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民政府社会保险立法

一、国民政府社会保险立法述论（论文文献综述）

桂琰^[1]（2020）在《民国时期社会保险辨析》文中研究指明民国时期是否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障学界存在重大分歧的重要问题。本文在提出判断社会保险制度确立与否的标准的基础上,根据民国时期社会保险在立法、行政与实施方面的实践考辨,得出民国时期没有成功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结论,进而从宏观环境结构、中观制度复合体和微观行动者等3个层面,对民国时期影响社会保险制度产生的机制进行探究。

周文^[2]（2019）在《中央苏区社会福利政策研究》文中提出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报告指出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时刻注意为人民群众谋福利,一刻也不能松懈,要让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更加充实。正是基于此,本文就致力于研究中央苏区的社会福利政策,力求通过研究中央苏区的社会福利政策,以期获得相关的经验启示来为现实和未来服务。本文主体分三章。第一章考察了中央苏区社会福利政策的渊源:一是苏联社会福利政策的影响,二是国民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影响,三是各革命根据地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实践,尤其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赣西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第二章总体考察了中央苏区社会福利政策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工人的工资福利待遇、红军及其家属的优待、土地房屋的分配、苏区群众的文化教育问题以及公共卫生防疫问题。此外,还对中央苏区具体执行社会福利政策的主要职能部门进行了大致介绍,对于通过筹款、税收、财政收入等渠道作为社会福利政策的资金来源,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第三章在立足全文的基础上对中央苏区社会福利政策作出了具体的、历史的和比较实事求是的评价。

刘榕^[3]（2019）在《山西官办企业福利制度研究（1945-1949） ——以西北实业公司为中心》文中指出抗战胜利后,为尽快恢复山西经济实力,重建工业体系,阎锡山在“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的基础上提出“新经济政策”,继续绘制“造产救国、建设西北”的工业蓝图,山西官办企业再次成为建造之重点。为有效配合官办企业复工发展,加快企业近代化进程,阎锡山决定重新制定企业福利制度,在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工会和职工联合福利社的推动下,福利制度得以顺利实施。从工人群体最迫切的需求入手,重点进行“医”、“粮”保护。一方面,福利制度以各厂附属医院为中心,囊括各小型医疗所、诊疗室,为员工提供全面医疗保障,并配有全套公伤抚恤制度。另一方面,公司员工可通过预借、公司垫付、有限支领的方式优先用粮,并对员工家属实行不等份配粮。除此之外,福利制度还辐射到员工的假期安排、员工及子女的教育、工作之余员工的休闲活动以及技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在政策的大力扶助下,官办企业福利制度体系迅速成型,从其制定及数次修改的过程看,体系具有明显的阶梯性和政治倾向性。由于阎锡山的个人政治目的与军事野心,在公司内部,军工产业技术工人是福利金字塔的顶端受众,而普通劳力工人只能勉强温饱,生活拮据。从福利实施的方式看,企业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公司所辖各厂的基建设施完备程度处于全国前列。抗战胜利后的企业福利制度是山西地方政府为迅速恢复省内经济、吸引人才、保留劳动力所制定的社会经济政策,在战后加速经济回温、促进企业近代化进程中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更为山西储存了精干的工业技术人员,壮大了工人群体,成为建国后山西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但福利制度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首先,因其政治导向性,福利制度在工人群体中普适性较低,加之过于重视技术工人,并未完全解决普通劳工的生活困难,造成工人群体的分化,加重劳资双方摩擦。其次,阎锡山将政治目标套嵌于企业,限制了企业发展方向的可能性,影响了企业与市场的互动,抹杀了企业的灵魂。最后,因阎锡山“以轻养重”的工业模式,导致了山西经济数十年畸形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长期被动的劣势。

刘爽^[4]（2019）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保障思想与实践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社会保障实践与思想研究（1921—1949）》（理论经济学,16BJL017）的一个组成部分,核心是研究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保障思想与实践。这一时期是关乎中国两种前途、两个命运的决定时期,也是继八年抗战结束后,国民经济恢复发展的重要时期。因此,中国共产党需要解决众多难题,如何巩固和发展解放区、根据地?如何保障全国的武装斗争胜利?如何建立一个各方面都认可的新政权等等,解决这些难题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以民生为重,对由于各种原因而陷入困境群众进行援助,如对灾难民等脆弱群体进行无偿救助;对军人及军烈属、荣誉军人（以下简称荣军）、复员军人等进行抚恤保障;对劳动者进行保险补助,正确调节雇主与职工关系,免除职工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死亡等方面的生活后顾之忧;对职工及其家属进行生活、工作方面的福利改善,且加大解放区公共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建设。通过对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不仅可以解决人民生活困难,稳定社会,赢得民心,调动广大人民生产积极性,使他们加入到生产建设大军中,同时也能提高前线士兵的战斗力。总之,中国共产党发展社会保障事业是符合时代要求,也是历史必然性的选择。本文主要从经济学视角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保障思想与实践,共分为七个部分。在导论部分,主要介绍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到第七部分是本文的正文部分。第二部分,先简要回顾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救济做法,然后重点分析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灾难民提出的社会救助思想和开展的社会救济活动。第三部分,继总结概括解放战争前中国共产党开展优抚工作要点之后,着重分析解放战争时期,军人所面临的特殊生活困难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优抚思想（土地改革中照顾军人及军烈属,倡导、帮助军烈属发展生产,妥善安置复员军人、荣军）与相应的政策措施。第四部分先整理归纳解放战争前中国共产党社会保险思想与实践的主要内容和措施,并总结概括这一时期的发展特征,接着重点分析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职工保险基金的一些政策主张和职工享受的保险待遇内容、条例。第五部分,在简要回顾解放战争前中国共产党社会福利思想与实践内容的基础上,然后主要分析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解放区的壮大、中国共产党对福利认识的加深,中国共产党改善职工及其家属福利待遇的思想主张和加大公共医疗、文化教育建设的社会公共福利思想和政策措施。第六部分是比较研究部分,把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保障事业与同时期国民政府社会保障事业进行横向比较,与解放战争前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保障事业进行纵向比较,力求通过这两大比较,更加全面了解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保障事业的特征和发展创新之处。最后一个部分是本文的结语,总结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保障事业对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建国初期社会保障工作开展所发挥的作用。然后,以史为鉴,探究其对当今中国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的经验启示。

习君^[5]（2019）在《民国时期教职员养老与社会保障制度研究》文中提出教育事业是一个社会发展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是“国之重器”。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历经动荡,政府和社会对教育事业非常重视,教育事业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很大发展,其中,教职员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民国时期,教育作为教化新民和控制思想的重要手段,教师在统治阶级眼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间随着教职员群体的扩大,教职员待遇和社会保障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本文以民国时期教职员的养老和社会保障政策为研究重点,对教职员养老金及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过程、实施效果以及影响等方面进行考察,力图展现民国时期教职员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下积极争取权益、与政府之间“互动-博弈”的过程,以期深入分析教职员养老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影响。本文首先概述了民国学校发展对教职员需求增大,教职员的数量和群体构成,工作状况以及生活状况四个方面的情况,指出教职员对于社会保障政策的需求。然后考察了教职员养老金制度的发展与形成,用历史和社会双重视角描绘了养老金制度发展形成的内部需求与外部推动、“互动-博弈”式的制订及修订过程、内容解读及实施效果,力图展现民国教职员与政府的互动图景。其次分析了教职员其他社会保障情况,主要从学术休假制度、子女免费入学和恤金制度三个方面对教职员社会保障情况进行补充。再次,阐述了教职员养老和社保制度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及民国教职员养老和社会保障制度对当时社会发展的三大影响。最后总结了民国教职员养老和社保制度的进步之处和不足之处,并结合现实提出“制度不仅需要顶层的设计,还需要有实施的基础”和“制度的生长性不容忽视”等反思。

刘可^[6]（2019）在《抗战后失业工人救济研究 ——以武汉、上海为例（1945-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失业工人救济问题,其研究成果迄今为止较为薄弱。事实上,这一问题暗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失业工人及其救济。目前对失业工人问题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多集中在1927-1937年这一时间节点上;对抗战后救济问题的研究,其关注点也多集中在宏观上的救济措施、善后救济机构以及战后的难民救济等。相较于此,对战后国民政府面临的严峻的失业形势、抗战后具体城市失业工人生活现状以及失业工人救济情形的研究都还远远不够。基于以上原因,本文选取抗战后失业工人救济问题为研究对象,并对武汉和上海这两个当时较为重要的工业城市进行重点考察,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同时又希望通过对这两个城市的工人失业及其救济情形的深入探讨,获得一些启示。本文以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范围内的失业恐慌为着眼点,首先从整体的视角来分析全国范围内工人失业的状况及其原因,并在这一大背景下,重点关注武汉和上海两个城市工人失业状况。当工人失业问题的严重性及救济失业工人的迫切需要成为社会共识时,政府也努力承担起了社会职能,采取种种办法救济失业工人。武汉和上海市政府都采取了给养救济、以工代赈、小本贷款、职业介绍等多种方式,同时,失业工人为了获取救济也积极向社会争取同情,并努力争取复工机会。虽然武汉和上海两市政府为救济失业工人采取了许多相同的办法,但两市的救济工作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还选取了较为典型的上海摊贩事件,来重点考察工人失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并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政府办理失业工人救济效果并不理想。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武汉和上海两市政府为救济失业工人耗费了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并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但由于抗战后百废待兴,国民党还时刻面临着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复杂时局,因此也不可能为救济措施的施行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及强大的经济支撑,再加上很多救济措施仅仅停留在表面,无法真正实施,更不能真切的惠及失业工人,这样一来,国民政府对失业工人的救济,其实际效果便十分有限了。

张格^[7]（2019）在《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文中指出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遂成为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被日军接管之后,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金融中心。以此为基础,重庆金融市场成长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对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与金融影响极大,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以及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目前学界对于战时重庆金融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对于战时重庆金融市场则仍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篇论文以重庆市档案馆未刊档案、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民国时期期刊与报纸、各地方志与文史资料为主要史料,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并结合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对战时重庆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以求还原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原貌,探索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与特点,分析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财政、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本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共分为五个章节进行论述,主要写作思路如下:文章首先解决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中各金融子市场的发展过程、发展原因以及发展结果等方面的问题。重庆开埠之后,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金融人才的涌现以及金融机构的增加,促使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发展。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市场不完善、发展不健全且部分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特点,货币市场、内汇市场、证券市场发展迅速,而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相对滞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在普遍的公债投机、公债价格骤跌以及全国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下,最终爆发了公债风潮,而公债风潮又进一步引发重庆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的动荡。为平息公债风潮,国民政府遂开始在重庆金融市场中实施金融统制政策,受此影响,重庆货币市场、内汇市场、票据市场、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均完成了变革。而原来发展相对滞后的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则因为战时需求的增多以及金融投机的刺激而得到极大发展。重庆金融市场通过国民政府的政策干预也逐渐适应了战时状态,该金融市场的相关业务进一步扩大,服务内容不断增多,金融市场体系更加完善和成熟。然后,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解决重庆金融市场在1937-1945年的地位变化问题。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十分迅速,地位空前提高,为近代以来之顶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地位仅为区域性质的金融市场中心,其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有限,影响范围较窄,与西南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也十分有限。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快速发展,金融机构增加,资本额不断增长,金融市场规模继续扩大,与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显着提高。在此基础之上,重庆金融市场的影响范围突破了西南地区的限制,逐渐覆盖整个抗战大后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逐渐形成,而重庆金融市场则成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再者,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在战时发展的过程与地位,分析该时期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经济、战时财政与战时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指出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对于战时经济与金融的影响具有双重属性。重庆金融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将自身的各种业务向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中传播,推动各地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重庆金融市场为抗战大后方工、农、商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为战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重庆金融市场也对战时经济与金融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开始,重庆金融市场就一直出现层出不穷的金融风潮。而导致金融风潮频发的原因是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金融投机等违法行为,大量的金融投机不仅破坏了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秩序,同时也刺激了社会生产资本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社会游资增多,导致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日益严重,难以控制。另外,重庆金融市场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发展,与战时政府财政、社会均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也影响着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并进一步反映出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最后,文章以论述完毕的内容为基础,总结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时代特点。重庆金融市场因处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具有其自身的时代特点。在重庆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尤其在全面抗战后期,金融黑市与金融投机在重庆金融市场中频频出现,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与宏观调控功能逐渐失灵,而金融市场的积累功能与配置功能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发挥作用,社会财富在此过程中逐渐集中于社会上层的特权阶级之手,一般民众生活越发艰难,而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也越发严重。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国民政府也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努力整顿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其采取的方法主要为联合地方政府与重庆民间金融组织进行政策监管、机构监管与行业自律等。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本身的政策失误,政府内部的腐败以及民间组织自律能力的低下,多种形式的监管与自律均不能起到稳定金融市场的效果,最终使得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一直延续至全面抗战结束。同时,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均获得发展,并呈现出现代化的特点,而这对于重庆金融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刘继同^[8]（2019）在《近代中国社会政策、社会立法百年历史经验与发展规律研究》文中提出1840年鸦片战争揭开近代中国百年屈辱悲惨与民族独立历史序幕,标志中国半殖民地时代来临,反映基督教与西方列强对华侵略进入政治、军事、法制和制度化的层面。本文首次从福利社会史角度,运用历史档案资料、文献回顾、内容分析与历史比较等方法,从社会福利、社会需要、社会现代化、国际关系与文明交流互鉴、文明冲突理论等理论视角,首次全面、系统、客观和历史地探讨近代中国社会政策、社会立法百年历史经验与发展规律。本文将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百多年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大体划分为1840-1894年,1895-1911年,1912-1927年,1928-1937年,1938-1949年五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总结每个历史发展阶段结构特点与时代特征,为深入历史分析搭建宏大和长期历史舞台背景。在此背景下,全面系统梳理西方文化对法律学科、法制精神、社会政策和社会立法传播扩散,尤其是简要总结、历史概括基督教在百多年间对近代中国社会政策、社会立法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全面、系统和历史地总结近代中国社会政策、社会立法的历史经验教训与发展规律,尤其是探讨、总结近代中国百多年社会政策、社会立法与社会服务互动中蕴含普遍客观规律。最后对近代中国百多年社会政策、社会立法历史影响的历史评价和理论反思。

蔡晓荣^[9]（2018）在《民国时期社会法理论溯源》文中指出对民国时期社会法理论的知识谱系进行一个溯源性的梳理和总结,可以为当下社会法学的知识积累和传承提供若干基础性助益。民国时期,以法律社会化思潮为端绪,中国法学界出现了一批社会法理论相关着述。这些着述对社会法的概念、产生及演进、内容、地位和特质等诸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论阐发,其对中国近代社会法学的构建,起着某种奠基性作用。当然,基于该时期特定的历史背景,这些着述在继受欧日等国社会法理论元素的同时,也对当时日益凸显的社会立法问题给予了应有的理论关切,不过亦多有论者将其与法哲学中的社会法学派理论分析互相纠结,且由于缺乏社会立法在实践层面的支撑,使得这些理论成果未免呈一种形而上的倾向。

赵晓龙^[10]（2016）在《民国时期云南社会保障制度研究》文中提出要确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无疑是重中之重。当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云南更是如此,而这些都离不开横向和纵向经验的借鉴。我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最早出现在民国时期,所以对民国时期云南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深入剖析与科学定位,具有重要的历史及现实意义。本文在查阅民国档案、文献资料及参考前人着述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社会保障理论,进行了以下论述：首先,对本文的选题缘由及意义,前人研究成果,相关概念及选题的重点、难点、创新点进行介绍；其次,对民国时期云南社会保障制度的管理机构进行认真考察,了解其组织运行的方式,管理的方法,机构变迁的过程,抓住核心线索；第三,对民国时期云南社会救济制度进行论述,先理清其相对独立的管理机构—赈济会的组织情况,然后分别对灾害救济、难民救济、难侨救济、空袭救济情况分别论述,以期对民国时期云南的社会救济制度有个清晰的了解；第四,对民国时期云南社会福利制度进行论述,先分别对劳工福利、儿童福利、社会服务进行考察,然后论述社会福利的重要补充—民间慈善事业的情况：最后,对民国时期云南社会保险制度进行考察,先对国民政府社会保险制度的设立情况进行论述,得出民国时期全国的社会保险仅停留在起步阶段,云南省更是一片空白,仅养老保险制度有些许萌芽的结论。综合对民国时期云南社会保障制度的系统考察来看,虽然民国时期云南没有建成独立完整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但在它建立过程中产生的宝贵经验,可以为当代中国和云南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供借鉴。

二、国民政府社会保险立法述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民政府社会保险立法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2）中央苏区社会福利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山西官办企业福利制度研究（1945-1949） ——以西北实业公司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4）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保障思想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民国时期教职员养老与社会保障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抗战后失业工人救济研究 ——以武汉、上海为例（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7）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8）近代中国社会政策、社会立法百年历史经验与发展规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民国时期云南社会保障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国民政府社会保险立法述论（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社会保险辨析[J]. 桂琰. 社会保障评论, 2020(01)
• [2]中央苏区社会福利政策研究[D]. 周文.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3]山西官办企业福利制度研究（1945-1949） ——以西北实业公司为中心[D]. 刘榕. 吉林师范大学, 2019(06)
• [4]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保障思想与实践研究[D]. 刘爽.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
• [5]民国时期教职员养老与社会保障制度研究[D]. 习君.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6]抗战后失业工人救济研究 ——以武汉、上海为例（1945-1949）[D]. 刘可.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7]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D]. 张格. 西南大学, 2019(01)
• [8]近代中国社会政策、社会立法百年历史经验与发展规律研究[J]. 刘继同. 社会工作, 2019(01)
• [9]民国时期社会法理论溯源[J]. 蔡晓荣. 清华法学, 2018(03)
• [10]民国时期云南社会保障制度研究[D]. 赵晓龙. 云南大学,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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