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王韬的“天下一道”观（论文文献综述）
刘晗[1]（2021）在《西方近代天文学思想在晚清的译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天文一学自古有之。它源于哲学,应用算数,杂糅政治,融入社会,在实学导向下,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探求天意、编写历法的工具。西方天文科学自明末入华以来,与中国本土天文思想发生激烈碰撞。经过两个半世纪的博弈,直至晚清,二者在以《谈天》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天文学着作的翻译中达成会通,成为中国近代天文学的萌芽。本研究在翻译文化史观的基础上,提出科学翻译与文化互构互彰的观点,构建翻译摄动论。作者以《谈天》1859和1874版译本,及其1851和1869版底本Outlines of Astronomy（直译为《天文学纲要》）为一手资料,通过文本细读、比对,从译法选择、概念理解和译名废立,研究西方天文学概念的引入和科学思想的容受,分析西方天文学的翻译如何使中国古代天文思想偏离其原有轨道,进入近代天文学新轨道,并探讨其中的翻译摄动作用。研究发现,中西天文思想的博弈经历了激烈对垒、反复较量、吸收融会三个阶段。阻碍其翻译和传播的原因,有学科差异产生的天文知识的断层、西方科学理念与中国天人关系的矛盾、西学中源和夷夏之辨等主流社会思潮的抵制。即使在18世纪译有《崇祯历书》等着作,天文仍仅作修改历法之用,无法摆脱皇权的辖制。直至晚清,敏感于新学的士大夫与崇尚科学的新教传教士延续并发展了自明末以来的“西译中述”翻译模式,以李善兰为代表的秉笔华士调节儒学价值观与西方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删述的方式,提纲挈领地将西方近代天文学集大成之作Outlines of Astronomy译成适于国人了解新天文学前沿的《谈天》。在新概念的翻译上,译者沿袭旧词或创立新词,在天算、天官、天文、天学等与astronomy的意义有所交叉的词语中选择“天文”为译名,以除旧立新;又新译nebulae为“星林”、gravitation为“摄力”,引入恒星天文学和天体力学两门新学问。本文认为,以《谈天》为中心的近代天文学译作体现了晚清学者在中西天文博弈和中国新旧天文思想承接上审慎的批判和选择。译者以翻译为媒介,引入新的研究范式,细化学科分类,在理论上满足重建天文学科的必要条件;在关键译名的确立上,以客观实体的“天”取代天人映射的研究主题,一方面解构实学,改变天文的学科性质,另一方面动摇天道观的哲学传统,在思想上为学科建设奠定基础。此后,官民合力兴建学堂普及天文教育,在物质上符合现代教育体制下对于开设新学科的要求。晚清译介西方近代天文学,借它山之石,使中国天文学思想发生了近代转向。
张馨慧[2]（2020）在《王韬现代化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王韬是清末着名的政论家、史学家和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学术界将其称为“晚清的特例独行者”。王韬在早年是一位忠于封建朝廷的传统儒学知识分子,上书太平天国失败后,其被清政府通缉而被迫流亡海外,这独特的海外经历使王韬真正认识到了晚清中国与西方各国在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巨大差距,认识到全面改革中国社会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进而在政治、经济、教育和军事方面提出了全面的现代化主张,为贫穷落后的晚清中国开出了走向独立富强的良方。由于时代条件和历史条件的诸多限制,王韬现代化思想在应用于实践方面相对薄弱,直到晚年才创办《循环日报》以宣传其变法革新思想,并出任格致书院院长以践行其现代化理念。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王韬虽然是19世纪末期人物,但他们对中西文化交流的独特思考,对中国独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探寻仍对当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巨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王韬现代化思想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亲历西方先进文明成果的综合产物。清朝末年西方各国以军事侵略打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开明地主阶级开始寻求救亡图存之路,企图通过洋务运动以达到“自强”与“求富”的目标,然而洋务运动推行几十载,中国贫穷落后、任人欺凌的现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这促使王韬开始思考洋务运动“中体西用”指导思想的局限性。亲历西方先进文明成果后,王韬认识到了中国与西方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的巨大差距,进而提出了全面的现代化改革措施,为晚清中国探索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王韬现代化思想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和军事四个维度。在政治上,王韬主张破除中国旧有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以建立新式西方君主立宪制度,主张改革中国旧式封建官僚体制以建立廉洁高效的新式官僚体制,主张通过民众广泛参与政治决策的制定以缓和沉积已久的阶级矛盾;在经济上,王韬主张通过鼓励人民自主制造机器以实现与洋分利,主张通过积极发展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以实现国富民强,主张重视能源开采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以实现全面兴利;在教育上,王韬主张建立西式博物院馆以尝试塑造新式国民,主张仿效西方建立新式书院以培养专业化、综合化人才,主张改革旧有的八股科举制度以选拔适合国家发展现实需要的实用人才;在军事上,王韬主张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以更新旧式武器装备,主张借鉴西方练兵之法革新传统兵制以提高军队战斗力,主张加强海军建设以实现有效海防。王韬提倡男女两性之平等,提倡全面向西方学习,提倡方式与效果并重。其现代化思想为戊戌维新变法提供了重要思想引领,为中国现代转型开辟了切实可行的崭新道路,为中西文化交流互鉴提供了全新路径。但作为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晚清知识分子,王韬现代化思想中不可避免的存在诸多矛盾点,首先是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与扞卫专制皇权之互斥,其次是鞭挞八股科举制度与认可封建文人之矛盾,最后是憎恶西方列强侵略行径与美化西方列强侵略行径之冲突。
徐暖暖[3]（2020）在《早期《申报》的办报观念研究（1872-1912）》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中国报业近代化的典型,《申报》到19世纪80年代已是上海最有影响的中文商业报纸之一,这与《申报》报人群体较为现代的新闻观念并按新闻规律办报不无关系。然而,学界每每谈及近代报刊思想的起源时,习惯性将关注焦点锁定在林则徐、魏源和王韬等人身上,研究重点也都集中在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及办报实践,对于《申报》的报人群体和办报观念有所忽略。本文认为早期《申报》有关新闻（纸）的观念远过于林则徐、魏源,也比王韬的新闻观念全面开阔得多。《申报》经过几代报人的努力,不断推行自身改革,在办报实践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是我国早期现代化报纸的缩影。因此,本文选取1872年——1912年间的早期《申报》作为研究文本,分析《申报》刊登的有关办报观念的文章,研究发现:早期《申报》拥有自己独特的用人观、使命观、新闻业务观和经营策略观。在选人用人方面,《申报》对主笔的要求是德才兼备、持论明通且精通新闻业务,对访员的要求是学识兼长、通达世务、人品端方,采访新闻时能做到“探事则原原本本,吐辞则洒洒洋洋,巨细皆书,新奇是尚”和“事事确实,语语详明”,这是早期《申报》选拔编辑、记者的标准和原则。《申报》虽然是外商创办的商业报纸,却积极肩负起传播新思想、引领舆论走向、推动社会变革的报刊使命,它不断践行“义利兼顾”的办报宗旨,充分发挥报刊作为“耳目喉舌”的重要功能,伸张社会公义,维护社会稳定。在报业经营层面,《申报》重视新闻业务,采取“有闻必录”和猎奇性原则。对于报馆的重要收入来源——广告业务,《申报》主动出击,招登广告,改良形式,收效卓着。《申报》“中国化”的办报观念一经形成,便对当时的中国报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少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报刊,就是参考和借鉴了早期《申报》某些形式创办起来的。这种影响一方面是伴随着它自己的办报实践发生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所提出的报刊理论原则成了中国报人的实践指南。不得不承认,早期《申报》办报观念确实是经其继起者的实践逐步发扬光大,进而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新闻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童敏[4]（2020）在《空间嬗变与秩序重建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上海街道书写》文中提出空间危机是晚清以来中国人所遭遇的一切危机的源头,西方人在中国设立租界是空间危机的重要表征。上海是中国最早设立租界的城市,也是最先西化、最国际化的城市。伴随着租界的设立,西人开始实施针对上海的城市空间改造计划。兴修街道、完善街道网是城市空间改造的首要任务。随着现代街道在上海的成型,街道网络格局日益成熟,上海城市空间的传统状态逐渐消失。如此来看,现代街道的修建触发了上海大规模的空间变动,用大卫·哈维的话来说,这便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手段,它显示了上海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决心。上海开始以一种“现代”的姿态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上海街道是对西方城市街道的模仿。首先,居住在租界内的西方人将其本国的街道建设经验移植到中国。型态完善的租界街道满足着都市人的日常生活,给予人们良好的感官体验,并成为中国人想象西方物质文明的“刺激源”。在当时旅沪人员的相关记载中,“街道体验”成了他们判断城市文明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在租界街道的对比之下,老城街道成了“负面”的存在。因此为了改善城市面貌,提升城市形象,老城街道又开始了对租界街道的模仿。空间上的危机会触发社会整体秩序的崩塌。作为城市最重要的外部公共空间,街道有多种功能。空间不是简单的物质组合,而是凝聚了深厚文化记忆的场所。上海街道由传统向现代地转型在深层次上意味着空间文化记忆的扭转。在直观层面上,现代街道的出现改变了上海原有的水乡秩序,都市日常生活的节奏由慢走向快,由静走向动。空间上的剧烈变动改变着都市人的感知结构,在其时的文学作品中,街道被反复书写,尤其是四马路、南京路、霞飞路、北四川路等街道。它们表明以满足市民大众日常生活为目的的现代生活方式获得了广泛认同。在上海,街道给予人们以独特的城市美学体验,即异域情调。当人们穿梭于上海的街道,仿佛置身于异国。然而,这异域情调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殖民危机。上海街道是一个西化的空间,更是一个殖民的空间。殖民暴力虽化身为异域情调,却无法掩饰它的殖民野心。因此,走在南京路上的上海人,在感受异域情调的同时,也成了殖民权力直接宰制的对象。尤为独特的是,在现代上海,修建街道并不只是市政事务,它还体现为不同权力体系之间的博弈。正是因为如此,华界当局亦通过修建街道来表达自我的民族主义诉求。街道作为城市的外部空间,从性别角度来说,它还关涉着传统的两性秩序。“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秩序是传统社会秩序的根基,如若发生颠倒、错乱,那么便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稳定。但在上海,走在街上的女性改变了传统的性别秩序格局。女性以街道这一公共空间实践着自我的性别诉求和政治诉求。现代上海的街道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暧昧的城市空间,是一个失序的同时又建立新秩序的空间。正是基于此,“空间”与“秩序”可以看作是理解上海街道现代转型的关键词。街道并非是一个稳定的结构,而是一个不断嬗变的空间。这嬗变首先发生在物质空间层面。本论文的第一章,结合现代上海城市史和文学文本,考察了上海街道的现代转型,以及转型后的现代街道如何影响文学创作。在上海,街道要发展就必须突破一些实际的障碍,如河浜、城墙。填浜筑路、拆城筑路是上海街道现代转型的重要措施。然而在上海,河浜、城墙既是街头景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并且关联着传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从清末民初因拆除城墙而引发的争论,便可见一斑。河浜、城墙消失后,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街道,这预示着上海逐渐脱离了乡土中国的秩序,开始适应专属现代都市的新秩序。此外,越界筑路也是一个重要的措施。越界筑路在租界当局主导下进行。然而,“筑路”并不是这一措施的目的,“越界”才是本质。现代上海是一个华洋杂居的城市,空间上的越界正是租界对华界权力的侵犯。所以说,越界筑路是租界进行殖民扩张的手段,由此而形成的街道则是殖民扩张的产物。外部空间的变化自然会影响到文学的创作。在晚清以来以上海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中,具备现代型态的上海街道不仅是作品的描述对象,也是文本空间的重要构成之一。在古代城市小说中,城市的街道未能成为文本空间的构成因素,作为城市日常生活空间的街道往往被忽略。现代街道参与文本空间的建构,并成为文本空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街道在空间上的嬗变是直观的,也就是说是可视的、可触的,可以被人的感官直接感知到的。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往往会把街道所赋予的经验揉进创作之中。这样说来,现代街道同时也为文学文本的创作提供了新的书写经验和书写技巧。本论文的第二章阐释现代街道如何影响都市日常生活秩序。街道是都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生活在都市中的人时刻与街道发生联系。上海街道构建了现代都市的新时空。与传统街道的日常时空秩序相比,这一新时空是变形的,是被权力所规训的。街灯、车辆是现代街道最重要的附属品,是街道文明的物质表征。但同时,它们的存在让街道的内部空间结构发生了形变。街灯延长了人们在街道上停留的时间,它的存在让街道成了昼夜颠倒的时空。车辆以速度为媒介让街道成了压缩的、流动的、叠加的时空。街灯、车辆让都市日常生活获得了现代化的传奇色彩。巡警是现代街道的重要配置,这预示着作为市民空间的街道开始接受权力的规训,都市日常生活被裹挟在一张巨大的权力网中。现代街道改变了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内容。现代都市是物质聚集的场所,人的欲望在物质的刺激下摆脱了日常伦理道德的束缚,开始寻求正常的表达方式。因此,街道成了市民日常生活欲望的表达空间。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上海兴起了一种依托于街道的日常休闲运动,即“荡马路”。所谓“荡马路”也即是散步。“荡马路”是市民大众理解现代上海的重要手段,是人与城市的互动。人既接受了现代城市时空秩序的约束,也在通过行走的方式去改变这一秩序。上海正是在市民大众的脚部下才获得了意义。摩登与革命是理解现代上海城市文化的关键词。本论文的第三章从摩登与革命的关系阐释左翼话语中的上海街道。“摩登”一词词义丰富,它在30年代的上海与现代物质消费产生了直接的关联。因此,由物质文化所塑造的现代街道亦可以看作是一个摩登的空间。左翼文人行走在这摩登的空间中,自然会产生愉悦的感官体验。但阶级意识却阻止他们进一步沉迷于其中。左翼话语中的上海街道是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城市贫民、无产者处于殖民者和上层阶级的压迫中,他们被排斥在这个充满摩登情调的空间之外。左翼文人的上海街道叙事具有强烈的对比意识。为了寻求空间正义,上海街道被挪用为革命的实践空间。游行示威、街头演讲、散发传单、呼喊口号,上海街头的革命活动是对既有城市空间秩序的否定,同时也是改写城市空间记忆的手段。本论文的第四章从空间与身体的关系入手,阐释了在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大背景下,上海女性是如何利用现代街道的空间特质来颠覆传统性别秩序。街道是城市的外部空间,因而在性别视角下,它亦是男性空间。在传统社会中,街道是拒绝女性的。具体说来,拒绝女性其实是拒绝她们的身体。而现代上海的街道却成为女性身体的展示空间,从晚清的妓女到30年代的摩登女郎和革命女性,上海街头因她们的存在而更加异彩纷呈。走在街上的女性一方面无法避免被男性凝视和被物化的困境,另一方面她们也以自己的方式表述女性的城市经验。为了调整自我身体、街道（公共空间）和男性之间的关系,在30年代民族国家利益的宏大诉求之下,女性主动接受革命的编码,将自我的女性气质隐藏起来,试图以一个政治的身体、革命的身体弥合两性之间的裂缝。晚清以来,上海街道的现代转型是一个剧烈的空间嬗变过程,本论文从“空间”与“秩序”入手,结合现代上海城市史、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学,分别从都市日常、左翼和性别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重点阐释在一个嬗变的空间中,旧有的秩序如何被颠覆,新的秩序又如何被建立的过程。
张迪[5]（2019）在《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 ——以戊戌维新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是政治体系中的两个独立系统,二者的发展遵循着各自的内在规律。当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相互协调时,政治体系呈现出稳定发展的态势。当然,二者完全一致的理想状态不存在。然而只要二者的张力保持在一定限度内,良性的政治秩序就能成为现实。当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不一致性超过一定的限度,政治体系则呈现出动荡的局面。旧有的政治制度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制度变革的主张就会随之出现。如果传统的政治文化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新政治制度建构的过程就会尤为艰难。即使是建构起来,由于缺乏与之相适应的新型政治文化的支撑,也很难长久维持下去。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体系中的隐性结构,对政治制度的变革产生重要影响。主要通过三个方面体现:首先,在政治文化的传播广度上,表现为精英与大众的政治文化是否同步。当社会发生变革时,精英阶层的政治文化最先发生变化。如果他们倡导的政治文化能影响到大众,那么精英和大众的政治文化就具有一致性。政治制度的变革拥有了广泛的政治文化认同,就会较为顺畅。反之,变革很难成功。其次,在政治文化的整合效果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和外来的政治文化是否能完成融合。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文化往往呈现出多元并存状态。传统政治文化受到外来政治文化的冲击,开始消解;外来政治文化受到传统政治文化的抵制,很难稳固地在民众之间形成共识。如果传统和外来的政治文化能实现成功整合,政治制度变革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反之,整合失败,政治文化呈现破碎状态,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很难成功。再次,在政治文化演变层次方面,表现为表层的政治思想是否完成向深层政治心理的转变。一般而言,以先进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精英阶层由于具有相对开放包容的态度,容易接受外来政治思想。而社会大众的政治心理是一种深层次的观念积淀,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转变。如果政治文化是在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那么政治文化的深层次转变就较为容易发生,政治制度变革成果也随之巩固下来。相反,如果政治文化是从外国移植而来,与本国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差甚远的话,政治文化的深层次演变很难实现,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因而很难成功。戊戌维新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场旨在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变法运动,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维新派知识分子提出的制度变革目标却没有实现,君主立宪制度没有建构起来,君主专制制度依然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戊戌维新运动是失败的。政治制度变革的失败固然受到经济基础、政治博弈和社会结构的影响。然而从更为深层和长远的角度来审视,当时的政治文化状况与维新派主张的君主立宪制度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传统政治文化占据主流地位,对君主专制制度形成稳固支撑。新型政治文化又尚未成型完善,君主立宪制度因而难以深入人心。维新派知识分子主张在中国建构起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并提出设议院、兴民权、三权分立等具体举措,同时对君主立宪制度及其相配套的政治文化进行宣传。然而其政治思想的宣传范围仅限于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等社会精英。普通民众对于其倡导的新型政治文化并不了解,他们仍然固守着传统的政治文化。具体表现为求稳保守、反对变革、对皇权的依附和崇拜等,这些政治文化因素对君主专制制度形成稳固支撑。因此,戊戌维新在政治文化传播的广度上是极为有限的。戊戌维新时期,传统政治文化依然发挥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了自身严谨和完整的逻辑结构,并非和西方政治文化的简单融合就可以实现新型政治文化的内部契合。维新派对中西政治文化的整合多浮于表面,具有服务于现实政治变革的功利性。浮于表面的对中西政治文化的简单取舍并不能形成对君主立宪的稳固支撑,维新派没有完成中西政治文化的融合任务。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外源型模式。外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现代化进程由此开启。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历经长期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相互配合,形成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戊戌维新期间,小农经济仍然是主要经济形态,宗法制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结构,儒家政治学说和道德规范仍然牢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因此,民众的臣民政治心理极为稳固,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改变。从政治文化的演变层次上来说,戊戌维新期间所倡导的新型政治文化仅仅停留在浅层次的政治思想方面,并没有演变为人们心中深层次的政治心理。本文在坚持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选取戊戌维新这一具体案例为研究对象,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该运动在政治制度变革方面失败的原因,从中总结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具体机制。戊戌维新在新型政治文化的宣传方面,影响范围有限,中西政治文化的整合没有完成,政治思想没有实现向政治心理的转变。因此,新型政治文化没有形成对君主立宪的稳固支撑,政治制度变革的主张没有成为政治现实。
宗尧[6]（2019）在《晚清书院史学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晚清时期,在新旧并存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书院的类型也比之前大为丰富,除了以教授、传播程朱理学为主的理学书院,以训诂名物、考索典制为主的汉学书院外,还有以讲授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为主的新式书院和以传播基督教为主的教会书院,在上述书院中都有史学教育的存在。由于办学指向不同,这些书院的史学教育也呈现出不同的面相。就整体而言,理学书院的史学教育侧重于对史事中所蕴含“道义”的探求,史学教育显现出强烈的“道德性”和“劝谕性”;汉学书院的史学教育侧重于对史籍及史实内容的审证考辨,史学教育显现出浓厚的“求实性”和“学术性”;新式书院由于重视用历史经验来解决现实问题,其史学教育的“应用性”比较突出;而教会书院由于只是把史学教育作为方便其传教的一项工作,故其史学教育的“知识性”较为明显。本文主要运用典型案例分析的方法来展现上述各类型书院史学教育的不同特点。文章主体部分由五章组成,第二章主要介绍晚清时期书院与史学教育的发展概况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分别考察晚清政治局势、学术风气和文教政策对书院及其史学教育发展的影响,同时探究书院与中国传统史学教育和新式历史课程教育的关系,最后说明在理学、汉学、新式书院中分别选取河南明道书院、四川尊经书院和上海格致书院作为典型案例研究的动因。第三至六章主要介绍晚清河南明道书院以科举应试、涵养德行和自强救世为指向的史学教育,四川尊经书院以史籍评析、史实考证和历史评论为主要内容的史学教育,上海格致书院以中西科技史、古代实用人才评论和边疆及域外历史地理为主要内容的史学教育以及教会书院的中国传统史学教育、新式中国历史课程教育和西洋史教育,并在分析它们史学教育内容的基础上,对其史学教育的特点进行总结和评价。结语部分主要揭示晚清各类型书院史学教育在内容上所具有的共性和特性、晚清书院史学教育与先前时期书院史学教育的异同,最后对晚清书院史学教育在近代中国史学教育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进行整体评价。
吴洪平[7]（2019）在《王韬报章文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所研究的报章文,专指清末民初以报刊为媒介,以思想文化的大众传播为目的,言说方式介于古代传统散文与现代白话文之间的一种过渡性文体。王韬是这一文体的主要开创者之一,他一生写作并发表了大量报章文,影响所及,引发了当时报章文写作的热潮,使这一文体终得成熟。但长久以来,学界对王韬报章文的研究始终局限于《弢园文录外编》中的政论类报章文上,《循环日报》《申报》《万国公报》等近代报刊中散见的、大量未被收入《外编》的王韬其他报章文却少有人关注。本文以“王韬报章文”为研究对象,以《弢园文录外编》为基础,通过对近代报刊中散见的王韬各类报章文的全面梳理,力求全方位地审视王韬的报章文,从而给予科学合理的定位与评价。论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介绍了选题的背景、研究现状和意义。认为百年来王韬报章文研究按肇始、发展、深入、繁盛四个阶段不断推进,并在文献整理、思想挖掘、文学探讨及价值评估四个方面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但囿于文献限制,王韬报章文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拓展与深入。正文分为五章:第一章分析了报章文的文体概念、兴起的宏观因素及发展过程。认为传统散文的式微与近代报刊的肇兴是报章文兴起的两大重要因素。王韬真正使报章文这一文体达到成熟,并对当时及后世报章文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章厘清了《循环日报》创办前王韬的报业活动和《循环日报》的基本情况。认为王韬对近代报刊由抗拒到接受的态度转变是影响王韬报章文创作主动性、自觉性的关键因素。梳理《循环日报》命名、版面情况等,为辑考散见在《循环日报》中王韬的报章文奠定了基础。第三章通过比较分析法、文史互证法等方法,对散见在《循环日报》《申报》《万国公报》《天南遁叟论说选》等报刊、剪报集中王韬的报章文作了辑考。认为《弢园文录外编》并非是王韬的报章文集,其中仅有一小部分文章来源于《循环日报》。《天南遁叟论说选》也并非是王韬个人的报章文集,其中也仅有一小部分文章是王韬所作。同时,也明确了王韬在《万国公报》上刊文的起止时间。第四章分析了王韬政治、经济、外交、法律、军事、风土、杂类等七大类报章文的主要思想内容。认为王韬创作报章文的关注视角和倾向主要集中在政治和军事两大方面,往下依次是风土、经济、外交、法律以及杂类。第五章分析了王韬报章文的艺术特色和成就影响。认为王韬报章文在艺术特色方面,有程式固定、语体自由、技法灵活、旧体新用等特色。王韬的报章文创作,完成了从文人上书到平民论政的转变,对后世文学、政治、思想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报章文文体达到成熟。结语归纳全文。报章文在传统散文逐渐式微和近代报刊兴起的背景下诞生,在王韬手中达到成熟。王韬与近代报刊的接触始于青年时期,但是大量创作报章文却是在中年以后。笔者通过分析,辑考出《循环日报》《申报》《天南遁叟论说选》等报刊、剪报集中王韬的报章文六百余篇,并将王韬的报章文分为政治、经济等七大类。王韬的报章文因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中国散文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其思想内容对中国近代文学、思想、政治等方面均具有重要影响。
马平平[8]（2019）在《明清小说与英国近代小说海洋意象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海洋文化研究方兴未艾,与之相应,文学世界中的海洋意象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中英小说中都不乏书写海洋的佳作,较之于英国小说的长篇宏制,中国小说有着自己的文本形态,比如它的笔记体性、碎片体性、寓言体性、志怪体性,等等。文本形式虽有差异,但是中英有关海洋书写的小说都蕴含了丰富的海洋意象,反映了海洋在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文化内涵、深层意蕴以及海洋对于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中英小说及其海洋创作的发展与历史的发展并不同步,中国小说及其海洋创作是在明清阶段进入繁荣发展时期,而英国小说在文艺复兴至17世纪仍处于发端阶段,其海洋书写也并不繁盛,小说及海洋创作的巅峰发展时期要晚至处于近代的18、19世纪。明清涉及海洋主题的小说既有诸如《西游记》《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后文简称《西洋记》）、《天妃娘妈传》《八仙出处东游记》（后文简称《东游记》）、《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林兰香》《台湾外志》《希夷梦》《海游记》《镜花缘》等长篇小说,又有诸如《剪灯新话》《情史》《喻世明言》《型世言》《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连城璧》《觚剩续编》《聊斋志异》《子不语》《续子不语》《谐铎》《耳食录》《挑灯新录》《夜雨秋灯录》《淞隐漫录》《淞滨琐话》等短篇小说。明清时期航海事业和海洋贸易的发展尤其是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极大地促进了海洋叙事文学的发展,因此上述小说尤其是多部长篇小说虽然在明清时期三教归一的文化背景下,神魔斗法气息很浓,但是却蕴含浓郁的海洋气息和丰富的海洋意象。英国18、19世纪也涌现一批有代表性的海洋书写佳作,比如《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蓝登传》（The Adveodntures of Rerick Random）、《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西尔维亚的两个恋人》（Sylvia’s Lovers）、《珊瑚岛》（The CoralIsland）、《金银岛》（Treasure Island）、《吉姆爷》（Lord Jim）等。本文聚焦中国明清阶段和英国18、19世纪即中英海洋创作繁盛时期小说中的海洋意象,在界定海洋意象的基础上,全面梳理中国和英国小说中的海洋意象,并对它们进行功能上的分类。明清小说中的海洋意象以海神想象、海岛仙话想象、岛人想象、海上航行、航海事业、海洋财富、海权和海防意识以及海外诸国想象等为主。通过梳理可见,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华夏文明传统带来的遥望海洋的视角深深地影响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中的海洋想象。从明代到清代,随着人们的海上活动更加活跃,参与海洋文学创作的人群迅速增加,小说中的海洋想象经历了发展变化:从居于海中的各路海神和仙人描写到海上的各类精怪野人描写,从海岛风物的仙话描写到更加世俗化的描写,从海神拥有的奇珍异宝描写到海洋蕴藏的珍宝描写,等等。但是这些海洋想象仍是将神、魔和海洋相结合,以“变异海洋”为主。当然,随着清代尤其是清晚期人们对外部世界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小说中的海上风暴、海岛居民、海洋经济以及海防事业发展等都有了更加“身行”性（即参与性和现实性）的发展趋向。英国18、19世纪小说中的海洋意象也主要以海上航行、航海事业发展、海洋贸易、海洋经济、海岛生存、海军形象、海盗形象以及海外国度等为主。在古希腊海洋文明、海洋岛国环境和地理大发现后英国国家海洋力量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下,无论是航海动机、航行中所遭遇各种危险、航海的专业技能,还是荒岛求生、海洋贸易、海洋捕鲸等,都更以崇力、求真、求知、开拓、探索为特征。海岛生存、海军形象、水手形象及海盗形象的发展和变化体现了英国不同时代的精神要求。海洋力量崛起、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英国追求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对海洋的探索、开拓及征服;建立海上霸权、控制海上贸易时期,英国人的海岛生存、海岛探险体现了由“斗海”向“亲海”的变化;19世纪末,英国资本主义发展遭遇危机、逐渐丧失贸易垄断地位,英国航海活动缺少了本该有的激情和活力,也缺失了目的和方向。英国现代化进程中这些社会现实的变化与发展体现了英国人追求文明和秩序的阶段性差异。本着异质文化平等对话与沟通互补的立场和原则,本文试图从海神想象、海洋获利方式、海上航行、海上力量生存伦理以及海外异国想象等方面比较中英小说中的海洋意象,探寻不同文化中的海洋意象在文学文本中呈现方式上的异同,并综合中西哲学、文化、历史等多维视角,解释中西海洋意象异同的成因,实现由浅层次异同比较到深层次文化探源的跃进。论文通过对比显示,中西方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的对立观点造成了中英小说海洋意象的呈现差异。以向内聚敛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强调通过内在心性的修养和现实的经世致用来追求“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这种“重道轻器”思想决定了中国小说中的海洋想象不以探究自然、战胜自然为最终目的,而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国文化主流强调入世观念,大多数中国文人的理想是达则兼济天下,积极关注社会人生,但是当理想受挫,转而独善其身的时候,海洋往往成为中国文人寻求解脱的心灵寄托。所以在传统中国文人的作品中,海洋寄托着很多审美想象,成为中国文人寄怀抒情的载体,而不是探究如何通过掌握“真知”来探索海洋、战胜海洋。文人与海洋,充满天人合一的精神意蕴;而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海洋文明,从根源上就埋下了“天人相分”、“征服自然”观念的理性“种子”。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聚敛相反,西方文化的发展以扬弃为特征,融入了希腊、罗马和基督教的文化因素,强调融合更新、向外超越,突出对人性的尊重、对知识的追求,认为理智能力是人类心灵的根本特征。这种文化有对功利的向往,同时也有对现实的批判。因之,英国小说中海洋意象的呈现更加突出人和海洋的对立,强调人如何通过掌握科学知识来探索海洋、征服海洋,以实现开拓疆土、侵略扩张、发财致富的梦想。中国的海神尤其是四海龙王和妈祖在履行维护海上安全的职责时有一定的海权意识,但他们并不好战、不好侵略,亦没有霸权意识,而海神波塞冬则虚荣好战、睚眦必报,体现了侵略者扩张和掠夺的野心。中国小说中的海洋贸易具有机遇性、偶然性、异化性和小农经济的特点,而英国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参与航海的姿态更加积极、主动,海洋经济和海洋贸易活动也充满现实性、目的性、掠夺性和殖民性。中国小说中海岛的神秘、超脱意境和仙话的海洋、航海描写为天人合一思想的价值实践找到了最佳的现实渠道;而英国小说更加善于真实地描写海上航行和海上冒险,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主人公们努力去了解并驾驭自然,不断与自然抗争。中国小说中,海外诸国被看作中华帝国陆疆的延伸,表达了“以夏变夷”、秉承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小说作者们的海外诸国遐想不会超出封建道德准则的范围;而在英国小说中,主人公对海外国家的了解是通过他们不断探知、不断学习、不断思考和反省来实现的。在象征国家海洋力量的军舰上,个体生命价值观亦分别体现了中西伦理思想的差异。中国小说中,为了应对海上妖怪的威胁,个体须服从整理利益的价值观决定了遭遇危机之时,个体只能以牺牲生命为代价保全船队安全;而西方近代伦理学虽注重整体中的个人本位,但海上生活的艰辛、战争的残酷以及对外贸易利益和战争利益的追求导致了海洋和内陆价值观的冲突,因此在英国小说中,个体的身体和生命只能遭到无情的伤害和轻视。本文打破以往相关研究局部、零碎和孤立的局面,从宏观到微观对中英小说中的海洋意象进行系统梳理和对比研究,探究海洋发展是如何以文人心态意绪为中介向艺术思维渗透,海洋意象又如何同哲学、宗教、民俗等文学的相关领域发生联系,从而更准确地认识中英小说海洋精神的共性特点和个性特点。海洋意象研究既可加强我们对不同文化影响下的中英海洋文明发展历程的了解,又有助于揭示中国古代文学叙事中的海洋具有独特的诗学和文化价值。中国既是海洋大国,也是海洋文学大国,海洋的影响与海洋精神已经深深根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土壤和文学之中。同时,本文的研究对于提高我国国民的海洋意识和海权意识有重要现实意义,通过结合中国和英国海洋题材文学作品中蕴含的审美资源,可为我国民族文化自信的重新构建提供话语和审美资源。
李军锋[9]（2018）在《想象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域外城市镜像研究》文中指出近代文学中的西方城市形象是中西文明碰撞和交流语境下晚清精英知识分子的认知和想象,是中西关系的晴雨表。作为一种对“他者”的想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西方社会现实的客观描绘。但这种描绘并不是本土文明对异域城市准确无误的真实反映,这中间有着诸多的情感因素和想象过程。在这种复杂的认知想象过程中,不管是对其肤浅化或丑化认知,还是理想化想象,或者理性客观的体认,都反映了近代社会知识精英在对西方社会“集体想象”中寄寓对西方城市的认知或理解,对自身文明的评价和对中西关系的态度。因此,近代文学中的西方城市本身就是一面镜子,既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华文明是如何利用“本土”的文化资源去建构“异域城市”的,也可以看到其中误读的成分;既可以看到不断变迁的异域文明形象在中西文化史上是如何被利用的,也可以看到其中的理性与非理想因素。在晚清知识精英笔下,西方城市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他者”,也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效仿对象和榜样力量。每一位晚清知识分子在面对着一个个发达的域外城市之时,个人体验意识与民族家国情感必然会交织在一起,这就使得异域城市呈现出复杂的文化意蕴。在近代文学有关域外书写的不同文体中,诸多晚清使官和知识分子对他们建构的异域城市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是城市景观的表象,即异域城市中的建筑风貌、街道布局,行人容貌等成为作家们描述的对象;其次是发达的科技文明、文化教育、名胜古迹、公共文化空间以及反映城市文明特质的伦理道德、民俗风情、异域行人的衣食住行等;最后是反映城市或社会政治制度的表征,如海关、议会、政党以及华人状况的描绘。当然每种文体在书写域外城市过程中其侧重点是不同的,如近代诗歌更多展现的是域外风土人情的人文景观;近代游记注重描绘的是西方发达的科技文明、文化教育以及政治制度;近代小说侧重呈现的是在西方城市文明前国人的心理感受与行为举止。因此,本论文以1840年作为开端,至191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作为结束的时间节点,通过对近代文学中诗歌、游记、小说的具体研读,揭示出不同作家在其作品中对西方城市的认知差异,探讨他们在面对不同西方城市景象时所表现出的不同态度和情感倾向,以及背后所折射出的深层文化意蕴。总之,近代文学中的西方城市展现出本土化、奇异化、妖魔化以及理想化的复杂特征,折射了晚清知识分子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西方城市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中既是欧洲列强侵略中国的载体,也是近代晚清学习的榜样。同时,近代文学中反映异域城市的游记、诗歌、小说等文体,因其内容上的异域情调、叙事策略的本土化、语言上的简练易懂等特点,在民间传播更为广泛,其影响也较为深远。这些不同文体所建构的“异托邦”城市体现了晚清知识分子对西方城市的多元化认知和想象,也体现了在民族危机严重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无意识的家国情怀,对于建构自己理想的独立民族国家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吴礼敬[10]（2017）在《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文中提出本文旨在从诠释学的角度整理和描述英语世界理解和解释《易经》的历史,重点关注《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以《易经》的流行英译本作为切入点,选取英语世界中具有典范意义的三种《易经》诠释方式:把《易经》看成异教经典或儒教典籍的宗教诠释范式、把《易经》看成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智慧之书的哲学诠释范式、把《易经》看成其产生时期的历史文献或把《易经》注疏看成其产生时期的历史文献的历史主义诠释范式。本文将分析这些诠释范式产生的历史背景、它们诠释《易经》的具体特征以及对后续的《易经》诠释产生的影响,以期回应诠释学上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应以作者、文本还是读者为旨归的争论,同时探讨“前见”、“视域融合”、“效果历史”、“诠释的循环”等诠释学核心概念在经典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的适用性问题。具体说来,麦格基译本把《易经》看成异教经典,理雅各译本把《易经》看成儒教典籍,卫-贝译本把《易经》看成一部智慧之书,孔理霭、茹特等人的译本把《周易》看成西周时期的历史文献,林理璋翻译的《周易》王弼注则把《周易》看成魏晋时期的历史文献,最后司马富的《易经》诠释把《易经》当成一部全球化的经典。这些诠释范式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它们也适应了各自阶段的历史需要。本文即以这些译本为研究对象,分析它们的成因、特点和影响。本文共6章:第1章:绪论,主要包括选题缘起、理论依据、术语说明、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和方法、论文创新点等内容。《易经》传入英语世界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其间因为对《易经》性质和特征的不同认识,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理解和诠释,既往研究从译本评价、译文比较和易学史等不同角度切入,本研究则打算从诠释学的角度,探讨《易经》主要英译本中体现的诠释范式及其与生存时代、译者和环境间的互动关系。第2章: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主要范式,以《易经》卫-贝译本的出现作为主要标志,把英语世界的《易经》译本分为卫-贝译本出现以前和卫-贝译本出现以后,分别介绍英语世界中有代表性的《易经》译本:卫-贝译本出现以前的主要译本有麦格基译本和理雅各译本,它们分别体现了基督教文明与以《易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之间的对立和融合;卫-贝译本的产生是《易经》英译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体现了卫礼贤力图用东方文化来补充和救济西方文明的立场,因此《易经》中的智慧和卜筮传统都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卫-贝译本后兴起的孔理霭、茹特、林理璋等人的译本则体现了把《易经》作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的视角,译者特别偏重文本和时代的结合。本章简单分析了这些译本中体现的不同诠释方式,并举例说明不同诠释方式对《易经》卦爻辞理解和解释产生的影响。第3章:从异教经典到儒教典籍,主要讨论麦格基译本和理雅各译本,分析二人的《易经》译本产生的历史背景,他们的不同易学观、译本的主要特征及其影响,突出麦格基把《易经》当作异教经典理解和解释时秉持的“前见”和理雅各以文王、周公的作者原意为旨归的翻译策略及影响。整体看来,麦格基和理雅各所处的19世纪正是西方文明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无论是麦格基采用比较神话学的视角把《易经》看成与基督教迥然不同的异教经典,还是理雅各采用比较宗教学的立场把《易经》当成“东方圣书”体系下的儒教典籍,他们在整体上都秉持着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优越论思想,麦格基在译本中突出中国人的“生殖器崇拜”思想和儒家的“宇宙生成论”、“宇宙周期循环说”,理雅各的译本突出经传分离的解释原则,要以自己之“意”去逆周公、文王之“志”,体现出他们在诠释《易经》之前根深蒂固的“前见”。第4章:从儒教典籍到智慧之书,主要研究《易经》卫-贝译本,分析该译本在英语世界确立经典地位的原因:卫礼贤和劳乃宣的合作、卫礼贤《易经》讲座的推动、荣格对《易经》的推介、贝恩斯夫人的转译、卫德明《易经》讲座的阐发、美国反文化运动的潮流乃至出版社的积极推动和媒体的普遍赞誉,形成一股合力,共同促进《易经》卫-贝译本的流行。本章总结了卫-贝译本自身的三个主要特征:独特的结构安排、把译文剥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强调《易经》的卜筮功能,然后介绍卫-贝译本在当时和以后产生的重要影响,突出诠释者和《易经》文本间的“视域融合”是新的理解和解释不断生成的条件。整体来看,《易经》从19世纪末的儒家典籍转变成20世纪中期的智慧之书,一方面是由于西方文明发生的重大转变,经历“一战”和“二战”的摧残和毁灭,西方人对向来自信的机器文明、工具理性和科学崇拜产生怀疑和动摇,不少知识精英开始转向古老的东方文化,向东方文明寻找借鉴和慰藉,《易经》卫-贝译本从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世界的需求,因此在美国乃至欧洲掀起一股“易经热”。另一方面,卫-贝译本的独特结构,卫礼贤对《易经》作为“智慧之书”和“卜筮之书”的双重色彩的强调,荣格在序言中利用心理学上的“同时性”概念对《易经》占筮功能所作的分析,以及贝恩斯夫人流畅生动的现代英文,都为实现《易经》诠释范式的转变创造了条件。第5章:从智慧之书到历史文献,主要研究孔理霭、夏含夷、林理璋、司马富等人诠释《易经》的方式,分析英语世界采用历史主义方法诠释《易经》的内外部原因,重点介绍以孔理霭、夏含夷、茹特等人为代表的还原《周易》》本经在商周时期的历史含义和以苏德凯、林理璋等人为代表的还原不同《易经》注疏在各自所处时代语境中的历史含义这两种不同取向的历史主义诠释范式的特征,同时还分析了以司马富为代表的把《易经》诠释和各国历史文化语境相结合的全球化的诠释方式,重点突出从文本和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出发来探寻文本原意的诠释旨趣。从根本上来说,英语世界对《易经》诠释的这种范式转变,是以新历史主义的产生和“中国中心论”思潮的兴起为背景的,是《易经》翻译和诠释领域内“回到中国”的一种具体尝试,虽然这种诠释范式的转变特征异常明显,但历史主义诠释范式下产生的《易经》译本并未像卫-贝译本一度取代理雅各译本那样取代卫-贝译本。第6章:结论,主要讨论《易经》文本产生过程中卦爻辞解释的“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认为这种“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的过程同样体现在异文化语境中人们对《易经》的翻译和解释上。结论还总结了本文讨论的三种诠释范式中分别体现的“’照原意’或’照原样’理解”、“较好地理解”和“不一样的理解”这三种主张,指出“不一样的理解”才是《易经》在其他文化语境中接受和理解的关键,但“不一样的理解”并非不受任何制约,文本、诠释传统、后起的诠释方式、以及时间和读者,共同筛选并决定对《易经》卦爻辞的具体理解和解释。
二、论王韬的“天下一道”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王韬的“天下一道”观（论文提纲范文）
（1）西方近代天文学思想在晚清的译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致谢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意义 |
| 1.5 本文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译史研究:文史学的贡献 |
| 2.1.1 专着类 |
| 2.1.2 期刊类 |
| 2.2 译者研究:宗教学的贡献 |
| 2.3 译文研究:天文学的贡献 |
| 2.4 问题和缺憾 |
| 第3章 理论框架 |
| 3.1 基础:翻译文化史观 |
| 3.2 新解:科学翻译与文化互构互彰 |
| 3.3 建构:翻译摄动论 |
| 第4章 中西天文博弈历程 |
| 4.1 钩沉:域外天文入华 |
| 4.1.1 印阿天文中译 |
| 4.1.2 西方天文中译 |
| 4.2 冲突:天文传统对垒 |
| 4.2.1 中国天文 |
| 4.2.2 西方天文 |
| 4.3 较量:明末接受与拒斥 |
| 4.3.1 概述 |
| 4.3.2 《崇祯历书》 |
| 4.3.3 拒斥之因 |
| 4.4 会通:晚清翻译终成 |
| 4.4.1 概述 |
| 4.4.2 《西国天学源流》 |
| 4.4.3 《谈天》 |
| 4.4.4 其他译作 |
| 4.5 小结 |
| 第5章 《谈天》翻译研究 |
| 5.1 译者剖析 |
| 5.1.1 新教传教士译者 |
| 5.1.2 秉笔华士 |
| 5.1.3 翻译模式 |
| 5.2 译介动机 |
| 5.2.1 最初原因:“道”“器”之辩 |
| 5.2.2 最终原因:时代因素 |
| 5.2.3 形式原因与效率原因:译者的使命 |
| 5.3 译法探究 |
| 5.3.1 预翻译 |
| 5.3.2 七条基本规则 |
| 5.3.3 删述 |
| 5.4 小结 |
| 第6章 核心译名与概念建构 |
| 6.1 译名的沿用与创立 |
| 6.1.1 沿用旧词 |
| 6.1.2 创译新词 |
| 6.2 学科名称翻译:定义中国近代天文 |
| 6.2.1 术语的历史考察 |
| 6.2.2 “天学”与“天文” |
| 6.2.3 “天文”的学科意义 |
| 6.3 学科名词翻译:搭建天文话语空间 |
| 6.3.1 星林词群:恒星天文学诞生 |
| 6.3.2 摄力词群:天体力学的萌芽 |
| 6.4 小结 |
| 第7章 天文学译介的影响 |
| 7.1 学界接受考察 |
| 7.2 知识体系:学科重心转移 |
| 7.3 治学理念:实学传统解构 |
| 7.4 哲学基础:天道观念嬗变 |
| 7.5 物质资源:台站仪器投建 |
| 7.6 教育准备:教材科普编译 |
| 7.7 小结 |
| 第8章 结语 |
| 8.1 研究贡献 |
| 8.1.1 译史梳理 |
| 8.1.2 史料发现 |
| 8.1.3 译本分析 |
| 8.1.4 译名挖掘 |
| 8.2 研究创新 |
| 8.2.1 扩展翻译史研究范畴 |
| 8.2.2 提出翻译摄动论假说 |
| 8.2.3 增添学科史研究视角 |
| 8.3 后续研究 |
| 附录1.《谈天》沿用的中国古代汉语词 |
| 附录2.《谈天》借用古汉语词形构建的新词 |
| 附录3.《谈天》创建的新词 |
| 附录3.1 《谈天》新创译名中发生更改的部分 |
| 附录3.2 《谈天》新创译名中延续使用的部分 |
| 参考文献 |
（2）王韬现代化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课题来源及研究的意义 |
| 1.1.1 课题研究的来源 |
| 1.1.2 课题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文献综述分析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王韬现代化思想的形成条件 |
| 2.1 时代背景 |
| 2.1.1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客观要求 |
| 2.1.2 洋务派现代化探索受阻的触动 |
| 2.2 个人经历 |
| 2.2.1 传统儒生爱国忧民情怀的促使 |
| 2.2.2 亲历西方先进文明成果的震撼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王韬现代化思想的内容 |
| 3.1 王韬的政治现代化思想 |
| 3.1.1 主张通过批判封建专制颂扬君民共主 |
| 3.1.2 主张通过去除官场弊病实现廉洁高效 |
| 3.1.3 主张通过民众参与政治缓和阶级矛盾 |
| 3.2 王韬的经济现代化思想 |
| 3.2.1 主张通过鼓励机器制造实现与洋分利 |
| 3.2.2 主张通过发展商业贸易实现国富民强 |
| 3.2.3 主张通过重视能源交通实现全面兴利 |
| 3.3 王韬的教育现代化思想 |
| 3.3.1 主张通过建立博物馆尝试塑造新国民 |
| 3.3.2 主张通过开办新式书院培养专业人才 |
| 3.3.3 主张通过变革八股科举选拔实用人才 |
| 3.4 王韬的军事现代化思想 |
| 3.4.1 主张通过学习先进技术更新武器装备 |
| 3.4.2 主张通过借鉴练兵之法革新传统兵制 |
| 3.4.3 主张通过加强海军建设实现有效海防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王韬现代化思想的评价 |
| 4.1 王韬现代化思想的特点 |
| 4.1.1 提倡男女两性之平等 |
| 4.1.2 提倡全面向西方学习 |
| 4.1.3 提倡方式与效果并重 |
| 4.2 王韬现代化思想的意义 |
| 4.2.1 为戊戌维新运动提供思想引领 |
| 4.2.2 为中国现代化转型开辟新道路 |
| 4.2.3 为中西文化交流扫除观念障碍 |
| 4.3 王韬现代化思想的局限性 |
| 4.3.1 批判封建专制与扞卫专制皇权之互斥 |
| 4.3.2 鞭挞八股科举与认可封建文人之矛盾 |
| 4.3.3 憎恶侵占掠夺与美化侵略行径之冲突 |
| 4.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早期《申报》的办报观念研究（1872-19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中国近代报刊的办报观念研究 |
| 1.2.2 早期《申报》的办报观念研究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本分析法 |
| 1.3.2 个案研究法 |
| 1.4 创新思路 |
| 第2章 早期《申报》的用人观 |
| 2.1 总管理处概况 |
| 2.1.1 创办人美查 |
| 2.1.2 报馆主持人 |
| 2.2 编辑部人员构成 |
| 2.2.1 馆内主笔 |
| 2.2.2 馆外撰稿 |
| 2.2.3 各埠访员 |
| 2.3 编辑部用人观 |
| 2.3.1 馆内外主笔 |
| 2.3.2 访事人群体 |
| 第3章 早期《申报》的职能使命观 |
| 3.1 报刊使命 |
| 3.1.1 获取经济效益 |
| 3.1.2 坚持义利兼顾 |
| 3.1.3 树立榜样模范 |
| 3.2 舆论监督职能 |
| 3.2.1 监督政府 |
| 3.2.2 惩恶扬善 |
| 3.2.3 引导舆论 |
| 3.3 传播职能 |
| 3.3.1 传播新知 |
| 3.3.2 倡导教育 |
| 3.3.3 传播西艺 |
| 第4章 早期《申报》的经营业务观 |
| 4.1 新闻业务观 |
| 4.1.1 读者本位 |
| 4.1.2 有闻必录 |
| 4.1.3 扩大稿源 |
| 4.1.4 排版编辑 |
| 4.2 经营策略观 |
| 4.2.1 广告业务 |
| 4.2.2 发行业务 |
| 4.2.3 副刊与号外报 |
| 第5章 早期《申报》的出版自由观 |
| 5.1 奔走呼号制订报律 |
| 5.2 响应联合建立团体 |
| 5.3 呼唤自由抵制报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4）空间嬗变与秩序重建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上海街道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一)为什么是街道? |
| (二)为什么是上海的街道? |
| (三)文学书写的“街道意识”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对“街道”的研究 |
| (二)对“现代上海街道”的研究 |
| 三、研究价值、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双重嬗变:街道转型与文本空间的建构 |
| 第一节 上海旅行与街道书写 |
| 一、引入旅行视角 |
| 二、旅行视角下的上海街道 |
| 三、街道差异体验的书写 |
| 第二节 上海街道的现代转型及其悖论 |
| 一、转型的前奏:街道政治的发生 |
| 二、转型的措施:填浜·拆城·越界 |
| 三、悖论的表征:空间殖民主义 |
| 第三节 街道与现代文本的空间构成 |
| 一、现代文本空间的生成 |
| 二、文本空间生成与更迭的文化机制 |
| 三、文本空间中的人物位移 |
| 第四节 文本叙事中的街道经验 |
| 一、身体在场与感官世界 |
| 二、街道速度与文本节奏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上海街道与现代都市的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街道秩序与日常的逻辑 |
| 一、时空变形中的都市日常 |
| 二、权力下移与被规训的日常 |
| 第二节 日常之“变”:街道空间的欲望化表达 |
| 一、生活物欲化:街道的消费空间属性 |
| 二、狂欢审美:作为娱乐空间的街道 |
| 三、情感公开:两性关系的“街道叙述” |
| 第三节 荡马路:街道的日常实践和审美体验 |
| 一、日常实践 |
| 二、审美体验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摩登与革命:左翼话语中的上海街道 |
| 第一节 北四川路与左翼文化中心的崛起 |
| 一、东洋风·平民气·“半租界” |
| 二、北四川路左翼文化空间的形成 |
| 三、改造与同化:左翼文化空间的巩固 |
| 第二节 左翼文人的双重街道体验 |
| 一、摩登街道与左翼“新感觉” |
| 二、底层书写与街道阶级化 |
| 第三节 街道挪用:左翼文人的街头革命 |
| 一、革命的准备:走向街头 |
| 二、革命的开始:“街上人”的革命启蒙 |
| 三、革命的形式:飞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
| 四、南京路:革命的记忆空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空间与身体:走在街上的女性 |
| 第一节 “见或不见”:女性身体与女性空间 |
| 一、“藏之不见”:传统女性空间的形成机制 |
| 二、看街:女性身体的“视觉突围” |
| 三、街道:“新”女性空间 |
| 第二节 街道与女性身体的再发现 |
| 一、男性视角下的女性身体 |
| 二、女性身体的自我发现 |
| 三、性别共谋:革命化的女性身体 |
| 第三节 街道上消失的身体——对1936年妇女节游行的考察 |
| 一、游行、身体与街道的空间转变 |
| 二、女权还是国族? |
| 三、“为国献身”:女人还是中国人?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发表论文 |
（5）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 ——以戊戌维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政治文化研究综述 |
| 1.西方政治文化研究 |
| 2.中国政治文化研究 |
| (二)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研究综述 |
| 1.西方政治制度研究渊源及理论成果 |
| 2.中国学界关于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二者关系的研究 |
|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及本文的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和框架结构 |
| 第一章 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一种理论视角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政治文化 |
| 二、政治制度 |
| 第二节 政治制度变革 |
| 一、新制度主义学派关于制度变革的基本理论 |
| 二、制度变革路径方式 |
| 三、制度变革中的路径依赖 |
| 第三节 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具体机制 |
| 一、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路径:建构、维系、运行 |
| 二、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过程 |
| 第二章 戊戌维新发生过程——一种实践分析 |
| 第一节 康有为多次上书及1898 年上书成功 |
| 一、第一次上书未果 |
| 二、“公车上书”揭开了戊戌维新的序幕 |
| 三、连续上书催生百日维新 |
| 第二节 百日维新的开始和结束 |
| 一、《名定国是》的颁布开启百日维新进程 |
| 二、变法措施的施行情况及结果 |
| 三、百日维新的成果和影响 |
| 第三节 百日维新过程中的权力博弈 |
| 一、帝党和后党的权力争夺以及后党的力量分析 |
| 二、帝党和维新派知识分子结盟——百日维新的开始 |
| 三、帝党力量 |
| 四、维新派力量 |
| 五、变法措施实施方式的冒进性 |
| 六、外国对变法的态度 |
| 第三章 精英与大众政治文化分析 |
| 第一节 维新派政治思想状况 |
| 一、“变”——摆脱危机的必然出路 |
| 二、“破”——对君主专制的批判 |
| 三、“立”——君主立宪制度的建构 |
| 第二节 统治阶层政治思想状况 |
| 一、慈禧——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实践者 |
| 二、光绪——专制王朝强弩之末下的除旧布新者 |
| 三、张之洞和翁同龢——具有变革思想的旧式官僚 |
| 第三节 大众政治心理状况 |
| 一、超稳定社会结构之下保守传统的臣民政治心理 |
| 二、西方冲击背景之下的民族主义政治心理 |
| 第四章 传统与外来政治文化博弈 |
| 第一节 传统政治思想 |
| 一、天命观论证政治合法性 |
| 二、大一统思想维系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 |
| 三、民本思想——民众评价君主统治效果的重要标准 |
| 第二节 西方政治思想 |
| 一、国家起源的目的:社会契约论 |
| 二、以自由和平等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宣言书:天赋人权 |
| 三、政府建构的原则:分权制衡思想 |
| 四、作为一种政制形式:民主 |
| 第三节 维新派知识分子整合中西政治文化之过程和结果 |
| 一、西方文化对中国产生影响的途径和流变 |
| 二、维新派整合中西政治文化之成果——以《大同书》为例 |
| 第五章 表层和深层政治文化演变 |
| 第一节 政治文化在层次方面的演变机制 |
| 一、内生:以启蒙运动对法国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为例 |
| 二、外源:以西方政治学说在明治维新中的影响为例 |
| 第二节 戊戌维新中政治文化演变的政治社会化途径 |
| 一、新式学堂——教育改革的突破口 |
| 二、现代报刊——启发民智的舆论场 |
| 三、社会团体——变法力量的集散地 |
| 四、政治社会化之效果分析 |
| 第三节 戊戌维新失败的政治文化原因:臣民政治心理为何如此稳固? |
| 一、经济形态之小农经济 |
| 二、社会结构之宗族宗法制 |
| 三、完备的政治社会化方式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专着类 |
| 二、期刊类 |
| 三、报纸类 |
| 致谢 |
（6）晚清书院史学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对书院教学内容的研究 |
| 1.2.2 对书院史学教育的研究 |
| 1.3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第2章 晚清书院与史学教育发展概况 |
| 2.1 晚清书院的发展概况 |
| 2.2 晚清史学教育的发展概况 |
| 2.3 晚清书院与史学教育的关系 |
| 第3章 晚清河南明道书院的史学教育 |
| 3.1 史学教育与科举应试 |
| 3.2 史学教育与涵养德行 |
| 3.3 史学教育与自强救世 |
| 3.4 小结 |
| 第4章 晚清四川尊经书院的史学教育 |
| 4.1 史学教育与史籍评析 |
| 4.2 史学教育与史实考证 |
| 4.2.1 对先秦、两汉史籍内容的考证 |
| 4.2.2 对四川地方史的考证 |
| 4.2.3 对其他史实的考证 |
| 4.3 史学教育与历史评论 |
| 4.3.1 对历史人物的评论 |
| 4.3.2 对历史事件的评论 |
| 4.4 小结 |
| 第5章 晚清上海格致书院的史学教育 |
| 5.1 中西科技史教育 |
| 5.1.1 工业科技史教育 |
| 5.1.2 农业科技史教育 |
| 5.1.3 历算与医学科技史教育 |
| 5.2 史学教育与古代实用人才评论 |
| 5.3 边疆及域外历史地理教育 |
| 5.4 小结 |
| 第6章 晚清教会书院的史学教育 |
| 6.1 中国传统史学教育 |
| 6.2 新式中国历史课程教育 |
| 6.3 西洋史教育 |
| 6.4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A |
| 表一:晚清四川尊经书院史学课题表 |
| 表二:晚清上海格致书院史学课题表 |
| 附录B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王韬报章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晚清散文之新变与报章文的兴起 |
| 第一节 传统散文的式微 |
| 第二节 近代报刊的肇兴 |
| 第三节 报章文的兴起 |
| 第二章 王韬早期报业活动与《循环日报》的创办 |
| 第一节 王韬沪上报业活动 |
| 第二节 王韬遁港初期的报刊活动 |
| 第三节 王韬与《循环日报》的创办 |
| 第三章 王韬报章文辑考 |
| 第一节 《循环日报》王韬报章文辑考 |
| 第二节 《天南遁叟论说选》与王韬关系考辨 |
| 第三节 《万国公报》《申报》王韬报章文辑考 |
| 第四章 王韬报章文的内容 |
| 第一节 政治类 |
| 第二节 经济类 |
| 第三节 外交类 |
| 第四节 军事类 |
| 第五节 法律类 |
| 第六节 风土类 |
| 第七节 杂类 |
| 第五章 王韬报章文的艺术特色与影响 |
| 第一节 王韬报章文的艺术特色 |
| 第二节 王韬报章文的成就及影响 |
| 结语 |
| 征引文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弢园文录外编》篇目来源 |
| 附录二:王韬报章文总目 |
| 附录三:王韬报章文分类目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明清小说与英国近代小说海洋意象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
| 一、小说中的海洋意象 |
| 二、主题学中的海洋意象研究 |
| 三、本文的研究内容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中国古代小说海洋意象研究 |
| 二、英国小说海洋意象研究 |
| 三、中英小说海洋意象对比研究 |
| 第三节 明清和英国18、19世纪小说海洋意象的可比性 |
| 一、可比性分析 |
| 二、比较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明代小说的海洋意象 |
| 第一节 海洋神祗 |
| 一、海龙王及龙宫想象 |
| 二、南海观音菩萨 |
| 三、天妃娘娘 |
| 四、其他海神 |
| 五、海洋精怪 |
| 第二节 海岛想象 |
| 一、海外仙山想象 |
| 二、海岛的变异想象 |
| 第三节 海外诸国 |
| 一、赍赐贸易 |
| 二、中华文明优越性 |
| 三、异国想象妖魔化 |
| 第四节 海上航行 |
| 一、航海动机 |
| 二、航海风险 |
| 三、海上力量和海权意识 |
| 第五节 海洋财富 |
| 一、海洋得宝 |
| 二、海洋经济 |
| 三、海洋贸易 |
| 第二章 清代小说的海洋意象 |
| 第一节 海神和海上仙山 |
| 一、海神想象 |
| 二、海外奇禽异兽、奇花异草 |
| 第二节 海中生物和海岛描写 |
| 一、海中奇异生物 |
| 二、海岛和岛人 |
| 第三节 海上航行 |
| 一、航海动机 |
| 二、航海风险 |
| 第四节 航海事业的发展 |
| 一、民间造海船 |
| 二、航海技能 |
| 三、海洋异象 |
| 四、海洋探索 |
| 第五节 海权意识和海防发展 |
| 一、海防的威胁 |
| 二、海防的发展 |
| 第六节 海洋财富 |
| 一、海洋得宝 |
| 二、海洋贸易 |
| 第七节 海外诸国 |
| 一、现实讽喻 |
| 二、海外理想之国 |
| 三、海外建功立业 |
| 四、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
| 第三章 18世纪英国小说的海洋意象 |
| 第一节 14至17世纪英国小说的海洋意象 |
| 一、14至17世纪英国海洋与社会发展 |
| 二、14至17世纪英国小说的海洋意象 |
| 第二节 海上航行和航海事业的发展 |
| 一、航海动机 |
| 二、航海风险 |
| 三、海上船舶 |
| 四、航海准备 |
| 五、航海工具和航海知识 |
| 六、海员形象 |
| 第三节 海洋获利 |
| 一、海洋贸易 |
| 二、奴隶贸易 |
| 三、海上历险获利 |
| 第四节 海岛和海外国度 |
| 一、海岛生存 |
| 二、遭遇岛人 |
| 三、殖民海岛 |
| 四、海上国度 |
| 第五节 海军制度 |
| 一、黑暗的制度 |
| 二、军舰生活 |
| 三、残酷的海战 |
| 第四章 19世纪英国小说的海洋意象 |
| 第一节 海上航行 |
| 一、航海动机 |
| 二、航海风险和航海实践 |
| 三、水手的形象发展 |
| 第二节 海洋贸易和海洋经济 |
| 一、海上贸易 |
| 二、运输朝圣者贸易 |
| 三、海上走私 |
| 四、捕鲸业 |
| 第三节 英国海军形象 |
| 一、海军形象 |
| 二、海军的现实问题 |
| 第四节 海岛和海外国度 |
| 一、海岛生存意象的发展 |
| 二、海岛丰富多样的动植物 |
| 三、海外建功立业、施展抱负 |
| 第五节 海盗形象 |
| 一、海盗的兴起 |
| 二、小说中的海盗形象 |
| 第六节 海洋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
| 一、航海活动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
| 二、海洋的隐喻意义 |
| 第五章 中英小说中的海洋获利方式 |
| 第一节 海洋之利 |
| 一、中国的海洋经略 |
| 二、英国的海洋经略 |
| 第二节 魔幻式获利 |
| 一、佛教中的海中珍宝 |
| 二、海神财富 |
| 三、海上奇遇获利 |
| 四、海上献宝 |
| 第三节 现实性获利 |
| 一、渔盐经济和深海渔业 |
| 二、海洋贸易的机遇性、偶然性和目的性、掠夺性 |
| 第六章 中英小说中的海上航行 |
| 第一节 文学作品中的航海实践 |
| 一、中国小说中的航海实践 |
| 二、英国小说中的航海实践 |
| 第二节 航海动机 |
| 一、航海动机的发展脉络 |
| 二、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 |
| 第三节 航海风险 |
| 一、神魔化和现实化 |
| 二、“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 |
| 第七章 中英小说中的海洋力量生存伦理 |
| 第一节 海军的发展 |
| 一、中国的海上力量 |
| 二、英国海军 |
| 第二节 中英小说中的海军 |
| 一、《西洋记》和《兰登传》中的海军 |
| 二、对身体和生命的态度 |
| 第八章 中英小说中的海外异国想象 |
| 第一节 相似的人物形象异化 |
| 一、人物形象的放大或缩小 |
| 二、人物形象的扭曲和畸变 |
| 第二节 相异的文化积淀和发展路向 |
| 一、向内聚敛和“以夏变夷” |
| 二、向外超越和融合更新 |
| 第九章 海洋神灵的文化异质性研究 |
| 第一节 中西方的海神 |
| 一、中西方海神信仰的起源 |
| 二、文学作品中的海神 |
| 第二节 海神信仰的形成和发展 |
| 一、四海龙王信仰的形成 |
| 二、波赛冬信仰的形成 |
| 第三节 海神的形象 |
| 一、龙头人身 |
| 二、健硕完美 |
| 第四节 海神的职能 |
| 一、四海龙王的职能 |
| 二、波塞冬的职能 |
| 第五节 海神的人格个性 |
| 一、四海龙王的懦弱谦卑 |
| 二、波塞冬的虚荣好战 |
| 第六节 海神的文化异质性 |
| 一、中国传统的集权思想 |
| 二、希腊传统的竞争意识 |
| 三、个人欲望的差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9）想象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域外城市镜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概念、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瀛海谈荟:近代之前史料笔记中的西方镜像 |
| 第一节 汉魏六朝史料笔记中的“大秦国” |
| 一、大秦琳琅满目的物产 |
| 二、大秦理想化的社会图景 |
| 三、大秦与汉魏六朝的友好往来 |
| 第二节 隋唐文献中的拂菻景象 |
| 一、拂菻地理方位的再认知 |
| 二、拂菻都城的独特风貌 |
| 三、拂菻的风俗民情 |
| 四、拂菻与隋唐的交往 |
| 第三节 明代对西方社会的认知与想象 |
| 一、明代史料中的“佛郎机”、“大吕宋”与“红毛番” |
| 二、明代对西方社会的虚妄认知 |
| 三、西方认知背后的文化解读 |
| 第四节 清初樊守义《身见录》及谢清高《海录》——乡土天人观向多元史地观的嬗变 |
| 一、固守传统:明清之际中国人的乡土天人观 |
| 二、亲历欧美:樊守义《身见录》对欧洲都城的多元呈现 |
| 三、放眼世界:谢清高《海录》对西方社会的全面观照 |
| 第二章 结契海外:近代诗歌中的异域城市抒写 |
| 第一节 黄遵宪“足遍五洲多异想”的新体诗与日本城市文化 |
| 一、文化移译:东洋都市所折射的西洋文明镜像 |
| 二、混杂与调适:日本城市民俗风情的独特景观 |
| 三、模仿及开放:大和民族的文化特性 |
| 第二节 康有为“大地环三周”的海外诗与域外城市 |
| 一、流亡者眼中的异域之城 |
| 二、欧美城市的历史名人 |
| 三、文明面纱下的生存困境 |
| 四、异域城市想象中的维新改良梦想 |
| 第三节 晚清海外竹枝词与欧州城市风情 |
| 一、伦敦的女性风貌 |
| 二、柏林的民俗风情 |
| 三、圣彼得堡的市民生活 |
| 四、海外竹枝词城市书写的语言策略 |
| 第三章 乘槎西游:近代游记中的城市面相 |
| 第一节 郭嵩焘域外游记的城市建构及其文化解码 |
| 一、英伦、法京的物质文明 |
| 二、泰西之城的人生百态 |
| 三、繁华都市的文化景观 |
| 四、文化认同的密码解读 |
| 五、盛世中华的想象建构 |
| 第二节 美国大都会与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的城市观 |
| 一、异域城市的政治图景 |
| 二、美国都市双面性的揭橥 |
| 三、爱之深与责之切:移民之城的华人群像 |
| 四、从革命到保皇:美国之行对作者思想之影响 |
| 第三节 单士厘游记中的异域城市镜像 |
| 一、俄国城市的社会图景 |
| 二、意大利之城的艺术氛围 |
| 三、域外城市的文化名人 |
| 四、女性城市书写的艺术特质 |
| 第四章 都市叙事:近代小说中的西方城市想象 |
| 第一节 《孽海花》中的海外都市想象及书写 |
| 一、域外城市风情的想象 |
| 二、西方英雄人物的描绘 |
| 三、欧洲城市想象性建构的文化意蕴 |
| 第二节 《文明小史》与文人的域外情怀 |
| 一、东洋之城建构下的媚日丑态 |
| 二、西洋城市书写中的违和叙事 |
| 三、出洋之旅叙写的众生相 |
| 第三节 《海上尘天影》与中国文人的域外壮游愿景 |
| 一、异域都市的文明气象 |
| 二、欧洲城市之飞地:上海与邹弢西学知识的习得 |
| 三、文人域外壮游的愿景 |
| 第五章 人到海西头:王韬《漫游随录》中的欧洲城市 |
| 第一节 “在场”——伦敦、爱丁堡的文化空间 |
| 一、大学、教堂与本土文化的弘扬 |
| 二、博物馆、图书馆与西方文明的呈现 |
| 三、道义之交与人文关怀 |
| 四、娱乐文化场域与民众的开放意识 |
| 五、异域文化空间对作者思想的影响 |
| 第二节 西洋有美——王韬游记中的女性书写 |
| 一、十九世纪中晚期国人对异域女性的认知 |
| 二、 《漫游随录》建构的新型西方女性形象 |
| 三.理解与认同:颠覆的异域女性观 |
| 第三节 《漫游随录图记》对西方城市的中土化描摹 |
| 一、异域城市景观的古典式呈现 |
| 二、西方人物书写的本土化意识 |
| 三、域外插图中的东方性想象 |
| 四、中土化描摹的文化心理 |
| 总论:跨文化视阈下的城市异托邦构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近代文学中涉及西方城市着作一览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理论依据 |
| 1.1.3 术语说明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译本评析 |
| 1.2.2 译本或译文比较 |
| 1.2.3 易学西传史研究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创新点 |
| 1.4 论文结构 |
| 第2章 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主要范式 |
| 2.1 英语世界的《易经》译本概述 |
| 2.1.1 《易经》卫-贝译本出现以前 |
| 2.1.2 《易经》卫-贝译本 |
| 2.1.3 《易经》卫-贝译本出现以后 |
| 2.2 《易经》英译本中体现的不同诠释方式 |
| 2.2.1 儒教典籍 |
| 2.2.2 智慧之书 |
| 2.2.3 占筮手册 |
| 2.2.4 历史文献 |
| 2.2.5 心理学视角 |
| 2.2.6 女性主义视角 |
| 2.3 不同诠释方式对卦爻辞译文产生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从异教经典到儒教典籍 |
| 3.1 麦格基理解的《易经》:异教经典 |
| 3.1.1 麦格基译本产生的背景 |
| 3.1.2 麦格基对《易经》的理解 |
| 3.1.3 麦格基译本的特征 |
| 3.1.4 麦格基理解和解释《易经》的“前见” |
| 3.2 理雅各理解的《易经》译本:儒教典籍 |
| 3.2.1 理雅各译本产生的背景 |
| 3.2.2 理雅各《易经》译本的特征 |
| 3.2.3 理雅各《易经》译本的影响 |
| 3.2.4 理解和解释作者之意:理雅各诠释《易经》的取向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从儒教典籍到智慧之书 |
| 4.1 卫-贝译本经典地位的确立 |
| 4.1.1 卫礼贤的《易经》德译本及《易经》系列讲座 |
| 4.1.2 荣格对卫礼贤《易经》译本的运用及评价 |
| 4.1.3 贝恩斯夫人和她的英文转译本《易经》 |
| 4.1.4 卫德明《易经》系列讲座的推动 |
| 4.1.5 美国反文化潮流的兴起与《易经》卫-贝译本地位的最终确立 |
| 4.2 卫-贝译本的主要特征 |
| 4.2.1 结构安排独特,经、传同样重视 |
| 4.2.2 剥离历史语境,融合中西智慧 |
| 4.2.3 重视卜筮功能,强调实用色彩 |
| 4.3 卫-贝译本的影响 |
| 4.4 诠释者与《易经》文本的“视域融合”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从智慧之书到历史文献 |
| 5.1 历史主义诠释范式产生的背景 |
| 5.1.1 外部因素 |
| 5.1.2 内部因素 |
| 5.2 《周易》作为商周时期的历史文献 |
| 5.2.1 孔理霭的《易经》诠释 |
| 5.2.2 夏含夷的《周易》诠释 |
| 5.2.3 茹特、高厦克、玛格丽特等人的《周易》诠释 |
| 5.3 《易经》作为具体时期的历史材料 |
| 5.3.1 苏德凯等人的《易经》诠释 |
| 5.3.2 林理璋的《易经》诠释 |
| 5.3.3 韩子奇的易学研究 |
| 5.4 《易经》作为融合世界文化的历史文本 |
| 5.4.1 卫德明、哈克尔等人的易学研究 |
| 5.4.2 司马富的易学研究 |
| 5.5 文本原意:从文本和文本生成的历史语境出发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四、论王韬的“天下一道”观（论文参考文献）
- [1]西方近代天文学思想在晚清的译介研究[D]. 刘晗.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王韬现代化思想研究[D]. 张馨慧.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02)
- [3]早期《申报》的办报观念研究（1872-1912）[D]. 徐暖暖.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0(10)
- [4]空间嬗变与秩序重建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上海街道书写[D]. 童敏. 西南大学, 2020(01)
- [5]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 ——以戊戌维新为例[D]. 张迪.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晚清书院史学教育研究[D]. 宗尧. 湖南大学, 2019(07)
- [7]王韬报章文研究[D]. 吴洪平.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8)
- [8]明清小说与英国近代小说海洋意象比较研究[D]. 马平平. 扬州大学, 2019(04)
- [9]想象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域外城市镜像研究[D]. 李军锋.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10]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D]. 吴礼敬.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