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法官职业化

一、法官职业化问题浅议（论文文献综述）

李敏洁^[1]（2020）在《民初司法官职业化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法治社会的运行是司法体制的核心,需要司法官作为基础力量进行推进。在生活中的具体案件和法律制度之间,司法官是其中介,这样才使得冰冷的法条与复杂的社会实际发生联系。因此,没有司法官制度,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法治架构。本文以民国初年（1912-1928）司法官职业化制度为研究对象,以史料为依据,根据民初在报刊所颁布的相关法令、法规分析关于司法官制度的内容。研究在民国初年行政权与司法权分离之后推行的新式司法官制度改革,对完善司法官制度和推动审判独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为五章进行阐述。第一章是民初司法官制度的概述。了解相关界定和概念,并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分析司法官制度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宪政基础、当时对领事裁判权废除的呼声以及教育,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论述,对司法官制度产生的历史条件进行一定的了解。中国传统的司法机构设置几乎形同虚设,最终都要听命于皇权,行政与司法也没有分开,当时并没有审判独立的概念,通过清末改革将司法从行政权中脱离,至民初的继承和发展,近代化的司法独立初见端倪。后经过出台一系列制度法规和规定,使司法官制度设计也更加完善,司法官的社会地位逐渐确立,独立审判的权力也得到了加强,并且民初司法官制度的发展也是在废除领事裁判权的呼声中,成为强大的精神动力。而法律教育也会促进司法官制度的发展,因为法律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们的职业选择和倾向,对司法官考试有直接作用。而且司法官考选与教育是分不开的,考试内容和程序不断调整,将胜任司法官的条件以考试为定制,也对司法官制度建设提供了高素质的法律人才。第二章是司法官考选培训制度。司法官职业化制度的发展是其所追求的目标,制度性规定形成民初司法官制度设计的框架。通过收集史料和着作,从三大制度方面进行系统的梳理,即民初司法官选任、保障和惩戒监督制度,来展现民初司法独立的过程,不仅对维护司法权威有重要价值,还对司法官职业化发展有推动作用。在考选培训制度方面,主要简单介绍民初司法官考试所依据的法律,从《法院编制法》到《司法官考试令》一步步的完善制度规定,可操作性的法律文件为制度的落实提供了基础,接着具体分析了司法官的考选形式和考试内容以及考核机构。通过对司法官准入制度的分析,对当代法官的考选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三章是民初司法官职业化的职务保障制度。民初的司法官保障制度也是对司法官身份地位的认可,保障其独立性。从任职、地位、薪俸以及退休抚恤的制度设计来看,为司法官提供了较多保障,加之不得随意停职和减俸的规定,在人们权利意识浓厚的民初也被广大民众所认可和支持,为司法官解除了生活后顾之忧,更有利于司法的公正。第四章是民初司法官的考核与监督制度。在司法官考核监督制度中,根据司法官的工作进行考核奖惩,对民初司法官考核的具体内容进行考察,承认其积极的一面,虽然为激励司法官工作热情提供了推动力,但也存在过于理想的构建。因此在1915年出台了的《司法官惩戒法》对司法官的惩戒事由和处分方式进行了更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第五章是对民初司法官职业化制度的评价。在如此周密的制度设计下,现实运作过程中依然存在局限性和弊端,因此对民初司法官制度要进行客观的评价。在民初司法官制度设计以来,经过对司法官考选制度、保障制度和监督惩戒制度的一系列改革,司法官的独立审判意识增强,也为建立一支高素质司法官队伍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它之所以在如此周密的司法官制度设计之下,还未建立起一支现代化司法理念的法官队伍,是因为其制度设计仍然存在某些缺失。考试为凭的考选机制对教育的冲击,以及刻意提高司法官待遇、法政学校兴盛,导致学习法律专业人员蜂拥,学员质量下降。而且当时在关于司法官的保障制度方面,号召高薪养廉,与当时民初司法经费匮乏相矛盾,许多司法培训场所被撤销。司法官的官等与薪俸不对等,导致司法官在职业化进程中并没有达到司法官制度创设的目的,司法功能政治化。没有实现司法官职业化制度的成功转型。因此,对民初司法官制度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进行分析论证。以期对我们现代法官制度建设有所启示。

王成财^[2]（2019）在《中国法官员额制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法官群体的规模和构成的复杂性,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难以相比的。（1）对这一庞大且特殊的职业群体进行员额改革和治理,不仅需要超凡的勇气和魄力,更需要充分的正当性证成及科学的实践把握。而中国法官员额制的最终确立,无疑直接得益于本轮司法体制改革。从1999年《人民法院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首次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确定法官编制”,到2014年《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正式明确提出“建立法官员额制”,历时十五年的反复酝酿研究最终将法官员额制推到了改革前台;从2014年上海率先拉开员额制改革试点大幕,到2017年员额制改革在全国3500多家法院全面完成,持续三年的改革让中国法官群体规模从21.2万缩减到了12.5万。中国法官员额制的建构和改革,无论是广度、深度、难度,还是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等方面,在世界司法制度史上都是罕见的。毫无疑问,中国经历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官管理制度的巨大变革。事实上,法官员额制改革本质上就是一场深刻的法官人事制度变迁,意在通过持续改善审判人力资源配置和审判队伍结构来提升审判绩效,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然而,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何况法官员额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精细的系统工程。即便法官员额制改革本身依靠内在的重大制度创新和外在的强劲政治经济驱动,以一种“超附加”设定的方式推进,力求最大程度增加员额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但在中国司法改革的现实语境下,其始终是作为一种回应性和后续性改革,员额制改革并非是一把“万能钥匙”,它的作用力总是带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功能限度,不可避免地出现诸多问题和矛盾复杂纷呈的局面。同时我们还应理性看到,相较于法治较为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中国当前的法官员额制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经验不足、远未成熟,一些有悖于改革目标的行为趋势不时浮现,特别是39%的员额比例红线在快速调整法官员额结构的同时,其内涵的单一性特征衍生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虽有明确比例,但编定精准度不高;虽有人员分类,但分类管理尚不健全;虽有人员配比,但审判团队组建受限;虽有人员分工,但协同治理机制缺失。这实际上已表明,研究法官员额制的基本理论及其运行机理,仍需一个理性思考和深度论证的过程。尤其是在员额改革初步完成之后,找准法官员额制在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中的定位和契合点,系统总结和反思中国语境之下法官员额制改革的动因、路径、成效以及待完善之处,具有现实必要性、理论创新性和实践指导价值。为此,有必要围绕“员额制改革究竟应当以何种样态和方式优化配置现有的中国司法人力资源”这一核心命题,以宏观的国家治理和微观的司法人事管理“双重视角”,概括总结法官员额调控的理论基础和运行机理,结合社会司法需求和地方试点实践,归纳法官员额制的现实依据,梳理我国司法人事制度历史和历次较大规模的动态调整经验,对改革试点和法官员额的顶层设计展开定性分析,抽取员额关系对员额结构的稳定程度进行判定,并通过改革前后心理分析、域外员额管理比较,进而深入剖析影响法官员额制调整的相关因素,最终提出完善法官员额治理的策略安排和具体举措。在上述思路指引下,本文拟对法官员额制的理论、历史、动因、目标、路径、障碍、风险和对策等关键问题逐次进行阐述。第一,通过对法官员额制进行整全式的透视和解析,学理化呈现出法官员额制的基本原理、价值取向、理想效应、应然特征和评判标准,分析法官员额制本身的限度,揭示法官员额制意图实现法院组织结构、人员结构、功能结构的网络化治理形态机理,提出法官员额制的逻辑起点在于法官管理的现代化,亦即通过规范审判权运行与优化司法人力资源两者有机结合方式实现有效的员额治理,以此证成我国法官员额制改革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第二,以员额关系、员额结构、员额治理形态为主线,省察法官员额制的源起和流变,试图立体把握政治社会变迁下我国法官管理蕴藏的本土性资源与现代性因素,进而探寻员额制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脉络,并从现行制度文本中寻求法官员额制的表达范式,厘清我国法官员额制本身的框架体系和试点样态,发掘其制度渊源和文化土壤,为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法官员额制改革提供历史根基。第三,立足我国法官员额制改革试点实践,紧扣法官员额比例红线的划定与执行,着重对上海、广东、海南、北京等四个省份试点情况进行深入分析,探究改革前后各类群体不同心理表征及其背后成因,力求语境化地理解员额制改革的境遇和难点,在此基础上分析改革在技术和接纳层面衍生的各种问题和可能招致的风险,形成对试点改革的总结反思和理性体认。第四,以全球视野和比较方法来考察和理解法官员额制,选取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中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挖掘域外法官员额图景以及员额制演变过程,并加以相对系统的类型化归纳,梳理域外法官员额制的共同特征和主要成因,掬取有益的员额管理实践经验,以此检视和反思我国法官员额框架体系和治理模式,为下一步员额制的完善和改进提供尽可能多的路径和方法。第五,根据司法规律和中国国情确定法官员额的基本原则,侧重分析法官员额制的策略安排、优先顺序以及具体实施,从有效整合改革利益关系、价值取向、激发内生动力等角度,提出要善用大数据提升员额精准度、拓展员额比例红线承载力、适时制定全国法官员额法、细化中国特色法官分类管理、完善法官员额动态管理机制、探索建立法官员额评鉴机制等具体举措,并从司法权力运行体系的角度,提出未来的法官员额制改革应聚焦完善员额配套制度体系,进一步突破现行体制机制性障碍,逐步推行结构性、格局性、开放性改革的构想。

王晰^[3]（2018）在《中国检察官继续教育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指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检察制度作为我国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作为我国宪法规定的唯一法律监督机关,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人是制度运行的决定性因素,检察官是检察制度的运行主体,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具体践行者和操作者。要实现司法公正,提高法律监督效果,必须构筑起一整套科学、规范、系统、完备的检察官继续教育制度,以锻造和培养一支准确适用法律规范、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职业化、专业化的检察官队伍。我国检察官继续教育,既具有其他国家检察教育的一般特征,又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教育特征。新时代的司法体制改革和监察体制改革等重大实践对我国检察官继续教育提出了新目标、新任务和新要求。顺应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深入研究我国检察官继续教育这一重大课题,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检察官继续教育理论研究体系,极具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从检察官继续教育的基本理论入手,结合国内外相关理论和实践,对我国检察官继续教育进行了系统阐述和深入研究。文中着重分析了当前我国检察官继续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深入阐述了检察官继续教育的内部运行和外部保障机制;同时,结合新时代理论、各项改革实践进行了前沿性探讨,助推我国检察官继续教育的创新、改革和发展。第一部分（第一、二章）,检察官继续教育的学理考察与价值考量。该部分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研究思路,分析了我国检察官的职责范围和职权嬗变,特别关注了检察官继续教育相关基础理论,从思想政治教育学视角重点阐述了检察官继续教育的基本特质,以及检察官继续教育的教育学定位和检察官的素质构成层次,论述了检察官继续教育的特征和种类、检察官素质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其他相关内容。同时,从法学、哲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等多个视角进行考察,将检察官继续教育目标分为宏观总体目标、中观职业目标、微观个体目标三个层面,又细化为目的价值、功能价值和人本价值三个维度。基于价值分析,从其提升个体素质、检察官职业化形成、促进法律实现、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建设法治中国等不同视角,着重阐述了检察官继续教育的存在意义和功能作用,将其作为检察官继续教育的理论研究支撑;第二部分（第三、第四章）,检察官继续教育的域外考察与我国检察官继续教育发展脉络,以及我国检察官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和成因。先以历史研究方法为基本方法,对我国检察官继续教育发展历程进行了线性的时间梳理和归纳,又对域外两大法系国家的检察官继续教育基本模式进行了比较性考察,通过对我国和域外检察官继续教育的建设成就与实践经验的比较,辩证的借鉴域外法治国家的先进经验,对我国检察官继续教育的发展趋势和未来走向进行了初步探讨。同时,针对我国检察官继续教育面临的现状与挑战,从教育实践中系统性地总结和归纳了当前我国检察官继续教育存在的各种问题、不足和成因,为更好地探讨如何推动我国检察官继续教育的改革和完善奠定现实基础;第三部分（第五、六、七章）,我国检察官继续教育制度的改革、完善和发展。检察官继续教育的改革和完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受多个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为此,从我国检察官继续教育的内部运行、外部保障以及与其他教育的衔接等多个方面对其目标理念、教学方式、课程设置、师资组建、基础保障、合作交流等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深入地阐述。同时,结合新时代理论、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监察体制改革等新实践对其改革、完善和发展进行了前沿性探讨,力图对检察官继续教育的改革和完善做出有益的探索。

张蕊^[4]（2018）在《我国国家审计职业化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紧密相关,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的发展必将产生对国家审计职业化的需要,国家审计职业化又将促进国家审计的发展并推进国家善治。目前,虽然我国的审计职业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进展不够明显,且仍处于起步阶段,也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在国家审计职业化的定位、模式选择、路径设计等方面尚缺少系统性的思考。本文借鉴国外和国内其他行业职业化的成功经验,结合问卷调查的结果,在了解我国国家审计职业化管理现状的基础上,搭建出我国国家审计职业化的管理体系,丰富了国家审计的理论成果,并为推动国家审计职业化提供现实指导。本文首先界定了国家审计职业化的相关概念,然后从运行环境、运行模式、总体目标和核心内容四个方面阐述了国家审计职业化的理论要素,从官僚制理论和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理论角度剖析了国家审计职业化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随后借鉴美国、法国、德国审计职业化以及我国法官职业化和会计行业职业资格认证管理的成功经验,拓展了国家审计职业化体系构建的思路。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针对山东省审计机关开展调查,通过数据分析描述出目前我国国家审计职业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构建出由职业准入、职业培训、职业考核和职业退出组成的国家审计职业化运行机制和由法律保障、监督保障、安全保障、权力保障、组织保障构成的国家审计职业化保障机制。两大机制相互协作,共同构成我国国家审计职业化体系。本文创新点表现为:以国家审计职业化的基础理论为切入点,通过比较研究和问卷调查,获取审计职业化实践经验和数据,据此搭建出包括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的国家审计职业化体系,形成了针对国家审计职业化的系统性理论成果,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采用上有所创新。

李由^[5]（2016）在《员额制背景下法官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法官员额制,是推动法官职业化的前提,是提高司法能力,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关键。建立一支职业化的法官队伍离不开对法官员额制的稳妥推进和员额制背景下相关配套措施的逐步健全和完善。它对清除司法腐败、提高司法权威、实现公平正义起着重要作用。司法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越来越多的新问题伴随着法官员额制改革的深入而出现。一方面,许多国外的司法改革经验在国内的改革的适用中遇到本土化问题。另一方面,法官员额制度改革势必将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何破除利益格局藩篱,稳妥有效的推进法官员额制的改革成为课题。本文作者一方面对国内外文献的收集研究,整理国内外法官员额制改革的历史沿革和经验,以期对我国法院员额制改革提供理论依据。与此同时,笔者通过深入基层法院调查研究,收集现阶段法官员额制改革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对其进行实证研究,将地方法院“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与顶层设计相结合,以期为法官员额制改革提供改革实践的参考依据。通过基层走访和调查,笔者总结了我国法官员额制改革在推进过程存在的员额制的标准,遴选机制、人员流向和退出机制等四个方面主要问题。其中法官员额制的标准问题是推行法官员额制的前提和框架。法官入额遴选机制则关乎法官队伍精英化、职业化的推进。人员流向和退出机制则是改革过程中保持法官队伍稳定、减小改革阻力与困难的关键之所在。四个问题关乎员额制改革的成败,对司法体制改革产生深远的影响。笔者结合国内外法官员额制改革的理论和基层改革执行者的改革实践经验,针对四个主要问题分别提出了解决建议。建议既涉及中央有关部门的制度性建设,也关乎地方法院改革执行者的现实问题的处理。既有从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也有从微观层面的执行办法。为法官员额制改革的深入提供了参考。总之,本文基于对改革试点法院的调研结果,结合国内外法官员额制的实践经验与理论,对当前员额制背景下法官制度改革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解决建议。希望为我国法官员额制改革尽绵薄之力。

刘启静^[6]（2014）在《中国法官职业化改革的困境与出路》文中研究表明法官职业化是我国深化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必然选择。长久以来,我国一直没有认清审判权的特点,没有建立起符合审判权特点的法官职业化群体。但随着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公众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对法官的职业素质和司法能力要求更加专业。如果法官职业制度不完善、职业水平不提高,法官就不能履行自身职能,还可能会阻碍法治社会进程。所以,法官职业化建设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目标。随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明确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内容、步骤和时间,并就重点难点问题提出政策导向。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提出了深化法院人事管理改革、探索建立跨行政区划司法管辖等8个方面的司法改革核心内容。其中,对法官管理模式、减少法院人才流失等问题,要求各级法院要坚持以法官为中心,建立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由此可见,作为司法改革重要内容的法院人事管理改革将围绕着法官职业化来展开。本文通过运用价值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对当代中国法官职业化改革进行探析。正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法官职业化的特点和价值的介绍,论述了现代法治理念下法官职业化的内涵。法官的独立性、趋同性、专业化、经验化以及法律信念都体现了法官职业化的特点。推行法官职业化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的司法价值,树立法律权威、实现公平正义、提高诉讼效率。第二部分回顾了司法改革和法官职业化的发展历程。虽然法官职业化进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但是我国在法官职业化建立中仍然面临比较多的问题与障碍,如外部环境和内部体制的干预,各种地方特权和部门保护主义产生的层层阻力,与审判权相违背的各种制约与监督,部分司法权趋向行政化等等。法院没有完备的内部机构体制,只是采用了行政体制的框架和运行模式,缺乏职业保障制度,这样不但不能为法院招贤纳士,法官队伍的稳定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更导致了法官队伍的人才流失等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三部分根据上述关于法官职业化改革的理论阐述与实证分析,提出法官职业化改革的建议和措施,通过建立司法独立体制、法官选任和法官培训制度的职业化、法官独立的制度与物质支持、构建法官职业道德规范约束机制,破除陈旧观念和不合时宜的制度规定,努力打造一支专业化、精英化的法官队伍,从而更好地履行司法审判权,树立法律威严。最后结语部分展望了司法改革、法官职业化改革的前景,只有坚守信念才能抓住机遇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

胡建刚^[7]（2014）在《论当代中国警务模式之嬗变与重构》文中认为国家和社会对秩序与安全的需求导致了警察制度的产生,它是国家提供安全服务和控制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和公共安全的保障之必需。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公民社会的发育、民主进程的加快和加入世贸组织的经济一体化,我国社会结构和公民生活的形态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社会阶层高度分化、异质性意识形态不断扩大、文化价值观的多元裂变、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网络世界虚拟性的交往互动,同时风险社会的到来引发新的安全不确定性。管制型警务模式以及工具理性主义的话语体系已经难以从容应对当下社会治安新的变化。有鉴于此,本项研究致力于构建警务模式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据此展开论证,进而提出推进警务改革路径与对策,以期为推动中国警务模式创新尽绵薄之力。由于公共警务资源的稀缺性,除了政府部门,还有市场组织和社会机构,它们共同在为社会提供基本的安全和秩序。警察不可能对社会组织和成员个体性的所有安全需求予以满足,这就需要政府利用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来供给警务进行补充,在这样的理念下,警务区分为公共警务和私域警务两大类,公共警务主要由警察供给,私域警务则由保安服务公司和社会志愿者供给。警察集中警力做好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共安全和追诉犯罪的工作,保安服务公司和社会志愿者在满足社会成员个体化的安全消费和社区治安防范的同时,同样也承担部分公共秩序的维护,是公共警务供给的来源之一。本研究主要探讨如下问题:一是警务模式嬗变与演化轨迹;二是构建警务模式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从服务型政府的视角,提出服务型警务的内涵、价值目标、运行机制;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结构理论、新制度主义、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分析工具,探讨服务型警务的结构、多元化供给的概念、现实背景和路径选择;三是服务型警务的制度供给和社会化的视角,构建关于公共警务和私域警务概念、各自承担的职责任务、运行范围、价值目标、制约因素、动力机制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四是中国语境下实施服务型警务模式的现实背景、存在问题和面临的机遇。本项研究具有四方面的主要意义:（1）有助于丰富警务研究的理论体系。通过对警务的历史与现实、职能与目标、运行与作用、比较与借鉴、背景与机遇、机制与演化的规范分析和科学论证,构建警务模式的理论分析框架,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服务型警务模式理论体系打下基础。（2）有助于探索适应中国现实需求的警务模式的科学内涵与构成要素。深入考量服务型警务之核心理念与运行机制,为中国警务改革提供科学依据,增强警务改革理论的成熟性和权威指导性。（3）有助于揭示推进中国警务模式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通过深入分析警务模式嬗变的价值目标以及当前警务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存在的问题和缺陷等,彰显服务型警务时代诉求的紧迫性,以引起有关方面对推动警务改革的重视。（4）有助于探求中国服务型警务发展的推动路径,促进中国警务改革的发展。通过对当前中国服务型警务建设的制约因素分析,厘清中国服务型警务发展的动力与瓶颈,为推动中国警务模式创新找准突破口,为中国警务改革方案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有以下四点:（1）警务内涵的四个属性。警务活动同时并存有政治性、法律性、专业性和社会性四种属性。警务行为的结果,都是这四种属性一定比例的调和的产物,只不过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国家的警务构成的比例存在差异。（2）西方警务模式的嬗变和演化逻辑。西方警务模式历经统治型警务模式、管理型警务模式和服务型警务模式三个阶段和“职业性主导”、“专业性主导”、“合法性主导”、“快速反应机制主导”和“服务与权变主导”五个演进时期。（3）服务型警务的建构逻辑。警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生产,这种定位要求警察的核心职能与边缘职能相分离,其中边缘职能向市场和社会转移。（4）中国服务型警务建构的路径选择。中国警务压缩的演化历程造成多种理念和多种警务模式并存的局面,形成“集合性”的警务特征,该集合体不仅涵盖西方警务历次演进的警务模式成分,还夹杂古代社会的非正式警务的路径依赖性和走群众路线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些因素都制约着中国服务型警务模式的建构推进。唯有进行宪政理念的警察权重构、立足多中心治理框架下警务的社会化供给和实施行政伦理主导下的警务运行监督机制等综合行动,方能完善我国服务型警务的实现。本项研究的主要创新在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视角上,从新制度经济学和制度变迁的视角对警务模式创新展开研究。第二,研究方法上,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对服务型警务的概念、内涵、运行机制进行了理论架构。第三,理论研究上,将当代公共管理的若干核心理念,如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元结构理论、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等具体运用到服务型警务模式的研究,积极探索适应中国社会背景的本土化警务建构的路径与对策。由于本人学识的局限性以及警察制度领域的复杂性,本项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1）主要对服务型警务进行了宏观性的理论建构,对服务型警务运行机制的研究只限于定性研究,未做量化研究。（2）对于我国服务型警务建设的动力机制和阻力瓶颈的研究也主要限于规范分析和定性研究,而对各相关主体的意愿和动力没有进行深入调查和实证研究。（3）对警务市场化供给的方式、规制等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李娟^[8]（2013）在《中国当代女性法官职业群体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当下的司法队伍中,女性法官这一职业群体表现出了较为凸显的发展态势和影响力。从数量上看,女性法官职业群体的规模日益扩大,尤其在一线审判业务岗位上的女法官们更是表现出了较强的发展态势；从质量上看,伴随着优秀女法官们的层出不穷,女性法官们的法官职业化水平也日益受到了来自官方层面和民间层面的认可和支持。本篇论文以“中国女性法官职业群体”为研究对象,基于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详细、客观、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了中国女性法官职业群体的基本结构状况及其特点、性别差异和审判优势、功能作用、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一是为全面的认识和把握中国当下的女性法官职业群体的基本现状、性别差异和存在的问题等提供客观的实证支撑；二是为深刻的认识和把握中国当下的女性法官职业群体在中国司法审判过程中的地位、影响和作用提供理论指导；三是为全面、客观的优化和改进中国当下的女性法官职业群体乃至整个法官队伍奠定理论基础。本文的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如下：第一章为绪论部分,起到开篇引题的作用。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问题、研究价值、研究综述、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以及研究中的难点和不足。第二章为基本理论部分,起到高屋建瓴之效。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阐述了本文研究所立足的理论视角,即性别和性别差异理论、社会分工和法官职业理论、功能主义理论。二是界定了本文研究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即法官、女性法官、中国女法官。为本文研究和分析中国女性法官职业群体奠定理论基础和概念基础。第三章主要介绍了笔者以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互联网信息搜集为主要调查方法而进行的社会调研的基本概况,其目的在于证实本篇论文所依赖的实证资料的可信性和可供参考性。第四章至第七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第四章和第五章都是基于依据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而得来的调研资料而对女性法官职业群体所进行的实证研究。这种研究既是基于调研资料对女性法官职业群体的现状（基本结构现状、性别差异）所进行的一种描述,又是基于基本理论对女性法官职业群体现状所进行的一种评价。这两章的主要作用在于：一是为科学的认识和把握女性法官职业群体提供实证支撑；二是为科学的改进女性法官职业群体提供认识论基础。具体而言：第四章侧重从宏观层面把握女性法官职业群体的基本现状：一方面介绍了女性法官职业群体的基本结构现状,涉及规模现状、质量现状、层级分布、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结构、主审案件类型、男女法官性别比以及工资待遇等方面；另一方面又对这一基本结构现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进行了总结与分析,主要涉及到女性法官职业群体的规模、质量、性别结构和地区差异等方面。第五章侧重从微观层面把握女性法官职业群体所表现出来的性别差异,即用大量的笔墨介绍了女性法官职业群体在司法实践中所凸显出来带有女性性别特点的外部差异、内部差异和审判优势。具体而言,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与男性法官相比,女性法官职业群体所具有的能够凸显女性性别特点的外部差异,主要涉及到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的差异；二是女性法官职业群体自身所凸显出来的内部差异和基本分类；三是女性法官职业群体在司法实践中凸现出来的审判优势。第六章则立足于中国即有的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立足于中国社会的本土化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从司法系统和法治系统两个层面,分别阐述了女性法官职业群体在中国司法实践中所具有的积极功能和消极功能。第七章主要分析和研究了中国女性法官职业群体所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中国女性法官职业群体所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工作角色与家庭角色冲突、在法院权力关系中的劣势地位、中国优秀女法官不合理的评价机制以及女法官们表现出来的消极性心理特征等四个方面。要想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抓住问题的本质,不仅要从内部管理制度和外部环境两个层面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而且还要对女性法官们进行分类管理和优化。

刘政^[9]（2012）在《能动司法的理论探讨与制度改革》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能动司法的理论诠释入手,较为系统地研究了能动司法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原理,在对能动司法与司法能动主义、能动司法与司法克制主义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在中国践行能动司法的必要性、可行性,重点研究了在中国践行能动司法的模式选择与价值取向,并以民事司法为视角,提出了相应的适度能动司法改革对策。首先,论文考察国内外关于能动司法的研究状况,从体现与时俱进、体现以人为本、体现求真务实等3个方面,深入分析了能动司法的基本原理。同时,从能动司法目标的确定性,能动司法主体的特殊性、能动司法方式的协调性、能动司法姿态的主动性等方面,勾勒了能动司法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梳理了能动司法的基本理念和外在要求,及其在法律层面、政治层面、司法层面的研究意义,并从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相结合的方向,提出了在中国践行能动司法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其次,论文对能动司法与司法能动主义、能动司法与司法克制主义分别进行了比较研究,从中深入分析了能动司法与司法能动主义在司法目标、司法理论、司法主体等方面的主要差异；深入分析了能动司法与司法克制主义在宪政根基、哲学基础、司法实践等方面的主要差异。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从遵循司法规律、立足不同国情、注重力量平衡等方面,总结了在中国践行能动司法的3点启示。为践行能动司法进行了理论铺垫和思想准备,提出了在中国践行能动司法的理论与实践依据。其三,论文围绕践行能动司法与法官职业道德的养成,阐述了法官群体素质与践行能动司法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法官职业道德的基本特征、重要作用及其素质构成,着重提出了能动司法视角下法官职业道德养成的若干构想。包括,从建立健全法官职业道德教育培训体系的方向,提出了将法学教育与职业培训结合起来,综合培养提升法官职业道德素养的意见；从建立健全法官职业道德管理体系的方向,提出了通过完善法官职业准入、推进职务遴选、建设交流轮岗、履职考核和强制退出制度,推进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的意见；从建立健全法官职业道德监督制约体系的方向,提出了将法院内部监督制约与法院外部监督制约结合起来,保障法官职业道德实施效果的意见。其四,论文从实现实质正义、提高司法效率、推进司法独立、深化司法改革等方面深入研究了践行能动司法的必要性；从法院行政主导、社会管理创新、优质法官群体等方面具体分析了践行能动司法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以体现中国特色和坚持适度掌握为核心,提出了在中国践行适度能动司法的制度模式。文章还围绕如何践行适度能动司法这个制度模式,从努力实现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的平衡,实现司法激进与司法渐进的平衡,实现司法需求与司法资源的平衡等方面,阐述了需要切实把握好的几对关系。并深入分析了适度能动司法可能产生的风险,从遵循法律原则、司法宗旨、司法权限、司法规律等方面,着重提出了适度能动司法风险控制的重要方法。最后,论文以民事司法为视角,运用适度能动司法的观点,重点研究了我国一些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现状。在深入分析其制度缺陷和存在问题的同时,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结合的高度,分别提出了通过能动司法推进司法制度改革的具体意见。包括：在推进司法解释制度改革方面,提出了强化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主体地位、将公共政策融入司法解释、建立判例司法解释制度；在推进民事立案制度改革方面,提出了完善立案便民制度、改革民事保全制度、完善立案救济制度、建立立案公开制度;在推进民事证据制度改革方面,提出了扩大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建立科学能动的认证制度、改革司法鉴定管理机制；在推进司法救助制度改革方面,提出了拓宽司法救助的领域、完善司法救助的机制、强化司法救助；在推进民事执行制度改革方面,提出了强化执行威慑机制、丰富强制执行措施、完善执行和解机制、改进悬赏执行方式、改善执行外部环境。

刘冰^[10]（2012）在《论当代中国法官职业化》文中研究表明伴随司法改革的全面推进，法官职业化的程度也日趋加深，对法官队伍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现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对于加快构建现代法治国家、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至关重要。本文从法律职业特征的角度出发，重新界定了法官职业化的含义，并结合近十年法官职业化取得的成果以及现阶段遇到的问题，详述了法官职业化的重要意义，并且对如何提高法官职业素质、实现司法独立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思考。与此同时，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过程也是法治文明得以宣传的过程，所以说通过对法官职业化问题的研究，可以引发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从而动员社会各界都参与到法治国家的建设中来，推进社会主义司法文明建设，奏响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又一新篇章。

二、法官职业化问题浅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法官职业化问题浅议（论文提纲范文）

（1）民初司法官职业化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法官员额制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检察官继续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国家审计职业化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员额制背景下法官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法官职业化改革的困境与出路（论文提纲范文）

（7）论当代中国警务模式之嬗变与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当代女性法官职业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能动司法的理论探讨与制度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10）论当代中国法官职业化（论文提纲范文）

四、法官职业化问题浅议（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初司法官职业化制度研究[D]. 李敏洁. 河南大学, 2020(02)
• [2]中国法官员额制问题研究[D]. 王成财. 吉林大学, 2019(10)
• [3]中国检察官继续教育研究[D]. 王晰.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2)
• [4]我国国家审计职业化体系研究[D]. 张蕊. 山东财经大学, 2018(08)
• [5]员额制背景下法官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研究[D]. 李由. 中共中央党校, 2016(12)
• [6]中国法官职业化改革的困境与出路[D]. 刘启静. 西南政法大学, 2014(08)
• [7]论当代中国警务模式之嬗变与重构[D]. 胡建刚. 南京大学, 2014(05)
• [8]中国当代女性法官职业群体研究[D]. 李娟. 南开大学, 2013(06)
• [9]能动司法的理论探讨与制度改革[D]. 刘政. 南京理工大学, 2012(06)
• [10]论当代中国法官职业化[D]. 刘冰. 黑龙江大学, 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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