机制复杂性及机制建设与中国自身利益息息相关,中国应该完善相关机制建设,以推动地区深度融合,深化周边外交合作。要准确认识在周边区域合作中,创设机制与既有机制之间不是“零和”关系,而是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二者竞争的一面需要磨合,二者共通的一面提供了协同发展的空间。中国倡导的新型次区域合作,无论在理念设计还是机制安排等方面,都秉承着协同发展、开放包容的基本原则,创设机制是对既有次区域合作架构的补充而非替代,充分体现和展示了“和而不同”的中国理念。
王卓[8]（2018）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路径选择 ——以CPTPP、AIIB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在经历了战后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与G7、G20等模式之后,全球经济治理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与全球经济治理有何种关系?国际开发性金融与全球经济治理及国际经济秩序形成之间的关系如何?利用新成立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运作过程和项目分析,为以亚投行为核心的“一带一路”治理路径的成功奠定理论基础是本文目的之所在。本文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和最新前沿分析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CPTPP、AIIB。第一章导论引出了标题的问题,文献综述厘清了相关定义,对本论文的研究背景、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等进行了说明。首次整理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三大经典和最新前沿对全球经济治理的论述,对新成立的CPTPP、AIIB进行分析。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虽有波折,不会停滞,更不会逆转。经济全球化加速,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更加强烈的需求。而已往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主导、以WTO、IMF等多边机制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已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从而导致经济全球化引发的全球性问题日趋严重,直至引发“逆全球化”一时暗流涌动。顺应全球化大势,避免全球化问题,必须变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这是本论文第二章探讨的主要内容。从多边体制到区域框架,是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趋向。大国在此过程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也要在此过程中实现各自利益和诉求最大化,从而引发了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欧盟、日本与中国围绕全球治理变革路径的战略博弈。这是本论文第三章探讨的主要内容。其中重点分析围绕全球治理变革路径,美国的历史与现实、欧盟的传统与变革、日本的跟进与进取,以及中国的贡献与超越。而有关大国围绕全球治理变革路径的战略博弈,则以TPP/CPTPP和AIIB为案例,在第四和第五章中展开。中国与美国、日本关于全球治理变革路径的博弈,主要是围绕TPP/CPTPP展开的。或者说,围绕TPP/CPTPP的战略进退,集中体现了中国与美国、日本在全球治理变革路径选择层面的战略博弈。美国奥巴马政府全力推进TPP,很大程度上是在其以往依靠两大多边机制（WTO、IMF）越来越难以维持其对全球经济治理的操控甚至霸权之后,把希望寄托在了包括TPP在内的“两洋战略”上。为此,也要求日本跟进,从而促使日本在全球治理变革的路径选择上,最初采取了在国内利益集团强烈反对的背景下,被动跟进美国参与TPP的战略。但在特朗普上台第一天,即宣布美国退出了以往由其全力主导的TPP,并在其他全球治理机制中,也开始推行“退出”战略。在此背景下,日本又一改以往跟随美国的战略,联合其他10个TPP成员,全力推进没有美国的TPP11,即所谓CPTPP。对于美国和日本的这种战略态势,中国如何应对?显然成为重要战略议题。这也是本论文第四章探讨的核心议题。面对全球治理变革的世界大势和历史潮流,中国的最重要抉择是提出并全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倡议的大框架下,迄今取得的最大进展,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AIIB）的成功启动和平稳运转。一带一路的主体内容是“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其中的设施联通、资金融通和贸易畅通,AIIB显然都能发挥重要作用。更加重要的是,目前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核心领域在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变革,AIIB显然直指核心。而美国、日本与欧洲大国在对待中国全力推进AIIB,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战略应对。欧洲大国宣布作为发起国参加,成为AIIB启动过程的重要转折,而美国和日本迄今仍未明确表示加入甚至抵制的态势。AIIB仍将是中国与美日在变革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上展开战略博弈的重要领域。本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这一领域展开。上述探讨得出的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将在第六章“结语”中予以简要概括总结。
秦卫波[9]（2018）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及中国参与路径》文中研究指明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标志着人民币得到国际社会和金融组织及机构的正式承认。但是,这种承认的背景是基于以美元为主导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一旦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出现危机,人民币将不可避免遭受巨大的外部冲击。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重新引发了人们对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担忧,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渐高涨。事实上,随着中国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人民币的经济基础较之美元、欧元和日元等货币更加坚实,人民币参与下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于世界经济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以经济危机和世界经济失衡为研究背景,以世界多极化的发展现实为依托,深入探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案等理论问题。第一章梳理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相关理论和已有研究。本文首先从国际经济失衡、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的视角,探讨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缘由;其次梳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特里芬悖论和货币危机理论;第三部分对本论文涉及的概念进行界定,并明确本文研究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国际汇率体系以及国际金融合作与监管体系;在此基础上,从国际储备货币及其发行的内在缺陷、汇率制度的失效及国际收支调节、国际金融监管的缺陷及治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可持续性,以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等角度,梳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相关研究,为后续分析提供理论和文献基础。第二章回顾和总结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历史演进。首先梳理了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从“黄金-英镑本位”到“黄金-美元本位”再到“美元本位”的历史背景及运行机制,探索从“黄金货币化”到“黄金非货币化”变革的决定因素;第二部分分析了国际汇率体系从“固定汇率制”到“浮动汇率制”历史循环的背景,以及“固定汇率制”、“浮动汇率制”和“中间汇率制”的运行机制,给出本文对各种汇率制度的价值判断;第三部分对国际货币体系各阶段的国际金融合作形式进行总结和分析。第三章在历史回顾的基础上,探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可持续性问题。本文认为,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存在诸多弊端,但短期乃至中期内,现有格局仍将得以维持。本章从两个维度、四个方面探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可持续的合理性。第一个维度主要针对美国公共债务状况展开分析,尤其着重探讨美国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这是由于美国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关乎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稳定性,本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美国公共债务可持续的结论;第二个维度根据美元充当国际货币的三个职能,分别探讨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国际结算货币以及国际计价货币的可持续性,通过这三方面的分析,进一步验证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可持续的合理性。第四章进一步讨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现状与主要问题,尤其是从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国际汇率制度和国际金融合作机制三个视角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缺陷进行了剖析。具体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运行缺陷主要体现在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其本身导致了全球流动性过剩、全球金融动荡和全球经济外部失衡等不良影响;其他主要的储备货币的运行机制也不健全以及SDR的设计缺陷等。国际汇率体系的运行缺陷则主要体现为每种汇率制度均经历过严重的危机,汇率制度在“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之间循环往复,“中间汇率制度”也因为诸多经济危机而不断崩溃。国际金融合作机制的运行缺陷体现在目前国际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合作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结构和救援机制等方面均备受质疑;另外,在国际金融监管层面,对国际保险业、新兴金融产业等缺乏统一有效的监管规则;区域金融合作的另外两种典型模式,欧元区模式和拉美美元化模式也都不同程度出现了危机。本章的分析为进一步分析并研判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提供了详实的现实依据。第五章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构想。具体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分别是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改革构想、国际汇率制度体系的改革构想、国际基金组织的改革构想以及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构想。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的众多构想包括维持主权信用货币体系、建立实物储备货币体系、建立超主权货币体系等,本文认为运用合理手段弥补现行储备货币体制不足是现阶段最好的改革模式。在国际汇率制度体系改革的构想中,本文认为未来应该鼓励更具灵活性的汇率制度安排,发挥更具代表性国际合作机制如二十国集团（G20）的作用,积极推动各国汇率政策的相互协调。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构想,本文认为对IMF的改革应该遵循的原则是使得IMF更大程度地发挥其作为国际金融合作平台的作用,实现发达国家、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共商共建共享”。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则体现在重视对金融体系资本的监管、严格监管大型商业银行、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同时完善对保险业的国际监管。本文最后一章探讨了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途径。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途径,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中国参与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的途径,体现在人民币成为区域储备货币以及人民币加入SDR均有助于推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中国参与国际汇率体系改革的途径体现在推进区域性汇率合作机制建设和人民币加入SDR对超主权货币汇率稳定机制的完善;中国参与国际监管体系改革途径包括助推成立新的国际金融机构、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推动双边金融监管合作以及利用G20平台发出中国声音等。
黄玉沛[10]（2016）在《南非“黑人经济振兴”研究（1994-2014）》文中提出“黑人经济振兴”（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是1994年新南非政府成立之后为扶持黑人经济发展而采取的重大举措之一。其最初目的是为了提高黑人在大型企业持有股权的比重,随后逐步演变成新南非政府全面提高黑人经济地位的宏观经济战略。南非政府实施“黑人经济振兴”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它以南非反种族隔离抗争胜利为基础,以南非政府《重建与发展计划》为起点,以扶持“历史上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南非人”经济发展为目的,是长期以来黑人同白人经济斗争的产物,是南非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策略方针,更是南非经济结构调整的现实需要。本文认为,南非“黑人经济振兴”的定义或解释经历了由“狭义”到“广义”的转变,由单纯的政府政策转变成为集国家立法和政府行政于一体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因此,本文将南非“黑人经济振兴”划分为两个阶段,以2003年《广义基础的黑人经济振兴法案》出台为界,此前为“黑人经济振兴”的初创与形成阶段,此后为“黑人经济振兴”逐步调整与不断完善阶段。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对南非“黑人经济振兴”的主要内涵、发展历程和产生的原因进行了论述。其次,剖析了新南非历届政府涉及“黑人经济振兴”的诸多法律、法规和行政章程。同时,从“黑人经济振兴”的经济杠杆视角出发,探讨了南非实施“黑人经济振兴”的实际效果。以南非葡萄酒行业为个案,分析了“黑人经济振兴”在该行业实施过程中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对葡萄酒行业未来“黑人经济振兴”予以展望。最后,探讨南非不同族群对“黑人经济振兴”的认知,对新南非成立二十年“黑人经济振兴”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局限与不足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南非“黑人经济振兴”取得了部分积极效果,“振兴”相关的法律与法规不断修改与完善,黑人中小微型企业融资日趋便利,黑人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但是,随着南非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黑人经济振兴”也经历了复杂的调适与转变,并在南非社会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成为南非颇具争议的经济政策之一。南非一小撮黑人权贵精英与白人经济寡头相结合,以“矿业与能源复合体”的形式,凭借权力和已积累起来的资本介入“黑人经济振兴”,以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而广大黑人底层群众却没有从“黑人经济振兴”中获益良多,南非未来实施“黑人经济振兴”任重道远。本文致力于以经济史研究为核心的跨学科论证,南非“黑人经济振兴”本身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性,要求本文必须努力把多个学科的理论、方法有机地结合和运用。因此,本文在衡量和探讨“黑人经济振兴”发展维度的过程中,试图超越单纯以史实追述、价值评判为主的研究路径,在历史学研究的基础上,注重运用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等多学科的思想和方法,揭示南非黑人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二、不断创新高等教育融资机制——与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博士的对话之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不断创新高等教育融资机制——与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博士的对话之一（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国家需求层次的理论建构 |
| 一、国家人格化:以人的视角建构国家 |
| (一)国家建构的多维逻辑 |
| (二)国家行为与动机的人格属性 |
| 二、人与国家的需求通约性 |
| (一)人与国家的多元需求 |
| (二)人与国家需求相通约的依据 |
| 三、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国家应用 |
| (一)“需求层次论”的理论内涵 |
| (二)“需求层次论”的应用考量 |
| (三)国家需求视角下的国际合作 |
| (四)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国家需求 |
| 四、国家需求层次的分析框架 |
| (一)国家需求的界定与层次 |
| (二)多层需求的平衡与均衡 |
| 第二章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进展与方向 |
| 一、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历程 |
| (一)主权需求优先的阶段(1949-1978年) |
| (二)发展需求优先的阶段(1979-2018年) |
| (三)多层需求兼顾的新时期(2019年至今) |
| 二、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动因 |
| (一)时代主题判断 |
| (二)改革开放实践 |
| (三)国际规范内化 |
| 三、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方向 |
| (一)由选择自立走向逐步开放 |
| (二)由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倡导 |
| (三)由双边互动趋向多方参与 |
| 第三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的挑战 |
| 一、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强 |
| (一)后疫情时代百年变局变数增多 |
| (二)逆全球化下疫情民粹主义兴起 |
| (三)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尚需时间 |
| 二、发展中国家身份引发质疑 |
| (一)中国的身份定位存在分歧 |
| (二)外界混淆中国的需求层次 |
| (三)身份质疑导致行为的误判 |
| 三、新发展格局面临多重国际竞争压力 |
| (一)权力转移下的大国竞争 |
| (二)新兴崛起国群体内竞争 |
| (三)区域强国间的机制竞争 |
| 第四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存在的问题 |
| 一、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 |
| (一)过度聚焦规模与速度 |
| (二)地域差距的不断扩大 |
| (三)跨国利益边界模糊化 |
| 二、国家需求层次的认知失调 |
| (一)国内需求与国际需求相分隔 |
| (二)国际不同层次需求关注不均 |
| (三)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疏离 |
| 三、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不足 |
| (一)战略设计引发外界疑惑 |
| (二)国际制度话语处于劣势 |
| (三)国际社会交往基础薄弱 |
| 四、实现国家需求缺乏制度保障 |
| (一)国际发展体系规范压力 |
| (二)专业机构管理经验欠缺 |
| (三)多边合作路径选择受限 |
| 第五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路径抉择 |
| 一、明确发展需求优先方针 |
| (一)重视发展质量创新评估 |
| (二)均衡各区域可持续发展 |
| (三)全方位调和海内外利益 |
| (四)增强环境变化中的定力 |
| 二、统合国内外需求层次 |
| (一)发展与国际责任适度关联 |
| (二)国际地位基于主权与发展 |
| (三)现代化需求贯穿于其他需求 |
| (四)坚定发展中国家身份立场 |
| 三、增进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 |
| (一)提升发展战略释疑成效 |
| (二)提高多边外交话语效能 |
| (三)积累国际社会互动资源 |
| (四)长效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
| 四、完善国家需求的实现机制 |
| (一)善用国际体系部分规范 |
| (二)健全机构建设全面评估 |
| (三)推进三方合作机制建设 |
| (四)夯实国际竞争的制度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2）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写列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贫困治理问题的提出: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
| 一、什么是贫困 |
| 二、全球贫困的地区分类与现状 |
| 三、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 |
| 二、治理和统治 |
| 三、公共产品和全球公共产品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贫困的产生 |
| 二、解决贫困的手段 |
| 三、国际机制理论、全球公共产品和全球贫困治理 |
| 四、中国减贫的理论与实践 |
| 第四节 研究假设、基本观点及章节安排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基本观点 |
| 三、章节安排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思路 |
| 第二章 机制化减贫的理论解析 |
| 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 |
| 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演进 |
| 二、交易费用理论 |
| 三、公共选择理论 |
| 第二节 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及其作用模式 |
| 一、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 |
| 二、全球公共产品的作用模式 |
| 三、全球公共产品的的供给模式 |
| 四、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产品筹资模式的探索 |
| 第三节 制度理论语境下的全球贫困治理 |
| 一、国际机制理论 |
| 二、全球治理理论 |
| 三、全球贫困治理:集体行动的逻辑 |
| 第三章 联合国的发展理念和减贫机制 |
| 第一节 |
| 一、贫困是人类发展的痼疾 |
| 二、全球化下贫困治理的新路径 |
| 三、贫困治理的多元方式 |
| 第二节 联合国的发展议程和贫困治理路径 |
| 一、联合国的发展理念演进 |
| 二、联合国治理贫困的组织体系和议事规程 |
| 三、发展议程中的联合国与区域合作 |
| 第三节 联合国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
| 一、1960—1969,第一个发展十年:重视经济增长 |
| 二、1970—1979,第二个发展十年: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
| 三、1981—1990,第三个发展十年:人的全面发展 |
| 四、1991—2000,第四个发展十年:可持续发展 |
| 第四章 千年发展目标下的减贫机制及其实施 |
| 第一节 联合国千年发展宣言与千年发展目标 |
| 一、千年计划的形成 |
| 二、千年计划的具体内容 |
| 三、千年计划的组织形式 |
| 第二节 千年计划的机制化实施 |
| 一、千年计划的推进 |
| 二、千年计划的实施结果 |
| 第三节 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与挑战 |
| 一、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 |
| 二、千年计划遇到的挑战 |
| 第五章 联合国减贫机制运行分析及后2015 议程 |
| 第一节 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与分配 |
| 一、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作用模式 |
| 二、减贫领域不同行为体的行为方式 |
| 第二节 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 一、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 二、国际筹资与全球公共产品供应 |
| 第三节 后2015 议程展望 |
| 一、后2015——《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
| 二、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争议 |
| 三、对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评析 |
| 第六章 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对世界的贡献 |
| 第一节 中国的减贫历程与成就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治理的演进历程 |
| 二、中国减除贫困的治理手段 |
| 三、中国的减贫进程中的挑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 一、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 二、中国参与全球减贫机制的贡献与挑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3）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北极地区开发的研究 |
| 1.2.2 关于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总体研究 |
| 1.2.3 关于俄罗斯北极开发具体领域的研究 |
| 1.3 研究框架与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相关概念 |
| 2.1.1 北极地区范围及开发概念 |
| 2.1.2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范围 |
| 2.1.3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范畴 |
| 2.2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增长极理论 |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历史进程与现实动因 |
| 3.1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历史沿革 |
| 3.1.1 探索发现-奠定基础阶段(1917-1990) |
| 3.1.2 机制重组-机制转型阶段(1991-1999) |
| 3.1.3 政策酝酿-实际启动阶段(2000-2011) |
| 3.1.4 政策强化-全面开展阶段(2012-至今) |
| 3.2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现实动因 |
| 3.2.1 北极开发的经济利益动因 |
| 3.2.2 北极开发的社会环境动因 |
| 3.2.3 北极开发的政治安全动因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目标与政策 |
| 4.1 俄罗斯北极开发目标 |
| 4.1.1 促进俄罗斯北极地区经济增长 |
| 4.1.2 推动俄罗斯北极地区社会发展 |
| 4.1.3 保护俄罗斯北极地区生态环境 |
| 4.1.4 保障俄罗斯北极地区国家安全 |
| 4.2 俄罗斯北极开发政策 |
| 4.2.1 北极开发的招商引资政策 |
| 4.2.2 北极开发的财政税收政策 |
| 4.2.3 北极开发的社会保障政策 |
| 4.2.4 北极开发的环境保护政策 |
| 4.2.5 北极开发的地区安全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重点领域及推进措施 |
| 5.1 挖掘地理禀赋:完善北方海航道运营管理体系 |
| 5.1.1 构建联邦、区域、公司三级管理架构 |
| 5.1.2 遵循无害通行和过境通行的法律制度 |
| 5.1.3 建设“北方海航道”通行的运营模式 |
| 5.2 利用资源禀赋:加强油气资源开发 |
| 5.2.1 北极陆上及大陆架的油气资源开发现状 |
| 5.2.2 俄罗斯北极油气资源的开发模式 |
| 5.2.3 俄罗斯北极油气资源的开发方向 |
| 5.3 培育新增长极:建设“北方发展支撑区” |
| 5.3.1 “支撑区”构想的政策出台 |
| 5.3.2 基于经济地理方法探究的“支撑区”内项目选择标准 |
| 5.3.3 “支撑区”的规划:打造北极开发增长极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成效及制约因素 |
| 6.1 俄罗斯“北方海航道”通行的效果评估 |
| 6.1.1 “北方海航道”的物流运输成效显着 |
| 6.1.2 “北方海航道”开发面临的困境 |
| 6.2 俄罗斯北极地区油气开采的效果评估 |
| 6.2.1 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占比逐年提升 |
| 6.2.2 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
| 6.3 俄罗斯北极“支撑区”建设的效果评估 |
| 6.3.1 北极“支撑区”建设实施效果尚未明显体现 |
| 6.3.2 北极“支撑区”建设面临的局限性 |
| 6.4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制约因素 |
| 6.4.1 投资环境较差影响北极项目运行潜力 |
| 6.4.2 劳动力潜力弱难以支撑北极开发力度 |
| 6.4.3 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加大“资源诅咒”风险 |
| 6.4.4 生态环境脆弱增加可持续发展难度 |
| 6.4.5 西方国家制裁严重延缓北极开发进程 |
| 6.4.6 对北极地区爆发冲突的担忧降低合作意愿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 |
| 7.1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国际化趋势 |
| 7.1.1 俄罗斯北极开发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
| 7.1.2 俄罗斯北极开发国际合作的可行性 |
| 7.2 中俄北极开发的重点合作领域 |
| 7.2.1 依法并合理利用北极资源的合作 |
| 7.2.2 建设并开发北极航道通航的合作 |
| 7.2.3 开拓并实现北极旅游休闲的合作 |
| 7.2.4 保护北极气候与生态环境的合作 |
| 7.2.5 积极探索并认识北极科考的合作 |
| 7.3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的制约因素 |
| 7.3.1 中俄关于“冰上丝绸之路”概念的分歧 |
| 7.3.2 航道通行问题制约合作项目的收益 |
| 7.3.3 积极寻求北极合作的国家间竞争带来的压力 |
| 7.4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的模式探索 |
| 7.4.1 本国资金投入与多方资本参与相结合 |
| 7.4.2 北极项目开发与生态理念相结合 |
| 7.4.3 选择可行建设项目与模块化架构相结合 |
| 7.4.4 支撑区建设与中俄“冰上丝绸之路”相结合 |
| 7.4.5 中俄北极“公域”合作与参与俄罗斯国内建设相结合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3.1 次区域合作研究进展 |
| 1.3.2 府际治理研究进展 |
| 1.3.3 云南参与次区域合作研究进展 |
| 1.4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内容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次区域合作 |
| 2.1.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2 合作特征 |
| 2.2 府际治理 |
| 2.2.1 理念演进 |
| 2.2.2 次区域府际治理实践路径 |
| 2.3 地域分工理论 |
| 2.3.1 中心—外围理论 |
| 2.3.2 地缘区位论 |
| 2.3.3 劳动地域分工和协作理论 |
| 2.3.4 经典博弈理论 |
| 第3章 次区域府际合作的驱动机制 |
| 3.1 府际关系的APT—R因子模型 |
| 3.1.1 发展引力(Attraction) |
| 3.1.2 梯度压力(Pressure) |
| 3.1.3 战略推力(Thrust) |
| 3.1.4 博弈阻力(Resistance) |
| 3.2 基于主体异质性的府际博弈分析 |
| 3.2.1 有限理性概念 |
| 3.2.2 群体策略选择 |
| 3.2.3 演化稳定策略 |
| 3.2.4 合作博弈机制 |
| 3.2.5 群体选择与直接互惠 |
| 第4章 云南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进程 |
| 4.1 澜湄合作机制演变 |
| 4.1.1 合作成效 |
| 4.1.2 存在问题 |
| 4.2 阶段特征 |
| 4.2.1 前期积累准备阶段(1950-1991 年) |
| 4.2.2 构建合作框架阶段(1992-2002 年) |
| 4.2.3 积极参与实践阶段(2003-2014 年) |
| 4.2.4 融入澜湄合作阶段(2015 年—今) |
| 4.3 重点合作区域 |
| 4.3.1 中越河口—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2 中缅瑞丽—木姐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3 中老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4 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 |
| 4.3.5 境外合作区 |
| 4.4 主要合作领域 |
| 4.4.1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
| 4.4.2 产能合作成效显着 |
| 4.4.3 贸易畅通方兴未艾 |
| 4.4.4 资金融通格局初现 |
| 4.4.5 民心相通深入人心 |
| 4.5 问题与瓶颈 |
| 4.5.1 支持沿边地区开放的机制与功能不完善 |
| 4.5.2 边境贸易互补性不高 |
| 4.5.3 交通瓶颈 |
| 4.5.4 产能合作示范效应不显着 |
| 4.5.5 非公共安全隐患较大 |
| 第5章 基于APT—R因子的府际合作机制研究 |
| 5.1 次区域主体利益分析 |
| 5.1.1 泰国利益诉求 |
| 5.1.2 缅甸利益诉求 |
| 5.1.3 越南利益诉求 |
| 5.1.4 柬埔寨利益诉求 |
| 5.1.5 老挝利益诉求 |
| 5.1.6 中国及中国云南利益诉求 |
| 5.2 基于APT—R模型的府际关系动力机制 |
| 5.2.1 合作发展引力(A) |
| 5.2.2 发展梯度压力(P) |
| 5.2.3 战略协同推力(T) |
| 5.2.4 地缘博弈阻力(R) |
| 第6章 基于APT—R模型的府际关系情景模拟 |
| 6.1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情景分析 |
| 6.1.1 实施前稳态 |
| 6.1.2 策略扰动者 |
| 6.1.3 实现路径 |
| 6.1.4 模型设计 |
| 6.1.5 策略模拟 |
| 6.1.6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2 澜湄合作机制情景分析 |
| 6.2.1 实施前稳态 |
| 6.2.2 策略扰动者 |
| 6.2.3 实现路径 |
| 6.2.4 模型改进 |
| 6.2.5 策略模拟 |
| 6.2.6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3 强化云南辐射功能的情景分析 |
| 6.3.1 辐射中心策略 |
| 6.3.2 策略模拟 |
| 6.3.3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4 案例:中缅泰老“黄金四角”府际治理研究 |
| 6.4.1 府际关系情境分析 |
| 6.4.2 府际合作领域 |
| 6.4.3 府际治理政策设计 |
| 第7章 云南参与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路径与建议 |
| 7.1 府际合作路径 |
| 7.1.1 促进互联互通 |
| 7.1.2 促进跨境产能合作 |
| 7.1.3 支持次级政府府际合作 |
| 7.1.4 促进跨境旅游合作 |
| 7.1.5 促进贸易畅通 |
| 7.2 府际治理保障措施 |
| 7.2.1 要素流动保障 |
| 7.2.2 企业主导保障 |
| 7.2.3 政府推动保障 |
| 7.2.4 辐射功能保障 |
| 7.2.5 改革赋权保障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创新点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发表论文情况 |
| 参加课题研究情况 |
| 致谢 |
（5）中国对外援助制度及其完善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从制度完善的角度研究对外援助 |
| 三、文献综述 |
| 四、论文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五、论文的研究方法 |
| 六、论文的基本结构 |
| 第一章 对外援助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 一、对外援助的相关概念辨析 |
| 二、制度与机制 |
| 三、对外援助制度 |
| 第二节 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 |
| 一、制度变迁的原因 |
| 二、制度变迁的过程 |
| 三、制度变迁的阻力 |
| 四、对外援助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中国对外援助制度的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对外援助的阶段划分及特点 |
| 一、对外援助阶段的划分 |
| 二、不同援助阶段的特点 |
| 第二节 新制度主义框架下对外援助规制体系的变迁 |
| 一、对外援助第一阶段——以领导人主张和政策方针为主的制度体系 |
| 二、对外援助第二阶段——战略方针继承、调整与执行规范的制定 |
| 三、对外援助第三阶段——以部门规章为主的制度体系 |
| 四、对外援助第四阶段——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 |
| 第三节 对外援助管理机制模式发展 |
| 一、总交货人制度 |
| 二、承建部负责制 |
| 三、投资包干制和承包责任制 |
| 四、21世纪初期的援外管理机制 |
| 五、援外管理部门重归专门部委 |
| 第四节 对外援助管理制度变迁的演变逻辑 |
| 一、制度变迁的宏观与外部背景因素 |
| 二、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
| 三、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
| 第三章 当前对外援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
| 第一节 对外援助法律制度缺失 |
| 一、现有规章制度的评析 |
| 二、对外援助立法的必要性 |
| 三、对外援助的国际规制依据 |
| 四、其他国家对外援助法律借鉴 |
| 第二节 对外援助管理制度不完善 |
| 一、现有管理机制评析 |
| 二、其他国家援助管理机制的借鉴 |
| 第三节 对外援助项目的组织与管理——以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为例 |
| 一、东亚减贫项目总体概况 |
| 二、东亚减贫项目组织管理分析 |
| 三、东亚减贫项目进展情况分析 |
| 四、东亚减贫项目存在问题分析 |
| 五、东亚减贫项目的政策建议 |
| 第四章 中国对外援助制度的完善建议与战略展望 |
| 第一节 制度设计思路 |
| 一、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 |
| 二、制度设计的原则 |
| 第二节 对外援助制度完善的建议 |
| 一、完善对外援助法律体系 |
| 二、完善对外援助管理机制 |
| 三、完善对外援助监督评估机制 |
| 第三节 全球发展治理变革下中国对外援助的战略展望 |
| 一、治理结构 |
| 二、全球发展治理新格局 |
| 三、中国对外援助的战略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21世纪世界银行与非洲国家科技教育合作项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1.非洲的重要国际地位与自身科技发展困境 |
| 2.知识经济时代中世界银行广泛关注科技教育 |
| 3.国际组织在国际教育合作中的重大影响力 |
| 4.“一带一路”战略下中非科技教育合作的考量 |
| (二)概念界定 |
| 1.科学和技术 |
| 2.科技教育 |
| 3.科学技术教育项目 |
| (三)文献综述 |
| 1.国内外非洲研究趋势 |
| 2.非洲国家科技教育发展状况 |
| 3.关于国际组织与非科技教育合作的研究 |
| 4.关于世界各国与非科技教育合作的研究 |
| 5.关于世界银行与非洲科技教育合作的研究 |
| 6.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
| (四)分析框架 |
| 1.合作理论 |
| 2.新结构经济学 |
| (五)研究设计 |
| 1.研究目的 |
| 2.研究内容 |
| 3.研究方法 |
| (1)文献分析法 |
| (2)案例研究法 |
| (六)研究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实践意义 |
| 一、世界银行与非洲国家科技教育合作的演变历史 |
| (一)非洲科技教育意识觉醒,开启与世界银行的合作 |
| (二)新世纪以来世界银行与非洲科教合作的历史分期 |
| 1.第一阶段:萌芽时期(2000-2005) |
| 2.第二阶段:探索时期(2006-2013) |
| 3.第三阶段:系统发展时期(2013 年—) |
| 二、世界银行与非洲科技教育合作的理论基础和战略认识 |
| (一)世界银行与非洲科教合作的理论基础 |
| 1.人力资本理论 |
| 2.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 (二)世界银行与非洲科教合作的战略认识 |
| 1. 注重科教合作的“知识”辐射性 |
| 2. 关注科教合作的有效性 |
| 3. 重视科教合作的工具价值 |
| 4. 强调科教合作的多边合作 |
| 三、世界银行与非洲科技教育的合作项目概述 |
| (一)项目分布:合作地点遍布整个地区,西非尤为密集 |
| (二)项目管理方式及其特点 |
| 1.项目目标:提高整体质量,强调科教创新 |
| 2.资金来源:世行主导,多方筹资 |
| 3.项目管理方式:国家-机构(-区域各级管理) |
| 4.项目特点:发挥政府作用,注重多方参与协作配合 |
| 四、世界银行与非洲科技教育合作模式分析 |
| (一)“世界银行-非洲国家”合作模式—以坦桑尼亚科技教育项目为例 |
| 1.项目背景:国家经济发展需求与技术水平矛盾 |
| 2.目标与战略:培养更多合格人才响应劳动市场需求 |
| 3.组织与运行:双边官方合作 |
| 4.效果与评价:收益显着,有利有弊 |
| (二)“世界银行-非洲区域”合作模式—以非洲高等教育卓越中心为例 |
| 1.项目背景:资金限制非洲区域科教水平提高 |
| 2.目标与战略:加强机构科研能力,应对区域挑战 |
| 3.组织与运行:多边合作 |
| 4.效果与评价:发展迅速,前景广阔 |
| (三)合作模式反思 |
| 1.对效率的追求或将拉大非洲科教水平的国家差异 |
| 2.良好的交流与治理体系将带来更好的合作效果 |
| 3.新兴国家和经济体在合作中需要获得话语权 |
| 五、世界银行与非洲科技教育合作的困境与展望 |
| (一)世界银行与非洲科技教育合作面临的困境 |
| 1.贫困问题仍未缓解,科技教育依附性高 |
| 2.科技产业不发达,无法提供科研创新机会 |
| 3.基础设施薄弱,限制科技教育发展 |
| (二)世界银行与非洲科技教育合作的展望 |
| 1.科教合作模式由单打独斗走向整合合作 |
| 2.科教合作重心由基础教育转向高等教育 |
| 3.科教投资重心由硬建设转向软能力 |
| 4.科教合作注重私营部门的参与 |
| 六、对今后我国与非科技教育合作的启示 |
| (一)明确定义科教合作目标,建立有效且可持续的合作伙伴关系 |
| (二)鼓励中非私营企业和民间组织开展科教合作 |
| (三)重点领域通力合作,科教“软合作”推进中非关系 |
| (四)提高在世行与非洲国家科技教育项目中的参与度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问题与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一、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
| 二、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研究 |
| 三、次区域合作的理论研究 |
| 四、现有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次区域合作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次区域合作的相关概念 |
| 一、次区域 |
| 二、次区域经济合作 |
| 三、次区域经济一体化 |
| 四、次区域合作 |
| 第二节 次区域合作演进发展的理论解释 |
| 一、国际经济学的理论解释 |
| 二、国际政治学的理论解释 |
| 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解释 |
| 第三节 次区域合作机制间的比较分析 |
| 一、次区域合作机制间的纵向比较 |
| 二、次区域合作机制间的横向比较 |
| 小结 |
| 第二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成效与困境 |
| 第一节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历程 |
| 一、历史背景 |
| 二、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成果 |
| 一、推动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增长 |
| 二、增进次区域和平红利的分享 |
| 三、促进地区合作机制的完善 |
| 第三节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困境 |
| 一、经济合作难以深化和提升 |
| 二、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 |
| 三、缺乏合理和有效的合作主导权 |
| 小结 |
| 第三章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突破与发展 |
| 第一节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的建立 |
| 一、时代背景 |
| 二、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的主要成果 |
| 一、澜湄合作机制建设稳步推进 |
| 二、澜湄合作在多个领域取得显着成果 |
| 三、澜湄文化逐步形成 |
| 第三节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一、合作领域有待深化 |
| 二、机制建设尚未完善 |
| 三、合作主导权有待提升 |
| 小结 |
| 第四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的比较 |
| 第一节 GMS与LMC的比较 |
| 一、GMS与LMC的纵向比较 |
| 二、GMS与LMC的横向比较 |
| 第二节 正确认识和协调处理GMS与LMC的关系 |
| 一、GMS为LMC奠定坚实基础 |
| 二、LMC是GMS深化发展的必然 |
| 三、GMS与LMC可以实现协调发展 |
| 小结 |
| 第五章 GMS与LMC比较研究对我国参与次区域合作的启示 |
| 第一节 推动次区域合作由“低阶”向“高阶”跨越 |
| 一、“高阶”次区域合作的特征 |
| 二、次区域合作由“低阶”向“高阶”演进的主要条件 |
| 第二节 协调处理既有机制与创设机制的关系 |
| 一、正确认识既有机制与创设机制的关系 |
| 二、处理既有机制与创设机制关系的策略选择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路径选择 ——以CPTPP、AIIB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Summary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概念厘定 |
| 五、研究框架 |
| 六、若干难点 |
| 第二章 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治理 |
| 一、经济全球化：动因与趋势 |
| 二、全球经济治理：需求强化 |
| 三、治理体系缺陷与供给不足 |
| 四、治理问题恶化与逆全球化 |
| 五、从逆全球化到新全球化 |
| 六、变革全球经济治理势在必然 |
| 第三章 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路径博弈 |
| 一、全球经济治理新趋向：从多边到区域 |
| 二、大国主导全球经济治理：理论与实践 |
| 三、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美国：自由与霸权 |
| 四、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欧盟：区域与多边 |
| 五、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日本：跟进与进取 |
| 六、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中国：贡献与超越 |
| 第四章 CPTPP:美国进退、日本进取与中国应对 |
| 一、战后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美国主导 |
| 二、多边治理框架的困境与两洋战略 |
| 三、TPP:美国进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 四、从TPP到CPTPP:日本的战略进取 |
| 五、从TPP到CPTPP:中国的战略应对 |
| 第五章 AIIB对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影响 |
| 一、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金融体系与基础设施 |
| 二、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中国方案与“一带一路” |
| 三、“一带一路”框架下的AIIB:地位与影响 |
| 四、AIIB引发的战略博弈：美日、欧洲及其他 |
| 五、AIIB产生的战略影响：优化全球金融治理 |
| 六、AIIB需要的战略应对：完善内部治理绩效 |
| 第六章 结论 |
| 一、几点逻辑结论 |
| 二、若干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答谢 |
（9）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及中国参与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本文的结构安排 |
| 三、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缘由 |
| 一、金融危机引发的思考 |
| 二、国际经济失衡带来的必然选择 |
| 第二节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论基础 |
| 一、特里芬悖论 |
| 二、货币危机理论 |
| 第三节 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及界定 |
| 一、相关研究概念的界定 |
|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价值判断 |
| 第四节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及流动性管理缺陷的研究 |
| 二、关于汇率制度的失效及国际收支调节的研究 |
| 三、关于国际金融监管的缺陷及治理的研究 |
| 四、关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可持续的合理性研究 |
| 五、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的探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国际储备货币变革的历史分析 |
| 一、“黄金-英镑本位” “黄金-美元本位”和 “美元本位”的历史背景 |
| 二、“黄金-英镑本位”“黄金-美元本位”和“美元本位”的运行机制 |
| 三、从“黄金货币化”到“黄金非货币化”变革的历史必然 |
| 第二节 国际汇率制度变革的历史分析 |
| 一、由“固定汇率制”到“浮动汇率制”历史循环的背景 |
| 二、“固定汇率制”“浮动汇率制”和“中间汇率制”的运行机制及价值判断 |
| 第三节 国际金融合作变革的历史分析 |
| 一、国际货币体系各阶段的国际金融合作的历史描述 |
| 二、国际金融合作形式变革的历史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可持续性分析 |
| 第一节 美国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 |
| 一、政府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定义及已有相关研究 |
| 二、美国公共债务可持续的实证分析 |
| 三、美国公共债务可持续的启示 |
| 第二节 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可持续性 |
| 一、美元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历史考察 |
| 二、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可持续性分析 |
| 第三节 美元作为主要国际结算货币的可持续性 |
| 一、美元成为主要国际结算货币的历史考察 |
| 二、美元作为主要国际结算货币的可持续性分析 |
| 第四节 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计价货币的可持续性 |
| 一、美元成为主要国际计价货币的历史考察 |
| 二、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计价货币的可持续性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现状及主要问题 |
| 第一节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现状 |
| 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储备货币现状 |
| 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汇率制度 |
| 三、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国际金融合作 |
| 第二节 现行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运行缺陷 |
| 一、美元本位的不良影响 |
| 二、其他主要储备货币的运行困境 |
| 三、SDR的局限 |
| 第三节 现行国际汇率制度的运行缺陷 |
| 一、发达国家浮动汇率制调节对国际经济的负面影响 |
| 二、中间汇率制度的不断崩溃：经济危机的频发 |
| 第四节 现行国际金融合作机制的缺陷 |
| 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缺陷 |
| 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弊端 |
| 三、区域金融合作“欧元区”的运行困境 |
| 四、“拉美美元化”对拉美经济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构想 |
| 第一节 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的构想 |
| 一、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构想概述 |
| 二、多极主权信用货币体系的可行性分析 |
| 第二节 国际汇率制度体系改革的构想 |
| 一、1976 年以来的汇率制度安排与评价 |
| 二、国际汇率制度的选择 |
| 三、国际汇率制度体系改革的构想 |
| 第三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构想 |
| 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结构设计 |
| 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管机制设计 |
|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机制设计 |
| 第四节 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构想 |
| 一、国际金融监管机构改革的发展现状 |
| 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构想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中国参与路径 |
| 第一节 人民币国际化现状与发展机遇 |
| 一、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签署 |
| 二、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机制的建立 |
| 三、人民币在跨境直接投资中的使用 |
| 四、境外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发展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的路径 |
| 一、后危机时期各国对国际储备货币的调整 |
| 二、助推人民币成为区域储备货币 |
| 三、人民币加入SDR，提升SDR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
| 第三节 中国参与国际汇率体系改革的路径 |
| 一、后危机时期各国对货币锚的调整 |
| 二、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 |
| 三、推动区域汇率合作机制建设 |
| 四、人民币加入SDR，完善超主权货币的汇率稳定机制 |
| 第四节 中国参与国际监管体系改革的路径 |
| 一、助推成立新的国际金融机构 |
| 二、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立 |
| 三、推动双边金融监管合作 |
| 四、借助G20平台发出中国声音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校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南非“黑人经济振兴”研究（1994-201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框架 |
| 四、本文的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南非“黑人经济振兴”概述 |
| 第一节 “黑人经济振兴”的主要内涵 |
| 一、“黑人经济振兴”的概念界定 |
| 二、“黑人经济振兴”的语义变迁 |
| 第二节 “黑人经济振兴”的发展历程 |
| 一、学术界的观点 |
| 二、本文的观点 |
| 第三节 “黑人经济振兴”出台的多因素透视 |
| 一、“黑人经济振兴”出台的政治保障 |
| 二、“黑人经济振兴”出台的经济因素 |
| 三、“黑人经济振兴”出台的国际环境 |
| 小结 |
| 第二章 “黑人经济振兴”的初创与形成(1994-2003) |
| 第一节 “黑人经济振兴”的政策基础 |
| 一、《重建与发展计划》与“黑人经济振兴” |
| 二、《增长、就业和再分配》与“黑人经济振兴” |
| 第二节 “黑人经济振兴”的法律依据 |
| 一、1996年《南非宪法》与“黑人经济振兴” |
| 二、1998年《就业平等法》与“黑人经济振兴” |
| 三、1998年《技能开发法》与“黑人经济振兴” |
| 第三节 曼德拉政府时期“黑人经济振兴”的基本特征 |
| 一、实行“优先采购” |
| 二、制定“商业许可证与配额” |
| 三、推动国有企业重组和私有化 |
| 四、建立“公私伙伴关系” |
| 第四节 转变的前奏:2001年《黑人经济振兴委员会报告》 |
| 一、2001年《黑人经济振兴委员会报告》出台背景 |
| 二、2001年《黑人经济振兴委员会报告》主要内容 |
| 三、2001年《黑人经济振兴委员会报告》效果分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黑人经济振兴”的转变与调整(2003-2014) |
| 第一节 转变之一:2003年《广义基础的黑人经济振兴法》 |
| 一、“黑人经济振兴”的顶层设计 |
| 二、“黑人经济振兴”的组织架构 |
| 三、“黑人经济振兴”的法律创新 |
| 第二节 转变之二:2007年《广义基础的黑人经济振兴良好行为规范》 |
| 一、2007年《广义基础的黑人经济振兴良好行为规范》主要内容 |
| 二、2007年《广义基础的黑人经济振兴良好行为规范》实施途径 |
| 第三节 转变之三:南非各行业《转型章程》 |
| 一、石油和液体燃料行业《转型章程》 |
| 二、矿业《转型章程》 |
| 三、金融业《转型章程》 |
| 四、其他行业《转型章程》 |
| 第四节 祖马政府第一任期对“黑人经济振兴”的调整 |
| 一、2013年《广义基础的黑人经济振兴法修订案》 |
| 二、2013年《广义基础的黑人经济振兴良好行为规范修订案》 |
| 小结 |
| 第四章 “黑人经济振兴”的经济杠杆:“BEE交易” |
| 第一节 南非“BEE交易”的发展历程 |
| 一、蓬勃发展时期(1993-1998年) |
| 二、低速增长时期(1998-2014年) |
| 第二节 “BEE交易”的金融工具:“特殊目的载体” |
| 一、“特殊目的载体”的内涵与模式 |
| 二、“特殊目的载体”的缺陷与不足 |
| 三、“特殊目的载体”的调整与规范 |
| 第三节 “BEE交易”的实施效果 |
| 一、“BEE交易”的积极影响 |
| 二、“BEE交易”局限与不足 |
| 小结 |
| 第五章 案例分析:南非葡萄酒行业的“黑人经济振兴” |
| 第一节 南非葡萄酒行业发展历程 |
| 一、殖民征服与统治阶段(1948年之前) |
| 二、种族隔离时期葡萄酒行业演变(1948-1994) |
| 三、新南非成立后葡萄酒行业进展(1994-2014) |
| 第二节 南非葡萄酒行业“黑人经济振兴”实施途径 |
| 一、南非葡萄酒行业的转型与重组 |
| 二、南非葡萄酒行业的“BEE交易” |
| 三、南非《葡萄酒行业黑人经济振兴转型章程》 |
| 第三节 南非葡萄酒行业“黑人经济振兴”的效果评析 |
| 一、南非葡萄酒行业“黑人经济振兴”的成就 |
| 二、南非葡萄酒行业“黑人经济振兴”的问题 |
| 三、南非葡萄酒行业“黑人经济振兴”的出路 |
| 小结 |
| 第六章 南非“黑人经济振兴”综合评价 |
| 第一节 南非不同族群对“黑人经济振兴”的认知 |
| 一、南非白人对“黑人经济振兴”的认知 |
| 二、南非黑人对“黑人经济振兴”的认知 |
| 三、南非其它少数族群对“黑人经济振兴”的认知 |
| 第二节 南非实施“黑人经济振兴”的积极成果 |
| 一、“振兴”法律和法规不断修改与完善 |
| 二、黑人中小微型企业融资日趋便利 |
| 三、南非黑人中产阶级逐步发展壮大 |
| 第三节 南非实施“黑人经济振兴”的局限与不足 |
| 一、“黑人经济振兴”与南非政治转型 |
| 二、“黑人经济振兴”与南非政府职能 |
| 小结 |
| 结语 南非“黑人经济振兴”二十年 |
| 一、理论层次:走出“路径依赖”被“锁定”的尝试 |
| 二、政策层次:黑人经济发展与政府政策的科学论证 |
| 三、实践层次:“黑人经济振兴”对非洲经济发展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一、原始文献 |
| (一)南非政府发布的“黑人经济振兴”相关法案和文件 |
| (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档案文献 |
| (三)南非“黑人经济振兴委员会”报告 |
| (四)南非储备银行“黑人经济振兴”报告 |
| (五)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关于“黑人经济振兴”的工作报告 |
| (六)牛津大学等机构关于“黑人经济振兴”的报告 |
| 二、英文研究文献 |
| (一)英文专着 |
| (二)英文期刊文章 |
| (三)英文学位论文 |
| (四)英文主要参考网站 |
| (五)南非商业财经类报纸 |
| 三、中文研究文献 |
| (一)中文专着 |
| (二)中文译着 |
| (三)中文期刊文献 |
| (四)中文学位论文 |
| (五)中文主要参考网站 |
| 附录 |
| 附录一 :部分缩略语中外文对应表 |
| 附录二 :南非“黑人经济振兴”大事年表 |
| 附录三 :南非葡萄酒行业实施“黑人经济振兴”大事记 |
| 附录四 :南非“广义基础的黑人经济振兴委员会”名单 |
| 附录五 :2003年《广义基础的黑人经济振兴法案》中文 |
| 附录六 :2013年《广义基础的黑人经济振兴法修订案》中文 |
| 后记 |
| 作者攻读博士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四、不断创新高等教育融资机制——与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博士的对话之一（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D]. 王彩霞. 吉林大学, 2021(01)
- [2]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D]. 骆明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3]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D]. 徐曼. 吉林大学, 2021(01)
- [4]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D]. 闫晓燕.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5]中国对外援助制度及其完善问题研究[D]. 赵美艳. 外交学院, 2020(08)
- [6]21世纪世界银行与非洲国家科技教育合作项目研究[D]. 季艳艳.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2)
- [7]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比较研究[D]. 金珍. 云南大学, 2018(04)
- [8]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路径选择 ——以CPTPP、AIIB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D]. 王卓. 外交学院, 2018(12)
- [9]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及中国参与路径[D]. 秦卫波. 东北师范大学, 2018(12)
- [10]南非“黑人经济振兴”研究（1994-2014）[D]. 黄玉沛. 上海师范大学, 201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