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散文的世俗性与超越性

一、评张爱玲散文的世俗性与超越性（论文文献综述）

张鑫^[1]（2020）在《张爱玲散文多样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爱玲研究热潮再度兴起并且方兴未艾。但相比较学界对其生平与小说的高度关注而言,其散文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对其散文多样性的关注与研究不多。张爱玲散文显然具有多样性特质,比如其取材就呈现出多样特色——有谈个人生活的,有谈亲戚朋友的,有谈音乐、绘画、舞蹈等艺术的,有谈读书的,有谈文化的,可以说上至天文下到地理,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谈。再比如其散文文体也呈现出随笔、评论、序跋、读后感、语录、自传等多样性。但对于张爱玲散文的这些多样性尚缺少系统的研究与总结。本文以张爱玲散文的多样性为关注对象,研究其散文多样性在题材、文体、互文和审美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特征,并对这些特征进行归纳总结。本文在深入研读张爱玲作品和前人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将其散文题材的多样性归纳为女性生活题材、都市生活题材、个人生活题材、艺术品鉴题材、表演艺术题材和文化批评题材;将其散文文体的多样性分归纳为自叙传、随笔、语录、序跋、文论与艺论、书评、文化小品、游记、影评以及插图传记;将散文互文的多样性分为散文与小说的情节互文、散文与小说的主题互文、文论散文之间的互文、自传散文之间的互文、散文与现代都市文化的互文、散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文及散文与外国文化的互文。同时论文还将通过分析张爱玲的身世、教育环境、创作环境、文化市场消费环境等诸多因素,探寻其散文多样性形成的主客观条件和因素。据此论文还将更进一步探讨张爱玲散文多样所形成的审美品格及其意义。

艾欣妮^[2]（2020）在《市民社会的日常言说 ——论苏青的世俗化创作》文中提出在思想文化启蒙的大背景下,中国新文学自诞生起就肩负着沉重的社会使命,文学创作的主题总是与时代的主潮紧密相连。然而,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沦陷区上海,当同时期的作家都因不宜言说的大环境选择淡出文坛或者退居后方的时候,苏青却淡化时代背景,远离政治,故意迎合市民口味,以关注个体日常生活和生存体验的世俗化创作赢得了广大市民读者的支持,成为了与张爱玲齐名的当红女作家。本文以苏青的创作文本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以往研究者单一的女性主义研究视角,而是从她关注日常世俗人生的角度切入,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着重探讨苏青世俗化创作倾向形成的多重原因,从深层次挖掘世俗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并试图从历时性的角度将她的世俗化创作放在文学史中进行定位,通过横向纵向的比较进一步阐释她这种关注世俗人生的写作姿态的意义与价值。本文总共有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其中正文部分由三章构成。绪论首先介绍论题的缘起,对论题中的相关概念作一个界定,大致梳理苏青的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上阐明本文的研究意义,为正文部分的进一步论述作好铺垫。第一章深入挖掘苏青世俗化创作的成因:自古至今,江浙一带都有着明显的农商传统,政治意识淡薄而商业氛围浓厚,处在这种商业气息和生活气息浓厚的市民社会中,苏青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市民之气,与那些怀有宏大政治抱负的人相比,热闹的日常凡俗生活才是苏青所向往的;沦陷区的特殊环境导致人们的言论自由受到极大限制,救亡图存的话语不能说,苏青只能选择婚姻家庭这些日常生活的琐事,游离于政治意识形态之外;孩童记忆是我们人生成长过程中的底色,独特的成长环境和成长经历塑造了独一无二的苏青,同样是表现世俗人生,她与张爱玲在表现内容和表现特色上又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正是她们各自不同的性格气质在文学创作上的外部投射;文学商业化的时代背景为苏青的创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卖文为生的生存压力迫使她不得不靠迎合读者的世俗化趣味来赢得市场。第二章分析苏青世俗化的具体表现:苏青的作品是对普通市民阶层日常生活最直接最真实的反映,饮食男女、家庭婚姻构成了其表现的全部,她是从普通人的生存层面去呈现市民日常生活的,因此对于个人命运的反抗,在她这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世俗性的挣扎;与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相比,苏青更加现实,她笔下的爱情和母性不再具有美好神圣的品格,而是在世俗压力和生存困境下异化了的爱情和母性,爱情变得更加物质化,而母性也趋向生活化和现实化;作为一个备受生活之累的女作家,苏青在创作中不仅大胆吐露自己的心声,还以一种女性叙事话语对女性的情欲进行了合理的表达,她是从女人的基本需求和生理本能的角度进行阐述的,因此这种情欲的表达更多地蒙上了一层世俗主义色彩;苏青身上有着小市民阶层的小聪明和精明的一面,重视实利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和俗人哲学的道德规避让她笔下的人物在面临生存困境时都表现出一种弱者的姿态,以此来获取身边人的同情与帮助。第三章探讨苏青世俗化创作的价值与局限性:从题材取向上看,苏青填补了前期作家在表现女性日常生活领域的空白,她的这种关注个人生命体验的边缘性写作为我们展现了被当时民族意识和责任担当所掩盖和消解的另一种文学经验,她对战争背景下个体生命受到压抑的生存困境的书写,反映了上海市民所面临的具有普泛性质的共同性,体现了五四新文学“为人生”的意义;苏青对日常生活领域的描写之中还包括着大量的对其家乡宁波一带民风民俗的展示,这种还原性的民俗叙事里积淀的文化意蕴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和决定了苏青创作的文学史价值。从创作的局限性来看,苏青作品里情节与现实高度重合,缺乏更深层次的思考、人性的穿透力和审美的透视感。结语部分进一步阐述了苏青世俗化创作的独特贡献,并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的脉络中探讨这种关注世俗人生的写作姿态的价值与意义。

邱丹^[3]（2020）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文中研究说明先锋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景观,它是新时期语境下西方文化刺激与文学审美现代性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先锋小说通过对宏大话语与叙事成规的颠覆,创造了全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手法及语言体验,为小说本体的回归创造了可能。这场带有审美哗变色彩的叙事美学变革,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意义非凡。而传统文学资源作为先锋小说变革的重要参照体系,其脉流也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在先锋叙事中,并参与着先锋话语的建构。可以说,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不仅仅有反叛,同样包蕴着继承与转化。本论文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先锋派作家的先锋小说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国先锋小说特质,阐明传统与传统文学相关理论,深入探究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反叛与继承的艺术呈现,挖掘先锋与传统、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探寻中国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存在的价值与不足。这也是新世纪对先锋小说的再思考,对先锋小说处理中西方文学资源关系的再思考,以期发掘共通性的学理性特征,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参考。首先,论文结合中西方的文化语境,阐释西方先锋派与中国先锋派的差异,并明确中国先锋派文学的发生、发展与特质。中国先锋派文学发生在文学断裂之后,经由了从舶来到消融本土的整合,作为带有现实焦虑的形式变革,它不像西方先锋派文学那样激进、深刻,更倾向于“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变革。在中国先锋小说发展的浪潮中,“先锋”的释义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对先锋作家与先锋小说进行整体剥离与指认,对于先锋小说相关问题的阐述与论证,至关重要。其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超越是通过对传统文学观念、主题话语、叙事策略等方面的多重变革实现的。由于“传统”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内部的变奏异调,就需要对“传统”“传统文学”“文学传统”等概念进行有力地阐释与辨析,并把握传统文学的主题、故事、形象及时间等叙述内容与叙事层面所呈现的美学特征,探寻文学与现实、作家与现实、文学内容与形式、文学社会功能等方面所体现的传统文学观念,为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做好铺垫。再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与转化,呈现了从不自觉借鉴到自觉汲取的发展线索。将先锋小说整体性作为考量时,不能忽略传统文学资源从“潜在”资源转向“显在”资源的原因,这是由传统文学本身、先锋文学本身、语境变革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过程也体现先锋作家在中西方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对资源突围与认知方面所进行的调整与变化。正是由于传统文学中叙事传统在题材类型与叙事技艺上的精妙之处,抒情传统在情感抒发与诗词意象运用上的独到特色,才使得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从叙述内容到叙事方略的继承与转化成为可能。另外,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叙述内容与叙事方略等方面的择取与拓新,呈现了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融合的审美特点。先锋小说在反叛传统文学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学中一些经典的题材类型、文学母题、精湛的叙事手法还是有所保留、有所继承、有所转化。先锋小说呈现了对侠义公案、才子佳人、武侠江湖、历史家族等题材类型的吸纳与超越;对“命运”“神秘”“地域”等传统母题的延揽与新构;还呈现了对“故事套故事”“旧瓶新酒”“借笔墨拈出”“以虚构补充”“故事新编”等故事处理方式的延续与新变;对传奇人物、传奇情节及异端境界等传奇叙事手法的吸纳与转化。同时,由于语言的相对稳定性、文化母语的潜在记忆与惯性作用、传统文学语言的艺术魅力等因素,先锋小说在自然景物类词汇、意象类词汇词义、诗词歌赋、诗性语言等方面也呈现了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汲取与新变。最后,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反叛与继承的总体向度上,对先锋小说资源转化中遇到的问题与突围的策略进行了问题求解性的探索,阐明传统与先锋之间带有悖论性的复杂关系,并进一步辩诘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先锋小说的创作路径,也引发了文学创作应该如何看待“传统”,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学资源”,如何处理多种创作资源、多种创作手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先锋小说在创作实践中充分体现了多种美学力量碰撞所产生的审美张力,它在对传统文学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也展现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体认与反思,其所生成的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审美缺憾无疑对当下乃至未来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传统文学资源庞大、多元、驳杂,有很多“生机”可待挖掘。虽然先锋小说深受西方文学影响,但传统作为血液中不可抗拒的因子,也在无形之中影响着先锋小说的创作。反过来,丰饶的传统也在先锋小说的创造性转化中得以赓续、绵延。未来文学的方向,不仅要放眼世界,也要彰显民族文学的文化气韵,在超越中确立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唯有这样,中国文学才能在接收新知与转化传统中不断延续、不断生长。

苏凯旋^[4]（2019）在《王安忆的小说创作观研究》文中认为王安忆作为当代文坛最受瞩目的作家之一,笔耕不辍,创造出众多独具特色的小说,并通过课程、访谈等分析经典文学作品,总结个人的创作经验,形成了丰富全面的小说理论。王安忆对小说创作本质的认识、对创作技法的探究,对审美价值的追求,凝聚着她数十年的创作心血。王安忆认为小说就是以讲故事的方式,创造“个人的心灵世界”,小说的创作有着特定的技法,她从小说时空体、人物选择、逻辑情理和语言等方面对这些技法进行了探究。但是技法的训练不能掩盖小说作为艺术化的创造物这一特性,因为小说创作还需要作家的对世道人心的超凡体悟,需要一种“世故”。需要作家投入全部的生命体验、思想感悟和情感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艺术与诗性,思想与情感的有机统一。王安忆的小说创作观体现出全面性与客观性,对当下小说创作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但她的小说创作观与创作实践之间并非完全对应,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她小说的艺术性,这是她小说创作观的局限性所在。

王真真^[5]（2018）在《悠悠私语声—张爱玲散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张爱玲散文,是其整体文学创作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流言》和《重访边城》分别是她不同时期散文创作的结集。以《流言》为代表的前期散文彰显着明显的世俗化气息,流露出作家悲悯与同情兼具的人性观照和独具个性的荒原意识,寓雅于俗、生动隽永的语言风格充分展示出张爱玲前期散文的艺术独创性。而她后期的散文创作则褪去浮华,表现出一种质朴疏朗的务实之感,与作家所推崇的“素朴”的文学主张相契合,语言风格方面也相应地表现出平实化的特征。张爱玲前后期散文出现如此鲜明的差异性,其原因可以从作家个人经历的重大转折和所处社会环境的变迁这两个方面予以探究。但就其本质而言,张爱玲不同时期的散文创作都是她的一种自我翻译,在创作姿态上呈现出精神向度的一致性。论文包括绪论、以《流言》为代表的前期散文研究、张爱玲后期散文研究、张爱玲前后期散文风格成因及内在一致性和结语这五部分。其中绪论分为两节,第一节主要论述本论文的选题理由和意义;第二节介绍国内外关于张爱玲散文的研究现状及趋势。论文的第一章分两小节,分别从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来分析张爱玲前期散文的艺术风格。第二章包括两节,第一节阐述张爱玲后期散文中素朴务实的精神实质,散文的理性化表现,以及《对照记》中具有形式感的怀旧与寻根;第二节则通过语言风格的平实化以及在后期采用的“考证式”写作方法来论述后期散文的艺术特色。第三章共有三节,第一节论述张爱玲不同时期的个人经历对她散文写作产生的影响。亲情的失落,是她在《流言》中表现出的“私语”式写作的主要原因。之后的爱情经历及出走,加重了后期散文中“疏离”感;第二节分析不同的社会环境对张爱玲散文创作产生的影响。社会背景的动荡不安,引发她对个人命运无法把握的感慨。后期安稳平静的社会环境中,她的散文创作更多地呈现出平淡自然的意境;第三节则通过张爱玲在散文中表现出的“自译”,以及在写作中始终对个人化创作姿态的秉持,对前后时期散文的内在一致性进行论证。最后是论文的结语部分,总结张爱玲散文的研究意义和文学价值。透视张爱玲的散文创作,我们可以发现作家对世俗生活的别样观照,以及贯穿其创作始终的个人化的创作姿态,为深入解读张爱玲文学创作增加了可能性。

黄风凯^[6]（2017）在《论张爱玲散文中的世俗书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张爱玲的散文逸出社会主流话语,表现出对于世俗生活的浓厚兴趣,为现代文学史上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她的散文较为完整地展现了张爱玲作为一个自食其力的现代市民和职业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情感的思考,包括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对于文学、艺术、历史、英雄、圣人的世俗观照,自身的市民定位等等。张爱玲写世俗,并不是闲话家常,不是对现实生活的再版与复述,她散文中体现出的苍凉感、人生虚无感、悲悯情怀以及对于女性的自审意识是她基于世俗又超越世俗的意蕴和内涵。另外,张爱玲散文中语言上的通俗性、形象性（包括色彩语言、比喻、幽默以及方言的运用）对当代散文创作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本文由绪论,正文三章及结语组成,共五个部分。绪论:主要介绍研究背景（主要是学术界对于张爱玲散文及散文中世俗书写的研究综述）和本文的研究内容、创新之处以及研究方法。第一章,从张爱玲的生活入手,借助于王安忆、贾平凹等人对于张爱玲的看法,结合她所处的时代背景、生长的家庭环境,分两个方面来论述张爱玲散文中的世俗书写,一方面是她自身的市民定位和对于世俗生活的热爱与满足,其中包括她对于金钱的喜爱,对于出名的追求,某种程度上为了谋生而写作,追求人生安稳而结婚等等;另外一方面是她世俗的历史文艺观,主要包括对于文学、艺术的世俗关爱,对于历史、英雄、圣人的世俗观照。第二章,从张爱玲对于世俗生活并不是完全地沉湎,而是有着自己的理性思考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了其散文中世俗的超越性,包括人生苍凉感、人生虚无感、悲悯情怀以及对于女性的自审意识。着重探讨的是张爱玲散文中世俗书写背后的悲悯情怀,从写作对象是小人物,人生本质是追求安稳,剖析战乱中的人性（包括人性的自私、残缺、对死亡的恐惧）,爱情,亲情,以及女性的生存处境这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第三章,重点分析了张爱玲散文中世俗书写的艺术特色,主要包括选材和语言上两方面。选材上与世俗生活息息相通,语言上的通俗性、形象性（比喻、色彩语言、幽默以及方言的运用）是张爱玲散文中世俗书写的艺术特色。结语重点是对研究做简要概括,同时也期盼学术界对于张爱玲散文的研究能够日臻完善。

吴全燕^[7]（2017）在《论郁达夫与宗教文化》文中研究指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五四”知识分子在新旧两种价值观念,东西方两种文化体系内思考国家、民族、人生等问题,努力构造新文化的伟大蓝图。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都处于价值重估与重新评定状态,“五四”知识分子对各种宗教文化,无论是热情地接受,还是理智地择取,都没有严格按照宗教教义,而是注重宗教精神,看重宗教文化的实际意义和价值。郁达夫作为新文学的奠基者,他对宗教文化的态度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将郁达夫放在多种宗教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厘清郁达夫对各种宗教文化的选择与扬弃,在此基础上分析各种宗教文化对郁达夫其人其文的复杂影响。解读宗教文化如何渗透到包括郁达夫在内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情思之中,如何影响到新文学创作实践活动的各个环节。各种宗教文化绝不是作为一种背景出现在郁达夫的作品中,它们渗透在郁达夫的创作理念中,在意识与潜意识两个层面影响他的创作。郁达夫根据自己的现实需要,本着“以心为本,为我所用”的原则,积极地吸收佛教、基督教、道教等宗教文化的有益养分,来构建自己的心灵世界与人格结构。他创造性地吸收了各种宗教文化,在文本中转化性地运用《圣经》的语言,使用佛经道典的意象。基督教文化中的忏悔、救赎、牺牲精神,佛教文化中的“苦空”、“不入地狱,哪见佛性”、禅境,以及道教文化中“贵生”思想、灵签、堪舆等民间信仰,这些来自不同宗教的文化因子在他的作品中浑然合一,形成一种多义性文化。这些宗教文化经过启蒙理性的过滤,经过郁达夫的重新阐释,都产生了新的内涵,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原来的教义,构建了郁达夫个人的宗教价值体系。这种多元化的吸收方式让他的作品呈现出驳杂色彩,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他价值取向的混乱。虽然郁达夫具有典型的出世文化心态,偶尔也萌发出家之念,但始终没有实现“一瓶一钵走天涯”的想法。他缺乏对自我感受进行理性自省,对宗教文化也缺乏形而上的思考。他与宗教文化的关联不是建立在“存在”的哲学层面上,而是建立在感性体验与心灵沟通上。这种独特的接受方式令他的作品在价值追求上没有达到终极关怀的高度,存在一定的欠缺,但在美学风格、艺术特色等方面受宗教文化特质的影响,营造出悠闲沉静的意境,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效果。宗教意象的植入、宗教意境的营造,增加了作品内涵,使得作品具有多种阐释性。宗教意识与审美意识相互交织,宗教情感与艺术情感相互渗透,宗教理想与艺术理想相互促发,这令他的作品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与独特的意味,产生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郁达夫对多种宗教文化的创造性吸收,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他在文学与宗教之间的探索给后人留下无尽的文学资源与精神资源。研究他对多种宗教文化的价值判断和利弊取舍,他的创造之处以及这种独创性给他的创作带来的艺术得失,对处于相似历史文化语境下的当代作家具有借鉴意义和价值。

程小强^[8]（2015）在《张爱玲晚期文学论》文中研究指明张爱玲于1956年赴美,其文学生涯由此进入晚期。自此开始,张氏虽孤悬海外,但其文学创作大都在叙写民国时期的人和事,体现出浓重的民国叙事特征。本文对张爱玲晚期文学的研究,主要从她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生命哲学的形成及表现形式入手。张爱玲的晚期文学呈现出整体总结且局部有开拓的特征。张爱玲的前期文学是用人生体验写文学,晚期文学即是以文学笔法叙写人生。晚期张爱玲全面追叙了自己幼年及青春时期以来的成长体验,进而将其变为全部创作资源。这决定了其文学叙事的高度和限度。在对父亲、母亲和胡兰成的文学形象塑造上,其表现出不同的情感价值取向。父亲成为张爱玲的一大痛点；母亲成为张氏一生的巨痛,但也深刻地启迪着其对现代摩登及美丽新风雅的认知；胡兰成成为她的人生重耻。张爱玲一生的文学叙事执迷于由此而来的人生剧痛,其写作高度再未超出个人之灾痛体验。张爱玲基于对古典文学思想传统与新文学传统的思考表现出的创作思想倾向值得考辨。通过对《易经》、老子、孔子思想学说的分析,张爱玲得出了近代中国缺乏能将传统的爱国心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重建需要的爱国主义的可能,加之对虚无主义、物质主义和妥协主义的内在执迷,张爱玲对中华民国表现出了深沉的绝望。其对鲁迅和中国新文学传统表现出了极大的反感,这源于其世界观的根本缺陷,如张爱玲自1940年代沦陷时期以来,就持续地通过港战叙事发酵着其妥协-投降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为人观-为文观,至1960年代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作者为人—为文底线一再下滑的结果。晚期的张爱玲虽然从表相上对“人的文学”做出了回应,但表现在国民性批判、小知识分子精神史、病态及变态人性的揭示、殖民都市中弱者形象的塑造等主题上的开脱毕竟有限。张爱玲在苍凉的人生形式、无望的世界观、妥协-投降主义的价值观指引下,更注重宣叙对人生虚无、绝望、颓废的感怀,并将之上升为一种生命哲学。这影响着张爱玲创作格局的扩展和境界的提升。《小团圆》显示着张爱玲克服过往人生一切悲剧的努力,悲剧性仍然成为《小团圆》最主要的情感基调和意识导向。《小团圆》对张爱玲一生具有总结意义。本文辩证地分析了张爱玲前期文学和晚期文学的互动性关系,能够在张爱玲的文学文本和生命经历的并行阅读中发现其内在关联。尤其是没有在当前“张热”的时代背景下失实,一切从文本出发,在前后期文本的对照中审视晚期文学,揭示了张爱玲晚期文学缺乏开拓、为人与为文均存在失误和以文学的笔法写人生的创作特点。这从整体上推进了当前的张爱玲研究。

冯晓^[9]（2014）在《商业意识形态笼罩下的90年代文学批评》文中研究说明如果说40至80年代的批评家主要面对的是政治意识形态给文学批评带来的难题,那么,进入90年代,批评家则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新型考验,即商业意识形态对文学批评施加的巨大压力。90年代文学的俗化发展,对90年代的文学批评家构成了双重挑战,一方面纯文学的审美主义批评话语体系面临“失语”的危机,另一方面其自身的精英主义知识分子文化中心地位面临崩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90年代的文学批评迅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批评家坚持文化批判的立场对文学的俗化倾向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一部分批评家顺应时代文化的俗化潮流直接做起了商业的帮闲,还有一部分批评家选择回归学院“躲进小楼成一统”。文学批评话语的分化导致90年代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念也空前地混乱,这些问题表面上看来多是缘于对文学（批评）观念的不同理解,事实上,其背后却又往往蕴含着争夺文化权力的意味。如何客观地分析这些纷乱无序的文学批评现象并厘析出其潜在的文化涵义,这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本文属于对“90年代文学批评”的批评,在对1990至1999年发表的批评论文及着作进行梳理和概括的基础上,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批评文本和话题,通过细致的批评文本分析和追根溯源式的现象考察,以期以点带面式地描绘出90年代文学批评的总体精神风貌。本文共分四章。绪论部分首先对“90年代文学批评”研究的一些关键词作了概念阐释,然后从整体上对90年代的文学批评生态作了介绍。第一章围绕“严肃文学’危机’论”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批评”两个问题展开。通俗畅销书给90年代的文学批评家带来了深重的职业焦虑,本章主要考察批评家对之不同的应对策略和批评姿态,其中重点分析精英立场的审美主义批评和商业帮闲式的印象主义批评。第二章围绕“金庸小说经典化”问题展开,主要分析90年代文学批评家精英群体内部发生的立场转移以及价值论争。金庸小说经典化事件暴露出90年代文学批评的市侩气质,同时也表明相对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后现代文化观念已入侵90年代的文学批评场域。第三章围绕“《废都》批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雅俗共赏’观批判”、“’新市民文学’批判”、“’闲适文学’批判”、“’中产阶级文学’批判”等相关话题展开。如何看待严肃文学与商业的关系?如何应对严肃文学的俗化挑战?通过梳理90年代批评家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我们看到批评家们凭藉文化批判话语在积极寻求着对商业意识形态压力的突围。第四章围绕“’学院派’批评”和“文化研究”这两个问题展开,主要对新型文学批评范式做了发生学的研究。本文认为建立新型批评范式,是90年代文学批评家在对自身的边缘位置确认后的一种学术自觉,这背后涌动着批评家扩张学术话语权力的强烈动机。

郁颖^[10]（2013）在《新世纪张爱玲散文研究综述》文中研究表明以新世纪以来研究者们对张爱玲散文的研究为对象,从苍凉与世俗视角的延继,创作特色的研究,审美视角的开创,其他研究成果四方面入手,对十多年来张爱玲散文研究进行总结、梳理,以期找出新世纪以来张爱玲散文研究存在的不足,并探寻其新的研究空间。

二、评张爱玲散文的世俗性与超越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评张爱玲散文的世俗性与超越性（论文提纲范文）

（1）张爱玲散文多样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市民社会的日常言说 ——论苏青的世俗化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3）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论文提纲范文）

（4）王安忆的小说创作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悠悠私语声—张爱玲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论张爱玲散文中的世俗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7）论郁达夫与宗教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8）张爱玲晚期文学论（论文提纲范文）

（9）商业意识形态笼罩下的90年代文学批评（论文提纲范文）

（10）新世纪张爱玲散文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四、评张爱玲散文的世俗性与超越性（论文参考文献）

• [1]张爱玲散文多样性研究[D]. 张鑫. 闽南师范大学, 2020(01)
• [2]市民社会的日常言说 ——论苏青的世俗化创作[D]. 艾欣妮.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4)
• [3]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D]. 邱丹. 辽宁大学, 2020(01)
• [4]王安忆的小说创作观研究[D]. 苏凯旋.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6)
• [5]悠悠私语声—张爱玲散文研究[D]. 王真真. 伊犁师范学院, 2018(07)
• [6]论张爱玲散文中的世俗书写[D]. 黄风凯. 云南师范大学, 2017(01)
• [7]论郁达夫与宗教文化[D]. 吴全燕. 浙江大学, 2017(12)
• [8]张爱玲晚期文学论[D]. 程小强.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
• [9]商业意识形态笼罩下的90年代文学批评[D]. 冯晓. 南京大学, 2014(05)
• [10]新世纪张爱玲散文研究综述[J]. 郁颖.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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