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警惕!我国粮食供求关系可能出现逆转──兼谈如何保持国民经济的回升态势（论文文献综述）
田野[1]（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华清君[2]（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吴盛杰[3]（2020）在《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采用“中观”的视角,以1949年以后南京地区城乡商业的变革为中心,尝试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及驱动要素。建政前,商业在南京的经济结构中占比很大,工业占比则较小。新政权建立后,提出了要将“消费的南京转向生产的南京”的总体目标。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新政权逐步对南京城乡商业的结构和形态进行了重构。首先,新政权通过打击投机、稳定金融物价等措施逐步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南京的消费商业迅速衰落,新政权则乘势展开了对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急剧的变化使得私营商业一度陷入困境,经过政策调整以及广泛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城乡商业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加工订货的增多,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这一进程被打断,且相比于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在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新政权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展开对南京城乡商业系统的重构,南京市的经济结构自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南京首先根据中央的政策淘汰了私营批发商,其次由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从统购统销的几个行业开始,私营零售商也逐渐接受改造。及至1956年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南京的社会商业走向全面的公有化,但过快改造打乱了商业系统的运行,给城乡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不得不再次回到市场机制。本文以南京地区的报刊、档案资料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在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南京市新政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这个过程,本文展示了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私营商业的改造之外,也注意到了公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与过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变革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展开对话,并提出政治考量是驱动地方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共占领南京之后在南京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其中重点考察了中共接管大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南京的执行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政权对南京社会商业进行的初步改造,其中重点考察了针对南京市社会商业的具体情况,新政权在私营商业改造、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商关系的变革上所具体施行的办法。第三章主要论述第一次商业调整政策出台的背景、方案及其在南京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朝鲜战争开始后,南京市新政权面对战时状况对社会商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处理。第五章主要论述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及其对社会商业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主要考察南京地区地方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果与问题。第七章主要论述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后,南京市新政权对私营批发商、私营零售商的改造过程,以及在城乡推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过程及其一系列的影响。第八章主要考察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后,中央政府、南京市新政权与南京私商、小商小贩之间的三方互动及其结果。
葛晶[4]（2019）在《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二元经济转型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普遍需要面对的重要战略性问题。长期以来,中国都被视为是一个具有无限劳动力供给特征的典型二元经济结构国家。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使得这种要素禀赋得到充分发挥,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迁移到城市,极大地推进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率接近10%,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步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发达国家及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人口转变所形成的具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可以为二元经济转型提供人口红利,促进二元经济转型。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均是人口转变先于二元经济转型,不同的是,日本人口转变与跨过商业化点同步,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人口转变则是发生在商业化点以后,人口转变形成的人口红利促进了二元经济转型的完成,使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实现了从低收入经济体到中等收入经济体再到发达经济体的跨越。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进入人口转变第三阶段,迅速发生和提前完成的人口转变使我国在短期内形成了巨大的人口红利,推进了劳动力市场跨过刘易斯转折点。目前,我国正处于二元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人口转变先于二元经济转型完成,现阶段人口红利的递减使我国面临着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抚养负担加重,投资、储蓄下降等困境。一旦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我国经济将面临下行压力,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就可能使二元经济转型陷于停滞,进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也是二元经济转型中后期我国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国内外学者从人口转变影响劳动力供给,人口老龄化影响二元经济转型等方面对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是,缺少对人口转变影响二元经济转型的系统的、深入的理论分析。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虽然经济、社会发展决定于社会生产方式,但人口的增长及其演变对经济、社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促进或延缓的作用。本文依据这一基本原理,以人口转变理论和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研究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作用机理;总结二元经济转型不同阶段的人口转变特征;考察中国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与现状,并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检验了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在借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开发人口红利促进我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从理论分析、中国的经验实证、境外经验借鉴和对策建议四个部分来分析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理论分析。根据国内外学者对人口转变理论、二元经济理论及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现状,梳理归纳出主要学术观点。以二元经济转型的内涵为切入点,概括出二元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和三个发展阶段,着重从影响劳动力供给、资本积累、技术创新三个方面探讨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作用机理,概括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互动关系。第二部分为中国的经验实证。通过对我国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统计描述,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人口转变影响二元经济转型进行计量检验。选取二元对比系数、人口抚养比、农业劳动力占比、投资率、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农用机械总动力增长率等经济变量,建立回归模型,采用1990—2017年数据,分析得出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抚养比下降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推进了我国二元经济转型。但是,持续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带来的少儿抚养比下降,老年抚养比上升,使我国二元经济转型面临劳动人口减少、养老负担加重、人口红利递减等困难,二元经济转型面临严峻挑战。第三部分为境外经验借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人口转变都先于二元经济转型,形成的人口红利促进了二元经济转型的完成。但由于转型速度的不同,人口转变的作用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本文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二元经济转型与人口转变阶段入手,根据其阶段性发展特征,总结出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经验,即利用人口红利、提升人力资本、调整生育政策、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等,这些经验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第四部分为对策建议。目前,我国处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人口转变第三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少儿抚养比下降,而老年抚养比持续上升。面对人口红利的递减,要促进二元经济转型,就要协调好人口内部再生产的数量和结构关系,从深度挖掘潜在人口红利、积极开发人力资本红利、提升储备未来人口红利、开发利用老龄人口红利等方面入手,降低二元经济转型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克服日益提高的抚养比给经济转型带来的不利影响。
王佳[5]（2019）在《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自20世纪90年代初爆发以来,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其最突出的特征包括出生率持续偏低、死亡率居高不下和外来移民人口补偿能力显着减弱三个方面。受此影响,俄罗斯人口持续多年出现负增长,全国人口总数逐年下滑。此次人口危机因其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影响程度之深,已经成为事关俄罗斯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战略性问题,引起了俄朝野各界的普遍高度关注。当代俄罗斯的人口形势是在全球人口向现代化发展模式转变的大背景下形成的。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以欧美国家为首的世界各国人口纷纷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转变,传统的多子女大家庭模式逐步被少子女的现代家庭模式取代,居民生育意愿显着下降,人口生育水平降至自然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增长趋缓甚至步入负增长阶段。在全球人口转变的背景下,俄罗斯的人口发展也同样面临着向现代人口模式转变的必然趋势。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它既受到了俄人口发展历史上形成的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差异等传统人口因素的影响,与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也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转型时期的激进改革对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冲击则是此次人口危机的助推器,不仅加快了危机爆发的进度,也增强了危机蔓延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并加重了它的灾难性后果。为摆脱日益严峻的人口形势,俄政府出台了包括鼓励居民生育、降低人口死亡率和吸引外来移民在内的一系列应对人口危机的配套措施,旨在扭转持续多年的人口负增长趋势,同时增强外来移民对人口再生产的补偿能力。上述措施的实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俄罗斯人口总数自2010年起恢复增长。2013年,出生人数超过死亡人数,人口出现了自苏联解体以来的首次自然增长。尽管近年来人口危机的状况有所缓和,但就目前人口形势来看,俄罗斯未来面临的人口问题依旧严峻。居民生育意愿仍然偏低,无法保证维持人口数量稳定所需的出生率水平。随着上世纪90年代人口危机最严峻时期出生的女性逐渐步入生育年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俄育龄女性数量将面临显着减少的局面,人口出生率预计仍将维持在较低水平;人口死亡率水平尽管有所回落,但与大部分欧美国家相比依然处于高位。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口死亡率难以出现较明显的下降,俄罗斯人口自然负增长的规模很可能将持续扩大。在外来移民对人口自然损失的补偿能力难有实质性提升的背景下,当代俄罗斯面临的人口形势依然严峻,人口增长的前景仍不容乐观。本论文的研究以当代俄罗斯人口问题的严峻形势为切入点,系统分析人口危机形成的主要原因及俄政府应对危机的主要措施,并对其实施成效和不足进行评价。同时,通过比较并借鉴世界同类国家应对人口问题的经验,为俄罗斯摆脱人口危机提出可行建议,并对俄未来人口发展的趋势做出预测。论文由绪论、四章和结语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与论文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的思路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第一章对俄罗斯的人口发展历史进行回顾,论述了旧俄时期和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人口的主要发展阶段;第二章重点分析了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严峻形势,从低出生率、高死亡率和日益减弱的移民人口补偿能力三个方面,着重对人口危机的具体表现进行了论述;第三章从人口结构、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观等因素入手,详细探讨了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产生的原因；第四章重点分析了俄罗斯政府实施的提高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和增强移民吸引力等应对人口危机的主要措施,并对相关措施的成效和不足进行了评价。结语部分论述了俄罗斯人口的发展前景,并就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解决尝试提供可行性建议。人口危机的解决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难以一蹴而就。一方面,受人口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影响,单纯依靠人口自身的再生产能力,已经很难维持人口数量的动态平衡。因此,俄罗斯应更加重视外来移民的人口替代效应,充分发挥移民的人口补偿能力,着力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移民环境,进一步加大引进外来移民的力度,秉承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人口交流,充分利用邻国的人口资源禀赋,实现双方资源的优势互补。在吸引外来国际移民的同时,优化整合国内人口资源配置,推动区域间人口流动同样可作为俄罗斯应对人口问题的可行途径。另一方面,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居民的家庭、婚姻和生育观念在文化多元化和价值观多样性影响下发生了现代化转变。因此,俄政府应从文化和价值观层面入手,健全有利于人口发展的长效机制,更加重视培养居民对待婚姻和家庭的责任感,提高家庭在社会舆论及居民思想观念中的威望,从根本上引导社会环境向有利于家庭和生育的方向转变。总体而言,鉴于俄罗斯未来依旧严峻的人口发展形势,俄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人口和移民政策的财政投入,为应对人口危机措施的落实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保障。因此,经济发展才是未来俄罗斯解决人口危机的最根本途径。
聂选华[6]（2019）在《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在不同时空范围内呈现出普遍性、连续性、积累性和重叠交错的分布特征,灾害的持续性和衍生性造成饥荒蔓延。面对严重的灾荒,清朝政府和云贵地方当局以国家完备的荒政制度为蓝本,积极开展灾荒赈济工作。荒政作为清代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国家府库银钱和粮食等救灾物资的调拨,灾荒赈济举措的协调推行,以及云贵地区毗邻省区之间赈灾物资的应急补给,较大程度上拓展了云贵地区被灾民众的生存空间。清代国家荒政的制度化和灾荒赈济实践路径的系统化,为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和灾后重建提供了重要条件。清朝统治者高度重视对云贵地区灾荒期间的社会治理和经营,清朝中央政权在云贵地区的设治经营及自上而下的“国家化”进程,为云贵地方的灾荒治理提供了制度支撑。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不同程度地加剧了云贵两省自然灾害暴发的频次,并对清政府加强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进程造成影响。荒政制度作为清代国家治理西南边疆的重要路径,为清朝中央政权巩固和经营西南边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云贵地区与周边乃至中原地区的灾赈资源整合与融通,加强了清政府在西南边疆灾荒治理期间的协调联动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并从根本上加快了清代国家“一体多元”的发展进程。边疆治理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理论与现实热点议题之一。本文以清代云贵地区作为研究的特定时段和区域,以清代国家灾荒赈济的社会治理及其效应为研究对象,对西南边疆地区灾荒期间社会治理的国家应急响应能力进行分析,以多角度地认识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各个面向。同时,基于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深入分析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能力和基本谱系,对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体系以及云贵地区的底层认同和国家认同进行探讨,藉此系统阐释清代灾荒赈济在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过程中得到深入施行的深层机理和积极效应。
李晨曦[7]（2019）在《吉林省粮食生产结构演变及其现状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1949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1318.4万吨,2016年粮食总产量达到61623.9万吨,增长50305.5万吨,年均递增2.56%。与2004年以来粮食产量“十二连增”相伴的是,我国粮食生产面临的一些问题:粮食生产出现“三量齐增”、“三高并存”的局面,粮食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资源配置紊乱等。吉林省作为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结构发生了诸多变化。20世纪40年代吉林省玉米、大豆、杂粮约各占粮食总产量的1/3。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玉米生产持续增长。2015年吉林省玉米播种面积在粮食总播种面积中所占份额达到71%,吉林省粮食生产结构基本呈现“玉米型”单一格局。当前吉林省粮食生产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粮独大”,粮食生产结构不合理。一是吉林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例过高。二是吉林省玉米产量在粮食作物中所占比例过高。面对这些问题,探究吉林省粮食生产结构未来的优化方向成为吉林省农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本研究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符合国家当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需要。可以为吉林省玉米收储制度改革、提高政策目标瞄准性提供决策借鉴,能够为下一步吉林省粮食生产结构调整提供经验借鉴。本文利用1949-2017年吉林省相关统计资料,梳理了吉林省粮食生产结构近70年的演变进程,厘清吉林省粮食生产结构的历史演变及其发生变化的原因,探寻粮食生产结构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契合度,基于对吉林省粮食生产结构现状的分析,根据既有的粮食生产结构,对粮食生产结构合理性进行分析,从而可以窥见吉林省粮食生产结构面临的困境,探讨未来吉林省粮食生产结构的优化方向。（1）吉林省粮食生产结构优化的总体思路应该坚持在玉米生产优势的客观前提下进行。吉林省粮食生产结构是历史演变的过程,目前“玉米独大”结构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自然条件,对玉米有最好的适应性。二是玉米的科技进步最显着,取得了高产作物的地位。三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商品粮基地建设政策为玉米生产体系的建设奠定了较厚的基础。（2）在市场供求关系下,吉林省粮食生产结构优化要坚持市场导向原则、生态可持续原则和产业协调发展原则。总体优化思路是以纵向层级优化为主,横向层级优化为辅,将横向层级优化和纵向层级优化相结合。从目前的市场供求看,横向层级优化的空间较为有限。因此,以作物质量、用途以及所连带的产业为优化的突破口,实现纵向层级的优化更能发挥粮食生产结构优化的实质效果。（3）各层级具体优化方向即:横向层级的优化要把握“稳、减、增”的方向。“稳”即稳定水稻种植面积和玉米优势区的玉米种植。“减”即适当减少玉米非优势区的种植面积,调减籽粒玉米。“增”即适当增加大豆及其他杂粮的种植。根据区域发展布局以及生态环境发展的角度,在粮食生产结构中,将玉米、水稻、大豆、杂粮种植面积比重设计调整为6:1.5:1.5:1。纵向层级的优化要把握“优粮、扩经、增饲、促牧”的方向。最主要的就是玉米内部结构要按照三元结构来调整。促进形成主粮、饲草、杂粮三元格局,构建粮经饲协调发展的结构,推动种养一体,农牧结合的农业发展趋势。
包伟杰[8]（2018）在《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比较研究 ——基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还是科技都处于领先地位,其产业、金融、对外贸易等政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世界市场的“神经”。而中国则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些年来在全球的影响力得到了持续的提升,中国政府提出的“一路一带”倡议,不仅彰显了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同时也表明了中国愿意不断参与国际合作交流的诚意,这将对诸多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两大经济体,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美国的GDP总量为19.36万亿美元,中国的GDP总量为12.24万亿美元,中美经济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不言而喻。当前世界经济增速趋于放缓,特别是在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和美国经济的发展便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例如,美国的金融监管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投资就业问题、种族歧视问题等。而中国经济发展则暴露出了包括地区经济发展失衡、宏观政策调控失准、地方政府债务过高、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发展都与两国的产业结构有着密切联系。美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了 80%,中国经济的发展则过度依赖进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而当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在消费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扩大的情况下,短时期内不得不依靠巨大的政府投资来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消费不足而投资过热的结构性难题,由此也引发了产能过剩、地方债务过大、企业杠杆过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势必会对中国经济向着“又好又快”方向发展的目标带来阻碍,应该看到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差距,反思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难点和问题,形成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产业结构作为判断一国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参考标准,一方面其直接反应出了构成国民经济内部各部门各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另一方面其又间接反应出了一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动力基础,进而判断一国经济增长的“健康性”和“可持续性”。而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作为一国产业结构发展的历史演化趋势,其较为直观的描述了一国经济发展从初级到高级、从欠发达到发达、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发展的路径。总的来说,产业结构作为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一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基石,科学合理的产业结构有助于一国在当前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中站稳脚跟,而且还能够有效的抵御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冲击,从而才能使经济真正实现可持续、全面、健康的发展,因此探究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特征、驱动因素、动力机制等方面的研究便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出发,结合产业结构演进的相关理论和文献,以中国和美国的产业结构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中国和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驱动因素、逻辑规律、路径模式。更为重要的是,本文通过大量的数据说明两国在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存在的异同点,尤其是着重分析两国之间存在的差异与差距。最后结合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之下中美产业结构演进呈现出的新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基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视角,有针对性的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希望能够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提供更多的参考,我国经济能够在科学合理的三次产业结构中实现长期平衡发展。本文的主要内容是:第一部分主要是对相关理论和文献做一个系统性的梳理,内容涵盖了产业结构的基本概念、产业结构的划分方式、产业结构调整理论、产业结构的演进模式、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理论和研究综述。为论文的写作找到强有力的理论及文献支撑。第二部分则主要对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基本逻辑与分析框架进行研究,首先是对产业结构演进的研究视角进行了划分,这是研究产业结构演进的出发点。其次进一步研究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和动力机制,产业结构的演进的驱动因素和制约因素等。第三部分主要进行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通过理论分析,研究需求因素、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研发投入等如何通过影响技术进步,进而影响产业结构演进。通过构建模型（未考虑技术进步的索罗模型、考虑技术进步的索罗模型、考虑人力资本的索罗模型）,研究驱动因素如何通过影响技术进步,从而影响产业结构演进。第四部分主要对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路径与趋势进行了分析比较,将中美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各自划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研究。美国涉及的时间范围从19世纪初期工业化开始阶段至今,中国涉及的时间范围相对较短,从1952年至今。比较的内容主要涉及的是中美两国三次产业结构之间的变动情况。在对中美两国三次产业结构之间分析的基础之上,深入三次产业各产业的内部,对比分析中美两国三次产业中包含的相关产业之间的差异。具体而言就是中美第一、二、三次产业内部的产业结构演进趋势的分时段比较。第五部分主要是基于之前章节对于中美产业结构的演进分析,将产业结构放置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研究,主要而言是分析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如何通过技术进步,进而影响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第六部分基于中美两国的产业结构演进中的相应数据,构建灰色关联分析模型,计算各驱动因素与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灰色关联度;构建VAR模型（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方差分解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各驱动因素对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最后,得出主要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与未来研究展望等。中国与美国的产业结构演进在大方向上趋于一致,从三次产业的构成比例关系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两国的产业结构形态由最初的“一二三”最终演进为“三二一”,第三产业最终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从三次产业内部来看,伴随着行业革命的不断推动,新兴行业和传统行业的比重在不断分化,产业结构内部得以持续优化。不过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特征还是有所差异,中国与美国产业结构演进深度方面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况且两国的产业发展也正各自面临着一些问题。除此之外,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正日益深刻影响着中美两国的产业结构演进方向,而两国又都是世界上的贸易大国,双方之间不仅直接面临着合作与竞争,还面临着旧有的经济制约因素和新的工业革命挑战。因此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两国之间贸易开放、交流合作、互惠互利会是大的方向和趋势,而在这一过程当中,中美需要根据自身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和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寻求三次产业之间和内部的平衡发展,努力促成行业的变革以不断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
高群[9]（2016）在《蔬菜产业发展政策效应研究》文中认为迅速发展的蔬菜产业已成为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从国际经验来看,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根据国情对蔬菜产业实行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的调控或监管。面对国内外的现实压力与大众舆论,我国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蔬菜产业宏观调控政策。那么,针对蔬菜产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国内蔬菜产业调控政策的主要内容、演变历程及影响因素都有哪些?面对市场价格的波动,政府的产业调控政策真的对稳定菜价有影响吗?若存在影响,其影响的正负导向作用与持续时间又是怎么样的?未来,为确保蔬菜产业良性运营,政府调控是否有必要由行政手段向市场化手段转变?新形势下,修缮国内蔬菜产业政策调控机制的相关建议有哪些?这些,均是现有的文献研究未能深入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展开国内蔬菜产业调控政策发展及评价研究,主要的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一、梳理总结了国内外蔬菜产业调控政策的发展概况（1）系统梳理与评价了国内蔬菜产业调控政策主要内容。按照产业调控政策执行主体—中央与地方政府、产业链所处环节—生产环节、流通环节及其他环节两个视角,从调控政策实施背景、演变历程、相关内容、具体措施等方面对蔬菜产业调控政策进行系统归纳与梳理,同时,对蔬菜产业调控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展开定性评价。（2）系统回顾与总结了国内蔬菜产业调控政策的历史演进过程与影响因素。系统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蔬菜产业调控政策的演变历程,并将其总结为八大阶段,依次为:菜品自由购销阶段、国家统一制定菜品价格、调整不合理菜价体系、放开菜价管制权限、蔬菜类产品连续增进、新一轮“菜篮子”工程、提升蔬菜类产品质量新阶段及统筹新一轮“菜篮子”工程阶段。与此同时,从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两个维度解析了蔬菜产业调控政策的影响因素。（3）展开国际蔬菜产业调控政策的评述与借鉴。从蔬菜产业基本情况、调控政策背景与发展历程、政策概览、效果评价四个维度对美国、欧盟及日本等农产品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国家蔬菜产业先进调控政策进行系统梳理、总结,评价这些国家蔬菜产业调控政策的运行效果;并与中国进行对比,从而探寻、归纳出对国内蔬菜产业良性运营具有借鉴性意义的重要启示。二、基于事件分析法和案例研究科学评估蔬菜产业调控政策的效果（1）基于事件分析法展开国内月度蔬菜产业调控政策对市场价格影响的实证分析。借鉴金融学与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经典的事件分析法,通过与目标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按生产环节、流通环节及其他环节分门别类的展开产业历次调控政策对市场价格作用效果的评估,用并不直接受到蔬菜产业政策影响的肉类及其制品价格作对比研究,重点考察蔬菜产业调控政策对价格影响机制的正负导向作用及持续时间,并按类别的不同对历次调控政策干预措施的外生性进行检验。研究发现:蔬菜产业调控政策按照其针对产业链环节的不同,对蔬菜市场价格的影响效果也不尽相同。其中,与生产环节相关的调控政策对菜价具有四个月左右的正向提价作用;与流通环节相关的调控政策对菜价具有三个月左右较低程度的正向提价作用;与其他环节相关的调控政策作用程度太低尚不足以将菜价拉至正常水平。（2）基于差分模型展开年度产业调控政策对蔬菜市场价格影响的案例分析。利用差分模型,测算蔬菜市场价格真实走势与假设未启动调控政策条件下的菜价模拟值之间的差额,将差额绝对值较大的年份纳入案例库。从政策背景、政策效果、政策解读等维度展开分析,综合评估蔬菜产业调控机制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在样本考察区间内,国内蔬菜产业价格调控政策对菜价的正负导向不尽相同,且绝大多数年份的产业调控政策并没有对稳定蔬菜类产品价格起到明显的改善效果;与此同时,2000年以来国家对蔬菜产业调控政策的干预较之以往也明显增多,干扰了市场机制在蔬菜类产品价格形成中的作用。综合而言,无论是事件分析法的研究,还是基于差分模型的案例分析,均在一定程度上暗示着21世纪以来蔬菜产业调控政策并未很好的实现政策初衷,虽然,政府在引导蔬菜市场改革、维护生产者福利及促进消费等方面的确承担着不可比拟的重要作用,然而,直接的政策干预手段对蔬菜类产品价格的维稳能力有限。三、提出完善国内蔬菜产业调控政策的建议（1）建议变革调控方式,建立以市场机制为主的蔬菜产业政策体系。贯彻“市场机制对价格形成的决定性功效”、“政府宏观调控不能退出”、“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的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原则—稳定性和连续性、长期性和针对性、整体性和协调性、立足国内和学习国外相结合,建议重点强化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强化政府在蔬菜产业公益性、基础性和服务性环节的功能;二是毫不放松国内蔬菜类产品生产,缓解价格持续上涨的压力;三是综合供需双重因素,科学构建蔬菜类产品市场价格波动预警体系;四是要增强居民蔬菜消费意识及维稳蔬菜类产品价格,加强政策创新。（2）建议进一步规范并完善蔬菜产业调控政策,实现行政手段逐步向市场化手段转变,重点推行蔬菜市场化调控制度。并从内涵界定、国内外实践经验及启示三个维度解读了当前主流的两大市场化调控举措一调控目录制度和蔬菜价格保险制度,以期为国内蔬菜产业调控机制由行政手段向市场化手段转变提供借鉴。论文可能的创新点有:（1）给出了一种新的评估鲜活农产品调控政策效果的方法与思路,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新意。为科学解析21世纪以来国内蔬菜产业调控政策对市场价格的影响效应,引入了金融学、社会学领域中运用较广的事件分析法和基于差分模型的典型案例研究,以期为未来蔬菜产业良性运营与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支持。（2）构建了涵盖蔬菜全产业链的政策发展与效果评价体系,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本研究打破了以往学者侧重于对产业链的某一环节或某一品种进行效果评估的逻辑,试图构建涵盖生产环节、流通环节及其他环节的全产业链的蔬菜产业调控发展过程与政策效果的完整逻辑体系。
李晓寒[10]（2016）在《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文中研究说明1978年以来,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改革开放。这场变革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三十多年来,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经历艰辛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创造了极富价值的改革经验。认真梳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系统总结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深刻把握改革开放的内在规律,无论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还是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代中国改革是一项系统的、复杂工程,从一开始就是从社会主义建设全局出发的,而不仅仅局限于某个具体议题或特定领域。因此,回顾改革的历史进程也需要一种全面、综合的视角,展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改革全貌。为此,就必须选取一个研究基点,将三十多年的改革脉络串联起来,生动体现改革进程中认识与实践的相互关系。一方面,这个基点必须是对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属于对改革的规律性认识;另一方面,它又必须能够指导新的实践,包含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观目的。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本文从探索改革规律的视角出发,采用文献分析法,通过深入分析党的重大会议记录、政策文件、领导人讲话、回忆录等一手材料,梳理改革的历史脉络,再现改革的历史进程、总结改革的历史经验。根据我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程度,可以把当代中国改革大致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这三个历史时期,分别对应本文的前三章。第一章从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92年2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这是改革的全面探索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了改革开放的正式启动。此后,改革的探索从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全面展开,边试验、边总结,不断把各领域取得的经验教训上升到理论高度,探寻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实现路径,故称之为全面探索时期。第二章从1992年2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到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改革的全面推进时期。“南方谈话”掀起了第二轮思想解放的热潮,标志着我们对改革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实践中,我们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围绕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进展,相继确立了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领域的改革目标,这一阶段的改革是在各领域改革目标渐次明确的基础上的全面推进,故称之为全面推进时期。第三章从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至今,这是改革的全面深化时期。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指导思想、主要内容,是指导新时期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部署各领域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第一次在理论上将各领域的改革目标打通与整合,从理论上解决了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实现了改革在理论上和实践性上新的升华与飞跃,故称之为全面深化阶段。第四章总结了改革的七条基本经验。（一）必须不断解放思想、破除思想障碍。必须把握解放思想的特点、本质和功能,针对尚未认清的改革基本理论问题,进一步打破观念禁锢、清除思想障碍。（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三）要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强国富民作为改革的根本任务。（四）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又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加强顶层设计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客观要求,二者统一于能动的实践论。（五）顺应和把握时代潮流,把改革和开放结合起来。改革为开放创造内在条件和体制基础,开放对改革产生倒逼机制和示范效应,必须积极谋划、顺势而为。（六）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平衡点,实现三者的动态平衡。（七）必须牢牢掌握改革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改革启动的前提,也是保证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通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坚持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梳理改革三十多年来的历史进程,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改革是一场前无古人的社会实验,是一个艰难曲折的探索历程,改革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不止步;只有不断解放思想、破除思想障碍、总结经验教训,才能推进理论创新,才能确立改革方向、不断深化改革。（2）三十多年的改革总体上走了一条波浪式前进的道路,呈现出一个“整体上行的马鞍形”的发展轨迹。未来,改革仍将伴随短暂的、局部的调整,甚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与某些根深蒂固的旧观念相结合,表现为回归旧体制的“潜流”,这是改革的必经之路。然而,正如改革的调整不可避免,改革向前推进同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改革必然在过程与方向的辩证统一中曲折前进。
二、警惕!我国粮食供求关系可能出现逆转──兼谈如何保持国民经济的回升态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警惕!我国粮食供求关系可能出现逆转──兼谈如何保持国民经济的回升态势（论文提纲范文）
（1）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3）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资料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四、几个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建立南京城市经济的新秩序 |
| 第一节 中共接管城市的经济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市新政权的建立 |
| 第三节 建立市场和金融的新秩序 |
| 第四节 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 |
| 第二章 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的商业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公营商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第三节 私营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四节 城乡交流与商业转型 |
| 第五节 重塑工商关系 |
| 第三章 南京的第一次商业调整 |
| 第一节 第一次商业调整的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中央调整商业的政策 |
| 第三节 南京调整商业的过程 |
| 第四节 南京调整商业后的情况 |
| 第四章 抗美援朝时期的商业与政治 |
| 第一节 战时经济政策及其在南京的执行 |
| 第二节 公营贸易体系的发展 |
| 第三节 战争动员对社会商业的影响 |
| 第五章 “三反”“五反”运动与商业的转型 |
| 第一节 “三反”运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
| 第二节 工商界的“五反”运动 |
| 第三节 “五反”运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第四节 第二次商业调整 |
| 第六章 国营商业走向计划经济模式 |
| 第一节 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 |
| 第二节 全面推行经济核算制的难点与问题 |
| 第三节 国营商业向计划经济的过渡 |
| 第四节 国营商业体制的继续变革 |
| 第七章 私营商业与自由市场的改造 |
| 第一节 改造私营批发商 |
| 第二节 粮食的统购统销与市场的剧变 |
| 第三节 国家资本主义与私营零售商的改造 |
| 第八章 走向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一节 突如其来的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二节 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改造 |
| 第三节 对小商小贩的改造 |
| 第四节 “反冒进”与市场的回归 |
| 结语 |
| 一、“中观”视角下地方社会经济变革的复杂性 |
| 二、政治驱动:商业改造中的决定性要素 |
| 三、南京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
| 参考资料 |
| 后记 |
（4）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的方法 |
| 1.4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5 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1.1 人口转变理论 |
| 2.1.2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 |
| 2.1.3 二元经典模型关于人口因素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探讨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2.1 对中国人口转变问题的研究 |
| 2.2.2 对中国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关系的研究 |
| 2.3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述评 |
| 第3章 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理论研究 |
| 3.1 二元经济转型的内涵 |
| 3.1.1 二元经济转型的核心 |
| 3.1.2 二元经济转型的阶段 |
| 3.2 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作用机理 |
| 3.2.1 通过劳动力供给影响二元经济转型 |
| 3.2.2 通过资本积累影响二元经济转型 |
| 3.2.3 通过技术创新影响二元经济转型 |
| 3.3 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互动关系 |
| 第4章 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经验实证 |
| 4.1 中国人口转变及特征的统计描述 |
| 4.1.1 我国人口转变总体情况 |
| 4.1.2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 |
| 4.1.3 人口老龄化 |
| 4.1.4 我国人口抚养比的国际比较 |
| 4.2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统计描述 |
| 4.2.1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演变与现状分析 |
| 4.2.2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历史演变与现状分析 |
| 4.2.3 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 |
| 4.3 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计量检验 |
| 4.3.1 模型构建 |
| 4.3.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4.3.3 经济变量的多元回归 |
| 4.4 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计量结果分析 |
| 第5章 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经验借鉴 |
| 5.1 日本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 |
| 5.1.1 日本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演进 |
| 5.1.2 日本二元经济转型期间及以后的人口转变 |
| 5.2 韩国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 |
| 5.2.1 韩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演进 |
| 5.2.2 韩国二元经济转型期间及以后的人口转变 |
| 5.3 中国台湾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 |
| 5.3.1 中国台湾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演进 |
| 5.3.2 中国台湾二元经济转型期间及以后的人口转变 |
| 5.4 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经验 |
| 5.4.1 利用人口红利,促进二元经济转型 |
| 5.4.2 增加教育投入,提升人力资本总量 |
| 5.4.3 调整生育政策,提高人口生育率水平 |
| 5.4.4 减轻养老负担,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 |
| 第6章 开发人口红利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对策建议 |
| 6.1 深度挖掘潜在人口红利 |
| 6.1.1 鼓励就业创业,挖掘未兑现人口红利 |
| 6.1.2 提高劳动参与率,拓展人口红利空间 |
| 6.1.3 促进劳动力转移,开发结构型人口红利 |
| 6.2 积极开发人力资本红利 |
| 6.2.1 重视教育,促进人力资本普遍提升 |
| 6.2.2 坚持技术创新,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优势 |
| 6.3 提升储备未来人口红利 |
| 6.3.1 适度扩大生育自主权 |
| 6.3.2 完善生育制度安排 |
| 6.4 开发利用老龄人口红利 |
| 6.4.1 提高劳动生产率 |
| 6.4.2 延长老龄人口红利 |
| 6.4.3 加速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
| 6.4.4 推动养老保障体系多层次发展 |
| 6.4.5 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Автореферат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四、论文思路与结构 |
| 第一章 俄罗斯人口发展历史概述 |
| 第一节 旧俄时期人口发展的历史回顾 |
| 第二节 苏维埃时期的俄罗斯人口发展状况 |
| 一、苏维埃时期的俄罗斯人口发展概述 |
| 二、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人口发展的历史阶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严峻形势 |
| 第一节 当代俄罗斯的人口发展概述 |
| 第二节 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具体表现 |
| 一、人口出生率持续偏低 |
| 二、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 |
| 三、外来移民的人口补偿能力日益减弱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形成原因 |
| 第一节 人口发展的历史结构原因 |
| 一、育龄人口数量阶段性减少导致人口发展呈现周期性波动 |
| 二、人口性别构成严重失衡制约人口再生产的良性运行 |
| 三、人口年龄结构日益老化造成死亡率水平的控制难度增加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原因 |
| 一、家庭生活水平下降抑制居民生育意愿 |
| 二、居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条件降低导致人口健康状况恶化 |
| 三、经济实力衰退造成高技能人才大量流失 |
| 第三节 文化和价值观原因 |
| 一、家庭、婚姻和生育观念转变导致居民生育意愿下降 |
| 二、不良生活方式、民族性格和死亡观念成为高死亡率的重要诱因 |
| 三、民众普遍存在的排外情绪制约移民吸引力的提升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俄罗斯政府应对人口危机的措施及绩效分析 |
| 第一节 刺激居民生育意愿提高人口出生率水平 |
| 一、出台刺激人口生育意愿的物质激励措施 |
| 二、为女性兼顾家庭责任与职业发展创造条件 |
| 三、协助家庭改善居住条件,为居民落实生育意愿提供住房保障 |
| 四、宣传重视家庭和生育的传统价值观 |
| 第二节 改善居民健康状况降低人口死亡率水平 |
| 一、提高医疗保健水平,改善医疗服务质量 |
| 二、推行控烟、限酒和禁毒等措施 |
| 三、宣传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
| 第三节 提高移民吸引力增强外来移民的人口补偿能力 |
| 一、根据移民现状与移民需求,适时调整移民政策定位 |
| 二、刺激境外侨胞回归意愿,主动吸引侨胞回迁 |
| 三、大力吸引高技能移民 |
| 四、优先吸纳独联体地区移民 |
| 五、培育包容的移民环境,促进移民融合 |
| 第四节 人口危机应对措施的绩效分析 |
| 一、提高出生率措施的成效及不足 |
| 二、降低死亡率措施的成效及不足 |
| 三、增强移民吸引力措施的成效及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6）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灾荒史研究的问题导向及既有研究成果 |
| 三、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四、研究重点和难点 |
| 五、创新与写作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发生的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发生的自然因素 |
| 一、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 |
| 二、气候变迁的驱动 |
| 三、生态环境变迁的负面效应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发生的社会因素 |
| 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化 |
| 二、云贵地区民族起义的扰动 |
| 三、西方近代化势力的入侵 |
| 第二章 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差异 |
| 一、气象灾害 |
| 二、地震灾害 |
| 三、地质灾害 |
| 四、疫疾灾害 |
| 五、农作物病虫害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产生的后果及影响 |
| 一、灾害对云贵地区农业生产的冲击 |
| 二、灾害对云贵地区财政经济的损耗 |
| 三、灾害对云贵地区民众生活的扰动 |
| 四、灾荒对云贵地区社会文化的影响 |
| 第三章 清代云贵地区荒政制度的施行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荒政的基本程序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报灾 |
| 二、清代云贵地区的勘灾 |
| 三、清代云贵地区的审户 |
| 四、清代云贵地区的发赈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救灾的基本措施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蠲免 |
| 二、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 |
| 三、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借贷 |
| 四、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抚恤 |
| 第四章 清代云贵地区的备荒仓储制度建设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常平仓建设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常平仓设置 |
| 二、云贵地区常平仓的功能 |
| 三、云贵地区常平仓的管理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社仓建设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社仓设置 |
| 二、清代云贵地区社仓的功能 |
| 三、云贵地区社仓的管理 |
| 第三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建设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建设 |
| 二、清代云贵地区义仓的功能 |
| 三、清代云贵地区义仓的管理 |
| 第四节 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建设 |
| 一、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推行的原因 |
| 二、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的建设 |
| 三、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的实践成效 |
| 第五章 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赈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官方救灾实践路径 |
| 一、减免额赋以纾民困 |
| 二、平粜米谷以平市价 |
| 三、赈给银米以裕口食 |
| 四、鼓励垦殖以补种杂粮 |
| 五、捐给养廉银两以资赈济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民间救灾实践路径 |
| 一、地方官宦倾力捐输 |
| 二、民间绅商慷慨捐赀助赈 |
| 三、民众祭拜神灵以禳弥消灾 |
| 第三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灾后恢复重建实践 |
| 一、修缮城墙以资扞卫 |
| 二、疏挖河道以广“东作” |
| 三、修复桥梁设施以利行旅 |
| 四、修复盐井以利税课征收 |
| 第六章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案例探讨 |
| 第一节 危机与应对:清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害救济 |
| 一、清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情 |
| 二、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害赈济 |
| 三、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后重建 |
| 第二节 清光绪朝云南昭通以工代赈的实践路径及成效研究 |
| 一、清朝“以工代赈”在西南边疆实施的原因 |
| 二、光绪十八年昭通府“以工代赈”实践的主导措施 |
| 三、光绪十八年昭通府“以工代赈”实践的辅助举措 |
| 四、光绪十八年昭通府“以工代赈”实践的社会成效 |
| 第三节 清代贵州“新疆”地区自然灾害应急响应 |
| 一、清代贵州“新疆”的开辟 |
| 二、清代贵州“新疆”地区自然灾害发生的背景 |
| 三、清代贵州“新疆”地区自然灾害时空分布特征 |
| 四、清代贵州“新疆”地区的自然灾害应急响应 |
| 第七章 清代云贵地区灾赈实践的区域联动效应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灾赈实践的区域协调联动 |
| 一、云贵地区灾赈物资的应急调运和供给 |
| 二、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国家干预” |
| 三、云贵地区灾赈期间的乡村秩序维系 |
| 第二节 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近代化转型的联动效应 |
| 一、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近代化转型的困境 |
| 二、清光宣时期云南的灾赈近代化转型路径 |
| 三、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近代化转型的社会效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及荣获奖励情况 |
| 致谢 |
（7）吉林省粮食生产结构演变及其现状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文献评述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本研究的学术贡献 |
| 第二章 吉林省粮食生产结构的演变 |
| 2.1 吉林省粮食生产结构的演变进程 |
| 2.2 吉林省粮食生产结构演变特征分析 |
| 第三章 吉林省粮食生产结构演变的因素分析 |
| 3.1 自然条件 |
| 3.2 市场因素 |
| 3.3 科技因素 |
| 3.4 政策因素 |
| 第四章 吉林省粮食生产结构合理性分析 |
| 4.1 粮食生产结构合理性分析的依据 |
| 4.2 粮食生产结构合理性分析的指标 |
| 4.3 吉林省粮食生产结构现状分析 |
| 第五章 吉林省粮食生产结构面临的困境及优化方向 |
| 5.1 吉林省粮食生产结构面临的困境 |
| 5.2 吉林省粮食生产结构优化的原则 |
| 5.3 吉林省粮食生产结构优化的方向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及未来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8）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比较研究 ——基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相关概念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相关概念 |
| 第二节 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相关理论基础及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二、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
| 第四节 基本思路、可能的创新点和研究方法 |
| 一、基本思路 |
| 二、可能的创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点 |
| 第二章 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背景和范式 |
| 第一节 三次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 |
| 一、三次产业之间演进规律 |
| 二、产业发展的阶段规律 |
| 三、主导产业转换的规律 |
| 四、劳动力转移规律 |
| 五、比较劳动生产率演进规律 |
| 六、三次产业内部演进规律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演进的背景选择与理论范式 |
| 一、雁行形态发展模式的区域国际分工背景 |
| 二、产品循环发展模式的国际贸易与产业转移背景 |
| 三、同时开发发展模式的产业政策和政府主导背景 |
| 四、产业结构演进分析理论范式的选择取决于研究背景设定 |
| 第三节 中美产业结构演进比较的背景与范式 |
| 一、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背景:市场化转型与经济全球化 |
| 二、市场机制取代计划体制对产业结构有决定性的影响 |
| 三、资源约束、发展政策和产业政策影响产业结构演进的方向和速度 |
| 四、中美产业结构演进分析的范式 |
| 五、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主导产业驱动范式 |
| 六、中美两国的开放程度决定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性 |
| 第三章 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及其技术进步影响机理分析 |
| 第一节 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与制约因素分析 |
| 一、产业结构演进的驱动因素 |
| 二、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制约因素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影响分析 |
| 一、需求因素分析 |
| 二、供给因素分析 |
| 三、国际贸易 |
| 四、国际直接投资 |
| 第三节 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机理分析 |
| 一、未考虑技术进步的索罗模型 |
| 二、考虑技术进步的索罗模型 |
| 三、考虑人力资本情况下的索罗模型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美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特征及趋势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 |
| 一、中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 |
| 二、美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 |
| 三、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比较 |
| 第二节 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特征及技术进步作用比较 |
| 一、中美第一产业内部结构演进特征及技术进步作用比较 |
| 二、中美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演进特征及技术进步作用比较 |
| 三、中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演进特征及技术进步作用比较 |
| 第三节 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 |
| 一、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 |
| 二、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贸易对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国际贸易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 一、中国对外贸易总体情况 |
| 二、货物贸易结构 |
| 三、服务贸易结构 |
| 四、国际贸易引致的技术进步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国际贸易对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 一、美国对外贸易总体情况 |
| 二、出口贸易结构 |
| 三、进口贸易结构 |
| 四、国际贸易引致的技术进步对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际直接投资对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国际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 一、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情况 |
| 二、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结构 |
| 三、国际直接投资引致的技术进步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国际直接投资对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 一、美国实际利用外资情况 |
| 二、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结构 |
| 三、国际直接投资引致的技术进步对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美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影响作用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假设条件、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一、假设条件 |
| 二、变量选取 |
| 三、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中美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影响作用实证检验-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 |
| 一、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的计算过程 |
| 二、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计算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
| 第三节 中美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影响作用实证检验-基于VAR模型 |
| 一、单整检验 |
| 二、协整检验 |
| 三、向量自回归模型(VAR) |
| 四、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模型 |
| 五、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六、误差修正模型(ECM)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启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中美三次产业演进历程的异同点 |
| 二、中美三次产业内部结构演进特征及技术进步作用的异同点 |
| 三、中国的产业结构演进的成果与存在问题 |
| 四、美国的产业结构演进的成果与存在问题 |
| 五、国际贸易对中美产业结构演进影响的比较结果 |
| 六、国际直接投资对中美产业结构演进影响的比较结果 |
| 第二节 启示之处 |
| 一、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要具有针对性 |
| 二、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助力于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 |
| 三、合理利用国际直接投资,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 四、鼓励和支持科技创新 |
| 第三节 不足之处与未来研究展望 |
| 一、不足之处 |
| 二、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蔬菜产业发展政策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2 概念的界定与研究对象 |
| 1.2.1 概念的界定 |
| 1.2.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与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4.1 研究的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4.3 研究框架 |
| 1.4.4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主要的不足与展望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均衡价格理论 |
| 2.1.2 市场失灵与公共财政职能理论 |
| 2.1.3 准公共物品与福利经济学理论 |
| 2.1.4 农业的弱质性与城乡反差协调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国外有关蔬菜产业调控政策的研究进展 |
| 2.2.2 国内蔬菜产业调控政策的相关研究 |
| 2.2.3 文献简评 |
| 2.3 理论分析框架 |
| 3 中国蔬菜产业调控政策概况 |
| 3.1 国内蔬菜产业运行基本概况 |
| 3.2 中央财政支持蔬菜产业良性运营的主要措施 |
| 3.2.1 与蔬菜产业生产环节相关的调控政策 |
| 3.2.2 与蔬菜产业流通环节相关的调控政策 |
| 3.2.3 与蔬菜产业其他环节相关的调控政策 |
| 3.3 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持蔬菜产销经营活动的政策措施 |
| 3.3.1 对菜品生产环节的扶持政策 |
| 3.3.2 对菜品流通环节的支持政策 |
| 3.4 各级财政支持体系的成效与不足 |
| 3.4.1 各级财政支持体系的成效 |
| 3.4.2 各级财政支持体系的不足 |
| 3.5 本章小结 |
| 4 中国蔬菜产业调控政策发展与影响因素分析 |
| 4.1 国内蔬菜产业调控政策演变历程 |
| 4.2 国内蔬菜产业调控政策影响因素分析 |
| 4.2.1 影响蔬菜产业调控政策制定的因素 |
| 4.2.2 影响蔬菜产业调控政策执行的因素 |
| 4.3 本章小结 |
| 5 基于事件分析法的国内蔬菜价格调控政策效应分析 |
| 5.1 实证模型介绍 |
| 5.1.1 事件分析法的基本原理 |
| 5.1.2 Hodrick-Prescott Filter分析的基本原理 |
| 5.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5.3 蔬菜产业调控政策对相关价格影响的模型估计 |
| 5.3.1 2000年以后蔬菜生产环节政策效应的模型估计 |
| 5.3.2 2000年以后蔬菜流通环节政策效应的模型估计 |
| 5.3.3 2000年以后其他环节政策效应的模型估计 |
| 5.4 蔬菜产业调控政策的外生性检验——“目标定位分析法” |
| 5.5 研究小结 |
| 6 基于差分模型的案例分析—产业调控政策对蔬菜价格走势影响 |
| 6.1 理论框架与模型介绍 |
| 6.2 基于差分模型的典型案例选取 |
| 6.2.1 实施调控政策条件下的蔬菜市场价格真实走势 |
| 6.2.2 假设未实施调控政策条件下的蔬菜市场价格走势预测 |
| 6.2.3 典型调控政策的选取 |
| 6.3 政策发生对菜价影响的政策案例分析 |
| 6.3.1 2006年调控政策缺位、助推菜价上昂 |
| 6.3.2 2008年为确保蔬菜消费、政府平抑菜价 |
| 6.3.3 2010年为促进蔬菜生产、政策助推菜价 |
| 6.4 本章小结 |
| 7 国际蔬菜产业调控政策评述与借鉴 |
| 7.1 美国蔬菜产业调控政策及评价 |
| 7.1.1 蔬菜产业基本情况 |
| 7.1.2 蔬菜产业调控政策背景与发展历程 |
| 7.1.3 政策概览 |
| 7.1.4 政策效果及评价 |
| 7.2 欧盟蔬菜产业调控政策及评价 |
| 7.2.1 蔬菜产业发展现状 |
| 7.2.2 蔬菜产业调控政策出台背景与发展历程 |
| 7.2.3 具体的调控政策 |
| 7.2.4 政策效果 |
| 7.3 日本蔬菜产业调控政策及评价 |
| 7.3.1 蔬菜产业基本现状 |
| 7.3.2 蔬菜产业调控政策发展历程 |
| 7.3.3 具体的调控政策 |
| 7.3.4 政策效果 |
| 7.4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转变调控方式:建立以市场机制为主的蔬菜产业政策体系 |
| 8.2.2 革新调控手段:重点推行蔬菜市场化调控制度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蔬菜产业相关的调控政策概览 |
| 附录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相关课题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意义及背景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我国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改革的认识 |
| （二） 既有成果的主要问题 |
| （三） 推进研究的思考 |
| 三、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一）本文的重点 |
| （二）本文的难点 |
| （三）创新点 |
| 四、方法论 |
| （一）当代改革史研究的学术规定性问题 |
| （二）历史分期的标准和历史经验的视角 |
| 五、研究思路 |
| 六、基本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改革的全面探索时期（1978.12-1992.2） |
| 第一节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改革的尝试 |
| 一、提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战略目标 |
| 二、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正确决策 |
| 三、创立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
| 第二节 改革的初步探索阶段（1978.12-1984.10） |
| 一、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
| 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 |
| 三、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
| 四、试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 |
| 五、财政管理体制实行“分灶吃饭” |
| 第三节 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探索阶段（1984.10-1988.9） |
| 一、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 |
| 二、实行“利改税”基础上的财政包干制 |
| 三、科技、教育体制改革拉开序幕 |
| 四、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 |
| 第四节 改革的调整、整顿阶段（1988.9-1992.2） |
| 一、经济形势保持基本稳定 |
| 二、改革开放形势不容乐观 |
| 第二章 改革的全面推进时期（1992.2-2013.11） |
| 第一节 改革的全面展开阶段（1992.2-2003.10） |
| 一、“南方谈话”启动了第二轮改革 |
| 二、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 |
| 三、“分税制”改革先行一步 |
| 四、科学界定政府职能，大幅精简政府机构 |
| 五、对外开放形成梯次布局 |
| 第二节 改革的综合推进阶段（2003.10-2013.11） |
| 一、外汇、金融、财税改革稳步推进 |
| 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持续深入 |
| 三、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 |
| 四、文化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
| 五、开放型经济水平进一步提升 |
| 第三章 改革的全面深化时期（2013- ） |
| 第一节 党的十八大吹响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 |
| 一、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
| 二、改革面临诸多挑战 |
| 三、全面深化改革是解决前进道路上所有问题的关键 |
| 第二节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迎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 |
|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 |
|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
| 三、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 |
| 第三节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新进展 |
| 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谋划落实改革方案 |
| 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
| 三、五大理念引领发展方向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改革的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必须不断解放思想、破除思想障碍 |
| 一、历史的启示：思想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 |
| 二、解放思想的特点、本质与功能 |
| 三、进一步解放思想所需解决的改革基本理论问题 |
| 第二节 改革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
|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
| 二、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方式 |
| 三、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协调健康发展 |
| 第三节 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强国富民作为改革的根本任务 |
| 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检验改革成效的根本标尺 |
| 二、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
| 三、通过科技创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
| 第四节 既要摸着石头过河，又要加强顶层设计 |
| 一、“摸着石头过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 |
| 二、加强顶层设计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 |
| 三、“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 |
| 第五节 顺应和把握世界大势把改革和开放结合起来 |
| 一、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趋势不可逆转 |
| 二、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
| 三、用好开放主动权，打赢改革攻坚战 |
| 第六节 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
| 一、改革、发展和稳定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关键问题 |
| 二、正确认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
| 三、把改革、发展和稳定结合起来的基本方法 |
| 第七节 牢牢掌握改革的领导权 |
|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的定盘星 |
| 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警惕!我国粮食供求关系可能出现逆转──兼谈如何保持国民经济的回升态势（论文参考文献）
- [1]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2]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3]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D]. 吴盛杰. 南京大学, 2020(12)
- [4]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研究[D]. 葛晶. 辽宁大学, 2019(09)
- [5]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问题研究[D]. 王佳.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9(01)
- [6]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D]. 聂选华. 云南大学, 2019(09)
- [7]吉林省粮食生产结构演变及其现状分析[D]. 李晨曦. 吉林农业大学, 2019(03)
- [8]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比较研究 ——基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视角[D]. 包伟杰. 云南大学, 2018(04)
- [9]蔬菜产业发展政策效应研究[D]. 高群. 华中农业大学, 2016(04)
- [10]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D]. 李晓寒.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