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克雷蒂安总理的心愿（论文文献综述）
郭立忠[1]（2021）在《中国现代漆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现代漆画是从中国传统漆绘发展而来的一个年轻的新画种,经过近百年、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探索,逐渐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发展体系,伴随现代漆画教育、官方展览、组织机构等诸多因素的推动,终于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文章主要从中国现代漆画的源流、产生、发展、繁荣四个方面进行展开,以中国传统漆艺术发展的历史传承性作为主线,系统的整理、研究中国现代漆画完整的发展脉络,理清其血脉基因联系。并将中国现代漆画放在世界范围内的漆艺术交流中整体去研究,从国内国外两个方面入手,将对中国现代漆画的产生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欧洲、日本和越南等国的漆画、漆艺术纳入到中国现代漆画的发展研究过程中,从历史的纵向长度和横向宽度两条路径作系统分析研究,以提高中国现代漆画发展过程研究的全面性、完整性和科学性。文章主要运用设计学、美术学、考古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来研究和探讨中国现代漆画所涉及的诸多内容,试图通过对中国现代漆画发展过程中的众多事件、人物、工艺、展览等等方面的全面分析,阐释中国现代漆画发展的完整路径,发掘其中必然联系和发展规律,进而对中国现代漆画的未来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支持,以期逐步完善中国现代漆画的理论体系建设,为中国现代漆画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历史经验和启迪意义。
郭冬梅[2]（2020）在《亨利四世与法兰西民族国家的早期形成》文中指出亨利四世是法国波旁王朝的开朝之君。在其统治期间,他结束了法国数十年的宗教内战,促进法国王权与绝对君主制的发展,王国从此走向统一与复兴。亨利四世至今仍是法国人怀念与研究的伟大国王之一。较之于国外长期且深入的研究,国内对其研究甚少,尚处于起步阶段。根据我国历史学家钱乘旦教授等学者提出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理论,在西欧各主要王国跨出封建时代进入早期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王权是王国重要的凝聚力与领导力,绝对君主制国家可被视为西欧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第一个阶段。波旁王朝最终确立了绝对君主制,亨利四世因此在法兰西民族国家早期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以上述理论为指导,从绝对君主制促进西欧民族国家早期形成的角度对亨利四世进行人物研究,探寻他在法兰西民族国家早期形成中的地位与贡献,着重分析他如何强化王权,促进王国内在统一,在国家管理制度与民族共同体两方面奠定何种基础。本文根据亨利四世继位前后促进王国统一历程的不同阶段划分章节,以亨利四世促进王权强化（直至初步确立绝对君主制）为论述主线索,将之与王国统一及民族意识发展相结合进行论述。各章内容逐层递进,论述亨利四世的主要人生历程:从协调人生使命走向扞卫法兰西王权,恢复国王威信,追求强权以及推进权力集中。这既是他促进王权强化与绝对君主制发展的过程,也是促进统一的新法兰西王国形成发展的过程。对于亨利四世生前在民族国家早期形成方面政绩的研究共有四章,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考察亨利四世继位前主要成长经历与这时期法国宗教内战情况,以亨利四世人生使命从矛盾到统一的变化为论述主线索,同时探讨宗教内战中王权与其他多方权威的力量消长,旨在说明亨利四世在继位之前已逐渐统一人生使命。本文认为,王权是当时有可能真正秉持中间立场、有效制止内战的权威力量,亨利四世人生使命从矛盾、协调到渐趋统一的历程,既与一直以来绝对君主制的发展以及法兰西民族国家早期形成的历史趋势有关,更促进这一趋势的发展。第二章考察亨利四世自1589年宣布会尽快接受天主教教化至1594年加冕成为“笃信王”的漫长皈依路程,着重分析他下决心改宗的主客观因素以及成为“笃信王”后对于王权及统一的重要影响。本文认为,王权与法兰西民族意识的发展在其改宗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亨利四世顺应并促进这一发展趋势,加速长期威胁王权的洛林家族的衰落,有效阻止西班牙侵吞分裂的野心,其王国统一大业完成起步阶段。第三章考察亨利四世自1594年加冕后至1599年正式颁布南特敕令期间的主要经历,着重分析他是如何让国内多方权威及国外反对势力认同其国王权威的。本文指出,赢得巴黎,结束与国内外天主教反对势力的战争,颁布南特敕令,这些是亨利四世初步统一王国的重要三部曲,至1599年,国内外多方权威已纷纷认同亨利四世的王权,但统一局面的巩固还面临诸多挑战,这一逐渐生成的新统一体急需制度化的构建与保障。第四章考察亨利四世执政后半期推进内在统一的重要举措,探讨权力集中对于内在统一的重要性,以此为主线从三方面研究他集中行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的过程:监管城市,重用苏利与平息显贵阴谋叛乱。本文认为,亨利四世在统治后半期促进了法国统治制度、文化与思想的变革发展,三方面举措彼此联系、相互促进,继1599年实现王国初步统一后,亨利四世再次为根本性避免分裂与推进内在统一作出实质性贡献。文章第五章即结论部分,考察亨利四世对于法兰西民族国家早期形成的历史贡献,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论述其在国家管理制度与民族共同体两方面给后世留下的宝贵历史遗产。本文指出,在国家管理制度方面,他恢复了绝对君主制度的历史进程,初步确立绝对君主制度,促进一个王权管理下具有权力集中管理体系的国家的出现;在民族共同体发展方面,他促进了具有新特征、制度保证与指导思想的新法兰西民族共同体的诞生。本文认为,在其领导下,一个坚实的新国家出现（具有制度保障与更具凝聚力的法兰西民众）,这既是绝对君主制国家,亦是民族国家的早期雏形,亨利四世是法兰西民族国家早期形成道路的重要奠基人。
胡超[3]（2020）在《国民身份的建构 ——新加坡博物馆的发展历史1965-2015》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发展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梳理新加坡从殖民地独立建国之后,博物馆体系从规划、建设到展览等各个层面,如何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新加坡对国民身份的表述。新加坡博物馆体系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兴建的新博物馆都反映出当时对国民身份的侧重点。第一个阶段是从1965年到1993年,源自于殖民地官办莱佛士博物馆的国家博物馆,不断探索如何成为真正的“国家”博物馆,并以1985年国家博物馆“新加坡历史”展览为标志,参与建构“新加坡人身份”;第二个阶段是从1993年到2015年,这期间亚洲文明博物馆建成开幕,体现了“亚洲价值观”主导下的文化政策,反映出新加坡的“亚洲身份”;第三个阶段从2015年国家美术馆落成至今,作为建设“世界都市”的文化机构,国家美术馆反映了新加坡的“世界身份”。本文由此提出,新加坡这些身份的“想象”,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殖民历史相关。在这种框架下,虽然有“新加坡人”身份、“亚洲身份”、“世界身份”这三种不同身份,但它们互相关联,本质上都反映着殖民帝国体系发展而来、并由西方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体系。对博物馆和国民身份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通常聚焦在单个博物馆或收藏。本文则首次将一个国家跨越50年的博物馆发展历史作为研究对象,从中梳理出不同阶段的博物馆建设,对应着不同时代建构国民身份的侧重。另外,目前对亚洲价值观和世界都市等新加坡国策的讨论,往往强调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等原因,本文通过对国民身份在博物馆里的体现,首次论述这些国家政策的提出,也是新加坡国民身份建设的需要,反映着国民身份认同建设对国家政策的驱动。本文这两个创新点,以及整体上对博物馆和国民身份建设关系的讨论,或许可以丰富博物馆学的研究。在全球化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的今天,对如何发挥博物馆（美术馆）的作用,促使人们理解不同的身份,增进文化互信,也可能具有现实意义。
李强[4]（2019）在《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文中指出中国耶稣会士是明末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天主教进入中国传教后,出现的新型宗教群体,中外学界历来少有关注。本文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视域内,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宗教观,考察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学术活动,以及他们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及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局限。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导论,介绍本文的选题缘由、相关概念界定、研究现状综述、研究方法和中文及英、法、拉丁文史料来源,以及论文框架、写作思路。第二章突破以往明清天主教史研究专注于着名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局限,根据在华天主教的重要时间节点,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整体性地回溯1840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和消亡过程,进而揭示他们在来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扮演的中介性角色。第三章考察晚清时期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再现”和发展概况,重点分析该群体发展的历史阶段、内部结构、社会定位以及代际谱系等重要议题,论证了中国耶稣会士所受中西融合的宗教和世俗教育,使其具有了特殊的宗教性与国际性。他们作为天主教与中国社会结合的产物,来自本地社会,服务本地教会,这种本地性是影响他们传教活动和学术活动的关键。第四章着重讨论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首先,与以往“教案”史侧重于民教冲突研究不同,通过黄伯禄、李问渔的个案梳理他们在“调和民教”,实现“民教相安”的活动及由此显示出的政治认同;其次,在近代天主教《圣经》汉译史的视域下,考察中国耶稣会士《圣经》汉译文本的概况,分析他们翻译《圣经》的主体性地位;最后,系统地考察中国耶稣会士“护教”论述对近代中国天主教徒宗教认同、社会认同的塑造。通过以上三个议题探讨了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起到的主体性地位。第五章侧重于考察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首先,考察他们参与晚清“西学东渐”的学术活动,特别是他们的地理学着作及由此透露出来的民族意识。其次,借助新史料考察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之间的学术交往,讨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与近代“东学西传”之间的关系;最后,着重梳理中国耶稣会士整理和研究本地教会史的着述活动,并分析他们的宗教认同和社会认同。以上研究显示,中国耶稣会士综合了宗教性、世俗性、学术性的多重身份,促成他们参与近代中西文化互动的进程,也促使他们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天主教信众自我身份辨识的塑造。第六章为本文结语部分。首先,在天主教本地化视域下从国际性与本地性、宗教性与世俗性、民族性与时代性、历史性与延续性等四个角度全面把握该群体的整体特性,借此分析他们的历史角色及历史局限性。其次,着重考察他们的文化认同及影响。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及文化认同,是理解他们的中介性角色如何在晚清中国社会尤其是江南地区具体体现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发展,亦是天主教与近代来华殖民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但他们区别于西方传教士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冲突。尽管如此,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使得这一群体只能主动或被动地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发挥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也大多限于中国天主教内部。
郭雷庆[5]（2017）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文中指出民族分离问题和民主转型困境是困扰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两个重大主题。在许多国家,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且相互影响,是一对世界性难题。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进行政治转型,用多党竞争制取代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同时,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22个国家,紧接着在新独立的国家内又引发了民族分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带头脱离苏联的俄罗斯遭遇了车臣分离主义运动的严重威胁,脱离南斯拉夫的南联盟最终一分为三:塞尔维亚、黑山、科索沃。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以“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为名在东欧、中亚、西亚和北非部分国家进行的民主转型,带来的是: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民族分离问题的恶化,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卢比斯克、顿涅茨克等俄罗斯族地区分离运动的爆发,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民族分裂、教派冲突、内战。这些现实例子说明,在一些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特指转向多党竞争制的西式民主转型）与其民族分离问题存在密切关系。这相应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民主转型会在这些国家引发或恶化民族分离问题,而在其他一些多民族国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美国、澳大利亚、瑞士等国?民族分离问题对民主转型有何影响?这些国家的问题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研究,不仅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关系问题的研究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学术课题,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历史文化的国家,如西班牙、土耳其、尼日利亚、缅甸、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菲律宾、泰国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等国都曾在民主转型过程中面临民族分离甚至国家分裂的风险。这些国家在民族结构上存在共同点,即国内的多个民族各有其相对独立的集中居住地,有自己的语言、宗教、传统、习俗等,甚至有自己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一共同点可被界定为“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存在这种结构的国家可被称之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在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聚居、散居或杂居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而将之提升为一种国家分类方式,即进一步将多民族国家区分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和散居型多民族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对分析多民族国家的民主转型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这一概念和方法出发,上述几个问题可归结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与多党竞争制是否兼容的问题。本研究选取了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我国周边的五个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之所以选这五个国家,主要与本研究出发点有关,即研究成果能够为我国的发展和安全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引以为戒的教训。在研究方法上以“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为分析工具,通过五国案例研究,详细展现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之间的互动关系。论文结构分为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在横向结构上,导论提出问题,第一章围绕“聚居型多民族国家”这一核心概念建构本文的理论框架,并对相关概念做出界定。正文依据民族结构的不同将五国划分为“两族对峙型”和“多族对峙型”,斯里兰卡、泰国、菲律宾属于前一种类型,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属于后一种类型,两种类型下五国又各具特色,因此正文将其作为五个单独案例分别成章。最后总结结论。在纵向结构上,首先,描述每个国家“聚居型多民族结构”的特征,包括主要民族的地理分布、行政区划、语言、宗教、文化、历史等,然后回顾和梳理这一民族结构的构建过程及其民族关系,这是探讨每个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问题的历史渊源与背景。其次,分析多党议会制在每个国家的构建过程及其特征,展现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对民主转型的影响。再次,论证受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影响下的民主转型是每个国家民族分离问题产生及恶化的重要现实原因;反过来,分析民族分离问题对民主转型的影响,进而展现每个国家民主转型困境与民族分离问题的交织及相互作用。最后,论述每个国家最新一轮民主转型以来,中央政府推动民族和解的努力和效果。每章小结会对每个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问题的关系进行概括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思考。本文的结论是:第一,聚居型多民族结构是民主转型引发民族分离、甚至国家分裂的基本条件,散居型多民族结构产生此类问题的风险相对较小,如美国、澳大利亚等。但这并不是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一定会导致民族分离,甚至国家解体。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在民主转型时是否产生民族分离问题以及问题的严重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聚居规模、宗教、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跨界民族、语言、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性的耦合作用。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有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产生了民族分离问题,而有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就没有此问题,如瑞士、柬埔寨。类似地,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中,有的民族会产生民族分离主义,而有的民族则没有。比如斯里兰卡有6大主要民族,为何只有斯里兰卡泰米尔族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分离倾向,这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民主转型对其造成的利益损害最大,而应该是上述几个因素在民主转型的刺激和影响下的综合作用。其它民族,如泰国的马来族、菲律宾的摩洛族等亦是如此。另外,本文强调了民族分离问题是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的重大风险,但并非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或恶化全然是民主转型引发的。第二,民主转型在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五国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及恶化过程中大都扮演了负面角色。其内在逻辑主要在于:选举制度的“多数原则”容易形成主体民族控制型民主（Control Democracy）;政党制度的“民族化”容易使政党竞争异化为民族竞争;民主转型带来的自由化使得政治参与无序、混乱,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局面。在上述情况下,一些民族的民主诉求和民族分离的倾向便结合在一起。因为争取民主是为了摆脱强权,当这个强权是一个外来者时,摆脱强权的努力就首先成为摆脱异族控制的努力,在这样的国家,民族分离、争取独立就必然成为民主诉求的第一步。需要说明一点,分离民族不一定是少数民族,还有可能是主体民族。在一些国家,如本文所研究的五国,主体民族除了长久把持议会、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外,对少数民族大都实施的是“同化”和“控制”的政策,因此,在这些国家,主体民族一般倾向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分离问题通常发生在少数民族身上。而另一些多民族国家,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等国,掀起民族分离运动的反而是主体民族,如前苏联的俄罗斯族、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族、克罗地亚族等。这主要是因为原属国的主体民族精英认为其经济利益受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掠夺”,充当了“奶牛”角色,民族利益受损,因此要摆脱少数民族的“汲取”,争取独立。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便利用这种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进行了选举动员,并获得成功。第三,民族分离问题及其引发的冲突、内战、恐怖袭击等是五国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的主要障碍。内战爆发后,激进的泰米尔分离分子和僧伽罗民族主义者都极力破坏中央政府为推动民族和解而进行的宪政改革试验,使政改几乎全部失败,民族和解遥遥无期。马来穆斯林分离问题在泰国民主转型中成为不同政治势力用以政治竞争的手段,不断发生的暴恐事件成为军方干预政治的口实。缅甸的民主转型在民族武装割据下举步维艰。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民族分离问题成为军人独裁政权的重要合法性来源。最后,通过对这五国的案例研究,我们可以将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的关系大体总结如下: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推动民主转型,实行多党竞争制,容易引发或恶化民族分离问题,反过来,民族分离问题会阻碍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可能造成相关国家民主制度的瓦解,导致军事独裁（或其它形式的威权政治）。随后,民主力量与分离力量有时会交织在一起,共同反抗独裁。然而,当再次开启民主转型,恢复多党竞争制时,民族分离问题可能会复发、恶化,对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再次构成威胁,最终造成相关国家民主倒退和民族分离问题恶化的双重困境。因此,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推动民主转型必须要慎重,民主化道路一定要适合本国国情,循序渐进。对于我国来说,在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同时要警惕颜色革命,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并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不只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而且是维护我国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基本保障。
陈永华（Chan Wing Wah）[6]（2017）在《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人移民外地的历史悠久而且漂洋过海无处不到,所谓“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华人移民异地先侨居,後发展为落地生根,与当地非华族主体共存共荣,渐次融入主流社会。他们把中国文化习惯、物质文明带到异地,经历多年累积构建而成当地多元化民族和多元文化的一分子。同时华侨散布各国,进一步把中国文化发展为世界性的中华文化。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历史研究可追朔100年前之清末民初。但由於华侨华人事务、活动繁多,分布的地域国家也非常广泛。於是有着众多可供历史研究的选材下,多数学者的着作是华侨在某国家、某地区生活状况的国别史,或是专科领域的教育、媒体、经济、宗教和社团等,或是专题专案的关於成功企业家、革命家（对中国近代政治而言）、某类物质文明或个别乡族文化。对於海外中华商会或某国家中华商会的专门研究是稀少。发掘海外中华商会的重要性,是近年的事。中国在开放改革後,市场经济重新成为中国经济的另一半。商业活动、商人和商会又在国内蓬勃起来,连带推动对近现代中国商业活动和商人组织的经济、社会功能的研究。对中国的商业、商人、商人组织的活动和历史展开研究,除了在中国近现代史有学术价值外,实际重要意义是帮助中国寻找一条合适自已的经济发展之路。在20世纪末的90年代,着名历史学家章开沅领导团队对中国商会历史作出大规模系统性的研究,继而引发连串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商会研究热潮。进入21世纪,全球急速一体化使中国对世界经济开放的政策加大力度。政府修改了 20世纪90年代的“引进来、走出去”的被动战略转变为21世纪的主动方式“走出去、引进来”。在上世纪末,中国“崛起”的现象已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在未来10年中国对全球的经济影响力再度攀昇是可以预期的。另一个影响中国和印尼的关系而又与印尼中华商会相关的是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中、印两国政府都非常重视与世界华商网络接轨。同时段中国商会学者也发现中国的商会组织随华侨移民海外,并且已经自然发展成为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中华商会网路。他们在中国商会的档案中也发现中国的商会与各地海外中华商会曾经有着长期紧密的关系和通讯。因而在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内着名华侨历史研究大学的支持下对海外中华商会（南洋区）的专门研究。南洋区是中国人最早移民也是最多华侨的地域,其中以印尼为最突出。估计印尼华人人口在1000万以上,是中国以外最大华人族群的居住国,当地华商更是印尼经济的主力。可是至今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是稀少。在众多印尼国别史上,学者往往侧重於教育、经济、宗教等明显社会议题的论述。即使在社团的研究论着中,有关印尼中华商会的内容也是稍有涉及,通常是放在业缘社团中的一栏目,给予小篇讨论。从而忽视了中华商会对中国、印尼关系和印尼华人近今100多年历史的重要贡献。论文是采用“总体式”专题研究的方法。印尼中华商会定义为:由印尼华侨华人在印尼成立的商会,组织成员为华商,商会主要服务对象为华侨华人,并承传着中华文化。总体史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把握和审视是宏觐的,切入是微观的,描述是全方位的,观察包括了“时段性”和“统合长时段”性两种。在研究分析时也可用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具体的说,论文是对印尼中华商会和活跃其中的商人进行研究。透过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看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会三者之间复杂的联系,看印尼中华商会与上述三个政社群体之间的关系,看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论文选择了“中、印关系”作为宏观环境的切入角度,以在过去115年内中、印关系和中华商会的重要事件作为分时段的指标。经过四章的“时段”性分析,清楚显示了印尼中华商会在不同的时段,都对中国近现代史里的中、印关系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时段,她的角色扮演和功能作用虽然不尽相同,但对中、印关系中的三大政社群体,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人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最後,综合各时段的研究结果显示出一个动态式的观察来,它成为评论印尼中华商会对中、印关系的总体作用的基础。在中国、印尼近今115年的历史里,两国的内、外政局急剧变化带动着中、印关系的起伏。生存在中、印两国之间的印尼华侨华人固然是两地关系的重要元素之一。在20世纪前,印尼华侨可以说是中、印关系的始祖。到了清末之後,中国和印尼两地政府才成为中、印关系的主导者。由清末至1958年,当时代表着华侨的总机构-印尼中华总商会承担着重大的时代任命,带领着印尼华族在异国生存,维繋着与中国、印尼两国政府和华侨民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後进行社会主义建国,政府没有使用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里发挥功能。不幸地,在1965年印尼军事强人苏哈托施行邀进的同化华人政策,取缔了所有华人社团包括中华商会在内。从此时计算,印尼中华商会消失了 36年,到苏哈托被推翻下台三年後的2001年才得以复办。在进入21世纪初的15年,印尼中华商会再度在中、印尼关系中发挥她专长的经济功能,成就不少中、印经济贸易合作的成绩,使印尼渡过国家经济重大危机及帮助中、印两国修补过去的历史伤痕,为两国建立全面的战略性夥伴关系出了一分力。总的来说,印尼中华商会在历史的激流里,仍能保持她在中、印关系中的重要位置是靠着他们儒商智慧和坚毅的精神。她使用“三赢”的方程式使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同得益处,其中以经济益处为最基本;并适时地调和这三方面的关系,减少矛盾冲突,加强政治互信,为华侨和中华商会寻求最大的生存空间。在21世纪未来的中、印关系,相信印尼中华商会也会采用这个曾经被长期使用并证实为有效的“三赢”方程式去做出贡献。而且在2015年中、印两国刚宣布了两国的长期经济大战略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经济”,明显展示了双方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有非常强的互补性。以中、印关系现时的良好走势看,印尼中华商会在调谐印尼华人与中、印政府的关系是较为容易。但印尼中华商会的三赢方案并不是必胜的。从四个歴史时段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华商会的作用和“三赢方案”成效与当时“印尼华人国家认同”的争议情度有密切的关系。印尼中华商会的功能作用基本上是经济性质。但在不同时段的中、印内外政治环境形成不同的中、印关系状态时,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会赋予它额外的政治、外交、社会文教等其他重要任务,调教着它在不同时段的角色。印尼中华商会未来的挑战仍然是在“印尼华人的国家认同”争议。2015年7月一批“反华人”的人士组成了“原住民党”,并故意在8月17日印尼国庆日宣布,制造声势。现今世代,世界各国普遍认同国家有责任对国民作出一生的教育、照顾和保护,换取的是国民必须向国家效忠。是一种法理上的承诺。入了外国籍的华人对国家效忠必定是他们的国籍国,是法理上必须要做。如果他们的行为有损国籍国的利益时,必被定为叛国罪行。但在法理以外的感情归属,则各地民族和各人也有不同。人类的情感归属效忠对象可能是出.生国、或是居住国、或是祖籍国,甚至是宗教信仰。但不竟华人问题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敏感问题。中、印关系的三大主角,中、印两国政府和代表印尼华人的重要社圑,必须要合作,共同面对,主动地去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难题。笔者以印尼中华商会为历史研究个案,在论文开始写作之前,并未感到使用“总体史”研究范式的特点和好处。但使用後,意识到它是研究专题个案的很好方法。采用了“总体史式”的方法,能把印尼中华商会的特性和历史角色看得明白,也能总结出印尼中华商会“成功”、“失败”的因素和导致她在近今115年的中、印关系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原因。继而本着“监古知今”学习历史的态度,推论印尼中华总商会在21世纪中、印关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相信此论文不单是一篇对印尼中华商会多面的专题研究,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印经济史、社会史和外交史的一篇辅助参考。
肖熹[7]（2017）在《戛纳电影节的历史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一九三九年至二〇〇一年间的历史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中外文史料的梳理,对戛纳电影节在策展选片、评审组织、奖项设定、形式沿革、重要事件、经典作品、美学倾向和文化策略等方面展开历史性分析。论文根据二十世纪对欧洲以及法国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经济事件,以及戛纳电影节自身发展的重要事实,把戛纳电影节的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在每个时期大量参展、参赛的电影作品和电影现象中,选择出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展开分析与评述。绪论部分先对电影节研究的趋势、方法进行了综述和概括,重点围绕针对戛纳电影节的史料研判、文献类型和研究倾向进行了综合,并通过“艺术界”、“艺术惯例”、“世界电影”等理论构想,把“艺术等级体制”作为研究戛纳电影节历史的核心方法,重点研究不同时期在作品、名人和美学方面的积极倾向与历史特征。第一章通过对一九三九年到一九五八年间历史资料的爬梳,对戛纳电影节的充满对抗性和政治性的起源展开研究,对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八年间戛纳电影节初创时期的展赛形式、选片规则、单元设定、举办时间、硬件建设、奖项设定等重要环节的调整与固定进行了考证,并分析了戛纳电影节早期通过明星效应来引起媒体关注,但扶植《第三人》《花都艳舞》这些边缘类型片和标榜《朱丽小姐》《神秘的毕加索》等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这些文化策略让戛纳电影节完成成长中的蜕变,从初创的电影节向国际化的电影节过度。第二章主要研究一九五九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到一九六八年“五月风暴”之间,重点结合史料,分析戛纳电影节如何通过“新浪潮运动”、“五月风暴”等重大电影史事件,介入欧洲的社会运动,把电影节的评选活动变成制造电影史的历史现场,成为见证电影史上重要的美学、电影运动和政治活动的特定时空。同时,戛纳在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等现代主义电影大师的创作不被承认时,抵制社会偏见和舆论偏见,支持他们的作品在电影节上加冕。第三章研究了从一九六九年“一种关注”单元的创立到一九八一年弗朗索瓦·密特朗赢得法国总统大选,戛纳电影节在选片、策展和评奖方面不断变化,逐渐运用新的竞赛单元和展映单元,把青年导演在性与政治方面具有挑衅性、争议性、探索性的作品呈现出来,在选片方面完成“去政治化”,由法国政府占主导的选片模式改为由电影节形成选片人制度,通过选片人和选片小组邀请优秀的导演和作品,同时也运用“争议政治”的策略进一步提高电影节在全球文化中的影响力,推出了《如果》《感官王国》等具有争议性的经典作品。戛纳在这个时期,通过对科波拉、马丁·斯科塞斯等美国导演的支持,完成了对“新好莱坞”的历史建构。第四章从一九八二年雅克·朗格推行“文化例外”政策到一九九一年的冷战结束,结合个案作品研究了戛纳电影节如何在电影艺术的体系中巩固地位,强化电影作为艺术的地位及其纯粹性,强化电影创作的多元性,与美国商业电影展开对抗。因此除了在选片上更为开放,也强化电影作为表达工具的创作自由,为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基耶斯洛夫斯基等在社会主义国家遭遇政治压迫和文化冷遇的导演提供文化流亡的栖居地,并通过《鸟人》《天堂电影院》等作品表达出观众在冷战后期对新鲜美学风格的呼唤。第五章的历史节点设定在一九九二年“冷战”结束到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之间,戛纳电影节一方面把电影市场建成欧洲最大的电影贸易展会,一方面推行“去西方中心主义”,向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敞开大门,以消除冷战时期的文化对抗心理。这个时期是华语电影通过戛纳电影节在国际电影界迅速崛起的十年,陈凯歌、侯孝贤、王家卫、杨德昌等一大批优秀的华语导演被介绍到西方,以及把阿巴斯等伊朗电影推介到欧洲,同时,戛纳在一九九〇年代开始扶植美国新一代独立电影导演,通过《性、谎言、录像带》《巴顿·芬克》《低俗小说》等影片把美国新独立电影运动推向高潮。通过对史实、作品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论文认为,戛纳电影节通过积极的、策略性的评审和展映活动,已成为世界电影界最为活跃、最为重要的环节,尤其在生产电影经典、缔造导演和明星、培植电影文化等方面发挥着无可取代的作用,然而世界电影史研究中,往往忽视了戛纳国际电影节在电影美学的发生、电影经典的缔造和电影人的流动交往等方面的贡献,戛纳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电影节,在于它在以下三个方面不断努力。首先,不断摆脱起源时携带的政治对抗性和文化外交属性,逐渐实现办展选片的独立性,这激发了戛纳电影节积极主动选择商业合作和媒体合作的发展路线。其次,把新的电影美学和艺术风格推送到观众面前,是戛纳最为坚定的美学策略,尤其对于大众难以理解、无法接受、充满争议的作品与风格,戛纳电影节始终推动这些作品与观众和国际电影界相遇。最后,戛纳电影节不断强化一种文化平等意识,发现和推送文化弱国、电影小国的作品,展示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优秀影片,建构了一个世界电影彼此相遇、相互影响、彼此竞争的文化空间,强化了电影艺术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谢子卿[8]（2016）在《中国礼仪之争和路易十四的法国（1640-1710）：中国天主教史钩沉》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礼仪之争是中国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也是明清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本文以法国为切入点,深度探讨法国在中国礼仪之争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主要有两点:第一,1692年康熙帝解禁天主教后中国天主教传教发展顺利,但为何罗马教廷会在18世纪初决定禁止中国礼仪,这其中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历史叙事尚有重大空缺,因此本文的目标就是完善中国礼仪之争的历史叙事,这其中礼仪之争在法国的发展是关键和重点。第二,通过研究中国礼仪之争和法国的关系,从中西关系史和中法对比的角度重新理解中国天主教传教史,重新审视天主教传入中国对于中国融入早期全球化过程的意义和重要性。本文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展开:1.法国传教士和法国的传教团体参与中国礼仪之争的具体过程。这其中包括:第一位进入中国传教的罗历山神父;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创始人陆方济,他将巴黎外方传教会带入中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士阎当,他是中国礼仪之争的主要当事人;巴黎外方传教会在17世纪末取代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成为中国礼仪的主要反对者;法国耶稣会士李明神父和郭弼恩神父支持中国礼仪,他们的着作在法国接受审查,由此法国成为中国礼仪之争的主战场。2.法国各界介入中国礼仪之争。其中,杨森派反对中国礼仪,他们亦是耶稣会一贯反对者。巴黎大主教诺阿耶、莫城主教波絮埃亦反对中国礼仪,康布雷大主教费讷隆同情耶稣会,反对过激处理礼仪问题。路易十四的忏悔神父拉雪兹神父支持耶稣会,曼特侬夫人亦同样牵涉入内。索邦大学在1700年审查中国礼仪,由此中国礼仪之争在法国和欧洲成为焦点话题,罗马教廷随机决定禁止中国礼仪。由此可知,礼仪之争在法国是中国礼仪之争历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3.耶稣会在解释适应政策的时候,承认中国的历史可能比《圣经》历史久远,承认中国文明可能优于基督教文明,因此不被当时基督教世界的核心价值观所接受,是造成各方反对中国礼仪的一大原因。4.法国教会内部的权力斗争、传教团体间权力斗争、法国和葡萄牙在远东的国家利益冲突等等,都是导致礼仪之争矛盾被激化的重要原因。从中可以看到民族国家的地位上升,传教团体依附国家,而罗马教廷的地位下降。5.通过礼仪之争在法国的研究,可见西学东渐对于中国的影响和汉学西进对法国的影响大相径庭。法国人积极讨论中国礼仪之争,法国汉学也随之起步,并且影响到启蒙运动。而康熙年间,中国教徒中的文人数量锐减,中国人对于西学的兴趣在降低。以中国礼仪之争为切入点,探讨明末清初东西交往对于双方的影响,并且从全球化的角度审视东西方历史发展道路上的不同变数。6.有关中国礼仪之争法语原始文献的翻译,为中国天主教研究提供更多的基础史料。
马方[9]（2015）在《功能主义目的论指导下的政论文翻译策略探究 ——以《开放联邦主义》（节选）汉译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功能翻译理论蓬勃发展。功能翻译理论又叫功能目的论,它的基本内涵是：译文是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标受众而生产的语篇,由此产生三大原则：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代表人物是卡塔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和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本文立足于笔者自发完成的一次翻译实践,以蒙特利尔大学政治学家艾瑞克·蒙贝狄（Eric Montpetit）教授的《开放联邦主义》一书的引言和第一章译文节选为基础,探索以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指导政论文翻译的可行性。本文将按照目的论理论的发展历程展开论述,第一章将从目的论最受争议的译文对原文的忠实问题入手,从忠实的对象、忠实的度等多个侧面呈现翻译目的轮视野下的忠实观的全貌；第二章将在译文对原文忠实的基础上引入目的论的核心主张——目的原则,并结合《开放联邦主义》一书的翻译实践从文本分析和针对目标读者群体所采取的策略两个方面来阐释目的论中的交际目的是如何实现的；第三章将探讨在目的原则指导下篇章段落的连贯性的重要意义以及译者为增强译文连贯性所采取的处理方法。
章家谊[10]（2015）在《基于观念结构分析的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批评语言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一项基于观念结构分析的,关于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的批评语言学研究。母语教育是应用语言学研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语文教科书则是母语教育最重要的媒介。然而,我国目前对语文教科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经验层面,即使是学术层面的研究,也多是在学科教育学框架下开展,很少引起语言学界的关注。语文教科书可以说是人类言语行为的一种,“分析任何言语行为都应当从这一行为的本质入手”（胡范铸）。而要有效地认识语文教科书的本质,就必须理解“语文”的本质。传统语文教育理论一直纠缠于语文的性质问题,其中“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说最为流行。那么,到底如何正确认识语文/母语的性质?如何正确认识语文教育即母语教育的行为本质?母语教育是否只是一个学科的教学行为?甚至只是一个语言知识的教学行为?如果不是,那么,应该如何重构母语教育?我们认为,语言不但是人类最基本的交际工具,更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而语文教科书不仅是语言和文化知识的样本,“不仅仅是‘事实’的‘传输系统’,它还是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斗争及相互妥协等共同作用的结果。”（阿普尔等）；而语文教科书提供的知识类型、呈现的认知水平、构建的意识形态更是对于未来社会人群的一种塑造方案,是“关于未来的一个预言”（阿普尔等）。由此,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在汉语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获得以外,——我们的语文教科书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怎样的知识类型,这一知识类型是否均衡?是否存在缺失?——我们的语文教科书为学习者呈现了一个怎样的认知水平,这—认知水平是否有助于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我们的语文教科书为学习者构建了—个怎样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否一致?——在对于上述一系列问题有效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能否提出一套新的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建议和规则?由此,本文选取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的四种版本的初中阶段语文教科书,以书中所含所有名词为分析比较对象,综合运用依据观念结构理论、批评语言学理论、言语行为理论、教科书政治学理论、预设理论等相关理论,针对上述四版本语文教科书的知识类型、认知水平、意识形态等方面展开论述,从而考察当今的语文教科书的编写是否符合语文教科书的行为本质,并就此对于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原则提出我们的批评和建议。本文共分为七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综述语文教科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并介绍本文研究思路,据此提出在语文教科书研究方面前人未涉及而本文需要讨论的问题。第二章论述语文教科书行为的本质。语文是人的存在方式,因而语文教育的行为本质就是人的存在方式的教育,是人的存在性教育,必然要求语文教育应该让学生知道语言本身的各种可能性,以显示社会生活的各种可能性。因此,语文教科书,作为传达语文教育行为本质理念的载体和主要途径,其行为本质和本质功能必然是提供语言本身的各种可能性,以显示社会生活的各种可能性。本章还介绍了本文选取的分析对象——四版本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的原因和其所含全部名词概貌。第三章——第五章以四版本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中的所有名词为对象,进行语文教科书的知识类型分析、认知水平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其中,第三章是语文教科书知识类型分析。基于“现行大学学科分类基本合理有效”和“母语既构成学习人类全部知识的必须,也开启学习人类全部知识的可能”的假设,通过对于语文教科书名词所反映的观念和观念结构与大学现行学科分类的对比,努力客观描写初中语文教科书知识类型结构。并进而对各种版本教科书的知识类型分析比较,得出四版本初中语文教科书虽然总体上均具有比较完整的大的知识类型框架,但是深入到具体的知识类型却可以发现,其中依然存在观念结构之间不均衡、知识类型缺失等问题。第四章是语文教科书认知水平分析。语文教科书认知水平分析可以从很多角度加以研究,本文主要讨论“认知强化功能”、“深度思维功能”及“多元思维观功能”。通过分析比较,认为初中语文教科书存在认知强化功能弱化、深度思维能力弱化、多元思维观能力弱化的问题,并提出其主要原因源于语文教科书编写存在的最大弊病——“角色预设偏误”。第五章是语文教科书意识形态分析。在回顾教科书意识形态研究的现状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指出最能体现语文教科书意识形态的名词还是与人有关的名词,因此本文通过对四版本所含的人物类名词本身属性隐涵的意识形态的分析来考察初中语文教科书的意识形态倾向,揭示了教科书存在的“意识形态简单化”、“意识形态刻板化”的问题。第六章是教科书“叙说”（编写）行为的规则分析。结合对四版本初中语文教科书所含全部名词的分析结论,提出针对四版本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建议。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语文教科书编写言语行为”的“构成性规则”和“策略性规则”。第七章为结语,总结全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以及后续的研究展望。总之,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为中国语文教科书的分析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为语文教科书的编写提供切实的意见,为语文教科书的语言学视角研究作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二、克雷蒂安总理的心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克雷蒂安总理的心愿（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现代漆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 第二节 现代漆画研究问题的提出及其理论梳理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研究的相关说明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
| 第五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内容与结构框架 |
| 第一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源流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传统漆绘 |
| 一 中国古代漆艺术的历史源流 |
| 二 中国古代漆艺术的工艺传承 |
| 三、中国古代漆艺术的文化发展脉络与缺失 |
| 四、中国古代漆绘的发展沿革 |
| 第二节 东亚古代漆绘的源流 |
| 一、汉四郡时代的朝鲜半岛漆艺术 |
| 二 鉴真东渡与日本古代漆艺术的“师法中华” |
| 三 南洋漆艺术的“副中心” |
| 四 琉球与台湾的古代漆艺术 |
| 第三节 欧洲近现代漆艺术的崛起 |
| 一 十三世纪始始中欧漆艺交流简述 |
| 二 欧洲新艺术运动与1900 年巴黎博览会 |
| 三 欧洲装饰艺术运动与漆画代表人物 |
| 四 近现代欧洲化学漆及其工艺价值与影响 |
| 第二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产生 |
| 第一节 日本江户时代的漆艺术与明代“倭漆”的兴起 |
| 一 飞鸟时代的漆艺术觉醒与镰仓时代漆艺术的成熟 |
| 二 江户时代漆艺术的崛起 |
| 三 中国明代漆艺术的退步 |
| 四 福州沈家脱胎与薄料工艺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漆画的“洋血统” |
| 一 密陀绘工艺 |
| 二 螺钿镶嵌工艺的历史传承 |
| 三 明清时期漆器的“和风”盛行 |
| 四 近现代欧洲漆艺崛起的影响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三位奠基人 |
| 一 雷圭元:“代用品”与新观念的首倡者 |
| 二 沈福文:西洋绘画与古代漆绘的合成者 |
| 三 李之卿:古代漆艺现代化的推陈出新者 |
| 第三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发展 |
| 第一节 越南磨漆画的影响 |
| 一 越南磨漆画的源起 |
| 二 抗法抗美战争中的越南漆画家 |
| 三 越南磨漆画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系列美展的影响 |
| 四 五十年代末越南磨漆画对中国美术界引起的轰动 |
| 第二节 艺术魅力、时局影响与体制因素 |
| 一 由“漆绘”到“漆画”、由“手艺人”到“画家” |
| 二 20 世纪新材料、新技法和新工艺的突破 |
| 三 “美展体制”与政府主管部门的鼓励、扶植 |
| 四 现代绘事与古代工艺的契合点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发展时期的人和事 |
| 一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漆画创作群体 |
| 二 领军人物乔十光 |
| 三 院校与企业的合作价值 |
| 四 20 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漆画展事活动 |
| 第四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繁荣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漆画发展现状 |
| 一 全国院校现代漆画教育现状评估 |
| 二 代表人物与代表作品 |
| 三 漆艺企业总体没落与工作坊的兴起 |
| 四 “院体派”的艺术高度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漆画得失谈 |
| 一 “美展体制”退潮的巨大影响 |
| 二 画廊的市场主导作用 |
| 三 东西洋漆艺术的启示 |
| 四 漆画家的“内修”与“外功”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的评估与前瞻 |
| 一 不可遏止的潮流:新材料、新工艺、新形式 |
| 二 传统绘事技法的保留与革新 |
| 三 漆艺术在艺术表现体系中的生存与定位 |
| 四 坚守“以漆画世”的宗旨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公开发表的成果 |
| 致谢 |
（2）亨利四世与法兰西民族国家的早期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综述 |
| 三、论文思路 |
| 四、创新之处与难点重点 |
| 五、外文文献基础 |
| 第一章 分裂期的亨利与法国(1553-1589) |
| 第一节 亨利的人生使命 |
| 一、与生俱来的矛盾 |
| 二、信仰与亲情双重矛盾 |
| 三、矛盾培养与王权的落败 |
| 第二节 君臣对峙 |
| 一、王权的反击 |
| 二、亨利等新一代封建势力 |
| 第三节 亨利人生使命的协调与统一 |
| 一、协调多重使命 |
| 二、继承权与王权双重危机 |
| 三、认同扞卫新身份 |
| 小结 |
| 第二章 回归统一的起步(1589-1594) |
| 第一节 临危继位 |
| 第二节 皈依天主教 |
| 一、天主教与法兰西王权的关系 |
| 二、树立自身威信的努力 |
| 三、法兰西民族意识的发展 |
| 第三节 新“笃信王”的诞生及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初步统一王国的实现(1594-1599) |
| 第一节 赢得政治中心巴黎 |
| 第二节 结束与天主教反对势力的战争 |
| 第三节 颁布南特敕令 |
| 一、背景 |
| 二、敕令主要内容 |
| 三、登记过程与原因 |
| 四、历史意义 |
| 小结 |
| 第四章 王国内在统一的推进(1599-1610) |
| 第一节 权力集中的必要性与已有成就 |
| 第二节 监管城市以集中行政权 |
| 一、多渠道的宏观管理 |
| 二、要求重要城市的领导选定权 |
| 三、强调城市特权授予权与保护权 |
| 四、掌握南特敕令登记与执行决定权 |
| 五、建设城市 |
| 第三节 重用苏利以集中财政立法权 |
| 一、两方面间的关系 |
| 二、新财政立法主体的生成发展 |
| 三、财政成就 |
| 四、权威的主要表现 |
| 第四节 平息显贵阴谋叛乱以强化集中司法审判权 |
| 一、处死比龙公爵 |
| 二、降服布永公爵 |
| 三、成功的共性因素 |
| 小结 |
| 第五章 亨利四世的历史遗产 |
| 第一节 具有权力集中管理体系的法兰西国家 |
| 第二节 新法兰西民族共同体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国民身份的建构 ——新加坡博物馆的发展历史1965-201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缘起、内容和意义 |
| 1.2. 现有研究梳理 |
| 1.3. 研究方法、概念和范围的界定 |
| 第二章 新加坡博物馆的“前史”:1887-1965 |
| 2.1. 国家博物馆前身-–莱佛士博物馆(1887-1965) |
| 2.2. 莱佛士博物馆的身份信息:“殖民地臣民(colonial subject)” |
| 2.3. 殖民地身份的影响和讨论 |
| 第三章“新加坡人”身份:1965-1993 |
| 3.1. 建国初期国家博物馆的定位探索 |
| 3.2. “新加坡历史”展览:新身份的视觉呈现 |
| 3.3. 开幕系列展中的“新加坡人”身份 |
| 3.4. “海峡华人”展厅:新加坡人身份vs.华人身份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亚洲身份(1993–2015) |
| 4.1. “亚洲价值观”背后的“亚洲身份” |
| 4.2. 博物馆体系的开创与亚洲身份 |
| 4.3. 亚洲文明博物馆:相隔15年的两个开幕展 |
| 4.4. 土生文化馆馆址的符号意义:道南学校 |
| 4.5. 土生文化馆的身份象征:种族和文化的“混杂”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世界都市(Global City)”身份(2015--) |
| 5.1. “世界都市(Global City)”叙事和身份建构 |
| 5.1.1. “世界都市”的国家定位和文化政策 |
| 5.1.2. “世界都市”的身份意识 |
| 5.2. 国家美术馆的外在身份:建筑、历史和规划 |
| 5.3. 国家美术馆开幕系列大展:三重身份的世界属性 |
| 5.3.1. 本土身份:新加坡艺术史展“你叫什么名字?” |
| 5.3.2. 独立的本地华人身份:蔡逸溪vs.吴冠中 |
| 5.3.3. 东南亚身份:“东南亚艺术”展的寓意与困境 |
| 5.3.4. “世界都市”的艺术中心:“艺术家与帝国”展览 |
| 5.4. 美术馆的“世界都市”身份:寓意与融合 |
| 5.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4）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 第五节 论文框架与写作思路 |
| 第二章 老耶稣会的本地化:1840 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与消亡 |
| 第一节 明末来华耶稣会与中国会士的初现(1580—1644) |
| 一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与早期中国辅理修士 |
| 二 明末来华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的主要考量 |
| 第二节 清初来华耶稣会与中国会士的发展(1644—1724) |
| 一 顺治朝传教环境对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的影响 |
| 二 康熙朝传教环境的变化与中国耶稣会神父的出现 |
| 第三节 “百年禁教”时期的中国耶稣会士(1724—1840) |
| 一 雍乾禁教时期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举措的变化 |
| 二 耶稣会被“取缔”后的中国耶稣会士群体 |
| 三 “禁教”时期江南地区的中国神职群体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作为“西教士”与中国基督徒之间的中介 |
| 二 作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中介 |
| 三 作为西方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中介 |
| 第三章 新耶稣会的本地化: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再现与发展 |
| 第一节 “教权”冲突与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形成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二 准备阶段:1850 年徐汇公学的设立与课程设置 |
| 三 形成阶段:1862 年耶稣会初学院的建立 |
| 第二节 “教务“增长与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发展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阶段性量化分析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内部结构 |
| 第三节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代际谱系与社会定位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代际谱系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社会定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中西宗教与世俗教育的融合塑造 |
| 二 西方天主教会与本地社会的结合产物 |
| 第四章 “华人为教士者”: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 |
| 第一节 “调和民教”: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教案”治理 |
| 一 “民教冲突”: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教案”发生 |
| 二 “调和民教”:中国耶稣会士的“教案”观——以李问渔为例 |
| 三 “民教相安”:中国耶稣会士与“教案”的解决 |
| 第二节 “华文圣经”:中国耶稣会士与《圣经》翻译 |
| 一 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与《圣经》翻译 |
| 二 近代天主教《圣经》翻译的时代特色 |
| 三 中国耶稣会士《圣经》翻译作品概况 |
| 第三节 “耶儒释老”:中国耶稣会士的宗教对话(护教)着述 |
| 一 中国耶稣会士宗教对话着述概况 |
| 二 “专辟佛老”:黄伯禄宗教对话着述研究 |
| 三 “护教斗士”:李问渔宗教对话着述研究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缓和中西冲突与构建新型政教关系 |
| 二 《圣经》汉译与西方天主教信仰的本地化 |
| 三 从基督宗教间冲突到宗教学研究的雏形 |
| 第五章 “学贯夫中西者”: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 |
| 第一节 “泰西之学”:中国耶稣会士与晚清“西学东渐” |
| 一 李问渔的西学译介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地理学着作 |
| 三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西学东渐”活动之影响 |
| 第二节 “淹贯中西”:中国耶稣会士与晚清“东学西传”——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庄延龄的学术交往 |
| 一 英国汉学家庄延龄与黄伯禄的书信来往 |
| 二 庄延龄中国宗教研究着作与黄伯禄 |
| 三 黄伯禄及其他中国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着作之价值 |
| 第三节 “光前启后”:中国耶稣会士的本地教会史研究 |
| 一 中国耶稣会士对徐光启历史的整理 |
| 二 中国耶稣会士对许甘第大(Candida Hiu)历史的整理 |
| 三 中国耶稣会士整理本地教会史的本地化意义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多重身份 |
| 二 中国天主教徒的自我身份辨识 |
| 第六章 结语:本地化视域下的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 |
| 第一节 本地化视域下反观晚清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 |
| 一 国际性与本地性的统一及差异 |
| 二 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双重结合 |
| 三 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群体本质 |
| 四 历史性与延续性的宗教阶层 |
| 第二节 文化认同:理解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历史主体性地位的关键 |
| 一 在晚清历史语境中缓和天主教信仰价值与中国社会的冲突 |
| 二 塑造天主教信仰符号与中国传统文化表达方式的结合 |
| 三 影响该群体宗教实践和社会生活的文化认同之来源 |
| 表格索引 |
| 图片索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成果 |
| 致谢 |
（5）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现状 |
| 五、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理论框架与变量关系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民主与民主转型 |
| 二、民族与民族分离 |
| 第二节 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概念、理论与参数 |
| 一、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概念 |
| 二、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理论建构 |
| 第三节 民主转型引发民族分离:耦合关系分析 |
| 一、“多数制民主”异化为主体民族控制型民主 |
| 二、多党竞争异化为民族竞争 |
| 三、自由化带来中央政府权威的衰落甚至权力真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斯里兰卡:两族对峙与宪政改革 |
| 第一节 斯里兰卡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斯里兰卡的民族结构 |
| 二、斯里兰卡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构建及其历史上的僧泰关系 |
| 第二节 议会民主制在斯里兰卡的建立及其特点 |
| 一、科尔布鲁克—卡梅伦改革:民族代表制的形成 |
| 二、威廉·曼宁改革:民族政党制的萌芽 |
| 三、多诺莫尔改革:引入普选制 |
| 四、索尔伯里改革:多党竞争制的确立 |
| 第三节 议会民主制的瓦解与泰米尔分离主义运动的爆发 |
| 一、1948-1972年:僧伽罗人控制型民主的确立 |
| 二、1972-1983年:从议会民主制到总统议会制 |
| 第四节 内战中的分权改革试验:民族和解的钥匙? |
| 一、1983-1987年:印斯和平协议与宪法第十三修正案 |
| 二、1995-2000年:新宪法草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泰国:两族对峙与民主转型 |
| 第一节 泰国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泰国的民族结构 |
| 二、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历史上的泰马关系 |
| 第二节 泰国的第一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
| 一、议会民主制的艰难前行与马来穆斯林分离问题的产生(1932—1957) |
| 二、“泰式民主”与马来穆斯林的武装分离运动(1957——1973) |
| 第三节 泰国的第二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
| 一、多党议会制的短暂回归与马来穆斯林的有限政治参与(1973——1976) |
| 二、军方主导下的半民主制与马来穆斯林分离运动的沉寂(1976——1992) |
| 第四节 泰国的第三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
| 一、第三次民主转型初期(1992——2001):民主乱局与马来民族分离问题的复燃 |
| 二、第三次民主转型中期(2001——2006):他信强势政府与马来穆斯林问题的恶化 |
| 三、第三次民主转型后期(2006——至今):阶级冲突与民族分离的双重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菲律宾:两族对峙与民主转型 |
| 第一节 菲律宾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菲律宾的民族结构 |
| 二、菲律宾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南北关系 |
| 第二节 美式民主的构建与摩洛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爆发 |
| 一、美式民主的构建及其特点 |
| 二、摩洛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爆发与美式民主体制的瓦解 |
| 第三节 马科斯军事独裁统治时期的民族分离运动与民主运动 |
| 一、马科斯政府为维护合法性实行的土地改革和民族和谈政策 |
| 二、摩洛民族解放阵线的分裂和民主运动的高涨 |
| 第四节 美式民主制的恢复与民族和解的推进 |
| 一、阿基诺夫人政府时期的宪政改革与民族和解(1986——1992) |
| 二、拉莫斯政府时期的民族和解与摩洛分离运动的新动向(1992——1998) |
| 三、从埃斯特拉达到阿罗约政府时期摩洛分离问题的进展(1998-2010) |
| 四、阿基诺三世政府时期的菲南和平进程(2010——2016)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缅甸:多族对峙与民主转型 |
| 第一节 缅甸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缅甸的民族结构 |
| 二、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聚居型多民族结构的形成 |
| 第二节 缅甸议会民主制的建立与民族分离运动的兴起 |
| 一、缅甸议会民主制的建立过程与特点 |
| 二、民族冲突和民族分离运动的兴起 |
| 三、吴努政府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分离运动的扩大 |
| 四、议会民主制的瓦解与军政府的上台 |
| 第三节 军政府执政下的民族冲突和民主运动 |
| 一、奈温军政府时期的民族政策与政治改革 |
| 二、民族冲突的扩大和民主运动的兴起 |
| 三、民主运动的高涨与奈温军政府的垮台 |
| 第四节 1988年以来缅甸的民主转型与民族和解 |
| 一、新军政府执政下的第一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和解努力(1988——2003) |
| 二、新军政府执政下的第二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和解努力(2003——2011) |
| 三、吴登盛政府主导的第三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和解努力(2011——2015)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印度尼西亚:多族对峙与民主转型 |
| 第一节 印度尼西亚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印度尼西亚的民族结构 |
| 二、印度尼西亚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构建 |
| 第二节 议会民主制在印尼的建立与失败 |
| 一、议会民主制在印尼的建立过程及其特点 |
| 二、民族地方叛乱与印尼议会民主制的失败 |
| 第三节 从“有领导的民主”到“新秩序”:军事独裁统治的确立与民族分离运动的兴起 |
| 一、苏加诺“有领导的民主”体制时期(1957——1965) |
| 二、苏哈托“新秩序”军事独裁统治时期(1965——1998) |
| 第四节 民主转型时期的宪政改革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
| 一、苏哈托新秩序体制的崩溃与民族冲突及分离运动的高涨 |
| 二、以分权为核心的宪政改革 |
| 三、分权:能否有效遏制民族分离主义?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绿起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海外华侨华人研究 |
| (二) 中国商会研究。 |
| (三) 海外中华商会研究 |
| (四) 研究状况的结论 |
|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四、研究内容与框架 |
| 第一章 二战结束前的中、印(尼)关系与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两地的内、外政治环境(1900-1945) |
| 一、中国的内政、外交 |
| 二、荷兰及其印尼殖民政府的政治环境 |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前的中、印(荷政府)关系(1900-1945) |
| 一、中国的印尼政策 |
| 二、印荷政府对华人政策的改变 |
| 三、中国、印荷政府在印华事务上的角力 |
| 四、中国、印荷政府关系的改善 |
| 五、印尼华侨社会状况 |
| 第三节 印尼中华商会的孕育与诞生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的孕育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成立 |
| 第四节 中国、印荷政府合作下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管理 |
| 二、荷属东印度中华商会联合会的成立 |
| 第五节 印尼中华商会二战前的发展及其功能作用 |
| 一、中国政府在印尼的华侨事务机构 |
| 二、印尼华侨的“市民社会”管治核心 |
| 三、印荷政府的辅助管治工具 |
| 四、华侨”认同中国”的重要推动者 |
| 第六节 印尼中华商会的抗日运动与在日治时期所受的迫害 |
| 第七节 对抗的中、印(荷政府)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二章 二战结束後中、印(尼)关系及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政治环境(1945-1965) |
| 一、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
| 二、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
| 三、印尼的独立战争和“指导民主”时代 |
| 四、印尼的外在环境 |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後的中、印(尼)关系(1945至1965)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印尼外交与侨务管理 |
| 二、新中国的印尼外交与侨务管理(1949-1965) |
| 三、印尼开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
| 四、印尼华侨社会的急剧变化 |
| 第三节、二战结束後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取代印尼中华会馆的印尼中华总会 |
| 二、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与新办的中华总会的关系 |
| 三、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的成立宗旨、组织、活动、人事布局 |
| 四、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的关键人物分析 |
| 第四节、印尼各地区中华商会重光後的复办 |
| 第五节、印尼中华商会的衰落与分裂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的衰落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分裂 |
| 第六节、印尼中华商会被查封与历史中断 |
| 一、印尼中华商会被查封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历史中断 |
| 第七节、复杂多变的中、印关系中的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角度 |
| 二、印尼华侨社会的角度 |
| 三、印尼政府、印荷政府、印尼民众的角度 |
| 四、新中国政府的角度 |
| 五、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的整体作用 |
| 第三章 世纪之交的中、印关系与印尼中华商会再次复办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政治环境(1992-2004) |
| 一、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
| 二、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
| 三、印尼的国内政治环境 |
| 四、印尼的国外政治环境 |
| 第二节 世纪之交的中、印(尼)关系(1992-2004) |
| 一、中国的印尼外交 |
| 二、印尼的中国外交及华人政策 |
| 三、印尼华人社会的正向转变 |
| 第三节 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土壤和经过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政治土壤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经过 |
| 第四节、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早期活动与初步成绩 |
| 第五节、印尼中华总商会的重要领导人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总主席陈大江 |
| 二、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执行主席杨克林 |
| 三、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常务副总主席张锦雄 |
| 第六节 风雨同舟的中、印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四章 21世纪初中、印关系与印尼中华总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在政治政环境(2004-2015) |
| 一、中国的大国兴起和新的对外经济策略 |
| 二、印尼的快速经济增长与打造海洋大国经济 |
| 第二节 21世纪初中、印关系(2004-2015) |
| 一、战略夥伴关系 |
| 二、全面战略夥伴关系 |
| 第三节 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与中、印关系 |
| 一、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与世界华商大会的成立 |
| 二、世界华商大会与中国经济发展 |
| 三、世界华商对印尼经济发展的影响 |
| 第四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的革新扩展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的变革更新 |
| 二、领导印尼中华总商会改革的重要人物 |
| 第五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与世界华商大会的接轨 |
| 第六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政、商、社关系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活动分析 |
| 二、印尼中华总商会与其他华人社团的关系 |
| 第七节 战略性伙伴的中、印关系中的印尼中华总商会 |
| 一、21世纪初中、印经贸成绩 |
| 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大国经济建设” |
| 三、世界华商大会扩展对中、印关系的帮助 |
| 四、印尼中华总商会在中、印战略性伙伴关系的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目录 |
| 附录 |
| 论文後记 |
（7）戛纳电影节的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电影节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一、戛纳电影节的地位与影响 |
| 二、戛纳电影节的研究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五个研究方向 |
| 二、三种研究立场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与理论预设 |
| 一、戛纳的历史与文化战略 |
| 二、戛纳电影节是文化生产机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 |
| 一、生产自身 |
| 二、生产经典作品 |
| 三、生产名人与明星 |
| 四、生产艺术等级 |
| 第一章 戛纳电影节的缘起与形塑（一九三九—一九五八） |
| 第一节 戛纳的缘起与自我塑造 |
| 一、戛纳的缘起：与威尼斯对抗 |
| 二、戛纳的初创与形成：组织、评选与仪式 |
| 三、冷战中的电影、外交与政治 |
| 第二节 边缘类型片的舞台 |
| 一、《第三人》 |
| 二、《花都艳舞》与《四海一家》 |
| 三、《恐惧的代价》 |
| 第三节 名人与明星的传奇场域 |
| 一、孤傲艺术家：让·谷克多 |
| 二、失落的明珠：大卫·里恩 |
| 三、新现实主义领袖：德·西卡 |
| 四、印度电影灵魂：萨蒂亚吉特·雷伊 |
| 五、明星神话：褒曼与格蕾丝·凯丽 |
| 第四节 现代主义的转折 |
| 一、黑色电影的加冕 |
| 二、现代主义美学的发端 |
| 第二章 电影史的现场（一九五九—一九六八） |
| 第一节 见证电影史的现场 |
| 一、参赛片与市场的扩大 |
| 二、狂欢派对与评委升级 |
| 三、第三世界的大门 |
| 四、组委会制的确立 |
| 五、商业宣传的阵地 |
| 第二节 新浪潮的兴起 |
| 一、从《广岛之恋》到《四百击》 |
| 二、瓦尔达与德米 |
| 三、回归本真的《男欢女爱》 |
| 第三节“五月风暴”的电影史现场 |
| 第四节 现代电影的舞台 |
| 一、现代生活观念的兴起 |
| 二、现代美学风格的彰显 |
| 第五节 作者论视野下的风格家 |
| 一、类型改良家奥托·普雷明格 |
| 二、风格大师小林正树 |
| 三、《饥饿》与《洞》 |
| 第三章 议题政治的年代（一九六九—一九八一） |
| 第一节 多板块化与再政治化 |
| 一、“导演双周”与多元板块的形成 |
| 二、一九七二年的转折 |
| 三、弗朗索瓦·萨冈事件 |
| 第二节 新好莱坞的推手 |
| 一、戛纳的宠儿科波拉 |
| 二、罗伯特·奥特曼的《陆军野战医院》 |
| 三、沙茨伯格的《稻草人》 |
| 第三节 政治介入主义 |
| 一、黑名单上的人 |
| 二、政治争议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 |
| 三、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与戛纳 |
| 第四节 宗教批判与天主教奖 |
| 一、戛纳的宗教问题 |
| 二、《如果》对教会寄宿学校的批判 |
| 三、天主教人道精神奖 |
| 第五节 性禁忌的边界 |
| 第四章 文化例外的博弈（一九八二—一九九一） |
| 第一节“文化例外”与戛纳 |
| 一、电影节升级 |
| 二、周年纪念奖和一种关注单元 |
| 三、从戴安娜王妃到麦当娜 |
| 四、美法的文化博弈 |
| 五、冷战的结束与戛纳 |
| 第二节 流亡者的圣地 |
| 一、塔可夫斯基与戛纳 |
| 二、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追问 |
| 第三节 平均主义的噩梦 |
| 一、一片多奖 |
| 二、双黄蛋 |
| 三、双金棕榈 |
| 第四节 法国电影的舞台 |
| 一、新浪潮在继续 |
| 第五章 东方电影的崛起（一九九二—二〇〇一） |
| 第一节 推陈出新的全球化电影舞台 |
| 一、金棕榈中的金棕榈 |
| 二、新旧更替与全球视野 |
| 三、争议中的法国新电影 |
| 第二节 华语电影的崛起 |
| 一、华语电影与戛纳电影节的早期交往 |
| 二、“第五代”的登场 |
| 三、侯孝贤与李安：两种命运 |
| 四、杨德昌的《一一》 |
| 五、《鬼子来了》一鸣惊人 |
| 第三节 美国独立电影的博兴 |
| 一、“天才”索德伯格与《性、谎言、录像带》 |
| 二、“鬼才”塔伦蒂诺与《低俗小说》 |
| 三、“怪才”特里·吉列姆与《恐惧拉斯维加斯》 |
| 第四节 戛纳的性别政治 |
| 一、简·坎皮恩与女导演加冕 |
| 二、阿莫多瓦的女性形象 |
| 第五节 后冷战时期的加冕 |
| 一、乌托邦绘图员：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
| 二、希腊历史的沉思者安哲罗普洛斯 |
| 第六节 阿巴斯与伊朗电影的发现 |
| 结论 欧洲电影节体系的作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 |
（8）中国礼仪之争和路易十四的法国（1640-1710）：中国天主教史钩沉（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中国礼仪之争历史的基本线索 |
| 1.2 近年来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研究的文献综述 |
| 1.3 中国礼仪之争研究中的困境和问题意识 |
| 1.4 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介入中国礼仪之争的历史背景 |
| 1.5 研究中国礼仪之争和法国关系的意义 |
| 1.6 法文原始文献的初步探索 |
| 第2章 中国礼仪问题初入法国 |
| 2.1 中国礼仪问题初入法国 |
| 2.1.1 17 世纪初法国人对于中国和中国宗教的认识 |
| 2.1.2 第一位入华法国传教士耶稣会士罗历山神父 |
| 2.2 杨森主义和中国礼仪问题 |
| 2.2.1 帕斯卡反对中国礼仪 |
| 2.2.2 阿诺德反对中国礼仪 |
| 2.2.3 耶稣会在法国的“道德败坏”和在华传教适应政策的联系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17 世纪下半叶法国传教士入华 |
| 3.1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成立和入华始末 |
| 3.1.1 罗历山神父、教廷传信部以及远东的宗座代牧制 |
| 3.1.2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成立 |
| 3.1.3 陆方济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远东之行 |
| 3.1.4 陆方济的第三次远东之行和入华始末 |
| 3.2 巴黎外方传教会和葡萄牙保教权的争斗 |
| 3.2.1 巴黎外方传教会帮助法国进行海外扩张 |
| 3.2.2 远东传教士向宗座代牧宣誓的问题 |
| 3.3 17 世纪法国耶稣会士入华 |
| 3.3.1 17 世纪末法国耶稣会士入华过程 |
| 3.3.2 葡萄牙耶稣会士和法国耶稣会的内讧 |
| 3.3.3 法国耶稣会士和巴黎外方传教会在暹罗的合作与冲突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巴黎外方传教会和法国耶稣会士将中国礼仪问题带入法国 |
| 4.1 巴黎外方传教会和中国礼仪问题 |
| 4.1.1 巴黎外方传教会初入中国的困境 |
| 4.1.2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福建宗座代牧阎当代牧主教发布《阎当训令》 |
| 4.1.3 巴黎外方传教会全力支持阎当向罗马教廷申诉中国礼仪问题 |
| 4.2 十七世纪末法国耶稣会士将中国礼仪问题带入法国 |
| 4.2.1 17 世纪末中国和中国礼仪问题在法国的传播 |
| 4.2.2 柏应理神父《中国哲学家孔子》和礼仪问题在法国的转向 |
| 4.2.3 李明神父《中国近事报道》和郭弼恩神父《1692 年康熙宽容天主教传教诏令史》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礼仪问题在1700年的法国达到最高潮 |
| 5.1 十七世纪末法国耶稣会在中国礼仪问题上的支持者 |
| 5.1.1 1700 年法国耶稣会士在宫廷的地位和拉雪兹神父对礼仪问题的态度 |
| 5.1.2 费讷隆和耶稣会的亲密关系 |
| 5.1.3 费讷隆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 |
| 5.2 十七世纪末法国耶稣会在中国礼仪问题上的反对者 |
| 5.2.1 曼特侬夫人反对中国礼仪 |
| 5.2.2 巴黎大主教诺阿耶反对中国礼仪 |
| 5.2.3 莫城主教波絮埃反对中国礼仪的观点和现实因素 |
| 5.2.4 巴黎外方传教会向罗马教廷申诉中国礼仪问题的过程 |
| 5.3 中国礼仪问题在1700年的法国被谴责 |
| 5.3.1 波絮埃等人1700年全国教士大会上提出中国礼仪问题 |
| 5.3.2 波絮埃等人试图让巴黎大学神学院审查中国礼仪问题 |
| 5.3.3 巴黎大学神学院审查中国礼仪问题过程的三个问题 |
| 5.3.4 巴黎大学神学院审查中国礼仪问题的辩论要点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尾声：中国礼仪问题传回中国 |
| 6.1 1704 年罗马教廷禁止中国礼仪的过程 |
| 6.2 多罗出使中国失败的经过 |
| 第7章 结论 |
| 7.1 法国在中国礼仪之争历史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
| 7.2 中国礼仪问题争论的三个层面 |
| 7.3 从中国礼仪之争和法国的关系看待明清之际东西方不同的发展方向 |
| 中国礼仪之争文献（一）：《阎当主教训令》 |
| 译者按 |
| 阎当阁下的训令，索邦大学博士，中国福建省宗座代牧 |
| 提交至圣职业部的问题集 由教宗英诺森十二世确定训令中所有条款 |
| 中国礼仪之争文献（二）：阎当主教1699年 1 月11日致信夏尔莫的信 |
| 译者按 |
| 致读者 |
| 阎当主教1699年1月11日致信夏尔莫的信 1700年4月抵达巴黎 此信揭示李明神父关于中国古代宗教观之谬论 |
| 中国礼仪之争文献（三）：法国耶稣会士郭弼恩神父《1692 年康熙宽容天主教传教诏令史》译文 |
| 译者按 |
| 上卷 |
| 下卷 |
| 中国礼仪之争文献（四）《一位索邦大学博士的日记》（节译） |
| 译者按 |
| 编者M.A.Gazier导读（节选） |
| 1700 年日记 |
| 中国礼仪之争文献（五）：《维基百科法文条目：杨森主义（Jansénisme）》 |
| 译者按 |
| 1.杨森主义的定义问题 |
| 2.杨森主义的起源 |
| 2.1 特兰托会议中的圣宠问题 |
| 2.2 法国的奥古斯丁主义：圣西昂和阿诺德家族（Les Arnauld） |
| 3.在法国发生关于《奥古斯丁》的论战 |
| 4.五个命题 |
| 5.杨森派和莫利纳派的论战 |
| 6.帕斯卡与外乡人运动 |
| 7.杨森派在政治上的对立 |
| 8.教会大和解时期 |
| 9.大和解时期结束后的新迫害 |
| 10.《论上帝独子》和大申诉时期 |
| 11.杨森运动的普及 |
| 12.高等法院中的杨森派 |
| 12.1 杨森派和高等法院的联合 |
| 12.2 18 世纪高等法院暴动中杨森派的因素 |
| 13.杨森主义和法国大革命 |
| 13.1 杨森派在《教会公民组织法》中扮演的角色 |
| 13.2 杨森派被明显夸大的历史角色 |
| 14.法国之外的杨森派 |
| 14.1 鲁汶 |
| 14.2 荷兰 |
| 14.3 意大利 |
| 15. 19 世纪的杨森主义？ |
| 主要人物事件编年表 |
| 参考文献 |
| 一.外文档案和报刊索引 |
| 二. 外文原始文献和研究专着 |
| 三.古籍和原始文献 |
| 四.中文译着、中文研究专着以及学位论文 |
| 五.中文期刊、集刊以及论文集论文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功能主义目的论指导下的政论文翻译策略探究 ——以《开放联邦主义》（节选）汉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法文摘要 |
| 引言 |
| 第一章 目的论视野下译文的忠实问题 |
| 1.1 绝对忠实之不可能 |
| 1.2 忠实于含义 |
| 1.3 译者的协调作用 |
| 第二章 目的原则指导下的翻译策略 |
| 2.1 文本类型决定翻译方法 |
| 2.1.1 体裁特点与翻译方法 |
| 2.1.2 语言风格与翻译风格 |
| 2.2 交际目的决定翻译方法：以接受者为导向 |
| 2.2.1 特殊文化语境 |
| 2.2.2 读者的接受习惯 |
| 第三章 语内连贯原则指导下的翻译策略 |
| 3.1 行文的流畅(cohesion) |
| 3.1.1 句子结构的优化 |
| 3.1.2 省略法 |
| 3.2 语义的连贯(coherence) |
| 3.2.1 上下文呼应 |
| 3.2.2 信息的补充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开放联邦主义》节译及原文 |
（10）基于观念结构分析的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批评语言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语文教科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
| 一、教材与教科书概念的界定 |
| 二、语文教科书研究的现状 |
| 三、语文教科书研究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理论假设、理论背景、基本架构 |
| 一、本文的理论假设 |
| 二、本文的理论背景 |
| 三、本文的基本架构 |
| 第四节 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研究语料来源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语料来源 |
| 第二章 语文教科书功能定位分析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语文”的重构与语文教育的行为本质 |
| 一、“语文”一词的由来 |
| 二、语文学科的独特性 |
| 三、语文的重要性 |
| 四、对“语文”理解的现状和问题 |
| 五、语文是人的存在方式 |
| 六、语文教育的行为本质是人的存在性教育 |
| 七、“语文”含义重构的框架设想 |
| 第三节 语文教科书的重构与行为本质 |
| 一、中国语文教科书的变迁 |
| 二、教科书的功能定位 |
| 三、语文教科书的功能 |
| 第四节 语文教科书研究语料概况——以初中段人教版、沪教版、香港启思版和台湾康轩版为例 |
| 一、语文教科书版本的选取 |
| 二、四版本名词概貌 |
| 第三章 语文教科书知识类型分析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语文教科书知识类型框架分析 |
| 一、知识类型框架 |
| 二、语文教科书名词分析框架 |
| 三、语文教科书知识类型分析比较 |
| 第三节 结论 |
| 一、四版本初中语文教科书所含名词数量差距大 |
| 二、四版本初中语文教科书均具有比较完善的观念结构 |
| 三、四版本初中语文教科书总体上均具有比较完整的大的知识类型框架 |
| 四、四版本初中语文教科书具体的观念之间的不均衡和知识类型的缺失 |
| 第四章 语文教科书认知水平分析 |
| 第一节 语文教科书认知水平框架 |
| 一、语文教科书的认知 |
| 二、语文教科书的认知水平 |
| 三、语文教科书认知水平分析框架 |
| 第二节 语文教科书认知水平框架分析比较 |
| 一、语文教科书认知强化功能的弱化 |
| 二、语文教科书深度思维能力的弱化 |
| 三、语文教科书多元思维观能力的弱化 |
| 第三节 结论 |
| 第五章 语文教科书意识形态分析 |
| 第一节 教科书意识形态研究的现状与存在问题 |
| 一、何为教科书意识形态 |
| 二、教科书意识形态研究现状 |
| 三、教科书意识形态研究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语文教科书人物类名词意识形态分析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语文教科书人物类普通名词意识形态分析 |
| 三、语文教科书人物类专有名词意识形态分析 |
| 第三节 结论 |
| 一、性别意识形态 |
| 二、年龄意识形态 |
| 三、身份角色意识形态 |
| 四、人物形象意识形态 |
| 第六章 语文教科书编写规则分析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语文教科书编写建议 |
| 一、语文教科书有关知识类型方面的建议 |
| 二、语文教科书有关认知水平方面的建议 |
| 三、语文教科书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建议 |
| 第三节 语文教科书编写规则 |
| 一、语文教科书编写的构成性规则 |
| 二、语文教科书编写的策略性规则 |
| 第七章 结语 |
| 一、本文的主要内容 |
| 二、本文的创新之处 |
| 三、本文的不足之处及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克雷蒂安总理的心愿（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现代漆画研究[D]. 郭立忠. 南京艺术学院, 2021
- [2]亨利四世与法兰西民族国家的早期形成[D]. 郭冬梅. 山东大学, 2020(09)
- [3]国民身份的建构 ——新加坡博物馆的发展历史1965-2015[D]. 胡超. 中央美术学院, 2020(07)
- [4]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D]. 李强. 上海大学, 2019(02)
- [5]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D]. 郭雷庆. 山东大学, 2017(12)
- [6]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D]. 陈永华（Chan Wing Wah）.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7]戛纳电影节的历史演进研究[D]. 肖熹. 东北师范大学, 2017(08)
- [8]中国礼仪之争和路易十四的法国（1640-1710）：中国天主教史钩沉[D]. 谢子卿.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8)
- [9]功能主义目的论指导下的政论文翻译策略探究 ——以《开放联邦主义》（节选）汉译为例[D]. 马方.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5(08)
- [10]基于观念结构分析的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批评语言学研究[D]. 章家谊. 华东师范大学, 2015(01)