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战略选择（论文文献综述）
郭茹[1]（2021）在《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研究》文中指出自2001年“走出去”战略正式写入“十五”规划以来,中国农业企业国际化步伐不断加速。“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粮商和农业企业集团,鼓励企业融入全球农产品供应链”这一战略目标的提出,凸显了国家层面支持农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决心,也昭示着农业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性。随着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进程逐步深化,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也相继涌现,尤其是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为农业企业“走出去”战略决策带来了众多难题。然而,已有农业企业“走出去”研究关注了东南亚、中亚等地区,但是少有研究针对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进行深入分析。中东欧国家是当前全球重要的新兴市场,同时也是连接欧亚大陆的必经之路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区域支点。尽管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拥有良好的农业合作历史与现实基础,为农业企业进入中东欧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但针对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开展的研究相对不足,无法为农业企业面向该地区制定“走出去”战略决策提供有效支持。因此,基于对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的系统扫描,研究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问题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依据动态能力理论、制度理论和空间相互作用理论,针对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问题开展研究。通过对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多维度的量化分析,构建了基于环境扫描视角的战略决策矩阵,以期为农业企业制定与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相契合的“走出去”战略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引。首先,本研究应用关键词聚类分析与密度分析法全面梳理了环境扫描对战略决策的影响、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以及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的相关研究文献。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应用系统分析法回顾了农业企业进入中东欧市场的发展历程,应用大数据分析法剖析了中国农业企业发展与“走出去”现状,并从农业资源禀赋、农业投入现状、农业生产现状三个维度分析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农业发展状况。研究发现,目前缺少对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问题开展的针对性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将尝试回答以下问题:（1）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现状;（2）中国农业企业选择中东欧国家“走出去”的潜在机遇;（3）中国农业企业选择中东欧国家“走出去”的潜在市场规模;（4）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可行的“走出去”战略。其次,依据焦豪等（2021）提出环境具有复杂性、模糊性与动态性特征,本研究将环境扫描过程分为市场环境分析、多维距离分析与合作潜力分析这三个阶段。上述三个阶段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一阶段的研究都建立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之上,呈现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本研究选取2009年至2018年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的面板数据,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对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进行全面评价。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选取制度距离与资源互补性指标构建多维距离评价体系,通过回归分析讨论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中制度距离与资源互补性对农业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在应用Arc GIS软件对结果进行可视化呈现与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经济规模动态性对双方农业合作潜力进行测度。研究发现,中东欧国家在环境扫描中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第一,在市场环境整体水平上,中东欧北部三国具有显着优势,其次为中东欧腹地四国,最后为中东欧南部九国。第二,在经济资源互补性上,中东欧腹地四国与中国经济资源互补性最强,其次为中东欧南部九国,最后为中东欧北部三国。第三,在技术资源互补性上,中东欧北部三国与中国技术资源互补性最小,其次为中东欧腹地四国,最后为中东欧南部九国。第四,在农业合作潜力方面,中东欧腹地四国与中国农业合作潜力最大,其次为中东欧南部九国,最后为中东欧北部三国。最后,基于环境扫描视角,从市场环境、多维距离、合作潜力三个构面入手,构建了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矩阵,分析了不同板块中东欧国家的市场环境现状、“走出去”机遇与挑战,面向农业企业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的“走出去”战略建议。通过矩阵分析,本研究提出中国农业企业在进入中东欧市场时,可以将中东欧腹地四国作为核心要塞,采取积极进取的“走出去”战略;将中东欧北部三国作为技术高地,采取创新合作的“走出去”战略;将中东欧南部九国作为自然资源平台,采取稳健进入的“走出去”战略。本研究将环境扫描应用于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战略决策领域,从识别和评估机遇（Sensing）,以及捕捉机遇和获取价值（Sizing）角度丰富了动态能力理论的微观基础。同时,为我国农业企业提升“走出去”战略决策能力,抓住中东欧市场潜在机遇提供科研支持。主要贡献和创新点包括:第一,本研究是国内首次针对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开展的研究。现有国际市场进入战略决策的研究更多以发达国家企业为研究对象,本研究为国际市场进入战略决策研究提供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新主体,也丰富了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战略决策的本土化研究。第二,本研究创新性地提出了包括市场环境分析、多维距离分析、合作潜力分析三个阶段的环境扫描框架,并对不同维度进行了深入研究。目前基于环境扫描视角针对农业企业“走出去”战略决策问题开展的研究较少,这一框架与维度丰富了中国农业企业环境扫描研究的视角与思路。第三,本研究以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作为切入点,帮助中国农业企业搭建了基于环境扫描制定面向该地区“走出去”战略决策的实践路径。现有农业企业“走出去”研究更多关注东南亚、中亚等地区,本研究填补了现有研究中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研究的空白。第四,本研究借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提出了农业企业“走出去”面对中东欧市场大量非结构化环境信息的分析方法。应用多源信息融合的环境扫描方法可以提升农业企业环境扫描效果,为农业企业面向该地区“走出去”战略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卢侃[2]（2021）在《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机理与实证》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是有关中国企业“走出去”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然而母国层面的动因较少受到关注,目前文献提到的主要有四种:“规模经济”说、产业集聚、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关于这四种动因的研究至少存在两个偏向:其一是彼此分离,每种动因自成体系,鲜有置于同个框架下的综合研究;其二是以实证研究为主,理论脉络模糊,尤其是缺乏作用机制分析。本文主旨就在于将这四种动因置于同一个框架下,先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而后基于最新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理论模型方面,民营企业ODI根本上是出于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考量,故而对上述动因的研究可在这个框架下展开,即探究四种动因的外生变化如何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行为逻辑相结合而导向ODI。本文拓展了Melitz and Ottaviano（2008）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并考虑本国企业ODI有市场寻求和技术寻求两种类型,前者指支付固定成本来节省出口的冰山成本;后者指在进入海外市场的同时,还会提升企业在本国的生产率。在均衡状态下采用比较静态分析,求得四种动因对本国企业两类ODI平均倾向的影响、并解析作用机制。主要的推论是:1)国内市场规模对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其机制为“企业规模扩张”效应和“竞争加剧”效应;2)多样性集聚对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其机制为“协同分工”效应;3)商品市场分割对两类ODI均起阻碍作用,机制为“竞争阻碍”效应;4)信贷市场扭曲对本国民企两类ODI均起阻碍作用,机制为“竞争阻碍”效应和“融资约束强化”效应。继而将上述推论概括为8个命题。实证研究方面,以2004～2013年（除2010年）中国规模以上民营制造业企业ODI数据为样本,对理论命题进行实证检验。主要步骤是:首先基于企业的备案信息、以关键词识别法识别出企业投资目的并分类,随后以各东道国经济特征对分类后的结果进行回归检验,避免分类出现系统性偏误;其次用学界公认的指标测度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基准回归;再次用工具变量法和拟自然实验法作为因果识别的策略,以排除“内生性”问题,并通过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和消除“稀有事件偏差”做稳健性检验;最后进行机制检验和拓展性检验。另外,本文也将四种动因置于同个回归方程中综合考量,以判断各个动因的解释力是否无可替代。主要结论是:1)国内市场规模和企业自身规模对我国民企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企业规模扩张”效应和“竞争加剧”效应成立;2)多样性的集聚类型对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是通过“分工协作”效应,缓解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3)商品市场分割对两类ODI均有阻碍作用,“竞争阻碍”效应成立;4)信贷市场扭曲对两类ODI均有阻碍作用,“竞争阻碍”效应和“融资约束强化”效应成立。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三:其一,研究框架上,将四种动因纳入到同一个逻辑框架中通盘考虑,填补了相关研究在理论脉络和作用机制上的空白,也增加了既有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具体包括对“规模经济”说、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之影响和作用机理的描述和刻画;将产业集聚之于融资约束、融资约束之于民企ODI两条线索对接;并且将我国民企ODI的类型差异考虑在内,使研究更能贴合我国现实情况。其二,理论建模型方面,以拓展的MO“异质性企业”模型为基本框架,打通四种动因与本国民企两种类型ODI决策的逻辑关联,一方面克服了HMY模型仅考虑市场寻求型ODI的缺陷,另一方面解决了SB模型由同质性企业假设导致的局限性。其三,实证研究方面,选用学界认可的指标作解释变量对理论部分的命题予以验证,并以合适的工具变量和准自然实验排除“内生性”问题,确保得到可靠的因果推论。研究的现实意义体现在其政策寓意上,本文发现规模经济和由产业集聚提供的分工协作关系对我国民企“走出去”具有重大的意义;而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主要起阻碍作用,这与“制度逃离说”的预测相反,或可启示决策者: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打破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壁垒是支持民企“走出去”的长远之道。
方伟[3]（2021）在《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投资环境视角》文中认为在全球经济发展日益合作化和加深化的发展趋势下,2013年,我国创造性地提出了全球化合作发展倡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即“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增进各沿线国家政治互信、经济合作发展、文化、技术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共赢、互联互通,以促进沿线各国家、各行业、各领域的创造性发展。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直接形式和实践方式,OFDI行为能够发挥最大限度促进资源合理有效的流动,优化资源配置,进而促进各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区位选择作为OFDI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是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与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情况,也成为了我国企业进行OFDI重要的参考目标。因此,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结合东道国投资环境的优劣情况,对我国企业在沿线国家OFDI的区位选择进行深入研究,能够更好地为我国企业以高效率、高准确性的开展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而在对区位选择的研究中,需要通过分析东道国具体的投资环境情况,才能更客观、准确的选择出我国企业进行OFDI更合适的国家或地区。因此,研究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区位选择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国家统计局、商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等在内的一系列官方权威数据进行收集整理,从投资规模、地区占比、国别分布、行业情况在内的四个视角全面分析了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现状,发现我国企业OFDI在投资流量、行业、区域呈现着集中性的特点,主要投资行为表现为,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和中亚国家的租赁业、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投资规模、资金流向、投资风险和区位选择等方面问题,以及企业与东道国之间存在交流问题和缺乏跨国经营的长远规划等方面问题。基于以上现状和问题,本文通过相关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区位选择理论基础,选取“熵值法”模型对沿线国家投资环境的经济发展状况、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水平、国际合作情况以及资源禀赋在内的多个维度进行测度并赋予权重,计算出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评价得分;然后构建出投资环境评价体系及综合评价得分。通过分析,本文认为,投资环境较好的东道国会吸引我国企业OFDI;在同一地区下,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维度优势等特征。最后本文结合目前我国企业OFDI的现状和问题,在本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针对性的提出相应的投资建议和对策。
胡俊[4]（2021）在《基于SEIRS模型的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传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对东盟投资快速增长,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此同时,由于东盟国家投资的环境错综复杂,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事件频发不断,面临的国家风险也逐年增加,国家风险在东盟之间呈现扩散的趋势。如果没有有效的风险传染防控措施,“走出去”的企业将面临严峻挑战,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给整个国家带来重大利益的损失。因此,对中国企业投资东盟的国家风险传染进行分析,并制定相应防范措施,是确保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国家风险传染的高效防控、维护国家对外投资稳定和安全以及促进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基于动态视阈,依据国际投资、风险管理等相关理论,结合医学领域的传染病动力学模型,通过分析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的国家风险传染的现状,探索中国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传染的机理,建立带有潜伏期的SEIRS传染病模型,进行仿真模型分析,提出在东盟某国发生针对中国企业的国家风险事件时,中国须尽快采取措施将风险控制在传染阈值范围内,如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国家风险将可能在东盟各国家之间传染,甚至传染至区域外其他国家。最后基于“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国家”的传染防控思路,提出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传染防控的对策建议。
范云[5]（2021）在《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拓展的投资引力模型的实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深刻变化的背景之下,区域性合作与投资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愈加明显,国家间的沟通与合作也愈加重要。2013年,中国适时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承担大国责任与实现各国互利共赢发展所提供的良好平台。中国是南亚最大的邻国,而且无论是从陆地还是海上,南亚是“一带一路”的必经区域。南亚地区总人口17亿,占“一带一路”沿线人口总额的40%。虽然南亚的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合作空间广阔,但相比东南亚和中亚等地区,中国与南亚之间的合作面临更多难以克服的障碍。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依然乏力,“一带一路”建设在南亚方向推进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中国在南亚的投资现状、投资结构与优化布局,不仅对“一带一路”在南亚的实施至关重要,而且对中国对外投资布局与产业结构转型亦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论文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出发,对南亚国家投资环境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进行SWOT分析。在此基础上,从外资流入总量、国别分布、行业分布等方面,对南亚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活动进行深入探究。从目前中国与南亚之间的合作现状来看,中国对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呈现流量稳中有进,存量节节攀升的良好局面;在国别覆盖方面,中国对南亚直接投资已涉及除不丹外的所有国家;在行业分布方面,中国对南亚直接投资已经从能源业、基础设施建造业、工业、制造业领域,逐渐向物流领域、通讯互联行业等在内的服务业发展,且在各个产业都取得了一定突破。然而,近年来中国对南亚直接投资依然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投资规模占比较小;二是投资主要流向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三是投资领域多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对高附加值产业的投资较少。投资过于集中,无形之中将加剧中国在南亚投资的风险。其次,论文在大量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基础上,基于拓展的投资引力模型,对中国在南亚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对中国在南亚直接投资的合理布局与路径优化提供有力支撑。在实证分析中,先将南亚地区所有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再将南亚国家根据不同特点进行分样本估计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在中国对南亚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中,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资源禀赋、政治风险、开放程度、经贸联系、对华关系、制度距离等诸多因素都对中国在南亚的投资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南亚国家整体而言,资源禀赋、市场规模、开放程度、对华关系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产生了正向效应;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水平、制度距离则产生了负向效应。对于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三个南亚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而言,资源禀赋、市场规模、开放程度、对华关系对投资产生了正向效应,制度距离则产生了负向效应。对于阿富汗、尼泊尔、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四国来说,资源禀赋、市场规模、对华关系对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水平、制度距离则对直接投资产生了抑制作用。最后,基于实证结论,本文对优化未来中国在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布局提出相关建议:一是要结合投资项目特点合理选择投资国别;二是要优化投资进入的行业选择;三是要选择利于中国企业的投资方式。落实到具体的行动规划当中,首先是要以适度差异化为原则,结合南亚各国自身优势展开针对性投资;其次应该尽快完善相关配套制度,降低投资风险,为投资者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再次是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以共同利益为着力点增强双方政治互信,实现双边战略目标对接;最后,重视中国企业的海外形象建设,强化投资企业自身在东道国的责任意识,以化解不利于中国投资的舆论风险。
朱嘉琦[6]（2021）在《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对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随着全球价值链不断收缩和全球跨境投资持续低迷,我国的对外投资速度开始逐渐降低,2019年我国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1171.2亿美元,同比下降9.8%。同时,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使得中国企业的对外贸易面临成本增长、关税壁垒增加的局面,欧美国家越发限制中国对其进行的投资活动,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制裁案例越来越多。在全球经济增长低迷和国内企业海外投资减速的背景下,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更是严重冲击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跨国企业面临流动资金受限、人员流动受阻、市场需求下降、既有投资项目被迫中断、延期或撤销以及东道国越发增强的贸易保护主义等的阻碍。特别是对于我国民营企业来说,由于自身发展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不足,遭受影响程度更深,根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6%的受调查企业认为疫情对企业的盈利预期、出口业务、供应链和资金链均产生不同程度影响。面对越发严峻的国内外经济情况,中国民营企业如何顺利参与对外直接投资选取准确的投资区位?通过文献查询和资料查找,发现很少有人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从制度角度出发探究政治风险和文化距离对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更是少之又少。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选取中国500强民营企业中在A股上市的上市企业2009-2018年海外投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政治风险与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呈现显着正相关关系,文化距离与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显着负相关关系。本文从政治风险和文化距离两个因素对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探究丰富了当前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结论,对中国民营企业如何在未来对外直接投资选址时从制度角度考虑政治风险和文化距离的影响提供新的思路。论文首先介绍了本文的绪论和文献综述。文献综述分为民营企业投资相关、投资理论与区位选择、政治风险影响和文化距离影响,给出各自定义以及介绍对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其次,对中国企业以及中国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现状进详细分析,包括概况、区域分布、行业分布以及投资方式选择,详细分析目前我国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随后,本文选取500强民营企业中上市企业2009-2018年在海外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来对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受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影响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实证研究的结论是否与假设结论一致。最后,论文得出结论并为中国民营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在区位选择方面提出相关建议,为我国民营企业未来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选择提供理论支持。
聂世坤[7]（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卢阳阳[8]（2021）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就业市场的影响研究 ——基于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其母国就业和技能工资不平等的影响一直是文献研究的焦点之一。改革开放后,依靠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和大量引入外资,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经济的崛起,产业体系的不断升级以及对外开放格局的优化,也推动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持续扩大。随着“一带一路”等战略的相继确定和实施,未来将有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中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这引起我们疑问,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本身已经十分严峻的就业市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其作用机制如何?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劳动力市场有其独特之处,有必要立足中国现实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这对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劳动力市场协调发展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遵循特征事实描述、机制分析以及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思路,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影响。从章节分布来看,全文共八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和意义,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内容、方法以及创新点;第二章从概念界定入手,回顾相关理论,并梳理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就业市场关系的文献研究;第三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概括和制造业企业特征事实进行分析和总结;第四章采用机制分析方法从理论层面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整体就业、就业结构以及技能工资不平等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五至七章使用2003-2013年间中国商务部颁布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样本,对上述假设命题进行实证检验;第八章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全文结论,做出研究展望,并就对外直接投资和劳动力市场协调发展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结论:第一,我们建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我国就业市场的总体理论框架,分别讨论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总体就业、就业结构以及技能溢价的影响机制。理论分析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出口效应和竞争力效应影响国内总体就业水平;同时,其还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生产转移效应作用我国就业技能结构;最后其通过影响高技能工人相对就业需求增加和利润增加机制作用我国技能工资溢价水平。第二,我们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一般性就业的影响,发现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促进了我国就业增长。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增长促进效应不受投资目的地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促进效应受投资企业所有制和投资类型影响明显。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促进效应不明显;与其他投资类型相比,资源型对外直接投资就业促进效应不明显。第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整体上促进了制造业劳动力市场就业升级。其中,对外直接投资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升级效应更强。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升级效应不显着。就投资类型而言,商贸型和资源型对外直接投资就业升级效应不显着,生产型和技术型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就业升级。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就业技能升级主要是生产转移机制起作用,技术创新机制效应较弱。第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整体上加剧了技能工资不平等。其中,私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技能溢价促进效应要大于国企;对外直接投资技能工资溢价促进效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更显着;无论哪种投资类型均促进国内技能工资溢价水平,其中商贸型和资源型投资的效应较弱。机制检验表明,高技能工人就业相对需求增加和利润增加渠道是对外直接投资提升技能工资不平等的两种渠道。本文创新之处在于:一是本文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劳动力就业市场的总体影响,从就业、就业结构以及技能工资溢价三个维度明确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拓展既有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二是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作用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并厘清其机制,丰富了既有的实证研究;三是明确对外直接投资对技能工资溢价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从企业层面为化解收入分配矛盾提供更多见解。
巩固[9]（2021）在《中国对赞比亚直接投资研究（2000-2020）》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水平节节攀升,对于海外市场也逐渐重视起来,进行海外投资不但有助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加,同时也是中国践行国际责任的必要措施,而中国和赞比亚两国作为同属发展中国家的两国有着十分浓厚的亲切感,而且双方关系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期,中国与赞比亚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比较好稳定的阶段,两国在建国伊始关系就十分密切,中国在多年来一直以自身的资源对赞比亚进行全方位的援助,特别是21世纪开始以来,中国对赞比亚的投资不论是规模还是频率都有大幅度提升,中国在2019年以世界第二的身份存在于全世界对外投资流量排行当中,而且同年也是中国第一次出口资金多于进口资金。非洲作为世界第二大洲,其庞大的人口规模以及丰沛的自然资源是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地区,而赞比亚作为中国投资非洲中的主战场有着十分成熟的经济体制以及巨大的投资潜力。改革开放全面深化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赞比亚进行投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外界对于中国投资赞比亚进行的恶意揣测,甚至“新殖民主义”的荒诞说法开始流传,对于外界的恶意揣测者来说,中国为赞比亚提供资本援助的主要原因就是垂涎赞比亚的自然资源,是中国对其以资本援助之名进行的资本掠夺。从市场回报率角度考虑,中国也需要在赞比亚进行投资效率的提升,于是本文以此为出发点,研究中国的赞比亚的直接投资情况,最终实现该方面工作的优化,这也是本文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阐述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梳理中国在赞比亚对外直接投资回顾与现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对赞比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外部条件,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通过具体梳理分析发现,中国对赞?亚的投资方式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绿地投资为主,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分析中国对赞比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优势和劣势,从赞比亚的投资环境优势、赞比亚的市场需求、赞比亚的政策支持角度分析了中国对赞比亚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机遇分析,从在赞比亚的挑战、国际方面的挑战具体分析中国对赞?亚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挑战,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从中国政府方面来说,加强投资的相关机制建设、坚持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积极培养输送相关?才、积极实行债务减免、加大对内对外的政策宣传力度;从中国企业方面来说,提升自身应对风险的能力、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加强企业本土化战略。
曾杰[10]（2021）在《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国际经济交往日益紧密,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其所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被逐渐关注。“入世”以来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不断深入推进,中国企业开始加速布局海外市场,对外直接投资（OFDI）迅速增长（1）,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369.1亿美元,已经多年位列世界第2位。2002—2019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50倍,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6%（2）,远超全球平均水平。企业通过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可以获取更加先进的技术、人力资本、管理经验等研发资源,并传导回母国,实现母国技术进步。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方式,可借此突破技术瓶颈,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对于一国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驱动作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只有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才能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我国经济经过多年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已经显着增强,但是在研发投入强度和万人专利拥有量等科技创新指标上和发达国家依然有一定差距。在经济新常态时期,迫切需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才能有效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而对外直接投资作为经济新常态下的外向型引擎,应充分释放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巨大潜能。发达国家是先进技术的来源国,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问题,从宏观和微观视角进行实证分析,解答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如何以及有哪些影响因素,对于为国内经济发展寻找新动能,指导中国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实现技术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和规范分析法等多种分析方法,遵循理论基础、现状分析、机理分析、实证分析、结论建议的研究思路,深入具体地研究了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问题。从结构安排来看,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各部分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主要创新点和不足。第二章是理论综述,明确界定几个关键概念,阐述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理论、国际技术溢出理论以及企业异质性理论。第三章是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概述,包括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特征,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现状和面临的新形势。第四章是OFDI促进母国技术创新的机理与影响因素,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阐述机理,从母国和东道国两个角度阐述影响因素,最后以华为公司为例进行案例分析。第五章从宏观视角对中国向发达国家OFDI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包括母国吸收能力视角和东道国视角两部分内容,母国吸收能力视角的分析包括总体检验和门槛特征检验。第六章从微观视角对中国向发达国家OFDI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实证分析,阐述了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OFDI的特征,并进行企业异质性分析。然后对企业OFDI促进技术创新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包括初始检验,动态效应检验,异质性投资动机检验和异质性进入模式检验等几个方面。第七章为结论和建议,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得出如下几点研究结论:（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但投资行业集中度较高,区位分布不均衡。对发达国家投资比重过低,但投资增速很快、区域集中。近几年发达国家加大外商投资审查监管力度,中资企业OFDI面临更大阻力。（2）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对母国技术创新的机理,主要通过企业微观、产业中观和国家宏观三个层面进行传导。（3）从宏观视角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对国内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着为正,远高于对发展中国家OFDI的促进作用。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母国吸收能力存在门槛效应。东道国的技术差距、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研发支出和技术创新能力等影响因素,与对发达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都呈现出显着的正相关关系。（4）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对外投资占比为40%,其中61%投向发达国家。在研发投入、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三方面,向发达国家OFDI企业均强于向发展中国家OFDI企业和非OFDI企业。（5）从企业微观视角实证检验,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PSM-DID）,结果表明企业对发达国家OFDI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着为正,但技术寻求型企业获取的技术创新效应优势不明显,说明从发达国家获取到的先进技术很有限。动态效应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采用绿地投资模式的企业获取的技术进步要明显高于采用并购投资的企业。
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战略选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战略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目标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
| 2.1.1 动态能力理论 |
| 2.1.2 制度理论 |
| 2.1.3 空间相互作用理论 |
| 2.1.4 核心概念界定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环境扫描对战略决策影响研究 |
| 2.2.2 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相关研究 |
| 2.2.3 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相关研究 |
| 2.3 研究评述 |
| 2.4 本章小结 |
| 3 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概况 |
| 3.1 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发展历程 |
| 3.1.1 初步探索阶段 |
| 3.1.2 巩固发展阶段 |
| 3.1.3 全面深化阶段 |
| 3.2 中国农业企业发展及“走出去”现状 |
| 3.2.1 中国农业企业发展现状 |
| 3.2.2 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现状 |
| 3.3 中国农业发展现状 |
| 3.3.1 中国农业资源禀赋 |
| 3.3.2 中国农业生产现状 |
| 3.3.3 中国农业投入现状 |
| 3.4 中东欧国家农业发展现状 |
| 3.4.1 中东欧国家农业资源禀赋 |
| 3.4.2 中东欧国家农业生产现状 |
| 3.4.3 中东欧国家农业投入现状 |
| 3.5 本章小结 |
| 4 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评价 |
| 4.1 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评价指标选取 |
| 4.1.2 评价指标数据来源 |
| 4.2 市场环境评价对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影响分析 |
| 4.2.1 政治环境 |
| 4.2.2 经济环境 |
| 4.2.3 社会文化环境 |
| 4.2.4 技术环境 |
| 4.3 数据选取与模型构建 |
| 4.3.1 BP神经网络模型选择依据 |
| 4.3.2 数据选取与标准化处理 |
| 4.3.3 样本集指标权重与期望输出值的确定 |
| 4.3.4 BP神经网络模型建立与训练 |
| 4.4 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评价结果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基于市场环境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多维距离分析 |
| 5.1 多维距离内涵 |
| 5.2 多维距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5.2.1 评价指标选取 |
| 5.2.2 评价指标数据来源 |
| 5.3 多维距离对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作用机制分析 |
| 5.3.1 政治制度距离 |
| 5.3.2 社会文化制度距离 |
| 5.3.3 经济资源互补性 |
| 5.3.4 技术资源互补性 |
| 5.4 多维距离对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影响分析 |
| 5.4.1 多维距离评价方法 |
| 5.4.2 变量选取 |
| 5.4.3 理论模型 |
| 5.4.4 实证检验 |
| 5.5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多维距离评价结果分析 |
| 5.5.1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多维距离评价结果 |
| 5.5.2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资源互补性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基于多维距离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农业合作潜力测度 |
| 6.1 农业合作潜力内涵 |
| 6.2 农业合作潜力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
| 6.2.1 评价指标选取 |
| 6.2.2 评价指标数据来源 |
| 6.3 农业合作潜力测度模型构建 |
| 6.3.1 理论模型 |
| 6.3.2 数据处理 |
| 6.4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农业合作潜力测度结果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基于环境扫描视角的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战略决策 |
| 7.1 基于环境扫描视角构建战略矩阵模型 |
| 7.1.1 三维战略矩阵模型可行性 |
| 7.1.2 三维战略矩阵模型决策逻辑 |
| 7.2 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战略矩阵模型分析 |
| 7.2.1 数据处理 |
| 7.2.2 战略矩阵模型结果分析 |
| 7.3 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扫描结果综合分析 |
| 7.3.1 中东欧腹地四国——核心要塞 |
| 7.3.2 中东欧北部三国——技术高地 |
| 7.3.3 中东欧南部九国——自然资源平台 |
| 7.4 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建议 |
| 7.4.1 中东欧腹地四国——积极进取战略 |
| 7.4.2 中东欧北部三国——创新合作战略 |
| 7.4.3 中东欧南部九国——稳健进入战略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启示 |
| 8.3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机理与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问题及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 |
| 1.2.2 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 |
| 1.2.3 多种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企业ODI动因的研究 |
| 2.1.1 跨国公司理论 |
| 2.1.2 国际贸易理论 |
| 2.1.3 其他理论 |
| 2.2 中国民营企业ODI动因的研究 |
| 2.2.1 宏观环境的动因 |
| 2.2.2 制度层面的动因 |
| 2.2.3 企业自身的动因 |
| 2.3 规模经济、产业集聚与企业ODI动因 |
| 2.3.1 规模经济 |
| 2.3.2 产业集聚 |
| 2.4 商品市场分割、信贷市场扭曲与企业ODI动因 |
| 2.4.1 商品市场分割 |
| 2.4.2 信贷市场扭曲 |
| 2.5 现有研究的缺失 |
| 3 中国民营企业ODI及动因:现状描述 |
| 3.1 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 |
| 3.1.1 总量和发展趋势 |
| 3.1.2 空间和行业分布 |
| 3.1.3 投资类型之构成 |
| 3.2 规模经济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与现实关联 |
| 3.2.1 国内市场规模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2.2 企业规模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3 产业集聚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与现实关联 |
| 3.3.1 我国各制造业行业空间集聚的现状和趋势 |
| 3.3.2 我国各省份的产业集聚类型现状与趋势 |
| 3.3.3 集聚类型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4 商品市场分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和现实关联 |
| 3.4.1 商品市场分割现状与变动趋势 |
| 3.4.2 商品市场分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5 信贷市场扭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与现实关联 |
| 3.5.1 信贷市场扭曲现状和变动趋势 |
| 3.5.2 信贷市场扭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6 本章小结 |
| 4 理论模型 |
| 4.1 模型的基本框架 |
| 4.2 企业ODI动因之“规模经济” |
| 4.2.1 模型设定 |
| 4.2.2 市场寻求型ODI |
| 4.2.3 技术寻求型ODI |
| 4.3 企业ODI动因之产业集聚类型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市场寻求型ODI |
| 4.3.3 技术寻求型ODI |
| 4.4 企业ODI动因之商品市场分割 |
| 4.4.1 模型设定 |
| 4.4.2 市场寻求型ODI |
| 4.4.3 技术寻求型ODI |
| 4.5 企业ODI动因之信贷市场扭曲 |
| 4.5.1 模型设定 |
| 4.5.2 市场寻求型ODI |
| 4.5.3 技术寻求型ODI |
| 4.6 本章小结 |
| 5 实证研究(上):规模经济与产业集聚 |
| 5.1 样本信息 |
| 5.2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
| 5.2.1 被解释变量 |
| 5.2.2 解释变量 |
| 5.2.3 其余控制变量 |
| 5.2.4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3 模型设置与主要结果 |
| 5.3.1 “规模经济”说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5.3.2 产业集聚类型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5.4 本章小结 |
| 6 实证研究(下):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 |
| 6.1 样本信息 |
| 6.2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
| 6.2.1 被解释变量 |
| 6.2.2 解释变量 |
| 6.2.3 其余控制变量 |
| 6.2.4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6.3 模型设置与主要结果 |
| 6.3.1 商品市场分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6.3.2 信贷市场扭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6.3.3 四种动因的通盘考虑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政策含义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含义 |
| 7.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3）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投资环境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关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研究综述 |
| 二、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研究的综述 |
| 三、关于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区位选择的研究综述 |
| 四、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点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现状及问题 |
| 第一节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发展现状 |
| 一、投资规模稳步增长 |
| 二、地区分布差异明显 |
| 三、国别分布相对集中 |
| 四、行业分布多元发展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存在的问题 |
| 一、投资规模占比偏小 |
| 二、投资流向失衡明显 |
| 三、区位选择效率低下 |
| 四、投资风险呈现多样化 |
| 第三章 投资环境评价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相关理论基础与评价体系构建思路 |
| 一、相关理论基础 |
| 二、评价体系构建思路 |
| 第二节 投资环境评价体系的指标设计和数据来源 |
| 一、指标设计原则 |
| 二、东道国投资环境评价指标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基于熵值法的东道国投资环境评价体系的构建方法 |
| 一、指标数值的预处理 |
| 二、无量纲化处理 |
| 三、东道国投资环境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 四、投资环境评价体系综合得分表及结果分析 |
| 第四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区位选择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数据说明和变量定义 |
| 一、数据说明 |
| 二、变量定义 |
| 第二节 描述性统计与基本回归分析 |
|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二、相关性检验 |
| 三、基本回归分析 |
| 四、稳健性检验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 一、结合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实行差异化投资策略 |
| 二、积极整合各方信息,降低OFDI风险 |
| 三、优化沿线投资布局,引导企业占领投资洼地 |
| 四、建立信息发布机制,提供数据信息支持 |
| 五、创新融资渠道,完善金融服务体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2017 年“沿线国家”指标数值无量纲化处理结果 |
| 2018 年“沿线国家”指标数值无量纲化处理结果 |
| 致谢 |
（4）基于SEIRS模型的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传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论文结构 |
| 1.4 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相关理论概述 |
| 2.1 相关文献综述 |
| 2.1.1 对外投资国家风险的研究综述 |
| 2.1.2 投资领域的风险传染研究综述 |
| 2.1.3 风险传染机理的研究综述 |
| 2.1.4 综述总结 |
| 2.2 国际投资相关理论 |
| 2.2.1 国际投资理论 |
| 2.2.2 风险投资理论 |
| 2.3 风险管理相关理论 |
| 2.3.1 风险管理的起源 |
| 2.3.2 风险管理的定义 |
| 2.3.3 风险管理的程序 |
| 2.3.4 风险传染相关理论 |
| 2.4 传染病学相关理论 |
| 2.4.1 传染病学的定义 |
| 2.4.2 传染病学的推广 |
| 第三章 对外投资国家风险传染的概念界定与内涵分析 |
| 3.1 OFDI国家风险传染的定义与内涵界定 |
| 3.1.1 国家风险的定义 |
| 3.1.2 OFDI国家风险的定义 |
| 3.1.3 OFDI国家风险传染的定义 |
| 3.2 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的类别与特征分析 |
| 3.2.1 学者对OFDI国家风险类型的界定 |
| 3.2.2 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的类型 |
| 3.2.3 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的特征 |
| 第四章 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传染的现状分析 |
| 4.1 中国企业对东盟国家投资的现状 |
| 4.1.1 中国对东盟投资的产业状况 |
| 4.1.2 中国对东盟各国投资存量对比情况 |
| 4.2 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传染的现状 |
| 4.2.1 事件简介 |
| 4.2.2 事件原因分析 |
| 4.2.3 事件传染分析 |
| 4.3 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传染现状的诱因分析 |
| 4.3.1 东道国国家环境因素 |
| 4.3.2 第三方干预因素 |
| 第五章 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的国家风险传染机理的理论分析框架 |
| 5.1 风险传染要素 |
| 5.1.1 风险传染源 |
| 5.1.2 风险传染介质 |
| 5.1.3 风险传染阈值 |
| 5.2 国家风险传染过程 |
| 5.3 国家风险传染的基本特征 |
| 5.3.1 体现阶段性 |
| 5.3.2 表现流行性 |
| 5.3.3 具备免疫性 |
| 5.4 不同发展阶段、区域的东盟国家的风险传染异同 |
| 5.5 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传染机理 |
| 第六章 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传染的实证分析 |
| 6.1 传染病模型介绍 |
| 6.1.1 SI模型 |
| 6.1.2 SIS模型 |
| 6.1.3 SIR模型 |
| 6.1.4 SIRS模型 |
| 6.2 基于SEIRS模型的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传染分析 |
| 6.2.1 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传染的定性分析 |
| 6.2.2 基于SEIRS模型的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传染的可行性分析 |
| 6.2.3 SEIRS模型的建立 |
| 6.3 SEIRS模型的平衡点与稳定性分析 |
| 6.3.1 国家风险传染消除的平衡点及稳定性 |
| 6.3.2 国家风险传染流行的平衡点及稳定性 |
| 6.4 SEIRS模型的仿真模拟分析 |
| 第七章 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传染防控的对策建议 |
| 7.1 控制传染源 |
| 7.1.1 提前预警,实现“早发现” |
| 7.1.2 科学研判,落实“早诊断” |
| 7.1.3 提前做好应对预案及实施 |
| 7.2 切断传播途径 |
| 7.2.1 在经济、法律方面,科学制定相应风险防范措施 |
| 7.2.2 加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政治文化交流,降低国家风险发生的概率 |
| 7.3 保护易感国家 |
| 7.3.1 积极开展外交,提前介入并了解易感国家的动态 |
| 7.3.2 严格规范中国企业经营行为,积极落实与对方国家的投资保护协议 |
| 7.3.3 努力构建东盟“保护盾”,提升易感国家的风险防御能力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8.1 全文总结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5）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拓展的投资引力模型的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发展 |
| 第一节 国际直接投资基本理论 |
| 一、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
| 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
| 第二节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局限性与新发展 |
| 一、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局限性 |
| 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新发展 |
| 第三节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
| 一、西方微观主流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
| 二、邓宁发展周期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
| 三、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南亚国家投资环境及其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南亚国家投资环境的SWOT分析 |
| 一、南亚国家投资环境的优势分析 |
| 二、南亚国家投资环境的劣势分析 |
| 三、南亚国家投资环境的机遇分析 |
| 四、南亚国家投资环境的威胁分析 |
| 第二节 南亚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 |
| 一、南亚国家吸引外资直接投资总量概况 |
| 二、南亚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国别(地区)来源分布 |
| 三、南亚国家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分布:以印度与巴基斯坦为例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对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现状 |
| 一、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总量分析 |
| 二、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国别分布 |
| 三、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行业分布 |
| 第二节 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与面临挑战 |
| 一、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
| 二、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面临的挑战 |
| 三、案例分析:科伦坡港口城投资项目 |
| 第三节 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的机遇 |
| 一、合作基础与成效 |
| 二、自贸区战略 |
| 三、合作相互需求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引力模型及其拓展介绍 |
| 一、引力模型起源 |
| 二、拓展的投资引力模型 |
| 第二节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一、变量选择与假设 |
|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选取 |
| 第三节 模型检验与估计 |
| 一、变量相关性分析 |
| 二、变量稳定性检验 |
| 三、模型回归分析 |
| 四、结果及讨论 |
|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优化中国在南亚直接投资布局的路径选择 |
| 一、投资国别选择 |
| 二、投资行业选择 |
| 三、投资方式选择 |
| 第三节 优化中国在南亚直接投资布局的政策建议 |
| 一、提高投资针对性 |
| 二、完善配套制度 |
| 三、增强政治互信 |
| 四、重视企业海外形象建设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目录 |
（6）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对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论文的主要内容 |
| 1.3 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技术路线 |
| 1.3.4 论文可能的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民营企业投资的相关研究 |
| 2.1.1 民营企业的界定 |
| 2.1.2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区位选择 |
| 2.2 政治风险对投资的影响研究 |
| 2.2.1 政治风险的界定 |
| 2.2.2 政治风险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
| 2.3 文化距离对投资的影响研究 |
| 2.3.1 文化距离的界定 |
| 2.3.2 文化距离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 3.1 中国企业OFDI现状 |
| 3.1.1 中国企业OFDI发展概况 |
| 3.1.2 中国企业OFDI的典型化事实 |
| 3.2 中国民营企业OFDI现状 |
| 3.2.1 中国民营企业OFDI发展概况 |
| 3.2.2 中国民营企业OFDI的典型化事实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模型选取和变量说明 |
| 4.1 模型假设 |
| 4.1.1 对于政治风险的假设 |
| 4.1.2 对于文化距离的假设 |
| 4.2 理论模型 |
| 4.3 数据来源和收集 |
| 4.4 变量测度 |
| 4.4.1 解释变量 |
| 4.4.2 被解释变量 |
| 4.4.3 控制变量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结果分析 |
| 5.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5.2 条件logit模型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2.1 基准logit回归分析 |
| 5.2.2 异质性分析 |
| 5.2.3 稳健性检验 |
| 5.4 结果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政府层面 |
| 6.2.2 企业层面 |
| 6.3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论文结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之处 |
| 1.7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 3.1.4 层次分析法 |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 4.3.1 动机分类 |
| 4.3.2 市场寻求型 |
| 4.3.3 避税地投资 |
| 4.3.4 政策激励型 |
| 4.3.5 制度寻求型 |
| 4.3.6 战略投资型 |
| 4.3.7 要素寻求型 |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 4.4.1 政策优势 |
| 4.4.2 资本优势 |
| 4.4.3 技术优势 |
| 4.4.4 货币优势 |
| 4.4.5 国家优势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 6.1.2 资本的分配 |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 7.5 异质性检验 |
| 7.5.1 时间异质性 |
| 7.5.2 国家异质性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就业市场的影响研究 ——基于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框架和结构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主要概念界定 |
| 2.1.1 对外直接投资 |
| 2.1.2 就业、就业结构及技能工资溢价 |
| 2.2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2.1 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3 技能工资溢价理论 |
| 2.4 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就业市场 |
| 2.4.1 对外直接投资与就业 |
| 2.4.2 对外直接投资与就业结构 |
| 2.4.3 对外直接投资与技能工资溢价 |
| 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制造业就业市场的发展概况 |
| 3.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与特征 |
| 3.1.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 |
| 3.1.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特征 |
| 3.2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特征性事实 |
| 3.2.1 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
| 3.2.2 制造业企业整体就业现状 |
| 3.2.3 制造业就业结构特征 |
| 3.2.4 制造业企业技能工资溢价特征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国内就业市场的机制分析 |
| 4.1 对外直接投资对总体就业规模的影响机制 |
| 4.2 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机制 |
| 4.3 对外直接投资对技能工资溢价的影响机制 |
| 4.4 本章小结 |
| 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就业增长 |
| 5.1 模型设定、变量和数据说明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 |
| 5.2 基本估计结果与构建反事实控制组 |
| 5.2.1 构建反事实控制组 |
| 5.2.2 基本估计结果 |
| 5.3 对外直接投资就业效应的异质性检验 |
| 5.3.1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5.3.2 投资目的地异质性检验 |
| 5.3.3 投资类型异质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就业结构 |
| 6.1 模型设定、变量和数据说明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变量设定及数据说明 |
| 6.2 基本估计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
| 6.2.1 基本估计结果 |
| 6.2.2 内生性检验 |
| 6.2.3 其它稳健性检验 |
| 6.3 对外直接投资就业结构效应的异质性检验 |
| 6.3.1 行业异质性检验 |
| 6.3.2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6.3.3 投资目的地异质性检验 |
| 6.3.4 投资类型异质性检验 |
| 6.4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就业技能结构的机制检验 |
| 6.4.1 技术创新效应检验 |
| 6.4.2 生产转移效应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 中国对直接投资与本国技能工资溢价 |
| 7.1 模型设定、变量和数据说明 |
| 7.1.1 模型设定 |
| 7.1.2 变量设定及数据说明 |
| 7.2 基本估计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
| 7.3 对外直接投资技能工资溢价效应的异质性检验 |
| 7.3.1 行业异质性检验 |
| 7.3.2 地区异质性检验 |
| 7.3.3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7.3.4 投资目的地异质性检验 |
| 7.3.5 投资类型异质性检验 |
| 7.4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技能工资溢价的机制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9）中国对赞比亚直接投资研究（2000-202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 论文框架、本文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概念界定 |
| 一 对外直接投资 |
| 二 跨国公司 |
| 第二节 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一 垄断优势理论 |
| 二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三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
| 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一 小规模技术理论 |
| 二 技术地方化理论 |
| 三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 第二章 中国对赞比亚直接投资回顾与现状 |
| 第一节 中国对赞比亚直接投资历史回顾 |
| 一 稳步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末) |
| 二 高速发展阶段(2000-2020) |
| 三 高速发展的原因 |
| 第二节 中国在赞比亚直接投资现状 |
| 一 赞比亚总体经济情况 |
| 二 中国对赞比亚直接投资现状 |
| 三 中国对赞比亚直接投资方式及特点分析 |
| 第三章 中国对赞比亚直接投资的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对赞比亚直接投资的内部优势分析 |
| 一 政治方面 |
| 二 经济方面 |
| 三 社会方面 |
| 第二节 中国对赞比亚直接投资的内部劣势分析 |
| 一 政治方面 |
| 二 经济方面 |
| 三 社会方面 |
| 第三节 中国对赞比亚直接投资的外部机遇分析 |
| 一 赞比亚的投资环境优势 |
| 二 赞比亚的市场需求 |
| 三 赞比亚的政策支持 |
| 第四节 中国对赞比亚直接投资的外部挑战分析 |
| 一 在赞比亚的挑战 |
| 二 在国际方面的挑战 |
| 第四章 中国对赞比亚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中国政府方面 |
| 一 加强投资的相关机制建设 |
| 二 继续坚持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 |
| 三 积极培养输送相关人才 |
| 四 积极实行债务减免 |
| 五 加大对内对外的政策宣传力度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方面 |
| 一 提升自身应对风险的能力 |
| 二 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
| 三 加强企业本土化战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3.3 现有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框架结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框架结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点及不足 |
| 1.6.1 主要创新点 |
| 1.6.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2.1.1 对外直接投资 |
| 2.1.2 逆向技术溢出 |
| 2.1.3 创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内生技术进步理论 |
| 2.2.3 技术创新理论 |
| 2.2.4 国际技术溢出理论 |
| 2.2.5 企业异质性理论 |
| 2.2.6 理论评析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概述 |
| 3.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特征 |
| 3.1.1 投资规模 |
| 3.1.2 投资方式 |
| 3.1.3 投资行业 |
| 3.1.4 投资区位 |
| 3.1.5 投资主体 |
| 3.2 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现状 |
| 3.2.1 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特征 |
| 3.2.2 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的国别分析 |
| 3.3 中国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面临的新态势 |
| 3.3.1 美国实施FIRRMA法案,加大对高科技企业的审查力度 |
| 3.3.2 欧盟出台投资审查新条例,推高中企投资成本和风险 |
| 3.3.3 中国对澳洲投资领域将日益拓宽,但不确定因素增多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OFDI促进母国技术创新机理与影响因素 |
| 4.1 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促进母国技术创新的机理 |
| 4.1.1 企业微观层面 |
| 4.1.2 产业中观层面 |
| 4.1.3 国家宏观层面 |
| 4.2 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促进母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 |
| 4.2.1 基于投资母国角度 |
| 4.2.2 基于东道国角度 |
| 4.3 案例分析——华为公司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路径机理 |
| 4.3.1 华为公司简介 |
| 4.3.2 华为公司OFDI获取逆向技术溢出的方式 |
| 4.3.3 华为公司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路径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基于宏观视角 |
| 5.1 基于母国吸收能力视角的实证分析 |
| 5.1.1 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实证检验 |
| 5.1.2 吸收能力与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门槛检验 |
| 5.2 基于东道国特征视角的实证分析 |
| 5.2.1 变量选择与计量模型构建 |
| 5.2.2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基于微观视角 |
| 6.1 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OFDI特征及企业异质性分析 |
| 6.1.1 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OFDI的特征 |
| 6.1.2 对发达国家OFDI企业异质性对比分析 |
| 6.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2.1 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
| 6.2.2 数据说明 |
| 6.2.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加大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力度,鼓励技术寻求型投资 |
| 7.2.2 加强政府研发支持力度,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 |
| 7.2.3 强化高端人才培养力度,优化国内人力资本 |
| 7.2.4 健全OFDI服务体系,提供金融支持和信息服务 |
| 7.2.5 加强企业海外技术嵌入能力,谨慎选择目标国和投资模式 |
| 7.2.6 推动与发达国家双边投资谈判,扩大国际投资领域的话语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战略选择（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研究[D]. 郭茹.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2]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机理与实证[D]. 卢侃. 浙江大学, 2021(01)
- [3]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投资环境视角[D]. 方伟. 安徽财经大学, 2021(10)
- [4]基于SEIRS模型的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传染研究[D]. 胡俊. 北部湾大学, 2021(08)
- [5]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拓展的投资引力模型的实证[D]. 范云.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6]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对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D]. 朱嘉琦.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7]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
- [8]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就业市场的影响研究 ——基于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分析[D]. 卢阳阳. 浙江大学, 2021(01)
- [9]中国对赞比亚直接投资研究（2000-2020）[D]. 巩固.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10]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D]. 曾杰. 辽宁大学, 202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